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化》| 学术专题：
当代中国文论研究
科学主义的迷雾：金开诚文艺心理学再解读
赵言领 | 苏州大学博士生
刘锋杰 | 苏州大学教授
原文刊载于《上海文化》2017年第12期
内容摘要
20世纪80年代初，金开诚率先开始了文艺心理学学科的重建，在研究方法上采取了不同于前人的科学主义路向。进一步研究发现，金开诚的科学主义来自曹日昌的《普通心理学》，其目的则是试图对文学反映论进行修正和维护。由于文学反映论具有特殊的政治涵义，导致金开诚的科学主义不能真正切近文学的本质，而且折射出政治高压下的心理病症。
关 键 词 金开诚 文艺心理学 科学主义 方法论
“所谓科学主义，是指这样一种思潮和倾向，它要求按照自然科学的方法、观念、手段及其过程来研究审美—艺术现象，并认为唯有自然科学的研究方式才是科学的。所谓人本主义，恰与科学主义相对，反对效法自然科学，认为美学和艺术科学有其完全不同于自然科学的人文科学特点，主张特有的人文科学研究方式。”[2]在文艺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上，也一直存在着这样两种思路相互对立。20世纪30年代，朱光潜出版了《文艺心理学》，确立了他作为中国文艺心理学学科奠基人的地位。深受克罗齐人本主义思想影响的朱光潜对科学主义的实证研究方法持批评态度。此后近半个世纪，中国文艺心理学研究陷入停滞状态，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金开诚率先在北大开设文艺心理学选修课，推出专著《文艺心理学论稿》（以下简称《论稿》），标志着中国文艺心理学学科的重启。然而我们发现，金开诚的文艺心理学因具有自觉的科学主义取向而迥异于其先行者。本文基于学术史的清理与反思需要，将从发生学的视角解读金开诚的文艺心理学研究，揭示其科学主义的内涵和方法论的特征，为文学研究方法论的当代演化提供一个样本，并从中获得启发。
一
科学主义方法论可归纳出5个特点：（1）研究对象的客体性；（2）研究取向的客观性；（3）研究结果的描述性；（4）研究方法的还原性；（5）研究目标的精确性。[3]我们认为，金开诚文艺心理学关键命题的提出与论证，是非常符合科学主义的基本特征的。
先说“自觉表象运动”。这个概念是金开诚文艺心理学的核心命题，是其理论原创性的关键体现。那么，这个命题是如何创立的呢？这就需要回到金开诚文艺心理学理论的起点：表象。表象作为心理学基本术语，在新时期文艺心理学论著中并不鲜见，因为描述文艺心理活动根本绕不过表象环节。但像金开诚那样把它作为核心概念并确立为核心命题，则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为什么是表象而不是知觉、概念、想象与情感呢？金开诚是经过审慎思考的。他认为只有表象才能成为作家、艺术家创作的原材料：“根据‘意在笔先’的原理，可知表象在艺术创作中的巨大作用。因为只有它才是艺术家头脑中的‘蜂蜡’，在逻辑思维的指导下，可以用它在头脑中构成‘蜂房’，然后通过工艺表现为艺术的‘蜂房’。”[4]这是说表象具有的特性决定了它最适合充当原材料：“表象的这种既有一定程度的概括，又有一定程度的形象的性质，就使它最适合充当艺术创作的原材料。”[5]所以，要探讨文艺创作规律必然从表象开始，故其成为文艺心理学的逻辑起点。然而，这个逻辑起点却是从科学主义的认知心理起步的。其实，无论表象多么具有文学所需要的“概括性”和“形象性”，也无法否认它是在人的认知活动中产生的，它本身并不必然带有情感色彩，不具有价值内涵，与想象、情感等相比，它与文艺的距离要遥远得多。
在金开诚的理论体系中，既然要以表象为理论核心，那就要压制同样作为文艺心理核心要素的情感，所以他认为：“在审美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心理内容，始终是认识性质的，而非情感性质的”；“情感为‘美感’的有机组成，当然无疑；但‘美感’的‘核心内容’，乃是感知之感（对客观事物的感性反映），而非情感之感，此则必须辩明”。[6]如此反复将文艺心理活动中的情感认知化，就像夏中义所指出的，“尽管金氏在《论稿》、《概论》（即《文艺心理学概论》——引者注）中一再重申‘人脑整体性’原则，重申创作心理是‘表象’、‘思维’、‘情感’的三位一体，但实际上，那柄机械解析的利刃在把艺术经验剖成若干心理单元切片的同时，又把其中的‘表象’、‘思维’等认知心理元素放大、泛化、拔高到统辖一切的程度，反过来挤压了‘情感’的生存空间。历来被美学王国宠为公主的艺术‘情感’，在金氏手下却连‘灰姑娘’也不如，倒酷似瑟缩墙角的童养媳，不仅排在‘表象’、‘思维’之后，而且处处依附于‘表象’和‘思维’，这就是所谓‘自觉表象运动’——最后竟‘自觉’到连‘情感’也要被逻辑‘思维’所榨干”。[7]为什么金开诚要如此排斥压制情感？可能是因为情感难以摆脱人本主义所珍视的“主体性”、“主观性”、“非描述性”，故不为金开诚所青睐的科学主义体系所容吧！
