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化》| 文化批评
“天人之际”的当代西方解读
——谈专题影片《宇宙之旅》
鲁枢元 | 黄河科技学院教授
王兆屹 | 黄河科技学院副教授
原文刊载于《上海文化》2018年第4期
内容摘要
影片《宇宙之旅》将宇宙的诞生与人类的出现、宇宙的秩序与人类的存在、自然的命运与人类的命运同化一体的思维方式，体现出生态学的世界观。正如德日进晚年所预见的：高度的社会化过程已经将地球上的人类“编织进一个有机联系的网络”，应该建立“一种新的地球伦理学说”——这是这部影片的主导思想。《宇宙之旅》探讨的问题，也是中国古代哲学中关于“天人之际”的终极问题。“天人一气”“乾父坤母”“民胞物与”，涵盖了对于天道、天命、人世、时代的综合思考。影片的创作者诚挚地希望与东方古代生态文化精神联手打造新的“生态伦理学”，以拯救现代文明的危机。
关 键 词 宇宙之旅 天人之际 生态危机 地球伦理学
耶鲁大学著名学者塔克女士（Mary Evelyn Tucker）与其丈夫格瑞姆先生（John Grim）应邀到中国参与第六届“嵩山论坛”，顺便到黄河科技学院生态文化研究中心访问并开展学术交流，并为我们带来了他们花费10年精力制作的专题影片《宇宙之旅》（Journer of the Universe），这是一个翻译成中文的版本，在中国还是首次放映。
M.E. 塔克还担任美国德日进学会副主席、哈佛著名论坛“世界宗教与生态论坛”主持人、《世界宗教与生态》丛书主编。她曾经出版过许多著作，如《气的哲学》《儒家与生态》《日本新儒家中的道德与精神教化》《尘世的惊异——宗教进入它们的生态阶段》等。M.E. 塔克是一位思想型的学者，她尤其关注人类的精神生活与当代人的命运，对宗教有深刻、独到的研究，在美国积极推动生态与宗教对话，取得了丰硕成果。她还对中国传统文化情有独钟，尤其关注在生态维度上阐发中国古代文化思想，为向世界介绍、推广中国的儒家、道家文化哲学做出了杰出贡献。
《宇宙之旅》讲述的是关于宇宙与生命的故事。影片开端便提出：宇宙与生命作为一个整体，它从何而来，为何而来，这是一个始终困惑着所有人的问题。从一个中国生态文化研究者的眼光看来，《宇宙之旅》探讨的乃是“天人之际”的终极问题，即关于“人与自然”的问题，我将其称为“元问题”。司马迁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其中就涵盖了对于天道、天命、人世、时代的综合思考。《宇宙之旅》在不足一个小时的播放中，对宇宙自然的演变更迭及其与人类历史之间的关联纠结，尤其是对当代发生的人与自然的严重冲突，做出了视野宏阔、思维超前、制作精美的形象表述，既生动直观，又深刻细密，一览之后，便留下深刻的印象。
宇宙，如果有一个开始的话，它是如何开始的？主持人、同时也是这部影片的编导者之一的布赖恩·托马斯·斯怀默（Brian Thomas Swimme）在漆黑的屏幕上猛然擦燃一根火柴，耀眼的火光顿时照亮整个屏幕。于是，140亿年前的宇宙进化就这样开始了！这就是科学界设定的“大爆炸”“大爆发”。主持人还会吹起一只红色的气球，气球在渐渐变大，这就相当于我们的宇宙仍在以一定的速度膨胀扩展。而这个速度如果放慢，气球就会萎缩坍塌；如果过快，那么气球就会爆裂毁灭。侥幸的是，宇宙这只“大球”目前还在有序、有节地运转，生命也就随之诞生了。
生命的诞生与宇宙进化的结构与速度是一致的，用中国人的话说，是“天人合一”。
在影片的编导者看来，宇宙间亿万星系的诞生，与地球上生命的出现、人类的出现有着必然的联系。宇宙、地球、生命、人类是一个运转着的有机整体。影片断言：太空中的星星是有生命的，它们不断地诞生、成长、死亡。天上的星星拥有内在的智慧，是万物之源，世界上的许多文明都曾为夜空中的星光所震撼，从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到现代画家梵高，都认为星星是神圣的。人类的生命是星星——也就是宇宙所赋予的，因而，星星也是人类的祖先，是人类文明产生的基础。
图1 水星凌日奇观
图２ 深空中的星系
塔克的这些近乎高深的见解，对于中国古代的文化人和没有文化的草民，却都不陌生。早在毕达哥拉斯出生之前，中国土地上的先民就在《诗经》中满怀深情地歌咏着天上的星星。《召南·小星》：“嘒彼小星，维参与昴。肃肃宵征，抱衾与裯。寔命不犹！”《鄘风·定之方中》：“定之方中，作于楚宫。”《唐风·绸缪》：“绸缪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见此良人。”《豳风·七月》：“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大雅·云汉》：“倬彼云汉，昭回于天。王曰於乎……瞻卬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无赢。”先民的吃穿住行无不与星星相关。宋代的李清照在她的诗中写道：“天上星河转，人间帘幕垂”，这就是影片中所说的：人们是围绕星星的运转与秩序来安排自己的生活的。
