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小洋 主编 《中国美术考古文献辑要》（科学出版社，2023）
朱亮亮：汪教授，近期您主编的《中国美术考古文献辑要》（12卷本，约500万字）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引起了美术、考古以及宗教等各个学科的学者的关注和热议。这套丛书是目前为止有关中国美术考古专题文献材料和研究成果最全面、最系统的学术汇集。请问您编撰此书的学科意义和学术价值主要有哪些？
汪小洋：《中国美术考古文献辑要》（以下简称《辑要》）的规模很大，有12卷，历时十多年。编撰完成后如释负重，同时又有一种回到动笔之初时的状态：感谢时代，考古工作者提供了那么多的发掘成果，这方面的成果汇编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我编写《辑要》是艰难的，同时又是幸运的。
美术考古是一门新兴学科，这是一个研究对象非常明确的学科，就是研究通过考古手段获得的美术作品及相关材料。就我个人的认识而言，考古报告应当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甚至是首要位置。考古报告是第一手材料，是研究的起点，这也是与其他学科有所不同的一个指标。
那么，考古报告如何梳理？中国当代考古已有百年历史，考古发掘的材料成千上万，并且每年还以成百上千的速度在增加。这样的梳理，不仅是要梳理以往已经发掘的巨量材料，还要面对未来可以预见的巨量材料，我在这个领域刚刚入门时总有一种手足无措的感觉，常常是“按下葫芦浮起瓢”，无法兼顾全面。
同时，我还遇到这样的问题：许多中小型遗存的发掘信息不全，甚至缺失。与大型遗存的完整性不同，许多中小型遗存或因为规模小，或因为保护不好，其本身就有信息不全的先天问题。不过，作为已经发掘的遗存，一定有着我们应当去认识的价值。即使是有一些遗存的信息不完整，现在的条件也无法去确定价值，但是今后科研条件提高后则可能有认识的路径。那么，能不能构建一个材料梳理结构，保留这些遗存的信息，为以后有条件的发掘而保留线索？
这些想法使我产生了编撰一部工具书的想法，设想一个合理、科学，而又具有操作性的材料结构，然后去尽可能全面地收集材料、保留信息和提供线索。这样的想法，是我编撰《辑要》的逻辑起点。从这个起点出发，“全面”成为一种针对性要求。这样的要求，应当是《辑要》可能产生的学科意义。
为此，我们尝试建立一个有着全覆盖属性的材料体系：其一，考古材料全覆盖。中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各类发掘成果难以穷尽，但是我们以公开发表的考古报告为对象，这样就可以划定全覆盖的材料边界，而且这个边界非常明确。其二，考古信息全覆盖。大中型遗存中的信息量大，考古报告一向受到重视；小型遗存中的信息量小，考古报告容易被忽视。我们以编年史体例对这些考古报告进行全面梳理，突出重大事件信息，同时也对小事件的基本信息予以保留和呈现，预留拓展空间。其三，考古断代史全覆盖。当代发掘成果惊喜不断，其中的规律如何寻找？我们将围绕当代考古报告的相关信息尽可能完整收录，在时间层面上建立逻辑关系，避免碎片化。
这样的材料体系下，应当有一些初步收获：其一，提出以考古报告为收集指标的设想，从而获得材料边界和操作路径。其二，以考古报告为指标去全面收集材料，从而获得可以认识整体面貌的基本材料。其三，梳理各类考古报告的分布和关注度，从而获得一些体系性的理论认识。
当然，我们做的只是一个初步工作，远远谈不上“最全面”“最系统”。《辑要》写作逾时十年以上，十年冷板凳后获得一些成果，有喜悦，更多是期盼，求教方家。
朱亮亮：我们知道，您研究的方向和兴趣是从古代文学中的汉赋到宗教文化再到美术考古的，请问您的研究方向的转换是经历了怎样的过程，驱使您完成这样转换的动因何在？