再看“从大脑说起”。翻开金开诚的《概论》，第一章是“从大脑说起”，这句话带有强烈的科学主义的还原论色彩，放在如此显要的位置，则预示着它是金开诚文艺心理学体系的关键命题。金开诚指出：“文艺心理学是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欣赏中的心理活动的科学。在人类的一切心理活动中，大脑作为中枢神经系统的关键部分显然要起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谈文艺心理学也需要从大脑说起。”[8]他由此强调：“文学创作的心理活动确有种种特殊的规律，但它无论多么特殊，却不能不受大脑的物质特性和一般活动法则的制约。”[9]金开诚把大脑特性和法则概括为3条：一是反映和创新，即大脑既能反映客观事物，又能对反映内容进行加工创造；二是左右协作，即大脑左半球偏重抽象的理性活动，右半球偏重具象的感性活动，两个半球分工明确又互相协作；三是上下互促，即形成认识的大脑皮层和主管情感的皮层下中枢紧密联系，息息相通。以上可总结为“大脑活动整体性原则”。[10]这就从生理层面上论证了：文艺创作是反映客观现实的创造活动，必然要受到大脑物质特性和活动法则的制约；文艺创作和欣赏中必然有感性心理活动和理性心理活动的辩证联系；文艺创作和欣赏中情感活动要受到认识活动的控制和调节。[11]
于是，金开诚在对文艺心理现象进行阐释的时候，常常先将其还原为心理过程，再还原为生理机制，这是其坚持科学主义方法论的直接表现。比如对通感现象，他指出：“通感的实际心理内容……主要是由感觉（或表象）所引起的关于其它表象的某种‘相似联想’。所以它的神经机制既是‘大脑皮层中的暂时联系’，也是‘主观现象之间的联系’（反映了客观事物之间某些特性的联系）；从神经生理过程上说，则是‘大脑皮层各点间道路的接通’。而其所以会‘接通’，首先是因为‘兴奋泛化’的结果，‘泛化’使大脑皮层中储存相同或相似信息的各点兴奋起来，这就使人感知事物的相通之处。同时‘兴奋泛化’又与‘分化抑制’相交替，‘分化’的结果使人察觉事物之间的相异之处；从而又突出了特定线路的‘泛化’，使个体所注意的特定的相通之处更显得清晰。所以‘泛化’与‘分化’的交替，就能使个体在同中见异，异中见同，而这种辩证的感受与认识，正是通感由之而生的根本原因。”[12]对于创作过程中经常出现的灵感现象，他也这样指出：“在创造思维的过程中也确实会出现一种特殊的状态，这时创造者的各种心理因素（感知、记忆、联想、想象、思维、情感、意志等）得到了相当协调的配合与发挥，大脑各中枢的兴奋与抑制正处于恰到好处的状态，那些正需要它发挥作用的潜沉细胞群突然被激活，整个意识领域中出现了符合特定创造要求的思路通畅，本来极难接通的思维‘电路’因此突然接通，于是一些新的神经联系较为顺利地建立起来，概念与概念、道理与道理或表象与表象之间出现了新颖的串连与组合。这就是创造思维中的灵感现象。”[13]
最后说说“主客观统一”。这个命题也是金开诚文艺心理学的“第一个基本思想”，“即以唯物主义反映论为指导，论证文艺创作与欣赏的心理活动都是个体在反映客观世界的基础上所实现的主客观统一”。在金开诚看来，这个命题的地位相当于欧氏几何的公设。紧随其后列出的“第二个基本思想”是“根据大脑活动的整体性原则，论证文艺创作与欣赏都是以自觉的表象运动为核心而实现的表象活动、思维活动与情感活动的有机结合”，其中包含5种辩证关系：“客观与主观、感性与理性、情感与认识、修养与创造、创作与欣赏”，[14]说是“两个基本思想的具体表现”，其实只是“第一个基本思想”的具体表现。不过，一般认为，文艺学美学领域中的“主客观统一”的主要发明者是朱光潜，[15]他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中提出了这一观点，认为物甲是自然存在的，纯粹客观的，它具有某些条件可以产生美的形象（物乙）。这物乙之所以产生，却不单靠物甲的客观条件，还须加上人的主观条件的影响，所以，美是主观条件与客观条件的统一。那么，金开诚所主张的“主客观统一”是不是对朱光潜文艺心理学基本观点的继承呢？