如果说《宇宙之旅》较之以往的许多阐释宇宙、天体、太空、自然奥秘的科普影片有所不同，那就是它时时处处将宇宙的诞生与人类的出现结合在一起，将宇宙的秩序与人类的存在糅合在一起，将自然的命运与人类的命运联系为一体。这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一种由生态学世界观导引的思维方式。
影片讲述道：在140亿年的宇宙自组织及其演化中，不但孕育了星系、地球、生命，更孕育出人类。而人类的出现开始使问题变得复杂起来。这是由于人类创造出一种超越了生物本能的力量，即语言与符号的应用。这使得人类不但拥有了其他生物不具备的沉思与反思能力，而且使人类有能力将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实践经验、精神产品、思想结晶汇合起来、浓缩起来、积聚起来。人类通过教育这种文化遗传的方式，将自己的思想意识传播、流转下去。影片断言：就如同原始物质的集聚导致星系出现一样，人类在包括情感与理智在内的观念世界，为自己营造了一个“小宇宙”，人类也因此竟至成了宇宙的大脑和心脏！我猜测，这也就是夏尔丹·德日进（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1881—1955年）深为关注的地球的“精神圈”（Spiritual Sphere）。
格瑞姆、塔克夫妇是美国研究德日进的首席专家，分别是德日进学会的主席、副主席，他们的学术思想深受德日进的浸润，甚至可以说他们虔诚地继承了德日进的衣钵。
德日进是法国科学院院士、古生物学家、哲学家、宗教思想家。在西方学界，他被视为当代最伟大的思想解放者之一。关于德日进的研究方兴未艾，他的名字正变得可以和弗洛伊德相提并论。
德日进与中国渊源甚深，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他曾在中国从事古生物学的田野考察与研究达20年之久，是中国古脊椎动物学的奠基者和领路人。他指导了中国最早一批地质考古学者，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是他的朋友，贾兰坡、裴文中是他的学生，他的主要著作也都是在中国完成的。从他的中文名字“德日进”——“厚德载物”“与日俱进”，也可以看出他对中国文化的倾心。令人惋惜的是，长期以来，德日进在中国却备受冷落，很少有专门的研究。
20多年前，我接触到德日进也不是从他的著作，而只是从德国学者G.R. 豪克的《绝望与信心》一书中得到的吉光片羽：“精神圈”（有时也称作“心智圈”“智慧圈”）。[2] 这成了我的生态文化批评研究的一块基石，并写进了我的《生态文艺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中。此后，夏尔丹·德日进的肖像就和亨利·大卫·梭罗、奥尔多·利奥波特、蕾切尔·卡逊、詹姆斯·洛夫洛克一道，作为世界生态运动的先驱，被高高悬挂在我的研究室的墙壁上。
德日进把宇宙的演变过程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加以研讨，他认定物质与精神的对立、质与量的鸿沟、无机物与有机物的界线，是完全不存在的。物质与生命、物质与精神一开始就具有内在的联系，“生命的种子”（Previe）、“意识的微粒”（Grans de conscience）早在在生命体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用德日进的话说，他的理论指向在于“将精神和物质结合起来，放在一个合理的透视里”，“在我们生存的物理与道德的两岸间建立一座桥梁”。[3]
这无疑也是影片《宇宙之旅》编导制作的努力方向。
但《宇宙之旅》并未停留在对于德日进学说的解读，而是接着德日进的话题继续往下说。
德日进在1955年去世。晚年的德日进已经意识到，人类这种高等智慧生物具备了“自由、预见未来、计划和建设”的强大能力，人类的科学技术开始有效地覆盖“整个地球的表面”，大自然里“最后的空白消失了”，高度的社会化过程已经将地球上的人类“编织进一个有机联系的网络”，一个“全球化的阶段”已经开始。对此，德日进不无隐忧：“这是一种十分危险和艰难的境况，因为它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充满了生死攸关问题的世界，无数的生灵挤靠混同在一起，简直喘不过气，饮食、卫生、神经上的放松都是问题。”[4] 于是，他呼吁应该建立“一种新的地球伦理学说”。[5]
德日进离开这个世界已经60多年，地球上生态状况的恶化已经远远超乎这位生物学家的想象，《宇宙之旅》的编导们对此有着切肤之痛，因此，影片的后半部，实际上就是在着力构建这种“新的地球伦理学”，这也是一种人类生态伦理学。
影片通过生动的画面展示：近代以来，人类这个能够把想象变为现实的造梦物种，凭借其对于超自然符号系统的运算与操作，凭借符号构造物的凝聚与传递，已经迅速改变了地球上的一切，从地表上的山川河流，到物种内部的基因编码。人类超强的自信心不断地自我膨胀，自己俨然成为上帝，自信变成了狂妄自大。在远古时代，生命发明了符号意识，如今符号意识却反而控制了生命；宇宙孕育出人类的身体和灵魂，而现代人类却背离了宇宙精神。自然，反倒成了劣于人类的东西。
