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宏斌：《审美直观与艺术真理——现象学与当代美学的基本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
美学是一门感性学，这似乎是美学史上的一种常识，因为鲍姆加登就是由于提出了这一命题，才被称作“美学之父”的。然而对于美学来说，这种观点实际上有着致命的缺陷，因为它从根本上否定了审美和艺术活动的真理性。近代美学为了克服这一缺陷，提出审美经验是感性和理性的统一，但由于感性始终被看作审美活动的根本特征，因此这种修正必然是不彻底的，黑格尔的“艺术终结论”就是证明。对此我们认为，只有把直观活动确立为审美经验的根本特征，以“直观学”来取代“感性学”，才能使当代美学走出困境。
一、“感性学”之惑
客观地说，鲍姆加登之所以要把美学说成是感性学，实际上是为了确立美学在认识论上的合法地位。十八世纪上半叶，在德国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莱布尼茨和沃尔夫的理性主义哲学。这种哲学认为理性是一种高级认识能力，感性则只是低级认识能力，因此哲学只应该研究前者，而感性认识则被排除在了哲学之外。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鲍姆加登提出了美学是“感性认识的科学”这一命题。表面上看来，他把美学与感性这种低级的认识能力联系起来（他明确把美学说成是一种“低级认识论”），是对审美和艺术活动的贬低，但实际上在鲍姆加登看来，低级认识和高级认识在价值上并无高低之分，低级认识也是把握真理的必要前提。用他的话说，“混乱也是发现真理的必要前提，因为本质的东西不会一下子从暗中跃入思维的明处。从黑夜只有经过黎明才能到达正午。”这话的意思是说，低级认识是获得真理的一个必要阶段，只有首先经过感性认识，才能进一步上升到理性认识。既然如此，那么感性认识也应该被纳入哲学的体系，这样就既肯定了感性认识的合法性，也为艺术和美学在哲学之中赢得了一席之地。
从思想史上来看，鲍姆加登的上述观点也应被看作是一种为诗辩护。考虑到他由此确立了美学和艺术理论的科学地位，因此把他称为“美学之父”还是基本合理的。不过，这种辩护很难说取得了多大成功，因为早在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就已经把模仿说成是一种求知行为，借此部分地肯定了艺术活动的真理性，鲍姆加登只是用近代认识论的语言重复了这一观点而已。更重要的是，他一方面认可沃尔夫关于高级认识和低级认识的划分，另一方面却坚称这两种认识具有同等的价值，这显然是一种自相矛盾的作法。从当时的思想状况和学术氛围来看，鲍姆加登的观点的确起到了为感性认识以及艺术辩护的目的，但如果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他其说是在为诗辩护，不如说进一步坐实了对艺术的指控，因为把审美和艺术与感性认识联系在一起，恰恰是否定了艺术的真理性。当黑格尔提出其艺术终结论的时候，所依据的理由也正是这一点。
正因为如此，后来的美学家们虽然大多沿用了“感性学”这个名称，但都赋予了其以新的内涵。康德曾一度反对这种用法，认为美学不配享有感性学这一称谓，因为在他看来，Ästhetik作为一门关于感性认识的学问，探究的是感性活动所包含的先天法则，因此应该归属于先验哲学（在他的批判哲学中称作“先验感性论”）。至于美学则是研究鉴赏力的学问，而审美鉴赏只服从于经验（即鉴赏者只能凭经验来判断对象的审美价值），不包含确定的先天法则，因此不配享有感性学这一称谓，或者最多只能在心理学的意义上来使用这一称谓。不过康德后来修正了这一看法，因为他宣称自己在对鉴赏力的批判中发现了先天原则，因此把美学纳入了自己的批判哲学体系。
既然如此，康德似乎就应该为鲍姆加登正名，把感性学这一名称交还给美学。然而令人感到困惑的是，他并没有这样做，而是把自己的美学称作《判断力批判》，固执地拒绝感性学这一称谓。表面上看来，这种作法的理由在于，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的“先验感性论”部分，已经对感性认识的先天原则进行了研究，这种研究具有普遍意义，已经把审美经验包含在内了。问题在于，果真如此，康德的美学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因为感性学已经在他的认识论体系中占据了应有的位置。因此我们认为，康德之所以坚持把自己的美学称作“判断力批判”而不是“感性学”，是因为在他看来，美学根本就不是关于感性认识的学问，即便鉴赏判断中包含着先天原则，对这种原则的研究也不是感性学的任务，不是认识论的组成部分，而是在认识论和伦理学之间占有着桥梁和中介的地位。
