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化》| 文化理论前沿
赛博朋克城市：科幻小说与城市理论
卡尔·阿伯特 著
陈美 译 | 上海大学中文系研究生
原文刊载于《上海文化》2017年第8期
内容摘要
带着对城市环境的强烈兴趣，科幻小说的子类型——赛博朋克发展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人们对赛博朋克小说中重要作品的解读，树立了城市理论正式概念的典范，比如关于全球城市、城市通信系统，以及在城市理论研究方面的洛杉矶学派的理念，都已经被纳入流行文化的层面。调查分析显示，科幻小说可以帮助规划者了解一系列社会理论在公众理解、规划问题上的影响。
关 键 词 科幻小说 赛博朋克 城市理论 流行文化
我想从科幻小说为人所熟知的那方面开始说起。约翰·谢里（John Shirley）的小说《亲临其城》（City Come A-Walkin’）是以一种引人入胜的隐喻—理念—推断的形式开始的。一个穿着风衣、戴着帽子和墨镜的高大人物，一出场便来到了旧金山田德隆区斯图尔特·科尔（Stuart Cole）的低端市场内的酒吧。这就是城市升华了的旧金山的灵魂和身体。
科尔（踱了出去）聆听这座城市……他寻找的东西正在那里。那就是城市的存在，完整的总体形式联合着它的多样性和地沟里的碎玻璃与利穆赞的天线之间看不见的关系……存在就在那里，就在外边。但是，这人格，这任性的智慧维持着这个城市活动的嗡嗡声……从在室内的酒吧中等着的这个人身上呈现出来。[1]
城市从“成千上万易犯错误的人”的心理活动和沿着城市的“电神经通道和相互连接的建筑物及节点和关系”的大都市电子流中汲取能量。城市在晚上才呈现出人类的形态，白天霸占着电视以传达其形象，并且控制着那些构成城市基础设施的电线和管道网络。谢里描绘了一个粗糙的旧金山，破烂的摇滚夜店和成人用品商店，连同廉价公寓一起使它化身成一个善于操纵和诱惑的危险硬汉—— 一个文学层面上的赛博朋克。它正在与“市郊化”进行对抗，因为这种“市郊化”破坏了那种能够维持城市活力的集中力量，并且结束那一种“卑鄙地美丽着、甜美地肮脏着，柔软但有棱角的存在”，而这种“存在”一直从事着以暴制暴的交易。[2]
约翰·谢里是随所谓“赛博朋克科幻小说”的诞生一起进入公众视野的。当他在20世纪70年代晚期写作《亲临其城》时，他像读者一样远未进入朋克的场景里，全部的先锋场景都在波兰，他仍然还在创作着清晰的、以摇滚朋克音乐家、未开化的人，以及作家之类为主角的作品。小说家同伴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称约翰·谢里为锋利地插入科幻小说界的“赛博朋克的头号病人，病毒的第一次轨迹”。[3]
为什么美国城市发展领域的严肃学者们要去关注一种被写烂了的充斥着无端暴力、混乱的追逐场景和永无止境的被困贫民窟情节的科幻小说呢？
答案是，《亲临其城》和很多其他的科幻小说中都有重要的线索来发现美国人关于城市生活和城市发展的看法。科幻小说并不是真正的关于未来的预言，相反，它却是一种反映过去和现在诸方面的、严肃的，有时甚至是令人吃惊的方式。就像其他富有创造力的作家一样，科幻小说实践者们的作品同样也是自己的切身经验和社会环境的镜子。区别在于，科幻小说作家们给出的是被推断和猜测扭曲了的镜子，结果就像是一个游乐宫：这些镜子反映出来的内容掩盖了现实的某些方面，但凸显了一些其他的事实。
人类展望未来的唯一途径是通过我们自己对过去和现状的理解，这一点我认为毫无疑问。每一个讲述未来可能性的故事，不管是人口统计学家预测从今往后10年的人口数，还是一个有推断力的作家想象的下一个千年，都是人类历史某些方面的投影。在每一个例子中，我们所展开的理念和想象的行为都源自我们当下的经验以及我们对于过去的了解和解释。[4]
读者在他们快速地找到进入科幻小说方式的那天就早早地知道了这些问题和担忧：将技术作为治疗20世纪30年代经济萧条手段的故事；20世纪50年代红色威胁的寓言；60和70年代对越战的反应；近几十年环境灾难的场景，以上诸方面的联系就是科幻小说讨论的主题：顺着政治和社会的演变与未来的虚构之间的影响和争论一路探寻。身为作家和评论家的萨姆尔·德拉尼（Samuel Delany）说过：“科幻小说不是关于未来……它是在建立此地此刻的对话，一种作家能达到的尽可能丰富和错综复杂的对话。”[5]托马斯·迪斯科（Thomas Disch）曾说：“科幻小说并不是预示未来，而是检测现在。”[6]那些忽视了过去的人，换言之，对未来也是毫无概念的。
像游乐宫的暗喻那样，对科幻小说的关注有一种特殊的价值。科幻作家利用被接受了的对过去的叙述和对当下的共识来设计他们关于未来的愿景，只不过是采取比较极端的形式。他们描述的未来在时间上远到难以企及，充满了对新技术的各种推测和关于社会趋势的严肃而又讽刺的推断。历史分析方法是规划现实世界的可行工具之一，[7]对未来富有想象力的解析在愿景策划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科幻小说是一种既有趣又有用的特殊方式，使某些暗含于我们的社会表面之下的意义得以浮出水面，甚至对学者来说也是如此。本文的主要目标就是通过结合虚构小说和标准的学术文献来探讨一种方法，以便介绍这样的理论给学生和读者；第二个目标就是着重介绍其中一种方法，而凭借此方法，城市规划和社会科学的原理能够进入流行文化之中。
大批学者已经在探索嵌入在推理小说中的、与美国城市有关的猜想和理念。利用上文所提到的科幻小说镜子式的作用，我们可以更好地得知美国人是如何看待他们自己的。迈克·戴维斯（Mike Davis）已经写过南加利福尼亚灾难小说，他指出，这些小说透露出隐藏的社会不安，而这种社会不安是被洛杉矶拥护者和公共官员们长时间忽略了的。[8]马克斯·佩奇（Max Page）已经研究了虚构作品中纽约城一而再、再而三的毁灭，[9]我也在其他方面留意并且思考过原子时代天启故事中的都市暗喻，[10]这些研究的目标都是试图理解美国的反城市主义者的不同层面及他们的性格。埃里克·阿维拉（Eric Avila）已经展示了在20世纪50年代的太空入侵者电影里飞往城郊的白色航班的恐惧和动机是如何被解读出来的。[11]
对于规划教育家来说，科幻小说是启发学生想象力的工具。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在课堂里将主流小说和电影当作给课程主题增添深度和实时性的一种方式。[12]在想象思维方面，学规划的学生们（至少在我的课堂里）经常感到毫无难度。他们在“模拟城市”和电视游戏中成长，他们观看科幻电影和电视，因此他们对日本动漫中的那种幻想并不陌生。
为了说明美国文化中怀旧的中产阶级思想的力量，可以问这样一个问题：加利福尼亚的太阳谷，这个在过去很多季的电视剧中吸血鬼巴菲都可以从中死里逃生的虚构小镇，为什么有别墅、墓地和一个迷人的市中心，但却没有贫民窟和购物中心？为什么它在最初的1956年的《天外魔花》（Invasion of the Body Snatchers）中只是一座一无所有的小镇？
科幻小说可以通过提供对有关社会和文化的假说的洞见来为规划教育做出贡献，而正是这些假说规约了当代美国在特殊背景和种种计划下的可能性。想象和推测未来并不能帮助规划者们在写有关区域性差异的申请时有更好的发现，也无法使他们在关于“自行车计划”的社区会议中做得更好。但这却的确加深了学生和学者对“基于来自……社会科学……包括社会和城市及区域的结构体系的知识……以及全球化的效应……的相关概念和理论上的与人类定居相关的规划的理解”（城市规划委员会研究生计划项目标准等规范。科幻小说是预测和构想社会及建筑环境的未来变化的多种途径之一）。
