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化》| 学术专题：
当代中国文论研究
当代中西文学政治学的理论异质辨析
范永康 | 绍兴文理学院教授
原文刊载于《上海文化》2017年第12期
内容摘要
文学政治学已经成为当代中西文论中的学术热点之一，当代中西文学政治学合流而非同质，其差异主要表现在4个层面：就历史生成来说，西方文学政治学的形成路线是“去政治化→政治化”，中国文学政治学的构建历程为“政治化→去政治化→再政治化”；在哲学基础层面，中国建基于马克思主义，西方归属于后马克思主义；在政治内涵层面，中西有宏观政治与微观政治之别；在文学观念层面，就其主流而言，西方是去审美化的，中国则是审美化的。两相比较之后，可以发现，中国文学政治学经过了一个完整的“正—反—合”逻辑链条的历练，显然更加合理。文章最后指出，有必要建构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政治学，但须坚持三项理论原则：审美优先原则、以人为本原则、价值范导原则。
关 键 词 当代中西文学政治学 理论异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政治学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西文论在“向外转”的大潮中呈现出合流之势，文学、文学理论与政治之间的关系问题成为一个持续升温的学术热点。但是，合流并非同质：严昭柱、阎国忠、陆贵山、钱中文、童庆炳、王元骧、曾永成、朱晓进、刘锋杰等学者立足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学实践、文学经验和文论史实，建构了初具规模的中国特色文学政治学的话语体系；詹姆逊、伊格尔顿、斯图亚特·霍尔、托尼·本尼特、凯特·米利特、朱迪斯·巴特勒、萨义德、斯皮瓦克、格林布莱特、琳达·哈琴、德勒兹、布尔迪厄、齐泽克、朗西埃等众多西方学人则适时地应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革命的历史情境，全面地实现了西方文论的政治转向，创构出一套迥异的后现代文化政治诗学体系。需要追问的是：当代中西文学政治学为什么会呈现出不同的样貌？其历史生成、哲学基础、政治内涵、文学观念分别具有怎样的差异？以当代西方文学政治学为比照，如何更好地建构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政治学？
一、历史生成：政治化与再政治化
概括地说，西方文论是历经半个世纪的文学“内部研究”之后转向政治化的，中国文论则是在经历了一段对大半个世纪政治化文论的批判和反思之后再政治化的，当代中西文学政治学是基于不同的历史与逻辑而生成和展开的。
1917年前后，俄国形式主义主张研究文学的内部规律，带有鲜明的去政治化、去社会化、去历史化的理论旨趣，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等理论流派对此“新传统”加以发扬光大，竟至主宰了20世纪中叶的文坛。爆发于1968年的一场席卷欧美世界、危及资本主义社会的学生运动，伴随着反战、反核、反殖民运动、女权运动、民权运动等“新社会运动”的推波助澜，中断了这一历史进程。“在20世纪60年代，一批激进的知识分子和活动家经历了他们相信是与现代社会与文化的一种决定性断裂，他们成为第一批主要的后现代理论家。这些理论家相信随着反对越南战争以及帝国主义、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资本主义整体这个新的社会运动的到来出现了重大的历史变化，他们要求革命以及一种全新的社会秩序。”[2]这些后现代理论家包括拉康、福柯、德里达、罗兰·巴特、利奥塔、鲍德里亚、德勒兹、瓜塔里、詹姆逊等，其理论“孵化出了大量的、多样的实践部落，或者说理论化的实践，它们对自己的课题有清醒的自我意识，同时又代表了至少在文化领域中政治行动的激进形式。那些集中讨论性别和性的激进理论和实践以及那些试图解构欧洲中心主义和种族中心主义的人尤其是如此”。[3]于是，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精神分析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向外转”的政治化、历史化、社会化的文学理论广泛兴起。诚如希利斯·米勒所言，到了20世纪后半叶，“文学研究的中心有了一个重大转移，由文学‘内在的’修辞学研究转向了文学‘外在的’关系研究，并且开始研究文学在心理学、历史或社会学语境中的位置”，[4]文学理论也成为政治干预和社会抗争的重要战线，“而今我们可以问心无愧地回到更富于同情心和人情味的工作中来，论述权力、历史、意识形态、文学研究的‘惯例’，阶级斗争，妇女受压迫的问题，男人女人在社会上的真实生活情况及其在文学中的‘反映’”。[5]
