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化》| 文化批评
何谓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论模式
——读王杰等著《文化与社会》
陆扬 |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原文刊载于《上海文化》2017年第6期
内容摘要
《文化与社会》以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为线索，串联起百余年来中国独特的现代化社会演进历程。作者不满伊格尔顿1996年编《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读本》导论部分所言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四大板块中未有中国理论，并进而提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的中国化，而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的审美经验和艺术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该书围绕“中国经验”的探讨令人瞩目，所谓立象尽意、得意忘象等活生生的超越体验，毋宁说是极具中国特色的另一种形而上学。这个命题的阐释空间，无疑是巨大的。
关 键 词 文化 马克思主义美学 中国经验
《文化与社会》这个书名让我们想起雷蒙·威廉斯60年前那部被公认为英国文化研究开山之作的《文化与社会》，该书开篇就以逐一解析工业（industry）、民主（democracy）、阶级（class）、艺术（art），以及文化（culture）这五个关键词的来龙去脉为线索，诚如该书副标题“1780—1950”所示，全方位展示了18世纪末叶英国工业革命以降，社会与文化观念的变化，以及威廉斯本人的学术兴趣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的踪迹。由此来看，王杰和段吉方等人所著的《文化与社会：马克思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研究》，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秉承了雷蒙·威廉斯的叙述理路，即小见大、见微知著，力求以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为线索，串联起百年来中国独特的现代化社会演进历程，进而串联起文学与美学理论的现代化进路。
这一思路从全书编排构架上亦可见端倪。全书上下两编10章，分别在“文学与意识形态”和“文学形式的多重意义”两个标题下，议及文学与政治及革命文学、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审美现代性与形式问题、悲剧与革命、从反映论到生产论、文艺美学的中国经验、审美意识形态论证，以及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等诸多方面，各章来龙去脉自成体系，又众川归一，交汇成马克思主义背景之下，中国文艺学学科在过去一个世纪里的全方位写真。对此王杰本人在该书后记中有一个交代：“文化与社会”相互关系的研究本是雷蒙·威廉斯所开创，其理论基础即是文化唯物主义。王杰指出，威廉斯下沿的此种文学研究方法重视文学与审美经验特别是日常生活的复杂联系，不同于黑格尔主义和阿尔都塞的理论至上路线。而在他看来，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而言，这种以文学、感觉结构、社会生活改造之间的复杂关系为对象的研究思路，应当引起中国学术界的更多重视。
即便如此，《文化与社会》在该书提纲挈领的“导论”中，还是尝试在理论层面，给予过去一个世纪里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论以一个无可置疑的历史定位。作者引特里·伊格尔顿与德雷·米尔恩1996年编辑出版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读本》一书的导论部分，指出该书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分为四大板块，即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人类学模式、以卢卡奇为代表的政治学模式、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意识形态模式，以及以雷蒙·威廉斯为代表的经济学模式，但偏偏忽略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学与美学理论模态，实为遗憾。这个遗憾当然是有道理的，伊格尔顿的这部冠名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读本》的著作，收入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托洛茨基到阿列克斯·卡利尼可斯（Alex Callinicos）包括伊格尔顿本人在内的24位作者39篇文献，其中不乏阿吉兹·阿罕穆德（Aijaz Ahmad）这样的印度理论家，偏就视而不见当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就，无论是哲学、政治、社会抑或是文学理论。王杰对此的观点是，其中缘由或许是在伊格尔顿看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学和美学理论只是借鉴或重复不同模式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模式。王杰对此表示不满，认为那是狭隘和偏颇的看法。
王杰或许是多虑了。伊格尔顿在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读本》撰写的导论里，便承认是书视野里的“马克思主义”，毋宁说是一种“家族相似”，而非某种一成不变的本质。所以不奇怪：
在我们自己的时代，已证明人们有可能抛弃这一信念的许多经典教义——劳动价值理论、历史法的观念、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基础与上层建筑模式、“阶级认同”的观念、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科学基础、虚假意识形态的概念、“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而依然打出马克思主义的名义。放弃所有这些原则是不是依然有可能是某种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已不是关键所在。[1]
比较伊格尔顿上述“家族相似”多元论马克思主义认知，王杰应不必自惭形秽。或者恰恰相反，上文述及的那许多仿佛已成明日黄花的马克思主义经典原则，诸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等，恰恰是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得到了更为完好的体现。对此王杰本人也有一个说明。他强调说，事实上，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学理论在过去一个世纪的发展中，是结合中国本土的文学艺术实践，发展出了不同于欧洲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和文学理论。这种理论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但是：
它们都具有某种共同的理论基础，这就是怎样将中国的民间文化模式、中国人的审美经验模式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原则结合起来，从而真实地表征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与社会主义目标相联系的情感和审美经验这一相对困难的理论要求。因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的中国化，而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的审美经验和艺术实践相结合的产物。[2]