仍然存疑的读者可能会指出，城市规划和城市未来的科幻小说都是从19世纪工业城市的危机中产生的。那个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产生了一大波灾难思考，[13]从约西亚·斯特朗（Josiah Strong）在《我们的国家》（Our Country）中以详尽的统计数据来抨击满是移民的那些城市，到凯撒（Caesar）的专栏中针对伊格内修斯·唐纳利（Ignatius Donnelly）的关于城市混乱的、黑暗奇幻的《当前的危机及可能的未来》（Its Present Crisis and Possible Future）。[14]在乐观的那一面，同样的社会背景也产生了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去世后出版的技术奇幻作品《20世纪的巴黎》（Pari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15]以及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的《回顾》（Looking Backward），[16]所有这些在美国激发了一场积极乌托邦的政治运动，并且丰富了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在《真正改革的和平之路》（A Peaceful Path to Real Reform）中的猜想，彼时他正在创作该作品。[17]
而且，除乌托邦和反乌托邦的叙述之外，规划的历史和理论长久以来一直还调适了我们所谓的构思科幻小说的那部分。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的卫星城市、弗兰克·劳埃德·埃克（Frank Lloyd Wright）的大田市，以及宝来·索来里（Paolo Soleri）的奇幻建筑均是对新的技术和文化价值的进一步猜测。正如罗伯特·费什曼（Robert Fishman）所说，那些都是城市乌托邦。[18]他们大多倾向于用图像而不是用语言文字来表现，但他们的目的是去描绘我们在采取某些创新之后，在未来可能会建立的一类城市（如电话或移动电话之于赖特[Wright]），并且思考其可能会引起的影响。毫不意外的是，休·费里斯（Hugh Ferriss）在《未来的大都市》（The Metropolis of Tomorrow）中梦幻般地描绘了一个未来的曼哈顿，伟大的费里兹·朗（Fritz Lang）的电影《大都市》（Metropolis）共享了相同的“视觉修辞”——因为它们都属于科幻作品。
科幻小说因此在规划者想象未来的方法数列组合上标记了一个远端。如道·迈尔斯（Dowell Myers）和琳达·柯茨尤斯（Linda Kitsuse）曾做过的有用的描述：规划者通过多种多样的方法来建构未来。[19]科幻小说是利用当下社会模式的外观和潮流趋势的走向来预告未来的情况。它们通过语言和图像描绘的场景来展现各种规划和猜想所可能带来的效果。随着建构关于未来的、具有说服力的故事，它们参与了规划事业。[20]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努力和实践都是沉闷的、经验性的工作，包括诸如土地使用和运输需求中结构化模型的主要变量的调整，但是，它们的大部分价值可能存在于为规划者和市民带来关于未来的更大的可能性。在此引用沃伦（Warren）的先锋性评论：在迈尔斯（Myers）和柯茨尤斯（ Kitsuse）的作品中，科幻小说充当了这样一种角色：作为达到此目标（为规划者和市民带来关于未来的更大的可能性）的更激进、也更全面的手段之一。[21]
作为对城市未来的讨论的一个贡献，我想利用那些描写21世纪的开头及以后几十年的科幻小说来揭开美国的城市问题和城市特性的一系列特殊原理，这些原理里包含了货币和想象力的共鸣。从未有关于科幻小说的理念和想象可以准确反映客观环境的断言，但是它们影响了公众的想象力，并因此有助于他们在规划工作中的环境创建。
我所专门讨论的问题的核心是一种特定的文类——以赛博朋克而被熟知的那一类科幻小说。[22]它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那时一大批作家都致力于整合“高科技领域和摩登先锋的背景”。继续引用科幻小说作家布鲁斯·斯特林（Bruce Sterling）的观点，赛博朋克从对文化细节的关注力和将“外推力注入日常生活肌理中的意愿”中结合了“幻想的强度”。它利用都市生活的不夜城幻象和硬摇滚的敏感力调和了信息科技之潜在的理论。[23]诸多女性角色引导了琼·杰特（Joan Jett），而不是史蒂薇·尼克斯（Stevie Nicks）。威廉·吉布森，这个领域的关键人物，将卢·里德（Lou Reed）作为一个具有影响力的例子。布鲁斯·斯特林这么来描述《分裂矩阵》（Schismatrix）：“概括来讲，就像莱蒙斯（Ramones）的3分钟流行音乐：我们不会想要自命不凡但苍白无力的吉他即兴演奏，我们要的是：‘希娜（Sheena）就是一种朋克摇滚！’……对，是这样的……让我们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前行。”[24]
20世纪80年代的赛博朋克科幻是一个受限制的文类，在那时的小说里面，所有的情节和对那个潦倒的侦探故事的敏锐感受，都用来描写这样的故事：假设其与机器大脑发生直接交互，使之通向虚拟世界中的冒险和投机。英雄人物往往都是计算机黑客、疲惫的警察、边缘艺术家、街头的年轻女郎，他们的对手则是腐败官员、堕落警察和心理变态的执法者。当中有非常细致的对日常生活的细节观察：语言、时尚、建筑、毒品。这方面的叙事通常节奏很快且线索模糊，故事里的某些主角是体力和心智升级的半电子人，有时计算机系统还可能产生自我意识能力。20世纪90年代，这种类型的题材失去了它的特殊性，原因在于该领域内大量新生词汇的出现。有些作家在电子数据系统内添加了纳米技术和生物编码信息操控技术，他们都有着探索信息基础应用或编程技术的兴趣。
这个种类的科幻小说的影响是多重的。在包括威廉·博罗斯（William Burroughs）和菲利普·K. 迪克（Philip K. Dick）在内的文学堂兄弟和先觉者那里，是体现在他们的边际英雄及对意识的改变状态的兴趣中。更直接的影响在与加利福尼亚联系在一起的犯罪小说及电影的黑色手法方面。最令人惊奇的分流是强纳森·列瑟（Jonathan Lethem）的《枪炮和零星的音乐》（Gun，with Occasional Music），[25]它拥有一切经典黑色侦探电影的传统和情节元素，但故事讲述的是新兴毒品和转基因动物，地点是未来的奥克兰。暴力执行者是一只年轻的朋克袋鼠，它给出了卑鄙的一击。[26]如果你仔细研读赛博朋克小说，你也会看见琼·迪迪恩（Joan Didion）、罗伯特·斯通（Robert Stone）、唐·德里罗（Don DeLillo）的影子，特别是托马斯·品钦（Thomas Pynchon），他的小说经常游走在主流和幻想的边缘。
