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化》| 海上观澜
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百年记忆
——1916：一个充满杀气与生机的年份（下）
殷国明 |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原文刊载于《上海文化》2018年第2期
内容摘要
20世纪是中国发生历史巨变的时代，而文学和文学批评不仅是记录这个时代的历史镜像，且是其参与者和创造者。就文学批评而言，1916年是一个特殊年份，不仅充满历史变数和玄机，而且充满杀气和生机，留下了很多刻骨铭心的记忆；而这些记忆又参与到了日后的文化和文学变革中，留下了持续的印记，成为中国20世纪文学批评史乃至文化史的标记和标示。
关 键 词 1916 中国文学批评史 文化战争 黄远生 蔡元培 章太炎 陈独秀 鲁迅
本文上半部分刊载于《上海文化》2017年第12期，下文为下半部分。
三、蔡元培：在“请辞”与“游欧”的背后
很有意味的是，就在1916年8月5日江苏省教育局附属小学教员暑期补习学校演讲会上，黄炎培[2]作为省教育会副会长亦在座，之后发表议论说：“章君所说之要旨，证以近今中外教育家提倡之新教育主义，适相符合。”
用此言引出1916年另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似乎再恰当不过了：这就是蔡元培。
与章太炎相比，蔡元培做人为学，不仅保持低调，轻易不褒贬他人，且时常检讨自己的传统习性。欧洲留学期间他在给友人信函中就有：“盖弟此前受中国读书人之恶习太深，年来虽痛自濯，又终未能脱去。又生平有小题大做之脾气，详于小则不能不遗其大。自知其失而终不能改，故沈游于苦海之中，而不能度也……”[3]
如果说蔡元培完全没有血性和激进情绪，那当然不确，不说他早年就参加光复会、同盟会的经历，就其所写《杨笃生先生蹈海记》一文所示就可看出，他对于“以革命为唯一之宗旨，以制造炸弹为唯一之事业”[4]的精神由衷钦佩，文中还特别提到：“先生表面虽深自隐秘，而激烈之气，往往于无意间流露”[5]——颇有一种感同身受的体悟。
就此来说，在1916年之前，蔡元培未尝没有经历过刀光剑影、腥风血雨的威胁和考验，有的事件当在记忆中留下了深深创伤。例如，1910年8月15日，好友胡锺生突被暗杀与绍兴清查公产事务所一事，就一直使他念念不忘。[6]至1913年8月17日，蔡元培写下《亡友胡锺生传》，抒发了自己难以释怀和平复的悲伤。
而更为悲怆的是，胡锺生之被暗杀，与日后黄远生之死有相似之处，皆出于不实猜疑，且都出自革命党人的报复之举。原来，秋瑾被害之后，就有传闻系遭绍兴乡绅告密所为，即有“下流学界”人士指认胡锺生，后来也被证明全无此事。但是，令蔡元培感到震惊和愤慨之极的是，“顾其时构造此案之渠魁，如张曾敭、贵福、李光益辈，曾莫敢动其毫发，即密告之证据较为确实者，亦皆未尝为复仇者之鹄的；独君以稍稍涉嫌疑故，后秋案四年而以身殉之；世事之不平，宁有甚于此者？”[7]
很难设想，这一事件在蔡元培心理上留下了何等深刻的创伤和恐惧。至于当时在报界、批评界还炙手可热的黄远生，蔡元培当然不会无所知晓，但是也许绝对不会想到他会遭遇与胡锺生同样悲惨的命运，因为当时即便悲痛之极，蔡元培还是相信人们会吸取教训，而出乎当时更多人意料之外的是，即便到了20世纪后半期，这种因革命队伍内部误会、报复和清算而被批判、被囚禁、被劳改，甚或致残致死的悲剧连串发生，甚至成为一种常态，延续到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
值得考察的是，时至1915年底，当黄远生被暗杀消息传到国内后，包括蔡元培在内的很多文界名流都保持了沉默，并没有做出相应反应，情形恰似胡锺生被暗杀之后的情形一样，只是坊间传言多多，流言四起，且皆与“告密”、“间谍”、“叛徒”等猜疑纠结不清，人人迫于自洁、自卫和自保心理而不愿、不敢、不想去追究真相，卷入与己无关的是非争斗之中。
由此，如今在蔡元培的文字中，没有留下任何关于黄远生之死的痕迹——尽管他们在辛亥革命之后一段时间内不乏交集，黄远生在自己文字中也曾赞扬过蔡元培在任教育部总长期间的创新之举；而即便是为自己“相信相爱”老友胡锺生做传，也是待胡锺生真相已经大白的4年之后，至于黄远生被暗杀的真相，竟然被隐藏了近一个甲子，对于黄远生学术贡献的评价也几乎延宕了60多年。[8]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此事不会在蔡元培心理上留下阴影，加深其恐惧情绪。
几乎与章太炎相同，民国建立与1916年袁世凯暴毙，皆成为蔡元培人生转折、越上一个高峰的时代机遇。作为同盟会和革命党人的元老，辛亥革命的成功意味着政治上的翻身和当家作主，所以不久之后他就被委任为教育部总长不足为奇，蔡元培由此人生事业也风生水起，经历了一段荣耀和辉煌。但是不久他就意识到了政治和党派斗争的风险，在现实的权力和利益面前，八面玲珑和左右逢源几乎不可能，要么形迹可疑如黄远生，被革命党人所杀；要么直面相对，像章太炎一样被囚禁，作为一个文化人，实际上手无寸铁，进退无据，只能选择束手待毙或为他人做“刀笔吏”的命运，蔡元培当然不愿为之。
