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和频繁的战争，中国文化遗产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和掠夺。西方探险家、考古学家和商人等群体正是在这一动荡的时期，通过各种途径获取了大量珍贵文物和艺术品，并非法运至海外。这些珍贵文物的流失不仅是物质财富的损失，更是文化和历史记忆的剥夺。美国历史学者贾斯汀·雅各布斯（Justin Jacobs）的著作《掠夺的补偿：中国如何失去其宝藏》（The Compensations of Plunder: How China Lost Its Treasures）一书于2020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一经出版，就因“文物流失”这一在世界范围内极具争议的话题引起了国内外的讨论。 该书作者通过对过去一些被忽视的英、法、汉文档案，特别是未公开发表的书信日记等资料的研究，试图揭示近代中国西北地区大量文物流失的历史真相。书中虽然没有完全否认西方对中国文物的掠夺，但作者提出“掠夺的补偿”这一论断，某种程度上依然是对西方文物掠夺的一种辩护。本文则以此书为出发点，针对书中作者的主要观点进行总结分析，旨在回顾历史、立足当下，深入了解西方世界对于中国文物流失的一些重要观点，从而对今天海外流失文物的追索难点，以及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Justin Jacobs，The Compensations of Plunder: How China Lost Its Treasure，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20
一、贾斯汀·雅各布斯与《掠夺的补偿：中国如何失去其宝藏》
贾斯汀·雅各布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博士（2011年），师从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和毕克伟（Paul Pickowicz）教授，现任美利坚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历史学副教授，主要研究近代中国西北边疆史、帝国史和考古考察的历史政治。作者在书中自述此书的目的是恢复“实用的易货计算”（the pragmatic barter calculus），并认为正是这种“易货交易”指导了近代探险家在中国的探险活动，他认为，只有通过这种理性视角才能用当代的判断标准取代非历史的判断标准，从而还原近代中国失去文物的“真相”。
该书一共分为6个章节。第1章到第3章分别分析了近代中国的三类人群对文物流失的反应，包括文物流失地的居民、清末受过儒家教育的官员和学者。作者认为不同人群在与西方探险家的交往中，分别用文物换取了相应的经济补偿、政治补偿和文化补偿。第4章中作者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人是如何以及何时开始将他们的艺术品和古董视为无价的？同时也给出了他的答案：当中国人自我“西化”时，中国人同时也接受了西方对古物价值的看法。在第5章中作者论述了近代中国最早受到西方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们是如何参与到外国探险队中的，特别提到了华尔纳参与的哈佛福格艺术博物馆（Fogg Museum）第二次敦煌探险之旅。该书的最后一章，作者综合论述了20世纪初西方探险队在中国探险考古活动中受到的阻力，包括当时的国民政府、古物保管委员会、研究机构等采取的禁令、措施和公开抗议宣言等。
