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公共空间”理论的大行其时，有关报刊杂志的研究渐成学界热点。按照哈贝马斯的观点，诸如报刊、出版社、咖啡馆、戏院等公共媒介／场所，作为现代“公民社会”诞生的制度性条件，以制造与国家相对抗的“公众舆论”的方式，在西方社会的现代转型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而中国自晚清以来，类似的公共媒介／场所，至少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中已初具规模，那么，它们在中国社会的变迁中是否发挥了作用呢？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是否可以概括为西方意义上的“公共空间”呢？
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期刊群落中相当引人注目的一种，《现代》杂志常常被搁置在上述思路下进行考察，也常常被当作“公共空间”在文学杂志中存在的例证而被引用——众说纷纭的“现代”指向，众声喧哗的文学空间，庞杂而难以简单归类的作者群落⋯ ⋯ ，这一切，显然与“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期刊如《小说月报》、《创造季刊》等，颇有差异。新文学发端之初，新文学期刊大多建立在“同人”的立场上，建立在较为整齐划一的理论与创作面目上；这几乎构成了我们对于新文学期刊的基本认知，也构成了新文学期刊其“现代性”指向最初得以阐释的起点。而创办于1932年的《现代》，某种程度上似乎打破了这种逐渐定型了的“现代文学”期刊形象，取而代之的更多是一种因声音的嘈杂而导致的立场的多元，是鲜明的商业运作而产生的思想的暧昧。可以说，在不算太厚的6卷中，《现代》制造了一种从立场、内涵到边界都与原先的新文学期刊迥然不同的差异性。
《现代》杂志，1932年5月创刊号
差异性一旦产生，当然就富有争议。有意思的是，文学史家最初对于《现代》的这种因众声喧哗而带来的暧昧面目是持一种保留、质疑及评判的态度的；然而，到了上世纪90年代以后的文学史家的眼中，这种暧昧性却更多作为现代文学史上难得的带有多元性的文化／文学空间，而受到了某种首肯。然而，无论批评还是首肯，耐人寻味的是，他们对于《现代》“暧昧性”的指认却往往都搁置在“去政治化”的文化背景下。也就是，《现代》总是被看作是一份自觉地远离30年代政治现实的纯粹文学期刊。由此，在对《现代》的评价上，就形成了一种简单而实用的思维方式：如果说文学期刊能够提供一种具有多种声音的“公共空间”的话，那么它更多是建立在文学期刊消解并放弃其自身政治使命的格局下的。那么，是否可以说这种“公共空间”的“去政治化”才是体现了不发达国家文化产品特殊的处境与可能的追求，从而区别于西方意义上那种与政治直接对抗的“公共空间”？对于文学期刊这样特殊的文化产品来说，政治性、公共性及个人性这三者的关系，是否真的如此明了呢？
在这样的问题意识下，《现代》有必要被重新解读。
非同人化：“左翼”／“右翼”之外的文化场域
李欧梵的《“批评空间”的开创》一文，在很大程度上，展示了近年来在“公共空间”理论下研究有关报刊的典型思路。尽管李欧梵不认为20世纪初的中国形成了西方式的“市民社会”，但他认为，中国晚清以来的报刊的确开辟了一种“公共空间”，其基本特征是，“它不再是朝廷法令或官场消息的传达工具，而逐渐演变成为一种官场以外的‘社会’声音”。在他看来，尽管中国近代以来可能不存在完整意义上的哈贝马斯式的“公民社会”，但是，并不缺乏“构成公民社会的种种制度上的先决条件”，由报刊开创的“各种新的文化和政治批评的‘公共空间’”，即可视为一种明证。但是，上个世纪 30年代之后，由于政治干预的出现，导致“公共空间”缩小甚至消失。
李欧梵的这种“公共空间”理解，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具体要件：首先，强调不能将西方的“公共空间”理论简单套用到中国，而更注意中国的现实／文化的特殊性；其次，强调中国的“公共空间”的诞生仍然源自于官方／社会、法令／舆论之间的对峙，体现为不同于官方一元声音的民间意志的多元化；再次，“公共空间”的变质甚至消失，与现实政治的压制以及由这种压制内化成的知识分子的政治回避自觉有着莫大的关系。
