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源与背景
媒介理论贯穿于科学、技术以及艺术的多维话语之中，这其中也包括城市和建筑。所有的媒介理论发展都是一种跨语境的实践，在这个意义上，它也只能以跨学科的方式发展。因此，所有的“媒介城市理论”都呈现出学术前沿的创新性和跨学科的特点。
如果从媒介的组织框架来理解，每一种媒介都具备一个组织架构，每一种技术媒介都是由一些事物组合、构建并最终建造出来的。这适用于硬件（例如构成媒介的物质技术材料）以及广泛意义上的软件——电影、视频、音频片段以及应用程序等。媒介及其信息因而是一种复杂的安排。这同样适用于城市、街区或单独的建筑物，它们不是不可分割的个体，而是由不同组件构成、经过结构化处理并最终被建造出来的。作为组织架构的城市（建筑）和媒介由此形成了一种相互映照的关系。
媒介一直都是话语体系的切入点、边缘点，它们处在不同话语的相交处，因而媒介研究可以作为中介贯穿起各个学科。基于跨学科的视角，本文将“城市作为一种媒介”的话语体系作为研究的基础，试图提炼出“媒介城市”的学术概念，实现理论类型学上的创新。媒介城市理论基于对城市研究（建筑学、城市规划、社会学等相关学科）和媒介理论（传播学中的重要板块）两个领域的贯通理解，同时试图向工程学、哲学、艺术、美学、设计学等方面开放话语。本文致力于建立跨学科的新思维与横向研究领域的新视野，为打破城市研究和媒介研究两个领域之间的壁垒做出探索性尝试，试图建立学科交叉领域下的创新点与突破点。
二、媒介城市的话语体系建构
在希腊和拉丁传统中，“媒介”一词源于对时空位置的描述，例如，上下之间、日出和日落之间的空间，也指公共聚会场所或公共街道。因此，我们从一开始就可以确定，媒介与空间、城市现象的关系密切。人们习惯于将媒介理解为可能发生某事的无形环境，20世纪60年代，媒介被用于描述“实现跨时空社会交往”，媒介学（mediology）的开创者雷吉斯·德布雷（Reigs Debray）认为媒介是“在特定技术和社会条件下，象征传递和流通手段的集合”。1964年，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acluhan）提出了“媒介即信息”“媒介是人的延伸”。任何技术媒介都可以成为人体延伸的想法并不是全新的，早在1877年，恩斯特·卡普（Ernst Kapp）在他的著作《技术哲学的要素》（Grundlinieneiner Philosophie der Technik）中就提出了这个观点，卡普将这种现象称为“器官投射”。同时媒介可以表达一种“居间”（Metaxú）的状态，这是海德格尔所崇尚的媒介本体论；媒介是人的“存有方式”和“社会秩序的提供者”。以最简单的形式而言，媒介是可用于通信的容器。媒介是技术硬件，信息可以在其中存储、传输和处理，用于组织时间、空间和权力。同时媒介还可以被视为一种环境，一种复杂的生态系统。西格弗里德·齐林斯基（Siegfried Zielinski）将媒介概念化为提供潜在思考空间的尝试，并通过连接本质上分离的事物来行动。在他的《媒介之后：来自逐渐退潮的20世纪的消息》一书中写道：
我所描述的媒介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异质的、跨话语的事件和领域。作为一种五花八门的现象，媒介处理了位于艺术、科学和技术之间的各种各样的具体的伪影、程序和问题。 媒介的概念也随着人类的历史发展，从信息传递的中介到被中介化、社会化，最终发展为整合世间万物的关系载体。媒介不是关乎整个世界，它就是世界本身。我们只能通过它在中间的协调来认识现实。媒介作为一种将诸要素聚集在一起的“生成”，是一种全新的生态。媒介学“不聚焦孤立的个体，而是采用一种跨学科方法”，媒介化也连同全球化、城市化、个体化等被认为是一个现代性的过程。因此本文认为研究媒介，就是研究事物之间的关联，借用爱德华·格利桑（Édouard Glissant）的原创话语，就是研究“关系的诗学”（Poetics of Relation）。
