自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推出以来，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就成了整个社会所关注的重点。一方面是传统体制下那种无所不在的政府权力受到市场的冲击而大大削弱，另一方面，由政府所领导的这场改革，却又显示了政府在改革中的绝对权威，特别是上海等城市，更是以“强政府、弱企业”而为人们所关注。
肖林的《政府经济学》一书，正是研究在市场与政府关系中，政府的权力与责任的经济学边界问题。
政府与市场关系，始终是经济学的研究的一大主题。书中回顾了这一过程：在重商主义时期，尽管市场与商业已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但政府对经济生活仍显示出强力干预与全面控制状态，并把积累更多的货币与财富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目标；在工业资本发展阶段，经济向自由放任方向转变，斯密的“无形之手”处于绝对支配地位，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被斥责为“只为造成破坏”；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的大危机，导致了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的兴起，有关有效需求不足、宏观调控与刺激经济成了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良药；20世纪70年代初，出现了既是通货膨胀、又是经济萎缩的以“滞胀”为特点的新的经济危机，标志着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政策的失灵，于是，以弗利德曼等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说重新登台。
可见，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及其争论，不只是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所特有的。在西方的经济理论与实践中，也叫一起存在着干预与反干预的争论。作者认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完全可以从西方经济学的争论中，取得研究这个问题的有益的养料。
作者认为，政府经济学的“核心”，是研究和解决政府权力与责任的经济学边界，回答政府为何干预、如何干预与干预什么三个基本问题。整本书稿正是围绕着这一核心而展开。
作者在政府部门已有15年经历，其间参与了不少政府经济决策方面的工作，再加上之前已有几年企业工作经验，因此，书中有关的研究绝不止于市场与政府关系、政府经济学理论的一般，而是植根于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是从实践中所提炼出来的一些真知灼见。比如：
在对我国宏观调控政策选择的评议中，作者认为，我国宏观经济调控实践中，常常是选择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双紧”或“双松”的政策组合，这容易造成对经济的过大冲击，不利于经济的稳定发展，应该是更多地采取有张有弛、一松一紧的更合理的组合。
书中提出了政府行为的效用双重性的问题。认为“政府投资不仅追求所管辖区的效用的最大化，同时追求政府人员的效用最大化”。这种投资效用与目标的单一性，也是政府投资不同于居民与企业投资效用与目标单一性的不同特点。而正是这一投资效用与目标的多元性，不能不影响到政府的投资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