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化》| 学术专题：上海城市文化
海派文化发展的主要特征及时代向度
徐清泉|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原文刊载于《上海文化》2017年第6期
内容摘要
海派文化的历史高峰出现在开埠后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而其生发则在上海历史早期；今人追奉海派文化，根由在于对上海文化美好未来有期许。从助推上海基本建成国际文化大都市的立意出发，上海必须在推动海派文化创新超越方面确立以下时代向度：一是在主动应对创新转型的时代变化挑战中推动文化建设走向新的辉煌；二是在参与“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争取有较大作为；三是在助力上海世界城市建设过程中努力凸显地域特色指标；四是在建设全国文化中心及建成国际文化大都市过程中创新超越；五是力争成为整合凸显世界第六大城市群文化核心魅力的重要载体。
关 键 词 海派文化 海派化 全球化 创新超越 一带一路 时代向度
关于认识界定海派文化的几个基本判断
（一）海派文化已进入正名立身和创新超越发展阶段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的不断加快，作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首善地区及先行者的上海，越来越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它的经济走势和文化发展，均成了业界人士热议的话题。在此背景下，“海派文化”的概念及相关实践也越来越流行起来。“海派”一说起源较早，唐代书画理论家张怀瓘的《书断·能品》就说到了“海派”。[1]近现代时期所指称的“海派”，实际上是承续了唐人品画论字的遗风，只不过逐渐由书画界扩展到了戏剧界乃至家具器物等广泛领域。总体上来看，当时所说的“海派”，其指称范围是由窄向宽拓展，一度曾明显地带有批评讽喻某些所谓社会“流俗”的意味。[2]其具体矛头主要针对文化及艺术领域出现的诸如不尊法度、标新立异、迎奉消费及北方正统风格在南方落地后发生的某些开化性流变等，即使是当时的一些文化名流也卷入相关的争辩及分野之中。无疑，正是借助这些特殊“流俗”在上海开埠后七八十年间的推波助澜，并实现了在书画、戏剧、建筑、服饰、时尚等诸多领域的生根流布，[3]才使得上海最终为自己“坐实了”所谓“海派”这一反传统名号。[4]当时的国门洞开、租界林立及列强“治外法权”的存在等，没少让上海遭受经济文化上的掠夺和欺侮，不过这也在客观上激发了上海多元文化包括红色革命文化的发育成长，同时也让上海成为了许多志士仁人借以求取新知新思、引领中国未来发展的动力场。应当看见，在丰富多彩、厚重饱满的中华文化发展体系中，海派文化无疑是个既具有开放性特点，又具有鲜明地域特征的文化脉系，它是上海乃至长三角城市群，历经人们经年累代的长期社会实践，而逐渐发展成型并被世人所认识且感受到的物态化文明遗存成果和精神化文明遗存成果，前者如上海的石库门建筑；后者如江南人文书画以及上海开放多元和海纳百川的城市精神等。“文革”期间，海派文化基本上被极左势力视作批判甚至打倒的对象。进入改革开放时代后，海派文化多元化、开放化及国际化的风格气派，客观上成为了上海谋划城市文化个性化发展的主要比照对象。不过，为了不给公众造成“全面复兴海派文化”的误会，政府文件用词大多不采用海派文化这一术语。近年来，上海两任主要领导，均站在推进上海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进程的高度，对弘扬海派文化中的正向精神气派，以及确立海派文化创新超越的历史新方位等，提出了指向性要求。[5]无疑，海派文化已进入正名立身和创新超越发展阶段。
（二）独特的水陆枢纽区位优势是推动海派文化发展的前提之一
文化地理学的常识告诉我们，文化是人类社会生活实践行为及其成果，在特定地域空间不断分布、扩散、积累、留存及传承的产物。美国人文地理学家德伯里（Harm J. de Blij）指出：“一个城市的位置可能成为其发展的重要因素，因为位置反映着城市在区域中实际存在的自然条件。”“优越的位置是导致许多城市起源和刺激城市早期发展的重要因素。”[6]长三角及其核心城市——上海，地处水陆交通最发达、移民人口最集中的长三角东向出海口，背靠自然 和人力 最丰裕的亚欧大陆腹地，西接长江黄浦江水上通道，东临太平洋海上出海口，南北近连京杭大运河……这让上海当之无愧地既成为了世界上最有利用价值的海上陆上“丝绸之路”重要节点城市，同时也成为了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东方国家进行经济文化掠夺的重要战略支点，从而在客观上起到了东西方海陆经贸交流的区位枢纽作用。有研究分析指出：“由于自然地理条件的优越和江南地区经济的发展，早在开埠前上海就已经迅速成长为我国主要的沿海贸易港和第二大外贸港口。”