金开诚在1999年再版的《文艺心理学概论》后记中提到：“回顾我对文艺心理学的研究，也许可以说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基本上未曾学习或参考过别的文艺心理学著作；而是直接把普通心理学的一些基本原理与文学艺术创作欣赏中的大量事实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了一些观点和论点。”[16]这其中既有几分坦诚，又有几分骄傲。不过确实如此，金开诚的“主客观统一”不是从别的著作中吸纳而来，它与朱光潜的立论甚至是截然对立的，朱光潜偏重主观，金开诚偏重客观。在《概论》第二章“客观与主观”的一开始，他就指出：“文艺创作是反映客观世界的，还是表现创作者的主观世界的？正确的答案是：它既反映客观世界，也表现作者的主观世界，是在反映客观世界的基础上实现了主客观的辩证统一。这一答案早已由唯物主义的反映论深刻阐明，而唯物主义的反映论正是科学的文艺心理学的哲学基础和指导思想。”[17]这段话告诉我们，主客观统一的基础是“反映客观世界”，而不是“表现作者的主观世界”。所以，金开诚虽然声称“主客观统一”，实际上是个“客观派”，由此带来的必然是文艺创作中的主观因素的价值和作用被低估，文艺创作中的作家主体的地位被压抑甚至被排斥。金开诚文艺心理学强调客观性、压制主观因素，这是其坚持科学主义方法论的又一表现。
二
金开诚文艺心理学的科学主义来自何处呢？我们认为，这应该从他长期对心理学的特殊兴趣说起。金开诚曾回忆自己幼年时听两位中医讨论人是用心思考还是用脑思考时，就琢磨起“研究思维的学问叫心理学”这句话。带着疑问，中学时代他就找来心理学方面的书刊阅读。进入大学之后，他想研究理论，包括文艺学、文艺心理学、美学和哲学。[18]金开诚在《论稿》前言里写道：“很久以前，我就想用心理学的原理来解释文学创作、文学欣赏中的一些事情。但在很长一段时期中，我却找不到把两者结合起来的有效方法。”[19]他还提到：“我在大学期间本来对文艺理论用力较多，同时也想要把心理学原理引进文艺理论，以探索创作和欣赏的心理。”[20]事实上，金开诚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开设文艺心理学课程并出版专著，与他长期对心理学的特殊兴趣分不开，正如他所说的，“我从大学毕业到1978年的20多年间，虽然工作多变，却也围绕着把心理学原理与文艺创作和欣赏结合起来这个课题，断断续续地进行了学习和思考；同时也较为广泛地涉猎了多种艺术；又从多变的工作中随时有所感悟，并积累有用的材料。这样才能在决定研究文艺心理学时，仅用了一年左右的业余时间，就写出了初具规模的讲稿”。[21]
金开诚对心理学的特殊兴趣也与两次形象思维讨论有着紧密的联系。第一次形象思维讨论开始于1952年底的“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胡风曾多次强调“作家底认识作用是形象思维”。1956年中央提出“双百”方针后，文艺界开始了较大规模的形象思维讨论，大体形成了基本肯定形象思维的一致意见，两本统编教材即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1963年）和蔡仪的《文学概论》（写于1961—1963年，出版于1979年）都肯定了形象思维。但在1966年“文革”前夕，郑季翘突然在《红旗》杂志发表《文艺领域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对形象思维理论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批判和声讨，形象思维从此被划入另册，成为理论禁区，相关讨论戛然而止。金开诚的学习与研究起步阶段正好处于形象思维的第一次讨论期间，他于1951—1955年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1955年7月毕业后又在王瑶门下读研究生，翌年转为王瑶科研助手。1959年开始任游国恩科研助手，并讲授中国古代文学课。直到“文革”爆发以前，从事的都是文学专业的教学和科研，对当时轰轰烈烈展开的文艺论争不会置身事外，只是因为还不具备相应能力，故没有直接参与讨论，但已“有自己的独特思考”。[22]我们认为，很有可能当时的金开诚就已经敏锐地意识到，要揭开形象思维之谜，必须具备一定的心理学知识，所以才会在60年代前期，集中心思学习普通心理学。[23]
第二次形象思维讨论发生在新时期。1977年12月31日，存放了12年之久的《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被发表在《人民日报》，信中说：“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由此，形象思维讨论在中断11年之后又轰轰烈烈展开了。金开诚积极参与了这一次讨论，他回忆道：“我在学习心理学的过程中，曾经长期存在一个疑问：既然想象是改造原有的表象以创造新表象的过程，那么它主要就是一种表象的活动，为什么有的心理学著作要把它算作思维呢？过了相当长的时间，我才得到一种理解，即包括有意想象在内的一切自觉的表象活动都是思维，也就是形象思维。因此在1978年春天，我写了《说形象思维》一文，参加当年的北大中文系‘五四’科学讨论会。”