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化》| 文化批评
城乡流动视野中的乡土小说
——以当代文学中的乡土小说创作为例
刘雪萍 | 上海大学博士生
原文刊载于《上海文化》2017年第10期
内容摘要
在城乡关系的视野中，立足于文学作品对城乡流动的展示，重新审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中国文学对乡村的书写、对农民处境的关照，揭示城乡关系变化与城乡流动之间的深层关系。当代作家对不同历史时期的进城与下乡故事的书写，对人在城乡流动中的境况做了十分深入的挖掘，在不同的层面上展示了城乡关系的变化给人的生存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对人的精神和情感造成的冲击。
关 键 词 城乡叙事 农民 城乡流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也对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笔者重新审视当代乡土小说创作，以作品中呈现出的“城乡流动”为论述的核心，聚焦城乡流动中人的命运和生存问题，以此来探寻当代乡土文学中的城乡关系。
一、被阻断的进城路
柳青在小说《创业史》（题叙）中以历史叙述的方式讲述了陕西渭河以南下堡村庄稼人梁三在收留了逃荒母子后重新创家立业的故事。在以10年为一个计时单位的简单讲述中，自20世纪30年代起就住在草棚屋的梁三一家，到了40年代依然没有实现创业的愿望，在地主、官兵等的盘剥下，他们甚至连创家立业的念头都放弃了。直到1949年解放，梁三老汉在土地改革中分到了10多亩稻地，这才重新燃起了创业的念头。在《创业史》（第一部）中我们可以看到，土改结束后，解除了对土地买卖和粮食借贷的冻结，农村的市场还是比较繁荣的，粮食能够自由买卖。正因如此，姚世杰这样的富裕农民并不愿意以“活跃借贷”的名义把粮食借给缺粮户。不仅粮食市场活跃，土地买卖也比较自由，代表主任郭振山就在1951年冬天从下堡村钉鞋匠王跛子手里买了二亩桃林地。在1950—1952年的3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国家开始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从农村招收了大批职工，下堡村代表主任郭振山的三弟郭振江就在城市向农村第一次要人的时候去了西安电厂当了徒工。不仅如此，徐改霞也面临着人生道路的选择。柳青在《创业史》中对徐改霞的困惑用了“政治上的岔道口，事业上的岔道口，个人生活上的岔道口”的表述。实际上出现在农村姑娘徐改霞面前的是农村和城市的岔道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工作的中心从农村转移到了城市。为了实现快速推进工业化的目标，逐步采取了单一公有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来优先发展重工业。对此，柳青在《创业史》中也有所描述：
对于一个向往着社会主义的青年团员，没有比参加工业化更理想的了。听说许多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都转向工业。参加工业已经成为一种时尚了。工人阶级的光荣也吸引着改霞。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五二年，西安的工厂到县里招人，愿去的还少，需要动员。但是，到了一九五三年不同了，“社会主义”已经代替“土地改革”，变成汤河流域谈论的新名词。下堡小学多少年龄大的女生，都打主意去考工厂了。[2]
进工厂做工人，除了响应国家政策号召的政治先进性外，还有着世俗人生方面的考虑。因为徐改霞这样的农村姑娘从国家画报上的宣传动员和群众的私下谈论（成为工厂工人的村民介绍的城市生活）中，已经勾勒出了一个城市生活的图景。这幅城市生活图景虽然在《创业史》中没有展开，但《为了幸福的明天》、《百炼成钢》、《乘风破浪》等小说都讲述了来自农村的城市建设者成为劳动英雄的故事。徐改霞在这股社会主义新潮流中，从个人前途和国家工业化的美好愿景出发，选择了国棉三厂。而小说中对招考场面的描述，也证实了徐改霞的想法在当时农村的普遍性：“啊呀！乡政府的大院子，拥挤着满院的闺女们……竟有这么多人考工厂啊！原来都是在心谋着这一着，嘴里不说哪！……这是一次真正的竞争！”[3]
