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化》| 文化批评
内外有别：“文革”书写的两种类型
（上）
陶东风 | 广州大学教授
原文刊载于《上海文化》2018年第4期
内容摘要
本文以王蒙的《布礼》《蝴蝶》与丛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以及杨绛《干校六记》、郑念《上海生死劫》，深入分析这两类作家“文革”书写的差异。作为革命组织内部人的王蒙和丛维熙，在书写本人“文革”遭际时，在思想上不能超越其所效忠的革命组织及其意识形态，在叙事方法上则延续了革命文艺过度抒情的倾向，无法与其所书写的对象拉开距离。与此相反，无论是从知识、信仰，还是从组织角度看，作为革命外部人的党外作家杨绛与郑念，在书写自己的“文革”经验时，采用旁观者的视角，其故事讲述讲究情感的节制，显得冷静、从容，与“伤痕文学”形成强烈对比。
关 键 词 “‘文革’书写” 内部人 王蒙 丛维熙 外部人 杨绛 郑念
近年来，“文革”题材的电影、电视剧虽然数量少得可怜，但是每播出、放映一部总是会引起很热烈的讨论。从2012年梁晓声的电视剧《知青》到2014年张艺谋的电影《归来》，再到2017年冯小刚的电影《芳华》，无不如此。关于《归来》的讨论中有人通过与反思文学的比较来分析陆焉识的形象，[2] 认为“伤痕文学”的主调是所谓反思：当年我们投身并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美好的，但为什么却会遭遇政治压迫？党是母亲，但母亲为何会对亲儿女如此残酷？我是革命的儿子，革命为什么吞噬自己的儿子？也就是说伤痕文学的反思是需要有“资格”的，反思者必须是革命队伍的成员（也就是革命/母亲的“亲儿子”）。而像电影《归来》（当然也包括小说《陆犯焉识》）的主角陆焉识这样的留美博士、教授，从来不是革命的“儿子”或内部人，他们自1949年之后就是思想改造的对象，是连鸣冤的资格和机会也没有的。[3] 如果这些革命的“外人”也来书写“文革”，他们的“文革”书写就会是与伤痕文学不同的一番面貌。一方面，“这类人经过1950年代历次政治运动的淘洗，大多数被彻底驯化，对人对事的态度早如惊弓之鸟。少数人即使内心深处还保留着一点独立思考，那也只能让所有想法默默地腐烂在心里”，[4] 而不会像“伤痕文学”那样浅薄地去呼喊“我控诉”（依据我下面的分析，“伤痕文学”要控诉的其实还不是“吞噬”他们的那个“革命”母亲，而是被他们归入“假革命”或“反革命”的“四人帮”及其一小撮走狗。而“假革命”或“反革命”正是当年革命组织加给他们的罪名）。另一方面，到1978年后的“后革命”时期，这类人中极少数幸存者如果有能力反思，那也不是“革命吞噬亲儿女”之类的鸣冤叫屈，而是从革命对人性的伤害的角度进行反思，而这种反思的社会条件并不具备。
这些讨论无意之中点出了大陆两类作家——革命/组织的内部人与外部人——“文革”书写的差异，可惜没有能够展开分析。本文将选择王蒙的《布礼》和《蝴蝶》、丛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作为革命内部人“文革”书写的代表，以杨绛的《干校六记》、郑念的《上海生死劫》作为革命外部人“文革”书写的代表，做一些对比性的分析，以期展开对这个主题的探讨。
一、复出作家与解放一代
中国当代文学史家洪子诚先生在谈到“伤痕文学”[5] 时曾指出：“表现‘伤痕’作品的主要内容，可以大致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写知识分子、国家官员受到的迫害，他们的受辱与抗争。一是写‘知青’的命运，以高昂的热情和献身的决心投入了这场革命，却成为献身目标的牺牲品。”[6]
洪子诚概括的这两类作品大致对应于两类作家：“复出作家”与知青作家。以知识分子、国家官员受迫害经历为题材的作品，其作者大多属于李泽厚说的“解放一代”，他们是20世纪30年代（或40年代初）出生、在文化部门任职的干部或知识分子（其中教师和编辑比较多）。[7] 他们大多在50年代就开始发表作品，“反右”时被打成右派，遭到不同程度的迫害，“文革”后成为“文革”书写的主力军之一（另一个主力军是知青作家）。[8] 由于有了“文革”后重新开始写作的经历，故被称为“复出作家”，如王蒙、张贤亮、林斤澜、李国文、丛维熙、方之、陆文夫、高晓声、冯骥才等。[9] 由于经历的关系，其作品的主人公大多数就是上面提到的知识分子或国家干部（或两种身份兼而有之）。