[24]凭借超出常人的心理学修养，金开诚特别指出不具备心理学知识是很难说清形象思维的：“在我看来，形象思维虽然同文学艺术创作关系密切，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也主要是在文学艺术领域中展开，但从根本上说，它毕竟是一种心理活动；关于它的各种分歧意见也主要发生在它的心理内容上（至于它在文艺创作中的地位与作用，大家都已承认了）。因此写文章参加讨论，也就应该结合心理学原理，给它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切切实实指明其心理内容；否则就会各说各的话，使讨论得不到真正的进展。”[25]《论稿》中的《文学艺术创作中的自觉表象运动——兼论形象思维问题》就是从心理学角度对形象思维问题的继续探讨。从以上分析足以证明金开诚的文艺心理学研究与形象思维讨论确实存在紧密联系，并且当他带着丰厚的心理学知识进入形象思维讨论时，他具有了一般研究形象思维者所不具有的优长，即能够把形象思维问题往深处说，而并不满足于罗列与概括文学创作中的形象思维诸现象。
金开诚所说的“结合心理学原理”是有确定指向的。心理学自建立以来，各流派风起云涌，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实验心理学、构造主义、机能主义、行为主义、精神分析、格式塔、日内瓦学派、人本主义，各有各的一套原理，也各有各的一班信徒。到底是要结合哪一派心理学的原理呢？其所主要凭借的心理学 是什么呢？答案很明确：就是曹日昌主编的《普通心理学》。金开诚并不讳言这本60年代广为流传的普通心理学教材对他的影响，他曾深情地回忆道：“直到60年代前期，我集中心思学习了曹日昌先生主编的《普通心理学》，情况才有了变化。我认为这是一本很有益于人的著作，具有态度谨严、内容实在、持论通达、平易近人等优点。我由于学习此书，而在掌握基本原理上真正有了一点进步，因而也就比较能够加以运用。每当我想起当年的情况，我心里总是把曹日昌先生以及该书的其他编者当作我在心理学上的真正老师。”[26]
对于成长于特殊年代同时有着较高政治觉悟的金开诚来说，这种选择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如果把心理学划分为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两大阵营，金开诚肯定要站在科学主义一边。如果把心理学划分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阵营，金开诚毫不犹豫地要站在唯物主义一边。曹日昌主编的《普通心理学》恰好既是科学主义的心理学又是唯物主义的心理学。比如，曹日昌《普通心理学》第一章第一节是“对心理现象的理解——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开头第一句话就是：“心理学是研究心理现象的科学。”[27]在这一节里还写道：“对心理现象作出唯一正确的阐明的是辩证唯物主义。从辩证唯物主义看来，心理现象是脑的功能，是客观现实的反映。”[28]第五节“心理学的方法”中写道：“辩证唯物主义是心理学的理论基础，也是心理学研究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29]研究心理学的方法论方面，曹日昌的《普通心理学》显然是坚持科学主义的，书中指出“把‘内省法’当作心理学唯一的研究方法，这是错误的”[30]（人本主义心理学主要采用内省法），“心理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同其他一切科学的研究方法一样，是观察和实验”。[31]在学科定位上，金开诚坚持认为“文艺心理学是心理学的一个分支”，[32]其文艺心理学又深深受惠于曹日昌的《普通心理学》，那么他采取科学主义的研究思路也就自然而然了，因此他对当时的文艺心理学研究很少运用科学主义方法感到不满：“目前的研究工作也还有其不足之处，例如严重缺乏社会调查和科学实验。”[33]
返观前述的几个关键命题，从理论实质到方法论取向，金开诚都与曹日昌的《普通心理学》脱离不了关系，甚至是亦步亦趋的。比如金开诚将文艺创作活动解释为“自觉的表象运动”，结合想象时指出：“从表象活动的角度来看，有意想象也和无意想象一样，是在头脑中改造记忆表象而创造新形象的过程。”[34]曹著中的表述是：“想象是在头脑中改造记忆中的表象而创造新形象的过程。”[35]一比较就会发现，金开诚简直就是照搬曹日昌的《普通心理学》。再比如金开诚将文艺心理活动还原为生理机制，宣称文艺心理学研究要“从大脑说起”，这种论述逻辑亦来自曹日昌的《普通心理学》。曹著第一章第二节题目就是“心理现象是脑的机能”，第二章题目是“心理的生理机制”。第一章第三节中写道：“任何一种心理活动，都可以区分它的内容、过程和机制或生理机制三个方面。”[36]金开诚文艺心理学的第一条基本原理“主客观统一”同样来自曹日昌。