但是在柳青的小说《创业史》中，我们不难发现当时农村社会的矛盾：梁生宝由于没有文化，他领导的互助组需要县里派下的技术员韩培生的帮助，这说明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开展需要有知识有文化的农村青年的参与；而像徐改霞这样的农村知识青年又一心去城市参加工业化，这就造成了农村人才的流失，这使得本就难以展开的合作化运动变得更加困难。《创业史》中下堡乡党支书卢昌明就对此表示出担忧：“唉！一九五〇年抗美援朝，把土改中锻炼出来的一批好青年团员，参军走了。今年这回纱厂招人，短不了又要把一批没家庭拖累的优秀女团员拉走。这农村工作，要是来个大运动，可怎么办呀？”[4]
这一时期国家的 集中在城市，人才也都流向城市，必然会造成城乡差距的进一步扩大。与之相对应的是，城乡差距的扩大又强化着人们的思想偏见，有知识的农村青年普遍希望脱离农村进入城市。当《创业史》中的徐改霞还在“生活的岔道口”上踟蹰的时候，中央就下发了指示，工厂招收职工“首先要照顾城市居民里头考不上中学的，没有职业的”。在1953年底《人民日报》发表了《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社论，动员农村出身的高小毕业生“做祖国第一代有文化的新农民”。50年代中后期的文学创作中开始出现配合国家政策宣传的小说。比如马烽的小说《韩梅梅》、康濯的小说《春种秋收》。这两部写于1954年的小说，都探讨了农村知识青年的出路问题，并塑造了韩梅梅、刘玉翠等“农村新青年”的形象。在小说《韩梅梅》中，农村在城市面前的劣势已经显现出来。连韩梅梅村里的人都觉得她在村里养猪是浪费人才。但是在小说内容的处理上，作者马烽让韩梅梅把她学习到的文化用于为集体养猪，韩梅梅最终成为养猪能手，并获得了村民的赞扬，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作者在小说中把农村塑造成一个与《创业史》中的蛤蟆滩一样的、充满“战天斗地”意义的场所。
但是随着大规模的疾风骤雨式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展开，农村的缺粮问题日益严重，大多数农民饱受饥饿之苦。路遥的小说《在困难的日子里（一九六一年纪事）》就对当时农村的穷苦做了展示。小说中写道，“由于连年歉收，到了六一年，饥饿在中国已经成了一种普遍的现象。而在我们这里的乡下，情况就更显得严重了”，“村子里早已没有了往日的喧嚣。饥饿使所有人都沉寂下来。人们多年来的所有积蓄都已经在去年的饥馑中荡然无存。灾荒消灭了农村的差别，大家先后都成了赤贫户……”[5]农村青年马建强，背着全村人从“救命的粮食”中凑出的“百家姓粮”到县城读书。城乡之间悬殊的贫富差别就这样摆在了马建强的面前。这个“除了我是农民的儿子，全班所有人都是干部子弟，包括县上许多领导干部的儿女”的班级，明显地分成了两个阵营——“他们”和“我”，“他们”属于城市，“我”来自农村。城乡之间的对立在这个班级中是极为明显的：“他们有国库粮保证他们每天的粮食；父母亲的工资也足以使他们穿戴得体体面面”，“而我呢？饥肠辘辘不说，穿着那身寒酸的农民式的破烂衣服，跻身于他们之间，简直像一个叫花子！”[6]
城里人在困难时期的衣食无忧，是以农村人“勒紧裤腰带”为代价的。实际上，早在50年代初期，每年都有大量的农村人口因为粮食短缺而流入城市。国家为了解决粮食问题，制定了农产品统购统销的政策，农村的自由市场逐步受到限制。在小说《创业史》中，下堡村农民郭世富所提的“1952年不是丰收年吗”，为什么“只有零星的粮食上市了”的疑问也就有了解答。“城市工业人口增加，粮食的需要增加，不是临时性儿的，是长期性儿的！”而且为了更有效地保证粮食的供应，也为了早日实现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国家开始引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这不仅极大地伤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且加重了农村的缺粮问题。到了1956年秋后，“盲流”问题已经十分严重。到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饿死人的情况已经大规模地发生。针对这一问题，城乡隔离的户籍管理制度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城镇居民生活必需品计划供应制度、劳动用工制度、城市居民福利制度相继实施。自此以后，农村出身的青年除了招工、上大学、当兵等有限且概率极低的途径外，基本上不存在自由流入城市的可能。