洪子诚在谈到“复出作家”的政治信仰、思想倾向和文学背景时说：“这些作家的多数，是在四五十年代之交确立他们的政治信仰、文学立场的，他们投身革命政治和革命文学，接受了共产社会理想的许诺，愿意以‘阶级论’和‘集体主义’作为自己的世界观，也接受了‘服务于’政治和社会行动的文学观。”[10] 这就是说，出生年代和教育背景等因素决定了他们是革命文化和革命文学（特别是苏联文学）培育的作家。尽管洪子诚同时指出：“不过，他们之中的许多人，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思想‘阴影’，通过俄国、西方的古典作品，和‘五四’作家的创作，在他们的血液中流动，并在某些时期，成为思想情感中的主导因素。”[11] 但相比于五四一代，这些归入“解放一代”的“复出作家”的思想背景仍然是相对简单的，其中人道主义、个人主义的成分也相对稀薄。[12]
其实不光是作家。在50和60年代历次政治运动（如“思想改造”“反右”和“文革”等）中受到牵连、批判的知识分子，很多都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共产党干部（有些是高级干部），是马列主义的虔诚信仰者，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实践的热情参与者、讴歌者或领导者。我之所以要强调这点，是因为相比党外作家（无党派或民主党派知识分子，比如本文下面要分析的杨绛、郑念、巫宁坤等），他们是革命的“亲儿子”，组织的内部人。这个“亲儿子”内部人的身份对于他们的“文革”书写（也可扩展到对整个中国革命的书写）产生了支配性的制约和影响。[13]
最能体现这种影响的，是王蒙的《布礼》（《当代》1979年第3期）和《蝴蝶》（《十月》1980年第4期），丛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收获》1979年第2期），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收获》1980年第1期），陈世旭的《小镇上的将军》（《十月》创刊号）以及刘宾雁的《第二种忠诚》（《开拓》1985年创刊号）等作品。这些作品的作者都是“复出作家”，其主人公（很大程度上是作者的化身）都是党的忠诚干部，组织的内部人、娘的亲儿子，又都遭到组织排斥、冤枉，都因此而陷入一种深刻的身份危机，都通过所谓“第二种忠诚”[14] 坚守自己原先的信仰和身份，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坚信自己的清白，坚信组织只是一时糊涂错怪了自己，最后一定会还自己一个公道，从而重建自己和组织的母子关系。与此同时，这些作品也都体现了一些共同的局限。首先，在思想上不能超越自己个人的经历和组织的意识形态来书写和反思革命，他们的“文革”书写——特别是其所宣扬的“娘打儿子”“劳动拯救”“国民党还乡团复辟”等“理论”——甚至本身就是“文革”意识形态的变相再现。其次，在叙事方法上具有过度抒情倾向。作品叙事者（一般情况下也是主人公）被组织（亲娘）冤枉后反应激烈，失魂落魄、不知所措、痛心疾首、六神无主，从而很难采用旁观者视角，其叙事无法保持距离，不能冷静、从容，经常陷入情感的过度宣泄甚至滥情中。
二、忠诚危机及其疑似化解
——重读王蒙的《布礼》《蝴蝶》
忠诚（以及与之相关的背叛）是常见于中国革命文学——特别是以知识分子出身的革命者与共产党干部为主人公的革命文学的一个核心主题。这是因为，在革命文化的话语体系中，忠诚是对革命内部人的要求。换言之，忠诚话语只有在一个严密的政治组织内部才是有效的，它要求该组织成员必须保持对组织及其领袖的绝对效忠，否则就是叛徒。不同的或敌对的政治组织成员之间不存在忠诚问题（即使它们通过协议方式组成一个更大的政治联盟，其间也只是一种合作关系而不是忠诚关系，国共合作时期就属于这种情况）。因此，革命文学中的忠诚问题常常成为纠缠革命者（特别是共产党员）的一个基本问题，而与反面人物（反革命分子、美蒋特务等）无关（革命可以对李玉和、杨子荣等提出忠诚要求，却不会对座山雕、胡传魁等提出忠诚要求）。[15] 而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之所以特别纠结于忠诚问题，乃是因为在中国革命理论的阶层分析框架中，知识分子被指属于最容易动摇的阶层，因而也最容易被怀疑可能背叛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王蒙的《布礼》和《蝴蝶》在这方面无疑具有极大的代表性。[16]