其实，与章太炎相比，自参加光复会、同盟会后，蔡元培虽然身份日隆，但是行为心境开始趋向更加缜密和小心翼翼，尤其是胡锺生被暗杀之后，他时时都有急流勇退的准备。于是，蔡元培多次以留学欧洲方式脱离窘境乃至险境，在学问天地图谋发展，而且也成了中国民国史上“请辞”次数最多的文化官吏；而每一次留欧都为蔡元培养精蓄锐、东山再起赢得了机遇，每一次“请辞”亦使蔡元培能够在刀光枪影中保全自我，并换取自我发展的时间和空间——而在这一切之后，隐藏着挥之不去的深深的内心恐惧。
据《蔡元培全集》所收录，未成文的口头表达不计，从1912年6月至1920年，蔡元培先后就有《辞教育总长》（1912年6月21日）、《再辞教育总长呈》（1912年7月1日）、《辞教育总长时与临时教育会议挽留代表的谈话》（1912年7月9日）、《向总统辞北大校长职呈》（1918年5月22日）、《向教育部辞北大校长职呈》（1918年9月22日）、《辞北大校长职呈》（1919年5月8日）、《辞北大校长职出京启事》（1919年5月9日）、《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1919年6月15日）、《与北京各大专校长一同辞职第一次辞呈》（1919年12月31日）、《与北京各大专校长一同辞职第二次辞呈》（1920年1月8日）等多次请辞呈文公示于众；尽管情形和语境各有不同，但是在每一次请辞和呈文背后，都隐藏着某种政治、文化和权力的博弈，都刻印了蔡元培内心中的某种挣扎。如果说赴欧游学具有某种“避风头”或养精蓄锐的意味，那么，“请辞”则是一种见好就收、以退为进的智慧和谋略，一方面显示了蔡元培审时度势、自我保全的心理状态，也表现了他外圆内方、不愿轻易放弃自己思想和主张的文学个性。
当然，这些请辞大多与文学无关，也算不上文学批评，但是从更宽泛意义上看，其不仅反映了当时的文化态势和意识形态语境，彰显了某种文学批评精神，也书写了蔡元培在政治与文学之间挣扎的心路历程。
而在这个过程中，1913年蔡元培之所以写下《亡友胡锺生传》，就蕴含着更为深沉且隐秘的意味。此时，蔡元培正面临孙中山电召回国的情势，明白自己将面临政治和党派斗争更严厉的考验，所以不能不考虑自己可能遭遇的危险，由此告诫革命党同志之间不要再因为猜疑而冒昧暗杀，铸成无法挽回的时代错误。
其实，当时已经46岁的蔡元培并未立即回国，而是在法国从事学术研究3年，直到1916年袁世凯暴毙，黎元洪的北京政府明令恢复民国《临时约法》，孙中山、黄兴等一大批流亡海外的革命党人纷纷回国，并再次发电给远在法国的蔡元培，邀其回国担任浙江省督军之时，他的行期也一直未能确定。
他还在观察和等待。直到1916年11月8日，蔡元培才与吴玉章等一起乘船由马赛回国，抵达上海。1916年12月26日，受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
世事突变，今非昔比，这当然又是蔡元培学术人生中又一段黄金岁月的开始。此时的蔡元培显然已经过了冲锋陷阵的年华，但是，经历了多年在文场和官场之间的穿梭和颠簸，通过国内外思想潮流的交流和激荡，不论从阅历、体验和意志方面，还是在视野、胸怀和人脉关系方面，他都拥有了排兵布阵、运筹帷幄的能力和条件，一旦时机成熟就能够有所作为。
但是，即便如此，蔡元培还是表现得十分谨慎和周全。尽管1917年1月，蔡元培发表了北京大学校长的救治演说，但是言辞并不激烈，只是对学生提出了“一曰抱定宗旨，二曰砥砺德行，三曰敬爱师长”三点要求，并无提出激进的文化主张。与章太炎不同，蔡元培回国后，虽不乏进入官场参政议政的机遇，但是一开始就与政治和官场保持距离，例如在1917年元旦北京政学会欢迎会上，蔡元培的演说刚开始便申言：“鄙人对于政治方面，毫无经验，对于创造共和，亦未稍尽汗血之劳，欢迎两字，实不敢当。”[9]而这篇演讲词最引人瞩目之处，无疑在以下两点，一是渲染和强调“美术之作用”，二是批判了尼采“汰弱存强”的“人类进化之公理”，提倡克鲁巴特金《互助论》中的人道主义。尤其对于第一点，蔡元培不仅指出“美术中伟大雄强一类，其初虽使人惊怖，而神游其中，转足以引出伟大雄强之人生观，此高之效用也”；[10]而且着重讲了美术与国民性之关系，甚至说“战争持久之能力”亦“源自于美术之作用者”。[11]
蔡元培不仅有意对于政治和官场保持距离，且对于以前所鼓吹的“革命”亦尽量回避和降温。例如，在不久后的《在爱国女学校之演说》中，他就说：“当满清政府为推倒时，自以革命为精神”，而“至民国成立，改革之目的已达，如病已医愈，不再有死亡之忧。则欲副爱国之名称，其精神不在提倡革命，而在养成完全之人格”。[12]
而这一切都无法完全遮蔽蔡元培内心中的恐惧阴霾和“死亡之忧”。于是，到1917年7月，由于张勋复辟事件发生，形势突然趋于紧张，尽管蔡元培此时在北大招揽人马、排兵布阵的局面刚刚拉开，但还是立即向时任临时大总统的黎元洪提出请辞，做好了再次“避风头”的准备：
大总统钧鉴：
元培以北京空气不适于孱躯，乘大学暑假，暂来海滨，借资摄养。不意日来北京空气之恶，达于极点，元培决不能回北京。谨辞北京大学校长之职，敢请大总统别任贤者，接办校务，实为公便。专肃并颂，
公祺
中华民国六年七月二日
蔡元培谨启[13]