围绕着该书的讨论，中西方学者有着明显不同的观点。中国学者认为长期以来，西方极力为这些近代所谓“探险家”进行不遗余力地辩护，有学者认为该书中“掠夺的补偿”是无稽之谈，应该充分揭露这些探险家在华“活动”的本质以正本清源。西方支持者则认为此书中的观点特别是在“补偿掠夺”这方面有很强的说服力，即使读者会对其中的部分解释或者假设提出异议，但很难有彻底驳斥的确凿证据。还有西方学者认为，中国现在对文物价值的抬高是基于民族主义产生的，如果置身于当时的场景，这些文物的流失只是一种自愿交换，并非掠夺。并且在当时，这些文物并没有被认定为国家财产，而是私人物品。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开始将文物与民族身份联系在一起时，转移中国文物出境的行为才成为“犯罪”。同时，关于当地穆斯林对佛教文物的不重视也是此书中指出的造成文物流失的原因。也有学者在此基础上表达了对此观点的支持和延伸。他们认为穆斯林把这些佛教文物当作“异教徒的纪念碑”，因为对他们并没有什么价值，于是就可以进行“消极处置”。因此，在他们看来，西方探险家非但不是掠夺，反而是保护，阻止了文物被当地无知居民损毁。初次了解这该书，对作者观点的预判无非两种，其一是一边倒为西方的掠夺行为进行辩护，认为中国文物的流失是自己造成的；其二是“各打五十大板”，认为是双方的因素共同造成了文物流失的结果。但是经过对该书的阅读和对其中主要观点的分析品读，笔者认为该书的作者既不是单纯为西方的掠夺进行辩护，也不是折中主义的拥护者，他提出的对于掠夺的“补偿”，更多是希望揭露这段历史背后的复杂性，特别是这些复杂的因素一直到今天还依然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尤其关于后殖民时期的文物归还议题，也并非只涉及中国。只有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真相，才能正确看待和处理现今世界中文化遗产保护的综合问题。
二、文物的“掠夺”如何得到“补偿”？
在该书作者看来，“补偿”针对三类相关人群：其一，当地的“底层穆斯林农民”（lowerclass Muslim peasants），他们将文物售卖后获得了相应的“经济补偿”；其二是精英阶层，作者类比中国传统文人雅士的收藏目的，认为收藏活动是一种文化积累的过程，中国当时的精英阶层尤其是晚清时期的传统文人，他们自愿与外国人建立一种友好关系，并认可外国人的收藏也是出于一种文化积累的需求，因此他们获得了相应的“文化补偿”；其三是地方政府中默许外国探险活动的官员，作者认为，在这些官员眼中，西方人是先进发展的代表，和他们结交并支持他们在当地的活动有利于自己的政治前途，因此他们从中获得了相应的“政治补偿”。针对该书作者的观点，笔者认为，从材料内容来看，将相关人员分为上述三类基本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这三类人群确实在近代文物流失的过程中有不同的作用。然而该书的问题是，对这些材料的解读存在很多失之偏颇的地方，笔者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严重不等价的“经济补偿”
战争和贸易是西方普遍承认的中国近代文物流失的主要途径，而在华“探险家”的盗掘本质往往被西方社会掩盖在科学的遮羞布下。显然，雅各布斯也不愿将“盗掘”之名加之于这些西方探险家，但是书中的“补偿”观点客观上是否成立，是值得讨论的重要前提。
首先，当时参与盗掘活动的西方人，他们的身份具有多重性，除了探险家之外，同样也是西方博物馆在中国的“文物经纪人”。因此，作为精明的文物代购者，他们自己也深知在中国购买文物的价格远远低于世界市场中的价格。加拿大第一代汉学家怀履光（William Charles White）1897年来华，1924—1934年间在河南深度参与了考古相关的学术活动，尤其是洛阳金村墓群的发掘及其相关文物信息的收集和整理工作。正因为他的这段经历，时任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Royal Ontario Museum，简称ROM）馆长的柯雷利（Charles Currelly）邀请怀履光担任ROM在华古物收购的代理人。ROM创建时，古物流通早已实现国际化，价格的疯狂上涨使这样一个初建的博物馆已经很难采购到有分量的藏品，而动荡时期中国艺术品的价格洼地正好吸引着这些西方博物馆以及他们的“文物经纪人”。而中国古玩出口在当时更不是新鲜事，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所附《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中，就详细规定了出口古玩的关税。及至19世纪末，已经有不少外国商人、学者特地远赴中国搜罗古物。因此，在这样的前提下，作者的经济补偿观点就显得说服力严重不足。对比探险家们对文物价值的心知肚明，当地居民并没有相应的价值概念。如此价格悬殊的交换和认知差异，并不适用于作者想要表达的一种理性实用的“易货交易”。