“1864—1904年间经上海转运国内的洋货占全国进口比重平均高达46%，这意味着每年中国进口的洋货，一半左右是由上海进口，转运至各主要通商口岸，再传播到全国各地的。上海的进口商品转运在全国对外贸易的中心地位是很明显的。”[7]有资料显示：自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30年代，上海仅来自欧美亚太的外侨就十分多见。“形形色色的外侨，年复一年地在上海生活、工作、开厂、经商、办学、行医、传教、出版报纸、读书、跳舞、打猎、划船、赛马，当然还有走私、贩毒、犯罪，他们有自己的俱乐部，有各自的活动圈子，将世界各国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风俗习惯带到上海，将外国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带到上海……所有这些，都对上海社会演变产生了极其广泛、持久、深刻而复杂的影响。”[8]正是得益于这种先天的海陆区位枢纽条件禀赋优势，上海历史上的海派文化得以伴随着生活方式的嬗变而发生发展。英国学者迈克·克朗（Mike Krone）指出：“特定的空间和地理位置始终与文化的维持密切相关，这些文化内容不仅仅涉及表面的象征意义，而且包括人们的生活方式。”[9]可见，区位优势效应的充分释放，一度成为了推动海派文化发展的前提条件之一。无疑，海派文化最为集中地汇聚在上海，以至于无以计数的亲历者和旁观者，更认同或倾向于用“海派文化”来指称上海文化。显然，上海文化或说海派文化本身就带有十分浓重的江南地域文化和区域文化特点。江南河江相连、水网密布、比邻海滨，上海恰巧处于这一独特地理空间区域节点上。绝佳的水陆枢纽区位优势，让上海海派文化发展获得了持久的环境条件依托。当处于这一空间节点的移民精英人群，特别是以大量来自全国及全世界各地的移民人口为主的人们，融入并用活了这一优势，海派文化就具备了鲜活的发展动力。不言而喻，即便到了21世纪的今天，这一优势依然还在发挥作用。
（三）海派文化历史高峰出现于上海开埠后，而其生发则在历史早期
我们认为有三点应该引起关注：首先，“海派文化”的称谓固然起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然而海派文化的形态内涵体系很早就开始孕育发展了。换言之，尽管上海开埠于1843年，上海文化的“海派化”提速也自此开始，并于20世纪20—40年代达到了高峰，但是海派化的文化发展实践却在开埠前的很长一段时期就出现了。明代17世纪的名士、科学家徐光启，就是一个中西兼通的海派文化发展推手，他在上海的活动于今可考。从中华文明发生和发展的历史轨迹来看，在其5000年文明架构体系中，出现了两个特别值得关注的文明发生场域——第一个是把中原儒家文化定为至尊、融合了佛家道家精神的“中原文化大一统场域”；第二个是把江南儒家文化定为至尊，同时又吸收了佛家、道家精神及重商思想乃至基督教精神的“江南文化大融合场域”。也可以这样理解，自宋元时代开始，中华文明的发展重心由第一场域逐渐转向了第二场域。这和长江流域及南北大运河区域的经济逐渐崛起直接相关。如果借用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的“轴心时代”术语来描述，则可以说：“中原文化大一统场域”以内敛自重、自我循环为特点；“江南文化大融合场域”第二场域，则以交流交融、外向拓展为特点。其次，“海派文化”的发生发展，与历史上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区域——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实践方面形成的“五重”特色及“一大”格局密切相关，即重商业、重贸易、重交流、重开放、重开新的跨地域跨国界“移民化动态社会大格局”。生活在上海的移民大多居无定所，人们大多将冒险发迹视为了首需。而都市经济的去农耕化及偏工商化，又将一个开埠后的上海推向了世界，从而使本土全面海派化成为现实。再次，从历史和发展的眼光审视，假如说1843年的开埠，象征着上海在屈辱、被动中拉开了上海经济、社会及文化之海派化发展的第一道序幕的话，则起始自20世纪90年代、深化自21世纪近10余年来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就不啻是上海在自信、主动中拉开了海派化创新超越的第二道序幕。需要指出的是：历史上的海派文化，尽管有鲜明的西化元素和国际化色彩，但是它绝非可以被简单化地认定为“西化文化”和“国际化文化”，它其中蕴含并融入了许多带有江南本土化色彩的中华传统文化要素。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那样，“仔细分析老上海‘东方的巴黎’、‘西方的纽约’等称呼，我们不难发现其中所包含的文化杂糅含义：这座城市是东西方文化碰撞而生成的，会聚着本来并不会相遇，甚至是互相抵牾的文化元素”。[10]同样，当下上海仍旧在深入推进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绝对不是在复兴历史上的海派文化，而是在为取其精华、推陈出新和创新超越，寻求并提供更多新的可能。