这篇请辞语焉不详，连“张勋”两字也未提及——或许当时连蔡元培也不能料定其是否能够成功，但是从中透露出的恐惧心理是不言而喻的。此时此刻，蔡元培断然不会忘记就在半年前，即1916年5月18日陈其美被袁世凯雇人暗杀一事，因为不久前的1917年5月13日，他还为其写下了“浙沪依然，革故鼎新，先烈庶其瞑目；袁冯安在，流芳遗臭，国民自有定评”的挽联；他当然也不会忘记知己老友胡锺生若干年前被革命党人暗杀一事，或许还会想起临近1916年之际黄远生在美国被暗杀的事件。
好在这只是虚惊一场，张勋复辟即刻失败，蔡元培由此事后也发出“近日张勋擅行复辟，国本动摇，诸君对之当咸有所感愤，而知其必败”[14]的感言。而这一事件不仅加剧了蔡元培对于“有教育与无教育之优劣，新教育与旧教育之胜负”[15]问题的关注，而且激愤之时，进而难得开口指名道姓抨击旧文人的行径：
与张勋同谋之康有为、梁鼎芬辈，亦尝受教育矣，其诗文学术，国人亦颇多尊崇之。然此乃旧教育，故于世界之大势、政体之利弊、国民之心理，未尝稍事研究，胶执旧说，顽固成性，竟与无教育之张勋同作无谋之事，此未尝受新教育之害也。[16]
此处不论这新旧之分在蔡元培学术思想中的意义，就这种指名道姓的批评锋芒已足以表现出其内心不断加剧的紧张情绪。其实，自1916年底担任北大校长，直至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一段日子里，蔡元培一直在做两件事，一是抓紧时间引进人才，包括钱玄同、陈独秀、胡适、梁漱溟、徐悲鸿等人，制定和落实相关的治校治学的规程；二是不断提出请辞，并向社会和舆论界申述请辞的理由。
然而，真正的考验还未来临，直至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当时，军警已经进校捕人，情景危急，蔡元培一面接连请辞，一面以“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一言起始，发表了《辞北大校长职出京启事》，且出京行迹隐秘。虽然蔡元培把“不以行踪告人者”原因，归之为“避挽留之虚套”，但是在与友人谈话和通信中透露了真实情况，难掩当时恐惧之情状：
友曰：辞职当然，但何以如此坚决?
蔡曰：我不得不然。当北京学生示威运动之后，即有人频频来告，谓政府方面之观察，于四日之举，全在于蔡，蔡某不去，难犹未已。于是有焚烧大学、暗杀校长之计画。我虽闻之，犹不以为意也。八日午后，有一平日甚有交谊、而与政府接近之人又致一警告，谓：君何以尚不出京！岂不闻焚烧大学、暗杀校长等消息乎？我曰：诚闻之，然我以为此等不过反对党恫吓之词，可置不理也。[17]
此处，是否真“有一平日甚有交谊、而与政府接近之人”，或这人是谁，如今皆不清楚，而这种暗杀恫吓确实是蔡元培决意辞职并隐秘出京的缘由。
枪声很可能在瞬间响起。而也正是在这种随时可能面对暗杀和死亡的恐惧中，蔡元培决意破釜沉舟、背水一战，写下了其一生中最具性情、最能袒露自己内心纠结和愤慨的文章《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一九一九年六月十五日），其中释放和抒发了其积郁和压抑已久的块垒，这里不妨摘录二三：
我绝对不能再作那政府任命的校长：为了北京大学校长是简任职，是半官僚性质，便生出许多官僚的关系，那里用呈，那里用咨，天天有一大堆无聊的照例的公牍。要是稍微破点例，就要呈请教育部，候他批准。什么大学文、理科叫作本科的问题，文、理合办的问题，选科制的问题，甚而小到法科暂省学长的问题，附设中学的问题，都要经那拘文牵义的部员来斟酌。甚而部里还常常派了什么一知半解的部员来视察，他报告了，还要发几个训令来训饬几句。我是个痛恶官僚的人，能甘心仰这些官僚的鼻息么？
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我进去了，想稍稍开点风气，请了几个比较的有点新思想的人，提倡点新的学理，发布点新的印刷品，用世界的新思想来比较，用我的理想来批评，还算是半新的……那知道旧的一方面，看了这点半新的，就算“洪水猛兽”一样了。又不能用正当的辩论法来辩论，鬼鬼祟祟，想借着强权来干涉。于是教育部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么？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么？[18]
这篇宣言一气呵成，几乎完全不再有以往的那种官场气和文人气，酣畅淋漓，有把多年来想说不能说、想发不敢发的怨气一古脑儿宣泄至尽之感。
四、“杀人”、“自杀”与“暗杀”：浴火中诞生的“新青年”
事实上，蔡元培以后并没有落实自己的诺言，也再没有发表过如此淋漓尽致的文字。
不过，即便就文学批评来说，这篇宣言堪称蔡元培文学生涯中最具锋芒和风采的文字，不仅袒露了自己对新思想、新文化由来已久的追求和向往，而且也向人们敞开了自己长期以来的隐忍和妥协心理，即鉴于中国社会和文化之现状，即便在思想学历方面，也不能不求其次，降低“理想”，从“半新”开始，由此蔡元培不能不在追求思想自由的同时，营造一种“兼容并包”的气氛，并在容忍旧文学、旧思潮甚至复辟、复古之流存在的氛围中，求得新思想、新文化的孕育、滋生和发展。于是，当林纾以“覆孔孟，铲伦常”、“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为罪名打上门来时，蔡元培的回答不软不硬，振振有词：