威廉·吉布森，一个移民到温哥华的美国人，是赛博朋克最负盛名的作家之一。在1984年以《神经漫游者》（Neuromancer）[27]开启写作生涯之后，他首创了一系列情节交叠的小说和故事，讲述进出于底层世界的牛仔及街头武士。约翰·谢里已经介绍过，尼尔·斯蒂芬森（Neal Stephenson）（他仍在长岛写作）贡献了《雪崩》（Snow Crash）[28]和《钻石时代》（The Diamond Age）。[29]布鲁斯·斯特林已经成为作家、编者和倡导者中的关键人物，可以加入此列的还包括琳达·永田（Linda Nagata）、尼古拉·格里菲斯（Nicola Griffith）和帕特·卡狄根（Pat Cadigan）。[30]
这些作家为2030年和2050年设计了怎样的城市呢？[31]
第一，那是一个全世界的城市理论将趋近类同的世界。过去20年来，城市学者们用“世界经济正集中于一小部分世界性城市或全球性城市”来回应货物、资金、劳工的全球流动持续扩大的问题。[32]这种观点被约翰·弗里德曼[33]清楚地陈述过，他的理论曾被用来解释“全球资金积累的当代系统”，以及通过“世界性城市”系统达成的空间性联合。世界性城市的特征来自集中的银行、跨国企业和专家支持。世界性范围内的资金调配方案被制定，并且通过设在中小和二线城市分层次组织机构及通信网络来传输。世界城市的“指挥所”辐射了“一个环球的电子网络渠道和空间走廊”。[34]根据大卫·哈维（David Harvey）[35]和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36]的理论，电子通信系统的实用性越大，集中控制机制的强度和伴随而生的世界性城市的力量也就越强。
有些作家通过估量、描述和建构世界性的阶级革命追随过以上主题。安东尼·金（Anthony King）[37]采用了历史研究法，探索发现世界性城市系统崛起于殖民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的联合发展，并通过引进西方价值观、资本主义的商业组织、工业化的生产系统，揭示出殖民地城市“在为当今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操作创造空间方面是有帮助的”。[38]地理学家保罗·诺克斯（Paul Knox）和皮特·泰勒（Peter Taylor）致力于发展精确的方式来测量那些特定的城市参与国际化的程度，以及在这些国际化城市中起影响作用的模式。[39]
其他学者则聚焦于国际城市系统的内部影响。萨斯基雅·萨森（Saskia Sassen）的《全球城市》（Global Cities）[40]仍然是迄今为止细节描述最详尽的作品之一。她形容纽约、伦敦、东京是世界经济的三大资本巨头，“全球服务和管理的……金融的中心”。在对于世界城市现状之内部影响的关注上，萨斯基雅·萨森的工作也非常典型和有代表性，包括服务企业精英时土地使用的重新分配，以及一个由照料精英集团日常所需的、低收入服务行业从业者所构成的、辅助性阶层的出现。她也是众多此类学者之一（如罗丝和崔切特[Ross and Trachte]，[41]萨维奇[Savitch]，博勒加德[Beauregard][42]），这些学者研究了由白领精英和辅助工人组成的双重劳动力市场的不公平状况，办公室核心扩张的各类成本，以及移民同化问题（比如被世界性城市的变化强度夸大了的诸类现象）。
赛博朋克体裁是和世界城市理论同步发展的，它的作者们通常将故事发生的背景设置在全球性城市，如纽约、伦敦、东京。这些城市是神经中枢、控制中心、信息的关键节点——身处其中，你必须与外界保持接触，并时刻注意你的行为。不管赛博朋克主角的工作是否合法，这些城市都是老板们生活和操控的地方。赛博朋克的城市通常节奏较快，并且对于个人性角色来说充满危险，但是它们是经济和社会变革的中心。它们是运动的，时刻在变化并且令人激动，同时又是致命的——这种变化和运动越大、越快，就越是适合剧情往曲折生动的方向发展。
举一个例子，威廉·吉布森用东京地铁黑暗角落里的贫民开启了《未来的党派》（All Tomorrow’s Parties）[43]这一作品，其中一人涉入全球通信矩阵的核心信息中。那个角色说：“一切都将改变……我们走近核心技术诞生点，我能看见，现在，一切都将改变。”吉布森因而在众多可能性的地点中，将东京作为一个未来的中心，置于赛博朋克的虚拟空间和真实的空间之中。尼古拉·格里菲斯（Nicola Griffith）[44]将伦敦达克兰设为那个决定性的经济中心城市。吉布森根据广告、品牌、时尚之间的超链接将《模式识别》（Pattern Recognition）[45]的故事地点设在伦敦、纽约、东京、莫斯科。
以上均为社会性地分化了的城市，并被萨瑟（Sasse）巧妙地加以样板化。某些赛博朋克的主角就是社团精英成员以及商业服务链条上的辅助人员。虚构的主角们适合全球城市的模型，他们是广告顾问、媒体明星、市场分析员、记者、程序员，但行动在经济边缘地带，这些地方的时尚与潮流以及各种纠纷对于他们的职业生涯来说可谓成败的症结所在。在维持社会和经济平衡的天平的另一端，是自行车信使、披萨外卖小子、私人侦探、保镖等其他边缘服务人员。这样的对比提供了观望未来的原材料，因为这些想象中的有着专业性或管理性的中产阶级的城市——历史上曾是城市和地区规划的核心选民所在的地方——现在已经失去了这种经济和政治的相关性地位。
另一个思考未来计划时需注意的信号是政府缺席这一事实。这就跟中产阶级缺席一样——或者说目前只是被跨国傀儡大师所愚弄。在尼尔·斯蒂芬森的《雪崩》中，联邦政府只是众多互相竞争的跨国集团之一，这很难与李小龙所代表的强大的香港并肩。对于城市规划者而言，虽然他们尽可能充分地参与到私人市场机制中，并做了许多辅助非政府组织的行动，但他们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受制于政府的计划和规定。作为设想未来的方式之一，这是发人深省的（甚至是讽刺的）。
第二，这些存在于理论和虚构中的世界性城市中的通信系统，不仅推动故事情节发展而且还决定了建筑物和基础设施的构造。斯特林和吉布森等人认真研究了罗伯特·文丘里（Robert Venturi）、丹尼斯·斯科特-布朗（Denise Scott-Brown）、斯蒂文·伊泽诺（Stephen Izenour）等人[46]从拉斯维加斯了解到的警示。他们使用强烈的视觉图像来反映充满刺耳广告、街头小贩、酒吧、商店和人群的霓虹灯城市，在真实或虚构的环境中重复使用拉斯维加斯的幻境。有一种满怀感情的关注，正如达尼·卡瓦列罗（Dani Cavalleron）写道：“细节和组合……对如藤蔓般扩展着的大都市的美学或心理学影响的研究，来源于对环境和细节的敏锐关注以及用来整合片段的多种方式的关心。”[47]吉布森支持这样一种引人注意的观点：《神经漫游者》的灵感之一来源于温哥华格兰维尔街沿线的电子游戏厅。他这样形容他的工作：“拼凑所有漂浮在脑海中的垃圾”，这些“垃圾”是在浏览娱乐特价商店过程中所积累的精神垃圾。[48]
在斯蒂芬森的《雪崩》里，虚拟空间无限再生，从而产生了拉斯维加斯的街道，拉斯维加斯是一个有助于“开启21世纪”[49]的真正城市的典型代表。虚构的空间是表现人机关系身份特征的虚拟世界，他们可以聊天、密谋、战斗或者随便干什么，只是他们做这些事情都是沿着一条永无止境的高速公路。在不同的情节中，其地点也可能是一个超级百老汇、一个过度庞大的威尔希尔大道、一个超大的郊区商业地带。一个人可以创造出建筑物、公园、标识，“以及一切现实生活中不存在的东西，比如盘旋在头顶的巨大光圈”。虚构空间的心脏——它的市中心，是“花哨和壮观的，就像从物理和金融的束缚中挣脱出来的拉斯维加斯”。它是“一打曼哈顿，用霓虹刺绣，并且一个又一个地叠在一起”。[50]一些人沿着街道走马观花。总之，它是一个地方，就像银座或时代广场或皮卡迪利大街。