如果说这一时期国家的城乡政策在乡村方面是阻断农民的进城路的话，那么，在城市方面则是动员城市青年“上山下乡”。
二、“上山下乡”与知青回城
早在“文革”开始之前国家就已经动员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支援农村建设，但“上山下乡”运动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展，这与城市青年不愿放弃已经享受到的权利（更好的医疗、教育、文化、就业 等）是分不开的。在“文革”前参与“上山下乡”运动的城市青年，大多是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有志青年或是因为家庭成分不好而不得不下乡的城市青年。“文革”开始之后，大量的城市青年被迫卷入“上山下乡”运动之中，让他们离开城市相对优越的生活环境去建设乡村，难免会在思想上、情感上受到冲击，也难免会产生强烈的失落感。因此，食指写于1968年的诗歌《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才会在广大知青中引起情感上的共鸣。
诗人食指在诗中一直强调的“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指的是插队知青“离开”北京的时间。“离开北京”这一无法抗拒、无法逆转的行为直接导致了“北京”从“我的北京”变成“我的最后的北京”。这一转变对应着知青由城市户口变为农村户口的现实，可以说是城市户口的丧失导致了诗人的失落。这一点从诗人后来所写的《写作点滴》中也可以得到印证：“1968年底，上山下乡的高潮兴起。在去山西插队的火车上（火车四点零八分开），我开始写这首诗。当时去山西的人和送行的人都很多。随着火车开动前的那‘咣当’一下，我的心也跟着一颤，然后就看到车窗外的手臂一片。一切都明白了，‘这是我的最后的北京’（因为户口也跟着落在山西）。”[7]
与“文革”开始时1700万知青“上山下乡”潮流相对应的是插队知青通过各种手段、各种途径的回城潮。对插队知青强烈的回城愿望的展示，是以“知青文学”命名的文学作品的重要内容。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就正面描写了北大荒知青大返城的现象，这个现象在几十万北大荒知青中具有普遍意义。从知青作家的散文随笔中，我们也可以透视知青“千方百计回城”这一现象背后所隐含的城乡差距。知青作家叶辛在散文《我经历的知青回城》中，对知青下乡插队的生活、知青回城的原因做了简要的说明。文中写道：“到了农村插队几年后，无论是当初写了血书积极要去的知青，还是很无奈地被动员而去的知青，他们共同的心愿是上调，是回到都市。是因为他们不听毛主席的话吗？不是，是因为他们感受到如果不回去，天天劳动，不能养活自己。”[8]其实城市青年初到插队落户的农村就已经感受到了农村的贫穷与闭塞，在日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更是深深体会到了农村生活的不易。另一方面，插队知青以自身十多年的城市生活经验为参照，在城乡对比中评判“上山下乡”后的插队生活，自然会对城市的优越性、对农民身份与工人身份之间的巨大差异有着清醒的认知。在70年代初期，插队知青就开始通过各种关系和途径（如招工、升学、参军、病退、困退等）回城。路遥创作于70年代末的小说《姐姐》、《青松与小花》、《夏》都涉及了知青回城的现象。
“上山下乡”运动以及知青回城潮是中国特殊的城乡关系和文化政治的产物，无论是食指在《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中对知青参加上山下乡运动真实感受的描写，还是《今夜有暴风雪》、《本次列车终点》等作品中所反映出来的知青返城的强烈愿望，都与中国特殊的城乡关系息息相关。不仅是出身城市的知青要回城，出身农村的知识青年在城乡自由流动被禁锢的时期，也依然千方百计地想进入城市。因为拥有城市户口意味着拥有稳定的工作、固定的工资收入、按月定量的粮食和副食品供应以及其他各种福利待遇。路遥小说《人生》中的高加林就是这类农村知识青年的典型代表。
三、挡不住的进城脚步
路遥小说《人生》中高加林进城读书—回乡劳动—进城工作—再次回乡的曲折经历，与70年代中后期特殊的城乡关系息息相关。