《布礼》的主人公钟亦成是解放前的地下党，15岁入党的“少共”。解放后任P城（北京）中心区共青团干部，喜欢文学。1957年8月，他的一首小诗被一个评论家解读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向党的猖狂进攻”，[17] 因此被打成“右派”。钟亦成由此陷入六神无主的认同危机之中：“他可以想象自己生命的终止，可以想象太阳系的衰老和消亡，却不敢想象这个危险。”[18] 这个“危险”之所以严重得“不敢想象”，是由钟亦成与其忠诚的对象即革命组织的关系决定的：“钟亦成和党是血管连着血管，神经连着神经，骨连着骨，肉连着肉的，钟亦成和革命同志，和青年，和人民群众，本来也是这样血肉相连的。钟亦成本来就是党身上的一块肉。”钟亦成是党身上的肉，而“党、革命、共产主义”则是他的“鲜红的心”。现在，这块肉“被鉴定为发生了癌化恶变”，被用“外科手术刀，细心地、精致地、认真地把它割除、抛掉”，“现在人们正用党的名义来剜掉他的这颗心”。[19] 肉和心的比喻表明：钟亦成不是一个自主的有自己独立人格的存在，他是依附于组织的，革命者身份是钟亦成之所以是钟亦成的唯一根据。与革命的血肉关系是钟亦成活着的全部理由和全部意义，钟亦成之所以是“人”而不是畜生、细菌、垃圾、狗屎，全赖他的这个身份。他曾这样明确地对自己的恋人凌雪表白：“我们是吮吸党的乳汁长大成人的”，“主宰我们的头脑的是党的钢铁信念，我们身上流着的是随时准备为了党而喷洒的热血，我们的眼睛是为党而注视，我们的耳朵是为了党而谛听，我们的心脏是为党而跳动”，“没有党就没有你和我，就没有我们的人生”。[20]
因此，一旦钟亦成对革命、对组织的忠诚遭到组织的怀疑和拒绝，无异于孤儿离开了娘，不知所措，生不如死。更可怕的是，钟亦成到底是不是忠诚，完全不取决于他自己的表现，而是取决于组织的单方面判决。一旦组织判定他是“敌人”，是“叛徒”，即使自觉冤枉，也必须无条件接受这个判断，进而开始残酷的自戕和自虐：
天昏昏，地黄黄！我是“分子”！我是敌人！我是叛徒！我是罪犯，我是丑类，我是豺狼！我是恶鬼！我是黄世仁的兄弟，穆仁智的老表，我是杜鲁门、杜勒斯、蒋介石和陈立夫的别动队。不，实际上我起着美蒋特务所起不到的恶劣作用。我就是中国的小纳吉。我应该枪毙，应该乱棍打死，死了也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成了一口粘痰，一撮结核菌。[21]
注意，这里用的是第一人称（“我”）自叙形式，是钟亦成自己对自己的审判。如果说老鬼的《血色黄昏》中被打成反革命的林胡（即作者老鬼）在不敢质疑“反革命罪”本身的同时至少还坚持“我不是反革命”，因此一而再、再而三地伸冤上诉，那么，钟亦成则更进一步：在肯定“反革命罪”的同时，干脆承认自己就是“反革命”——因为他不可能怀疑党的判断是错误的（尽管这里有些许的反讽）。换言之，钟亦成没有能力定义自己，他只能依据党的定义来定义自己，“出于对党的热爱、拥护、信任、尊敬和服从”，他要“亲自拿起手术刀”来剜自己的心。
《蝴蝶》中高级干部张思远的认同危机同样源于他的“革命者”（亲儿子）身份被突然剥夺，他一生誓死效忠的组织突然怀疑起他的忠诚来了。与钟亦成相同，这个危机之所以可怕，根本原因在于：除了认同革命、忠诚组织，张思远根本不可能有别的任何认同或忠诚。在张思远的自我认知中，他完全是属于甚至等同于革命和组织的，否定革命、脱离组织就是否定他自己。“他就是共产党的化身，革命的化身。”[22] 而现在的问题恰恰是：革命组织突然翻脸说，你张思远根本不是革命者，而是革命的叛徒、“反革命”黑帮。由于张思远和革命、和组织的二而一的关系，成为“反革命”的结果就是张思远彻底不知道自己是谁了，甚至不能肯定自己是人还是“臭狗屎”。
对张思远而言，不但他的思想意识是属于革命的，而且他的身体器官也是如此。失去了组织的信任，失去了革命者的身份，钟亦成的身体器官也都彻底限于混乱：“这个弯着的腰，是张书记——就是我的腰吗？”“这个移动困难、即使上厕所也有人监视的衰老的身躯，就是那个形象高大、动作有力、充满自信的张书记的身躯吗？这个像疟疾病人的呻吟一样发声的喉咙，就是那个清亮的、威风凛凛的书记的发声器官吗？”[23] 足见革命及其意识形态对于张思远的控制和渗透是何等完全和彻底。
对于钟亦成和张思远而言，个人主义的宣言“我就是我自己”是不可想象的。革命忠诚教育——革命教育的最核心部分的目的就是彻底铲除个人主义。《布礼》中的区委书记老魏这样教育钟亦成：“无产阶级是没有个人主义的，因为他自身一无所有。”[24] 对此，钟亦成深表赞同：“个人主义是多么肮脏，多么可耻，个人主义就像烂疮，像鼻涕，个人主义者像蟑螂，像蝇蛆。”[25] 这样，“自身一无所有”的钟亦成就连自己对组织和革命的忠诚也必须得到组织的恩准，一旦被打成右派，一旦失去这种恩准，他就什么也不是了，他只能问：“毛主席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因为答案不在他自己手中。