威廉·吉布森关于未来的设想集中在旧金山的海湾大桥上，在那里，一个自发的寮屋聚集镇已经在一次地震后形成，这导致大桥无法使用。寮屋居民在大桥的框架上建造了各种建筑，制定了他们自己的社会规则，从事着他们自己的以物换物的经济。
它的钢骨，它的铰筋，都迷失在堆积的梦想里：纹身店、游戏乐园、堆满了破旧杂志的昏暗的摊位、烟花小贩、鱼饵零售商、博彩商店、寿司店、无执照典当行、中药师、理发师、酒吧。他们身处的位置大致正是以前用来交通运输的码头。在这些人的商业梦想中，在向电缆塔的巅峰攀登的过程中，提升了被搁置的地方行政区域的地位，依靠这些区域内数不清的人口和更加私人化的幻想空间。[51]
这座桥是一个好人和坏人杂居的区域，是吸毒者、小偷以及怪人、辍学者和艺术家们的家园。它是一个等同于寮屋镇之地，也具备艺术的兴奋和冒险之地的隐喻。夜晚，再生利用的灯光使之光彩绚烂。对一个日本人类学家来说，它是一个发现之地和魔力之地：“仙境。来自废弃银行的镀银三合板、破碎的大理石、波纹塑料、抛光黄铜、碎片、油画、镜子、铬合金在含盐的空气中变得黯淡或者脱落着。”[52]
在用通信系统将城市概念化的过程中，科幻作家们触碰到了城市理论中的一个并不新鲜的问题。一代人以前，例如理查德·迈耶（Richard Meier），试图搭建《城市成长的通信原理》（A Communication Theory of Urban Growth）框架，那时，西摩·曼德尔鲍姆（Seymour Mandelbaum）[53]用通信理论作为一个框架来理解历史的和当代的城市系统的功能。再近一些，威廉·J. 米切尔（William J. Mitchell）从他的日常工作中抽出时间来，出版了3本富有想象力的书，[54]这些书有着对新的技术在或近或远的未来内对人类行为和环境建设影响的推测，并联合描述了新的交流和信息技术。第二卷的标题——《乌托邦：吉姆的城市生活——跟我们的所知不同的》（UTopia：Urban Life，Jim—But Not As We Know It）——对电视节目中的科幻世界表达了直接的推崇。他的预报和设计要比星际空间运输者和赛博朋克冒险家更接地气，但他所从事的企业是做投机生意的。
第三，赛博朋克科幻很大程度上接受了安德烈·冈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在《重新定向：亚洲时代的全球经济》（Re-Orient：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55]中展望的世界，那本书认为中国和南亚在过去200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是世界经济的重心，以及欧洲近代的发展和北美短时间的调整。在即将到来的世纪，他看到了日本的崛起和亚洲的“经济四小龙”，以及对世界体系的再次平衡起作用的中国的腾飞。这是一个部分源自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56]的观点，曼纽尔追溯了一条某种程度上不同的线索来说明，亚太地区的经济增长，恰好与前苏联集团的衰落以及持续加剧的非洲的信息隔离同时发生，并形成对比。
强调亚洲与其他地区的联系和影响是北美对东亚既爱又恨的矛盾历史中的另一个部分。美国震惊于东亚市场的巨大潜能。美国过去一直视亚洲为宗教传道的一个主要基地，将亚洲工人充当廉价劳动力，亚洲还是欧洲获得太平洋地区殖民地和财物的垫脚石。自从1898年以来，美国发动了5场亚太地区战争来维护美国国家利益，这5个地方分别为西班牙、菲律宾、日本、韩国和越南。差不多同时期，美国对亚洲移民的担忧导致针对中国和日本移民的正式限制令的出台。20世纪早期耸人听闻的“黄祸”文学被重新拿出来讨论，作为对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力量[57]和本世纪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警告。[58]
处在这种中西认知及态度的复杂背景之中，赛博朋克重新考虑了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它的主角在大洋间来来回回，用飞机和载人火箭航线连接美国和亚洲。在东京和纽约这两座城市之上，尼尔·斯蒂芬森将上海这座城市加入《钻石时代》（The Diamond Age）[59]中，布鲁斯·斯特林将新加坡加入《网络的岛屿》（Islands in the Net）[60]中，琳达·永田在《视觉极限》（Limit of Vision）[61]中加入了西贡。在太平洋的这一边，洛杉矶、旧金山、温哥华、西雅图，是网络行动的最佳地点。吉布森的《阿伊朵》（Idoru）[62]就是这当中的代表作，作者将十几岁的追星主人公从西雅图带到了东京，在那里她遇见了来自台湾的流行音乐明星、俄国的暴徒，以及来自塔科马和旧金山的日裔美籍音频与视频录入师（科学虚构部分处理了一个电脑生成的流行明星，其开始为自己的生活负责）。
在吉布森的另一部小说《蒙娜丽莎的魅惑》（Mona Lisa Overdrive）[63]一开篇，一个黑帮的女儿为了安全着想被送出了纽约。伦敦是充满活力和有趣的，但它“不是东京”，它代表过去而非未来。在英国，过去的记忆被精心保存在“事物的构造里，似乎城市是一块石头或砖头的单独成长，无数的信息和意义层，一代叠加一代”。伦敦经济不断地将古董和重复利用的垃圾来作为“主要国家 ”。在日本，同样的垃圾被倒入东京湾填埋场，以便有更多空间来用于城市扩张。这些描述包含着一个真理元素，因为东京的确是在1923年的地震和1944—1945年的轰炸之后的废墟上重建的，但吉布森走得更远了些，感觉日本是这样一个社会——像美国一样——将过去深埋，以便幸福地追求未来。
环太平洋地区的势力问题可以是严肃的或讽刺的。在格里格·贝尔（Greg Bear）的《诸天神之后》（Queen of Angels）[64]中，中国是新的科技领袖，在理查德·保罗·卢梭（Richard Paul Russo）的《卡卢奇的边缘》（Carlucci’s Edge）[65]一书中，当重游唐人街——这是一个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的地区：[66]“新香港”居住区的房产中介们正在麻醉和诱拐旧金山的工人们，城市的亚洲人区域是最具活力同时也是最具威胁的地方。在尼尔·斯蒂芬森的《雪崩》中，相反地，李小龙所代表的大香港像是一连串便利店的前哨，有加固安全屋的两倍大。在一次对于洛杉矶地产恐慌的讽刺中，李小龙和日本人共同拥有着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若要将此类科幻小说与更主流的作品联系起来，想想托马斯·品钦的“半幻想式的”《葡萄园》（Vineland），[67]它的情节在加利福尼亚和日本之间推进。或者回想一下罗伯特·斯通的《闪灵战士》（Dog Soldiers）。[68]那部极好的书预先推测了赛博朋克的各种场景，它描绘了20世纪70年代左右的、从越南到美国西南部的东海岸到墨西哥的紧张的环太平洋经济。在太平洋彼岸的世界，萨摩亚移民从海岸警卫队出来并聚集到一起为小黑帮工作；旧金山的乘务员从曼谷走私大麻；南亚的妇女衣着暴露地徘徊在下流酒吧里；日本军人的新娘为菲律宾的牙医工作；失去法律保护的英雄们从美国土著战士和东亚战士的宗教中获得激励。