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筹安会之发起人，清议所指为罪人也，本校教员中有其人，以其所授为古代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嫖、赌、娶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狎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废，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苟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譬如公曾译有《茶花女》、《迦茵小传》、《红礁画桨录》等小说，而亦曾在各学校讲授古文及伦理学，使有人诋公为以此等小说体裁讲文学，以狎妓、奸通、争有妇之夫讲伦理者，宁值一笑欤？[19]
此文作为《林琴南致蔡元培函》的回复，在批评技巧、反驳理路方面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高度，而更重要的是，这里表现了蔡元培长期以来深藏不露的谋划和智慧，仿佛早已经料到自己会遭到非议、责难和攻击，也早已经为迟早出现的非议者、责难者和攻击者挖好了坑，准备了陷阱。
显然，这绝对不是一次淋漓酣畅、狂飙突进的反攻，而只是一种立于不败之地的防守，其中依然还有隐忍和节制。而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固然体现了蔡元培一贯的精神气度和风格，另一方面也来自双方在这场论争的特殊位置和角色定位：即便林纾寄函对象是蔡元培，但是攻击的真正对象却不是蔡元培，所以一开始就称“不必示复”，并未打算与蔡元培对战。而蔡元培之所以一定要“并答”，一方面固然是为北京大学申言，有话要说；另一方面则坚决不愿意被置于某种可以“被争取”的位置，甚至被冷落至新文化运动的边缘地带。
因为此时新旧文化对峙中的焦点人物已经不是蔡元培，而是陈独秀；林琴南所责难和攻击的“覆孔孟，铲伦常”的罪魁祸首也是陈独秀。
这正如蔡元培在《公言报》上《请看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之近状》一文中所言：
文科学长陈独秀氏，以新派首领自居，平昔主张新文学甚力。教员中与陈氏沆瀣一气者，有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学生闻风兴起，服膺师说，张大其辞者，亦不乏人。其主张，以为文学须顺应世界思潮之趋势。[20]
很明显，在当时林纾等人眼中，此时的陈独秀已经是“新派首领”，而蔡元培只是站在后台、用人不当的肇事者；而林纾诸人不甚、也不会理解的是，作为“新派首领”的陈独秀，并不仅仅是北大文科学长，而且也是蔡元培体现和表现自己内在追求的另一个“自我”，其所做的一切，都是蔡元培内心想做而不能做、不敢做、甚至难以做到的事情。
这或许是对于蔡元培长期能够隐忍和克制内心被压抑、被压制状态的一种补偿和纾解，为此他能够忍受北京大学“半官僚性质”的环境，能“甘心仰这些官僚的鼻息”，甚至一直呆在“臭虫窠”的北京，继续“再作逐臭之父”。[21]
当然，林纾的《致蔡元培函》也具有多重功能和指向，一是反击和驳斥陈独秀、胡适诸人的新文学主张；二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危患之际，凸显自己坚决反潮流的文人风骨；三是以拯救中国文化之义，继续劝解和争取蔡元培回到传统文化路径上来。
所以，蔡元培一定要挺身而出，为自己、为陈独秀诸人，更为自己对于新文学和新思想的期许和理想发声。
而这一切都不能不追溯到1916年。正是在这一年，《新青年》在浴火中诞生。
就在黄远生在美国遭到暗杀前几个月，即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此时“新”还没有正式打头，成为这个杂志、乃至那个时代的思想灯火和向导词，并在其1卷1号发表了《敬告青年》，提出“自主的而非奴隶的”等六大主张，把新陈代谢作为中国社会、民族的生死存亡问题，推到人们面前：
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22]
此时《新青年》尚在襁褓之中，但是“新”与“青年”已经结缘和联姻，带有时代宣教意义的《新青年》呼之欲出。
果然，《青年杂志》1916年9月1日出版第2卷第1号改名为《新青年》。
当然，就中国文化的历史变革和转换来说，“青年”被推向历史的前台和前哨，这本身就经历了长期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搏斗和博弈，凝结着中国民族精神和意识更生和新生的悲欢离合，既有不能不忍受的自我反省、批判和割裂的痛苦记忆，也有别立新宗、拥抱未来的高峰体验。