曹著第一章第三节“心理现象是客观现实的反映”中明确指出：“人对现实的反映是客观和主观的统一。按其内容说，它是客观的。因为它是外界事物的反映，是由外界事物的作用决定的；同时是物质的脑的神经活动过程，并且通过人的各种实际的外部活动表现出来。但是它也是主观的，因为对现实世界的反映总是由一定的人或主体来进行的，总是受他所累积的全部个人经验和他的全部个性心理特征的制约，并且通过他的活动而实现的。”[37]这样一来，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得出结论：金开诚文艺心理学的科学主义完全来自曹日昌的《普通心理学》，而曹日昌的《普通心理学》则混合了实验心理学与唯物主义认识论，使得自身的科学主义不仅指向了自然科学的一面，也指向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一面，也许正是这两个方面的结合，使得科学主义一时之间成为不移的学术“正统”，而无人可以质疑。
三
曹日昌的《普通心理学》虽然在1979年后多次再版，但其“受哲学反映论和巴甫洛夫行为主义深刻影响”[38]的知识体系已显陈旧过时。曹日昌早已逝世，修订更是无从说起，只得沿袭旧论。[39]不过到了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走向深入，各种心理学流派思想纷纷涌入，金开诚会不会吸纳新的心理学 ，更新知识结构，在文艺心理学基本观点上有所调整呢？我们发现，金开诚似乎对曹日昌的《普通心理学》情有独钟，面对其他心理学流派的汹涌袭来，不为所动。比如，《论稿》中的《意识流、潜意识问题漫谈》一文中就表现了金开诚对当时大热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心理学的拒斥态度。这是为何呢？原因是金开诚需要用曹日昌的认知心理学阐释乃至捍卫其反映论的文艺观，别的心理学流派他当然也是要了解的，但绝不会轻易接受其基本观点。所以，距离《论稿》5年后出版的《概论》，只是整体结构做了改变，“一些基本论点也至今未变”，[40]这也可以从《前言》中概括的“两个基本思想”得到证实。
反映论其实已经成为了金开诚的文学信仰。比如，在《论稿》的前言里他就声称自己“坚信文学艺术创作只能是在反映客观世界的基础上实现了形象、理性、情感三者的统一”，[41]他在《概论》前言里列出的第一个基本思想仍然是“以唯物主义反映论为指导，论证文艺创作与欣赏的心理活动都是个体在反映客观世界的基础上所实现的主客观统一”。[42]金开诚为了捍卫反映论的文学信仰，试图对先前遗毒甚广的机械反映论进行修正，但是总体上没有离开反映论的以主观依附于客观的理论基础。比如，他曾提到对“文艺创作反映客观现实”这个经典的反映论命题产生了些许怀疑：“从文艺心理学的角度并结合创作活动的实际情况来看，这个命题却是不精密的。因为这个命题在表述上只揭示了两个环节：‘客观现实→文艺创作中的艺术形象。’因此可以称之为‘二环论’。在‘二环论’的公式中，创作者的心理活动及其巨大的创造作用均已不知去向；这就不仅在理论上带有朴素性；而且从其实践意义上说也是有局限的。”[43]显然，“二环论”剔除了作家艺术家作为文艺创作的主观因素的存在，无法“在反映客观世界的基础上”实现“主客观统一”，只有变“二环论”为“三环论”，增加“主观反映和加工”[44]的创作主体环节，文艺创作链条才得以完整。但是，将金开诚所增加的“主观反映和加工”与同时期的刘再复的“文学主体论”、钱中文和童庆炳等人的“审美反映论”相比较，就会发现，刘再复、钱中文和童庆炳等人，极其突出地强调人的主体性，从而不再压抑人在历史活动中的地位；极其突出地强调情感的作用，从而不再认为情感会破坏创作秩序。如此一来，在金开诚这里，这是明确了创作离不开作家的“反映和加工”作用，而在刘再复等人这里，则是明确了创作就是人的活动，人不是反映者和加工者，而是生发者与创造者本身。如此可以推断，金开诚采取科学主义的研究思路，正是因为他不肯或不敢真正承认人的主体地位，而只有回到人本主义的研究思路，结合文学创作确认人的地位与价值，才有可能真正打破机械反映论的魔咒。
金开诚曾如是总结研究文艺心理学的方法论：“社会科学中的一切学科与论点的发明也是联系与反联系。如文艺心理学便是由文艺学和心理学联系而成；但不是把二者原封不动联系起来，而是先要经过反联系，把两种学科中可以结合的内容提取出来，才能化合成一种新的学问。”[45]那么文艺学和心理学是如何发生联系的呢？两种学科中可以结合的内容是什么呢？在金开诚看来就是反映论。如此可知，金开诚由于要修补文学反映论、重新赋予其合法性，所以才会想到从坚持唯物主义反映论的曹日昌《普通心理学》中找到修补的方法和合法性的依据。这应该就是金开诚进行文艺心理学研究的初衷。而曹日昌《普通心理学》坚持的科学主义路向也因此被金开诚的文艺心理学所继承，成为其主要的方法论。
