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化》| 名师学案
吕思勉学案
李波 | 山东农业大学副教授
原文刊载于《上海文化》2018年第2期
内容摘要
吕思勉是近代史学大家，治学领域广泛，著述种类宏富，其学术体系博大精深，涵盖内容范围千古、牢笼万端，可谓通贯各时代、周瞻诸领域。他不仅在通史和断代史方面研究成果卓著，而且在史料学、文字学、民族史、思想史、古史学、文学史、社会史等多个研究领域皆有建树，并撰写出大量教学用书和通俗读物，发表了很多时论文章，为后人留下了总计1400万余言的著述，为中国近代史学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 键 词 吕思勉 近代史学 通史 专史
吕思勉（1884—1957年），字诚之，与陈寅恪、陈垣、钱穆并称为近代史学四大家。吕思勉治学领域广泛，著作种类宏富，在中国通史和多项专史方面皆有建树，并撰写了大量教学用书和通俗读物，发表了很多时论文章，为后人留下了1400万余言的煌煌著述，为中国近代史学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吕思勉史学是在近代中国社会变革和中外文化对撞交融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同时，又是其本人凭借丰厚的学识与坚韧的品性，不计名利、勤苦治学的结果，带有自己独具的学术风格。深入考察和系统总结吕思勉史学，无疑对推动新时代的学术建设很有启迪意义。
一
1884年2月27日，吕思勉出生于江苏省常州市十字街吕氏故居，自称“家世读书仕宦，至予已数百年”。[2]父亲吕德骥好治经史之学，著有读书笔记及诗集若干卷，母亲程梫与姐姐永萱皆能诵经史，著有诗文。吕思勉自1889年6岁起，先后师从薛念辛、史幼纯、魏少泉接受私塾教育，到1893年9岁时由于家庭经济拮据无力延请塾师，改由父亲自行教授。同时，吕思勉还向当地耆宿问学请益，诸如向石小泉问业作诗著文，跟从族兄吕幼舲点读古籍，向薛以庄请正文字，从谢钟英处得到论事方法，向丁桂征请教经学和小学，听屠寄讲解元史，等等。家乡学风氛围的浸染，父母师友的言传身教，直接影响了吕思勉读书治学的道路及其对学问与人生的认知。
1894年10岁，甲午战争期间，吕思勉开始阅读《泰西新史揽要》《日本国志》等新书；1896年12岁，阅读《时务报》，此后订阅各类新出书籍报章，数十年从未间断。吕思勉熟读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严复等人的著述，这些学者的思想言论对他影响很大，这在他以后的学术研究中都能够体现出来。吕思勉在少年时代还学习过英文，通过和文汉读的方式，读了一些日文书；并且曾向徐点撰、庄伯行问业学习数学和形学。习读新书报、追求新学问的行为与观念，可见时代变化所及于吕思勉的冲击和影响。
1899年15岁，吕思勉参加小试，考入阳湖县学。1903年19岁，曾参加乡试，并计划进入上海震旦学院求学，均未果。父亲吕德骥鉴于“世变亟矣”，要求他“隐居不仕，教授乡里最佳”。[3]1905年21岁，吕思勉执教常州私立溪山小学堂，讲授国文、历史。次年其父病逝，家境益坏，吕思勉的教薪成为家庭主要经济来源。
1906年22岁，吕思勉决意走治史道路，自言：“予论政治利弊，好从发展上推求其所以然；亦性好考据，故遂逐渐走入史学一路。”[4]吕思勉在22岁之前曾自首迄尾阅读过的史书，包括编年体《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与《明纪》等，典志体《通典》《文献通考》《通志·二十略》等，纪传体所有二十四部正史，这样的阅读经历为他以后从事史学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此外，他还攻读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段注说文解字》《十三经注疏》《读史方舆纪要》《古文辞类纂》《经世文编》《日知录》等典籍，掌握了目录学、文字学、经学、地志学、文学、经世学、考据学的知识，以后他不仅在这些方面都有建树，而且皆成为他治史的良好工具。
1907年23岁，吕思勉执教于苏州东吴大学，不久转至常州府中学堂讲授历史、地理。1910年26岁，随屠寄到南通国文专修科教授公文写作。1911年27岁，辛亥革命爆发，屠寄在常州筹划光复活动，吕思勉往来奔走于苏常宁沪之间，此时为他是否选择进入政界的关键期，虽然机会甚多，但他本无意做官，又对当时的政坛风气很不以为然，“遂于政治卒无所与”。[5]
1912年28岁，吕思勉抵沪谋职，执教于上海私立甲种商业学校，教授应用文字、商业经济和商业地理等课程。1914年30岁，在上海中华书局担任编辑。1919年35岁，转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同年至江苏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1920年36岁，远赴东北，在国立沈阳高等师范学校任教，讲授国文、历史和文字学。吕思勉在沈阳高师3年，积极参与各类学术活动，撰写了很多文章著述，是他学术事业发展的重要时期。
1923年39岁，吕思勉南归，先在江苏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授国文、历史，后到上海私立沪江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和文字学。1926年42岁，吕思勉至上海私立光华大学国文系任教，后学校设立历史系，为系主任、史学教授，先后开设过中国通史、中国文化史、中国民族史、中国近世史、历史研究法、中国史籍研究等课程。他长期在光华大学任教，直至1951年底该校并入华东师范大学。吕思勉后半生的个人生活和教学研究工作，均与光华大学紧密相关。
1935年51岁，吕思勉所著《白话本国史》一书（由商务印书馆1923年初版），遭南京市政府查禁，上海市国民党党部亦令商务印书馆修改书中“宋金和战”章节内容。报人龚德柏以该书有诋毁岳飞、拥护秦桧的言论为由，向法院控告商务印书馆及编著者违反出版法，犯外患罪。上海地方法院审理后宣判，该书关于宋金和战的观点“虽未适当，要皆在我国东北之地未失以前，与现在情形不同，自非别有作用，既系个人研究历史之评论与见解”，不构成犯罪，因此免予起诉。[6]龚德柏对裁决不服，提请上诉，被江苏高等法院驳回。对于这桩由学术争议引发的诉讼案，当时各种报章杂志纷纷发表评议，有抨击者，有辩解者，甚至有借机勒索图利者，对此吕思勉均置之不理，且不作答辩。直至晚年，他方谈及“此书曾为龚德柏君所讼，谓予诋毁岳飞，乃系危害民国，其实书中仅引《文献通考·兵考》耳”。[7]
1937年53岁，日军侵入上海，吕思勉偕妻女随光华大学退入租界。“孤岛”时期，吕思勉积极与王伯祥、童书业、杨宽、钱穆等人合作开展学术活动，并用多个化名在进步期刊上发表弘扬民族精神、揭露日军暴行的文章，这是他一生中从事教学和研究最为忙碌、撰写各种论著数量最多的时期，寄托着其书生救国的抱负与志愿。1941年57岁，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租界沦陷，吕思勉被迫于次年返回常州故里，先在游击区的青云中学和辅华中学教书，后与开明书店约定撰写《两晋南北朝史》书稿，靠预支稿费维持生计。