而城市恰恰也是一个各方关系集合的载体，这是城市与媒介共同的基础，也是“城市作为一种媒介”的理论话语得以建构的基础。自古以来，在城市自身的定义中也存在着容纳和交换之意。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认为“城市是文化的容器”，认为城市是各种力量的内向聚合，城市的发展是物质性解体与更新的过程；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认为城市是由街道网络构成的神经网络，城市的发展是一种双向流动的互动过程。然而无论是被理解成“容器”还是“网络”，城市都代表了各方关系的集合，承载了各种生命体。约翰·杜海姆·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认为“媒介即存有”，媒介是我们“存有”的基础设施，是我们行动和“存有”的栖居之地和凭借之物。从这层意义出发，我们可以将栖居的城市本身理解为一种媒介，它起到承载、容纳、培育、生发、传承、延续其自身产生物质的介质性作用。城市这个特殊的环境可以“促使人类文明的成果不断增多和丰富，同样也会促使人类行为模式发生改变，化育出代表人类生命意义的符号和象征，展现人类文明的有序化体制和制度，呈现各民族各时期的时令庆典和仪节活动等历史性事件和场面”。建筑学与城市规划学科的学者一旦开始向传播学靠拢，便会以跨学科的视角强调建筑、街道、城市空间都可以视为媒介。
事实上，对于“城市作为一种媒介”的理论探索首先来自传播学本身。基特勒（Fredirch Kittler）提出“城市即媒介”，认为“城市是由道路、水道和新闻信息渠道共筑的网络。城市是所有这些路径的交汇点，是一种多重网络聚合的介质”。斯科特·麦奎尔（Scott McQuire）认为“当代城市是一个‘媒介—建筑’复合体（Media-Architecture Complex），它源于空间化的媒体平台激增和杂合的空间整体生产”。日本学者佐藤卓己认为媒介“具有沟通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功能”，在这个预设下，城市就是媒介，城市空间被视为一种“由于经验而产生关联的场所”。
弗里德里希·基特勒（1943-2011）
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拱廊街计划》（Das Passagen-Werk）被认为是“对当代文化特别是媒介与城市之间进行交叉批判性反思的不可或缺的基础”。本雅明将“拱廊街”作为过去与未来的空间介质，他采用蒙太奇的手法通过在文本上叠加碎片来呈现城市奇观的原型，从而创造出批判性的城市媒介实践。
在本雅明之后，德国文学研究领域一直倾向于将大城市视为对作家和诗人的挑战，这样的探索开始于欧洲先锋运动（European avant-garde），尤其将巴黎等大都市作为渴望和想象的对象。20世纪20年代，令人印象深刻的电影语言实验开始探索都市生活诗学。沃尔特·鲁特曼（Walter Ruttmann）的《柏林：大城市的交响曲》（1927年）以及吉加·维尔托夫（Dziga Vertov）的《带着电影摄影机的人》（1929年）成为标志性作品。保罗·维利里奥（Paul Virilio）认为城市是媒介事件的发生场所，他将“事件景观”与“恐慌城市”的理论建立在媒介与城市的关系上。达里尔·海腾豪尔（Darryl Hattenhauer）利用符号学的方法解读城市建筑，认为“建筑是充满修辞意味的传播”。作为语言学的一个学科分支，符号学声称要以中介科学的方式系统地分析一切事物，而建筑符号学家试图将城市解读为符号和象征过程的复杂组合。唐纳德·安东尼·普雷齐奥西（Donald Anthony Preziosi）在其《建筑、语言和意义：建筑世界及其符号组织的起源》一书中，将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的言语行为理论重建为“与建筑物交流”的理论。同样，克里斯托夫·鲍伯格（Christoph Baumberger）也曾写道：“建筑物的整体和局部都可以表达、代表、引用、解释、象征、描绘或道出某个事物，它们作为症状、比喻或某件事的暗示。建筑评论家、历史学家和理论家经常将建筑视为符号的集合，此外建筑还通常被视为标志。”“建筑是石头的史书”“建筑是凝固的音乐”，建筑是各种复杂信息的载体，是传播的渠道和媒介。