那么，康德究竟把美学看作一门怎样的学科呢？回答很简单，就是关于审美判断力的学问。康德认为，审美鉴赏是一种反思判断，这种判断力构成了感性和理性、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之间的中介环节。那么，关于审美判断的研究与感性学之间究竟有何区别呢？这就涉及到了审美判断与感性认识之间的关系。康德明确指出，“为了分辨某物是美的还是不美的，我们不是把表象通过知性联系着客体来认识，而是通过想象力（也许是与知性结合着的）而与主体及其愉快或不愉快的情感相联系”，这就是说，审美鉴赏不是通过表象和知性来认识客体，因而不是感性认识，因为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明确指出，感性认识的任务就是在对象的刺激之下形成表象。他把审美判断力视为感性与知性之间的桥梁，这就意味着它既不是感性认识，也不是理性认识，它所解决的是感性和理性如何统一的问题。用康德的话说，审美鉴赏是想象力（感性）和知性能力之间的自由游戏。那么，这两种认识能力如何能够通过游戏而获得统一呢？康德的回答是，审美鉴赏不涉及概念，这意味着认识能力不需要从事认识活动，因而处于自由状态：感性能力不需要接受对象的刺激，因为感性表象已经产生；知性也脱离了概念，成为一种纯粹的认识能力。这样，两种认识能力的异质性就趋于消解，从而获得了统一。
从这里可以看出，康德已经不再把美学看作纯粹的“感性学”，而是感性和理性的统一之学。黑格尔显然也延续了这一思路，当他提出“美就是理念的感性显现”这一命题的时候，实际上是把隐含在康德思想中的辩证法因素，转化成了一种自觉的思想方法。这种观点较之鲍姆加登当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因为黑格尔由此肯定了艺术和审美的真理性：“艺术从事于真实的事物，即意识的绝对对象，所以它也属于心灵的绝对领域，因此它在内容上和专门意义的宗教以及和哲学都处在同一基础上。”不过也正是在这里，近代的辩证思维显示出了其内在的局限性，因为辩证法是在认可感性和理性二元对立的基础上，才试图通过矛盾运动将其统一起来，这意味着感性依旧被视为一种低级的认识能力，审美即便与理性相关，也永远无法摆脱感性这一污点，因而就必然被哲学这样的纯理性活动所取代。黑格尔的“艺术终结论”正是由此而产生的。
二、直观能力的本源地位
前文的分析表明，美学的核心问题是要解决感性和理性的二元对立。近代美学由于把这一对立作为前提，因此无法从根本上确立审美和艺术经验的真理性。那么，怎样才能避免这一困境呢？我以为唯一的出路是取消这一二元论本身，即不再把感性和理性视为两种基本的认识能力，而是回溯到其共同的本源。只有把审美经验与这种本源性的认识能力联系起来，才能从根本上走出美学研究的困境。
这种观点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人类是否具有某种比感性和理性更为本源的认识能力呢？在西方哲学史上，康德可说是第一个提出这一问题的哲学家。他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导言的结尾处说过这样一段话：“人类知识有两大主干，它们也许来自于某种共同的、但不为我们所知的根基，这就是感性和知性，通过前者，对象被给予我们，而通过后者，对象则被我们思维。”不难看出，康德的话显然是自相矛盾的：他一方面把感性和知性说成是知识的两大主干，在后面还称其为“两个基本来源”，另一方面却又推测它们具有某种共同的根基。不过，康德似乎并未为这种矛盾所困扰，他随即就把这种推测置之脑后，在二元论的基础上建立起了自己的认识论大厦。此后的哲学家们似乎也极少注意到康德的这一猜测，直到一个多世纪之后，海德格尔才在《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一书中重新拾起了这一话题。他大胆地推论，康德所说的先验想象力实际上就是感性和知性的共同根基，只不过康德为了维护理性的统治地位，从这一立场上退却了，因为把先验想象力作为本源性的认识能力，无异于把人类的知识体系视为想象的产物，这对康德来说无论如何是不可接受的。不过，海德格尔自己也并没有把这一点作为自己哲学思考的出发点，他所感兴趣的是康德思想所揭示或暗示出的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并且进一步把这种有限性从认识论还原到存在论或生存论，从而开启了自己的基础存在论思想。