1945年61岁，抗战胜利，吕思勉携女儿翼仁至上海，继续在复校的光华大学任教。50年代初期，吕思勉曾任光华大学工会主席、代校长。1951年67岁，光华大学并入华东师范大学，吕思勉遂入华东师大历史系任教。后参加“三反”运动接受思想改造，当选中国史学会上海分会理事、江苏省第一届政协委员，获评历史学一级教授。
1957年73岁，吕思勉病逝于上海华东医院，安葬在上海虹桥路万国公墓。[8]吕思勉自1953年69岁起即疾病缠身，次年病情加重，不得不告别已从事50载的教学工作，但仍然坚持学术创作，直至逝世前一天还在校阅稿件，其一生可谓尽瘁于学术志业。
吕思勉所撰写的多种论稿，由于其家人和学生的妥善处置、精心整理，大部分留存了下来，并不断得以再版重印。吕氏论著的出版刊行，截至目前，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吕思勉生前，由他本人经手出版的著书和发表的文章。第二个阶段是在吕思勉逝世之后，由顾颉刚提议，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发起，于20世纪60年代初成立吕翼仁、杨宽等组成的吕思勉遗著整理小组，整理出版吕思勉遗稿，整理费用由家属负责。由于“文革”发生，直到八九十年代才陆续整理出版了一批吕氏遗著，其中包括部分吕思勉生前未刊的稿件，但这个阶段出版的许多著作，由于历史原因，有些内容在原作基础上作了删改，在阅读时需要加以注意。第三个阶段是自21世纪初开始，由李永圻、张耕华负责，自2005—2011年陆续整理出版“吕思勉文集”，共计18种，囊括吕著50余部；在此基础之上，2015年又整理出版“吕思勉全集”，收录了现今已找到的各种吕氏著述，共计26册1400万余字。“吕思勉文集”与“吕思勉全集”均依照吕思勉生前原稿件或初刊版本，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具有较高的研究使用价值。现坊间流行的其他各种吕思勉著作，大多以上述吕翼仁、杨宽、李永圻、张耕华等所整理的版本作为翻印底本。吕氏著述的不断再版，为学习阅读吕思勉著作提供了便利，并推动了吕思勉学术研究的开展。
二
吕思勉主张研究学问应该由博返约、自专趋通，其一生读书治学大体上即是沿着这个轨迹前进的。按照这个轨迹，结合他在不同时期所取得的主要学术成就，可以把他的学术道路划分为三个时期：一是清末民初前后近20年间，所从事的大多是关于文史之学的研究；二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他正式开始了在近代大学体制内教学与科研的生涯，此期主要从事各种专史研究；三是自1940年前后起，吕著中国通史与几部断代史陆续结集刊行，这应是其学术的总结阶段。
20世纪初期，尽管吕思勉已经有“专意治史”的打算，但他还是借着“文名”称著乡里的，并且治学的兴趣面相当博杂。吕思勉在古典诗词方面造诣颇深，他自少年时代就跟从擅长诗词的亲戚师友作诗钟、对联句，诗词酬唱；后曾于1909年、1914年两次与亲朋同好结成诗社，共同作诗、相互评点。[9]当时吕思勉作诗填词的兴致极高，现在整理出的吕著诗词遗稿中，《蒿庐诗稿》的半数与《梦秋词》的全数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吕思勉虽然谦称“少好宋诗，中年后亦好唐诗，但无功力，下笔仍是宋人境界”，[10]实际上恐怕要超越不少。宋明以来的士大夫诗作，常常以教谕的口吻讲义论理，道学气十足，反观吕思勉的诗作，充溢着才情与灵性，自然、清雅、恬淡，一如其人。
昔时章学诚曾言：“史所载事者，事必藉于文而传，故良史莫不工文。”[11]作为史学家的吕思勉就是既深于学又长于文的，他的文学天分很高，能写一手好文章，近代学者金松岑称赞他“少年时代的文章，才华横溢，且又意境孤峭，笔锋犀利”。[12]他写文章不仅文字雅驯、意境高远，而且还有下笔成章的捷才，自言：“予少时行文最捷，应乡举时，尝一日作文十四篇，为同辈所称道。”[13]吕思勉早年时泛览群书，大多是当作文章读的，特别是在攻读姚鼐所编《古文辞类纂》和王先谦所编《续古文辞类纂》等书时，从其圈点中获得很大收益，他“文初宗桐城”，后又努力突破桐城派义法，专攻先秦两汉古文，“所作亦能偶至其境”，[14]他称自己为古典主义文学的正统派。
吕思勉在20世纪初期曾经致力于小说创作和文学理论研究。由于他以史学名家，并且后来自己也极少提及这段文学创作经历，所以直到最近十数年，他在这方面的成就才逐渐引起学界关注。迄今为止，已发现的吕著文言小说有3部，即《未来教育史》《女侠客》《中国女侦探》。前两部均发表于1905年，都是未完稿，仅存4回内容；后一部1907年出版，是包括3个故事的系列侦探小说，为吕思勉第一本刊印的著作，也是我国最早的侦探小说之一，具有重要的文学史价值。1914年吕思勉在《中华小说界》连载《小说丛话》，共3.6万余字，为清末民初小说理论作品中字数最多、容量最大的一篇，该文通过借鉴西方文学理论，结合中国传统小说的写作实践，深入分析小说的性质、功能、分类等问题，提出了系统深刻、富有创见的观点，扭转了梁启超号召“小说界革命”以来小说创作过于侧重政治功用的趋向，为中国近代“小说学”的建立做出了理论贡献。
吕思勉在这一时期的著述，除了诗词和小说外，还包括大量政论、杂记、传记、笔记、考证类的文章。在1914—1919年担任出版社编辑期间，他曾先后编写了修身、国文、历史、地理等科目的10种中小学教科书，[15]撰写了《苏秦张仪》《关岳合传》《国耻小史》《中国地理大势》等4种通俗读物，还撰成了一部系统叙述中国古代医学典籍及其源流派别的著作《医籍知津》。通观这个阶段吕思勉著述成果的内容与立意，虽然具有时代新义，但其治学的模式与范围，总体上还不能完全脱离中国传统文史之学的旧路数。
三
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吕思勉进入其学术道路的第二个阶段，逐渐成为近代史学大家。在这段时期，他非常注重各种专门史研究，先后撰写了数十部专著。他晚年总结自己的学术论著，提及代表作有15部，其中10部为史料学、文字学、民族史、学术思想史等专门领域的著作；30年代末期，吕思勉曾参与编著《古史辨》，在古史学研究上具有自己的见解。以下即主要从这几个方面着手，述其专史研究的成就。
五四前后中国学术界兴起了一场规模较大、影响广泛的“整理国故”运动，吕思勉积极参与了这场学术文化运动。1920年他在《建设杂志》上发表《论货币与井田》（又名《致廖仲恺、朱执信论学书》）一文，这是他第一次站在史学家立场上参与讨论学术问题。在这篇文章中，吕思勉批驳了胡适所谓井田制为战国时孟子伪造、由后代学者逐渐增补完善的观点。他指出，战国时代学者对古书的解释，多靠师徒之间的口说相传，《孟子》和《公羊传》《谷梁传》《尚书大传》《何氏解诂》等，“虽词有详略，而义无同异，正可见其同祖一说，绝无逐渐增补之迹也”。[16]他认为那种绵延千载、整齐划一的井田制大概是没有的，但是“行之一时一地”的井田则是可能存在的。1923年吕思勉又在《东方杂志》发表了《辨梁任公〈阴阳五行说之来历〉》一文。梁启超认为，阴阳五行说起于战国燕、齐方士，由邹衍首先传播。吕思勉不认同这种说法，指出“此篇之误，在过信经而疑传”，[17]从而得出错误结论。他认为，位于先秦诸家之列的阴阳家，不可能迟至战国末期才产生出来，诸子百家的学说，流异源同，应该皆来自“古代未分家之哲学”，而古代哲学又源于古代宗教。[18]20年代初期，除了商榷性的学术文章外，吕思勉还撰写了《整理旧籍之方法》《乙部举要》等专论如何整理古籍材料的文章；并结合教学需要，撰成了《群经概要》讲义，以“整理国故之眼光”研究各种经书，概述了历代学者治经的传疏、校注、考证、辑补成果，使这部讲稿颇似一部简明扼要的经学史著作。