在20世纪前半期，正当西方文论醉心于文学的内部研究之际，中国文论则在“启蒙”“革命”“救亡”“解放”等历史语境中，义无反顾地从“象牙之塔”走向了“十字街头”，随着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传播，又经过左翼文论的积淀，最终诞生了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范本的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文艺政治学。失误在于，“文革”十年片面地将此政治化逻辑演绎到极致，使得文学直接沦为政治的婢女、专政的工具。不过，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起，“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代“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成为新的政治路线，中国历史跨入了“新时期”。《上海文学》1979年第4期发表了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获得了广泛响应。邓小平在《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1979年10月30日）中明确指出：“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6]1980年7月26日的《人民日报》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认为“这个口号概括了文艺工作的总任务和根本目的，它包括了为政治服务，但比孤立地提为政治服务更全面，更科学。它不仅能更完整地反映社会主义时代对文艺的历史要求，而且更符合文艺规律”。[7]20世纪80年代的文论主流是“向内转”和“去政治化”，文学主体论、文学形式论、文学本体论、文学审美论得到深入探究，创作界出现了“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热。但是，“随着文学‘去政治化’态势的发展及其极端化，文学被剥离出‘政治文化’的维度，文学不仅疏离了政治，而且也疏离了现实。也正是在文学及其理论批评的这种‘去政治化’的流变态势之中，转型时期的中国文学思潮存有着以下相关走向，亦即其一，走向神秘、梦幻和玄学化；其二，走向琐屑；其三，走向粗鄙与‘私人化’；其四，走向‘历史’与‘本事迁移’；其五，走向‘随感’；其六，走向形式与‘语言的迷宫’；其七，走向‘后现代’与‘大众性’，等等”。[8]因此，20世纪90年代之后，文学的“再政治化”思潮便勃然兴起。基于主流政治文化的立场，陆贵山指出：“重构文艺的政治维度，弘扬文艺的政治功能，可以有利于改善和优化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政治文明，有利于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和促进政治生活的民主化进程，有利于改善和优化文艺的意识形态性，有利于弘扬文艺的批判精神，从而有利于增强和提高中国学术的刚性、勇气和锐气，同时有利于积极回应、追寻和跟进世界范围内‘文化转向’后注重和强调文学的政治属性和意识形态属性的文化潮流和学术趋向。”[9]
可见，当代中西文学政治学产生的历史进程和逻辑进路具有明显的差异：西方文学政治学的形成路线是“内部研究→外部研究”“去政治化→政治化”；中国文学政治学的构建历程为“外部研究→内部研究→外部研究”“政治化→去政治化→再政治化”，经过了一个完整的“正—反—合”逻辑链条的历练。这种差异必然会给当代中西文学政治学的哲学基础、政治内涵和文学观念烙上鲜明的印记。
二、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与后马克思主义
总体而言，当代西方文学政治学属于后现代文化政治诗学，当代中国文学政治学属于社会主义文学政治学，其理论属性和理论形态何以有如此重大的区别呢？这不能不到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之根基的哲学基础上去寻求答案。质言之，当代中国文学政治学的哲学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当代西方文学政治学的哲学基础则是后马克思主义。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最终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启了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新篇章。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是关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彻底解放的学说，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大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即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后者又反作用于前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框架中，属于上层建筑的文艺必然具有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马克思主义在本性上就与文艺政治学结下了不解之缘。