高加林是高家村高玉德老汉的独子，“他十几年拼命读书，就是为了不像他父亲一样一辈子当土地的主人（或者按他的另一种说法是奴隶）”。[9]几年的县城学生生活已经“把他身上的泥土味冲洗得差不多了”。可以说，像高加林这样的农村青年，在亲身经历了城乡社会生活后，毫不犹豫地把目光转向了城市。高加林落榜回村后，“由于这两年农村政策的变化，个体经济有了大发展，赶集上会，买卖生意，已经重新成了庄稼人生活的重要内容”。[10]但是高加林依然把生活的希望寄托在民办教师转正上。他期望摆脱农民的身份，进入“商品粮”的世界。所以在高加林丢掉民办教师这一与农耕无关的工作后，他才会那样的愤愤不平，才会萌生写状子状告高家村“大能人”高明楼的想法。
结束了三年民办教师生涯的高加林，只能参加农业生产，但他在劳动中进城掏粪的经历，反而坚定了他进入城市的决心。高加林在去副食公司院子担粪时，与在院子里乘凉的张克南的母亲发生了冲突。在张克南母亲“这些乡巴佬，真讨厌！”的辱骂声中，高加林产生了这样的疑问：“我有文化，有知识，我比这里生活的年轻人哪一点差？我为什么要受这样的屈辱呢？”[11]其实答案很简单，就是不平等的城乡关系造成了城乡间的等级差异。
在路遥小说中，城里人与乡下人的等级差异是十分明显的。小说《姐姐》中，插队知青高立民在考上大学后，重新进入商品粮的世界。他断绝了与仍是农民的姐姐的恋爱关系，选择了他父亲战友的女儿。《人生》中的高加林在进入县城工作后，同样在刘巧珍与黄亚萍之间做出了选择。可以说刘巧珍和黄亚萍的对立，象征着农村与城市的对立。黄亚萍凭借自身的优势，以及去南京这一更大的城市工作的筹码，几乎没有多费力气就使高加林抛弃了刘巧珍。与之相同的是，对于黄亚萍来说，高加林与张克南也是分别代表着农村与城市。只有当高加林跳出了“农”门，获得了城里人的身份后，他才具备与张克南竞争的资格。对此高加林也是有着清醒的认识的，所以当高加林被举报开除后，他果断地断绝了与黄亚萍的恋爱关系。无独有偶，《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安，在面对田润叶的表白时也是从现实的角度出发，拒绝了田润叶。横亘在孙少安与田润叶之间的，正是城乡之间、工农之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间的巨大差异。
虽然在小说《人生》的结尾，高加林再次回到了农村，但是高加林们依然没有停下进城的脚步。《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孙少安可以说是延续了高加林的故事。
从小说《平凡的世界》中叙述的1975—1985年这10年的农村社会生活图景中，我们可以看到农村改革以后，农民生活的显著改善。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广泛推行，实现了土地所有和家庭承包的结合，把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使农民获得了相对独立的自主经营权。这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劳动生产率，绝大多数农民的温饱问题得到解决，农村经济获得了超前的发展。人民公社的解体，解除了长期以来将农民束缚于土地的绳索，使农民获得了相对自由的就业选择权，为农民离开土地，进行非农业生产创造了条件。“统购统销”的取消、农产品流通制度的逐步推进，带来了农村集贸市场的繁荣，推动了乡镇企业的发展。可以说农村的改革，从制度上取消了对农民的禁锢，从城乡关系的农村这一方面为农民松了绑，把农民从二元结构的农村中解放出来。
农村的改革动摇了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基础——城乡分离下农村的“稳定”状态，并反过来开始对城市的“稳定”造成冲击，迫使城市这一方面开始改革。城市的改革是从蔬菜和副食品供应制度的改革开始的。城市的劳动就业制度、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乃至户口管理制度都在逐步地改革之中。城市的改革，打开了紧闭的“城门”，从城乡关系的城市这一方面为农民向城市流动提供了条件。农民可以较为自由地进城务工经商，谋求发展。随着改革的进行，以前固化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开始改变，城乡关系也在改革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松动。