凭借现代科学技术，人类已经变得与地球本身一样强大，人类的行为已经足以改变这个星球上的物理状况、化学状况、生物状况，甚至还在改变生命的动力学、地球进化的动力学。这也就是学界渐渐承认的，地球已经进入“人类纪”（Anthropocene）。由于人类不负责任的开发行为，地球的冰冠在纷纷融化，珊瑚礁在纷纷白化。现代人为了一己的利益最大化，正在大规模地摧毁海洋、摧毁森林、摧毁其他异己的物种，耗光一切不可再生的能源，在地球上酿造出巨大的生态灾难。
影片指出：人类是宇宙的大脑和心脏。让人痛心的是这个大脑、这个心脏患上了疾病，而且是严重的疾病：心梗阻、脑中风。
人有病，天知否？宇宙也许会逐渐调整自身出现的偏差，那样可能需要的时日太长，而且最终给人类带来的后果将是更惨烈的。对于人类来说，当务之急则是发挥更高一级的智慧，将自己的符号意识观念系统，即包括科学技术在内的文化与文明调整到与宇宙进化相和谐的层面上来。这或许也就是德日进期待的“新的地球伦理学”。
人类的这种“大智慧”在哪里？我又想起梭罗的话：这个时代有必要汇集各个民族古老的生态智慧以应对日益险恶的生态危机。在观看M.E. 塔克、J. 格瑞姆、B.T. 斯怀默编导制作的《宇宙之旅》的过程中，我不时会感受到影片中充盈的中国古代文化元素。
影片中讲到生命是宇宙物质自组织的结果，星星是我们的祖先，地球是造物的子宫，生命以及人类的出现是一种必然。这种“宇宙图景”和《老子》一书中把孕育万物的“道”喻为“玄牝”、视为“万物之母”是一致的，与中国古代哲学中“天地人”的关系也是一致的。
影片做出一个很奇特的判断：人类的特质源于动物幼崽时期的心性，人类的本性基于对动物幼年时期心态的延续。这使我想到《老子》一书中写下的“如婴儿之未孩”“复归于婴儿”“含德之厚，比于赤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是将“赤子之心”“婴儿之性”视为人的天性、本性加以推重的。只不过在影片中，人类的这种“孩子气”除了拥有“天真”“单纯”的一面，还有其“幼稚”“不成熟”的一面，因此人类不可自作聪明、任意而为。
德日进打破物质与精神、无机物与有机物的界限，把宇宙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认定物质与生命、物质与精神一开始就具有内在的联系。影片编导者继承了德日进的这一思想，认为宇宙的诞生，与地球上生命的出现、人类的出现在同一个有机运转的过程中。影片用生动画面展示：人类的起源可以追溯至140亿年前宇宙的诞生，与宇宙间万事万物一样，人类也是由相同的能量和元素所构成；人类的出现离不开40亿年前地球上产生第一个单细胞，人类的激情来源于脊椎动物的进化，人类的恻隐之心应是亿万年前生存于海洋中的早期鱼类之间的同情心的延伸。一句话：从遗传学来看，人类是一切生物的表亲！这也就是中国古代道家经典中讲到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6] 亦即后人所说的“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也正是基于此，塔克夫妇讲到人类起源时不说600万年，而喜欢说40亿年，那是地球生命进化的历史年代，人类与地球上的所有生命是一体的。
从中国古代“天人之际”的理论看，人性通往天性，“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7] 人性即天性，人心、人性的源头在天，在宇宙。[8] 孔夫子言说的“天”，相当于“宇宙最高的道德秩序”，近乎西方宗教中“有意志的上帝”（the supreme moral order in the universe）。[9] 至此，中国古代宇宙论中“天人合一”的哲学与德日进关于宇宙与生命共一体的理论就已经遥相呼应起来。
这种天人合一的宇宙论，作为中国古代道家文化、儒家文化的理论核心，在宋代大哲学家张载的《西铭》一文中得到完美地表述：“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10] 对此，魏义霞已经有相当详尽的解说：依托于宇宙秩序，人与万物同处于天地之间，具有共同的根基和本原。天地是人和万物共同的父母，奠定了人在宇宙中的位置，证实并强化了人与万物的亲缘关系，加固了宇宙秩序与社会秩序之间的联系。把他人当作自己的兄弟姐妹同胞，视万物为自己的亲密伙伴，是人与生俱来而无法选择的行为追求和交往方式。人在天地之间的特殊处境不仅决定了人与万物的亲密无间，而且决定了人有责任处理好人与人、人与物的关系。[11] “天人一气”“乾父坤母”“民胞物与”“爱民惜物”，既是天道，又是人情。以上命题，我们在这三位美国学者精心制作的影片《宇宙之旅》中，全都可以亲切地品味到。