1926年吕思勉出版了《经子解题》一书，该书分经、子两个部分，首先总论读经之法或读子之法，然后列举各种经书或子书，介绍所列每部书及其分篇的大要，并指出阅读时所要注意的各种问题。《经子解题》自初版以来，曾经多次再版，广受好评。著名文献学家黄永年即称：“没有它，不遇到它，我可能走不上研究古代文史的道路，即使想走也不知道得走多少弯路。”[19]这部书有许多精辟的论断，现以其中“论读子之法”一节为例，列举数条如下：其一，要注意子书不同于后世的文集，“集为一人之著述，其学术初不专于一家；子为一家之学术，其著述亦不由于一人”。其二，经书多陈述事实，而子书多阐发义理，所以“读诸子书者，宜留意求其大义”，不能够轻易判断某书或书中某处为伪造，因为“古人学术，多有口耳相传，无有书籍，本易讹误。而其传之也，又重其义而轻其事”，子书中的很多内容原本就不是讲述史实，而只是借事寓义的“寓言”。其三，子书多为后代学者把某一家学说汇集、编辑成书，并选取这一学派中最有名望的人作为题名，所以先秦“诸子之年代事迹，虽可略知大略，而亦不容凿求”。[20]钱穆撰著的《先秦诸子系年》，“上溯孔子生年，下逮李斯卒岁。前后二百年，排比联络”。[21]这部书虽然在学术界曾经备受赞誉，但显然不会得到吕思勉的认可。
吕思勉认为在新时代从事学术研究，需要对古代典籍进行整理；但他同时又特别强调，要整理古籍，“在研究此具体方法之前，又不能不研求吾人所欲整理之物之性质”。[22]他所认可的整理方法，是必须在切实了解古籍内容和体例的基础上形成的，而不是远离或曲解古籍本义，“六经注我”式的做法。吕思勉一向对那些看似新颖却实非高明的方法很不以为然，他所撰写的关于整理古籍的论著，都是在他切实读解各种书籍之后，根据原书状况，加以个人体悟撰写而成的。吕思勉曾经批评“古人读书之弊，在于不甚讲门径，今人则又失之太讲门径，而不甚下切实工夫，二者皆弊也”。[23]他后来撰写《怎样读中国历史》《从我学习历史的经过说到现在的学习方法》等论著探讨中国史籍的读法，始终都在强调必须下足读书工夫，才有资格谈门径，才能够领悟到有益的方法。
吕思勉在文字学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中国文字变迁考》《字例略说》《章句论》《说文解字文考》4部著作，都是在他1923—1925年间课程讲义的基础上修订成稿的。《中国文字变迁考》论述了中国文字变化的规律，文字的创造，古文籀篆、隶书、正书、行草等字体的发生演变经过。《字例略说》论证六书之说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六种字例，由汉代研究文字的学者创立。吕思勉认为汉代六书之说过于粗略，后人应该在此基础上进行改进，他的这部书即通过“整理旧说，辅以新得材料，以论文字之增减变迁”，[24]并“略申鄙见，论今后立字例之条之所宜”。《说文解字文考》通过分析从许慎《说文解字》中摘录的一些文字，考索古文字的“象形之迹”，以探求文字的源流。《章句论》论述古代典籍的篇章编次和句法符号。吕思勉认为，中国古代本来也有划段点句的符号，只是后来在抄写、印刷的过程中，逐渐失传了，导致古书意涵变得隐晦不明，近代以来采用西式标点符号，也没有完全解决问题。鉴于此，他“乃就记忆所及，粗述其概，并及今后用符号者之所宜”，著成了《章句论》。[25]他非常重视这部著作，认为“此事前人虽略引端倪，从未畅论。拙作出版后，亦未见有续论者”。[26]吕思勉晚年曾着手对此书进行增补，已经搜集整理出了一大批资料，可惜未能完成。
自20年代初期起，吕思勉即开始从事学术思想史方面的研究，先后撰写了《中国古代哲学与道德的关系》《古代之印度与佛教》《古代人性论十家五派》《西汉哲学思想》《魏晋玄谈》等文章。吕思勉把中国哲学的发展演变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为自远古宗教哲学而发展成诸子百家学说，后来两汉、魏、晋学者继续推衍发挥先秦诸子之学；第二期为佛教传入中国，逐渐影响国人的宇宙观和人生观；第三期为宋代以来学者以儒学为本，兼采佛学之长，发展为宋明理学。1925—1926年间，吕思勉把“中国哲学史”课程讲义的部分内容提炼修改成《理学纲要》一书，提纲挈领地论述了宋明理学名家的重要学说、学术渊源及其对社会风俗人心的影响，分析评论了其思想的优长与缺弊，并指出理学的最大特色不在于玄远幽微的思想，而在于躬行实践，他本人的立身行事即深受其影响。吕思勉于1933年出版的《先秦学术概论》，汇总了他二三十年代的诸子学研究成果。这部著作对先秦诸子百家的源流、学说及其相互关系做了全面分析，不仅包括道、儒、法、墨、名、兵、农、纵横诸家，还兼及阴阳数术、方技、小说家、杂家。吕思勉的诸子学研究很有特色：一方面，注重对先秦学术源流与社会情形进行分析。他认为研究“先秦诸子之学，当以前此之宗教及哲学思想为其因，东周以后之社会情势为其缘”。吕思勉反对胡适“诸子不出王官”的观点，认为诸子之学极为精深，不可能仅起自东周时期，“章太炎谓‘九流皆出王官，及其发舒，王官所弗能与；官人守要，而九流究宣其义’。其说实最持平”。同时他还特别强调“不明先秦时代政治及社会之情形，亦断不能明先秦诸子之学”。另一方面，注意借用西学知识探究诸子学说。吕思勉认为清代考据学在校勘、训诂方面的成果很大，与近代的西学知识相互印证，有助于使先秦诸子的很多思想学说“焕然复明”。他在这部书中依然强调研究先秦诸子学，“可分家而不可分人”，“诸子事迹，但述其可信者”，而对各家重要著作的源流与真伪则“详加考证”。例如，学术界多认为《六韬》与《尉缭子》是伪书，吕思勉却认为书中“皆多存古制，必非后人所能伪为”。[27]后来，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发现了这两部书的残简，证明了他当初推断的精准。
吕思勉对民族史的研究起步甚早。1905年他曾在常州“读书阅报社”听元史名家屠寄讲课，他说：“（屠寄）先生为元史专家，考据极精细，我后来颇好谈民族问题，导源于此。”[28]同乡好友刘脊生1919年日记中，有读吕思勉新作《四裔通释》手稿（已佚）的记录，并称其内容殚见洽闻、考证详确，足令清嘉道诸师拜服。现存吕思勉读书札记亦有相当多的条目是属于民族史领域的。吕思勉在民族史方面的代表作是1934年初版的《中国民族史》和1935年初版的《中国民族演进史》。两书各具特色，前者偏重考据论证，后者侧重讲解阐释。《中国民族史》把中国民族分为汉族、匈奴、鲜卑、丁令、貉族、肃慎、苗族、粤族、濮族、羌族、藏族、白种12种，分章节考论各族的源流及其支派，叙述其政教风俗的大体状况和进化之迹，并在每章之后附录对重点疑难问题的详细考证。《中国民族演进史》从中国民族发展演进的主要问题着手，依次解答了民族定义，中国民族的起源、形成、统一、开拓、融合、近代创痛、现状、复兴、演进的总观察等诸问题，介绍了民族史的基本知识，指示了阅读民族史的方法，内容简明、文笔流畅，是一部非常适合青年学生阅读的民族史读本。吕思勉研究民族史，首先注重各民族的文化内容。他认为民族的特征即是文化，一个民族代表着一种文化，中国民族需要了解自身文化的优点和缺点，通过取长补短发扬民族文化，以实现民族复兴；其次强调科学研究、忠实叙述，对于历史上的某些民族问题，不能为了谋求民族团结而隐讳不言，更不能为此而歪曲、抹杀历史真相；再次，对诸多阙疑未释的古代民族史问题，进行了大量贯通精详的考证，发现了诸多前人未曾明晓的事实。金毓黻在所著《中国史学史》中列举近代以来的重要专史著作共9部，吕著《中国民族史》即为其中之一，吕思勉晚年认为，“此书考古处有可取，近代材料不完备”。[29]吕思勉的民族史论著，代表了当年民族史研究所达到的水平，尽管存在着时代局限，但其所取得的考证成果、提出的理论和运用的研究方法，为后来中国民族史研究开展做了重要前期工作。