对规划者来说，罗伯特·斯通和尼尔·斯蒂芬森的多元文化城市是一个迫在眉睫的挑战。在理论的层面上，很容易同意像雷奥妮·桑德柯克（Leonie Sandercock）[69]这样的规划理论家，她论述了种族多元的“杂交”社区文化和智力上的创造力。在实践层面上，规划者们面临着像康普顿、加利福尼亚等社区的种族转型的挑战，以及从白人到非裔美国人再到拉丁美洲人的改变。[70]在一些地方，如蒙特利公园和加利福尼亚，华裔美国人、拉丁美洲人、盎格鲁人和新的中国移民已经不得不通过参与谈判来改变政治状况。[71]或者在温哥华和英属哥伦比亚，土地使用问题是有争议的，这是由于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移民的怨恨和害怕造成的。[72]
第四，赛博朋克内化了迈克·戴维斯[73]和其他南加利福尼亚的反乌托邦者世界，因为贫穷破败的洛杉矶是反乌托邦者最钟爱的未来城市。在好莱坞设想的世界中，它是1984年的《终结者》（The Terminator）和1991年的《终结者2》（Terminator 2）的战场。菲利普·K. 迪克将他的小说《机器人会梦见电子羊吗？》（Do Androids Dream of Electric Sheep?）设置在旧金山，但是电影制作者们在将这部小说拍成《银翼杀手》（Blade Runner）时将场景转移到洛杉矶，是因为考虑到南加利福尼亚似乎成了未来的缩影。反过来，那部电影已经成了关于洛杉矶隐喻的被过度使用的材料，加强了电影最初刻画出的洛杉矶的大众形象。
未来的洛杉矶通常要比卡斯特所担忧的分裂来得更深：被保护的精英层、边缘化和挣扎着的中产阶级以及穷凶极恶的贫困人群。拉瑞·尼文（Larry Niven）和杰瑞·波奈尔（Jerry Pournelle）在《宣誓效忠》（Oath of Fealty）[74]中，聚焦了社会和经济方面的优秀人士，他们待在安全的生态建筑内，与周边城市保持一种掠夺性的服务关系。再如，尼尔·斯蒂芬森在《雪崩》中想象了一个城邦，每一个城市都聘用雇佣兵来维护国家主权，并且遵守与邻邦建立的安保条约。“根据温莎高地法典的缪尔斯条约”，一个刚刚抓了迷路滑板运动员的、权力不受限的警察代理人说道：在白色纵队的领地内，“出于国家安全和社会和谐的考虑，我们有权来执法”，“温莎高地的缪尔斯和白色纵队的条约赋予我们权力将你临时拘禁，直到对你的身份调查完成为止”。另一个警察翻译道：“也就是说你的屁股将要被打烂了。”[75]
在通常的故事背景里，不受保护的、地位下滑的中产阶级生活在恒久的危机中。在辛西娅·角钿（Cynthia Kadohata）的《爱的山谷》（In the Heart of the Valley of Love）中，2052年的洛杉矶社会分层严重且破败不堪，未来的洛杉矶正引导着美国经济的恶性循环。一个新的高速公路系统隐约呈现着未完成的未来图景，开始了“在所有一切耗尽金钱之前，回到世纪之初”。如今，“很少还有人像过去那么富有了”。[76]大学生年纪的主角弗朗西（Francie）以终端服务工作为生，她的熟人们设法应付着轻微的犯罪和灰色的以物易物交易。弗朗西一家住的屋子是曾曾祖母买的，现在“处于被与这个国家经济有关系的人遗忘和抛弃了的那个区域”。弗朗西常常醒来就闻到不远的几个街区外燃烧大楼的味道。同时，“富裕镇”（她对类似布伦特伍德那样的镇子的称谓）里的人们越来越多地迁移到了“营地”，被“高高的金属栅栏保护着的，并且被穿着制服戴着装备的男女守卫着的”那些社区。[77]
角钿之前的小说主要是处理20世纪50年代日裔美国人使自己重新融入美国社会的挣扎。在这第二本书中，她设想了一个年轻的日裔美国女性处在不近不远的未来，而非不久前的过去。她对于21世纪50年代的美国并未进行全面的描写，因为对于角钿来说，相较于在很多科幻小说中可以找到的诸如关于未来的细节化的推断外，她更感兴趣的是人物的个性及表现。她设想的未来在技术变革方面平淡无奇：泡沫地板柔软且温暖，一条来自阿拉斯加的供水管道缓解了水供应问题，但是在公交车站的人们依然需要等待，依然使用电视遥控器，阅读纸质报纸上的新闻，在城市大厅里排队等候。在大学里，停车费用依然是学生最大的问题。的确，基础性设施改变的缺乏是上述内容的核心部分。城市没有能力来改变它自己，再过50年，洛杉矶就精疲力竭了。对于生机勃勃的20世纪的一个苍白无力的反应——比琼·迪迪安（Joan Didion）的《顺其自然》（Play It as It Lays）[78]中描写得更颓败，其中的边缘角色玛利亚·惠氏（Maria Wyeth）与弗朗西有许多共同之处。弗朗西的追寻是成熟的，她并不是单单找一个地方来让自己能够适合这个支离破碎的、衰落的社会——这个中产阶级正在湮灭的社会——而是要确定她是否是“活着”的，是否有能力来做出选择以及用道德的抉择来塑造自我。[79]
在奥克塔维亚·巴特勒（Octavia Butler）的《播种的寓言》（Parable of the Sower）中，社会灾难更为突出。在那里，中产阶级的消失是在火与血中上演的。劳伦·欧拉米娜（Lauren Olamina）成长于崩塌中的洛杉矶。2024年，内燃机时代结束，被拆成了一堆金属和塑料的交通工具生锈了，车库成了兔子窝。在这安静的灾难中，饮用水比汽油还贵，保持干净是给自己制定的一个目标，“时尚是有用的，否则的话你现在会很脏”。[80]被郊区困境包围的中产阶级生活在持续的恐惧中，成年人因为工作或者某些任务而冒险出门，也仅仅是在白天并且在监控的保护下：“一群人结队出行，或者带着装备，那是规则。”[81]在圣费尔南多山谷的某一处，劳伦（Lauren）所住的有围墙的街道，住着11个民族的住户，这被迈克·戴维斯描述成一个令人悲伤的“山谷孤立主义”的幸存者。整个社区学习如何使用枪支；唯一的安全喘息的时刻就是这个小社区的人成群短途出行的时候，他们到周边的山谷里去进行打靶训练。劳伦的邻居们过着自力更生的生活，自己种植足够的食物原材料，孩子们在家接受教育，所有人都担任消防和安全巡逻的志愿者，因为警察的保护现在是收费的了。
劳伦（Lauren）的小社区，以及其他类似这样的社区，在权贵和绝望之间被压榨。富人们生活在被保护的社区内，或者有着多层围墙的大厦内，而穷人们却蹲在被烧毁的房子内：“沿山而上是有围墙的宅邸，一座大房子旁边则是许多仆人居住的摇摇欲坠的小屋……我们路过的几个街坊，他们是如此贫穷，他们的围墙是用未刷浆的石头、混凝土块或者垃圾建成的。还有可怜的无围墙居民区域……跟那些带着污秽、憔悴、半裸的孩子的流浪者们待在一起。”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向远延伸至棕色的加利福尼亚山区：“总有一些无家可归的群体和无数的凶恶野狗远远地生活在最后的山边棚户区之外。人们和狗一道追逐着兔子、负鼠、松鼠，同时彼此之间又互相追捕，他们都以死掉的东西为食。”[82]