恩伯托·埃科（Umberto Eco）在《功能与符号：建筑的符号学》一文中，认为建筑不仅具有功能性的作用，还有交流的作用，同时建筑代表了与已知代码相关的符号文脉，并明确指出建筑是一种大众传播方式。西格弗里德·吉迪恩（Sigfried Giedion）的著作《空间·时间·建筑：一个新传统的成长》以一种独特的观念（空间、时间）来剖析20世纪前半段的艺术、技术与建筑发展的关联性。此外，在电影研究和电影理论中，电影、建筑和城市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已成为一个特殊的研究领域。由弗朗索瓦·彭斯（Francois Penz）和莫琳·托马斯（Maureen Thomas）编辑的一本有趣的书《电影与建筑》，展示了电影与建筑相互作用关系的许多方面。城市和建筑的主题已经深深刻入媒介研究的话语中。
夏铸九教授也认为“公共建筑的营造正是空间媒体的公共领域建构”。现代的城市完全可以被认为是“媒介之城”，城市与媒体已经发生了越来越深的融合。“实体空间的特殊场景，不仅提供了人们日常生活场景的实体媒介，而且构筑了城市居民的集体记忆和地方感”，上海外滩的都市空间展示了它作为媒介对各种层次的传播的整合，城市的实体空间被认为是考察人类传播现象的重要维度。“作为媒介的城市”是综合了“城市中的传播”与“传播中的城市”两种路径的范式突破。
相比之下，传播学研究者对于空间与媒介关系问题的讨论，经历了从相互建构到融合统一的转变。相互建构的视角认为，媒介可以改造和再生产空间，反之亦然。空间和媒介在这一意义上被视为“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但这种视角没有摆脱二元对立观的束缚。李彬和关琮严在社会关系框架内讨论的空间媒介化与媒介空间化趋势，实现了从割裂到统一的认识转变，即空间具有媒介性质，媒介也具有空间属性，空间媒介化即实在空间逐渐被纳入媒介范畴，履行着传播信息的功能。
从应用地点位置数据的智能手机到那些位于城市中心的LED屏幕，一系列新技术使媒介重新空间化并成为现代城市不可分割的构成部分。尼科斯·帕帕斯特吉亚达斯（Nikos Papastergiadas）也特别强调“环境屏幕”这一媒介技术在大城市创造“跨国公共空间”的效果。克里斯·贝瑞（Chris Berry）认为在后现代全球化的背景下，除去标准化的纪念性、激发公众讨论以及展示艺术的功能外，公共屏幕还体现了日常及地方的特殊性（everyday local specificity），这些特殊性反过来又暗示了关于地方性的公共空间的概念谱系。
“城市作为一种媒介”理论还表现在“可沟通”的内涵上。加里·甘鹏特和苏珊·德鲁克倡导的“可沟通的城市”（Communicative City）的主要特征是：应为居民日常传播和交往活动提供空间；城市基础应鼓励城市传播；城市应该鼓励自由表达和公众参与。利奥·杰弗斯（Leo Jeffers）认为“可沟通的城市”的三个特点是：城市将居民凝聚为有活力的整体；居民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扮演不同社会角色；作为传播系统的城市在稳定和波动的平衡中保持创新和历史观。城市空间本就是我们聚集、交流、沟通的媒介，人们在公园里散步，在咖啡店喝咖啡，在会议室商谈，都是日常生活中交流和沟通的重要形式，而手机、电话、电视、网络成为交流所能用到的现代化媒体工具。此外，一些媒介理论更加倾向于探寻身体和人的感知，将人的本体置于空间之中，探寻空间的意义。从人的身体性出发，媒介即“相遇”，而城市恰恰提供了相遇的空间场景。媒介在与其他媒介的相遇和相互作用下，实现了自己的意义和存在。雷·奥尔登堡（Ray Oldenburg）的“第三空间”理论、雅各布斯（Jane Jacobs）提倡的“街道生活”以及杨·盖尔（Jan Gehl）提出的“交往空间”等都是对于城市空间真实性的探索。城市公共空间作为一种媒介，其真实性内涵应该具备进入性、多样性和可挖掘性等特征。
