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对“新东北作家群”的讨论方兴未艾、众声喧哗。其中双雪涛的写作尤其令人瞩目。他的多个短篇小说书写20世纪90年代东北下岗大潮中小人物的创伤与尊严,引人入胜:《平原上的摩西》以悬疑叙事书写凡人心事,在历史废墟中寻找闪光碎片,以神性向度指向美学救赎的可能;《大师》令人想起阿城的《棋王》,比起王一生,双雪涛笔下的父亲更凸显凡人的有情……
双雪涛对东北历史的重新打捞,表达“生活带给心灵的震动”,富有现实主义的意义。然而,双雪涛的写作,似乎出现了耗尽自身东北经验的危机。虽然笔者并不太称许双雪涛《猎人》中“走出东北”的实验,但双雪涛的东北书写,笔者以为完全可以进一步推进。近年来,“青年写作”的地方性书写也成为学界讨论的对象。不仅仅是以双雪涛为代表的东北作家的书写,王占黑、张怡微的上海书写也引起学界关注。而他们的地方书写,也不局限于地方,而是与更为辽阔的空间血肉相连,也有着“中国故事”的意味,又是内在于90年代以降的全球化进程中的。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进一步讨论。
双雪涛
一、从“摩登叙事”突围:以地方为方法呈现艳粉街的空间诗学
在“80后”的写作谱系中,以双雪涛为代表的“新东北作家群”的城市写作如何超越均质化、平面化的都市想象?这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
在文学史的视野下,80后的青春写作的都市想象,是一种90年代以降全球化的浪潮中盛行的“摩登叙事”。在商业文化大潮的影响下,这种叙事表面上是怀旧20世纪30年代的“民国上海”,实际上是建构全球化时代新的都市神话。它跟上了时代的脉搏,但也随之暴露出了自己的限度,更遮蔽了城市的草根面向与左翼面向。比如说,20世纪30年代不仅有摩登上海,更有左翼上海,那是鲁迅杂文的上海,是孙甘露《千里江山图》所书写的上海。而“工人新村”的素朴向度,更在“摩登”叙事中付之阙如。 郭敬明是这种“摩登叙事”的典型。比如在《小时代》系列中,处处可见华丽绮靡的笔调书写对都市神话的想象与赞美。在许多“青春写作”的单向度想象中,都市神话的建构所在多有,形成了一种“景观社会”的图景。杰姆逊指出,后工业社会的主要症候在于“空间”对“时间”的统治,“空间不过是表面的无限延展。作为时间现象的差异让位给同一性和标准化。”这一症候不仅体现在社会空间中,文学空间的“时间性”,也被青春写作取消了。在90年代以降全球化的浪潮中,青春作家笔下的都市呈现了同质化的倾向。作家们的写作只剩下一个无限膨胀的,充满刺激感的“当下”与“瞬间”。都市的历史感被付之阙如了。然而,“当下”只是现代性的一面,正如波德莱尔所言,“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青春作家写出了过渡与短暂,另一种永恒的历史向度却失落了。
谢有顺对这种青春写作也有着犀利的批评,他指出:“以前些年的青春写作为例。当时出现的很多代表性作品,往往都有时尚的元素、都市的背景,主人公普遍过着一种看起来很奢华的生活。……我把这种写作状况概括为‘生活殖民’,一种表面上繁华、时尚的生活殖民了另外一种无声、卑微的生活。”
是的,“青春写作”往往只写出了城市与现代性的一面,而城市与现代性的另一面往往被放逐了。这种青春写作,缺乏艾略特所说的真正的“历史意识”。真正的成熟的写作与心智,就不能仅仅着眼于“当下”,而必须发现“当代”中的历史;在接受世界的潮流之中,也需要把握地方的血脉。双雪涛的写作就是这样具有历史意识与地方血脉的写作,与青春写作潮流有明显不同。在他笔下,“空间”是具有时间性与历史感的。
《平原上的摩西》 / 双雪涛 / 百花文艺出版社 / 2016
双雪涛用精准的细节描写,落实了东北都市空间的历史感与氛围感。以《平原上的摩西》为例,即将被替换为太阳鸟雕像的毛主席像,李守廉家里的老挂钟、夜里点亮的烟火……这些细节都营造出后工业时代的东北老工业区的氛围感。除了细节书写之外,“雪”的意象也指认与铭刻了不少东北往事。张学昕曾把班宇小说中的美学称之为“荒寒”美学。其实这种寒意,我们在双雪涛的小说中也能感同身受,《无赖》这个短篇小说的结尾就让我们印象深刻:
就在这时,好像有谁拉动了总开关,我听见工厂里所有的机器突然一起轰鸣起来,铁碰着铁,钢碰着钢,好像巨人被什么事情所激动,疯狂地跳起了舞。……我看见他们也站起来,在大雪里跳着舞,身上的轴承、螺丝、折叶,向四处飞溅,落在黑暗里不知所终。
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感的意味深长的细节。双雪涛小说的故事大多设置在冬天,“雪”是他笔下常见的意象。寒冷的雪景渲染了他小说中肃杀的氛围。而大雪中的狂欢,更令他的小说增添了一种独特的魅力。那些工厂的螺丝,从现实的重负中挣脱开来,与飞扬的大雪一起升腾,从而具有救赎创伤历史的意味。在他笔下,沈阳这座城市是具有浓郁的历史感的,并非均质化的都市景观。
历史感也渗透到了他笔下的沈阳标志——艳粉街。尽管双雪涛本人并不主张太过强调他文本中的地域性,但显然他的写作是以“地方”为方法的。譬如双雪涛笔下的艳粉街。艳粉街在双雪涛的很多篇小说中都有出现,如《平原上的摩西》《光明堂》《聋哑时代》等。在其他小说中,虽然没有直接出现“艳粉街”一词,但是其基本背景也萦绕着艳粉街的气氛。可以说,艳粉街是双雪涛笔下的地标:
那时候艳粉街是城市和乡村之间,准确地说,不是一条街,而是一片被遗弃的旧城,属于通常所说的‘三不管’地带,进城的农民把这里作为起点,落魄的市民把这里当作退路……好像沼泽地一样藏污纳垢,而又吐纳不息。
艳粉街
“那时候”表明了双雪涛的时间感。可以说,双雪涛小说中的“艳粉街”,是一种独特的都市新形态。它是90年代全球化进程与国企改制、下岗大潮的产物,承载了许多创伤与记忆。它既是“乡下人”进城的起点,又是被边缘化的下岗居民的难得的家园。双雪涛并不是忽略流光溢彩的摩登,但他更意识到这背后的生存差距与空间政治问题。以他的长篇小说《聋哑时代》为例,住在别墅区的安娜与卖茶叶蛋为生的下岗工人家庭所住的矮房互相映衬,《无赖》《光明堂》中工厂与家宅密不可分。“好像沼泽地一样藏污纳垢,而又吐纳不息”更是精准地刻画出了“艳粉街”这一都市边缘地带的特质:在明暗之间,隐然闪烁星火。这虽然只是城市的边缘区域,但所囊括者大。当“青春写作”只瞩目于咖啡馆里的卡布奇诺、高楼大厦里的玻璃窗、巨型都市的地标尖端,双雪涛把他的心事指向了被遗忘的“邮票大小”的街道之中,指向了那些生活在城市边缘地带中被遗忘的人群的痛苦与希望。从艳粉街出发,双雪涛的东北都市空间书写是具有“实感”的。
《聋哑时代》 / 双雪涛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 2016
质言之,双雪涛的城市空间写作以地方为方法,突破了80后“青春写作”常见的都市想象。当“青春写作”瞩目于海上繁华,倾心于全球化时代中同质化的都市景观,把握刺激的瞬间与当下时,那些带着灰尘的历史何人接续?那些带着雪意的经验如何打开?以《平原上的摩西》这个短篇小说集为标志,双雪涛以富有历史意识与地方性的都市书写,呈现艳粉街的空间诗学,让我们看到:在城市的边缘地带上,在昏暗逼仄的幽微小路间,有一座城市真正的腠理与骨髓。
二、“铁锈”与畸零人的尊严感:作为中国故事的东北故事
以地方为方法是双雪涛城市书写中一个显著的特点。然而,如何让“地方”不囿于“地方”,也是一个问题。真正广阔的写作,如沈从文的湘西、莫言的高密在具有浓郁地方感的同时,也是乡土中国的多向度隐喻。而东北的历史与现实,无疑蕴含与中国故事对话的遗产。黄平在双雪涛的写作中也发现了从“地方”到“国家”的显著特征。也就是说,双雪涛的东北写作不仅局限于“地方”,也与更广阔的空间进行辩证。
首先具有象征性意味的是双雪涛笔下的“铁”及其“铁锈”。这让双雪涛的写作从东北出发,但更具有与“工业中国”对话的潜能。工业书写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有其谱系。20世纪50至70年代的工业文学伴随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建构展开。在“新时期文学”起源之际,“乔厂长”的改革故事堪称传奇。而90年代以降,“底层文学”与“打工文学”的兴起与发展,与全球化时代中中国社会的转型息息相关,更把文学想象的对象由“厂长”转向“工人”。在南方,郑小琼等人的工厂书写,令人品尝到的是“铁”的苦味与锈味。比如说这样的诗句:
啊,哑语的铁,挂满了异乡人的失望与忧伤
这些在时间中生锈的铁,在现实中颤栗的铁
小小的铁,柔软的铁,风声吹着
雨水打着,铁露出一块生锈的胆怯与羞怯
郑小琼笔下对“铁”的分析,呈现的是工厂生活中的忧伤与胆怯,怕与爱,是底层的丰富灵魂。而郑小琼等打工诗人在南方所体验到的铁的苦味与锈味,在东北作家双雪涛的笔下同样浓重地散发开来。他把笔触放置到东北老工业区的实景中,让我们嗅到了铁的味道。那是《走出格勒》中那一扇斑驳的铁门与生锈的世界,承载着关于老东北历史的记忆;
所有东西都生锈了,车胎也早就干瘪,铲车的翻斗里,盛满了雨水。这里不是列宁格勒,这是一个遗失的世界。
在双雪涛的其他小说中,“铁锈”也是一个重要的意象,它象征着老东北工业区的历史。比如说《无眠》中那个基本上锈掉的长途汽车。《跷跷板》中生锈的生产线与跷跷板;《光明堂》与《刺杀小说家》中生锈的锁。当南方的“铁”在流水线上意味着劳作及其痛楚,那么东北的“铁锈”就意味着东北往事乃至整个北方的工业建设往事。正如双雪涛在短篇小说《北方化为乌有》中的慨叹:
工厂完了,不但是工人完了……最主要的是,北方没有了,你明白吧,北方瓦解了。
在这里,东北不仅仅意味着东北,还象征整个北方进行工业建设的历史经验。这让我们想起有论者所提出的“全国地方性”的观点,“中国的‘地方性’也毋宁是一种‘全国地方性’——其中有‘全国性’,也有‘地方性’,而这两者之中也都相互掺杂了对方的因子,已经构成一个不可离析的整体。”也就是说,中国的“地方性”从来就是与整个中国的总体性密不可分的。东北地域的历史也是与中国的重工业建设的现代性进程密不可分的。
沈阳冶炼厂
在这个意义上,双雪涛的城市文学继承的是底层文学、打工文学的书写脉络,更有所新变。他关注的是90年代,更是具有总体性意义的历史脉络。他书写“漫长的90年代”,更寄托着“17年”东北重工业建设时期的往事与心事。而重新追寻记忆的背后,或许蕴藏重新激活历史遗产的潜能。《走出格勒》中“这是一个遗失的世界”一语,正道出了失落历史记忆的伤痛,背后是有待继承的历史遗产,诚如王德威所言,在“鞍钢”叙事的语境里,双雪涛的铁西故事才显现它的深度。但是,王德威也以为东北“鞍钢”叙事未免有其乌托邦的虚妄之处。其失败毕竟有内在原因。然而,笔者以为尽管“鞍钢”叙事的失败有其客观原因,但双雪涛的深意或许更把它作为一种值得认真对待的“社会主义遗产”,比如其中“以平等、劳动、集体为核心的‘新文化’”。双雪涛的写作不仅是感慨“北方化为乌有”,更为尊严政治与无名者招魂。双雪涛的写作不仅仅是重新书写铁锈,他还想把这块东北的铁擦拭得锃亮,赋予其尊严与地位。
在这个意义上,他所继承的不仅是许多论者所言的,以萧红、萧军、端木蕻良为代表的现代东北文学遗产,还是当代东北叙事中的社会主义文学/文化遗产,比如中国工业文学中的“草明经验”。东北作家草明的长篇小说《乘风破浪》(1959年),虽由于时势原因带来种种艺术上的不足,但炼钢工人的形象塑造,毕竟有其新颖之处。而笔者阅读草明的作品,印象最为深刻的,还是其中劳动者的尊严感:在技术革新的过程中,工人通过劳动获得了主体性,也获得了劳动所带来的尊严感,如蔡翔所言,“劳动者不仅获取了政治和经济的合法地位,更重要的,是可能获得一种‘尊严’”。当然,蔡翔的观点也有其偏至之处,如黄子平对他的“劳动—尊严”论也有所商榷,指出其洞见与不见。但近年研究者的重审也启示我们,“劳动中心主义”需要反思,但对肢体化劳动的重视具有的积极意义同样值得清理。
在新的历史情势下,双雪涛的工人形象塑造,同样非常凸显“尊严”这个关键词,如他自言,“我觉得这些人身上有一种尊严,这种东西是独特的”。当时代的变迁令下岗工人内心伤痛,但历史经验所带来的尊严与清白依旧长存。双雪涛的小说看似写的似乎都是“废人”,抑或说畸零人。比如《我的朋友安德烈》中不合时宜的疯人,《长眠》中的流浪的诗人,《大师》中下岗失业后在家酗酒的父亲,《平原上的摩西》中犯下杀人罪的父亲,《无赖》中的无赖斗殴自残……但正如《庄子·大宗师》所言,畸零人反倒葆有婴儿一般的素朴之心,所谓“畸于人而侔于天”。按照庄子的解释,不同于常人的畸零人在人世间是孤独的,却和天道若合符节。双雪涛笔下的畸零人亦然。下岗大潮中的畸零人拒绝消费时代的商业逻辑,葆有社会主义遗产中的尊严与清白,反倒自成一格:《大师》中的父亲虽终日酗酒,但棋艺超群,也心存慈悲;《无赖》中的无赖看似浪荡子一个,但关键时刻却能见义勇为,闪出石火电光;《长眠》中的流浪诗人以遗作启示后人,“并非异己/只是逆流”的叛逆意指“成为烛芯/成为地基”的救赎哲学。东北历史经验所带来的尊严感依旧在他们身上不绝如缕。