（四）今人追奉海派文化的根由在于对上海文化美好未来的期许
正像前文论述所显现出的那样——海派文化这个称谓面世的初期，是背负着骂名让越来越多的人逐渐了解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出现的迎合商业化、市场化、消费化乃至崇洋化倾向，完全成为了文化正统及主流价值捍卫者们批判的靶子。显然，旧上海在城市文化乃至城市生活等诸多方面形成的“海派化”风格氛围，历经了由“屡遭诟病”到“见怪不怪”再到“渐成潮流”三个阶段。这是一个由负面评价到中性评价再到正面评价的演变过程。为何会出现这种状况？具体在哪一个时间节点出现了正式翻转？一下子很难说清楚，恐怕也只能从文化认同逻辑和某些历史瞬间迹象上找到一些简单的答案。美国人类学家莫菲（Marphy）指出：“任何新的文化项目，无论是外来的，还是自生的，必须是对文化传统有意义时才能被接受，如果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与传统不一致的事物，无论是思想、工艺品、信仰、还是时尚都会被立即拒绝的。另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如果一个文化项目被接受的话，都是经过解释、改造的，使其与接受文化结构相适应。”[11]在传统中国人的观念中，“蛮夷”一词通常用来贬称发展落后的“外邦异族”。这个称呼最初也用到了初抵上海滩的外侨及其文化上。可是未过若干年，国人渐渐弃用了这一说法。有论者指出：“开埠早期，上海人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将外人及其与外人有关的事物均以‘夷’字冠名。约在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这种‘华夷大防’的训条开始变化……‘洋’字取代‘夷’字称呼，洋人、洋房、洋场、洋货等称呼已为社会广泛接受。”[12]事实上，单从经济文化交流的正面影响来看，当时经由西洋东洋外国人带给旧中国的不只是器物用度上的冲击，最重要的是一种精神上、气派上的当头棒喝。它把那种开放化、国际化、多元化、包容化、时尚化、灵动化甚至冒险化的精神气度带进了中国。因为有了这些精神气度，就使得上海的地域文化，显现出了不同于既往皇朝帝都正统文化的别样景象。也正因为存有涉外涉洋的经历，更有过早期被污名化的遭遇，以至于即使是到了当代，人们在判定和使用海派文化这个概念时，也在较长一段时间里显得相当的谨慎和矜持。可历史演进到了深度全球化的当下，我们最终才发现必须承认并确信：历史上的海派文化，是国际国内融渗度最高，也是最具包容度、最有影响力的移民文化之一，[13]它是以上海为核心的、历经长期历史发展的开放性地域文化，它始终处于变化发展状态，它并不是一个定格化、固化了的文化事项，因此不能将海派文化仅仅等同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文化。人们今天反复呼吁的海派文化，绝不仅限于对其既往呈现出的开放、多元、包容等可贵风范的追忆和留恋，更有对未来上海地域文化样态的诸多美好憧憬和期望。
海派文化发展体现出的若干主要特征
（一）被动及主动融入和参与全球化是海派文化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海派文化的发生发展，直接得益于全球化的历史性持续。一些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全球化并不像许多人以为的那样——开始于冷战结束后的20世纪80年代，而是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及大航海时代（约14—17世纪）就开始了。[14]明朝的郑和及意大利的哥伦布等都是这一时期推进全球化的先行者。我们认为：表面上看，全球化似乎是在消解分化地域文化，但地域文化的顽强性往往会促使全球化对其实施一定程度的妥协及融合，这样反倒成就了别具特色的地域文化。无疑，海派文化就是这一“妥协及融合”的产物。因为“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地理地域的终结；地域性和超地域性以复杂的相互关联方式并存”。[15]在地域文化的权重地位中，海派文化具有显见的不可替代的比较价值优势。上海很早就在参与和融入全球化。只不过早期的全球化是断断续续的。上海融入和参与全球化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特点：第一，在唐宋元明时期是主动的，在清朝时期是被动的。即便是被动受迫下参与全球化，也有其积极的一面。