汪小洋：我大学本科是在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书，当时中文系以古代文学、古代汉语立足学术界，唐圭璋、孙望和徐复先生都是名满天下的学者。我本科学位论文题目是现代文学的茅盾研究，有幸在《南师大学报》发表。工作后领导安排教古代文学，有些突然，但南师大的影响还在，很快转变。后来，我去武汉大学读古代文学助教班，师从吴志达先生，他是程千帆先生的第一个硕士研究生。吴先生治学领域是明清文学，但他非常宽容，同意我选择汉赋为研究方向。选择汉赋是因为我意外在武大图书馆旧书摊买到顾颉刚先生的《秦汉的方士与儒生》，群众出版社1955年出版，小32开，150页，我一口气读了好几遍。当时楚文化研究正盛，武大又是处于楚地中心，我很快写出《秦汉方士与秦汉文学》论文，《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这样，我就进入汉赋研究领域，后来出版《汉赋史论》，徐复先生为我做序，他是章太炎和黄季刚两位先生的学生，曾任中国训诂协会会长，这对我是极大的鼓舞。
我读博士时，很自然选择了汉画像石为研究方向，也得到导师阮荣春老师的认可。我当时认为汉赋是汉代最好文学样式，汉画像石是汉代最好的美术样式，两者有许多相似的创作环境和审美追求。受汉代方士研究的影响，我关注汉画像石的宗教信仰。汉画像石是描写墓主人对死后世界的想象，这是一个描述彼岸的艺术形式。那么，彼岸思想是什么？很遗憾，那个时候不容易找到答案。当时成果一般不涉及宗教思想，只从美术作品出发。如果涉及宗教，或认为是佛教影响，或认为是道教影响。佛教在东汉中期传入，道教在东汉后期产生，而汉画像石在西汉后期已经出现，说佛教道教影响显然有所欠缺。我的博士学位论文题目为《汉画像石宗教思想研究》，目前看可能还有许多不足，但把当时的国家宗教、黄老学说、方士信仰等可能性的影响都梳理了一遍，还是有了一些针对性的探讨。
研究汉画像石时，我意外发现一个现象：当时学者们或在汉画像石领域里着力，或在汉墓壁画领域里耕耘，跨界的研究似乎不多。能不能把两者结合在一起研究？我博士后的出站报告就选择了汉墓壁画的宗教思想研究，合作导师张道一先生也认可。这个领域对我特别青睐，上海古籍出版社推荐我的《汉墓壁画的宗教信仰与图像表现》报国家后期课题并入选，出版后《中国社会科学报》领导安排在二版专访，后来还获得江苏省哲社成果一等奖。
经过这些努力后，我有了一个大的想法：能不能写一个“中国墓室壁画史”方面的书？前面是断代史，现在是通史，难度是显而易见的，我又开始艰辛的写作。好在时代对我又一次青睐，不仅考古材料非常丰富，而且许多重要的断代史已经被其他学者写出，大的现象他们都有探索和取得很好成果。这个时候，我遇到两个大问题：一是墓室壁画能够贯穿两千年和几乎遍布于全国各地，那么支持它的宗教信仰是什么？一是墓室壁画的遗存与石窟等遗存比较不易保存，那么考古材料应当怎么收集和认识？
对于墓室壁画的宗教信仰，我尝试提出了重生信仰：重生信仰是我国传统文化中关于生死转化的一个信仰体系，以魂魄观念和祖先崇拜为核心观念，并包含了礼制、孝道、等级观念等传统文化内容，其终极实在是依托墓葬建筑而完成的生死转化。这是一个“死即长生”的宗教体验，接受儒教的“事死如生”观念，与道佛有别，在汉代形成，汉以下历代沿革，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并对儒教有所补充的信仰体系，同时在礼仪制度、民间宗教信仰、民风民俗等传统文化中产生了一直延续至今的广泛影响。
对于墓室壁画的考古材料，我认为对材料的全覆盖是一条有效路径。墓室壁画遗存的保存条件先天不足，但墓室壁画遗存的整体数量很大，目前有一千多个考古报告，几乎各个时期、各个地区都有对应的考古报告。所以，在某一个墓室壁画遗存信息不完整时，我们可以通过同时期和同地区的其他考古报告来进行共时性的分析，获得一些信息补偿。有其他考古报告的帮忙，这是墓室壁画遗存得天独厚的条件，但前提是要对相关遗存全覆盖。