与海德格尔不同，我们所感兴趣的是，康德所猜测的本源性认识能力究竟是否存在呢？如果说的确存在这种能力的话，那么它是否如海德格尔所说，就是康德所提出的先验想象力呢？要想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我们深入地探究人类认识能力的起源问题。在这方面，马克思关于“感觉的人化”的命题为我们提供了关键的启示。马克思认为，人的感觉是从动物的感觉发展来而来的，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产物：“只是由于人的本质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主体的、人的感性的丰富性，如有音乐感的耳朵、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总之，那些能成为人的享受的感觉，即确证自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才一部分发展起来，一部分产生出来。”从这段话来看，马克思把人化的感觉看作人所具有的本源性的认识能力，这看起来与人们通常赋予感性认识的地位并无两样。然而在我们看来，这里所说的感觉已经不再是通常的感性认识，因为后者只能用来把握事物的个别性，而前者却能够确证人的本质力量。这里所说的“本质力量”显然来源于近代哲学中“力”的概念，指的是事物的本质特征，这意味着感觉具有了把握事物本质的能力。用马克思的话说，“感觉通过自己的实践直接变成了理论家”，也就是说人化的感觉不再是一种感性能力，而是具备了某种理性特征。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这里所说的“理论家”就等同于理性认识，因为理性是以抽象的方式把握本质的，感觉却能够通过直观来确证人的本质力量。
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所说的人化的感觉既不同于感性，也不同于理性，而是介乎于两者之间的认识能力，它能够通过直观把握事物的一般本质。从哲学史上来看，这显然令我们回想起柏拉图以来的理性直观思想，以及胡塞尔所提出的范畴直观和本质直观等概念。关于西方思想中直观概念的演变过程，邓晓芒、倪梁康等学者已经进行过系统的梳理，兹不赘述。在此我们只想指出，尽管这些西方思想家对于直观问题的看法各不相同，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没有赋予直观以独立和本源的认识论地位。柏拉图以及近代的理性主义者把直观视为一种最高的理性能力，康德反过来主张人类没有智性直观能力，只有感性直观能力，胡塞尔则认为，直观包含感性和理性两种形式，因此把感性直观和范畴直观或本质直观相提并论。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西方思想一直无法摆脱感性和理性的二元对立，而直观则忽而归属于理性，忽而归属于感性，始终无法获得独立的认识论地位。我们认为，马克思关于“感觉的人化”的理论在认识论上的真正启示就在于，直观才是人类所具有的原初的认识能力，无论感性和理性都只是直观活动的衍生物。此 所谓直观，就是不经概念和抽象，直接把握事物本质的能力。或许有人会说，这与传统哲学所说的理性直观不是一回事吗？我们认为，就其认识功能来看，两者并无分别，但就其在认识论的地位而言，则不啻天壤之别：传统哲学把这种能力归属于理性，这意味着理性既具有推论的能力，又具有直观的能力，因而就成为把握真理的唯一途径。而我们则认为，直观和推理分属两种不同的认识能力，后者必须以前者为基础，因此理性的优越地位就不复存在了。
那么，这种直观能力与海德格尔所推崇的先验想象力之间有何关联呢？我们认为，想象力可以说是直观活动中的核心要素。康德把先验想象看作认识活动和审美鉴赏所包含的基本认识能力，黑格尔提出想象能够从个别表象之中抽象出普遍表象，胡塞尔主张本质直观的核心内容就是通过想象来进行本质变更，在在都说明了这一点。不过，这个问题并不是本文所讨论的对象，在此我们关注的是，把直观确立为本源性的认识能力，将彻底改变我们对于人类认识结构的看法。简单地说，感性将不再被视为一种低级的认识能力，它不再处在认识活动的起点，而是与理性一样，同居于认识活动的高级阶段。看似简单的感性认识，其实包含着无限的玄机。举例来说，当我们看到一朵玫瑰花的时候，我们并不仅仅看到了一个混沌的个体，同时还看到了众多的一般之物，如花瓣那鲜艳的红色，蜿蜒的线条和轮廓，这些色彩和线条显然并不是这朵花所独具的，而是许多事物所共有的。因此，当我们观察一朵花的时候，我们首先不是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而是将其分解为许多独立的环节，通过直观将其作为一般之物加以把握，然后再把这些一般之物重新整合为一个和谐的整体。如此复杂的认识过程，怎能够被视为一种低级的认识能力呢？