“城市作为一种媒介”的内涵可以进一步拆解为“作为事件发生场所的城市”“作为信息交换的平台”“图像城市与技术传播”“全球城市形象塑造与传播”“跨文化传播中的城市与建筑”等多个方面。基于“城市作为一种媒介”的话语建构而凝练出的“媒介城市理论”则是一个更加复合、全面的新型跨学科学术研究概念，它是一个双向互动型概念，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以城市为载体的媒介研究”和“以媒介为载体的城市研究”而服务的，即“城市的媒介化”与“媒介的城市化”是一体的，这是理解“媒介城市理论”的核心。同时，可以将“媒介城市”与“生态城市”“绿色城市”等概念进行比较，也可以与强调媒介特征的“数字城市”“智能城市”“5G城市”“信息城市”“网络城市”等概念作横向对比。媒介城市是一个高度复合的概念，它描述的是一种城市的状态，这并不是指城市是各种媒介的集合，而是指城市是媒介化的。此外，本文中用“媒介”而不是“媒体”，是因为“媒体”更加倾向于描述完整的媒介个体，而“媒介”作为一个开放的介质，在与城市相结合的时候，能够囊括更多范畴。
三、媒介城市的理论内核及应用范式
（一）“时间—空间”理论内核
媒介城市的研究以空间为核心，空间本身就是城市的固有属性，这也是媒介城市研究与大众传播研究最显著的不同之处，本文将其称为“空间内核”。正如上文所提到的，城市是一个各方关系集合的载体，而这些关系就是围绕着空间而展开的。这里的空间包括实体和虚拟两个侧面。实体空间包括事物、人工制品、建筑物和城市环境的物质性等具象表征。空间在人类和技术体验的物质性中表达自己。传播的物质性则指向媒介本身，并与基础设施、空间、技术、身体等问题联系在一起。而虚拟空间则更多与数字技术和网络环境相关。
城市空间是伴随城市诞生而出现的人造产物，城市也可以被视为空间组织化的结果。对于空间概念的理解，随着人类历史进程而发生变迁。在现代主义城市发展时期，空间是执行功能主义的机器，城市代表着效率、理性和审慎，打破了古典主义时期坚固的束缚。后现代城市空间的意义变得更为复杂，空间出现了文化和消费商品化等明显转向，同时也更加强调空间的社会性与公共交往。在后现代主义思潮中涌现出了“空间生产”“空间规训”“时空压缩”“时空修复”“空间转向”“空间的隐喻”等概念。后现代主义思潮中的空间转向深刻影响了传播学研究的路径，也将空间的属性与城市传播研究紧密关联。后现代城市空间是一种风格处于波动中的城市状态，也“进一步发展了关于知识、技术、‘去中心化的’个人身份认同、情感、个性化、街区等观念”。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eric Jameson）在文化的意义上重塑了后现代空间观，他认为后现代城市是一种“超空间”，是一种全球性、整体性的全新空间，它超越了个人身体和认知能力，被高度碎片化和多重符码化。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也认为，后现代消费社会是一个依靠具有差异性的符码组织起来的动态且致命的结构。全球化被认为是后现代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扩张的变相说法。全球城市被认为并不是真实的物理城市，而是一种新的空间形式，即虚拟空间。它是麦克卢汉的“地球村”概念在全球范围内的投射。这个虚拟城市的技术基础是互联网。同时，它也是一个先进的移动空间，我们可能同时出现在不同的地方，我们可能会成为无处不在的主题。全球化时代，空间自身呈现出流动性的特质，网络社会信息通过节点得以互通，资本产生了更大范围的流动，符号的生产更加便捷并且易于复制，也导致全球文化传播过程中的空间地方性特质的消解。在《跨国空间》（Transnational Spaces）一书中，全球化时代的跨国主义被视为一个被广泛行为者占据的社会空间，书中还研究了呼叫中心、移民过程和跨国交易等各种现象对大城市的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段义孚提出了“恋地情结”以及人文主义地理学观点，主张从人的经验出发思考空间；米歇尔·德塞都（Michel de Certeau）聚焦于空间的地方传播学研究，并将城市作为一种文本。斯科特·麦奎尔认为，在一个网络化、信息化和碎片化的“世界媒体城市联盟”中，传统的“家”的坐标、范围和意义正在逐渐消失。