巴特勒（Butler）的混乱的未来洛杉矶体现了愤怒的绝望，正是带着这种绝望，很多观察者接近了第三世界的新兴城市。虽然许多学者致力于探寻和分析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城市周边的广大非正式郊区居民的自我组织能力，从20世纪50年代的电影《被遗忘的人们》（Los Olvidados）到2002年的《上帝之城》（City of God），以及广泛流通的杂志（如卡普兰[Kaplan]、[83]帕克[Packer][84]）的流行影像里仍然保持着几乎无药可救的社会无序和身体肮脏的形象。[85]《播种的寓言》（The Parable of the Sower）给所有突破国家边界进入美国后院的人带来了战争，它只是比主流现实主义小说，像汤姆·科拉奇俄杉·博伊尔（T. Coraghessan Boyle）的《玉米窗帘》（The Tortilla Curtain），[86]更激进了一步，在那里，情报精英团体的成功人士们决定将他们在圣塔莫妮卡山脉的供出售的小块土地圈起来，而同时，墨西哥移民正在附近的拉维内斯以半饥饿疗法的方式生存着。
我们可以绕回到游乐宫的比喻，以此作为总结。这篇文章竭力说明，科幻小说中的夸张、推测及变形给了我们线索，来启发我们理解文化表层底下的事物，甚至我们的学者也是如此。因为这些作品将作品内的人物设定在社会的边缘地带，赛博朋克科幻小说中的特定分区给《星球大战》（Star Wars）系列的平淡无奇的太空探险和银河冒险故事增加了额外的曲折性。至少从19世纪中叶开始，记者和小说家们就承担了为对社会边缘和破败地带的人物进行探访提供机会的责任，并以此来挑战那些赋予已然确立的阶级和种族阶层以合法性的故事。[87]通过那些已经从中产阶级群体中跌落下来的——和从未达到的——主角们，很多赛博朋克的故事都是对大经济组织的、建立在信息渠道控制之上的力量的含蓄批判。
在很多方面，赛博朋克也借助了洛杉矶学派在城市研究方面的能力。在寻找一种新的城市模式来代替老的工业化芝加哥这个问题上，这两者有着共同的兴趣，而在加利福尼亚这个大都市，他们找到了这种模式。科幻小说在前沿问题上跟美国神话总保持着一种亲密关系。有些作家简单地将这种隐喻移植到未来，有些围绕着西部探索来建构情节，其余的则是接受了这种期待：相对年轻灵活的西部北美城市是最自然的、适合讲述社会和文化转型的故事地点。[88]他们看到环太平洋地区以及那里的城市文明即将发生的转变——不论是更好还是更坏的——是随着旧边界的终结而崩塌，或是随着新思想的展开而重建。
我们并非必须认同有关太平洋地区未来的所有期待，或对一个完全两极分化了的城市的恐惧，再或者是关于洛杉矶学派接受他们反馈的大量声明。举例来说，问题并不是洛杉矶学派那些人正确与否，而是他们正在吸引着大众的注意力并且树立着新的标杆——这种标杆是很多人所注意到的，并且有时是可以被用来引导至新的研究道路上的。罗伯特·包瑞德（Robert Beauregard）评论道：城市化中的彻底突破的思想与其说是经验化的猜想，还不如说是一种暗喻或者呼吁：“经验化的判断指向了至关重要的部分，更加重要的是这声明确实在吸引着注意力、启发着思考和研究，以及挑战着学者团体，从而来重新思考他们用心获得的智力成就。”[89]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便可理解对于富有想象力的作家的吸引力来自何处。一个全新的洛杉矶的理念不仅使行动、戏剧化的对比以及新类型的冲突在那些前沿文章中得以具体地呈现，而且某种程度上为他们所写的故事增添了先锋性。
在这个碎片化的、充满偶然事件的社会的交流沟通问题上，作家们也体验着后现代洛杉矶学派理论的魔力。理论里的城市是好的、坏的、分化的、令人费解的，但是他们也可以是激励的、明确的，有时罪恶、有时悬疑的，但总是在前进的。城市是促进和引导沟通的庞大的机器——但当种族和阶级涉入时，则又是令人沮丧的。
威廉·吉布森并不总是表现一种幽默感，但《模式识别》（Pattern Recognition）却相当于一个有关沟通的大玩笑。该作品中的人物们着迷于网上流传的一些视频片段，在创建了关于影院新方法的宏伟理论之后，他们懊恼地发现网上的这些片段只是来自监控录像中的一些碎片，并非来自艺术作品。但是，且慢，还有第二个玩笑，这些片段确实可以拼起来，但只是作为一幅想象中的城市地图。皮尔（Peel）回到了跨国资本的隐秘之处，发现了什么？一部升级版本的“模拟城市”。[90]
本文检验了一些方法，在这些方法里，特定的城市理论被嵌入最近的科幻小说的特殊的子类型中。阅读并且讨论科幻小说（无论是赛博朋克小说或是来自其他主流类的作品），对于一个学规划的学生学习如何给交通需求系统建模，或对一个开发者报道一个有条件使用的应用程序上的发现来说，都是没有帮助的。然而，科幻小说的确有能力使我们的想象力参与到人类最近的问题或未来的挑战之中，这是一种源自将经济、社会、文化模式向他们的常识范围之外多推进一步的意愿的启发机制。
因为赛博朋克这种文学体裁吸收了这种思想：将技术变革和全球资本主义的力量归于一种包罗万象的能量，为规划者提供了相对很少的直接的指导。但是，它确实表明了需求的灵活性，因为看到了计划作为反射性的过程被当作框架工作来作为对固有的不稳定性的回应。它同时也表明了自发性和非正式性的社会机构通过放宽建筑规范、保留廉租商业空间以及使基础信息设施尽可能无处不在和实惠化来创造机会的价值。
规划者在其他主题上的兴趣，也可以通过未在本文探讨的科幻小说的其他方面得到处理。举例来说，德威特·道格拉斯·基尔（DeWitt Douglas Kilgore）[91]用科幻小说来检验若干想法，在美国将一个持续异化的社会与种族关系变化着的模式建立链接的可能性，这种担心与有关“重组计划是一个意义暧昧的事业”的争论直接相关。约翰·程（John Cheng）[92]即将开启的工作是，利用科幻小说来探索专业知识的意义——这是一个对规划理论和伦理学领域具有持久兴趣的主题。帕梅拉·萨金特（Pamela Sargent）开发和利用金星的三部曲[93]以及金·斯坦利·罗宾逊（Kim Stanley Robinson）的火星三部曲都提出了另外一系列关于如何权衡环境规制及保护的基础伦理问题。[94]我的新书[95]考察了关于行星地球化的相似叙述，目的是探讨一些理念，如政府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在做出有效规划时的能力。在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的思想里也可见有关这两点并行或者对比的阐述。一些有力的作家也探讨了类似的可能性：依靠以社区为基础的规划理论家们所推荐的本地接触和直接参与的方法而进行的、从大的包容性政府向公民化生活系统转型的可能性。
我想以托马斯·品钦的复杂而又引人注目的小说《49号命运的哭泣》（The Crying of Lot 49）来结束此篇文章，自1966年初版问世以来，这部小说在很多方面都是赛博朋克30年前的一个先驱。品钦的主角奥迪巴·玛斯（Oedipa Maas）是海湾地区的家庭主妇，她离开了特百惠派对后成为了阳光地带房地产大亨皮尔斯·英巫拉利缇（Pierce Inverarity）的遗产执行人。当她开始开拓南加利福尼亚的时候，她看到了圣纳西索，一个典型的加利福尼亚社区。这个社区是一个典型的通信系统。她“从斜坡往下看，想要瞥见阳光，目光却落在了一大片延伸的房屋上……从这么高的角度望下去，那已经在订单里的房屋和街道组成的漩涡，猝不及防地出现在她眼前，像电路板一样令人惊讶地清晰”。更重要的是，“圣纳西索没有边界，没有人知道从哪里开始去绘制边界。几星期以前，一直在想搞清楚英巫拉利缇究竟留下了什么遗产，但从未料想到，遗产竟是整个美国”。[96]
注释：
[1]John Shirley, City Come A-Walkin', New York: Four Walls, Eight Windows, 1980, p.30.