经过几年努力，我完成了《中国墓室壁画史论》的编写，这个选题入选国家哲社研究一般课题，出版后又入选中华外译重点项目。
在中国墓室壁画通史的写作后，我对中国宗教美术史有了进行整体性探讨的想法。命运再次青睐，我和团队经过几次努力，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中国宗教美术史》”。这是一个更加艰难的写作过程，儒教美术、佛教美术、道教美术之外，还有民间宗教美术和少数民族宗教美术，这些领域已经有很多学者深入耕耘，成果丰富，但是在一个框架下展开系统性的研究，并且是在通史性层面上展开，这是第一次。
汪小洋 著 《中国墓室壁画史论》（科学出版社，2018）
我从汉赋研究转到了宗教美术史以及美术考古，不知不觉已经有了20多年，其中的一些方向转移、重心转移可能与客观条件有关系，具有偶然性，但是文学带来的推动力还是非常明确的，特别是古代文学对“史”的重视，所有作家、作品无一例外都要从知人论世入手。中国传统文化中，文史不分家，所以从文学出来后就一直对史的研究体系有一种特别的亲近感，断代史、通史的写作都是这样。因为是写史，所以要有一个全面的视角；因为是写史，所以对材料要有一个全面的掌握；也因为是写史，所以就要有一个符合历史逻辑的全面思考和描述。
朱亮亮：美术考古作为交叉学科在中国从建设到发展已经日趋稳定和成熟。您作为长期致力于该学科领域研究的学者，曾提出“二次审美”“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体系构建”等重要观点，请您详细谈谈这些观点于美术考古学科体系的构建与发展有哪些重要意义。
汪小洋：我进入美术考古，最初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宗教美术运用的材料几乎都是来自美术考古，这样的学科关系带来了进入美术考古的自觉性，这是一种必然性。当然，这也是一种幸运，因为当代的考古材料特别多。
从美术考古材料发掘层面看，“二次审美”“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体系构建”之间是存在着逻辑关系的。因为有二次审美现象的存在，所以文化遗产保护就有了落实的可能，也因此而需要建构对应的研究体系。
从材料获取层面看，获取材料的路径主要有发掘体系与传世体系。美术考古提供的材料是通过当代考古发掘而获得，属于发掘体系；传统文献材料是通过历代的传承体系而获得，属于传世体系。这两个体系的获取路径不同，材料分析上就有了不同的侧重。传承体系要梳理各种版本和辨析真伪，然后才能运用于图像研究；发掘体系则以考古报告为第一手资料，直接进入图像研究。两个体系资料的结合，常常可以带来创新机会，现在学术界流行的以图证史、图文互证等方法，都是源于两个体系的结合。
发掘体系和传承体系使我们关注到不同的材料获取路径，同时，我们也需要关注到材料的存在状态，也因此而关注到封闭状态带来的审美特征。发掘体系获得的材料，一般是处于遗存之中，需要通过考古活动才能获得，所以在考古活动前一般处于封闭状态。对于美术作品而言，封闭状态与开放状态的审美特征是不同的。美术作品一旦进入封闭状态，其审美活动就停止了，需要依靠考古发掘等工作才能恢复审美活动，初始审美与中断后的审美之间可能有联系，也可能没有联系，或者要重新建立联系。美术作品如果没有进入封闭状态，那审美活动是连续的，初始审美与之后的所有审美都是有联系的。因为宗教美术的作品大多数来自考古活动，所以我们需要对封闭状态之中的审美活动有特别的关注。质言之，美术考古面对的作品，审美活动是会中断的，中断之前的初始审美是一次审美，中断之后的审美就是二次审美。