因此，钟亦成和张思远身份危机的实质就是忠诚危机。作为“亲儿子”和“内部人”，他们不能在组织之外、在革命意识形态话语之外获得自己稳定的身份认同乃至身体感觉。他们对于革命和组织的忠诚是无可选择、无条件的、单向的。钟亦成、张思远必须获得革命和组织的认可才是人，否则就是畜生不如；而革命即使没有钟亦成、张思远也依然是一项摧枯拉朽的伟业，组织即使没有钟亦成、张思远也依然是伟大光荣正确的组织。钟亦成、张思远没有自己定义自己、自己选择忠诚对象的权利和能力（甚至都没有这种念头）。组织可以宣告钟亦成、张思远“不忠”，钟亦成和张思远呢？既不能鸣冤叫屈、坚持自己无罪无错（这意味着他竟然怀疑组织的正确性），更不能接受组织判决、干脆脱离组织（这就真的成了孤魂野鬼）。他们唯一的出路是通过自己的精神努力来“化解”这种危机。所谓“化解”，实际上也就是给自己找一个说法，让自己相信：虽然我的忠诚被粗暴践踏、无情嘲弄，我却依然值得继续保持自己的忠诚。
这当然是一件殊为不易的事情。钟亦成和张思远是如何做到的呢？
首先，追溯历史，回忆自己的革命经历，特别是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伊始的历史，通过红色记忆重建自己和革命、组织的亲子联系。这是《布礼》中钟亦成选择的方法：
这二十多年间（从被打成“右”派到获得平反——引注），不论他看到和经历了多少令人痛心、令人惶惑的事情，不论有多少偶像失去了头上的光环，不论有多少确实是十分值得宝贵的东西被嘲弄和被践踏，不论有多少天真而美丽的幻梦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也不论他个人怎样被怀疑、被委屈、被侮辱，但他一想起这次党员大会，一想起从一九四七年到一九五七年这十年的党内生活的经验，他就感到无比的充实和骄傲，感到自己有不可动摇的信念。[26]
这个党员大会是P城解放后第三天召开的，是一个“永远新鲜、永远神圣且并不遥远的”大会，诉诸自己的这个经历无异于亲子鉴定，证明钟亦成具有少年布尔什维克的高贵血统（验明真身？）。钟亦成甚至誓言：
为了这信念，为了他参加的第一次全市党员大会，他宁愿付出一生被委屈、一生坎坷、一生被误解的代价，即使他带着各种丑恶的帽子死去，即使他被十七岁的可爱的革命小将用皮带和链条抽死，即使他死在自己的同志以党的名义射出来的子弹下，他的内心仍然充满了光明。他不懊悔，不感伤，也毫无个人的恩怨，更不会看破红尘。他将仍然为了自己的哪怕是一度成为这个伟大的、任重道远的党的一员而自豪、而光荣。党内的阴暗面，各种人的弱点他看的再多，也无法掩盖他对党、对生活、对人类的信心。哪怕只是回忆一下这次党员大会，也已经补偿了一切。[27]
我们不能不为钟亦成的这种不顾一切的执着——宁愿被冤死也要忠诚到底——而感动。但很显然，他这番为了说服自己而进行的“辩解”，是建立在非理性情感而不是理性反思基础上的。这种情感之所以对他具有疗伤作用，实际上不过是因为他参加了这“第一次全市党员大会”（隐喻钟亦成与革命组织的同源关系）并认识了自己后来的爱人，而不能证明其他任何东西。本来，钟亦成的忠诚与这种忠诚被践踏的痛苦在小说中构成了强烈对比，它实际上设置了一个读者期待作者回答的问题：钟亦成会不会醒悟？会不会通过反思最后找到自己悲剧的原因？但小说始终没有回答这个最为关键的问题。因此，钟亦成进入新时期后的所谓“不懊悔，不感伤，毫无个人恩怨”等，便也无法成为他政治成熟的标志。
其次，重建与劳动/劳动人民的血肉联系。这是钟亦成和张思远共同选择的方法。劳动本来是组织对钟亦成、张思远的所谓“不忠”的一种侮辱和惩罚形式，但是在《布礼》《蝴蝶》中却被美化为精神升华、维护忠诚的不二正途。[28] 先看钟亦成对劳动的赞美：
劳动，劳动，劳动！几十万年前，劳动使猿猴变成了人，几十万年后的中国，体力劳动也正发挥它净化思想、再造灵魂的伟力。钟亦成深信这一点。他的对祖国山川和人民大众的热爱，他的献身的愿望，他的赎罪的狂热，他的青春的活力，他的不论在什么处境下都无法中断的、不断从生活中获得补充和激发的诗情，全部倾注在山区农村的笨重的、应该说是原始的体力劳动里。[29]
众所周知，通过劳动获得救赎本来就是革命组织和革命文化建构的知识—话语型，是控制钟亦成这样知识分子干部的武器，但钟亦成却完全内化了这套知识—话语型，并以此来赎罪、自贬、自戕，不亦悲乎!