有论者指出：“虽然上海的开埠乃至开放都曾经是被动的，但是它们最终又在上海市民对于自身‘海外关系’的自主把握和定位中，发生转变，表现出了主动性。这种主动性，相当程度地体现为上海市民区别于当时内地其他社会群体而真正具有的‘开眼看世界’的姿态。”[16]第二，新中国成立后的“文革”期间是闭关自守的，而改革开放后特别是邓小平南方谈话后，上海更表现为积极主动、努力作为。从主动的全球化到被动的全球化，再到积极的全球化，基本体现为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也可以这样说：被动及主动地融入和参与全球化，是海派文化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有学者指出：“城市的全球化主要表现为两个相关联的过程：一是城市中全球势力不可避免地介入；二是城市自身在全球市场中的地位追求。经济全球化导致了世界城市的形成，而世界城市又依靠其强大的经济辐射和扩散能力推动这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17]这一分析实际上非常契合上海的历史和现实。
（二）海派文化把充分享受移民红利及开放配置全球生产要素作为发展加速器
近代上海是非常典型的移民城市，几乎85%的人口是来自移民。1843年上海开埠，以及此后的1853年至1864年10年间，由小刀会起义和太平军战乱所引发的两次南下进沪难民潮，均在很大程度上激活并丰富了上海的人口结构。[18]西方列强进驻上海后，先以“华洋分居”的形式，后以“华洋杂处”的方式，建造了不少移民飞地——如英租界、法租界、日租界等，同时也引入了大量海外移民。移民的涌入客观上将社会关系和市场人脉等带进了上海，形成了上海更广泛配置全球生产要素的局面。新中国成立后持续近40年的计划经济时代，让上海在继续享受先期预设下的移民红利的过程中，更加凸显了其作为全国生产要素配置中心的作用。当时全国企事业单位标配的采购员制度，就是完全为赴北上广等发达城市采购生产要素而设置的。而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间，上海再次成为了全国乃至世界上最受移民人口青睐的目的地。如今上海依然是体量超大的移民城市，其开放度明显要大大超过计划经济时代。根据上海市政府发布的统计数据：至2016年年末，全市常住人口总数为2419.70万人，其中，户籍常住人口1439.50万人，外来常住人口980.20万人。[19]由此数据可以算出，上海2016年的外来常住人口达到了40.5%。这表明上海的移民比例是非常高的，上海继续在享受着移民人力 带来的发展红利。与此同时，上海在配置全球生产要素方面的作用也越来越凸显。有研究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下半年，外商在沪累计设立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就达到了580家，其中亚太区总部为95家，投资性公司330家，研发中心则达到411家。[20]上海继续保持“总部经济”的稳步增长。上海自贸区的启动运营，更是增加了对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的吸引力。无疑，历史上的“开埠”和“开化”，让上海在五湖四海、南来北往、五方杂处、承接传统、贯通中外的大规模移民人口交汇中，形成了养分极其富足的多元文化生态，这在客观上加速了海派文化在杂糅中快速发育壮大。[21]海派书画、海派京剧、海派文学、海派歌舞、海派电影等，均是这种文化生态的产物。而近40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让上海在享受新一轮的移民红利及借全球化机遇配置国内外生产要素的过程中，迈上了创新海派文化发展的快车道。
（三）海派文化伴随工商业繁荣、跨区域贸易发达及市场消费活跃等获得发展
马克思曾经说过：“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22]海派文化的发生发展，直接受制于上海的工商、经贸及消费的开放化发展。这恰巧印证了马克思的判断。上海在开埠后的19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取代广州成为全国外贸中心，到抗日战争前，外国对华进出口贸易和商业总额有80%以上集中在上海，上海直接对外贸易总值占全国外贸总值的一半以上；近代中国最早的外资银行和本国银行都首先在上海开设，到20世纪30年代，外国对华银行业投资的80%集中在上海，中国最主要的银行总部都设在上海；上海是中国民族资本最为集中的地方，1933年民族工业资本占全国的40%，1948年工厂数、工人数都占全国一半以上。上海成为全国名副其实的多功能经济中心。[23]正是得益于“多功能经济中心”的突出作用，得益于工商业、跨境贸易及市场消费的发达和活跃，不经意间推动了海派文化的发展。仅就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海派文化来看，它最接市场地气、最强调消费体验、最注重收益回报。旧上海有许多和文化相关的行业和机构，如解放前仅仅是电影公司就有一两百家，报纸、刊物及出版社更是不计其数，最初它们大多出于谋生发家目的而创办。不过后来有不少却成为了业界翘楚。香港武侠章回小说及电影的后来居上，均与上海文化精英的入港密切相关。
