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1月29日，在新落成的上海社会科学馆，87岁的陈伯海接过了上海市第十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学术贡献奖证书。
颁奖词这样写道：陈伯海以“唐诗学”为代表，在中国古典文学、文论的现代阐释领域作出了开拓性贡献。
拿下上海社科理论界“终身成就奖”的陈伯海却谦虚地表示：“只不过一个搞传统文化的人，脑子里装满了现代思考，总是想将传统引入现实。”
逐渐燃起求知的热忱
陈伯海出身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他的父亲原名陈锡庆，青年时即抱有“教育救国”的理念，认为科学和美术代表学问追求的两大方面，不可偏废。为此，他特意改名为“科美”。
1920年，陈科美获官费资助，走出家乡长沙，赴美留学。取得硕士学位后，又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知名哲学家杜威攻读教育哲学博士。1926年，陈科美回国，先后在大夏大学、复旦大学、暨南大学等高校任教。他是国内较早介绍现代教育思想的人，多次建言在“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中添加“美育”。
陈伯海的母亲程雯出身“世代簪缨”的江西望族，毕业于武昌大学女子高等师范学院。1936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她的《注释历代女子小品文选》。
“父母对我自幼以来的教育主要是三条：一要有志向，争取对社会作出贡献；二要为人诚实，决不做假；三是努力学习，积累更多有用的知识。”陈伯海说。
Q：您的父亲是博士，母亲出过专著，这样的家庭在近代中国非常罕见。这会不会让您的成长特别有压力？
陈伯海：父亲归国前夕曾立下志愿，终身从事教育事业，终身遵循“教学相长”的规律，终身为培养新人才和创造新文化作出贡献。但在我的学业上，还是母亲相对管得严，门门功课都要优秀；父亲倒比较宽松，要求成绩过得去就行，更鼓励我自由发展兴趣。
小学三年级起，我就开始看闲书，大多是旧的演义小说、公案小说一类。我读的第一本“大人书”是《彭公案》，读得入迷。初中阶段，才开始接触新文学，如鲁迅、巴金、老舍、茅盾的作品。由于都是在做掉作业后再看的闲书，所以父母也没管太多。
Q：您什么时候开始真正“有志于学”？
陈伯海：16岁那年，我作为学生代表参加上海市学代会，后申请加入青年团，参加了更多的社会活动，并利用业余时间广泛阅读人文社科的入门书籍，感到一幅新的世界图景在眼前打开，逐渐燃起了求知的热忱。
1953年秋，我以第一志愿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20世纪50年代的华东师大，汇聚了一大批学术名家。当时提倡老教授上第一线，文学概论是许杰和徐中玉开的，徐震堮和程俊英给我们上过古典文学，外国文学则由罗玉君讲授。
那时，钱谷融先生还是青年讲师，起初教我们文选与习作，后又开讲中国现代文学。他的特长在于不仅有思想，且能将自己的理念渗透到具体作家的作品分析中去。他写的《〈雷雨〉人物谈》，对人物心理的解剖真叫鞭辟入里。他的代表作《论“文学是人学”》发表在后，但一些观点此前讲课中即有流露，我很受教益。
钱谷融先生
马茂元先生
王元化先生
Q：除了钱谷融，还有哪些前辈、长者给您印象较深？
陈伯海：对我有影响的有马茂元、王元化。马先生是唐诗研究专家，不仅熟稔唐诗，对古人研究唐诗的路数也了如指掌，特别注重体派、流变之类辨析。我本就关注这方面的知识，经他一点拨，印象更清晰了。元化先生是我借调到大百科全书上海分社参加中国文学卷编辑工作时开始有交往的，他当时负责抓这一卷。那两年间，编书中碰到问题，我就往他家里跑，请示解决办法。他有时也会就哲学、文化等方面讲一些看法。元化先生思想宏阔，看问题富于前瞻性，我是很佩服的。