王德威关于“文学东北与中国现代性”的命题更饶有意味。他以为东北文学所系者大,与中国现代性的命题联系颇深。在这个意义上,双雪涛想讲述的“东北故事”,背后更是“中国故事”,是关于中国现代性进程中重要的东北经验:擦拭铁锈,是为了重申平等、集体、尊严这些重要的价值。申说下岗故事的创伤,也是告诉我们重工业建设的历史经验不能被遗忘。在这里,双雪涛回应的是中国之为“中国”的总体性、“中国故事”的总体性,一种中国自1840年以来现代性进程中的总体性。
三、双雪涛小说与近期青年写作的城市空间诗学
如果要探讨东北文学与中国现代性之复杂关联,我们需要把双雪涛的写作与更多青年写作者的写作互相参照,互相发明,从而进一步揭示这种写作背后的思想内涵。
实际上,双雪涛的写作,也与班宇、郑执、张怡微、王占黑等人的空间诗学相呼应,共同构建了青年写作者心中的现代性叙事。双雪涛的“艳粉街”往事,其实也令人想起班宇的“工人村”叙事与郑执的“穷鬼乐园”叙事。如果说他们都属于“新东北作家群”,那么张怡微的“工人新村”叙事,王占黑的“老社区”与“定海桥”叙事也与他们有所相似之处,那么这背后的空间诗学就大可深究了:这些新锐作家笔下的都市空间新形态,本身都是对中国现代性的一种新颖表达:并不等同于西方现代性所想象的、构建的那种“摩登都市”的想象,而是另起炉灶,倾心于城市中的大多数人,挖掘“边缘地带”的尘垢,再从尘垢中挖掘出微光与神性。
需要指出的是,空间转向的书写形态有其历史脉络。20世纪中后期的西方文论就主张“空间转向”,列斐伏尔指出:空间中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再生产。而文学中空间的再现也表现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在世纪之交,王安忆作品的空间转向其实就有这种意味。王晓明曾将王安忆的写作转折,概括为从“从淮海路到梅家桥”,意为从书写海上繁华梦到书写平凡劳动人生的叙事转折与文学自觉,背后其实颇富文学与历史、社会互动的意义。但那只是王安忆的个人突围,并未形成一种时代写作的气候。而且王安忆的写作也颇为多变,《富萍》等作品的转变并未一直延续。而双雪涛等青年写作者从都市中心到都市边缘地带的叙事转折,因其代表性与典型性,成为了一种文学事件。比如说王占黑的上海老社区街道,其实就令人想到双雪涛的艳粉街;张怡微的“工人新村”也让人想到班宇的“工人村”。这些空间都笼罩着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昔日荣光,有着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家族相似”的特性。
“城”与“人”从来息息相关。他们的写作,关注的都是都市边缘地带中小人物的悲欢,并以空间呈现现代性的可能。譬如王占黑与张怡微的写作,都自觉拒绝摩登上海的灯红酒绿,而更瞩目于边缘地带中的平民悲欢。譬如王占黑的写作一开始瞩目于上海老社区的空间诗学,而《小花旦的故事》更从老社区中走出,前往都市各个地区,在空间流动的诗学中试图赋予“空间”以“时间”乃至历史感,认为“空间也可以变成时间的一种影子,打通人与人、人与地方的关联”。张怡微的“工人新村”写作,则同样描绘大城市中的工人聚居地。比如说《细民盛宴》通过女儿的眼光来描绘工人新村的下岗家庭中的情感浮沉,笔触含蓄细腻,娓娓道来,给人以哀而不伤之感。日常生活中的烟火气息飘荡在她们的文本中,譬如王占黑《阿祥早点铺》中那只氤氲烟火的茶叶蛋与大饼油条鲜豆浆,《去大润发》结尾中的那一袋吐司与飞行棋,张怡微针脚细密的宴饮书写……无不令人感叹海派文学又见传人。较之王占黑、张怡微的日常生活写作,“新东北作家群”的悬疑叙事更给人打破日常的“震惊”(本雅明语)感。在空间诗学上,新东北作家群更注重心理空间的宏大超越感。譬如班宇的《空中道路》《盘锦豹子》与双雪涛的《飞行家》都以飞翔于高空的意象来救赎创伤,班宇的《逍遥游》与双雪涛的《光明堂》的结尾都将意识流动与河湖水紧密相连,沉入水中似乎意味着与现实的和解。而《平原上的摩西》更通过对《圣经》意象的化用,在平原与湖水上寄托神性。回归自然空间成了一种不约而同的救赎姿态。