由此出发，认识论的版图就被彻底重组了。我们认为，直观是人类原初的认识能力，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感性和理性都是从直观活动分化和发展而来的，两者承担着不同的认识功能，并无高下之分。其中，感性能力把直观所把握到的一般之物重新组合为一个新的个别之物，在此基础上发展起了艺术等高级的感性活动形式；理性能力则把直观所把握到的一般之物概念化，从而建构起抽象的知识体系，在此基础上建立了门类众多的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
三、从“感性学”到“直观学”
由此出发，我们认为美学不应该被称作“感性学”，而应该是一门“直观学”。美学之所以被称作“感性学”，是因为人们以为审美和艺术经验天然具有感性特征。但在我们看来，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一种误解。从美学史上来看，把艺术视为感性活动，把美学视为感性学，这实际上是古希腊的模仿说的产物。只有坚持艺术是一种模仿活动，才会断言艺术必然具有感性特征。艺术史的实践已经表明，模仿性艺术只是古希腊以及西方近代艺术的特征，其他民族则很少把模仿和再现视为艺术的本质特征，相反，各民族的原始艺术几乎都具有强烈的抽象性，至于感性、再现性的艺术则只是艺术发展到特定阶段的产物，而且也只局限于特定的民族和地区。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感性化的艺术形式已经陷入了危机和衰落，西方现代艺术从一开始就把摆脱模仿和再现作为自己的目标，从而走向了抽象主义。尽管许多当今的艺术形式仍或多或少具有某种感性特征，但这种特征却未必是构成其风格的核心要素。因此，把审美和艺术视为感性活动是一种片面的观点，是一种来自西方传统的思想偏见。
如果说感性只是某些艺术形态的特殊属性，那么直观则是一切艺术形态的共同本质。这是因为，一切艺术的要义都在于表现美和创造美，而美不是别的，就是事物被直观到的共同本质。黑格尔把美看作理念的感性显现，但在我们看来，美其实是理念的直观显现，只有在某些特定的艺术形式（如古希腊艺术）中，这种显现才会采取感性形式。艺术之所以能够表现美和创造美，就是因为艺术家能够直观事物的本质。或许有人会说，难道只有艺术家才具有直观能力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任何人都具有一定的直观能力，因为直观是一种最基本、最本源的认识活动，是人类所具有的最初的认识能力。问题在于，艺术家的直观能力是最发达、最敏锐的，因为艺术家最重要的天赋就是想象力，而想象力则是直观活动所需要的最重要的心理能力，从康德、谢林到胡塞尔，直观学说的发展历史已经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我们认为，艺术的根本特征不是感性而是直观。如果说美学就是艺术哲学的话，那么这门学科的核心任务就是探究直观问题。
从这种直观论美学出发，近代美学的难题——感性与理性的统一问题——就获得了一种全新的解答。我们认为，感性和理性是从直观活动中分化出来的两种认识能力，它们之间的异质性是无法克服的，因而试图通过审美经验将其统一起来也是注定不可能成功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近代美学的困境是无法避免的。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近代美学的努力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近代美学家之所以致力于感性和理性的统一问题，归根到底是为了证明审美经验是个别性和一般性的统一。他们的错误在于把感性和个别性、理性和一般性分别对应起来，然而个别性和一般性的关系问题却的确是审美鉴赏所面临的核心问题。借用康德的话说，审美判断的对象是一种个别表象，却能够提出普遍性的要求，这一点是美学研究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近代美学紧紧地抓住了这个问题，可以说是把握住了美学研究的关键。直观论美学并不否定这一问题的意义，但却认为这一问题不能归结为感性和理性的关系问题，而应归结为感性和直观的关系问题。从直观论的角度来看，个别性当然是感性活动的产物，但一般性却是直观活动而非理性活动的产物。我们认为，审美判断之所以能够提出普遍性的要求，根本上是因为审美经验是一种直观活动。康德主张审美对象是一种个别表象，乃是一种错误的作法，或者说是一种片面的观点，因为直观活动的对象乃是一般之物，因此审美对象的根本特征不是个别性而是一般性。人们通常认为，一般之物乃是科学认识和理性思维的对象，审美经验所涉及的则是个别表象。在我们看来，科学认识和审美活动的对象都是一般之物，而且科学认识所把握的一般之物在一定程度上来自审美活动。这是因为，一般之物首先是通过直观活动显现出来的，而审美经验则是最纯粹、最高级的直观活动，只有当直观活动把握到一般之物之后，科学研究才获得了自己的对象。举例来说，牛顿从苹果落地现象中悟到了万有引力，化学家凯库勒梦见一条蛇咬住自己的尾巴，从而发现了苯分子的环形结构，这些科学发现的缘起都是直观活动，这种直观实际上是一种审美活动，这些科学规律最初是以审美对象的方式显现的。当然，并非所有的科学发现都必须从审美经验开始，也不是所有的科学家都必须具备高超的审美修养，但伟大的科学发现却必然来自于直观，而审美经验则是这种直观活动的高级形态。因此，与传统思想把理性和哲学确立为真理的标准相反，我们认为审美和艺术活动才是把握真理的原初方式。