这样的“公共空间”理解，从表面上看，相当注重照顾中国国情，但从其内部来看，依然包含着一种难以调解的深层矛盾，即，如果说在近现代报刊中果然存在着中国式的“公共空间”的话，那么，仍然用国家／（市民）社会、政治／民意这样西方化的二元对峙模式去理解中国的“公共空间”的内涵，用单一的似乎可以抽取出来的“政治”的宽松／严酷去解释“公共空间”的出现、运行与消亡，是否过于简单了？至少，“公共空间”概念“无论从逻辑上还是从历史上讲，西方近代以来逐渐形成的国家／（市民）社会二元对峙的格局都是其存在的前提，但这种清晰的分化在中国一直没有出现，反而总是陷于哈贝马斯所担心的国家社会化／社会国家化相互混杂的困境之中”。置身于这样的前提下，对《现代》杂志的解读显然就应该回到历史语境，应该在一定程度上质疑／撇开现成的“公共空间”理论的情形下进行。
从文学生产的角度来说，刊物并不是一个单纯的静态的文学作品集合物，很大程度上，它应该是交汇着资本、知识与市场等各种力量的特定文化场域，因而，要确认《现代》的基本立场，显然就必须将其放到特定的文学生产流程中去，通过把握其背后的发动、制约或遮蔽其显现的各种隐性因素，其相对真实的价值追求和美学指向才能流露出来。
在此前提下，重新解读《前锋月刊》的诞生与运行就成为我们进入《现代》必要路径。在《现代》诞生之前，现代书局老板张静庐有过一些关于刊物定位的说法常常被人引用，值得引起注意：
从《拓荒者》到《前锋月刊》，两个刊物的兴衰，使现代书局在名誉上和经济上都受到损害。淞沪战争结束以后，张静庐急于要办一个文艺刊物，借以复兴书局的地位和营业。他理想中有三个原则（一）不再出左翼刊物，（二）不再出国民党御用刊物，（三）争取时间，在上海一切文艺刊物都因战事而停刊的真空期间，出版一个刊物。
在这种说法中，可以看出，《现代》的创办初衷是建立在现代书局曾经有过的经验教训基础上的。在《拓荒者》和《前锋月刊》身上，无疑可以看到中国上世纪30年代两种最主要的政治势力对于文学传媒的渗透和控制，也可以看到这两种看起来面目殊异的刊物最终殊途同归的命运。
《前锋》月刊创刊号，1930年10月
《拓荒者》刊载的作品往往是政治意味大于文学意味的作品，是与统治当局针锋相对的“革命文学话语”。《拓荒者》被当局查禁，应该是两种不同的政党政治之间的较量，尽管两者并不处在同一权力层面上。如果要引进哈贝马斯的有关理论的话，像《拓荒者》这样与现实政治直接对抗的刊物倒很有资格被看作是一种“公共空间”，尽管也许其中只蕴含了一种过于单一的政党政治的声音，还不能算真正具有舆论多元性，但是，其被查禁的命运，却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对于中国这样的不发达国家来说，由于现实政治权力可以直接干预文学期刊的运行，那些具有政治对抗性的有点类似于西方的“公共空间”可能拥有的，却是短暂而多舛的命运。因而，也可以说，它们可能发挥的作用是相当有限的，至少不像它们的西方同类那么大。
而《前锋月刊》的垮台，则进一步说明，并不是所有的现代文学期刊都能参与到“公共空间”的建构。作为官方声音在另一种途径中的发挥，《前锋月刊》更多体现的是统治当局的意志，它的形象是如此直露无遗，它的声音是如此单调乏味，以至于统治当局对它从政策、资金到人员方面的全方位支撑并不能延长它苟延残喘的命运。《前锋月刊》的没落，可以说是在另一个方向上说明了，尽管拥有现实权力的政党可以全方位的扶持文学期刊，但这并不是一个文学期刊因此拥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根本原因。
由此，左联创办的《拓荒者》和国民党中宣部创办的右翼刊物《前锋月刊》的昙花一现，以极端的方式指认出了当时中国的现实语境，那就是，在上世纪 30年代的中国，与政治关系较为密切的文学期刊——无论是直接对抗现实政治还是成为当局意识形态传声筒，都是脆弱的、短命的，因而影响也是有限的。要想创办一个能得到各方面认可（包括左翼和右翼）的文学期刊，就必须在“左翼”与“右翼”这样的明确政治倾向设定之外，寻找刊物新的生存空间。在这个层面上可以看出，在不发达国家特有的严酷的政治高压格局下，利用公共媒介直接发出具有对抗性质的他者之音的可能性几乎被现实政治全然扼杀，因而，那种与现实政治的直接对抗的“公共空间”，对于张静庐来说，应该是竭力避免的，他更多是以能够为现实政治所接受的方式来设计《现代》的雏形的。可以说，《现代》所开辟的言说空间，自诞生起，就打上了不发达国家特有的现实烙印，显然不能简单的用西方意义上的“公共空间”理论来加以套用。
《拓荒者》1930年第3期
这样的话，有一个问题就会油然而生：在此基础上创办的《现代》是否是全然避开现实政治因素的？如果不是，它是否存在着不同于西方的“公共空间”的其他文化场域的建构可能呢？