[2]John Shirley, City Come A-Walkin', New York: Four Walls, Eight Windows, 1980, pp.127-149.
[3]William Gibson, Forward to John Shirley, City Come A-Walkin’, New York: Four Walls, Eight Windows, 2000.
[4]理查德·诺（Richard Neustadt）和厄内斯特·梅（Ernest May）努力让政策制定者“及时思考”，即帮助他们明白和理解历史知识和种种设想，而这些都无意识地形成了政策制定者们的关于未来可能性的理念。
[5]S. R. Delany, Shorter Views: Queer Thoughts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Paraliterary, Hanover, NH: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99, p.343.
[6]Thomas Disch, The Dreams Our Stuff Is Made of: How Science Fiction Conquered the World,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8, p.91.
[7]Carl Abbott, Adler, Historical Analysis As a Planning Tool,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1989, 55, pp.467-473.
[8]Mike Davis, The Ecology of Fear: Los Angeles and the Imagination of Disaster, New York: Henry Holt, 1998.
[9]Max Page, The City’s End: Past and Present Narratives of New York’s Destruction, The Resilient City, edited by Lawrence Vale and Thomas Campanell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75-93.
[10]Carl Abbott, The Light on the Horizon: Imagining the Death of American Cities, Journal of Urban History, 2006, 32, pp.175-196.
[11]Eric Avila, Popular Culture in the Age of White Flight,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12]Leigh, Nancy Green, Judith Kenney, The City of Cinema: Interpreting Urban Images on Film, Journal of Planning Education and Research, 1996, 16, pp.51-55.
[13]Frederic Jaher, Doubters and Dissenters: Cataclysmic Thought in America, London: Free Press, 1964, pp.1885-1918.
[14]Josiah Strong, Our Country: Its Present Crisis and Possible Future, New York: American Home Missionary Society, 1885.
[15]Jules Verne, Pari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863.
[16]Edward Bellamy, Looking Backward: 2000-1887,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889.
[17]Ebenezer Howard, To-Morrow: A Peaceful Path to Real Reform, London: S. Sonnenschein, 1898.
[18]Robert Fishman, Urban Utopia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Ebenezer Howard, Frank Lloyd Wright, and Le Corbusie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7.
[19]Myers, Dowell, Alicia Kitsuse, Constructing the Future in Planning: A Survey of Theories and Tools, Journal of Planning Education and Research, 2000, 19, pp.221-231.
[20]Jams Throgmorton, Planning as Persuasive Storytelling: The Rhetorical Construction of Chicago’s Electric Futu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21]Warren, Robert, Stacy Warren, Samuel Nunn, Colin Warren, The Future of the Future in Planning: Appropriating Cyberpunk Visions of the City, Journal of Planning Education and Research, 1998, 18, pp.49-60.
[22]Warren, Robert, Stacy Warren, Samuel Nunn, Colin Warren, The Future of the Future in Planning: Appropriating Cyberpunk Visions of the City, Journal of Planning Education and Research, 1998, 18, pp.49-60.
[23]Bruce Sterling, Mirrorshades: The Cyberpunk Anthology, New York: Arbor House, 1986.
[24]Larry McCaffery, Across the Wounded Galaxies: Interviews with Contemporary American Science Fiction Writers, Urbana,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0, p.228.
[25]Jonathan Lethem, Gun, with Occasional Music,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94.
[26]与大多数对未来世界的实质感兴趣的科幻小说作家们不同的是，莱瑟姆（Lethem）对侦探文类的极限最感兴趣。戴维斯（Davis）也是如此。
[27]William Gibson, Neuromancer, New York: Ace, 1984.
[28]Neal Stephenson, Snow Crash, New York: Bantam Spectra, 1992.
[29]Neal Stephenson, The Diamond Age, or a Young Lady’s Illustrated Primer, New York: Bantam Spectra, 1996.
[30]“赛博朋克”本身更像一个十足精确的营销词汇的符号，“城市黑色”科幻小说也是如此。然而，“赛博朋克”帮助这群特殊的作家从早期的科幻小说中区分开来，通过强调电子工程在机械工程之上的方式，并且暗示在塑料的便携保护装置下他们将永远不会被发现。“朋克”部分也将他们从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的“新浪潮”运动的作家群体中区分出来，那些新浪潮运动的作家对女权主义或者环境保护主义之类的主题更感兴趣。
[31]以下名单中的4点补充了沃伦（Warren）等人早期的研究，在其早期研究中，作者们凭借着与城市规划的联系也确定了赛博朋克的未来的一些要素。他们对监控技术、半机器人、纳米技术等主题的关注更多倾向于革新而非技术本身。这是一个开创性的讨论，很值得拿来与这篇文章做比较。
[32]John Friedmann, The World City Hypothesis, Development and Change, 1986, 17, pp.69-83; Saskia Sassen, The Global City: New York, London, Tokyo,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2001.
[33]John Friedmann, Reply, Development and Change, 1987, 7, p.493.
[34]H. V. Savitch, Postindustrialism with a Difference: Global Capitalism in World-Class Cities, In Beyond the City Limits: Urban Policy and Economic Restructuring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150.
[35]David Harvey,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I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 MA: Blackwell, 1989.
[36]Manuel Castells, The Informational Cit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conomic Restructuring, and the Urban Regional Process, Oxford, UK: Basil Blackwell, 1989.
[37]A. D. King, Urbanism, Colonialism, and the World Economy: Cultural and Spatial Foundations of the World System, London: Routledge, 1990, p.7.
[38]当运用于发展中国家时，金（King）的分析与依附理论相关，认识到这些国家的主要城市和新工业中心是伦敦、东京、巴黎和纽约的订单接收者。
[39]Paul Knox and Peter Taylor, World Cities in the World Syste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J. Taylor, World City Networks, London: Routledge, 2003; P. J. Taylor, Robert Lang, U.S. Cities in the ‘World City Network’, Brookings Institution, Metropolitan Policy Program, 2005.
[40]Saskia Sassen, The Global City: New York, London, Tokyo,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2001.
[41]Robert Ross, Kent Trachte, Global Cities and Global Classes: The Peripheralization of Labor in New York City, Review, 1983, 6, pp.393-431.