（四）开放包容、对标海外及信守契约是海派文化在社会实践方面的充分体现
总体来看，海派文化就是在开放化、多元化、商业化、消费化的市场文化生态中生长起来的。也正因此，崇尚国际风范、谨守规则法度、注重契约精神等，也是海派文化区别于其他地域文化的主要特点。今天来看，旧上海由西方列强和民族工商业资本主义主导的自由市场经济时代，虽然为成就独具特色的海派文化预留下了很大的发展空间，但是它也同时衍生出大量城市病方面的恶疾乱象。当时有西方人士如此评价上海：“上海，世界大都市，令人惊异的悖论，难以置信的反差。漂亮、卑污、奢华；生活方式如此迥异，伦理道德那么不同；似一幅光彩夺目的巨形环状全景壁画，一切东方与西方，最好的与最坏的东西毕现其中。”[24]按照一些专家的看法：“归纳起来，外国人对上海的看法是：风格特别；不中不西；世界主义；贫富悬殊；美丑并存；地位重要；极富魅力。”[25]而且“在不少英美侨民心目中，上海是个新世界，是个美丽的地方，是个容易施展才能的地方，所以，在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30年代，‘到上海淘金去’是许多西方青年的美好理想”。[26]上海在社会实践方面呈现出的上述特色氛围，恰恰成为海派文化成长的特定生态，即开放包容及对标海外等。从积极的角度来看，“开放包容”才容得下“好坏毕现”、“美丑并存”；“对标海外”方能造就“不中不西”和“世界主义”；而“信守契约”是上海成为经贸发达的“多功能经济中心”的前置条件之一，还在近代时期上海就发育出了这一制度文化。[27]新中国成立后的新上海，尽管因为计划经济时期的极左偏差而制约了海派文化成长，但是改革开放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的来临，却让海派文化步入了创新超越发展先进文化的正轨。
海派文化发展理应追求的时代向度
（一）在主动应对创新转型的时代变化挑战中推动文化建设走向新的辉煌
近一个半世纪以来，上海始终都是全球最具关注度和参与度的焦点城市，在近现代历史上，代表不同文化意识形态价值观的江南三民文化、中西传统文化、列国租界文化及红色革命文化等，纷纷在这里登台亮相、汇合角逐、碰撞交融，最终是红色革命文化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也给当时正处于生长推进中的海派文化，一度带来了相应的时代变化挑战。而“文革”时期极左思潮的泛滥，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使海派文化陷入了凋敝沉寂状态。改革开放时代的来临，让海派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部分重见光明。如今海派文化面临新的时代挑战，首先是来自城市发展模式转型升级的挑战，如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矛盾、新媒体新业态文化消费与本土文化原创之间的矛盾等；其次是来自价值观的、社会的、法律的、交流的、生态的等方面的挑战，如文化诉求的多样化及分散化，与国家文化主流价值的主导化及承续化之间的矛盾等。当然国家给上海确立的“改革开放先行者和排头兵”的身份定位，以及中央授命上海首建自贸区、批准美国迪斯尼项目在上海落地运营等，都无疑为上海推动海派文化发展走向新的辉煌，提供了十分广阔的发展前景和生长空间。当今的上海正在努力向世界文明城市不断迈进。“两个一百年”是重要的时间节点，这为海派文化再创辉煌提供了多种可能。
（二）在参与“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力争在文化方面有大的作为
在全球化发展趋势不断演进的过程中，国家间、区域间的合作变得越来越重要。诸如区域间发展不协调问题、气候变化及环境污染问题乃至恐怖主义扩散蔓延等问题，均非凭借一国之力和一个地区之力就可以彻底解决。正是因为认识到了这一点，我国作为一个肯担当、负责任的世界大国，首先身体力行地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了“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主张，[28]之后国务院又授权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于2015年3月28日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该文件其实是对上述倡导的一种重大实践转化。