但对我理论思维影响最大的，还要数马列经典原著。我是在1964年至1966年下乡工作时挤出时间来系统学习的，先是读《实践论》《矛盾论》，再读毛泽东选集、马恩选集、列宁选集，重要篇章逐段批划、细心品味，对贯穿其中的辩证思维感受特别强烈。后来，我也试着用来解析一些文学现象，力图从中发现一些具有规律性的东西。
唐诗学得以建立的依据
在古典文学领域，陈伯海是偏爱唐诗的。
20世纪70年代，他就常常翻阅家藏《四部备要》，遍读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的诗文和李贺、李商隐的诗作，一篇篇做札记。
改革开放之初，他奉调去北京统编中小学语文教材，总会利用节假日时间跑各大图书馆，搜采有关唐诗的历代资料，如选本序跋及诗话、笔记中的各种评论。
从唐诗中，陈伯海看到了“奋发有为、坚定执着的民族精神”，以及“生动活泼、余味曲包的艺术魅力”。他坚信，唐诗研究有理由与《诗经》、楚辞一样，成为一门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分支学科。
Q：您的唐诗研究之路，是怎样迈出第一步的？
陈伯海：从北京回到上海后，我即着手开展系列性的唐诗研究活动。一开始不敢贸然铺开，便选择李商隐和《沧浪诗话》为试点，各写了一组论文发表，看看能否成说。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时机逐渐成熟，我就在唐代文学年会上提出建立唐诗学的想法，得到与会专家鼓励。同时，我拟定出系列课题的整套计划，并找寻同道者合力编纂《唐诗学书系》。
Q：唐诗研究本就是古典文学研究中的热门，既有的研究成果称得上“汗牛充栋”，为什么还要专门搞一套书系？
陈伯海：构建唐诗学，其特点就在这个“学”字上。古往今来的历代读者乃至学者研习唐诗，其目的并不限于了解一代人的诗作，而是将其作为典范来认真学习的。人们常说的“宗唐得古”即有此含义。正因为唐诗体现着民族传统的艺术风范，我们就不能满足于对其仅作个案式的考证与现象陈述，而应当提到整体观照的层面上来把握。
构建一门学科，当然需要从理论上予以概括，但理论并不能拍脑袋式凭空产生，而要在总结前人既有经验的基础上提炼出来。我们的先辈对唐诗研究已有上千年积累，认真考察他们走过的历程，看他们如何欣赏与剖析唐诗，有哪些利弊得失可供借鉴，需要对相关资料、书目等加以全面收辑与系统整理。所以，我把《唐诗学书系》分解为目录学、史料学和理论构建三大块，目录学有《唐诗书目总录》和《唐诗总集纂要》，史料学有《唐诗论评类编》《唐诗学文献集粹》及《唐诗汇评》，理论著述有《唐诗学引论》《唐诗学史稿》《意象艺术与唐诗》，合成一个系统的工程。
起初想一口气做成。不料，商品经济大潮兴起，出版社讲求经济效益，我们的科研经费连去外地图书馆复印资料都不够。于是，项目断断续续地干，成品一本一本地积累，到2015年方将全部书稿补足且重加整理，共8种900万字，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全套推出。前后历时30年之久，得到众多人士不计报酬的鼎力支持，我是深怀感激且心有不安的。
Q：很多人喜欢把唐诗与宋诗相比，认为“唐诗主情，宋诗主理”“唐诗含蓄，宋诗发露”等。您赞同这样的分析吗？
陈伯海：普通读者可以这样比，但我不会采取这个路子。“特点”是显露于事物外表的东西，只具有相对的意义，根底还在于内在的质性。仅从比较着眼，会具有相当的局限性，如“主情”“主理”等只能相对宋诗来讲，如果跟《古诗十九首》来比，则古诗可能比唐诗更见“主情”。
我更注重从构成要素入手来探求唐诗的“质”的界定，相应提出了风骨、兴寄、声律、辞章、兴象、韵味等一系列范畴。它们都是从唐人常用术语中提炼出来的，保持着唐代文化艺术氛围的原汁原味。
就历史过程而言，唐人首先倡扬的是风骨，由风骨带出兴寄，以此来扭转六朝后期的积弊；同时也讲求声律，要改造齐梁声律以适应时代需要。之后，盛唐人在二者的结合方面下了功夫，风骨与声律兼备，兴象生成，这就是“盛唐气象”。至元和年间，人们愈益重视诗中兴寄，风骨的地位有所下降，含蓄不尽的风神逐步让渡于明白晓畅，诗歌声律、辞章也变了样。延至晚唐，风骨与兴寄都趋于衰颓，声律、辞章更讲求精美，兴象变得空灵，便蜕变成韵味。