李飞：《市场、观念与国家：近代中国文物保护制度的形成：1840—1934》，科学出版社，2021
其次，书中提出的因为宗教认同问题而带来的文物损毁情况也需要再作讨论。雅各布斯列举了部分因信仰原因而导致文物被破坏的情况，特别指出“如果相关物品不能立即在集市上使用或交换，它通常会遇到三种命运：被动处置、侵略性破坏或务实置换”，甚至被儿童当作玩具或者作为新的建筑材料。除此之外，新疆、甘肃等多地的佛教壁画、雕塑被发现有故意损坏的痕迹，例如刮掉油漆表面、对面部进行“毁容”的情况，而根据当时探险家的记录材料，雅各布斯也认同这些现象均来自“穆罕默德的偶像破坏”。于是书中刻意强调了“底层穆斯林农民”这一群体对文物流失的反应。“底层”代表了这个群体生活的窘迫和生活物资的匮乏，直接导致他们愿意用一切对于生存没有价值的物品来交换金钱以及生活物资；“穆斯林”强调了他们身份的特殊性，他们因宗教排斥而对珍贵的佛教文物进行故意毁坏，并且极具进一步破坏文物的潜在风险；“农民”是相较于书中“精英阶层”和“政府官员”而界定的，指出他们的无知对文物保护无益、更无用。需要承认的是，收藏活动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确实属于上层社会的追求和乐趣，底层劳动人民对文物价值的认知，相较而言的确存在较大差距。但在近代中国动荡不安的社会中，即使作者所谓的“精英阶层”也无法在国际市场的巨大利益诱惑下充分顾及文物保护，以“无知”来解释文物流失也有转移主要矛盾之嫌。至于作者指出的穆斯林因宗教排斥而对佛教文物进行毁坏的情况，也确实存在过，但这里似乎对历史上的毁坏和当地居民的潜在毁坏意图有模糊处理的情况。新疆的佛教历史大约可以追溯到公元1世纪，此后，公元10世纪左右伊斯兰教开始在新疆地区传播，并逐渐成为该地区的主要宗教。在此过程中，确实存在佛教石窟壁画因为宗教冲突、政治变迁等多种原因而遭到损坏的情况，但是，书中所提到的损坏痕迹，并没有充分证据表明是历史上的还是当下发生的。以这些理由来苛责文物流失是因为底层劳动人民的“无知”，并站在掠夺者立场对文物原有归属者表示“遗憾”，实在难以令人共鸣。
（二）西学思潮和外交压力双重影响下的“精英阶层”
书中，“精英阶层”是“文化补偿”和“政治补偿”的获得者，其中既包括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上层社会文人名士，也包括直接影响探险活动的地方官员。书中提到，1908年9月7日，被流放新疆的满族亲王爱新觉罗·载澜给曾经到此探险的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载澜一再表示对伯希和的欢迎，回忆曾经愉快交谈的过往，还送给伯希和一份来自敦煌千佛洞的已有1300年历史的手稿，并表示伯希和“对这些被遗忘的手稿的研究将为人类进步做出贡献”。同年，时任新疆莎车府皮山县知县的朱瑞墀给斯坦因的一封信中也对斯坦因的工作赞不绝口，称“先生足迹所到，名亦与之俱传，直令瀚海生辉，昆仑增色矣”。通过这些友好交往来看，似乎西方探险活动在中国还是受欢迎的，但显然不能只根据这些“一厢情愿”的材料来定性。1911年，孙毓修在《东方杂志》上发表《唐写本公牍契约考》，提到“光绪季年，有英人司泰音（斯坦因），游我新疆甘肃诸邑。汉唐遗迹，陈霾流沙中者，千百年来，往往完好，司泰音穷搜冥索，携之归国”，明确表达了对西方这些所谓的“探险者”的不满。当时的中国在技术和资金上尚未有足够的条件进行相应的发掘和研究，在被西方人“穷搜冥索”之后，却也只能通过他们刊登出来的资料进行研究，这是一大憾事。1925年，陈万里在美国汉学家福开森的介绍下加入了华尔纳的第二次敦煌考古之行，他的《西行日记》一书中记录了本次敦煌之行的很多细节，其中有几段文字值得注意，同样表明了中国各界对西方探险活动的排斥：
十八日……翟荫君拟到敦煌后偕近仁折回肃州。华尔纳君西来，以华尔纳君前岁剥离千佛洞画壁后，人民颇有反感，此来恐多周折也。十九日下午二时……会议先由翟荫君说明此来本拟剥离一部分壁画，运赴北京陈列，以便中外人士得就近研究，曾以此意商之陆省长，未蒙许可，嗣后即一意摄影，希望能得各界谅解，予以充分时间云云。杨知事、牛科长、周统领及教育会会长相继发言，均以前年华尔纳运去千佛洞画壁二十余方及佛像数尊后，地方人民群向知事诘问，今年庙会时，复有向千佛洞王道士诘责，因此此番游历，为期势难太长……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日往千佛洞摄影，二十四日即启程还安西。