这时的乡村青年重新面临着留在农村还是进城的“生活岔道口”。在小说《平凡的世界》中，路遥赋予了孙兰花、孙少安、孙少平、孙兰香四兄妹不同的象征意义：孙兰花是个不识字的农村妇女，嫁人后变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由于丈夫王满银是个“逛鬼”，她一年四季在地里劳作，还要连累娘家的父母和兄弟；孙少平继承了高加林“远行的梦”，他在高考落榜后同样回村当了民办教师，丢掉民办教师的工作后毅然踏上了进城之路。与高加林相比，孙少平是幸运的，进入80年代，他可以自由进入城市，并且能够在城市中找到谋生的工作。但孙少平又是不幸的，他的进城只是地理空间上的转移，身体进城并不意味着城里人身份的获得。依然是“农民”身份的孙少平，由于不能获得城市户口，他在城市中与众多揽工汉一样，依然处于低人一等的位置。后来孙少平在田晓霞的帮助下，“走后门”去了大牙湾煤矿成为煤矿工人。但是90年代工人下岗、矿难频发的现实仍然给孙少平的未来蒙上了阴影；孙少安等村民在人民公社解体后，全心投入小家庭的劳动生产当中。孙少安在种地之余，办起了砖厂，田福堂到原西城当起了包工头，金俊山喂养奶山羊向石圪节机关卖牛奶，田海民挖池塘养鱼……他们不仅增加了自己的收入，改善了生活条件，而且解决了农闲时节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但是就以孙少安承包砖厂，发展乡镇企业来看，他的前路上仍然有着重重困难，这从90年代乡镇企业的倒闭潮中可见一二。孙兰香可以说是孙家四兄妹中唯一有着光明前途的人，她高中毕业后考上了全国重点大学的天体物理专业，她的目光已经投入对宇宙的探索中。但是她在未来的生活中仍旧不可避免地会面临《人到中年》中的陆文婷、《烦恼人生》中的印家厚，或是《一地鸡毛》中的小林那样的“烦恼人生”。
四、城乡夹缝中的苦难人生
1984年以后，随着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各种 配置也逐步向城市转移。城市改革步伐明显加快，城镇居民收入迅速增加，农民收入则增长缓慢，城乡差距开始急剧扩大。范小青的短篇小说《城乡简史》生动地描绘了城乡间的巨大差异。小说中蒋自清的一本记录日常生活开销的账本阴差阳错地流落到家住甘肃省西部乡村小王庄的王才手中。王才与他的父亲在翻看账本时，发现了一个他们家种一年地也种不出来的、标价679元、对他们来说完全陌生的事物——香薰精油。在对城里人的生活进行了研究之后，王才做出了举家迁往城市的决定。最终王才一家来到了蒋自清的城市，并在蒋自清所居住的小区租住了一间车库，做起了收旧货的生意。在小说中，与王才一家坐着火车进城相对应的是蒋自清为了寻找账本的下乡。蒋自清在乡下仍然保持了记账的习惯，只不过账本上的花销由城市生活的几百元变成了乡村生活的几元、几角。王才一家进城后，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城市的“好”：“到底还是城里好，电扇都有的捡”，“城里真是好啊，要是我们不到城里来，哪里知道城里这么好”，“一朵花也能卖这么多钱，城里到底还是比乡下好啊”。[12]蒋自清下乡后，感受到的是乡村的贫困、农村人面对贫困的坦然心态，以及乡村的“宁静悠远”。乡村“宁静悠远”的一面，也只有乡村的外来者——作为知识分子的蒋自清才能发现。可以说，在小说《城乡简史》中，由火车—汽车—残疾车—驴车连接起来的城市与乡村已然分属两个世界。
基于城市优于乡村的现实以及相对宽松的城乡流动政策，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寻找新的生活契机，以期摆脱贫困、落后的生活环境。对于8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民工潮，不同的作家有着不同层面的书写。
尤凤伟的小说《泥鳅》，把目光聚集在了国瑞、蔡毅江、寇兰、陶凤等进城务工农民的城市生活上，他们在城市饱尝了底层生活的艰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乡村落榜青年国瑞进入城市后，花了中介费，经过职业介绍所的介绍去红星化工厂、污水处理厂、春光饭店、暖洋洋饭店打工，但都被辞退了。身无分文后又先后去了建筑工地、搬家公司做过活。国瑞最终因为与周润发相似的长相而被吴姐相中，做了来自高干家庭的玉姐的面首（男宠），并最终成了玉姐的丈夫——三阿哥的替罪羊，死于城里人的圈套中。蔡毅江在搬家过程中受了伤，因无钱医治而失去了性功能。人性扭曲的蔡毅江先是逼迫自己的女友寇兰卖淫养活自己，后与自己的老乡一起尾随强奸了不愿救治自己的女大夫。