再看《蝴蝶》中的张思远。1970年张思远被下放到山村劳动改造，并通过劳动重新发现了自己。但张思远发现的是自己的什么呢？
在登山的时候，他发现了自己的腿，多年来，他从来没有注意过自己的腿，在帮助农民扬场的时候，他发现了自己的双臂。在挑水的时候他发现了肩。在背背篓子的时候他发现了自己的背和腰。在劳动间歇，扶着锄把，伸长了脖子看公路上扬起大片尘土的小汽车的时候，他发现了自己的眼睛。[30]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段描写，它告诉我们，劳动使张思远重新获得的不是什么带有公共性的东西（比如新的政治信念，对革命文化和革命组织的新认识），而是自己最私人化的身体器官。这倒是无意之中道出了实情：身体化的劳动的确只能使张思远获得器官感觉，却无助于克服由政治造成的张思远的忠诚危机和身份混乱，因为私人化的身体和身体化的劳动本来就是非政治的。[31] 通过劳动去反思“反右”和“文革”悲剧以及张思远自己受迫害命运的本质，无异于缘木求鱼。劳动或许可以强健体魄，锻炼肌肉、四肢和肠胃，可以让钟亦成、张思远暂时忘却耻辱，却无助于根本上解决他们的忠诚危机，因为这是一种精神危机和政治信念危机，它需要的是理性启蒙和独立思考，真正通过自己独立思考自主选择自己的政治信念。这一切是身体化的劳动无法解决的。
再来看“人民”。《蝴蝶》中的张思远被打成“反革命”后反复反思自己的过失，发现自己存在严重的脱离人民、享受特权的过错乃至罪孽。于是他把自己救赎的希望建立在与“人民”血肉联系上，试图重建这种联系使其获得新生。
如何重建与“人民”的血肉联系？彻底弃官还乡做一个真正的农民？当然不是。复出后的张思远副部长选择的是故意放弃（也就是说可以不放弃）任何象征特权的待遇（比如轿车、软卧、秘书等），坐着破闷罐车故地重游。而吊诡的是，重游的结果却是回到了特权且进一步巩固了特权。《蝴蝶》采用的是倒叙结构，小说开始写的是张思远刚刚重访完自己落难时期劳动过的乡村，此刻正坐在象征特权的高级轿车上，带着“人民”的嘱托回京城上任（他已经升任副部长）。在后面的几乎每一章，都有大量篇幅写他对特权爱恨交加的矛盾心理（一方面享受着特权，同时又在反思特权）。这个时候，宽容的、善解人意的“人民”代表秋文[32] 说话了：“你们这些干部”是“打着灯笼也淘换不来的宝贝！反正说下大天来，你既不能把国家装在兜里带走，也不能把国家摸摸脑袋随便交给哪个只会摸锄头把子的农民！中国还是要靠你们来治理的，治不好，山里人和山外人都会摇头顿足骂你们。”[33] “好好地去做官吧，我们拥护你这样的官，我们需要你这样的官，我们期待你这样的官……心上要有我们，这就什么都有了。”[34] 这样，经过秋文（代表“人民”）的点拨之后，张思远的纠结和矛盾得以成功化解，他心里装着“人民”的嘱托走上新的仕途，享受特权也变得合情合理了。两个张思远（一个是副部长，一个是老张头）之间的分裂似乎不再存在了。可见，重游和反思的意义在于：经过“人民”授权的张思远现在可以心安理得地享受特权了（此特权非彼特权）。
然而，这个通过“人民”来重建自己身份认同的努力同样是经不起分析的，甚至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诡辩。张思远脱离“人民”的问题是一个体制问题，而不是个人品德问题。因此，获得平反之后的钟亦成、张思远，如果真有反思精神，他们应该反思的本来是极左时期的体制和意识形态，因为它们才是造成干部脱离人民的根源（也是造成“反右”扩大化、“文革”社会灾难以及钟亦成、张思远个人灾难的根源。两者本来就是同根同源的）。这不是一次“化身”平民故地重游（不管是真诚的还是装模作样地玩屈尊战略）可以解决问题的。但事实上他们的所谓“反思”和“忏悔”根本没有涉及这些深层次问题，似乎一次重游就能重建与劳动人民的血肉联系，使自己的特权合法化。[35]
最后，用“娘打儿子”的理论为自己也为“娘”（组织）开脱。这是《布礼》中的钟亦成采取的化解忠诚危机的策略，但也适用于张思远以及几乎所有被组织冤枉的“亲儿子”。钟亦成被打成右派后，他的爱人兼同志凌雪这样安慰钟亦成：
也许，这只是一场误会，一场暂时的怒气。党是我们的亲母亲，但是亲娘也会打孩子，但孩子从来不记恨母亲。打完了，气会消的，会搂上孩子大哭一场的。也许这只是一种特殊的教育方式，为了引起你的警惕，引起你的重视，给一个很大的震动，然后你就会更好地改造自己。[36]
娘错打了儿子还是娘，而被错打的儿子还是儿子，还是要保持你的不贰忠诚。有了这个亲娘—儿子的关系“理论”，一切对于革命、对组织的理性反思都变得不可能彻底甚至完全没有必要，因为组织和钟亦成、张思远的关系被描述为一种无法改变的亲子血缘关系。这套“理论”用自然血缘关系来理解现代政党的政治联盟的性质，把共产党这个自我定位为最现代、最先进政党的党员和党组织的关系，理解为前现代的、甚至原始的母子关系。如果接受它，岂不等于承认中国共产党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政党，而是前现代的类似家庭的组织？[37]
“娘打儿子”说最典型地表明，钟亦成、张思远与那个迫害他的组织分享着共同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包括主义、信仰、话语方式）乃至政治经济利益（换言之，受害者与加害者本属于同一个信念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他们的反思不能、也不可能深入。但“娘打儿子”论非常流行。它不但成为“反右”和“文革”期间蒙冤的党内干部和知识分子原谅组织、不埋怨和怪罪组织的一个非常流行的理由，而且也被作家艺术家之外的高级干部及其子女普遍接受。高干家庭出身的“红二代”任志强在2015年撰写的文章中还在反思这个问题。任志强在80年代曾无辜被以贪污罪被捕，蹲了一年多监狱。出狱后却用一句“妈妈也会打错孩子”放弃对执法错误的追究。他将此解释为是“父母的榜样”：