20世纪前半期结集出版的7大册《古史辨》，可谓中国近代史学建设的重要成果。吕思勉与《古史辨》建立机缘，起于1934年顾颉刚把吕著《辨梁任公〈阴阳五行说之来历〉》一文选入《古史辨》第5册；深入合作则为30年代末上海“孤岛”时期，吕思勉与疑古派另一重要代表童书业，共同编著了《古史辨》第7册。作为领衔编著者，吕思勉做了很多工作，如童书业所说：“这册《古史辨》有三分之一以上是吕先生独立校阅的，其他三分之二，是我和吕、杨（宽）二先生合校的。”[30]吕思勉认为研究古史必须重视对史料的审查，因为“阅世长远，都邑屡迁，方策散佚，岂必其创制显庸之旧？后世文物，无数十百年不迁变者，而故书述三代制度，大率斠若画一，有是理与？”在此意义上，吕思勉认为，顾颉刚、童书业等人的疑古学说和编著《古史辨》的学术活动，“其理卒有不可诬者”。[31]尽管如此，但若综观他发表在《古史辨》中的《古史纪年考》《盘古考》《三皇五帝考》《唐虞夏史考》等文章和他研究古史的其他相关著述，可以发现吕思勉对于审查古书、考辨古史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且其中不乏对疑古学说的直接批评。其一，以古史渐蚀说补充层累说。顾颉刚倡行疑古学说和辨伪研究，提出中国的古史是由后人层累地造成的观点。吕思勉赞成顾颉刚的层累说，同时又补充了古史的逐渐剥蚀说。他指出，由于古人缺乏历史意识，不知道注意事实，在古史层累地造成的同时，许多前人所详知的历史真迹，又逐渐地被后人遗失、淘汰掉了。吕思勉认为伪古史的出现，应是后人层累地造成和史实逐渐地剥蚀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二，研究古史主要在它的真迹而不在它的变化。在顾颉刚提出古史层累说以后，童书业又提出了分化演变说。层累说与分化说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顾、童等人研究古史，“看史迹的整理还轻，而看传说的经历却重”。[32]对于某件史事，他们的研究重点不在于这件史事本身的发生过程，而在于历史上的不同时代关于这件史事的记载是如何逐步演变的，即所谓“不立一真，惟穷流变”。与这种研究方法不同，吕思勉研究古史采用的是传统的考史方法，重点在于考证古史的真迹，而不在于探求相关史料的沿革变化。其三，考辨古书真伪须先了解古今书籍在编著体制上的异同。吕思勉在谈到如何考辨古书真伪时，曾经说：“古人既无记事之作，则凡读古书，皆当因其议论，以亿度其所据之事势。至其所述之事，则当通考古书增减讹变之例，以求其本来。”[33]这里所讲的“亿度其所据之事势”和“通考古书增减讹变之例”，即了解古书的成书背景和编著体制。吕思勉强调“古书自有读法”，他批评顾颉刚等人疑古过甚，“每援后世书籍之体例，訾议古书，适见其卤莽灭裂耳”。[34]他认为完全伪造的古书并不太多，有些古书如《列子》《孔子家语》等虽属伪造，但若运用得法，仍然具有一定价值。总之，吕思勉尽管参加了《古史辨》的编著工作，然而在古史研究的观念和方法上，实则与顾颉刚、童书业等人存在根本的分歧，他并不属于疑古派的成员。
在上述成就之外，吕思勉的专史研究还涉及社会史、文学史、史学史、政治思想史、近代史诸领域，现略述如下。在社会史方面，撰成了包括18个专题的《中国社会史》书稿，其中的5个专题曾于1929年分别以《中国国体制度小史》《中国政体制度小史》《中国宗族制度小史》《中国婚姻制度小史》《中国阶级制度小史》为书名出版发行。在文学史方面，在20年代先后撰成了《国文选文》《中国文学史选文》《论诗》《宋代文学》，后在40年代初还有授课笔记《〈古文观止〉评讲录》一册。在史学史方面，在二三十年代撰写的著述有《史学研究法》（又名《史籍与史学》）和《〈史通〉评》《〈文史通义〉评》《古史家传记文选》《新唐书选注》，此后又撰成了《历史研究法》《中国史籍读法》《史籍选文评述》等。在政治思想史方面，主要为30年代撰成的《大同释义》《中国社会变迁史》《中国政治思想史十讲》等。在近代史方面，先后撰有《中国近代史讲义》《中国近代史前编》《日俄战争》《中国近百年史概论》《近代史表解》等。此外，1937年其部分读书札记以《燕石札记》为书名出版；1939年通俗读物《三国史话》在报刊上以连载形式发表；还撰写了一大批各种题材的文章，编撰出版了6部中学历史教科书。[35]
专史研究在民国学界颇受重视，胡适在1923年《〈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曾经提倡“专史式的整理”，主张“用现在力所能搜集考定的材料，因陋就简的先做成各种专史”，而在专史之中再分出子目，并认为“子目的研究是专史修正的唯一源头，也是通史修正的唯一源头”。[36]多年来一直号召编撰通史的梁启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也开始注重专史研究，他说：“因为作通史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专史没有做好，通史更做不好。”[37]从胡、梁两人的言论可知，他们提倡研究专史，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为最后编撰通史服务的。不过，最后把这些想法真正贯彻落实下去的，还要推吕思勉。他在30年代曾说：“就社会一种现象，而阐明其所以然，专门史所有事也；合各种现象，而阐明全社会之所以然，普通史之所有事也……然则将一切史籍，悉行看做材料，本现今科学之理，研究之以成各种专门史，更合之而成一普通史，则今日史学之趋向也。”[38]吕思勉的各种专史研究，为其研撰通史和断代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四
吕思勉撰有两部通史：《白话本国史》《中国通史》，4部断代史：《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除《白话本国史》稍早外，其余皆颁行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这两部通史和4部断代史是吕思勉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著作，最能体现出他的治史理念、撰史宗旨和作史方法。
第一，“观其会通”的治史理念。对于史学研究的目的，吕思勉说：“种谷者意在得食，育蚕者意在得衣，读书稽古，亦冀合众事而观其会通，有以得其公例耳。”[39]在吕思勉看来，历史恰如一条滔滔不息奔涌向前的长河，过去、现在、未来，所谓古今之变皆在进化的长流之中。所以，他研治史学讲求综合归纳与融会贯通，注意梳理分析历史事件的发展过程及其前因后果，探索总结典章制度的演化轨迹及其变迁缘由。在前代学者的著作中，吕思勉推崇顾炎武的《日知录》与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因为这两部书皆具会通精神，“前者贯串全书，并及于身所经验的事实。后者专就正史之中提要钩玄组织之，以发明湮晦的事实的真相，都是现在治史学的好模范”。[40]在吕著通史和断代史著中，考论史事能够贯串古今，提要钩玄，“搜采惟恐不多，别择惟恐不少”，[41]颇具顾、赵两书的风格。