作为《现代》主要操盘手，施蛰存在刊物诞生及运行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现代》的创刊号上，施蛰存自己撰写的《创刊宣言》似乎可以看作是对张静庐刊物定位的一种呼应，进而也可说是其说法的一种有力补充。而这，也常常被视为奠定《现代》基本面貌的主要文献：
因为不是同人杂志，故本志并不预备造成任何一种文学上的思潮，主义，或党派。因为不是同人杂志，故本志希望能得到中国全体作家的协助，给全体的文学嗜好者一个适当的贡献。因为不是同人杂志，故本志所刊载的文章，只依照着编者个人的主观为标准。至于这个标准，当然是属于文学作品的本身价值方面的。
在这篇《创刊宣言》中，施蛰存相当明确地作了期刊立场的说明，在趣味上，将《现代》与某种具有统一性的思潮／主义／党派／同人划清了界限，更强调刊物的“个人主观性”；在作品的遴选标准上，则力主“文学作品的本身价值”。在有的评论者看来，施蛰存的这种定位可以归咎一种“个人性”与“边缘性”的结合，是自觉地与主流意识形态相疏离。但我以为，施蛰存的这种撇清并不能简单地从字面进行解释，如果搁置在“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生产流程中，会感觉到其明显的现实针对性——那就是对“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文学”期刊运作模式的不满。
在“现代文学”的草创时期，“同人杂志”曾经一枝独秀，在社会的现代转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同人杂志’已超越一般意义上的大众传媒，而兼及社会团体的动员与组织功能”，某种程度上，成为“带有明显政治倾向的‘文化团体’”。可以说，正是“同人杂志”与政治相当自觉的结盟，正是它建立在同人基础上的排除异己的绝对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立场，使得它的影响往往超出了文学史／思想史，而成为一股可以直接推动社会变革的现实力量。尽管如此，与政治结盟的“同人杂志”仍然潜藏着一种危险，这就是“一旦成为‘团体’或‘准团体’，杂志的个人色彩以及主编的控制能力，必然明显下降”；更关键的是，刊物可能进一步沦为某一种具体政治势力的直接传声筒而导致其文化影响力日益萎缩，这一点，在《新青年》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如果说在社会／文化变革时代，这种“同人杂志”孤标独格排斥异己的极端姿态，有其现实存在的合理性的话，那么，到了上世纪30年代，施蛰存将《现代》从“同人杂志”的行列里打捞出来，并与之划清界限，就应该被视为是编者审时度势，重新确立刊物立场的一种举动。在反“同人杂志”的行为中，包含着编者企图摆脱“五四”以来“现代文学”期刊过于依赖同人，从而逐步丧失“个人”性而直接走向党派／政治的窠臼。可以说，施蛰存在这里警惕的，首先是“同人”，其次才是由“同人”而导致的“政治”。之所以这么说，其前提在于，“同人”思想立场／政治面貌的相近，很容易形成一元声音，进而形成一种“党派”。如果说施蛰存在文章中的确流露出远离政治的意识的话，那么，更确切的说，他远离的是那种只有“同人”而排斥其他声音存在的较为极端的“小集团”／党派政治。
在这个层面上，施蛰存的想法和张静庐是求同存异的。大致相同的是，在他们的视野中，未来的文学期刊无疑应该是需要排斥同人／党派的；但有分歧的是，张静庐对同人／党派的排斥则是力避刊物直接介入现实政治，反对刊物具有任何明显的政治倾向；施蛰存在一定程度上置换了对同人／党派的排斥的具体内涵，将这种排斥理解为杜绝刊物上有可能出现的一元化的专制声音，强调刊物应该成为具有多元价值追求的文化场域，而这些价值追求的具体内涵、倾向是什么，施蛰存实际上是避而不谈的。由此可以看出，张、施两人对于刊物如何反同人／党派，还是存在着相当距离的，而这样的距离施蛰存本人在当时应该说就很清楚。
张静庐（1898-1969）