陈独秀对于“青年”早有心仪，当年康梁思想中的“少年中国”话语，就激荡过他的心；后来黄远生主持《少年中国》杂志，也对其思想产生过影响。1902年，他在日本就与秦力山、张继、[23]苏曼殊等数十人参加了“青年会”，提倡革命，反抗清政府对于留学生的思想管制和钳制。其间，有一件事似乎与文学批评无关，但是却表现了他的性情。1903年3月某日，陈独秀曾参与过一次对于清政府学监姚煜[24]的惩罚行动，足见其激情难耐的少年情怀。
13年后，时至1916年，陈独秀主持《青年杂志》，于1月15日第1卷第5号发表的《一九一六年》一文，其气势丝毫不减当年之年轻气盛。此时，袁世凯尚醉心于复辟帝制，而陈独秀已经开始揭露袁世凯复辟帝制之“根本恶因”，拉开了彻底批判和清算传统儒家道德思想的序幕。在陈独秀看来，袁世凯图谋复辟帝制，虽是“恶果”，但不是“恶因”，乃“非根本之罪恶”，真正的“恶因”乃是“儒者三纲之说”，因为“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人格矣；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人格矣；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者，三纲之说为之也”；而正是“别尊卑，重阶级，主张人治，反对民权思想”[25]的儒家学说，才是制造专制帝王之根本恶因，所以，中国思想界一定要将此根本恶因铲除净尽之。
对此，陈独秀似乎对于1916年特别有感受，有很多话要说，竟然把这一年当作中国历史上之“鸿沟之界”：
自吾国言之，吾国人对此一九一六年，尤应有特别之感情，绝伦之希望。盖吾人自有史以讫一九一五年，于政治，于社会，于道德，于学术，所造之罪孽，所蒙之羞辱，虽倾江、汉不可浣也。当此除旧布新之际，理应从头忏悔，改过自新。一九一五年与一九一六年间，在历史上画一鸿沟之界：自开辟以讫一九一五年，皆以古代史目之，从前种种事，至一九一六年死；以后种种事，自一九一六年生。吾人首当一新其心血，以新人格，以新国家，以新社会，以新家庭，以新民族；必迨民族更新，吾人之愿始偿，吾人始有与外族周旋之价值，吾人始有食息此大地一隅之资格。青年必怀此希望，始克称其为青年而非老年；青年而欲达此希望，必扑杀诸老年而自重其青年，且必自杀其一九一五年之青年而自重其一九一六年之青年。[26]
无论如何评判1916年的历史意义，这段论说都至少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是在陈独秀看来，1916年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将是伟大、具有转折性的年份；二是即便上述判断尚缺乏足够证据，但是1916年至少对于陈独秀，或者在陈独秀生涯中，将是充满期待、踌躇满志的一年。
这一以1916年为时代界限的论说，虽然带有陈独秀强烈的主观色彩，此后也未能引起学术界的注意，但是作为一个站在时代风口浪尖，正在体验当时社会腥风血雨的革命者，陈独秀也绝不完全是信口开河。他不仅感受到了中国文化变革正在走向一个新的拐点，而且最早在思想上作好了准备。
除了强调“尊重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勿为他人之附属品”之外，这篇文章一个最突出的亮点，就是力扬“新”的意义，呼吁国人从头忏悔，改过自新，一新其心血，以新人格、新国家、新社会、新家庭、新民族的精神面貌去迎接未来。
显然，陈独秀不仅把1916年当作中国历史变革中开新局之年，更作为自己人生的转换之年，是张革命之旗、拓文化新路之年。而在这之前，陈独秀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在黑暗和压抑中摸索和张皇的时期，感受过辛亥革命成功带来的兴奋，更深刻体验到中国传统文化疾患之深、守旧势力积聚之厚。例如，早在1911年，吴虞就写有《辛亥杂诗九十六首》，批判旧礼教，陈独秀看后十分兴奋，立即发表于《甲寅杂志》第七号上；而辛亥革命之后，陈独秀也曾被安徽军政府电召回皖任都督府秘书长；他之意气高昂决不亚于当时的章太炎。在都督府陈独秀进言问事最多，不仅态度激进，而且脾气急躁，常与他人发生争执，得理不饶人，开会总是他一人讲得最多，坚持己见。
但是，此后社会并未按照陈独秀所期许的方向发展。袁世凯获取民国大总统位置之后，先下手为强，不仅立即开始排除异己，而且以各种手段清除革命党人，于1913年3月20日派人在上海火车站刺杀了宋教仁，震动了全国。安徽形势也更趋于紧张。袁世凯不久就免去柏文蔚，委任孙多森接任皖督，使作为都督府秘书长的陈独秀根本无容身之地，甚至一度被当地军阀“均被绳绑，拟即枪决”，差点丢命，不能不逃离安徽，到达上海，并于1913年再次亡命日本，经历了一段穷困落魄的生活。
也正是在1913年，历史为中国20世纪文学批评史、乃至文化史上3个标志性人物——陈独秀、章太炎和蔡元培，设置了不同的难关，一个亡命日本，一个被袁世凯幽禁，一个远走欧洲。而他们有一个非同寻常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曾参加过革命党人的暗杀团，都曾经参与过暗杀他人的行动，也都经历过面对死亡的威胁和考验。
还有一个至今还很难完全解开的谜团是，1915年底黄远生在美国被暗杀之后，这3个人几乎都保持了缄默，没有发出任何悼念之辞。
问题在于，除陈独秀外，章太炎、蔡元培与黄远生并非没有交集。在黄远生的采访和批评文字中，曾多处留下过章太炎和蔡元培的名字。