随着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逐步成为社会政治革命的领导者，特别是在执掌政权成为国家的统治阶级之后，从政治的立场和角度审视、看待和处理文艺问题，也就愈来愈重要。”[10]毛泽东正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定下基调的：由于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所以，“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11]“革命文艺”需要更好地协助“革命工作”，“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12]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艺仍然具有意识形态性：“文艺工作者，要同教育工作者、理论工作者、新闻工作者、政治工作者以及其他有关同志相互合作，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同各种妨害四个现代化的思想习惯进行长期的、有效的斗争。”[13]在文艺学界，面对一段时期的文学去政治化的思潮，吴元迈声称：“文艺是意识形态，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文艺的重要命题，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其他一切文艺理论的重要分水岭。”[14]严昭柱强调说：“我们所提倡的社会主义文艺新的美学精神，是社会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特殊体现。它作为一种美学精神固然有美学的特殊规定性，但它既是与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根本一致的，又是与上层建筑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相互协调、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一句话，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社会主义文艺新的美学精神的灵魂。”[15]新世纪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经济全球化的机遇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文化意识形态的攻势，2009年出版发行的“马工程”《文学理论》教材表明，马克思主义文艺意识形态又一次升级为中国国家治理中顶层设计需要考虑的重点问题之一。总之，只有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掌握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决定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这一原理，才能透析当代中国文学政治学的理论特质。
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蓬勃发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代西方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危机”。如果说，1968年欧洲运动的精神领袖是“3M”（马克思、毛泽东、马尔库塞），那么，随着这场激进政治运动的迅速失败，“撒切尔主义”和里根政府等右翼政治力量主导局面，加上苏东剧变，拉康、德里达、福柯等后结构主义哲学家遂成为时代的新宠，而“马克思主义在西方普遍被视为一种声誉扫地的思想体系，背负着威权主义与极权主义的负担，而威权主义和极权主义并不符合当前对（在理论和政治上）文化多元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信奉”。[16]“意识形态终结论”“历史终结论”甚嚣尘上，拉克劳和墨菲开启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潮应运而生，其要旨在于运用后结构主义哲学原理——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反中心主义、反理性主义——来解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解构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概念、经济决定论和无产阶级革命论，并以此为基础来“重构马克思主义”。受解构主义和语言唯心主义思想的影响，“‘后马克思主义’是这样一种理论视角，它把历史、文化、社会和政治都当成不可还原的‘话语性的’东西”，[17]在他们看来，“社会”不再遵循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历史唯物主义的必然性规律，转而服从充满偶然性、非确定性的“话语建构”和“接合”逻辑，“因此我们必须把社会开放性看成是构造的基础或存在的‘否定性本质’，把各种不同的‘社会秩序’看成是不稳定的或根本上不可驯化的差异领域”。[18]从而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抗争寄希望于女权运动、黑人运动、学生运动、生态运动、同性恋运动、宗教运动、种族运动等形形色色的新社会运动。文化研究、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精神分析主义等后现代文论流派虽然都沾溉了马克思的恩泽，却大多落入后马克思主义的窠臼，在无力打碎资本主义国家统治机器的历史背景下，在后结构主义和语言唯心主义的哲学基础上，做一些各自为营的文化政治层面的反抗。