一般而言，封闭状态的美术作品需要考古手段获得，而封闭状态一旦打开，多多少少都会影响到美术作品的原貌，所以美术考古也涉及到了文化遗产保护。提出二次审美的概念，也就是明确提出了一个学术分工，一次审美由考古学者完成，二次审美由其他领域学者完成。这样的描述，为我们强调考古报告的重要性提供了一个明确的逻辑关系。当然，我们要建立对应的体系。在二次审美的活动中，应当强调全覆盖的要求，去收集相关信息，以巨大的信息覆盖面来获得研究空间和路径，建立一个“不到现场”的研究体系。我个人也对遗存保护有着特别的敏感，尽量不重复去遗存考察，而是更加关注完善二次审美方法，并尝试建立对应的研究体系。
这方面的认识下，我带着自己的研究生编撰了《中国美术考古文献辑要》（12卷），并且完成专著《中国宗教美术考古编年史体系研究》，探讨全覆盖材料的路径和相关理论。这本书申请国家哲社成果文库成功,得到初步认可。我们这个时代，各种理论和方法蜂拥而来，创新的好条件前所未有，每一个人都会有创新的努力。这些努力中，新兴学科方向得到了更多的鼓励和机会。这样看来，我是受益者。
朱亮亮：中国的墓室壁画历史久、分布广，具有极强的宗教性和艺术性。请问您是如何看待墓室壁画和宗教美术的直接关系？
汪小洋：近几十年来，墓室壁画与宗教美术的关系已经得到很多学者的关注，有了许多成果。我最早是从逻辑关系层面上开始关注墓室壁画的宗教信仰，墓室壁画描述墓主人将要去的另一个世界，墓主人希望将这一个世界的地位、财富、家庭等都带到另一个世界，这是一个信仰支持下的行为，所以墓室壁画具有宗教美术的属性。在宗教美术视野，许多与宗教信仰联系的现象会浮现出来，给我们带来研究张力。其中，以图证史最为明显。
比如，宗教信仰的阶层关系研究一向受到学术界关注，但主流社会文献之外的材料不足，常常会遗漏一些重要现象，图像可以作出重要补充。就汉代而言，以往的西王母都是笼统讨论，但我们发现两个西王母的现象：汉画像石中西王母图像普遍存在，可是汉墓壁画中西王母图像只有几个。如果西王母图像是一种信仰的传播，那么为什么在汉画像石中有如此热情而在汉墓壁画中有如此冷遇？对读汉代文献，我们提出汉代西王母信仰存在着主流社会与非主流社会两个阶层的传播，汉画像石与汉墓壁画中因此存在着两个西王母图像，也因此汉代存在着两个有所不同的西王母。
西王母画像砖 东汉 成都博物馆
又比如，墓室壁画对佛教早期传播的贡献，以往认识不足。佛教是外来宗教，在传入之初得到中国本土宗教的支持吗？几乎所有学者都认为得到了支持。那么是道教吗？但道教在东汉后期才出现，时间上看还没有力量支持佛教。但是，墓室壁画有这个力量，墓室壁画在西汉中期后就已经流行，在东汉更是普遍存在，有支持其他宗教信仰传播的能力。而且，在重庆麻浩墓和山东沂南汉墓中发现了佛像，在江苏连云港孔望山摩崖造像中发现了大面积的佛本生故事和佛传故事图像。从这些遗存看，佛教早期传播是得到了墓室壁画的支持。进一步看，中国传统文化中祖先具有崇高地位，在描述祖先的墓室壁画中出现佛教图像，而且是在佛教传入早期，说明了中国宗教信仰所具有的宽容性和包容性，这也是世界上其他宗教多缺少的一个特征。
朱亮亮：您在宗教美术方面研究的重要领域是中国的墓室壁画。您的研究成果拓展了诸多的学术研究空间。最为引起我兴趣的是您提出中国墓室壁画具有“世界意义”这一重大命题。请您详细解读一下。
汪小洋：我对墓室壁画世界意义的最初关注是来自于两次国际会议。一次是国内的国际会议，一个主旨发言的西方学者讨论巴尔干半岛的墓室壁画，他有两千个样本，但是这些样本多为线条类装饰图像，叙事不足。我告诉他中国有数千壁画墓遗存，而且主要是叙事。他对这些根本不了解，这使我产生了宣传中国墓室壁画的强烈愿望。一次是美国的国际会议，会议期间与一位澳大利亚教授去大都会博物馆参观，他在金字塔展馆里非常兴奋，我提醒他，金字塔的壁面上有图像，巨大的石椁上有图像，而且金字塔中有木乃伊，所以金字塔中有墓室壁画，而墓室壁画中国最多。他思考一下就同意了，很快开始讨论两者的联系。更意外的是，大都会博物馆正在展出玛雅文明的墓葬，并且有巨幅的剖析图展示，上面都是壁画。这一次，我们都意识到玛雅文明也存在墓室壁画。