[42]Robert Beauregard, Atop the Urban Hierarchy, Totowa, NJ: Rowman and Littlefield, 1989.
[43]William Gibson, All Tomorrow’s Parties, New York: G. P. Putnam, 1999, p.4.
[44]Nicola Griffith, Slow River, New York: Ballantine, 1995.
[45]William Gibson, Pattern Recognition, New York: G. P. Putnam, 2003.
[46]Robert Venturi, D. S. Brown, Stephen Izenour, Learning from Las Vega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72.
[47]Dani Cavallaro, Cyberpunk and Cyber Culture: Science Fiction and the Work of William Gibson, New Brunswick, NJ: Athlone Press, 2000, p.138.
[48]Larry McCaffery, Across the Wounded Galaxies: Interviews with Contemporary American Science Fiction Writers, Urbana,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0, p.140.
[49]Hal Rothman, Neon Metropolis: How Las Vegas Started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50]Neal Stephenson, Snow Crash, New York: Bantam Spectra, 1992, pp.23-24.
[51]William Gibson, Virtual Light, New York: Bantam, 1993, pp.62-63.
[52]William Gibson, Virtual Light, New York: Bantam, 1993, pp.62-63.
[53]Seymour Mandelbaum, Boss Tweed’s New York, New York: J. Wiley, 1965; Community and Communications, New York: W. W. Norton, 1972.
[54]W. J. Mitchell, City of Bits: Space, Place and the Infobah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5; E-topia “Urban Life, Jim-But Not As We Know it”,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9; Me++: The Cyborg Self and the Networked Cit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3.
[55]A. G. Frank, 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56]Manuel Castells, End of Millennium, Malden, MA: Blackwell, 2000.
[57]Clyde Prestowitz, Trading Places: How We Allowed Japan to Take the Lead,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8.
[58]加拿大西部人民跟美国西部人民一样有着反亚的态度和行动。详见格林-沃德（Glynn-Ward）和罗伊（Roy）在1921年的相关著作。
[59]Neal Stephenson, The Diamond Age, or a Young Lady’s Illustrated Primer, New York: Bantam Spectra, 1996.
[60]Bruce Sterling, Islands in the Net, New York: Ace, 1989.
[61]Lind Nagata, Limit of Vision, New York: Tor, 2001.
[62]William Gibson, Idoru, New York: G. P. Putnam, 1996.
[63]William Gibson, Mona Lisa Overdrive, New York: Bantam, 1989.
[64]Greg Bear, Queen of Angels, New York: Warner Books, 1990.
[65]R. P. Russo, Carlucci’s Edge, New York: Ace, 1995.
[66]Nayan Shah, Contagious Divides: Epidemics and Race in San Francisco’s Chinatown,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67]Thomas Pynchon, Vineland, Boston: Little, Brown, 1990.
[68]Robert Stone, Dog Soldier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4.
[69]Leonie Sandercock, Toward Cosmopolis, New York: Wiley, 1998; Cosmopolis II: Mongrel Cities in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Continuum, 2003.
[70]Albert Camarillo, Cities of Color: The New Racial Frontier in California’s Minority-Majority Cities,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2007, 76, pp.1-28.
[71]Timothy Fong, The First Suburban Chinatown: The Remaking of Monterey Park, California,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Leland Saito, Race and Politics: Asian Americans, Latinos, and Whites in a Los Angeles Suburb,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8.
[72]David Ley, Daniel Hiebert, Geraldine Pratt, Time to Grow Up? From Urban Village to World City, Vancouver and Its Region,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1992, 91, pp.234-266.
[73]Mike Davis, City of Quartz: Excavating the Future in Los Angeles, New York: Verso, 1990; The Ecology of Fear: Los Angeles and the Imagination of Disaster, New York: Henry Holt, 1998.
[74]Larry Niven, Jerry Pournelle, Oath of Fealty, New York: Pocket Books, 1982.
[75]Neal Stephenson, Snow Crash, New York: Bantam Spectra, 1992, p.44.
[76]Cynthia Kadohata, In the Heart of the Valley of Love, New York: Viking, 1992, pp.2-124.
[77]我们可以猜想，日裔美国人角钿（Kadohata）用“营地”一词来回忆1942—1945年间的拘禁经历，并且期待着想象画面的反转，如精英们拉起有刺的电网围住了自己，而不是别人。
[78]Joan Didion, Play It As It Lays,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70.
[79]Krista Comer, Western Literature at Century’s End: Sketches in Generation X, Los Angeles, and the Post-Civil Rights Novel,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2003, 72, pp.405-413.
[80]Octavia Butler, Parable of the Sower, New York: Four Walls Eight Windows, 1993, p.13.
[81]Octavia Butler, Parable of the Sower, New York: Four Walls Eight Windows, 1993, p.8.
[82]Octavia Butler, Parable of the Sower, New York: Four Walls Eight Windows, 1993, pp.9-38.
[83]Robert Kaplan, The Coming Anarchy: Shattering the Dreams of the Post Cold War, New York: Vintage, 2000.
[84]George Packe, The Megacity, The New Yorker, 2006, 11, 13.
[85]Mike Davis, Planet of Slums, New York: Verso, 2006.
[86]T. C. Boyle, The Tortilla Curtain, New York: Viking, 1995.
[87]George Orwel, The Road to Wigan Pier, London: V. Gollancz, 1937.
[88]Carl Abbott, Falling into History: The Imagined Wests of Kim Stanley Robinson in the Three Californias and Mars Trilogies, Western Historical Quarterly, 2003, 34, pp.27-48; The Light on the Horizon: Imagining the Death of American Cities, Journal of Urban History, 2006, 32, pp.175-196.
[89]Robert Beauregard, The Radical Break in Late Twentieth-Century Urbanization, Area, 2006, 38, pp.218-220.
[90]Richard Skeates, A Melancholy Future Poetic, City, 2004, 8, pp.135-140.
[91]D. D. Kilgore, Astrofuturism: Science, Race, and Visions of Utopia in Space, Philadelphia, P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3.
[92]John Cheng, Imagining Science: Science Fiction and the Culture of Popular Science, Philadelphia, P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93]Pamela Sargent, Venus of Dreams, New York: Bantam Spectra, 1986; Venus of Shadows, New York: Doubleday, 1988; Child of Venus, New York: Eos, 2011.
[94]“地球化”是对外星球生态系统进行操作和管理， 以使之更适合人类居住和使用。
[95]Carl Abbott, Frontiers Past and Future: Science Fiction and the American West,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06.
[96]Thomas Pynchon, The Crying of Lot 49,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66, pp.12-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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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卡尔·阿伯特（Carl Abbott），美国城市发展理论研究专家、历史学家，主要研究近当代美国城市的政治、种族、环境和移民等问题。代表作有：《摩登时代的美国城市》（Urban America in the Modern Age），《科学前沿的过去和未来：科幻小说和美国西部》（Frontiers Past and Future： Science fiction and the American West）等。本文译自：Carl Abbott，Cyberpunk Cities：Science Fiction Meets Urban Theory，Journal of Planning Education and Research，2007，27，2，pp.122-131。 赛博朋克（cyberpunk，是cybernetics与punk的结合词），又称数字朋克、赛伯朋克、网络叛客等，是科幻小说的一个分支。以计算机或信息技术为主题，以黑客、人工智能、大型企业核心人物等为主角，小说中通常有社会秩序受破坏的情节。
译者简介：陈美，女，1982年生，江苏南通人。上海大学中文系2015级文艺学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及文学批评理论。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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