席散，闲谈片时，偕陆君进城。途中陆君告我前任陆县长卸任后，行至新店子为人民所截留，非取还华尔纳所剥离之画壁不可，经陆君驰回敦煌，邀去绅士数人，始得和平了结。
陈万里：《西行日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
19世纪中叶，英国和俄国开始在新疆和中亚地区展开“探险”竞争。谢苗诺夫（Semyonov）于1856—1857年从伊塞克湖（热湖）开始进行天山调查；差不多同时期，为英国东印度公司服务的德国人施拉根瓦依特（Schilagintweit）三兄弟越过喀喇昆仑到达新疆南部，开启探险之路；自此之后，又陆续有海沃尔德（J. M. Hayward）、凯里（A. D.Carey）等人继续对喀什、莎车等多地开展探险调查。1889年，英国军人包沃尔（Bower）在新疆买到了一批桦树皮写本，并于1890年8月带回印度，这些用梵文写就的印度古佛经写本一下子就引起了西方对新疆考古的关注，也开启了中亚考古探险的新时期。然而，这些看似繁荣的中外往来实则都是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产物。因此，书中认为中国人没有文物保护意识，并不想阻止、甚至欢迎西方人的探险，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中国当时确实没有科学、系统的考古学基础，更没有足够的学者和资金可以支撑独立的考古队，西方带来的先进理念和技术，都是中国学者和政府所需要的；但不可忽视的是，这种交往不是建立在平等、友好的基础上的，无论是当地政府官员抑或中国学者，在与西方这些探险家、考古家接触的过程中都伴随着很大的外交压力。
1853年夏，法国传教士马赖（Auguste Chapdelaine）从澳门进入广西建立传教据点，在传教期间严重破坏了当地习俗，引起当地居民极大愤慨，当地政府因其非法传教以及诸多违法行为将其处以死刑。但法国政府却仅根据传教士的一面之词，将其说成是无辜的受害者，要求清政府予以满意的赔偿，否则将对中国发动战争。在这种背景下，斯坦因、华尔纳等人在同中国地方官员打交道的过程中，除了用各种通行证和文书来证明探险活动在中国的合法性，还经常给自己安上各种复杂的称号，这些都给当地官员带来了外交上的难题，需要谨慎处理。因此，即使进入20世纪之后国民政府也开始进行文物保护的探索，但是实际效力都非常有限。1926年底，斯文·赫定第五次来到中国，刘半农等闻讯后，联络在京相关机构，于1927年4月成立“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与斯文·赫定等人谈判，最终也只是迫使瑞典单方面的考察转化为中瑞合作的“西北科学考察团”。1930年12月21日，以蔡元培为首的19位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联名给英美有关机构写了一封《关于奥莱尔·斯坦因爵士在中国新疆进行考古学考察的声明书》，谴责斯坦因利用敦煌千佛洞王道士的无知，只用了少量的钱就买走了根本不属于王道士的大量珍贵写本文献，而声明中还需要巧妙地做比喻，以化解敌对态度：“这种情况就好比有一个中国旅行者，他冒充成宗教史研究者，去了坎特伯雷，并从大教堂的主管人那里将珍贵的遗物统统买光。”近代中国，即便有文物意识觉醒，出台了一些文物保护法律法规，并努力阻止、谴责非法探险，但依然徒留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西北科学考察团的中外方领队，左起：袁复礼、斯文·赫定、徐炳昶
三、西方对中国文物流失的态度和文物追索问题
该书中对文物流失探讨的时间截止至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西方在中国开展的考古探险和如火如荼的文物收购都被迫按下了暂停键，但是近代西方在中国造成的文物流失问题一直到今天都没有结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政府一直致力于通过多种途径追索海外流失文物，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在文物追索方面也不断取得新的成果和新的突破。西方学者也更多地关注到中国文物的回归问题，尤其是中国政府在海外流失文物追索上做出的努力。关注的重点也不止是民族感情、文化价值、法律依据、追索范围和时效性等方面，还关注到“文物的政治性”，文物归还与“去殖民化”的关系，以及文物背后的“文化产权”等问题。而文物归还的“潘多拉魔盒”一旦开启，对于西方世界而言，可能无法接受必然发生的种种情况，因此海外流失文物追索一直到今天依然面临重重阻力。在此情况下，我们更有必要深入了解和分析西方对于不归还文物的所谓“合理性辩护”，有针对性地解决海外流失文物的追索难题。