近代以来的史学界，随着学术转型和新式教育科研体制的确立，仄专深入的研究成为普遍风尚，其极端者如傅斯年即公开反对疏通，宣称“历史学不是著史”，“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吕思勉完全认可仄专研究的必要，但依然坚持“学贵博而能约”，学术研究应该“分之而致其精，合之以观其通”，分科别类的专门研究主要是为“研究的方便”，“惟普通的历史乃是称为真正之历史”。[42]在近代学者中，梁启超对吕思勉的学术研究产生过较大影响，吕思勉自言：“粗知学问，实由梁先生牖之，虽亲炙之师友不逮也。”[43]吕思勉认为梁启超治史，虽然“用严格的科学眼光看起来，或者未能丝丝入扣”，[44]然“其所长实在通识方面”，“最能以新学理解旧史实，引旧史实证明新学理”。[45]梁启超是20世纪中国新史学的发起者，也是近代史学界通史编撰最有力的倡导者，虽然最终并没有完成其新史志愿，但曾经多次制定撰史计划与史书目录。若将梁氏所拟定的《中国通史目录》《中国文化史目录》等，与吕著中国通史和断代史的目录进行认真对照，可以发现两者之间确实存在诸多近似之处。1925年金毓黼在初读吕著《白话本国史》时，就意识到梁、吕两人治史理念相通，他说：“梁氏之新计划不知何日实现？而吕氏之作已将梁氏所举六部融纳编中，虽体非纵断，而独绝众流，故自可贵，即他日梁氏之作有成，亦恐无以胜乎此耳。”[46]可以认为，梁启超的新史学理念和编撰新史书的诸多构想，在吕氏史著中得到了具体的会通实践与完善发展。
第二，“再造已往”的撰史宗旨。吕思勉认为：“现在的史学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再造已往’。何谓再造已往呢？那就是已往的时代，虽然已往了，我们却要综合各方面，使其时代的情形，大略复见于眼前。”[47]这要求治史者不仅要研究已往的历史事实，更要研究已往的社会状况。吕思勉认为旧史学的最大弊病，在于专重特殊的事件和人物，认识不到普通社会的重要，不知道特殊的事情总是发生在普通社会中的，历史上的那些常人、常事才是最应该关注的。他说：“常人、常事是风化，特殊的人所做的特殊的事是山崩。不知道风化，决不能知道山崩的所以然，如其知道了风化，则山崩只是当然的结果。”[48]吕思勉经常以韩信和戚继光两人将兵的事例，说明研究社会一般状况的重要：韩信直接“驱市人而战之”犹能破敌，戚继光却需要按照《练兵实纪》上的方法认真训练士兵；这是因为春秋战国是举国皆兵的时代，在紧承其后的秦汉时期，贾人、赘婿、闾左仍然可以征发充兵，这些临时聚集的人众，置之死地、背水一战，反而可以激发战力；到了明代中期，国家承平已久，一般人民根本不懂得战斗的技艺，则需要通过训练才可为兵。“韩信和戚继光的事，看似相反，而实则相成，若非知其环境，就无从了解其真相了。”[49]所以，对于史学研究者而言，“单知道攻战相杀的事，是不够的，即政治制度，亦系表面的设施。政令的起原及其结果，其原因总还在于社会，非了解社会情形，对于一切史事，可说都不能真实了解的”。[50]
如前文所述，吕思勉的学术关切点前后存在差异，然而他以社会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则在不同的阶段表现的相当一致。如他在1923年版的《白话本国史》中称：“历史者，研究人类社会之沿革，而认识其变迁进化之因果关系者也”；[51]1934年版的《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中则称：“历史者，所以说明社会进化的过程者也”；[52]1941年版的《先秦史》中则说：“史也者，所以求明乎社会之所以然者也”。[53]这三种说法不尽相同，但显然都是把社会状况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吕思勉撰写史著，始终措意社会日常与民众生活，这在吕著通史所设的农工商业、财产、钱币、饮食、衣服、住行、婚姻等章节，以及4部断代史所设的社会组织、社会等级、人民生计、实业、人民生活等章节中都能够体现出来。
第三，新旧结合的作史方法。吕思勉曾经总结作史的方法：“历史该怎样做法呢？那在理论上是无疑义的。第一，当先搜集资料。第二，当就所搜集的材料，加以考订，使其正确。然后第三，可以着手编纂。”[54]由吕著通史和断代史的作史方法，亦反映出清季民国时期新旧学术之间的对撞与交融。
首先，关于史料的搜辑。在20世纪上半期，随着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的转型，史学界的史料观念也随之发生了转变，学者普遍重视新发现的材料，把是否运用新材料作为评判史学著作价值的重要标准。吕思勉早在编写《白话本国史》时就认识到人类遗骸、古迹古物、旧时法俗均为研究材料，文献材料不过是其中的一种，但他同时认为：“最完全最正确的，究竟要推书籍。所以研究历史，仍得以‘史籍’为中心。”[55]到40年代编写《先秦史》时，他依然认为“书籍在今日，仍为史料之大宗”，其他材料仅能起到辅助作用。[56]其实，如果客观审视近代史学界的研究成果，会发现陈寅恪、钱穆、汤用彤等史学名家的代表作，其材料来源主要是常见书籍，他们的学术成就皆建立在文献材料基础之上。吕思勉即言：“前人之材料，是乎吾辈之如何研究取用而已。以吾观之，中国史部所存，可宝之材料实甚多。正如丰富之矿山，数世采之，尚不能尽。”[57]所以，学者的学术眼光、学问功底，理解和取舍材料的能力，才是决定治史成就大小的关键。吕氏史著大多是凭借传统文献材料作成的，吕思勉通过耙梳钩稽、提炼整理，把这些常见书籍真正地变为丰富的矿山、可宝的材料。吕思勉以“再造已往”为撰史宗旨，重视以前社会的一般状况，需要将反映社会活动各个方面的材料悉数摄取论述，然而“常事不书”是秉笔者的惯例，传统书籍中关于这方面的记录不仅数量较少，而且比较零散，搜集整理颇为不易。吕思勉以一人之力，上迄先秦下至近世，搜辑各种材料，撰成多部通史与断代史，确属不易，诚如港台史家严耕望所言：“此种魄力与坚毅力，实在令人惊服。我想前辈成名史学家中，除了诚之先生，恐怕都难做得到，这不是才学问题，而是才性问题。”[58]
其次，关于史料的考订整理。吕思勉在《白话本国史》绪论中谈及怎样整理史料，他认为“有两件事情，最应当注意”，即“要懂得考据之学”和“要有科学的眼光”。这两个方面：考据之学求得历史的真实，科学眼光发现历史的意义，两者的有机结合，乃是近代史学得以确立的基础。所谓考据之学，是指清代汉学家的历史考据学，吕思勉声称：“必须懂得这一种方法，一切书才都可以读，一切材料才都可以使用。”[59]在吕氏史著中，关于史事考据的内容占据着相当大的比重，书中“且必著明其如何考据而得，俾学者并可略知考据的方法”。[60]特别是在处理一些存有疑义的历史问题时，都是先排列各类史料、胪举诸种观点，然后勘比权衡、综合分析，最后做出评判，或者阙疑不论。金毓黼即认为吕氏史著“凡创一义，必罗举多证，而后折衷一是，断其或然或不然。此清代汉学治学方法，而吕氏依用之者”。[61]例如《白话本国史》中为论证古代“粤族”的文身风俗，引录了大量史料，分别出自《礼记·王制》《汉书·地理志》《后汉书·哀牢传》《后汉书·东夷传》《三国志》《北史·琉球传》《南史·扶南传》及阎若璩《四书释地三续》等，这些考证内容充分体现了吕思勉学术底蕴的深厚与治学态度的严谨。