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在日后执掌《现代》的过程中，施蛰存对《现代》刊物的定位有着不同于“同人杂志”却也不同于张静庐那种彻底“去政治化”的微妙之处。尽管“创刊号集稿时间仅20余日，不得不邀请水沫同人，分工执笔，以奠基础”，施蛰存在经历了最初的捉襟见肘之后，仍然想办法培植起多元的作者群：“创刊号于三月下旬集稿，仍是同人杂志面目，甚不惬意，幸而张天翼、魏金枝、巴金、瞿秋白诸稿先后寄到⋯ ⋯ 于是此刊同人性大为冲淡，得以新型综合性文学月刊姿态问世。”尽管从组稿／编辑的便利角度来说，如果施蛰存依傍与自己的文学趣味、美学追求更加接近的“水沫”诸人，那么他就能更容易操作这份新创办的文学期刊，但是，施蛰存却偏偏庆幸于他找到了“水沫”以外的更多作者，可以看出，施蛰存一开始就完整的贯彻了自己的办刊初衷，相当清醒、彻底的使《现代》远离了“同人杂志”的运行轨道。有趣的是，像“张天翼、魏金枝、巴金、瞿秋白”等，其实是明显具有“左翼”倾向的作家。这样的作家选择，与张静庐的办刊意图相比，显然是有相当的反差的，甚至是有矛盾的；但是从施蛰存对于刊物的预设立场来说，引入左翼作家，至少可以被看作是他建构具有多元价值指向的文化场域的一种重要策略。偏向左翼，应该是意料之中的，不仅是因为施蛰存等人有过“赤色岁月”，更因为，在他们所瞩目的非同人的文化场域中，“左翼”应该是回应现实生活的重要的一种声音，有了“左翼”的支撑，《现代》才不至于被现实政治高压所钳制而成为屈从的一元。左翼作家的出现，不仅有助于冲淡《现代》的“水沫同人”色彩，更为重要的是使《现代》并不能完全被归于“现代派”一尊，而是具有了某种杂质。当这种杂质恰恰是为现实统治当局所压制的不同政见者的声音的时候，你可以发现，借助于建构具有多元价值指向的文化场域，施蛰存成功的为那个时代的异质声音营造了一个庇护之所，同时也为新生的《现代》寻找到了活力和锐气的来源。
也正因为此，我们才能理解《现代》杂志对于制造一种文学流派为何似乎总是存在一种疑虑和恐惧。在《现代》的运行过程中，在施蛰存的《石秀》等历史小说、“意象抒情诗”发表之后，许多作者揣摩编者的心理，纷纷以“应用古事题材的小说，意象派似的诗”投稿时候，施蛰存非但没有加以鼓励，反而明确予以批评，这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破除了本来可以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一种更致密的文学流派／社团的产生。如果不是仍和他先前的“非同人杂志”的立场联系起来，如果不把施蛰存认为的单一的同人／党派可能导致的致命缺陷纳入考虑的话，那么，像这样的主动杜绝一种文学流派产生的行为，恐怕是难以令人理解的。但施蛰存宁可因此“扼杀一些优秀的历史小说”而不改初衷，足可以看出，“要《现代》成为中国作家的大集合”这一想法在他心中的分量。
还有一个表明施蛰存贯彻其“非同人杂志”立场的实践例证就是，当第二卷之后，《现代》横生变故，由杜衡与施蛰存合编刊物之时，尽管两人私谊颇好，施蛰存在坚持“非同人杂志”这一点上却丝毫没有让步：
关于《现代》杂志事实上我一人独立只编了第一卷和第二卷，后来现代书局老板要我和杜衡合编《现代》杂志，根据当时情况，我感到杜衡的加入，会使《现代》发生变化，造成被动的不利局面。可张静庐是《现代》杂志的老板，杜衡是我的老朋友，我都不便拒绝，只能从第三卷开始合编，我请他负责小说创作和杂文的编选工作。起初几期没有显著改变，因为我同杜衡有一个私下协定，坚持《现代》杂志的‘创刊宣言’原则，但后来变化就越加明显，编至第五卷后面临各种困境，销路下降，于是我逐渐有所放弃编务，让杜衡独自主持，编至第六卷。
而对于曾经的好友杜衡，多年之后，施蛰存在回忆时仍然颇有微词：
1924年到 1937年三人（指施蛰存，杜衡和戴望舒，引者按）一直在一起活动。可惜杜衡对政治极敏感，太热衷于从事政治活动，否则凭他有文学创作和编辑的经历，翻译上的造诣，完全能成为一位非常出色文学批评家及理论家。
在杜衡参与编辑《现代》后，刊物日益成为“第三种人”的阵营，其作者队伍、发稿倾向、栏目组织等都逐渐的固定化、明朗化，由此造就的刊物空间当然也就日益逼仄，慢慢开始向施蛰存当初忧虑的“同人杂志”甚至单一的“政治杂志”转化。对此，施蛰存应该是持一种批评态度。而这，也是两人在编辑《现代》时最大的分歧所在。从中可以看到，无论是对于刊物、作者还是编者，从施蛰存的角度来说，他一直是在通过维持刊物的非同人性从而避免刊物沦为现实政治的传声筒或直接对抗现实政治的不同政见者的。“非同人性”进而“非直接政治性”，这应该是施蛰存赋予《现代》的最重要的特征。而《现代》在“对政治极敏感”的杜衡介入之后，其作者群的流失以及销量的滑坡，可以说从一个侧面论证了《现代》在施蛰存时期对刊物的“非同人”定位，自有其不可替代的高明之处；也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不发达国家所可能出现与存活的同时也能发挥文化影响力的刊物，至少不是“对政治极敏感”的杜衡所热衷的那种类型，而可能更接近于施蛰存设计的这种模式。