难道这是因为命运和经历的极大反差造成的吗？因为在1913年至1916年间，正是陈独秀、章太炎、蔡元培人生遭受挫折和磨难的时期，却正是黄远生在文化和意识形态场域风生水起的时期。
再者，黄远生的被暗杀一度众说纷纭，成为谜案，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知情人；而一向与孙中山过往密切、且参加过暗杀团的章太炎、蔡元培、陈独秀等，是否对于真相有所了解呢？如果他们中有人有所知晓，那么，又会在他们当时心里如何反应、事后又会留下怎样的痕迹呢？
可惜，尽管在中国20世纪初的文学创作、尤其是文学批评研究中，关于杀人、自杀和暗杀现象的描述、分析和探讨文字为数不少，但是鲜见深入细致的研究。对于杀人和自杀，黄远生都写过专题评论——因为他确实耳闻目睹过很多在政治风云变化中被杀或自杀的事件，包括民国元年8月袁世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诛杀张振武将军一事，[27]黄远生对此作了追踪报道和评述，在连续写下《张振武案始末记》（民国元年八月二十三日）、《张振武案一礼拜之经过》（民国元年八月二十八日）、《张振武案之研究》（民国元年八月三十一日）后，他于九月十一日写下《我今要求政治界之灵魂》一文，表达了“今以全国稍有知识者”“莫不忧伤憔悴，皇皇然不可终日”的“苟活”[28]心理状态。他还在文中写道：
观其现象所呈，俨若集垢屯污，以待他人之扫荡廓清者，及今外力未至，空廓犹存，则务必率其万有之同僚，以争此旦暮间之客气不足恃之声势以为快，而政府之精神，荡然无所闻见，盖国家之躯壳存，政治界灵魂梏矣。[29]
但是，这“政治界之灵魂”到底从何而来呢？这或许正是黄远生之后一直所关注和追寻的；而正是这种关注和追寻，使黄远生成为中国20世纪批评文化无法忽视的开路人之一。
不过，没有想到自己的结局会是那样。尽管黄远生也写过《死门开而生门绝》、《论自杀》、《杀人论》等文论，他自己也时常感到自己活在“被杀”之恐怖之中——“当夫酒酣耳热，或冥心独往之时，觉吾等生今之世，实以旦夕间粉骨碎身，令我皮骨为灰，为土，为尘，为野马为快”，[30]唯独没有写过专门论说暗杀的文章。而在19与20世纪之交，中国文界曾有过一次热潮，诸多文人受到国外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著文热议、鼓吹，甚至实施过暗杀。
五、“杀出一条血路来”：关于1916年的文学记忆
黄远生并非没有领略过暗杀的氛围和气氛。实际上，直至辛亥革命之后，暗杀的阴霾也并未完全散尽，所以黄远生在民国元年五月二十四日后所写述评《新政府之才评》中，便把“手枪炸弹之胁迫”，列为“民国新纪元”三大特色之一。[31]在这种情景中，关于暗杀的热议和评判自然不绝于耳，也不能不引起黄远生的注意。例如，在民国元年北京举行的黄花岗起义烈士殉国一周年纪念会上，包括当时民国总理等千余名流云集，蔡元培、章太炎等人皆发表了演说，而章太炎的演说显得格外抢眼，黄远生即以“演说之最精彩者”名义进行了辑录：
章炳麟之演说 略云吾中国革命手段，向分两种。一曰明杀，一曰暗杀。暗杀手段，虽迫于事实不得已始用之，然不得不谓卑劣。黄花岗诸烈士起义，乃堂堂正正之明杀也。人格之高尚，真可痛惜。今中华民国成立，诸烈士不及亲见作一番事业，更可为中华民国痛惜。况诸烈士皆纯粹的革命党。今以一瞑不可复活，而一般龌龊之官僚，现依然存在，纯粹的革命党，亦多变了官僚派，此真中华民国之不幸也。[32]
不能不说，民国之后，作为革命元老和建国元勋的章太炎，依然保持着那种愤世嫉俗的批判精神，在当时显得特别扎眼，已经显示出与很多昔日同道同志，尤其一些功成名就者的格格不入，严重时甚至闹到了与同盟会分道扬镳和决裂的地步，竟有传言有被同盟会暗杀的可能。[33]而也许正是因为如此，如今读者能够从他们的批评文字中，读到一些类似和相通的社会意绪，感受到他们曾经一起承受和承担的文化担当。
然而，黄远生和章太炎注定不能携手同进，急速变化的社会现实，权力和政治的强力干预，很快把他们分开和分离，使他们的关系变得陌生、猜疑甚至敌对：黄远生似乎日益受到权力者青睐，成为政治博弈格局中能够出奇制胜的棋子，因此能够在文化和意识形态场域中崭露头角；而章太炎则日益形只影单，被人诟病，不仅成为权力者眼中的“麻烦制造者”，亦不断被旧日同人抛弃和讥讽，最后不能不领受幽禁的滋味。
不仅如此，就连陈独秀日后创办《青年杂志》和《新青年》，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继承了黄远生的意志，因为黄远生在民国元年就创办了《少年中国周刊》，由此表达“吾辈少年，决不可不从奋斗努力上做功夫”的决心，不久他还在《少年中国之自白》中放言：
今日国中之伤心人之伤心远过于吾辈者，亦岂少数，然所谓稳健云云者之意识，梏之四周之情势，梏之党见，梏之醇酒美人，又复梏之国民之精神，神州之正气日以消绝，遂令堕心丧气，亲见大难之将至，而不为之动心。今外人号我为议论文章之国，固可耻已。然议论文章，亦何尝非国家之元素，希腊之雄辩家，中古之文学派，近世之革命哲学，其于历史上占何等价值，踵所知也。故议论文章不足耻，其可耻者，乃系举国言论，趋于暮气，趋于权势，趋于无聊之意识，不足于表见国民真正之精神。[34]