三、政治内涵：宏观政治与微观政治
正因为当代中西文学政治学的哲学基础有马克思主义与后马克思主义的区别，其政治内涵也必然会体现出宏观政治与微观政治的重大差异。
作为现代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政治学之范本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将“政治”锁定在“宏观政治”的层面上：“我们所说的文艺服从于政治，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政治，不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不是少数个人的行为。”[19]到了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时期，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审时度势，主张不继续提“文艺服从于政治”的口号，但他又强调，“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就是政治”。[20]文艺固然不必去从属于狭隘的阶级政治或党派政治，但是必须有益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益于培育社会主义新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新口号实即包含了文艺为这种“宏观政治”（社会主义政治）服务的意思。在美学和文艺学界，中国学者从自身专业的角度将这种宏观的社会主义政治又加以创造性的理解和发挥。如陆贵山提出的“好的文学”与“好的政治”相互协作的观点就极具启发性。他认为“社会主义政治”是一种“好的政治”：“我们所倡导和追寻的人民的、民主的、开明的、清廉的、公正的、稳定的、和谐的，为大多数人的自由、幸福和解放服务的政治是美好的、温暖的和亲善的。”“好的文学”一方面应当与“好的政治”携手合作、双向互动，使社会、人生和文学朝着真善美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也应当对“坏的政治”，即腐败的、专横的、黑暗的、龌龊的、丑恶的、非人的政治，进行正义的诉讼和诗意的裁判。[21]徐岱提出的艺术的“元政治”概念也颇有道理，他指出，艺术与政治的关系应该深入元政治层面来理解，元政治是对以个体存在为本色的人类生命的关爱与尊重，体现的是其作为艺术的审美实践的伦理祈求，“在元政治语境里，‘政治作为对人类同胞真正富有人性的关怀’，是以‘人权’为基础的对‘至善’原则的捍卫，强调的是超越身份、种族、性别的普遍利益”。[22]刘锋杰在其创构的文学政治学新体系中，对政治内涵做出了颇为精细的划分。他认为，就政治内涵的逻辑展开来看，政治包括3个层面的内容：“第一个是最高层，政治指的是政治理念，即政治的一切其他活动所可能包含的那个精神的东西。”“第二个是中间层，政治指的是国家的政治制度，包括国家的各项制度设定，如政党制度、议会制度、新闻出版制度等。”“第三个是最低层，即通常所说的方针政策及其执行，它是对政治制度的具体落实，完成政治制度交给的各项具体任务。”由此出发，他指出，“文学与政治的关联，不应是制度层面、政策层面的，而应是理念层面的”。[23]其原因在于，理念层面的政治总属于向往美好生活的“理想政治”，而文学的价值关怀也必然包含着对人类美好生活的想象。以上可知，当代中国文学政治学的政治内涵已经突破狭隘的阶级政治而上升到政治价值、政治伦理、政治哲学等更加宏观的层面上了。
由于1968年最后一次宏观政治革命的失败，被一再压制的西方左翼难以摆脱一种理想的幻灭感。在后现代反基础主义哲学的蛊惑下，他们对“理性”“真理”“知识”“实在”“善”“正义”产生了怀疑，认为“所有这些基础性的概念，在其根本上必须被看作相对的，是相对于特定的概念范式、理论框架、模式、生活方式、社会或文化而存在的”，[24]一切都被视为建构的、相对的、无本质的、不确定的，“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在政治学方面，“米歇尔·福柯迅速地取代卡尔·马克思而成为政治理论的高级代表”。[25]在福柯看来，应该避免“把权力局限于国家机器，把它看成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主要的、特权的、甚至是唯一的权力工具。在现实中，权力的实施走得要更远，穿越更加细微的管道，而且更雄心勃勃，因为每一个单独的个人都拥有一定的权力，因此也能成为传播更广泛的权力的负载工具”。[26]福柯的政治观不是阶级政治或党派政治，而是他的“微观权力”观，“在一定社会内的一系列势力之间的关系构成了政治”，“如果说‘一切都是政治的’，就是强调这种势力关系的无所不在，以及为政治领域所固有”。