蔡毅江凭借自己的狠辣，最终成了城市黑帮中的老大。寇兰作为蔡毅江的女友，在他住院时为了筹集医药费，被逼无奈去卖淫，后又出卖自己的肉体去营救被关在看守所的国瑞，最终寇兰下落不明。陶凤到城里投奔未婚夫国瑞后，先是受到表姨夫的性骚扰，去饭店打工后同样是处于被侮辱、被损害的境地，后来陶凤在家乡的村霸陶家三兄弟的围追堵截下逃到了一家女子健身俱乐部打工，最终陶凤还是在城里人的刺激下疯掉了。小说《泥鳅》除了对国瑞等主要人物的人生轨迹进行描绘外，还书写了村霸、发廊女、摊贩、富婆、作家、官员、老鸨等形形色色的人物，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内容。
范小青在另外一篇小说《这鸟，像人一样说话》中讲述了在城市务工多年的乡下人老王的生存状态。老王在城市里收旧货，本指望着年关的几天好日子能为他多带来些收入，但是在小区做出春节期间禁止外地人出入的规定后，长年累月在小区收旧货的老王，也被拒于小区门外。老王在小区门口的角落里苦守了几天后，坐火车回家过年去了。进城多年的老王，对于城市是有一种归属感的，他觉得自己就是本地人。因为小区的人全都认识他，而且在他看来，居住在小区的城里人跟他像自己人一样的。但是他的这种观点，却受到了同为外地人的小区保安和物业的嘲笑。这种笑，既带有对老王这种一厢情愿地认为自己是本地人观念的鄙夷，又暗含着他们作为外地人，在潜意识中对于本地人歧视外地人这一行为合理性的默认。
在这个以省模范小区中“外地人”与“本地人”的关系为主要叙事内容的小说中，融入了范小青对城乡关系的独特理解。范小青曾对其“城乡简史”系列小说中的农民工形象做了如下的说明：“他们辛辛苦苦为城市卖力卖命却被城市踩在最底层，他们渴望融入城市却被城市排斥，甚至他们一分钟前还是一个城市的创造者，一分钟以后就变成了城市的破坏者，他们的精神游离在城市文明与乡村民风之间找不到归宿。这是一种新型的边缘人，他们的肉体和灵魂都在穿梭城乡，他们又是连接城乡的桥。因为有了他们，城市人也开始了自己的变化，从对世界的认识，到每个人关注的对象，都发生了新的变化。”[13]范小青的这一番话正是说明了这样一种现实：乡下人在进入城市之后，他们在乡村生活中所依托的那种乡村文化形态也随之进入城市，这必然会带来城乡两种不同文化形态之间的碰撞，但是在碰撞与冲突的同时，它们也在相互改变着对方与自身。
孙惠芬则把目光聚焦在了男人都进城打工后的乡村。在小说《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中，由于村里的男人都出去务工，导致了乡村生活的异化。歇马山庄的两个新媳妇李平和潘桃，因为丈夫外出的相同境遇，两人之间生出了特殊的友谊。她们二人结伴生活，共同抵抗着乡村生活的寂寞，抵抗着婆婆/姑婆的管教，抵抗着成为彻头彻尾的农村妇女的命运。但是两人之间的关系极为脆弱，李平丈夫的归来打破了她们二人的平静生活。潘桃在羡慕与嫉妒之中，说出了李平在城里当三陪的往事，使李平的婚姻陷入困境，她们二人的友谊也就此结束。最终李平被丈夫接回，潘桃与婆婆的关系在怀孕后也得到了缓和，她们二人也陷入了农村妇女的常规生活当中。从孙惠芬的这篇小说中，我们不难看出乡村社会在大批农民进城后的沉寂。
由于青壮年男性都进城打工，乡村发展所需的人才大量流失，乡村失去了往日的活力，而进城打工的农民也难逃小说《民工》中鞠大广的命运。在小说《民工》中，孙惠芬分析了农民进城的几种情况。“最有运气的那些人”是“在城里有正式工作，有官位有公职”的人，他们“住着公家分给的房子，上每天八小时的班，得病可以休假，休假还有工资”。次一等的是“二道贩子”，是“商人”，比如《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中去城里做包工头的林治帮。但更多的还是“民工”，“他们住着工棚，每天要干十四到十六小时的活儿，他们不敢有病，有病也舍不得花钱治疗”。[14]从孙惠芬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计划体制下造成的城乡分割至今还难以完全消除。城市长期形成的国家和单位共同负责的就业和福利制度仍然保持着城市市民就业的广泛垄断性，限制和排斥着农民，城乡之间仍然存在巨大的差异。城乡之间的差异在由乡入城的民工身上表现的最为明显。小说《民工》中的鞠大广就是人数众多的民工的典型代表。