这六大要素的结集，界定了唐诗的总体质性，其组合方式的变化也标示着唐诗自身的流变。分别来看，某些要素在其他朝代诗歌样式中也可能出现，但不能像唐诗这样组合成独具一格的整体。这也是唐诗学得以建立的依据。
立体交叉桥式的思维
1984年国庆前夕，陈伯海调往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5年后，接任所长一职。
上海社科院文学所是1979年新建的，建制颇为齐全，有中国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外国文学、文学理论等研究室，还配有办公室、学秘室、资料室、人事处等。研究人员来自四面八方，有的还是经社会招聘进来的，磨合时间较短，研究方向也较为分散。
对人到中年的陈伯海来说，脚下的路变宽了，肩上的担子却也更重了。
Q：初到文学所，您是怎么开展工作的？
陈伯海：进所后，我分别找人谈话或举行小型座谈，花了一段时间摸清情况，也听取了各种意见。
我给自己定下的任务首先是抓规划。社科院这样的大型学术机构，既不能像政府部门或企业单位附属的小型研究所那样仅限于调查、处理一些实际问题，也不能像高校以基础教育为托底来系统开展常规理论研究，而应当根据自身条件和改革开放的大形势，积极发挥对外联系广泛、掌握信息灵活等优势，紧跟学术创新步伐。
Q：具体来说，您是怎样规划的？
陈伯海：在社科院院领导和两位老所长的直接关怀下，我们给文学所的发展定了三方面的主攻任务：一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文学所建立之初，就着重抓了这方面研究，形成了系列课题，应该认真抓下去。二是上海地区文学研究。围绕上海“孤岛”时期文学研究，文学所积累了大量资料与成果。当时，有人建议进一步开展“左联”在上海活动的调查。循此可发展为整个上海文学乃至上海文化系列研究，这自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三是文艺新思潮、新学科研究。当时，改革开放呼声甚高，文学所要迎接这一挑战，争取走在前列。
为有利于主攻方向，我们还新设了两个机构：一是近代文学小组，从编写《上海近代文学史》入手，为进一步研究上海及整个中国近现代文学作好铺垫；二是文艺新学科研究室，负责及时掌握文艺界新思潮、新理论的动向，得风气之先。
Q：这一时期，您既要管行政又要搞科研，会有“两头难”的感觉吗？
陈伯海：有这样的感觉，但也有好的一面。比如，直接介入当代话题的探讨，对我原有的知识结构是一种冲击，促使我的思维方法发生了相应变化。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树立现代思维方式。我们不能像既往那样，自己认准一条路，就把其他的路都看作“旁门左道”。
现代思维应该是一种立体交叉桥式的思维，南北、东西的路向并举互通、不相堵塞。做学问也是如此，要承认不同选择的合理性，通过互补、互动达到海纳百川。这是我到文学所工作后的一点体悟。
Q：您还主编过《上海文化通史》，在这方面有什么经验之谈？
陈伯海：以我之见，不论是上海文化还是上海文学，都不能仅仅看作地区性现象。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市，它的发展轨迹可以说是整个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个缩影。中国现代化的成就集中体现在上海，不足与畸变之处也体现在上海，包括鲁迅当年批评的旧上海文人的习气，“脚踏两头船，一头踏革命，一头踏文学”等等，实际上就反映了现代化中的畸变与扭曲。切实把握好这一点，对当下更好地理解上海城市发展、理解中国式现代化也有意义。
陈伯海先生手稿
使传统进入当代语境
1998年，陈伯海和妻子去加拿大温哥华探亲，闲居无事，常去当地图书馆寻访中文资料。
他发现，海外学者借助西学参照，对中国传统的理解和阐释比较深入，如将“天人合一”推许为“中华民族对人类学术思想的最大贡献”等。
既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如此深广的精神财富，何不大力开发出来以与“西学”“马学”相融相会，进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话语？