[27]正是在他的影响下，“后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一个重要取向就是拒斥总体化的同源性的基础性权力，转而寻求一种异质性权力概念，这一观念的现实结果便是对趋向于日常生活的微观政治的关注与倡导。差异政治、欲望政治、身体政治、族群认同政治、性政治、边缘政治、文化政治等等，都是后现代的微观政治的不同表现形式”。[28]在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机器面前，众多左翼知识分子强化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革命的逻辑，沉迷于微观政治层面的抗争，却忽略了经典马克思主义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宏观构架来透视阶级政治实质的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简单地将“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的深刻观点斥为“经济决定论”，进而回避、遗忘乃至放弃了消灭私有制，实现人类彻底解放，最终实现“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宏大政治理想。
四、文学观念：审美化与去审美化
如前所述，当代西方文学政治学的形成路线是“去政治化→政治化”，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当代中国文学政治学的建构历程为“政治化→去政治化→再政治化”，经过了一个完整的“正—反—合”逻辑链条的历练，因此，就其主流而言，西方文学政治学是“去审美化”的，中国文学政治学则是“审美化”的。
在文论被全面政治化的风暴袭来之前，现代西方走的是精英主义、审美主义、人文主义的路线，文学与非文学有着明显的区别，它是有文学性的、虚构的、想象的、天才的、富于诗意的，在阿诺德等人看来，甚至可以归结为审美和伦理的最高成就。这种大写的“文学”在1968年“五月事件”之后，遭到了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文化唯物主义、后马克思主义以及同性恋和“酷儿”理论的强烈攻击，他们“通过暴露大写‘文学’和‘西方经典’的不公正和意识形态性，解构了它们”。[29]人们关注的焦点不再是文学的文学性，而是其非文学性，即社会性、政治性、批判性、反思性和公共性。卡勒指出，当代西方文论“没有把注意力集中在文学和非文学作品的区别上。理论家们把文学作为一个历史的和意识形态的范畴去考虑，考虑它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功能，人们一直认为文学应该具备这样的功能”。[30]伊格尔顿的观点极具代表性，他认为，“在性质上属于被断定为美的”，“具有确定不变之价值的作品，以某些共同的内在特性”的“文学”其实并不存在，“任何东西都能够成为文学，而任何一种被视为不可改变的和毫无疑问的文学——例如莎士比亚——又都能够不再成为文学。任何这样一种信念，即以为文学研究就是研究一个稳定、明确的实体，一如昆虫学是研究各种昆虫，都可以作为妄想而加以抛弃”。[31]在他看来，同样也不存在纯粹的“文学理论”，“文学理论实在不过是种种社会意识形态的一个分支，根本就没有任何统一性或同一性而使它可以充分地区别于哲学、语言学、心理学或文化和社会思想”。[32]所以，伊格尔顿呼吁，真正值得研究的是文学观念和文学理论背后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领域。托尼·本尼特直白地说，要“在审美之外构建一种话语空间”，要将“文学”视为“文本的使用和产生效果的历史特定和制度地组织的领域”，要研究建构文学活动的话语实践、机制/制度、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将文学历史地、制度地理论化，是要使其浸染更加具体的存在，而不是从任何审美观中获取的，因而，也会使文学政治问题以一种更加具体特定的方式来提出”。[33]这种“去审美化”的论调在美学界也有非常突出的表现，如丹托和迪基的“艺术界”“艺术体制”理论，就反对传统美学所认定的“艺术品”与“非艺术品”之间具有本质性区别的观点，转而关注建构“艺术品”的机构与体制。一位学者对此总结道：“20世纪中叶以来，伴随着艺术哲学日趋离开艺术本体论而转向艺术品资格问题，传统美学中以艺术品本体为中心的内结构分析思路也相应地转向为对艺术品资格与其外在历史文化语境之间关系的外结构剖析。”[34]可见，西方文论的“向外转”和“政治化”总体上是以牺牲“审美”为代价的。