所谓科学的眼光，是指采用社会学、考古学、地理学、语言学等新知识，掌握进化史观、唯物史观等新观念研究历史。在撰写《白话本国史》时，吕思勉就提出利用经济学、社会学等近代科学知识，有助于了解已往的社会状况。例如该书第一篇第九章，即借助马克思主义理论阐释春秋战国时代社会经济的变迁：“（一）贵贱的阶级破，贫富的阶级起。（二）共有财产的组织全坏，自由竞争的风气大开。是春秋战国时代社会的一种大变迁，是三代以前和秦汉以后社会的一个大界限。”书中并指出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把社会上的形形色色，一切都归到经济上的一个原因，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也不过如此”。[62]《中国通史》自序称：“此书之意，欲求中国人于现状之所由来，多所了解。故叙述力求扼要，行文亦力求浅显。又多引各种社会科学成说，以资说明。”[63]例如该书第一章探究中国婚姻状况的发展演变，借鉴了马林诺夫斯基《两性社会学》、罗维《初民社会》、王叔奴《中国娼妓史》等社会科学研究的成果，并且对现行的夫妻关系和家庭制度等做了深刻的反思，提出了颇为新颖的观点，“叙述中兼有议论，纯从社会科学的立场上，批评中国的文化和制度，极多石破天惊之新理论”。[64]吕思勉后期治史与以前相比，对各种近代科学知识和方法更加重视，同时在运用上也更加审慎。他逐渐认识到：“以科学定律论事物，固最可信，然科学定律，非遂无误，又科学止研究一端，而社会情形，则极错杂，据偏端而抹杀其余，必误矣。”[65]在四五十年代，吕思勉虽然较多地借用各种新知识研治史学，但也更加注意对史事本身的考察。例如对远古三皇时代的论述，在早期的《白话本国史》中，是通过搜集古籍材料，以印证社会学家所谓人类社会经由渔猎时代、游牧时代、农耕时代逐次进化的理论，明显带有以论带史的倾向；到了后期的《中国通史》与《先秦史》中，则认为三皇的名称“不过代表社会进化的一个阶段，究有其人与否，殊不可知。但各部族的进化，不会同时，某一个部族，对于某一种文化，特别进步得早，是可以有的”。[66]对当时某些部族的史迹进行考证，则成为研究的重点。
最后，关于史书编撰。新时代需要新史书，新史书需要采用新的编撰形式，以承载新观念和新思想。吕思勉对近代史书编撰体制进行了积极探索，其中最具特色的，为《白话本国史》在史学著述语言上的尝试，以及《中国通史》和4部断代史在编排结构上的创新。《白话本国史》被称为第一部影响较大的白话文中国通史。吕思勉之所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之际，就着手写作一部白话文史著，不仅是受当时“文学革命”思潮的影响，还得益于他很早以来就对语言文学改革问题的关注。吕思勉从清末起，先后撰写了多篇文章讨论这一问题，他支持文学改革，提倡使用白话文，但主张改革要循序渐进，反对把传统文学斥为“妖孽谬种”，不赞成因为提倡白话文就完全否认文言文，他指出文言文的长处在于文字简省、句法确定、表述有力，能够略通文言文，对于运用白话文是有帮助的，如果白话与文言“两者同时并进，并可参用外国语以附益之……磅礴郁积，万流齐汇，及其结果，而新文学出焉”。[67]吕思勉处理《白话本国史》的文辞问题，就是以此种观念作为指引，他在该书“序例”讲道：“本书全用白话，取其与现在人的思想较为接近。但遇（1）文言不能翻成白话处，（2）虽能翻而要减少其精神，（3）考据必须照录原文处，仍用文言。”[68]
20世纪初期的国史编撰，大多直接借用域外史书根据历史分期编排章节结构的做法。吕著《白话本国史》即把整部书分为上古史、中古史、近古史、近世史、现代史5个篇章，依次讲述。自30年代后期起，吕思勉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有了变化，他强调分期要根据中国史的实际情况，不应直接照搬域外史书的做法，如其《先秦史》总论中所言，“当自审史事而为之，并当自立名目，而不必强效他人”。[69]吕思勉所撰写的几部断代史，即大致体现了他后期对中国历史分期的认识。吕著《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4部断代史，其实即是一部中国通史的前4分册。吕著《先秦史》出版说明中明确说：“吕诚之先生以其毕生精力研究中国史，计划着编著一部理想的中国通史，按照中国历史自然发展的阶段分成若干部分，先秦史就是这中国通史中断代的第一部分。”[70]实际上，五代以后的《宋辽金元史》与《明清史》，吕思勉已经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可惜由于各种原因而未能成书，他的这部计划中的“理想的中国通史”也就没有全部完成。吕著《中国通史》与4部断代史，在篇章编排上皆分为社会文化与政治兴衰两大部分。这种编排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参照了传统史书的内容体裁，吕思勉曾说：“什么是比较重要的史实呢？马端临《文献通考·序》最可以代表旧史家的意见。他把史事分为（A）‘治乱兴亡’；（B）‘典章制度’两大类。”[71]还在《中国通史》绪论中说：“一部二十五史，拆开来，所谓纪传，大部分是记载理乱兴亡一类的事实的，志则以记载典章经制为主……前者可称为动的史实，后者可称为静的史实。史实确乎不外这两类，但限其范围于政治以内，则未免太狭了。”[72]吕著《中国通史》所讲述的内容，则既涵盖了旧时史书的两类史事，又突破了传统史学仅重政治的局限，如其社会文化部分，包括婚姻、族制、政体、阶级、财产、官制、选举、赋税、兵制、刑法、实业、货币、衣食、住行、教育、语文、学术、宗教等18章内容，近乎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许多内容远非传统的典制体史书所能涵盖。黄永年在评论4部吕著断代史时说：“这几部巨著都分上下册，上册政治史我认为是一部新的《通鉴纪事本末》，下册文化部分我认为是一部新的《文献通考》。新于《文献通考》者，《通考》只引用纪传体史的志和《通典》等现成的典章制度史料，而吕先生的书则除这些史料外，更多地引用了散见于列传中的大量有关史料……新于《通鉴纪事本末》者，《纪事本末》只本《通鉴》剪裁，这几部巨著则以纪传体史为主，兼取《通鉴》，考核异同，寻求真相，对许多重大历史事件提出精辟的看法，绝不囿于陈说，这非司马光等旧史家之所能及。”[73]吕思勉所创制的这种新的撰史体制，对传统史书的内容体裁可谓既有沿袭继承，更有完善发展。
五
作为近代史学大家，吕思勉学兼新旧，创获了大量既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又蕴涵丰厚文化底蕴的学术成果，形成了其特有的学术风格，在治学上呈现出鲜明特点。
第一，治学有理想、有规划，且能贯彻落实。吕思勉学术体系博大精深，涵盖内容范围千古、牢笼万端，可谓通贯各时代、周瞻诸领域。严耕望把吕思勉称作通贯的断代史家，他非常钦慕吕氏治学的风格特点，认为吕思勉“是人生修养极深，冷静、客观、勤力、谨慎、有责任感的科学工作者。其治史，有理想、有计划，又有高度的耐性，锲而不舍的依照计划，不怕辛苦，不嫌刻板的坚持工作，才能有这些成就”。[74]女儿吕翼仁则认为父亲“性格极其坚强，在原则问题上，绝不作任何让步，待人尽管敦厚笃实，却也不是乡愿；学术上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遇事也敢于直言。实际上我父亲学术上的成就，同他坚强的性格也是分不开的”；“他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75]严耕望对吕思勉的评论，是读其书想见其为人；吕翼仁对父亲的看法，则是通过长期的切身观察而得，不过两者观点在总体上是一致的，都认为吕思勉治学有理想和规划，并且能够不畏艰辛、坚持不懈地去贯彻落实。如前文述及的吕思勉对于民族史、断代通史的研究，都是很早就确立研究目标，做长期的策划准备，不断搜集整理材料，最后完成学术著作。吕思勉在晚年时还曾为自己立下了两大学术愿景：一是删定旧作，使其成为精湛的著述；二是研究《道藏》，为后人开辟研究途径。他在1954年71岁日记“序”中说：“程子曰：不学便老而衰。何以学？记曰：君子以庄敬日强，安肆日偷。”[76]这充分体现了一位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史学家锲而不舍、持之以恒的治学精神。