不过，要说金开诚的思想是铁板一块，也不准确，他也曾对反映论的阐释力产生过怀疑。他在回忆文中写道：
我对中国古代文史从来就有兴趣，在大学中文系学习时，古代文学课程占的比重相当大，我也很喜欢学。不过，心里总有个疑问。
那时老师讲古代作家作品，无非是分析评论思想性和艺术性。艺术性没说的，的确是高。至于思想性，则有三点说得最多，即热爱祖国，揭露封建社会的现实矛盾，反映和同情人民疾苦。这三点都对，我的疑问则在于：全国解放后，广大人民群众已经用更高的思想武装起来；古代优秀作家的进步思想在历史上的确起了进步作用，但在现实中还能起什么作用呢？又如何古为今用呢？这个疑问是久久存留在心中的。
到了60年代中期，我多次开讲中国古代文学课程，那时流行对教师提意见，有个同学便对我说：“我们现在有社会主义思想、共产主义思想，比古人高得多。你讲杜甫，对他热爱祖国、反映现实、同情人民讲那么多，这不仅是厚古薄今，客观上还是颂古非今！”对这么尖锐的意见，我当时却难以辩驳，一方面是形势使然，另一方面他的意见除“颂古非今”这一句之外，其它部分恰恰是与我心中长久存在的疑问相呼应的。
现在看来，金开诚其实是对反映论这种认识论的阐释模式发生了怀疑：“全国解放后，广大人民群众已经用更高的思想武装起来；古代优秀作家的进步思想在历史上的确起了进步作用，但在现实中还能起什么作用呢？”金开诚的困惑促使他对反映论进行某种程度的修正，从而得以解释心中的疑问，他接续上文继续写道：
后来直到70年代中期，有一次我给学生讲欧阳修的名作《五代史伶官传序》，在讲课中突然产生一个感悟，使以往的疑问得以消除。
欧阳修这篇文章有反天命论的内容，但并不彻底，只不过让天命论“靠边站”，存而不论；着重论述人的作为，强调忧劳兴国。从反天命论的角度看，这篇文章的高度与强度还比不上先秦时期一些思想家的论述。但因为他讲的是自己的切实感悟，用的是生动的历史事例，行文又一唱三叹富有感情色彩，所以在论证轻天命、重人事方面仍给人以教益，使人觉得很有感染力和说服力。
由此我便意识到“真理是不怕重复的”，只要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通过各人的独特体会，并以很有穿透力的方式加以表现，便能对人起作用。如杜甫诗中表现忧国忧民之心，形象思维极有深度，情感真挚而深沉，因此后世虽有更高的思想境界，他的优秀之作却仍然很能感人。
上面引文中出现了“切实感悟”“一唱三叹”“独特体会”“穿透力的方式”“形象思维极有深度”“情感真挚而深沉”等字眼，不难看出，金开诚借助个人的、情感的、审美的因素解决了心中存留很久的疑问，实际上却有意无意地暴露了反映论的认识论阐释模式的漏洞。另外，从文中得知，金开诚心中长久被疑问所折磨，甚至被学生反驳，却不敢表达出来，不敢向别人求教，只能憋在心里，偷偷琢磨，是政治恐惧症的表现。这种政治恐惧症在写作此文的1995年依然存在，小文的最后一段与上面引文明显衔接不上，甚至自相矛盾，潜台词非常耐人寻味，我们不妨照录在此：
我大致涉猎思维科学，发现人的大脑一方面很灵敏，另一方面却又顽固迟钝。因为灵敏，所以易受感染和启发；因为顽固迟钝，所以必须给以反复教育，多多给以有益的精神营养，而且这营养还最好多多变换花样，以便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在不同情境中，对大脑产生对症下药的作用，使大脑发展其灵敏特点，不断进入新的精神境界。这或许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操作也是有用的。[46]
此段文字的出现甚是诡异，刚刚肯定情感论、价值论，露出了可喜的突破苗头，却又重返认识论、工具论，将可能的反思灭绝了。这种明显过时的文学观念，加上“思维科学”的简易包装，导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良苦用心，似乎在拼命掩盖之前“离经叛道”闯下的大祸。金开诚的矛盾和纠结与政治环境直接相关。金开诚文艺思想孕育在文学高度政治化的“十七年”，文艺学与心理学在一个高度政治化的背景下发生联系，所以导致金开诚文艺心理学的科学主义里面隐藏着政治的内容，结果，科学主义与认识论相关联，再与政治相关联，科学主义也就极易成为政治的工具。这样一来，科学主义不仅没有服务于科学的探索，反倒服务于政治的需要，使得其文艺心理学的体系，不能像朱光潜那样立足审美立场而着力于揭示文学的审美本质，相反，却从科学主义跨入政治领域，服从政治原则，所着力说明的不外是政治规律在文学中的应用而已。
中国革命语境下的文学反映论从立论开始就带有强烈的政治意味和政治用意，作为最基本的文艺观念被反复书写在文学理论教材中，反复表现在文艺论争中。它的政治正确性是毋容置疑的，这可以从两个公式概括出来：表现论→主观论→唯心主义→反动；反映论→客观论→唯物主义→进步。它的权威地位是不容挑战的，“受控于苏联模式的文艺反映论在当年语境，已远非是一个‘学术史’主词，它更是一个‘思想史’乃至触及中国知识者‘心灵史’的症结。这就是说，在‘全盘苏化’的年代，当季莫菲耶夫和毕达可夫遵照苏联模式（又叫‘日丹诺夫主义’），把革命政治与哲学唯物反映论与文学现实主义这三项焊得铁硬，由此长出的文艺反映论就不再是一个无涉时势、允许学界自由取舍的学术思维方式，相反，它已被钦定为一条铁律”。[47]