城市的发展经历了从现代、后现代到全球化、后全球化时代的转变，空间的意义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城市朝向媒介化方向发展，大数据、信息流、物联网等构成了现代城市空间的典型性参与特征。在新媒体日益增加的当今城市，空间面临着新的调整与危机。实体空间的意义非但没有削弱，相反，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史无前例地交融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更加复杂的城市景观。在移动通信工具出现之后，这种情况又发生了变化。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发明了“移动私有化”一词，描述由移动远程信息处理媒介所产生的新主体性，及其对私人和公共领域的新型个性化的影响。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相互渗透也体现在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的作品中，他同时也强调电视等一系列媒介技术都在深刻地改变着城市公共领域，消解了公共与私人的边界。此外还有全球与本地互动关系中空间的同质化、地方性特质的丧失以及转向“时间—空间”二元关联等新趋势。
在《帝国与传播》（Empire and Communications）一书中，哈罗德·英尼斯（Harold Innis）认为媒介研究具有“时间—空间”二分法。随后他出版了《传播的偏向》（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及《时间观念的变化》（Changing Concepts of Time）两本书，进一步讨论了传播的时间偏向性与传播的空间偏向性的二元观点。英尼斯认为传播是连接时间与空间的桥梁。同时，英尼斯将历史作为科学的实验室，这也与本文基于城市空间的历史演进而进行分析的方法一致。那么借用英尼斯的传播偏向论，即传播媒介都具有时间的偏向和空间的偏向，笔者认为如果将城市作为一种媒介，那么其中的历史建筑、街道、公共雕塑等都是耐久的，它们所承载的信息具有相对永恒的性质（有利于时间上延伸），但是却不易移动以及再生产；而以城市中的电子屏（也包括移动互联网、嵌入式车载电子屏等）为例，它们容易被替换、运输和再生产，在较远的空间距离就能够实现信息传播（有利于空间上的延伸），然而他们传达的信息却是局限于当下甚至转瞬即逝的。因此城市作为一种媒介，是具有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的双重媒介特性的，即具有“时间—空间”内核。德布雷认为每个“媒介域”都会产生一个特有的“时间－空间”组合，也就是一个不同的现实主义。齐林斯基也认为城市是高度发达且“强大的时空机器”：“越来越多的普通城市、大都市以及特大城市，已成为巨大的信息机器。大量的移动技术系统和人工制品的纵向及横向流通，城市居民和游客的流动，原材料、货物和商品的运输，贸易、节日、音乐会、舞蹈或体育赛事的影响——所有这些深刻的交流过程都变得越来越混合。也就是说，他们在数字虚拟和真实物质体验的象征和想象之间摇摆。”时间的问题蕴含在空间纵向的历史发展中以及空间在世界范围内横向的扩张中。城市空间的发展是历时性的，这在上文中已经详细论述过，同时城市空间的发展也是共时的。信息与传播技术直接的、共时的、瞬间引发的、无处不在的影响，导致城市不再是有着自身边界的场所，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和信息传输的革命，使得所有城市被纳入统一的时间网络之中，也让身处世界不同空间中的个体具有了时间的统一性。在这个层面上，时间统筹了空间的差异性。
新的媒介技术使得城市空间在世界范围内横向扩展，现代社会的人们聚集在高密度写字楼群的纵向狭隘空间中，时间和 浪费在通勤路途中；而随着居家办公、远距离工作媒介技术的兴起，人们拥有了更加分散和宽阔的办公和生存空间。媒介技术的出现，调节了城市时间和空间互相转换的平衡问题。而最近元宇宙概念的出现，体现了真实空间被信息通信技术的即时性所取代，这是史无前例的断裂，是21世纪关键的、变革性的时空转换之一。