这不仅是对当时现实文化状态的批判和针砭，更是对批评精神和批评文化的呼唤，更可以视为日后《新青年》的铺垫和先声。就这一点来说，黄远生也不愧为中国20世纪批评时代的开拓者之一。
与此同时，黄远生也是最早提出“改造个人”思想的人，并把“独立自尊”[35]作为个人觉醒的基本素质之一。他在《忏悔录》中指出：“今日无论何等方面，自以改革为第一要义。夫欲改革国家，必须改造社会；欲改造社会，必须改造个人。”[36]
不仅如此，黄远生对于社会现实和政治乱象的批判，也成为后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声。例如，1912年，距离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发出“文化杀人”之呼叫6年前，黄远生即在《杀人论》一文中揭示了中国当时“政治杀人”之社会现状，并痛心疾首地指出：“则其杀亦不止百千，惨莫大于杀其心，而杀身次之；哀莫大于灭其魂，而族灭抑又次之；大抵今日吾国之权力较大，智识愈雄者，其杀人亦愈多，又不惟杀人，抑自相杀者也，全国上下日日在磨牙吮血杀人如麻之中。”[37]
这种悲观绝望的情绪，也是对于辛亥革命之后社会状态的一种反应。尽管这次社会变动号称“革命”，但是在社会政治、经济乃至军事方面皆可称其为“换汤不换药”的变局，尤其在文化方面，甚至不如1868年日本的“明治维新”。对于后者，不妨引用日本作家岛崎藤村（1872—1943年）1920年的一段回顾和感言：
回顾过去的半个世纪，封建时期的遗物，还活在我们的内部世界及外部世界。虽说是明治维新，但我们并未能将过去根深蒂固的事物完全更新。从某种意义说，呈现在我们目前的事物，不过是封建时代遗物的近代化而已。[38]
岛崎藤村是20世纪初具有开拓性的作家之一，其190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破戒》就表现了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社会和文化状态；而他在杂文方面的成就，也曾对鲁迅、周作人产生过影响。岛崎藤村在1920年所作的这一判断，无疑与鲁迅等人对于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社会生活的感受甚为契合。
实际上，从1912年至1915年，中国社会似乎自“百日维新”之后，又经历了一次从高端向低谷的坠落。除了悲观、悲伤甚至绝望的揭露和抗争之外，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社会似乎并没有改变多少，至少在章太炎、黄远生、陈独秀、鲁迅等人的言论中，依然充斥着不满和愤慨，只不过所感同身受的重心有所不同。例如，章太炎对于官场和党派之间争权夺利现象格外愤慨，不止一次采取激进方式进行抗议和抗争，不仅与同盟会诸人闹翻，且由弟子马裕藻[39]发起“国学会”，以“学术之败，于今为烈补偏救弊，化民成俗，非先知先觉莫能为，为亦莫能举其效”名义，宣称“余杭章先生以命世之材，为学者宗，魏晋以来大儒，罔有逮者”，[40]在文化和意识形态场域开启了一场新的话语权之争。
章太炎又开始骂人了。他骂同盟会过去一些同人为“群盗鼠窃狗偷”，[41]骂政府官僚，骂文人，等等，就连与其一起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的清室遗老唐文治[42]也致书劝解：“惟望先生此后以平和广大为心，勿詈骂以为名高，勿偏激以致奇祸；至于办事更不宜卤莽专制，以集众怨”——此后果不其然，章太炎后来连教育总长提名也遭否决，还遭遇幽禁之灾不说，甚至当时还有同盟会广东支部电告他曾充当清朝密探，“章炳麟乞前充满奴端方侦探，泄露民党秘密，笔据确凿”，坚决不同意委任他任“国史院长”[43]云云。
而对于陈独秀来说，感触最深的乃是“吾人与共和国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而造成这种情景之最重要原因在于文化之保守和国民之不觉悟，所以他期望以“一场新旧思潮之大激战”，来推进和实现“吾人最后之觉悟”。[44]
所以，1915年底陈独秀揭竿而起，主持《青年杂志》，而且把1916年当作中国社会的转折之年，拉开“一场新旧思潮之大激战”之战幕，绝非偶然。
正如相关资料所载，作为中国20世纪初试图改天换地的文化人，陈独秀经历和参与过办报纸、搞鼓吹、建学校、培人才、搞暗杀等一系列活动，积极改革，奋力反抗社会黑暗势力，但是多数不得不半途而废，效果也不甚显著，而自己不是远走他乡就是一次次再度蛰伏起来，在痛苦中自我疗伤。然而，这一次，陈独秀似乎找到了自己继续进击的突破口。
显然，从1915年底陈独秀主持《青年杂志》，到1916年9月1日《青年杂志》易名《新青年》，犹如一个社会变革的风暴眼在其间形成，不断在文化和意识形态场域掀起一阵阵、一道道汹涌波涛，预示着中国文化的一场史无前例的暴风雨即将来临。而细读这一年的变化也不难看出，从《青年杂志》到《新青年》，虽然只是一字之易，但是无论对于陈独秀、对于那个时代，都具有特别意义。