他们这些老一辈的共产党员，有着对党无限忠诚，勇于献身的近似盲从的“迷信”。文革期间，我正处于一个无知的初中少年尚未具有独立的思考能力的成长期。很难接受我心目中如此优秀的父母，突然有一天被工人战斗队的革命造反派打倒了，成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所说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更令我无法理解的是，当父母被从干校的“牛棚”中“解放”出来，并重新安排工作时，他们对那些打倒他们的造反派和党的上级组织竟然没有丝毫的怨言和不满？当我询问此事时，他们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就是“妈妈也会打错孩子”。他们深知“文革”是这个党在那个历史时期犯了个重大的错误，但出于对这个党的热爱，他们坚信党是会纠正错误的。[38]
由于受这种母子关系模式的约束，自认为是“儿子”的作家们在获得平反之后，其创作的核心主题模式分别是：申诉冤情和表达忠诚，而且申诉冤情的目的其实还是表达忠诚：我是多么忠实于你，即使在蒙冤时期也是如此（甚至更加如此）。宁可被组织冤死，也决不背叛组织。
[1] 作者简介：
陶东风，男，1959年生，浙江省温岭市人。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学与文化理论。
[2] 参见何清涟：《电影〈归来〉：历尽劫波余生在》，http：//www.aisixiang.com/data/75342.html。
[3] 有意思的是，《归来》的男主角陈道明的父亲陈磊光就可以归入这类不是“内部人”的知识分子。陈磊光1932年出生，北京燕京大学毕业，曾任美国救济总署翻译、天津医科大学英语教授。
[4] 参见何清涟：《电影〈归来〉：历尽劫波余生在》，http：//www.aisixiang.com/data/75342.html。
[5] “伤痕文学”的名称源自青年作家卢新华（时为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刊登于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的短篇小说《伤痕》。但在绝大多数文学史描述中，一般把“伤痕文学”的源头追溯到刘心武刊发于《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的《班主任》。后来，这个概念进一步扩大到包括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期不同年龄段作家写的反思和揭露“文革”创伤记忆的所有作品。比如洪子诚先生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这样界定伤痕文学：“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对‘文革’伤痕的揭露和反思是文学的中心主题。批评界对这一创作潮流，先后使用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以及改革文学）的类型概念……‘伤痕文学’等所指称的主要是小说，尤其是中、短篇小说，因此，在一般情况下，它们也与‘伤痕小说’‘反思小说’‘改革小说’等相互取代。”洪子诚进而指出：“‘伤痕’‘反思’等的概念，在文学形态（题材取向、叙事风格等）的区分上有它们的意义，但是从总体上说，由于它们都是‘文革’亲历者讲述的创伤记忆，或以这种记忆为背景，因此，这些作品也可以统称为有关‘文革’的伤痕文学。”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57页。
[6]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第258页。
[7] 李泽厚把中国近现代以来的知识分子分为6代：辛亥一代（章太炎一代），他们是封建末代知识分子，其中先进者参加了戊戌变法，领导了辛亥革命；五四一代（鲁迅一代），参加了辛亥革命，领导了五四运动；大革命一代，参加了五四运动，领导了大革命，即1924—1927的国内革命战争；三八式一代，大革命的参加者，抗战的领导者；解放一代，30年代出生，活跃在40和50年代；“红卫兵一代”。作者此文写于1986年，因此没有在“红卫兵一代”之后再做分类，只是笼统说“第七代将是一个全新的时代”。当时学术界也没有70后、80后等流行于今天的代际概念。关于“解放一代”，李泽厚有这样的观察：“第五代（解放一代）的绝大多数满怀天真、热情和憧憬接受了革命，他们虔诚驯服，知识少而忏悔多，但长期处于从内心到外在的压抑环境下，作为不大。”参见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70页。