（二）“媒介—社会”范式创新
由于媒介与城市都是依靠人的能力来设计和创造的产物，因此均可被理解为“人的延伸”。媒介城市理论的内涵关乎人与人的关系，而城市的形成是人类社会性聚居的结果，同时传播学科本身也是“行为社会学”的分支，这三重因素直接导致对于媒介城市的探讨脱离不了对人与社会关系的讨论。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学者，更加关注媒介是如何建构社会和促进社会发展的。约翰·汤普森（John Thompson）认为，媒介是社会性建构的主要代理者，将传播的过程与宏观的社会结构和微观的社会生活勾连。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也认为，媒介将社会关系从现有的语境中剥离，并嵌入新的社会语境之中。这种社会性的链接关系是在城市的“时间—空间”体系中发生的，同时反映了全球与地方之间的相互作用。
在传播学研究既有的理论框架中，“媒介环境”“媒介情境”的理论概念更加适合于搭建“媒介城市”的理论基础，“媒介—环境”有助于我们理解“媒介—社会”的应用范式模型。以麦克卢汉、英尼斯、德布雷为首的传播学者均为“媒介环境学”理论的重要倡导者，具备深厚的历史视野，主张关注泛媒介论、泛环境论而不是聚焦于狭隘的媒体，同时注重长效而深层的社会效应及现实和人文关怀。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于1968年在美国正式提出“媒介生态学”（media ecology）一词，关注传播媒介如何影响人类的感知、理解、感觉和价值，并将媒介作为环境来研究。这类研究在批判理论中有着悠久的传统，特别是在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以及君特·安德斯（Günther Anders）的作品中。《启蒙辩证法》（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和《人类的过时》（The Outdatedness of Human Beings）都是对资本主义文化产业及大众产品的尖锐批评。保罗·莱文森（Paul Levinson）（师从尼尔·波兹曼）认为媒介演化具有“人性化”（anthropotropic）的趋势，体现出人本主义的媒介研究立场，并强调这里的“人性化”绝不等同于媒介智能化和媒介“类人化”，认为人是可以决定媒介技术的使用的。约书亚·梅洛维茨（Joshua Meyrowitz）提出的“媒介情境”理论，认为地点和媒介共同为人们构筑了交往模式和社会信息传播模式，并批评了传统媒介研究过多着眼于技术本身而忽略了社会阐发机制，试图讨论媒介如何重新建构社会互动空间。此外，“媒介空间学”的理论也为理解媒介城市搭建了基础，空间作为人类社会的基本载体，串联起媒介与社会的关系；对于“媒介—社会”范式模型具有助力作用的还包括“生态学”等一系列概念，同时“场景理论”等城市社会学研究理论也更加适用于媒介城市的理论搭建。
然而，媒介城市仍然难免会陷入技术场景营造的陷阱之中，而忽视“以人为核心”的最重要的社会价值的存在。德布雷认为，一种新的媒介技术会造成人类社会生态的彻底改变并创造出新的环境系统。城市研究和媒介研究的历史上都出现了对于未来技术城市的设想，并隐含着对于居住其中的“人的状况”的担忧。20世纪60年代，彼得·库克（Peter Cook）所主张的“瞬间的城市”（instant cities）是移动的、光敏性的技术城市，是无形的城市，地理政治学的城市结构被轨道、加速度和描绘性的手势所取代。1964年，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出版著作《单向度的人》，批评发达工业社会为民众提供虚假需求，借由大众传媒、广告、工业管理和各种思维模式，将个人整合进由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所主导的当今社会中。1982年雷德利·斯科特（Ridley Scott）拍摄了科幻电影《银翼杀手》（Blade Runner），被认为是赛博朋克电影美学的开山鼻祖，电影中描绘了部分的未来城市场景，而电影的主旨是人与机器（仿真人）之间的道德和伦理关系。