由此，从《发刊宣言》到实际操作，可说《现代》初步探索了一种较为契合当时中国语境的刊物定位，那就是，既不直接与现实政治同步，也不直接与现实政治对抗，通过强调“非同人” 而制造了一种相对富有弹性却又极有包容力的言说空间。这种言说空间与“一元化”、“明晰化”无缘，但其暧昧性却也不能说就是自觉边缘化或非政治性，而是蕴含着相当复杂的价值指向。至于这种复杂性到底如何理解并加以评价，需要进一步解读刊物上的文本及与此相关的事件。
文化政治：“去政治化”背景下的政治诉求
非“同人杂志”的刊物立场设计无疑使《现代》拥有了多元声音表达的可能，但是多元声音是否真正出现在刊物上，或者说，即使出现了，它们是否拥有相似的出现频率因而体现出某种公正性，会不会彼此重叠、冲突甚至彼此消解呢？
回到刊物本身，会发现，《现代》在表层上，的确实现了相当的“众声喧哗”；但是，却并没有出现因多种声音简单叠加／对峙而必然会产生的紊乱感，仍然给人一种有条不紊的整体感。这显然仍是耐人寻味的。
施蛰存（1905-2003）
施蛰存在《创刊宣言》中关于刊物定位的第二条意见由此引起了我的关注。在我看来，施蛰存的“非同人”立场不能孤立起来看待，如果说“非同人”更多是以“破”的方式表达了施蛰存力图使《现代》突围的强烈愿望的话，那么，仅仅是“破”，并不足以确立《现代》的基本面貌和特色，也不足以在期刊林立的上世纪30年代站住脚跟。对《现代》而言，它仍然必须要有正面建构的刊物内涵，才不至于支离破碎。基于这样的考虑，施蛰存在《创刊宣言》提出的立足于 “文学作品的本身价值”，就不能被简单的视为是一句大而化之的套话，而似应该被视为在远离同人面目杂志之后，施蛰存对刊物价值取向进行的正面描述。
从施蛰存本人的亲身经历来说，关于“文学作品的本身价值”这样的说法，应该是有着较为惨痛的现实教训之后的思想结晶：
雪峰曾希望我们恢复党的关系，但我们自从“四·一二”事变以后，知道革命不是浪漫主义的行动。我们三人都是独子，多少还有些封建主义的家庭顾虑。再说，在文艺活动方面，也还想保留一些自由主义，不愿受被动的政治约束。
经过了现实血与火的洗礼，在施蛰存的视野中逐步形成的，是那种将文艺从现实政治的约束中分解出来的意识，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回到“文艺本身”。但这里需要厘清的是，所谓回到“文艺本身”，在施蛰存看来，似乎并不意味着简单的逃离，意味着回到“象牙塔”，在他的总结中，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应该这样来理解：
当年《现代》杂志的立场，就是政治上标举左翼，我们都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团员。⋯ ⋯ 在文艺上是自由主义，但并不拒绝左翼作家及作品，因为我们的现代派，就是不采用以前旧的传统。当然我们不接受国民党作家及作品。
在施蛰存看来，文艺和政治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对立关系，左翼和自由主义也并非格格不入，在 “不拒绝左翼作家及作品”与“不接受国民党作家及作品”这两点上，文艺与政治两者之间其实实现了某种曲径通幽，当然，施蛰存的态度还是微妙的，谨慎的。但无论如何，所谓“文学作品的自身的价值”其实是有着相当确定的现实内涵的，是对现实政党政治有所选择、有所沉淀的；偏向左翼而非右翼，正是选择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施蛰存有着这样的预设立场，而这种预设立场在前文的分析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出其潜在的巨大作用；但是施蛰存依然清醒的区分了那种建立在政党政治选择基础上的预设立场可以发挥作用的区域，即，在《现代》这一文化场域中，它可能是偏于表层的，是必须服从于深层的“自由主义”的文艺发展需要的。或者说，它要真正成为《现代》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必须进行一种转化，从政治正确的绝对性权威更多转化成一种宽松的文化精神，从必须进行生死抉择的现实政治转化成一种绝不与现实妥协的坚守个人的文化力量。由此，以“文学作品的本身价值”为依归，那种在非同人杂志策略下建立起来的多元文化场域对“左翼政治”的守护与汲取，就不可能是对现实进行的简单的批判或抗议之音，而成为一种内敛但并不单薄的文化政治立场。关于这一非同人刊物的存在策略，施蛰存在一封回答读者的信中说得相当明白：