按照金开诚的性格，他是无意与之对抗的，他善于在不利的环境中随遇而安，就像他在一篇跋中所说的：“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工作了三十九年，先后换了三个专业（文学专业、新闻专业、古典文献专业）、六个学术方向（现代文学、以《楚辞》为主的古代文学、新闻写作、古典文献、文艺心理学、传统文化；如果连大学时期自己选择的方向也算上，那就还要加一个文艺理论）。这些变换大都是被动的，因此我在态度上便总结了四句话：‘与其闹情绪，不如好好干；干出成果来，自然有兴趣。’”[48]我们不妨推断，金开诚接受反映论开始时属于被迫，或者说是被强行植入，后来却能与之相处甚欢，渐渐与之血肉共生，血脉相连，似乎忘记了反映论背后的强大的政治威慑力。但当他怀疑反映论的理论效力时，只是私下里琢磨，不敢与人交流，为了解决疑问首先想到的是修补，而不是抛弃，这意味着政治威慑力依旧是非常强大的存在。在乍暖还寒的80年代初，他重启文艺心理学研究，自然难以脱离政治高压带来的恐惧症。
如此一来，金开诚文艺心理学的研究路向采用科学主义，其实也就是政治阴影下的不得已。按照当时的政治常识，人本主义与唯心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绝对不能碰的，而科学主义与唯物主义及辩证法则有着先天的联系，不妨采用。所以，如同曹日昌主编的《普通心理学》一样，在文艺心理学研究中采用科学主义路向，就是坚持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就是政治正确，带来的就是政治安全。由此可知，金开诚坚持科学主义的研究路径，背后是政治高压线下的“明哲保身”，而其拒绝、远离人本主义，背后也不过是政治恐惧症的心理惯性而已。我们同样可以概括出两个公式：科学主义→对象、客体、客观→唯物论→进步；人本主义→人、主体、主观→唯心论→反动。这两条研究路径之间如何取舍，一目了然。就这样，在政治正确的指示下，金开诚走出了朱光潜开创的人本主义传统，开创了独特的科学主义路线，在增加文艺心理学的研究维度之际，却割断了与文学审美的相接关联性，这是我们在回顾重建文艺心理学这段历史时所不得不注意的地方。
[1]作者简介：赵言领，男，1978年生，安徽宿州人。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生，衢州学院中文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学基础理论、中国当代文论史。刘锋杰，男，1953年生，安徽泾县人。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学基本理论、中国现代文论史。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时期文艺理论建设与文艺批评研究”（项目号：12A2D012）的阶段性成果。
[2]周宪：《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冲突：现代美学和艺术科学方法论考察之一》，《文艺研究》1986年第6期。
[3]周宪：《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冲突：现代美学和艺术科学方法论考察之一》，《文艺研究》1986年第6期。
[4]金开诚：《文艺心理学论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3页。
[5]金开诚：《文艺心理学论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6-7页。
[6]金开诚：《艺文丛谈》，北京：北京出版社，1985年，第143、144页。
[7]夏中义：《新潮的螺旋——新时期文艺心理学批判》，《文学评论》1989年第2期。
[8]金开诚：《文艺心理学概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1页。
[9]金开诚：《文艺心理学概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3页。
[10]金开诚：《文艺心理学概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前言。