对世界墓室壁画的分布有了一些了解后，我开始了墓室壁画世界意义的探讨。主要有这样几个方向：其一，墓室壁画是全世界存在的宗教美术现象。从遗存集中维度看，有中国及周边地区、地中海沿岸地区和美洲地区三个分布区。其二，从遗存内容看，中国墓室壁画遗存最多，反映的生活内容也最多；其他地区反映的多为中上阶层，甚至是法老、国王这样的最高统治者，而中国各个阶层都有。其三，墓室壁画反映的宗教信仰不同。墓室壁画是描写墓主人去另一个世界的，怎么去？各处不同。中国是完整的身体来到彼岸，生命没有中断，此岸和彼岸是模糊的；而埃及是木乃伊处理后来到彼岸，生命是中断后再延续，此岸和彼岸是清晰分开的。从这一点可以延伸来认识中国宗教世俗气息浓郁的特征。其四，墓室壁画在文明古国分布多。多数文明古国都有墓室壁画遗存，而且在丝绸之路上也多有遗存分布。
世界意义的视野，使墓室壁画有了更加广阔的研究视野，也提供了一个研究人类文明共同体的美术考古和宗教美术的样本。
朱亮亮：在结束不久的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明确提出“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华文明与全球其他文明相互借鉴”的号召。作为古丝绸之路上重要的文化艺术代表的墓室壁画无疑成了“一带一路”最为重要的文化遗产和沟通媒介。请您谈一下墓室壁画与丝绸之路美术的关系，以及对于推动“一带一路”沿线文化艺术交流与发展的重要意义。
汪小洋：在我准备研究世界墓室壁画的时候，因为可以参考的成果非常少，许多想法都是第一次提出，所以我跟一些同仁进行了交流，他们几乎都不赞成。他们就会问：各国墓室壁画之间有联系吗？答案是不一定。在目前的考古成果中，各国的墓室壁画有一些图像相似，但并不能说明联系。如此，他们就不赞成世界墓室壁画研究的展开。
墓室壁画是世界艺术史上的一个现象，许多地方都存在，它们之间可能有联系，也可能没有联系，但是它们都属于墓葬图像，因此在发展的过程、达到的高度和产生的影响上存在各自的特征，在这个层面上是可以比较的。其中，它们共同的地方具有明确的研究意义，可以说明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时间出现了一个相同的艺术现象，共同性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主要方向。
在“一带一路”的层面上，墓室壁画研究的意义是更加突出了。一方面，“一带一路”是人类文明史上的通衢大道，促进了沿路各地的文化交流，这些交流当然也为世界墓室壁画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空间；另一方面，目前丝绸之路艺术的研究成果极为丰富，但是大多集中于地面的艺术遗存，如石窟和城堡遗址，但是地下的艺术遗存研究成果明显偏少，而墓室壁画是地下艺术遗存中的代表类型，数量大，分布广，研究意义突出。
朱亮亮：最后，我们还是想请您根据自身的学术研究历程谈一下学术创新，特别是在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交流这个领域里如何体现？
汪小洋：学术创新是所有学者都在孜孜不倦追求的目标，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交流的研究是一个视野更加开阔、各方面投入更大，同时期待值也更高的领域，所以更加需要创新。就我个人而言，学术研究需要避免重复，特别是在一些大家都关心的领域里，成果已经非常多了，如果再重复那就浪费学术 了。中外文明交流研究是一个受到各方面关注的领域，能不能有一些创新的研究？我觉得文化自信是基础，有了这个基础就可以站得更高一些，避免低层次的循环，有意识去寻找学术制高点。