在目前这情势下，有些文章是不得不含蓄，到并不是故意卖弄机关以图欺骗读者。写文章而不会含蓄，在今日之下所可能遭到的运命，想来你也不至于完全不知道吧。
由此，在我看来，《现代》这种由非同人杂志（向外）与“文学作品的本身价值”（向内）合力形成的文化政治立场，应该是最具有上世纪30年代中国语境特色的刊物定位；也是我以为《现代》更适合被称为“文化场域”而非政治意味十足的“公共空间”的根本所在。就是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会看到，无论是对于文艺论争、作品评论还是文学事件，《现代》都有着属于自己的参与方式与评价标准。而这是既不同于较为纯粹的左翼期刊，也不同于那些真正试图远离现实政治的唯美型文学期刊的。
从1932年7月到11月，《现代》连续发表了多篇有关“第三种人”的论争文章，其内容涉及文学的社会功用、文学的阶级性及文学家是否有自由等问题。由于论争的双方为苏汶（《现代》第3卷之后的编辑者之一）和鲁迅、周起应、何丹仁（冯雪峰）、易嘉等左翼文艺理论家，因而在一般的史家眼中，这场论争似乎已成定论——苏汶连带《现代》包括施蛰存，都被目为“第三种人”，成为左翼文艺运动的对立面。关于双方论争的具体观点，似乎无须多言，我更感兴趣的是论争的组织方式与过程。很有意思的是，这场论争中的一个重要角色施蛰存常常被人忘却：
当年参加这场论辩的几位主要人物，都是彼此有了解的，双方的文章措辞，尽管有非常尖刻的地方，但还是作为一种文艺思想来讨论。许多重要文章，都是先经对方看过，然后送到我这里来。鲁迅最初没有公开表示意见，可以是几乎每一篇文章，他都是在印出以前看过。最后他写了总结性的《论“第三种人”》，也是先给苏汶看过，由苏汶交给我的。这个情况，可见当时党及其文艺理论家，并不把这件事作为敌我矛盾处理。
在施蛰存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尽管在这场论争中，他本人并没有明确表达自己的倾向，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就游离于论争之外。事实上，这场论争之所以能够发动起来，又之所以能让论争的双方袒露己见，与施蛰存有着莫大的关系。利用《现代》这一有着特殊内涵的文化场域，施蛰存设计了一种开放的文学论争模式，透明，公开并且严守中立，并不因为自己与杜衡的私谊而有所偏袒。而这种情形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就是呼应了他的回归文学本身的理念，可以用《创刊宣言》中“凡文学的领域，即本志的领域”这样宽松平和的大文学观来加以解释的。假如了解上世纪30年代之后许多夹杂着鲜明政治倾向的文学论争往往会因为现实政治势力的介入而蜕化为一种人生迫害的话，那么，大概也能领悟到施蛰存这种严守中立的编辑立场，多多少少构成了对政治高压语境下那种消弥了现实／文学界限的文学论争方式的反拨，借助于“文学”这一屏障的掩护，更借助于《现代》这样“灰色”面目的杂志与施蛰存这样相对客观的文学编辑，左翼政治观念得以借鸡生蛋，以未被妖魔化或有意误读的形态出现在世人面前。因而，对于这场论争来说，也许论争的结果不是那么太重要的，更重要的是《现代》也许是在实践的层面探索了文学与政治曲线衔接的可能方式，暗示了政治必须是文学的才能昭然于世；而文学必须是政治的，才更契合中国现实——尽管这场论争的实质却是“文艺自由”与“文艺上的干涉主义”两方的水火不相容。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施蛰存本人的确没有直接介入现实政治，但是他设计的《现代》这一文化场域，却以立足于“文学”的方式微妙的介入了现实政治的建构。
《现代》第一卷第四期的“书评”栏目，评论蒋光慈的《田野的风》
更能体现《现代》这一文化场域特性的，是《现代》上的文学批评。由于宣称对全体作家开放，《现代》所发表的创作,总体而言，是多元而流动的，很难用一种大而化之的方式加以概括。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法把握刊物着力营造的总体创作倾向，从第1卷4期开始出现的“书评”，某种程度上，却为我们开辟了一条相对另类却很有效的进入通道，得以窥视刊物相对固定的文学评判立场：