Q：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已成为大家耳熟能详的提法。您是如何看待这一命题的？
陈伯海：创造性转化与发展，意味着整个民族文化的推陈出新。一个重要的凭借就是传统 ，且 愈丰富、愈厚实，创新的空间便愈大、愈深。
应当承认，我们曾或多或少忽视了这一点，忙于引进和追随外来思潮，自己的新思想、新学术却立不起来。这一倾向需要改变，要义之一就在于将传统激活，使之能进入当代语境。
20世纪70年代，我国港台地区的一些比较文学学者提倡过一种“阐释研究”的方法，即以西方理论框架来解说中国的事象，以为这就能将传统理念转变成现代话语，结果只是用中国材料来印证西方理念的普适性，并未能发扬我们传统文化自身的精义。
我提出了一个方法论原则，叫“双重视野下的双向观照与互为阐释”，强调既要站在西方和现代的角度，用新的观念来审视中国的传统，又要回过头来，立足传统本位来反观西方和现代。经过这样双向流动与交互阐释，古文论内蕴的当代意义才有可能浮现出来，且又不会脱离自身的本原。
举个简单的例子：西方人爱讲“美在形象”，我们的传统中也有类似观念，诗赋欲“丽”，文论讲“采”。但是，我们并不认为“采”“丽”是美的最高标准，而更讲“大象无形”，追求“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的境界。以此来比照西方，或可提炼出一个新的命题，即“美在对形象的超越”。这就把理论思考向前推进了一步。
同样，“诗言志”作为我国诗学的“开山的纲领”，可借西方表现论作比较。但“言志”恰恰不同于自我表现，“志”要讲社会关怀，与世道人心息息相通，还要凭借“言”加以适当的传达。用西方表现论的框架来套，这一命题的真实意义是不是就很难显示出来？
Q：对于传统思想 的局限性，是否也要有足够的批判意识？
陈伯海：确实，我们不能一味遵信传统，因为传统思想也有缺陷。比如，古人爱讲“天人合一”，对世界持有可贵的整体观，但一般多重在“以人应天”，对人的主体性发扬不够；西方则特别重视主体性，常倾向于“主客二分”。我的追求是将“天人合一”与“主客二分”结合起来，在“应天”的同时求得“参天”，用以构建新的人本理念和生命理念。
常听人说，资料是实实在在、不会过时的，思想却总会被后人超越。我承认，任何一种思想都可能被超越，但被超越了的思想依然是民族文化传统中的宝贵 ，后人仍需要借鉴它，其价值永远也不会消失。哪怕是走了弯路，人们也要研究它为什么走弯路，在哪儿可以补救。
这些都属于思维经验。后人的思想能够不断出新，就是因为有前人经验的积累。思想财富就是这样一代代承传并创造出来的。所以，希望我们在加强吸收外来 的同时，也要对自己的思想和理论建设真正重视起来。
Q：最后，可否请您谈谈对学术前景特别是对青年学人的期望？
陈伯海：近代以来，中国学术在经历西风美雨的强势浸染后，现已面临挺立自身的时机了。我一贯的主张是以“传统的现代化”“外来的本土化”和我们自身“一百多年来实践经验的理性化”三者相结合为创新的路径。
这些年来，我在古典领域作了一些开辟性试验，但有些“半生不熟”“驳杂不伦”。新时代，民族文化的复兴当寄希望于中青年一代学人身上。他们有良好的学习条件和比较扎实的学术根底。若能下决心排除外界各种干扰，专诚献身研究事业，且认准建设民族新思想、新文化的远大目标，在广积资料、深钻理论、讲求方法等方面苦下功夫，大思想家、大理论家、大学问家的诞生是可以期待的。
陈伯海
1935年出生于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原所长，曾获首届鲁迅文学奖优秀理论评论奖、上海社会科学院建院五十周年杰出学术贡献奖，2022年获颁上海市第十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学术贡献奖。
来源：解放日报·上观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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