[11]金开诚：《文艺心理学概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3-7。
[12]金开诚：《文艺心理学概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283-284页。
[13]金开诚：《文艺心理学概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341页。
[14]金开诚：《文艺心理学概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前言。
[15]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理论，主张主观与客观的化合，其实也是“主客观统一”论。与朱光潜相同，他也侧重文艺创作的主观方面。
[16]转引自贺国光：《近20年来文艺心理学研究述评》，《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8期。
[17]金开诚：《文艺心理学概论》，第8页。
[18]金开诚：《金开诚文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前言，第13页。
[19]金开诚：《文艺心理学论稿》，第3页。
[20]金开诚：《谈艺综录》，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年，第1页。
[21]金开诚：《谈艺综录》，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年，第3-4页。
[22]金开诚：《金开诚文选》，前言，第13页。
[23]金开诚：《文艺心理学论稿》，第3页。
[24]金开诚：《文艺心理学论稿》，第39-40页。
[25]金开诚：《文艺心理学论稿》，第40页。
[26]金开诚：《文艺心理学论稿》，第3页。
[27]曹日昌：《普通心理学》上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8年，第1页。
[28]曹日昌：《普通心理学》上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8年，第5页。
[29]曹日昌：《普通心理学》上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8年，第17页。
[30]曹日昌：《普通心理学》上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8年，第18页。
[31]曹日昌：《普通心理学》上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8年，第20页。
[32]金开诚：《艺文丛谈》，北京：北京出版社，1985年，第139页。
[33]金开诚：《艺文丛谈》，第142页。
[34]金开诚：《文艺心理学论稿》，第27页。
[35]曹日昌：《普通心理学》上册，第174页。
[36]曹日昌：《普通心理学》上册，第13页。
[37]曹日昌：《普通心理学》上册，第11页。
[38]杨晓庆：《文艺心理学研究中的概念问题与学科体系的构建》，《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
[39]该书的编辑在1987年的《合订本·前言》中认为：“由于本书是二十多年前编写的，部分材料可能陈旧，但就其观点的科学性、结构之严谨、论述之简明来说，仍不失为一部便于教和学的好教材。”
[40]金开诚：《文艺心理学概论》，前言。
[41]金开诚：《文艺心理学论稿》，第1页。
[42]金开诚：《文艺心理学概论》，前言。
[43]金开诚：《文艺心理学概论》，第11页。
[44]金开诚：《文艺心理学概论》，第11页。
[45]金开诚：《“成功之道”选讲》，《燕园岁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85页。
[46]金开诚：《教学笔记——谈谈古代优秀作品的思想性问题》，《北京日报》1995年10月19日，《燕园岁月》，第255-256页。
[47]夏中义：《反映论与“1985”方法论年——以黄海澄、林兴宅、刘再复为人物表》，《社会科学辑刊》2015年第3期。
[48]金开诚：《金开诚学术文化随笔·跋》，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第304页。
责任编辑：沈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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