目前来看，西方关于不归还文物的“合理性辩护”，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关于文物保护能力的问题。西方国家普遍认为文物在西方各大博物馆会得到更好的保护，这一点在该书中也有体现。如上文所述，作者列举了许多敦煌当地文物被随意丢弃的情况，而饱受战火困扰的国家的文化遗产更容易被毁坏或劫掠，也毋庸置疑。不必说两次世界大战中受到破坏和掠夺的文物，即使是在有战时文物保护国际公约的情况下，20世纪以来依然继续有因为战火而被毁坏和掠夺的文化遗产。第一次海湾战争后的伊拉克，众多地区性博物馆都遭到劫掠，各部门及公共机构的文化遗产也在劫难逃。2011年埃及政局动荡，时任埃及文物部长的哈瓦斯曾发表声明称，埃及国家博物馆共有18件文物被劫或受到损害，也有媒体报道说埃及全国范围内超过1000件重要文物遭到盗窃、抢劫。所以西方普遍认为，文物归还要考虑到原属国的保护能力。
二是关于“谁的文化”，即文物背后的文化产权问题。随着世界各国（尤其是有殖民地历史的国家）纷纷要求归还流失他国的文物，针对文化遗产所属权以及博物馆价值的讨论也更加深入。尤其是收藏着世界各地文物的“百科全书式”博物馆，对文化财产的来源也更加谨慎。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一些国际团体的声明和公约，最基本的信条就是，文化财产是它所在文化的财产。从这个角度来说，文物或文化遗产的所属权似乎比较明确，但显然西方大部分博物馆对此说法并不认同。一种观点认为，如今大量想要以“文化遗产”之名加以保护的文物都是现代国家体系建立之前制作出来的，而制作者所在的社会群体和文化大多都已经消亡。该书中也指出，西方探险家近代在中国收集文物的时候，这些文物并没有被认证为国家财产，在“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流行之后，近代中国那些被“西化”了的知识分子和当局才开始声明归属权。主张归还的观点认为，除了所属权的明确外，文物要在原属地的文化环境中才能更好地发挥其文化价值；与之对应也有一种较为普遍的反对观点，例如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前馆长菲利普·德·蒙特贝罗认为，“当文物从考古工地被发掘后，即便是被妥善地保存在当地的博物馆之内，它也已然失去了其原初的考古学语境”。因此他认为，比起执着于文物来源是否合法或者是否伤害原属国的民族情感，更应该关注的是博物馆应该如何让文物发挥更好的当代价值。
[美]詹姆斯·库诺（James Cuno）：《谁的文化？——博物馆的承诺以及关于文物的论争》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
三是不归还辩护中的“概念偷换”。首先是“艺术品”和“文化遗产”概念的模糊处理，该书中没有对这些概念进行区分，在不同地方分别将“art”“ancient art”“antiques”等词交替使用。在这种不进行概念界定的前提下，有些观点就认为艺术品交易自古就存在并且是相互的。前现代社会中，伴随贸易和外交往来，各国之间的“艺术品”进行流通，例如位于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帕宫，在15世纪下半叶建立之初就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品”，19世纪、20世纪还在陆续征集扩充藏品。而这些当时的“艺术品”在今天也自然而然地成为具有历史价值的“文物”。还有关于文物主要来源的讨论，拒绝归还的观点认为文物的主要来源并不是殖民掠夺和盗掘走私。就目前西方博物馆中的海外文物而言，基本都有合法性的依据，有些是购买、有些是捐赠，如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建立的瑞典东方博物馆，其中的中国文物就是“在当时中国政府的允许下”被送往瑞典的。