应当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推动“一带一路”发展建设的倡议，是当下最有世界响应度、认同度甚至参与度的全球发展战略。[29]应当看到，“一带一路”战略，不仅在方便中国周边国家搭乘中国经济发展快车、分享中国改革创新红利方面价值重大，而且在推动全球化更新升级、促进不同国家间和不同文明间沟通包容方面意义深远。上海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先行者和排头兵，除了可以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升级、科技创新效益不断提升及城市社会精细化治理等方面，对“一带一路”产生积极影响外，作为具有深厚海派文化传统的“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也将会在文化国际交流合作方面享有更多的发展机遇，同时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城市传播更多的上海声音。
（三）在助力上海世界城市建设过程中努力凸显地域特色指标
尽管近现代的上海，曾经因为其海派文化消费的繁荣发达，而一度被人们誉为巴黎和纽约的东方翻版，而且如今许多学者在拿上海和纽约、巴黎、伦敦等作对比分析时，也习惯于用许多文化指标进行数量多寡的比较分析，但实际上对上海正在努力推进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建设及世界城市建设而言，其最有价值的改革开放实践，绝对不是再克隆一个巴黎或纽约，而是要建成一个位居世界城市第一方阵的东方现代化国际文化大都市，一个独一无二、无法取代的上海。为此，就特别需要把握并兑现其最具地域风格特色的核心指标，也即融入了江南三民文化精华、中华传统文化精华、红色革命文化精华、海外发达城市文化精华和上海改革开放文化精华的创新超越版海派文化。换言之，上海在最能凸显其独一无二的世界城市特色指标方面，除了应当在市民的精神层面体现“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城市精神，以及体现“公正，包容，诚信，责任”的城市价值取向外，还应当在文化的供给生产和消费服务等方面，力争让带有鲜明海派特色的文化样式和文化事项，焕发生机、更具活力。如推动沪剧、越剧、评弹、滑稽剧、书画、影视、综艺、演艺、书画、舞蹈、音乐及建筑等行业领域更加聚焦挖掘开发本土原创文化要素意蕴，让时尚缔造和文化传播打上更鲜明的上海印迹。
（四）在建设全国文化中心及建成国际文化大都市过程中创新超越
按照上海市2016年底正式发布的文化规划目标，“未来五年，上海将努力建设全国文化中心，到2020年基本建成文化要素集聚、文化生态良好、文化事业繁荣、文化产业发达、文化创新活跃、文化英才荟萃、文化交流频繁、文化生活多彩的国际文化大都市”。[30]如果从融合推进海派文化未来发展的视角来看，则可以对这一规划作如下的解读和领会：未来5年间，上海将努力建设的“全国文化中心”，其题中应有之义之一就应当包括——成为全国独一无二的“海派文化中心”；到2020年基本建成的国际文化大都市，起码应当呈现出这样一种特色凸显、亮点迭出的景象，即在文化的要素、生态、事业、产业、创新、英才、交流及生活等方面，既足以体现和展露出中国气派和国际风范，又足能彰显出蕴含上海本土文化价值的海派文化特色。无疑，海派文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就在于：它必须具备不断实现自我更新、自我升华的文化创新能力，真正做到不断推陈出新、超越自身。
（五）力争成为整合凸显世界第六大城市群文化核心魅力的重要载体
长江经济带是我国最具发展活力的地区，其覆盖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云南、贵州等11省市，面积约20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21%，人口和经济总量均超过全国的40%，生态地位重要、综合实力较强、发展潜力巨大。2016年10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了《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其中提出要创建“一轴、两翼、三极、多点”格局、“打造长江经济带三大增长极”。[31]这“一轴”中就重点是指上海、武汉及重庆，“三大增长极”又包括“长江三角洲城市群”这一极。可见上海作为正在快速崛起的世界第六大城市群的龙头城市，其地位和作用实在是十分重要。也正因此，上海必须具有担当意识和担当能力，要能够在文化功能的整合、拓展、配置及运作等方面，努力发挥海派文化展示第六大城市群文化核心魅力的重要载体功能，既让长三角丰富的地域文化 成为助推海派文化创新发展的动力源，又让更新升级版的海派文化成为第六大城市群的文化名片。