第二，注重学术积累，从基础逐步做起。吕思勉在学术研究上倡导博观约取、厚积薄发，反对急功近利、急于求成。他批评一些近代学者，“事实尚未明瞭，即已借箸代筹；读书初为终篇，亦欲斐然有作”，认为“学者如是求其速化，亦非大器晚成之道”。[77]吕思勉治学，基本承袭了清代学者先读书，后做学问，依托读书札记开展学术研究的做法。弟子杨宽回顾他当年的治学情形：“从二十三岁（1907年）起，开始担任历史教学工作，同时从事历史研究，以阅读二十四史为‘日课’，逐日阅读，排比史料，分门别类写成札记。这样五十年如一日，一直没有间断。”[78]钱穆也目睹过他治学的情形：“及师偶翻书桌之抽屉，乃知一书桌两边八个抽屉尽藏卡片。遇师动笔，其材料皆取之卡片，其精勤如此。”[79]吕思勉承继清儒学风，平日读书，每有所得，辄即记下，并不断爬梳剔抉、增删修正使之完善，日积月累，积聚了大量的读书札记，他发表的文章和出版的专著，很多都是在札记稿件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杨宽曾就此总结道：“吕先生之所以能够不断写出大量有系统、有份量、有见解的著作，不是偶然的，首先得力于他这样刻苦勤奋、坚持不懈地有计划地阅读史书和写作札记。”[80]汤志钧亦曾说：“他基本上运用清乾嘉学者的治学方法，每读一本历史书，都要仔细地排比史料，分门别类，写成许多札记。他的不少历史著作，就是从札记的基础上写成的。”[81]吕思勉长期坚持读书作札记；又以札记为基础，撰成多种颇具规模和学术价值的史学论著，这种治学成就，在近代史学界中鲜有能及者。
第三，关切社会现状，抱有济世情怀。吕思勉认为：“对于现状的不满，乃是治学问者，尤其是治社会科学者真正的动机。”[82]他从事史学研究，即是以社会现状作为出发点与归宿点的，如其所言：“予之学问，本非如今所谓纯技术者流，亦非如今所谓为学术而学术，遭直世变，本应随自己之能力及所处之地位而有所靖献。”[83]吕思勉立身行事，把古代的贤士大夫作为自己的楷模，以己饥己溺之怀，强聒不舍之慨关注社会现实，刊发了大量针砭时政的文章，从政局时事、吏治赋税到人情风俗、饮食起居，各种国计民生问题都在其论列之内，他冀望通过各项革新举措的实施，推动社会的进步。吕思勉一生所追求的理想社会为大同之世，至于具体的政治思想和政局见解，则随着清季民国时势的发展而经过了“三大变”：清末时期信奉康梁学说，赞成君主立宪；北洋时期倡导法家术说，主张开明专制；国民政府时期重视社会力量，开始倾向马克思主义。吕思勉认为，政治社会思想必须植基于国情现实，单凭理想热情、罔顾事实的观念和行为，无论保守或激进都不足取，而客观审察国情，则又必须建立在“仰观前古，俯鉴来兹”的基础之上。他说：“创法立制，必审国情，又吾夙所主张也。但吾之所谓审察国情者，必仰观前古，俯鉴来兹，不能如今之持论者，拾外国博士一二语，读世界历史一二册，便自诩为深通国情耳。”[84]客观冷静地观察现状和剖析历史，理清社会万象，还原历史真实，吕思勉治学所始终秉持的，即是这样的一种理性态度。
[1] 作者简介：李波，男，1978年生，山东东平人。历史学博士，山东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青年基金项目“吕思勉与民国史学”（项目号：14YJC770017）的阶段性成果。
[2] 吕思勉：《自述》，《吕思勉论学丛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741页。
[3] 吕思勉：《自述》，《吕思勉论学丛稿》，第753页。
[4] 吕思勉：《自述》，《吕思勉论学丛稿》，第742页。
[5] 吕思勉：《自述》，《吕思勉论学丛稿》，第743页。
[6] 李永圻、张耕华：《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462页。
[7] 吕思勉：《自述》，《吕思勉论学丛稿》，第755页。
[8] 吕思勉与夫人虞菱灵柩安葬在上海虹桥路万国公墓M区343与344穴，毁于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
[9] 第一次在1909年，与刘脊生、陈雨农等人“半月一集，社友各命一题，以探筹之法取之”；第二次为1914年，与管达如、赵元成、丁捷臣、庄通百等在上海结社，名为“心社”，也是半个月一集，“凡二十七集而辍”。参见李永圻、张耕华：《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第126、152页。
[10] 吕思勉：《自述》，《吕思勉论学丛稿》，第743页。
[11] 章学诚：《文史通义·史德》，仓修良编：《文史通义新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82页。
[12] 张耕华：《人类的祥瑞——吕思勉传》，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4页。
[13] 吕思勉：《吕思勉诗文丛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83页。
[14] 吕思勉：《自述》，《吕思勉论学丛稿》，第742页。
[15] 这10部中小学教科书分别为：《新编中华民国国文教科书》《新编共和国修身教科书》《高等小学新修身教科书》《新式最新国文教科书》《高等小学校用新式国文教科书》《高等小学校用新式地理教科书》《高等小学校用新式地理教授书》《高等小学校用新式历史教授书》《新法国语教科书》《高等小学校用新法历史参考书》。
[16] 吕思勉：《致廖仲恺朱执信论学书》，《吕思勉论学丛稿》，第648页。
[17] 吕思勉：《辨梁任公〈阴阳五行说之来历〉》，《吕思勉论学丛稿》，第190页。
[18] 吕思勉：《辨梁任公〈阴阳五行说之来历〉》，《吕思勉论学丛稿》，第200页。
[19] 李永圻、张耕华：《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第347页。
[20] 吕思勉：《经子解题》，《中国文化思想史九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58-168页。
[21]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自序》，《钱宾四先生全集》第5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第21页。
[22] 吕思勉：《整理旧籍之方法》，《吕思勉论学丛稿》，第483页。
[23] 吕思勉：《经子解题》，《中国文化思想史九种》，第101页。
[24] 吕思勉：《自述》，《吕思勉论学丛稿》，第755页。
[25] 吕思勉：《文字学四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页。
[26] 吕思勉：《自述》，《吕思勉论学丛稿》，第755页。
[27] 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中国文化思想史九种》，第461、470、472、474、559页。
[28] 吕思勉：《从我学习历史的经过说到现在的学习方法》，《吕思勉论学丛稿》，第579页。
[29] 吕思勉：《自述》，《吕思勉论学丛稿》，第756页。