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光线、新媒体、建筑与公共空间之间的相互作用已成为越来越受关注的主题。媒介技术已经介入城市与建筑的传统本体中，从而衍生出“光线建筑”“媒体建筑”等全新概念，不仅创造了一种新型的城市景观，更创造出公共空间演绎的新模式。20世纪90年代，大屏幕甚至作为复兴城市公共空间的一种手段，吸引人们重返衰落的内城，在社会层面产生巨大的助推作用。2010年，保罗·维利里奥在其著作《瞬间的未来主义》中认为，通信技术的即时性超越了城市的真实空间，使得地理政治学的城市正让位于“来世城市”，这样的城市带有乌托邦的科幻色彩，是轻盈的、运动的并带有加速度的，是具有三种时态（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光的城市和建筑”。
爱德华·苏贾（Edward Soja）认为数字化、网络化对人类社会的一个重要影响是改变了虚拟和现实、想象与真实之间的关系，人们日益生活在超现实的媒体之城中。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出现了双向的消解，时间与空间共同消失。技术的发展影响到人们对于城市的感知和适应程度。超现实、虚拟化的城市景观可以掩盖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社会贫困、性别差异等问题。然而正如卡罗琳·马文（Carolyn Marvin）所说，（媒介）技术的“新与旧”只是相对的，媒介城市的理论也绝不应落入技术决定论的漩涡之中。在某些程度上，技术远不是所标榜的那种伟大的民主化媒介，而是造成社会不平等的关键因素。文森特·莫斯可（Vincent Mosco）认为将智能技术应用于城市地区会加深监控、削弱民主，并可能加速灾难性气候变化的到来。雷蒙德·威廉斯也谈到“技术是如何被其发展的社会、法律、经济和政治环境所塑造的”，他强烈反对任何形式的方法决定论，认为每一种技术都是文化的，反之亦然，每一种社会形式都具有技术含义。技术的好坏取决于社会集团对其利用的好坏。正如上文中提到的，媒介与城市均是“人的延伸”，作为媒介的城市（建筑）如同所有的媒介物一样，会对人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和影响，正如丘吉尔的那句名言：“我们建造了房屋，房屋也塑造了我们。”
基于“媒介—社会”的视角，在媒介城市的语境中，社会组织模式会发生相应的改变，个人参与社会的方式以及一些相关的社会制度都将发生改变。媒介不仅是一种技术和载体，同时也影响着权力结构、生存方式、社会形态、知识生产与意识形态。媒介城市研究的本质是关注（媒介）城市背后人的状态，探讨人在媒介城市的环境中“存在”的状况，以及由人引发的各种行为以及扩展的状态。通过城市和建筑，社会中的一些人可以向另一些人传播生活方式、审美方式以及各种文化特征，甚至还可以传播包含具体事件的信息，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能起到统一社会思想、建立社会关系的作用。
四、结语
媒介城市研究是以城市的空间为基础的，无论是在空间中产生的问题还是由空间而产生的问题，都是其研究的范畴，这是媒介城市研究区别于传统大众传播中的媒介研究的本质特点。在媒介城市研究中，空间又呈现出实体和虚拟两层特质，实体与虚拟空间相互交织、相互补充。随着历史的演进以及媒介技术的进步，全球城市空间打破了实体的外壳并越来越多地呈现出虚拟化的流动特征。这也使得媒介城市的空间内涵变得极为丰富，为相关研究者提供了更广泛的视野。此外，媒介所支持的传播特性又使得城市在时间的维度上有了偏移，时间与（虚实）空间的相互渗透构成了媒介城市理论最突出的内核特征。本文认为媒介与城市都是人造产物，因此均是“人的延伸”，媒介城市应该关注生活在其中的人的状态以及他们使用城市的多种方式。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媒介就是城市，城市也是媒介。媒介城市话语体系的内涵是极其丰富的，作为一个开放度、包容度极高的系统，其发展范式将会在不断的学术发展中继续丰满。