注释：
[1]参阅蔡邕等：《书品》，孟兆臣校释，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168页。
[2]参阅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840—1949）》之第七章“‘海派’与近代市民文化”，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849-872页。
[3]有论者指出：“同治光绪年间， 时局益坏， 画风日漓，画家多蛰居上海， 卖画自给， 以生计所迫，不得不稍投时好， 以博润资， 画品遂不免日流于俗浊， 或柔媚华丽， 或剑拔弩张， 渐有海派之目。”（俞剑华：《中国绘画史》下，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96页）
[4]对此仅由戏剧领域可见一斑。有学者指出：京戏虽植根帝京，“京剧”一词却首出《申报》。“海派”与“京派”也是相对而言，其名之始均不在本地，而为彼此交汇后的指称：“海派”一说系由京城所起，“京派”之谓则系上海所出，南北对峙，相映成趣。从京剧的发展史来看，“海派”（始称“南派”）原是作为京剧的一个旁门流派而存在，统称“外江派”。据徐珂《清稗类钞》：“京伶呼外省之剧曰海派。海者，泛滥无范围之谓，非专指上海也”；“海派以唱做力投时好，节外生枝，度越规矩，为京派所非笑”。后来，随着京剧在上海的勃兴，京剧之海派的“海”，便从派别上的泛指转为地域上的专指，遂更坐实了“海派”特有的浸染着现代城市商业文化的风格质素。京派对海派的种种奚落和贬斥，虽则源于京剧之正宗对旁系的排斥心理而暴露出文化传统自身的封闭性，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以文化精粹自居的京派戏曲传统对海派京剧注重感官刺激的商业化倾向的鄙夷（引自张炼红：《“海派京剧”与近代中国城市文化娱乐空间的建构》，中国戏曲学院编：《京剧的历史、现状与未来》上册，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年，第288页）。
[5]参阅新华社记者肖春飞等：《海派文化的历史新方位》，《新华每日电讯》2011年12月10日；记者谈燕：《抓住文化这个城市竞争力核心 》，《解放日报》2016年7月15日。
[6]H. J. 德伯里：《人文地理：文化社会与空间》，王民等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02、204页。
[7]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编：《港口—腹地和中国现代化进程》，济南；齐鲁书社，2005年，第110、112页。
[8]熊月之、徐涛、张生：《上海的美国文化地图》，上海：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13年，第5页。
[9]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杨淑华、宋惠敏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8页。
[10]吕超：《海上异托邦：西方文化视野中的上海形象》，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66页。
[11]莫菲：《文化和社会人类学》，吴玫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第157页。
[12]张忠民主编：《近代上海城市发展与城市综合竞争力》，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5年，第119页。
[13]在笔者看来，近现代的上海，得益于其文化上的“无主导”和“多支脉”，才在无形中形成了多元文化相互角逐的竞争格局，从而为最具文化杂糅特点的海派文化能够兼收并蓄及一度成型成势，创造了必要条件。有学者指出：“开埠以后，西方事务和文化大规模融入上海。然而上海所以能够对此表现得相当从容以至宽容，又有着多种原因。这既可以追溯到儒家文化的‘兼容’与‘中和’思想，又与上海移民人口的文化性格有着内在联系——正是上海民众的移民身份及他们的某种文化‘边缘性’特点，弱化了不同文化之间的隔阂和对立，从而加强了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徐甡民：《上海市民社会史论》，上海：文汇出版社，2007年，第53页）
[14]参阅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何帆等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