很显然，王杰的这一立论是别开生面的。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不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的中国化，而更明确地将它定位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审美及艺术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这并不是在玩文字游戏，而是有意识地凸显中国本土审美经验独树一帜的异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另一种鲜明特征。这个特征在王杰看来，最充分不过地由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体现了出来。
王杰认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的基本问题，是通过改造艺术家的情感和内心世界来实现文艺的领导权。概言之，毛泽东合理地提出了一种中国模式的审美意识形态理论，它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英国文化研究、阿尔都塞学派的理论，也有别于斯大林模式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模式。具体来说，卢卡奇的意识形态理论是建立在哲学人类学和反映论基础上，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建立在伦理学与社会学基础之上，阿尔都塞学派的美学理论立足于哲学本体论，英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化研究学派侧重传媒和经济学，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则当更多借鉴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成果和理论。
很显然，对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发展模式，作者是具有足够的文化自信的，认为它同样是展示了后发展国家怎样走向社会主义的问题。简言之，它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带来的一切灾难和屈辱，即马克思著作中提到的“卡夫丁峡谷”譬喻，而直接呈现出更高级阶段形态。由是观之，蔡仪的“典型论”也好，李泽厚的“积淀论”也好，朱光潜和蒋孔阳的“共同美”也好，抑或是周来祥的“和谐论”、刘纲纪的“实践论”，以及钱中文和童庆炳等的“审美意识形态”，就是百花盛开，各自展现了迥异于欧洲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学的理解，极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形态。因为说到底，其中的一个根本性缘由，根据王杰的认知，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美学而言，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及意识形态与审美的关系是其理论基础”。[3]这一点在于欧美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如前面伊格尔顿所言，已是明日黄花，但是在中国，它恰恰是被坚持下来了。
本着“中国模式的审美意识形态理论”的以上认知，《文化与社会》中由舒开智撰写的第七章《中国经验与文艺美学》，可被视为对这个命题的进一步深入阐释和描述。作者认为，20世纪中国文论与美学的总体发展，经历了一个由逐渐远离中国经验到回归中国经验的过程。所谓逐渐远离中国经验，是指在李大钊、鲁迅、冯雪峰等人的开拓下，20世纪20—40年代，汇成一种新兴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论模式，它密切联系中国社会历史现实，以解决主要社会矛盾和实现文化革命为目标手段，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现实相结合的产物。这无疑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而从50年代到80年代初叶，作者发现，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基础和上层建筑、阶级斗争为框架的中国这一时期的文论和美学，更多强调理论本身的先在性，受制于机械框架的束缚，以致反而与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精神渐行渐远。可喜的是，90年代末叶以来，在经历过西方各式各类新近左派理论的洗涤后，中国本土文化自觉意识日渐增强，人们发现在过去的100年里，中国传统文论及文化精神失去了应有的地位，以至于中国文论身份迷失，学术失语，是以中国经验、传统文论的现代勃兴，成为新的学术诉求。
那么，什么是中国经验？作者指出，中国虽然自先秦以降就有了关于美的言论，但“美”始终没有被看作艺术体验中最重要的问题，道、气、象等范畴的重要性均高于美，或者说，这些范畴才是中国语境中的“美”。中国美学讲究立象以尽意、得意而忘象，注重具体化、个案化，并不注重理性思维和逻辑辩论。所以，一些关键词如象、气韵、意境等，均强调审美主体的感性介入，以经验为门通达一个天地与我共生的完满宇宙。故而归根到底，“中国经验表征着中国人艺术和审美的获取方式和最终指向，是一种稳定的具有历史凝结性的文化情感结构，是中国民族生存经验和审美智慧的结晶”。[4]
这个中国经验的定义寥寥数语却相当宏大，它涉及方法论、目的论、积淀论、生存论，还有从威廉斯那里借用过来的情感结构。以上叙述也并非无懈可击，美学从来就不是关于美的学问，它以前不是，即便18世纪这门学科被正式命名之后，也绝少有人想当然地把它定义为美的科学。要之，古代中国文论缺乏对美的系统阐述，不应被看作是一种缺欠。与西方谈美的语境的哲学和神学相比较，中国传统里立象尽意、得意忘象等活生生的超越体验，毋宁说是极具有中国特色的另一种形而上学，它并不比西方缺少什么。所以笔者愿意认同作者的说法，道、气、象等范畴，它们才是中国语境中的“美”，假如“美”在美学中真的那么举足轻重的话。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上述中国经验的简略版式宏大定义，作者本人也表示出了一种批判态度，指出这个所谓的中国经验实际上是不完整的，认为它表征的是古代贵族的审美旨趣，非如陈独秀所言：“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5]不足以将民间的、大众的艺术审美经验一并包容进来。适因于此，在这一章里，舒开智单单选择了宗白华和周来祥展开案例陈述，认为宗白华体现了中国古典式的美学方法和立场，周来祥则更突出地代表了新时期中国古典美学的现代化。即便如此，对于宗白华飘逸与实证之间的矛盾，周来祥和谐说美学的目的论误区，作者也并未讳言，而给予了相应的细致分析。可以说，这样一种批判的视野大体贯穿了全书，是为可贵。
王杰在该书“后记”中再一次致敬雷蒙·威廉斯开创的“文化与社会”研究视野，重申其理论基础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基础上的文化唯物主义。事实上，王杰等人的这部《文化与社会》，其理论基础又何尝不是在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别开生面的文化唯物主义。它不仅仅意味着与黑格尔主义和阿尔都塞的“理论主义”分道扬镳，更明确以文学、情感或者说感觉结构、社会生活改造之间的复杂关系为研究对象。立足文化，立足社会，来拓展中国文学和美学理论的马克思主义传统，这是王杰蓝缕筚路并且身体力行承担下来的不二使命，《文化与社会》不过是其中的成果之一。
注释：
[1]Terry Eagleton and Drew Milne eds. Marxist Literary Theory: A Reader,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6, p.3.
[2][3]王杰、段吉方：《文化与社会：马克思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3、6页。
[4]王杰、段吉方：《文化与社会：马克思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研究》，第264页。
[5]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1917年2月。
责任编辑：李艳丽
作者简介：陆扬，男，1953年生，上海市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学、美学。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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