那么，感性和个别性在审美经验中拥有何种地位呢？表面上看来，我们把直观活动确立为审美经验的本质特征，意味着个别性变成了审美经验的偶然属性。果真如此，直观论美学就将重蹈传统美学之覆辙。与此相反，我们认为感性和个别性恰恰是审美和艺术活动的高级形态。这是因为在我们的直观论思想体系中，感性和直观、个别和一般之间并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原因在于感性活动建立在直观活动的基础上，其功能在于把直观活动所把握到的一般之物，合成和加工为个别之物。如果说一般性意味着必然性的话，那么个别性却不等于偶然性，因为个别性是在一般性的基础上产生的。就审美活动而言，审美对象看起来是一种个别表象，但这种个别性却是通过对一般性的综合而产生的。举例来说，鲁迅笔下的阿Q看起来是一个个别形象，但这个形象却包含着多方面的性格特征，这些特征单个来看恰恰都是纯然的一般性，比如“精神胜利法”就不仅是阿Q个人的特点，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下层国民普遍存在的精神属性，进而言之，甚至是整个人类普遍具有的共同属性。《阿Q正传》发表之后，不断有各阶层的读者宣称从阿Q身上看到了自己，甚至有法国读者也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以往的典型化理论认为，阿Q的性格是个别性和一般性的统一，这当然并没有错。问题在于，许多论者认为这种一般性是从个别性中抽象、提炼出来的，这就把一般性置于个别性之上了。事实上鲁迅的说法恰恰相反，他认为自己塑造人物的方式是“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这里所谓“种种人”显然是指各种人群所具有的共同特征，因而意思是说人物性格的个性特征是由许多普遍倾向糅合而成的。巴尔扎克显然也有相似的洞见，他宣称自己的创作方法就是：“编制恶习与美德的清单，搜集激情的主要表现，刻画性格，选取社会上的重要事件，就若干同质的性格特征博采约取，从中糅合出一些典型……”。艺术家们的这些真知灼见也常常被典型化理论所引用，但由于受到传统认识论思想的影响，人们却总是把个别性和一般性对立起来，认为典型人物的特征是既有普遍的代表性，又有鲜明的个性特征，殊不知人物的个性恰恰是由普遍性合成而来的，如果离开了这些普遍性，任何个别特征都是毫无意义的。
用直观学取代感性学，意味着我们从根本上确立了审美经验和艺术活动的真理性，从而一劳永逸地摆脱了艺术终结论这个悬在美学和诗学之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从古希腊时代以来，对艺术的指控就不绝如缕，对艺术的辩护始终无法取得彻底的成功，盖因为西方思想把感性视为审美和艺术活动的原罪。直观论美学把审美和艺术视为直观活动而非感性活动，这就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思想的信条。由于直观活动被视为把握真理的根本方式，审美和艺术活动的真理性自然就得到了确立，黑格尔试图以哲学来取代艺术的观点就站不住脚了。20世纪下半叶以来，美国学者阿瑟·丹托宣称黑格尔的艺术终结论在当代已经变成了现实，让东西方的美学和艺术理论界感到风声鹤唳，我们在此所提出的观点对此当有釜底抽薪之效。
【作者简介】
苏宏斌，男，1966年生，山西省运城市人，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文艺学和美学基础理论、西方文论和现象学美学。2010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2017年被评为宝钢全国优秀教师，担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迄今已出版专著4部，论文集1部，发表论文70余篇，成果多次获得省部级奖励。
主编：朱生坚
编辑：张晴柔
运维：任洁
制作：小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