中国的出版界这样芜杂，文学的评判又这样的纷乱，对于新出的文学书，给以批评，为读者之参考或指南，我以为倒是目下第一件需要的工作⋯ ⋯ 为要求统一起见，这一栏中的文章是不署名的。一切责任由我代表《现代》杂志社来负担了。
如果说《现代》在文学价值指向上还存在着一点“统一”野心的话，那么“书评”这样不起眼的栏目显然就成为安放这点小小野心的最好的角落。关于这一点，编者显然是毫不避讳的。那么，《现代》的文学评判标准到底是“统一”在哪里的呢？
严格的说，《复仇》里外所表现的“人类共有的悲哀”，有许多实际上却偏偏是“中国人所万万不会有的悲哀”⋯ ⋯ 巴金先生要写人类的痛苦，却放过了自己（自己国人）切身所感到的痛苦而只搬演了一些和国人痛痒不相关的故事，其动人的力量自然要蒙着一层阻碍了。巴金先生固然是能够苦人类之所苦，而读者却往往要求作者能说出他们自己所能体会到的苦痛来。
显然的，近年来的新文学是多量的吸收到西洋文学的影响的。但是我们所应该吸收的，是西洋文学的技巧，而不是要把他们底内容和情绪都完全照原样的搬到中国来。
立足于现实，立足于不发达国家的特殊国情，构成了文学批评的首要前提。在此前提下，像巴金创作的哪怕是具有深切苦痛的作品，也会因为其浓郁的异域色彩而受到指责——“人类共有的悲哀”不再成为一种人类性的标尺，或者作为超越了民族、地域和文化局限的结果被看待，而更多被视为是逃避现实、放弃文学者现实责任感的一种不应有的缺陷了。批评者那种类似于弗里德里克·詹姆逊所言的不发达国家文学者气质而非文学自身要求的意识，成为主导文学批评的基本内涵。其次，在批评标尺的设置上，“进步”成为批评家们的首选：
然而总括说，纵然有一些小毛病，《路》还不失为一部进步的作品，在作家个人，也在整个的国内文坛。
那么，“进步”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呢？
《田野的风》是蒋光慈先生最后的一部作品，同时也可以说是他最进步的作品。一想贯穿在蒋先生的作品里的，恋爱与革命互为经纬的写法，在《田野的风》里是不用了。这里面虽然也有男女的琐事，可是只占据了一个极不重要的位置，而且没有结束。大体上，作者是直接的写了斗争的生活。
很显然，假如以此为个案来缕析“进步”，那么，可以清楚地看到，“进步”与“恋爱”等私人生活无涉，“进步”指向的是“革命”，是“斗争的生活”。当“进步”是以这样的内涵成为批评家们评判作品价值高下的主要尺度的时候，可以看到，至少在内容层面上，批评家们还是相当强调作品的现实力量的，主张文学作品要能够引导现实生活的，“左翼”政治在这里成为批评家们有意汲取的理论 。
但正如前文所言，直面现实也好，左翼政治也好，从来不可能直接成为《现代》可以不假思索使用的 。事实上，在实际操作中，他们可以一方面首肯“进步”之于文学批评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却又对“进步”得以附着的“左翼”革命实践颇有微词，因而保持着一种清醒的距离：
蒋光慈先生的死，纵然是平凡的死，也应当是左翼文坛的一个重大的损失。我们只要看，左翼文坛截到现在为止，还只产生着一些似是而非的作家，有气没力的作品，甚至连蒋光慈这一点成就都赶不上，至于宣传的效能，那是更不必说。然而左翼文坛的是把蒋光慈先生忘记了。
通过剥离左翼文坛与革命文学主将的蒋光慈的关系，批评家们实际上将他们所认同的“进步”与作为现实存在物的“进步”划分了开来，在现实生活中，那个寄寓了现实的血雨腥风的“左翼”及其实践层面上的“进步”，是他们并不怎么认同的；而那个融化在蒋光慈作品中的，表现在文学层面上的作为一种与现实决不妥协的精神的“进步”，却是博得了他们的首肯的。不发达国家可能拥有的文化政治式的介入现实的方式，便以这样的形式又一次表现出来。
在处理上世纪30年代特有的文学事件上，《现代》那种不同于西方的“公共空间”的不发达国家文化场域的特性，亦是保持得相当完整。
1933年2月，鲁迅为柔石等左联五烈士牺牲两周年而写下了《为了忘却的记念》，在被数处拒绝之后，辗转来到了施蛰存手中，并经其手发表于第 2卷第 6期的《现代》。在冒风险发表此文的过程中，《现代》特有的文化底线表现得相当彻底：
考虑了两三天，才决定发表，理由是（一）舍不得鲁迅这篇异乎寻常的杰作被扼杀，或被别的刊物取得发表的荣誉。（二）经仔细研究，这篇文章没有直接犯禁的语句，在租界里发表，顶不上什么大罪名。