[8] 本文“‘文革’书写”概念与流行的“‘文革’小说”概念有联系也有区别。联系在于两点。第一，“‘文革’小说”实际上是指以“文革”为题材或重要背景的小说，而不是“文革”期间创作或发表的小说。同样，本文的“‘文革’书写”也是以“文革”为对象的书写，而不是“文革”期间进行的书写（不管作者是谁、书写对象为何）。第二，与“‘文革’小说”一样，“‘文革’书写”的内容并不限于严格的“文革”时期（1966—1969年或1966—1976年）发生的社会事件或个人遭遇。大多数“文革”书写都具有较大的时间跨度，延伸到“文革”前发生的历史事件（比如60年代的“四清”，1957年的“反右”和“大跃进”，乃至50年代初的土改等）或“文革”结束之后（20世纪80、90年代乃至新世纪）。这些之前或之后的事件、故事，可以提供对“文革”的起因及其长久的社会、心理影响的认识，往往成为“文革”书写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关于“‘文革’小说”，参见许子东：《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解读50部文革小说》“导论”部分，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区别在于：“文革”小说限于虚构性的叙事作品，而本文的“‘文革’书写”概念还包括了非虚构作品（如郑念的《上海生死劫》是自传体纪实文学，杨绛的《干校六记》是回忆录）。在《生命书写，文化记忆与文学研究》一文中，麦克思·桑德斯（Max Saunders）提出了“生命书写”（Life-writing）这个术语。在他看来，“生命书写”囊括了相当不同的讲述生命故事的文类，包括回忆录、自传、传记、日记、书信、自传体小说（autobiographical fiction）等，它是一种跨文类的书写方式。本文的“‘文革’书写”与这个意义上的“生命书写”含义相近。遭受“文革”劫难后回头书写“文革”的作家，即使采用小说这个虚构文类，实际上仍然带有明显的自传痕迹。这是一个大家公认的事实。在此意义上，“生命书写”是一个殊为贴切的概念。
[9] “复出的作家”主要是指小说家。同样是在“反右”运动中受到迫害、“文革”后重新开始写作的诗人被称为“归来诗人”，如邵燕祥、牛汉等。后者不在本文的考察范围。
[10]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第263页。
[11]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第263页。
[12] 可以与出生于1902年、经历过五四运动的丁玲作一个比较。从其主导倾向看，丁玲同样属于革命作家。但她在童年和少年时期经历了五四启蒙主义、自由主义的洗礼，虽然早在延安时期甚至更早就努力抛弃这些所谓“资产阶级世界观”并加入了共产党，但其思想意识中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底色终究难以彻底抹去，并与其后来接受的集体主义、阶级意识长期处于紧张关系中。
[13] 当然，“复归作家”也好，“归来诗人”也罢，其内部也存在差异。差异之一，他们当中虽然大多数是共产党员，但也有民主党派或非党人士（如冯骥才）；差异之二，在经历了“文革”和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启蒙主义洗礼之后，有些作家已经比较彻底地清洗掉了自己身上的革命文化底色，对自己效忠的意识形态和组织体制也有了较彻底的反思，因此其“文革”前的作品与“文革”后的作品常有重大差别（如邵燕祥），或其新时期前期作品和后期作品（以1989年为界）呈现较大不同（如本文要分析的丛维熙）。职是之故，本文所谓“内”，并不包括所有年龄上属于“解放一代”又经历了“反右”“文革”磨难的“复出作家”，仅限于坚持其革命意识形态和革命组织“内部人”身份的那部分作家。即使对于同一个作家，本文分析的也是其最能体现“内部人”身份特征的那部分作品。
[14] 如果说“第一种忠诚”是面对组织（亲娘）的共同敌人——国民党、美帝国主义时表现出的坚贞不屈，那么，“第二种忠诚”的核心就是面对组织（亲娘）的无端怀疑时坚持自己单方面的效忠。
[15] “叛徒”这个词只对“内部人”才有意义。正如许子东《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指出的：部分“文革”题材小说的落难主人公，其罪名是所谓“背叛”，而“‘叛徒’要背叛革命，总要在以前参加过革命（成为组织里的人）才行。所以，‘叛徒’之罪名，在‘文革叙述’中实际上是特指受难的党内干部”。如《伤痕》中王晓华的母亲，《蝴蝶》中的张思远，以及陈世旭《小镇上的将军》中的将军。见许子东：《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解读50部文革小说》，第56页。
[16] 在《布礼》中，忠诚主题甚至在小说主人公“钟亦成”的名字中就可以看出来。钟亦成谐音“忠亦（而且）诚”，忠心不贰之谓也；而“布礼”，即布尔什维克的敬礼，则是一个在共产主义者之间使用的内部密码和忠诚符号，是革命者内部绝对信任关系的标志。《布礼》的主题就是遭受了冤屈（忠诚遭到怀疑和践踏）之后钟亦成如何化解忠诚危机。
[17]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中篇小说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72页。
[18]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中篇小说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74-375页。
[19]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中篇小说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96-397页。