但这并无美学上的优劣之分。南北之学有所差异,自古亦然。而且他们的写作都有其共性,那就是对底层群体的关注与表达,对社会主义建设遗产的打捞,而这正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从叙事视角来看,双雪涛等青年作家普遍采用“子一代”的视角,重新叙述我们的长辈与历史,体现深切的人文关怀与社会承担。这种历史意识,也让青年作家们的空间诗学更加开阔。“新东北作家群”常用“子一代”的叙述视角对父辈进行书写,王占黑、张怡微的写作也是如此。张怡微的《细民盛宴》,是以女儿袁佳乔的第一人称视角,书写家庭生活的佳作。而王占黑的小说写作也十分关注老人的生存状况,关注他们暮年时期如黄昏般的病痛、衰老,以及如夕阳般的孩子气与梦想。当下青年写作者的“子一代”视角叙事与城市空间诗学,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其中,双雪涛的特殊之处,上文虽有所论述,但更有待来者争鸣。
当然,我们可以对青年写作有更多的期许。那就是一种更为整全的历史视野与一种更为开阔的城市诗学。比如说,在全球化时代呈现更为丰富的跨文化互动与跨域流动经验,令城市空间的诗学更具有开放的“世界性”与“当代性”。石一枫的《漂洋过海来送你》,是可资参考的对象。与此同时,作家也需要以更为丰厚的精神 ,特别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以回应我们当下的时代命题与精神难题。笔者期待我们的青年作家,以更为开阔的长时段视野与总体性诗学,进一步讲好“世界中”的“中国故事”。
刊于《上海文化》(文化研究版)2023年10月号注释见原文
【作者简介】
易文杰,男,1997年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新刊目录】
《上海文化》(文化研究版)
2023年第10期
新时代新视野
王 元 上海红色文化 与城市精神的互动
访 谈
王兆胜 “心散”:散文写作的理论与实践——王兆胜答《上海文化》问
理 论
陈俊早 华山论剑又十年:实践美学理论推进的多种模式
文 学
易文杰 双雪涛的东北书写与“新东北”的中国现代性——兼论近期青年写作的城市空间诗学、
艾佳仪 黄 平 城市空间的秘密花园——解读《浪的景观》的共同体叙事
宋炘悦 “都市经验”的翻新:声景·自然物·漫游实践——评王占黑《小花旦》
文 化
李麟学 丁 凡 西格弗里德·齐林斯基 理论拓展与范式创新:学科交叉背景下媒介城市话语体系的建构
陈昉昊 地理与空间批评:近年欧美城市文学与文化研究新动向二题
文 艺
张 栋 科学、玄学或走向融合:科幻电影中的“科玄论战”
杜 梁 国产科幻片:“当下”的萎缩与近未来的发生
鲜于文灿 杨颖子 从“自身”到“共生”:东亚儒学视域下中韩科幻电影身体观
新 论
傅 越 2.5次元的生存与死亡——探索“游戏现实主义”的临界性
笔 记
李天纲 南京路时代:“海派文化”渊源(二题)
马 琳 社区微更新视角的艺术社区与社区治理——以“陆家嘴艺术社区”实践为例
编后记
英文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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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三 好书经眼录
《上海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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