从我的学术经历看，我们的文化自信是来自两条母亲河。我的学术起点是中国古代文学，之后是中国美术考古和宗教美术，这些都是与传统文化直接联系的领域，因此学术指向落在中华文明上，并得到了清晰的启示。人类发展史上，伟大的文明都是产生于大河流域，但是其他伟大文明都是一条大河，而中华文明是两条大河——黄河与长江。两条大河带来了更多的差异和冲突，也带来了更多的统一和融合，也因此而带来了其他文明不能企及的多元文化以及五千年的发展文脉。一言以蔽之，两条大河带来了更多的丰富性。这样的丰富性体现在艺术史的研究中，在世界艺术史的层面上，几乎所有的现象都能够在中国找到对应现象。研究中国艺术史，是一种幸运。
在这样的幸运眷顾下，创新自然会成为一个越来越明确的要求。但是，中外文明交流是一个大题目，难度显而易见，这就要求学者们有必要的准备，也就是要有选择大题目的训练。这使我想到了 体系，我曾经梳理了20年来的研究生学位论文题目，发现题目是越来越小。20年前可能会发现硕士研究生有通史性的大题目，现在博士研究生中都难找到。小题目太多，重复的现象也难以避免，创新难度自然降低。质言之，创新需要大题目，包括研究生阶段的训练。当然，中外文明交流应当强调大题目。
我的幸运是选择了汉赋和汉画这个起点，这是一个大题目，因为这个大题目我首先遇到了如何解释汉代宗教信仰的问题，这是一个巨大挑战，由此而进入宗教美术，因为宗教美术运用考古材料而进入美术考古。进入中国墓室壁画史的研究是我的第二个幸运，中国壁画墓的遗存有一千多个已经发表的考古报告，材料丰富，步步芳草，世界范围内也是第一。也因此，我把埃及金字塔、玛雅文明等文明现象纳入到研究视野，这些文明古国的联系又为墓室壁画研究与丝绸之路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创新的切入点。
从学科建设层面看，宗教美术和美术考古都是新兴学科，其中的许多理论和方法都是来自西方，而且学术界曾经经历了一个热情引入西方理论的阶段。所以，在中外文明交流的研究中，宗教美术和美术考古又有一个建构自己体系的目标。这个体系结构中，中华文明的世界意义有着指导意义。我的学识有限，希望在墓室壁画研究这个领域做出努力。
概言之，墓室壁画是一个在全世界各地都有分布的文化遗产，而中国又是遗存最多、研究者最多、研究成果也是最多的国家，建立于这样的条件之上，希望墓室壁画的研究能够在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交流与互鉴的领域中建立中国风格的理论制高点。
（本文由朱亮亮访谈、整理，经汪小洋老师审定。）
【作者简介】
汪小洋，浙江富阳人。文学博士，东南大学艺术学院首席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美术研究》杂志副主编，研究方向为艺术学，近年侧重宗教艺术和艺术考古。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重点，以及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近10项，发表论文近百篇，出版物30余种，承担、参与省部级以上课题20多项目，先后多次获得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三等奖等多项奖励。
朱亮亮，男，1983年生，江苏理工学院艺术设计学院副院长、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近现代美术史、艺术市场、公共艺术。
主编：朱生坚
编辑：张晴柔
运维：任洁
制作：小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