自20世纪中期以来，人类正面临着祖先们从未遇见过的群体挑战。随着自然环境的破坏越来越紧迫地危及人类的生存，诸如哲学、美学、历史学、社会学等人文学科开始将目光转向生态学，而一贯作为自然科学的生态学也开始关注人类自身的问题，关注人类自身的精神问题。这就是杜维明先生在世纪之交指出的“生态学的人文转向”，他认为这或许才是人类走出困境的一条可行之路。深谙中西文化底蕴的杜维明先生指出：“人类宇宙统一的世界观通过强调天人之间的互动共感唱出了不同于当代中国世俗人文主义的曲调。就重估儒家思想而言，这种世界观通过强调人与大地之间的相互作用标志着儒学的生态转向。”[12] 同时，杜维明还援引了M.E. 塔克的话说：“儒家天、地、人三才同德有赖于三者浑然天成并且充满活力的交汇。不能与自然保持和谐，随顺它的奇妙变化，人类的社会和政府就会遭遇危险。”[13]
M.E. 塔克这位西方学者希望通过与东方古代生态文化精神联手来拯救现代文明的危机，这不仅在《宇宙之旅》这部专题片中得到生动体现，在她为我的《陶渊明的幽灵》一书的英文版撰写的序言中也同样表达了这一意向：
陶渊明辞世已经1600年了，地球早已今非昔比。在如今这个被称为“人类纪”的时代，地球各处均已遍布人类足迹。陶渊明对自然的神秘回应有着独到的见解，他给我们提供了一条线索，将我们编织进生命之网。
如今，生态破坏严重，社会支离破碎，人们从未像现在这样去探索在支撑人类安身立命的浩瀚宇宙中，自己所扮演的角色。而陶渊明用其简明凝练却又气象万千的语言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阐释：“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进一步了解这位中国伟大诗人陶渊明，与他开怀对饮，与他品诗赏乐。那么，就让陶渊明带领我们，回归自然、回归宇宙吧！[14]
专题片《宇宙之旅》在放映结束时，主持人B.T. 斯怀默说道：
宇宙用身体孕育了人类的身体，宇宙的动态自组织孕育了人类的灵魂。在140亿年的时间长河中，星系将自己转化成山脉、蝴蝶、巴赫音乐、你和我，这些流进我们血脉的能量，可能会让地球的面目焕然一新！我们属于这里，我们正在撰写宇宙的新篇章。
伴随着他那浑厚的男中音，画面上是一艘朝着茫茫大海行驶的“夜航船”。同时，美丽的地球承载着人类也正向宇宙深处驶去。
[1] 作者简介：
鲁枢元，男，1946年生，河南开封人。黄河科技学院生态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心理学。
王兆屹，女，1981年生。黄河科技学院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传播学和公共关系。
[2]G.R. 豪克：《绝望与信心》，李永平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218页。
[3] 《德日进集》，王海燕编选，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第91页。
[4] 《德日进集》，王海燕编选，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第219页。
[5] 《德日进集》，王海燕编选，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第220页。
[6] 《庄子·齐物论》。
[7] 《孟子·尽心上》。
[8] 参见余英时：《论天人之际》，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17页。
[9] 参见余英时：《论天人之际》，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43页。
[10] 《张载集》，章锡琛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62页。
[11] 参见魏义霞：《张载〈西铭〉解读》，《光明日报·学术版》2010年12月20日。
[12] 杜维明：《对话与创新》，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83页。
[13] 杜维明：《对话与创新》，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16页。
[14]Shuyuan Lu, The Ecological Era and Classical Chinese Naturalism—A Case Study of Tao Yuanming, Spriger, 2017.
责任编辑：孙页
The End
《上海文化》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 S S C I ) 扩展版来源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引文数据库来源刊
主办单位
上海市作家协会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