[30] 童书业：《自序二》，《古史辨》第7册（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7页。
[31] 吕思勉：《自序一》，《古史辨》第7册（上），第1页。
[32] 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古史辨》第1册，第59页。
[33] 吕思勉：《先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9页。
[34] 吕思勉：《先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6页。
[35] 这6部中学历史教科书分别为：《本国史》《新学制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高中复习丛书本国史》《初中标准教本本国史》（此书在40年代又增补了一册《初级中学适用本国史补充读本》）及《更新初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
[36] 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胡适文集》第3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5页。
[37]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45页。
[38] 吕思勉：《史籍与史学》，《史学与史籍七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81页。
[39] 吕思勉：《史籍与史学》，《史学与史籍七种》，第76页。
[40] 吕思勉：《怎样读中国历史》，《吕思勉论学丛稿》，第531页。
[41] 吕思勉：《怎样读中国历史》，《吕思勉论学丛稿》，第75页。
[42] 吕思勉：《怎样读中国历史》，《吕思勉论学丛稿》，第525页。
[43] 吕思勉：《辨梁任公〈阴阳五行说之来历〉》，《吕思勉论学丛稿》，第201页。
[44] 吕思勉：《史学上的两条大路》，《吕思勉论学丛稿》，第585页。
[45] 吕思勉：《从章太炎说到康长素梁任公》，《吕思勉论学丛稿》，第403页。
[46] 金毓黼：《静晤室日记》第2册，沈阳：辽沈书社，1993年，第1471页。
[47] 吕思勉：《历史研究法》，《史学与史籍七种》，第25页。
[48] 吕思勉：《历史研究法》，《史学与史籍七种》，第27页。
[49] 吕思勉：《历史研究法》，《史学与史籍七种》，第23、24页。
[50] 吕思勉：《从我学习历史的经过说到现在的学习方法》，《吕思勉论学丛稿》，第583-584页。
[51] 吕思勉：《白话本国史·绪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3页。
[52] 吕思勉：《吕著中小学教科书五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315页。
[53] 吕思勉：《先秦史》，第1页。
[54] 吕思勉：《历史研究法》，《吕著史学与史籍》，第23页。
[55] 吕思勉：《白话本国史·绪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5页。
[56] 吕思勉：《先秦史》，第6页。
[57] 吕思勉：《整理旧籍之方法》，《吕思勉论学丛稿》，第490页。
[58] 严耕望：《治史三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79页。
[59] 吕思勉：《白话本国史·绪论》，第9页。
[60] 吕思勉：《吕著中小学教科书五种》，第311页。
[61] 金毓黼：《静晤室日记》第2册，第1470页。
[62] 吕思勉：《白话本国史》，第143页。
[63] 吕思勉：《中国通史·自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页。
[64]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82页。
[65] 吕思勉：《史籍与史学》，《史学与史籍七种》，第74页。
[66] 吕思勉：《中国通史》，第308页。
[67] 吕思勉：《新旧文学之研究》，《吕思勉论学丛稿》，第481页。
[68] 吕思勉：《白话本国史·序例》，第2页。
[69] 吕思勉：《先秦史》，第3页。
[70] 李永圻、张耕华：《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第638页。
[71] 吕思勉：《乙部举要（一）》，《吕思勉论学丛稿》，第493页。
[72] 吕思勉：《中国通史》，第6页。
[73] 黄永年：《回忆我的老师吕诚之先生》，《吕思勉文史四讲》，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5页。
[74] 严耕望：《治史三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80页。与对吕思勉的评价不同，严耕望分析当年陈寅恪有意写《中国通史》与《蒙古史》的“大志不遂”，“时代丧乱、生活不安，尚在其次”，主要因为“陈先生虽是个谨严的史学家，生活修养所表现的性格也是最标准的‘学术人’，但另一方面仍不脱才子文士的风格，不是个科学工作者，所以虽有大志而似无具体计划，也不会能耐烦地去做一个有组织的大工作”。参见严耕望：《治史三书》，第101-102页。
[75] 李永圻、张耕华：《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第1185、1186页。
[76] 李永圻、张耕华：《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第944页。
[77] 吕思勉：《三十年来之出版界（一八九四—一九二三）》，《吕思勉论学丛稿》，第290页。吕思勉认为真正的学者应该绝去名利之念，他长期执教于上海光华大学这所普通的私立学校，埋头苦守、默默耕耘、不骛虚声，尽管学术成就与外界声光并不相称，但从来不以此为意。
[78] 杨宽：《吕思勉先生的史学研究》，俞振基编：《蒿庐问学记：吕思勉生平与学术》，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第5页。
[79]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61页。
[80] 杨宽：《吕思勉先生的史学研究》，俞振基编：《蒿庐问学记：吕思勉生平与学术》，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第5页。
[81] 汤志钧：《现代史学家吕思勉》，俞振基编：《蒿庐问学记：吕思勉生平与学术》，第2页。
[82] 吕思勉：《从我学习历史的经过说到现在的学习方法》，《吕思勉论学丛稿》，第581、582页。
[83] 吕思勉：《自述》，《吕思勉论学丛稿》，第753页。
[84] 吕思勉：《国体问题学理上之研究》，《吕思勉论学丛稿》，第274页。
责任编辑：沈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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