[15]简·阿特·斯图尔特：《解析全球化》，王艳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0页。
[16]徐甡民：《上海市民社会史论》，第92页。也有论者指出：“谁都必须承认，西方列强来到东方，不是为了帮助中国走向强大，而是为着自己的利益，而且，它们的所作所为，给中国带来了一次又一次的割地、赔款、丧权，并充满着血腥气。然而，人们又必须承认，比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具有更加强盛的生命力的西方的政治、经济，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科学和文化，在这一过程中也同时进入中国，由此导致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编：《港口—腹地和中国现代化进程》前言部分）
[17]周振华、陈向明、黄建富主编：《世界城市：国际经验与上海发展》，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第34页。
[18]参阅张仲礼主编：《中国近代城市：企业、社会、空间》，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
[19]上海市人民政府：《2016年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www.stats-sh.gov.cn/sjfb/201702/293816.html。
[20]参阅郁中华：《上海新版鼓励跨国公司设立地区总部规定发布》，www.shzw.eastday.com/shzw/G/20170215/ulal0339579.html。
[21]美国学者莫菲指出：“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所有文化中90%以上的内容最先都是以文化渗透的形式出现的。”“有些文化因素被吸收是因为它们来自一个被认为是高贵的文化。”（莫菲：《文化和社会人类学》，第155页）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2页。
[23]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0页。
[24][25]张仲礼、熊月之、沈祖炜主编：《中国近代城市发展与社会经济》，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第147、148页。
[26]熊月之、徐涛、张生：《上海的美国文化地图》，第6页。
[27]参阅钟祥财：《近代上海的契约精神——钟祥财研究员在上海市政协“学习茶座”的讲演》，《文汇报》2012年3月5日“文汇学人·每周讲演”。
[28]参阅吴绮敏、杜尚泽、赵成、杜一菲：《让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照亮未来——写在习近平主席2017年首次出访之际》，《人民日报》2017年1月15日。
[29]参阅刘峣、卢泽华：《人类命运共同体载入联合国多项决议》，《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年3月27日。根据诸多权威媒体报道显示：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已经参与或表示愿意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截至2017年3月，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AIIB）成员已达70个。
[30]引自《上海市“十三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www.shanghai.gov.cn/nw2/nw2314/nw2315/nw5827/u21aw1187223.html。
[31]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地区经济司：《〈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印发》，www.dqs.ndrc.gov.cn/qygh/201610/t20161011_822276.html。
责任编辑：沈洁
作者简介：徐清泉，男，1963年生，新疆乌鲁木齐市人。文学博士，经济学博士后，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理论、公共文化及文化创意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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