[20]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中篇小说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12页。
[21]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中篇小说选》，第397页。
[22] 陈建功编：《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精选·中篇小说卷》上册，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609页。
[23] 陈建功编：《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精选·中篇小说卷》上册，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621页。
[24]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中篇小说选》，第394页。
[25]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中篇小说选》，第395页。
[26]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中篇小说选》，第393页。
[27]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中篇小说选》，第393页。
[28] 通过劳动而得到拯救的主题在“右派”作家的“文革”书写中几乎成为惯例（如张贤亮的《绿化树》），在很多关于知识分子改造的其他革命小说中也非常普遍。它实际上凸显了革命文化和文学中“劳动”话语的内在悖论：一方面，劳动（特指体力劳动）最光荣，比文化艺术创作或科学研究活动都要光荣，劳动者比知识分子高尚，因此知识分子要接受劳动者的教育；另一方面，如此光荣的劳动又被作为一种惩罚知识分子以及罪犯的手段：以最光荣高尚的东西去惩罚最肮脏卑鄙的人，这不也是一种讽刺么？
[29]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中篇小说选》，第429页。
[30] 陈建功编：《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精选·中篇小说卷》上册，第631页。
[31] 参见阿伦特：《人的境况》（尤其是第三章），王寅丽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32] 秋文这个人物具有两面性或双重功能，她既是张思远的精神恋人，又是一个代表所谓“人民”的符号，因此虽然比张思远年纪小，但张却觉得她像“自己的母亲”。
[33] 陈建功编：《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精选·中篇小说卷》上册，第645页。
[34] 陈建功编：《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精选·中篇小说卷》上册，第605页。
[35] 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干部，在蒙受冤屈之后下放农村并重新思考自己（干部）和群众的关系，重新获得对国家和生活的希望，这其实是复出的右派作家作品中很常见的情节模式，也是评论界对于《蝴蝶》的常见解读。比如陈骏涛认为，《蝴蝶》这篇小说的“魂儿”是什么？“就是山村老百姓，广义地说，也就是人民。可以说，这篇小说提出的问题，就是革命领导干部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见陈骏涛：《发掘人物的内心世界——王蒙新作〈蝴蝶〉读后》，宋炳辉等编：《王蒙研究资料》下册，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32页）。但是这类评论基本上都没有论及小说这样处理张思远（蒙冤的共产党干部）的身份危机及其化解是回避了问题的实质。
[36]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中篇小说选》，第409页。
[37] 关于这个“娘打儿子论”，作家尤凤伟在《中国1957》中借助右派主人公周文祥之口有这样的评论：“也有人说不要对所曾遭受的不公耿耿于怀，母亲打了自己的孩子可毕竟是孩子的母亲。这话听起来似乎不无道理，也情意绵绵，可仔细一斟酌就觉得味道不对了，甜腻得让人作呕……让人不可理解的是这种‘母亲打孩子’之说最早竟出自某些被打‘孩子’的口中，这就不能不让人感叹怎能如此的自轻自贱。”（尤凤伟：《中国1957》，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124页）虽然没有点王蒙的名，但说的显然就是王蒙。
[38] 值得指出的是，作为“红二代”中觉醒了的另类，任志强认识到了这种“母子关系”隐喻的局限性，指出“一个国家中的执政党所要面对的问题远远超过一个家庭中的问题”。参见任志强：《党啊，我的母亲》，凯迪社区，2015年8月6日，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1&id=11083279。
责任编辑：沈洁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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