原刊《上海文化》2023年第10期，注释从略
【作者简介】
李麟学
同济大学长聘教授，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艺术与传媒学院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城市建筑跨媒介传播、热力学生态建筑、公共建筑集群、当代建筑实践前沿等。
丁凡
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学术发展部副主任，助理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城市建筑跨媒介传播、城市更新、城市文化。
西格弗里德·齐林斯基（Siegfried Zielinski）
瑞士欧洲研究院米歇尔·福柯讲席教授（媒体考古学和技术文化专题），德国柏林艺术大学荣休教授（媒体考古与变体学研究），布达佩斯艺术大学荣誉教授，德国卡尔斯鲁厄艺术与媒体博物馆（ZKM）兼职策展人。
【新刊目录】
《上海文化》（文化研究版）
2023年第10期
新时代新视野
王 元 上海红色文化 与城市精神的互动
访 谈
王兆胜 “心散”：散文写作的理论与实践——王兆胜答《上海文化》问
理 论
陈俊早 华山论剑又十年：实践美学理论推进的多种模式
文 学
易文杰 双雪涛的东北书写与“新东北”的中国现代性——兼论近期青年写作的城市空间诗学
艾佳仪 黄 平 城市空间的秘密花园——解读《浪的景观》的共同体叙事
宋炘悦 “都市经验”的翻新：声景·自然物·漫游实践——评王占黑《小花旦》
文 化
李麟学 丁 凡 西格弗里德·齐林斯基 理论拓展与范式创新：学科交叉背景下媒介城市话语体系的建构
陈昉昊 地理与空间批评：近年欧美城市文学与文化研究新动向二题
文 艺
张 栋 科学、玄学或走向融合：科幻电影中的“科玄论战”
杜 梁 国产科幻片：“当下”的萎缩与近未来的发生
鲜于文灿 杨颖子 从“自身”到“共生”：东亚儒学视域下中韩科幻电影身体观
新 论
傅 越 2.5次元的生存与死亡——探索“游戏现实主义”的临界性
笔 记
李天纲 南京路时代：“海派文化”渊源（二题）
马 琳 社区微更新视角的艺术社区与社区治理——以“陆家嘴艺术社区”实践为例
编后记
英文目录
封二 曹琼德《黄色》
封三 好书经眼录
《上海文化》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扩展版）来源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引文数据库来源刊
社长：徐锦江常务
副社长：孙甘露
主编：吴亮
执行主编：王光东
副主编：杨斌华、张定浩
编辑部主任：朱生坚
编辑：木叶、黄德海、 贾艳艳、王韧、金方廷 、沈洁 、孙页
《上海文化》（文学批评版）
主办单位：上海市作家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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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编：200040
电话：021-54039116
电子邮箱：xinpiping@163.com
邮发代号：4-785
出版日期：单月20日
《上海文化》（文化研究版）
主办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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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编：200235
电话：021-54908148
电子邮箱：shwh@sass.org.cn
邮发代号：4-888
出版日期：双月20日
主编：朱生坚
编辑：曹晓华
运维：任洁
制作：小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