《为了忘却的记念》尽管有着明显的现实针对性，但在编者的眼中，其文学性的一面首先得到了关注：对现实政治的反抗是否是直接的，是否是有文学价值的，在此基础上才形成了是否要发表的斟酌结果。这无疑再一次印证了，《现代》尽管从表面上看是谨小慎微的，但并非是全然去政治化的，政治性的内涵那怕是被统治当局所镇压的异端政治诉求仍然存在着被容忍、被接纳的可能性，而这则要取决于这种政治性的诉求是否能和文学性的规范致密的缝合在一起，产生出文学杰作。《现代》由文学立场进而建立起政治立场的思路，应该是相当清晰的。
《为了忘却的纪念》，《现代》第二卷第六期
同期刊登的鲁迅近照，另有柔石留影及其手迹，
右下角配有一副名为《牺牲》的木刻版画
在处理丁玲失踪事件以及法国著名的左翼作家伐扬·古久列访沪事件的时候，《现代》基本上遵循了上述原则，从而一方面似游离于现实政治之外，另一方面却又相当深刻地以自己的方式介入了现实政治。施蛰存曾经这样总结《现代》与众不同的刊物姿态：
我们深信文艺的最大功效，就不过是这一点点刺激和兴奋。所以，一年以来，我们从不愿意作过分的夸张，以为号召读者的宣传。我们愿意尽了一个文艺杂志所能做的革命工作，但我们不肯虚张声势，把整个革命工作放在文艺杂志的目标上以欺骗读者，而结果是既没有革命，也并不成为文艺。
在不发达国家政治高压所形成的逼仄生存空间里，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大概只能是这样相互依存并又相互克服吧。
以退居文学的非同人化方式进入现实，以自觉的边缘化的姿态保持“进步”，以去政治化的立场言说政治，《现代》相当淋漓尽致的展现了不发达国家文学／文学期刊所能拥有的文化场域与所能提供的回应现实的方式。或许它并不像西方意义上的“公共空间”那样尖锐、有力，可以在社会转型中直接发挥自己的力量，但并不能说，这种相对中庸的文化场域就是不需要的，无用的——当那些类似于西方“公共空间”的左翼期刊被现实政治之手迅速扼杀的时候，你会发现，中庸其实本身就以其坚韧与包容，锻造出了一种不能被忽视的异质之音，虽不强悍，却足够绵长。可以说，正是建立在这种中庸之上，围绕着《现代》的各种文学实践，尽管不一定适合用弗里德里克·詹姆逊关于第三世界国家文学的断语去加以解释，但至少，《现代》并不能够被简单地称为是建立在去政治化基础上的单一追求现代派趣味的纯文学期刊，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开辟了可以收容包括左翼政治在内的多元声音的文化场域，并以文学与政治潜在的曲折结合创造了不发达国家可能的文学范型。
（原文刊于《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
【作者简介】
董丽敏，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校社科处处长，上海市高水平地方大学重点创新团队“都市文化与文学”负责人。曾任职于上海大学，为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访问学者，并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2011）、上海市曙光人才计划（2008）等；兼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女性文学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妇女研究会理事等。主要研究领域：性别、媒介与20世纪中国文学。
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3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1项，省部级项目3项；出版著作有《性别、语境与书写的政治》（2012）等3部，合著、编著8部，在《文学评论》、Differences等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70余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资料”转载20余篇次；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科研奖项多项。
主编：朱生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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