华尔纳从敦煌掠走的文物大部分都收藏在哈佛艺术博物馆，虽然中国方面也在持续发声，希望博物馆归还这些彩塑和壁画，但博物馆认为：华尔纳提供的购买账单，可以证明他在敦煌获得这些艺术品是合法的，所以不应该归还给中国。还有一些壁画，如现藏于美国纳尔逊艺术博物馆的《文昭皇后礼佛图》，最初运到美国时都是碎片，而这些碎片是由西方藏家在中国各处的文物市场中收集起来的。所以很多西方藏家认为自己非但不是文物的掠夺者，反而是文物的保护者，如果没有他们，这些散落各处的残片可能永远无法还原出完整的壁画。关于20世纪初期政府做出的承诺以及曾经的购物账单等问题，还有待进一步具体分析，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决不能不顾及诸多历史因素，将劫掠行为直接模糊处理为官方认可的合法行为。值得注意的是，如安特生等对中外文化交流有过积极作用的汉学家，他们作为海外流失文物“中间人”的角色，也要正确看待、谨慎处理。
四、结语
综合来看，贾斯汀·雅各布斯《掠夺的补偿：中国如何失去其宝藏》一书采用未公开发表过的资料进行独特的分析，带来了一个新的看待中国文物流失问题的国际视角，既从当代看历史，也从世界看中国。其中失之偏颇的地方，笔者在文中也针对其主要观点进行了探讨。在当今世界，文物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历史研究上，更在于其对文化认同和民族自豪感的塑造。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文化遗产也成为连接不同国家和民族的重要桥梁，促进着国际文化交流和理解。针对这些曾经流失海外的文物，我们要充分了解其历史根源和国际社会的各种态度与观点，才能尽可能地在学理上为海外流失文物的追索工作扫除一些历史观念上的障碍。然而，海外流失文物的追索问题是一个极为复杂且相对敏感、充满挑战的国际问题。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追索流失海外的文物也成为中国文化外交的一个重要方面。如何在尊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基础上有效地追索流失文物，依然是中国乃至全世界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刊于《上海文化》（文化研究版）2024年第4期，注释见原文
【作者简介】
夏天，女，1993年生，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遗产保护利用。
【新刊目录】
《上海文化》（文化研究版）
2024年第4期
专 题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上海实践
郑崇选 “第二个结合”与当代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巩固
黄力之 中国文化主体性与文化自信的历史逻辑
访 谈
李庆西 齐晓鸽 文学现场四十年——李庆西访谈录
理 论
章文颖 超越理性的“实存”——谢林美学中的存在主义萌芽
文 学
牛 菡 “自我”的言说与保存——90年代以来青年作家身份意识辨析
董外平 小资青年的前生今世：一份精神史的考察——论张柠的长篇小说“青春三部曲”
文 化
肖 剑 章心仪 算法时代的音乐品味：网易云平台的歌单策展研究
林 凌 曹浥霖 人人都能搞音乐吗？——透视新技术条件下“抖音神曲”的生产与流通
文 艺
朱恬骅 “另类”与“日常”：城市更新中的艺术空间
张苏卉 谭 然 微更新视域下社区公共艺术的生态性研究
张 磊 滨水工业遗存的艺术化更新策略——以上海“一江一河”为例
笔 记
张 生 “诗人与思想家的民族”——谈宗白华对德国思想的认识与接受
书 评
夏 天 西方学者对中国近代文物流失的历史还原与当代思考——评《掠夺的补偿：中国如何失去其宝藏》
编后记
英文目录
封二 周卫平《古镇夕阳》
封三 好书经眼录
《上海文化》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扩展版）来源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引文数据库来源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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