而中国新时期文艺学恰恰是从对全面政治化、去审美化的极左文论的批判与反思开始的。邓小平指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35]可以说，尊重和遵循文艺自身的特征与规律成为时代的共识，“在整个80年代，蒋孔阳、李泽厚、钱中文、王向峰、孙子威、胡经之、王元骧、童庆炳、杜书瀛、陈传才、畅广元、王先霈等文学理论界的学者都力图从‘审美’这一视角立论，力图给文学一个新的界说”。[36]“美是艺术的基本属性”“文学的特征是情感性”“文学反映具有审美价值的生活”“文学是人学”“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等一系列观念得以确立和深化。当一部分学者将文学本质限定在语言性、形式性、情感性、主体性、超越性等狭隘的审美性之际，钱中文、童庆炳、王元骧等人在对之进行批判和融合的基础上，鲜明地提出了“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文学观念。“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是对建基于认识论和反映论基础上的文学上层建筑论、文学意识形态论，以及建基于形式论和主体论基础上的文学形式论、文学主体论等二元对立文学观念的一次比较成功的综合和超越，也极大地推进了当代中国文学政治学的发展。在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的论域中，文学观念的逻辑起点不是上层建筑或意识形态，而是审美意识，[37]由此确保了文学的审美独立性；而在马克思主义界定的以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为框架的社会结构中，文学又不可能绝缘于经济、政治和文化，必然对哲学、政治、道德、宗教、法律、社会、历史产生巨大的涵摄力和“溶解力”。其中，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得到了较为妥当的处理，即文学作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与哲学意识形态、政治意识形态、法律意识形态、道德意识形态等诸种意识形态之间并没有强制性的从属关系，当然，它们在整体的社会结构中不可能不发生联系，但又有相对的独立性，拥有各自的特点和规律。应该承认，“‘审美意识形态’论，是一个时代学人根据时代要求提出的集体理论创新。它是对于‘文革’的文学政治工具论的反拨和批判。它超越了长期统治文论界的给文艺创作和文学批评带来公式主义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但它的立场仍然在马克思主义上面”。[38]
五、建构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政治学
通过上文对当代中西文学政治学的历史生成、哲学基础、政治内涵、文学观念等层面的简要对比，可以发现，当代西方文学政治学固然在微观政治或文化政治层面做出了深层开拓，但在突出文学和文学理论对资本主义政治的反抗性的同时，则从现代时期的“审美化”极端走向了后现代时期的“去审美化”极端，这实际上是在重弹“文艺从属于政治”或“文学工具论”的老调。反之，当代中国文学政治学是从反思与批判“文艺服务于政治”“文学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等阶级论、工具论的文学观念起步的，它是在“社会主义政治”得以巩固和发展的前提下，在充分借鉴、吸收以康德为代表的西方审美文论和中国古代审美理论，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美的规律”“艺术地掌握世界的方式”“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等美学思想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创新的成果，既坚守住文学艺术的审美规律，又突出了文艺对社会现实的介入和对意识形态的导向功能。当前，身处“后理论时期”的部分西方学者显然已经意识到后现代政治化文论的“反文学”“反审美”的弊端，又主张重新关注“文学艺术的特殊性质”，呼吁“在文学中重新奠定文学性根基”。[39]就此而言，经过了一个完整的“正—反—合”逻辑历练的当代中国文学政治学已经走到西方的前面去了，我们完全有理由、有资格建立起中国文学政治学的“道路自信”和“理论自信”。
当然，由于社会主义中国所历经的特殊的艰难历程和所面临的复杂的国际政治形势，包括文学在内的文化一直被视为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思想战线，而且，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或政治的角度来看待文艺的性质、特点、功能与规律，既成就了中国文学政治学的特质，也造成了其建构学科意识、回归专业本位的困局。譬如，有的学者正是从这一理论立场出发，忽视了钱中文、童庆炳、王元骧等人提出的审美意识形态论中所包含的对文学与政治、审美与意识形态之关系的创新性处理，而指责其“去政治化”之失。事实上，长期以来，中国文学政治学的学科身份主要隶属于政治学而非文艺学，如何回归学科本位，如何建构和完善自身独特的研究对象、概念范畴、理论原则和知识体系，这才是当代中国文学政治学要想取得重大突破所需解决的关键问题。
全面地建构起一套中国文学政治学的知识体系显然不是本文所能承担的任务，在文章的最后，笔者仅就建构和完善真正能够回归文艺学学科本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政治学的理论原则略陈己见，以求教于方家，即审美优先原则、以人为本原则、价值范导原则。