鞠大广已经当了18年的民工，仍然是在城市的工地上苦苦挣扎，被他寄予厚望的儿子鞠福生也在高考落榜后当了民工。这一现实，对鞠家父子二人的精神与情感都造成了强烈的冲击。这也导致了父子二人在进了同一个工地后，“为了保密，他们不住一个工棚，不在一起吃饭，即使在工地上相遇，也不认识似的，绝不说话”[15]的尴尬状况。虽然他们身在城市，但是“他们与那热闹永远隔着一层皮，如同隔岸观火”，[16]他们基本上与城市生活是隔绝的。几次与城里人不愉快的接触经历，让他们在城里人的冷眼中感到了城市对他们的排斥。城里人“臭民工”的辱骂，加重了他们从落后农村闯入现代城市的惶惑和自卑，使得他们画工地为牢，不敢探索城市生活。与此同时，现有的户口制度仍然限制着农民，使他们不能完全脱离农村进入城市。民工要在不属于他们的城市中生存，唯有忍耐，忍耐城里人的冷眼，也忍耐着半年工钱打水漂的现实。鞠大广父子俩在办完家里的丧事后，最终还是会回到城市的工地上，继续着他们在城乡夹缝中的艰难生活。
总的来说，进城务工的乡下人在城市的生存仍然处处受限，城乡之间虽然实现了交流和开放，但这种交流和开放是有限的。城乡之间的矛盾并未根本消除，这不仅造成了进城农民生存的艰难，也限制着城乡关系的发展，城乡之间仍然极不协调。
中国社会剧烈的变迁，使中国社会的城乡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这不仅改变了城乡社会生活的面貌，也对城乡社会的道德伦理观念，对城乡流动中的人的思想与情感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当代乡土文学作品对城乡社会生活的书写是多方面的，城乡流动中的人的身份也是复杂多变的，既有《人生》、《平凡的世界》、《泥鳅》、《民工》等小说中的乡村落榜青年，也有《城乡简史》、《民工》中的普通农民。可以说这类文学作品中的城乡叙事不仅揭示了特定时期人的生存境况，而且蕴涵着强烈的批判与反思意识，具有社会学层面和文学层面的双重价值。
[1]作者简介：刘雪萍，1989年生，山东临沂人，上海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生。
[2]柳青：《创业史》，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第183页。
[3]柳青：《创业史》，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第257页。
[4]柳青：《创业史》，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第257页。
[5]路遥：《在困难的日子里》，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251-252页。
[6]路遥：《在困难的日子里》，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256页。
[7]郭路生：《写作点滴》，廖亦武：《沉沦的圣殿》，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第59页。
[8]叶辛：《我经历的知青回城》，《百年潮》2008年第10期。
[9]路遥：《人生》，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7页。
[10]路遥：《人生》，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23页。
[11]路遥：《人生》，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126页。
[12]范小青：《城乡简史》，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41页。
[13]范小青：《变》，《山花》2006年第1期。
[14]孙惠芬：《民工》，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年，第239-240页。
[15]孙惠芬：《民工》，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年，第215页。
[16]孙惠芬：《民工》，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年，第227页。
责任编辑：李艳丽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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