第一，审美优先原则。不同于反文学、反审美的西方后现代文化政治诗学，我们应当将审美性确立为文学最核心的属性，确定为文学区别于其他意识形式的立身之本，而审美性的四大核心要素就是无功利性、情感性、意象性、修辞性。常识告诉我们，文学不可能不包含社会、历史、思想、道德、政治、法律、宗教、哲学等内容性因素，但这些内容性因素必然会被创作主体进行无功利化（距离化）、情感化、意象化、修辞化，最终以陌生化、诗意化、审美化的方式呈现出来。根据这一审美优先原则，文学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进入文学文本的审美政治，即被创作主体进行无功利化（距离化）、情感化、意象化、修辞化了的政治。那么，文本之外的现实政治是不是就无需顾及了呢？也不是。将审美政治与现实政治加以比照研究，恰恰是文学政治学大有可为之所在。审美政治是如何拉开与现实政治之间的距离的？运用了哪些艺术手段和修辞手法？展示出作者怎样的思想个性和政治情怀？体现了作者乃至人民大众怎样的审美理想？对现实政治进行了怎样的批判和超越？对诸如此类问题的求索才真正属于美学或文艺学层面的、专业性的、学术性的研究，由此方能摆脱长期以来用现实政治去审视和批判作家作品的政治学研究的套路，从而建立起一种“从文学的审美性出发并重视文学的政治性的新的文学政治学模式”。[40]
第二，以人为本原则。在当代西方文论鼓吹“人的死亡”“作者的死亡”“文学的死亡”之际，中国大力倡导的则是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政治学和美学思想。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而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41]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学既准确又科学的阐释，因为“在价值论上，马克思把人作为最高目的，将人的解放、人的自由、人的发展作为其全部理论始终如一的鲜明主题和价值指向”。[42]以人为本思想对当代中国文学政治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有助于我们突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框架下的以意识形态或政治学为本位的文学政治学，而统一到美学和文艺学的人学立场上来，这显然更加切近文学的本体。文学是审美的人学，以人是目的为其价值旨归，“所以文艺的价值与人的目的就有着一种内在的对应和同构的关系，这里无不关涉到对于‘人是什么’和‘人应如何’的理解”。[43]社会主义政治学的以人为本与文艺的人是目的正相契合，两者最终在价值论层面上统一起来，也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政治学具备了普遍性的理论品格。
第三，价值范导原则。消解崇高、弃绝理想、解构宏大叙述、宣扬价值中立是当代西方后现代文化政治诗学的致命缺陷，与此相反，中国文学政治学恰恰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其政治的和美学的核心理念，习近平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是凝聚中国力量的思想道德基础。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根本任务，坚定不移用中国人独特的思想、情感、审美去创作属于这个时代、又有鲜明中国风格的优秀作品。”[44]价值是一个揭示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的关系范畴，价值从来就不是中立的，它必然体现出人的目的、需要、理想、愿望和兴趣，总是带有鲜明的倾向性的。文学总是要表达人的目的、需要、理想、愿望和兴趣的，不可能不具备价值取向，而文学价值又往往体现于作家的审美理想之中，“作家在一定的审美理想的支配下，通过对自己笔下人物、事件的思想评判，来向读者显示什么是应该批判的，什么是应该追求的，把读者的思想感情引导到自己所属的社会集团的意志、愿望所追求的目标上去，借以设定人生”。[45]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政治学应当坚守文学价值学的理论立场，不仅要重视对社会现实“是如此”的反映，更要突出对未来世界“应如何”的价值导向。
[1]作者简介：范永康，男，1972年生，安徽芜湖人。文学博士，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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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国文艺评论》2016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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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孙页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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