《新青年》之诞生，当是中国20世纪文化变革的标志性事件；就20世纪初中国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的生发来说，如果需要一个时间节点和时代标志的话，1916年《新青年》之创办，无疑是一个最切实和敏感的划分，而此后发生的五四运动和白话文运动，只是整个运动涌起的历史潮头和浪花，中国的新文化运动理应把1916年作为自己的元年和起始，而陈独秀当之无愧是这个运动的旗手和始作俑者。
至于《新青年》从1916年9月正式命名，到1922年7月1日出版了第9卷第6号后休刊，其间差不多7年，不仅是中国新文化和新文学披荆斩棘、思想大解放、新旧思潮大激战的年代，更是确立中国20世纪社会变革方向和路径的时期，江河奔涌，大浪淘沙，因无数文化英雄竞折腰。
不能说陈独秀这一划分时代的界定，当时就没有相应的回响和应答。李大钊就在这一年8月敲响了创造青春中华之“晨钟”：
今者，白发之中华垂亡，青春之中华未孕，旧稘之黄昏已去，新稘之黎明将来。际兹方死方生、方毁方成、方破坏方建设、方废落方开敷之会，吾侪振此“晨钟”，期与我慷慨悲壮之青年，活泼泼地之青年，日日迎黎明之朝气，尽二十稘黎明中当尽之努力，人人奋青春之元气，发新中华青春中应发之曙光，由是一一叩发一一声，一一声觉一一梦，俾吾民族之自我的自觉，自我之民族的自觉，一一彻底，急起直追，勇往奋进，径造自由神前，索我理想之中华，青春之中华，幸勿姑息迁延，韶光坐误。[45]
可以说，这是又一个“新青年”似的发刊词，又一种形貌的“敬告青年”，不仅与陈独秀一样立足于青年，立足于新生命、新文化、新中华和新梦想，而且同样以一种决绝的、二元对立的话语方式，厘清了所谓“过去之中华，老辈所有之中华，历史之中华，坟墓中之中华”，与“未来之中华，青年之所有之中华，理想之中华，胎孕中之中华”的界限和区别，告别了过去的“黄粱酣梦”，[46]开启了新的中国梦。
这篇热情洋溢、具有预言性的创刊词，在文化视野、思想活力甚至语言修辞的展演力方面，皆不亚于陈独秀的《敬告青年》，而其中表现出的对于“新文艺”的呼唤，实际上已经以文学批评先声夺人的气魄，敲开了五四新文学的大门：
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而新文艺之勃兴，尤必赖有一二哲人，犯当世之不韪，发挥其理想，振起自我之权威，为自我觉醒之绝叫，而后当时有众之沉梦，赖以惊破。[47]
这无疑是一种对于新时代、新文化全方位的回应。就在这暗杀、自杀和杀人阴霾还未散尽的1916年，李大钊先后写了《民彝与政治》《新生命诞孕之努力》《介绍哲人托尔斯泰（Leo Tolstoy）》《介绍哲人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青春》《奋斗之青年》《新现象》等充满激情、突破禁忌的文章，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形成了“南北呼应”之势，为五四新文化运动营造了氛围和语境，为新文学打开了通道。而《新青年》之所以成为历史转折的坐标，在于它正是在社会政治黑暗重重、文化专制阴云密布中“杀出一条血路”的集结号战舰。
当然，陈独秀则是这个过程中最无畏、最勇敢、最有建树的闯将和斗士，他的文字以先声夺人的气势，集中了那个时代所有的精神欲望和思想利器，突破了传统禁区，以超越同时代章太炎、蔡元培诸人的勇气和锋芒，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拓者和扛鼎人物。
与章太炎相比，陈独秀拒绝墨守中国文化的常规，拒绝把希望寄托在中国传统国学和国粹的复兴和光大上，而是坚定面向未来，敢于与传统告别，正如他所言：“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削灭也。”[48]
如果这种决绝的文化批判意识，已经吹响向传统和正统的中国文化观念体系发起全面攻击号角的话，那么，《新青年》对于当时社会现实黑暗和腐朽存在的全面、深刻的揭露和针砭，则激发和助长了人们彻底摆脱和冲破现存政治和文化桎梏的欲望和勇气，致使一批渴望变革的激进文化人，聚集到了“新青年”旗下，使《青年杂志》，乃至后来的《新青年》自然而然成为一个文化阵地和大本营，继而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
这种发源地的意义，在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正如本雅明对于悲剧起源（origin）意义的理解一样，不仅具有发生学的意味，也不仅是一个纯粹逻辑范畴，而是“历史变化溪流中的一个涡流，整个生成过程的物质都被卷入其中”。[49]就此来说，自《青年杂志》到《新青年》，陈独秀就不断向社会提供着各种搅动人心的新的理念，不仅推升了文化意识形态场域追逐新思想和新文化的热度，也不断刺激着守成和复古派文化人的神经，不断激发新的文化恐惧和对立情绪，把各种不同文见和派别的文化人都卷入其中，逐渐形成了一个不断增强和扩大的涡流，具备了影响甚至横扫整个中国文化和意识形态场域的能量。
由此，当《新青年》从上海移到北京之时，这个涡流已经聚集当时几乎涵盖中国文化界的所有正负能量，调动起意识形态不同方向和方面的因素和力量，形成了从未有过的新旧、中西、进退、左右的文化大会战；而《新青年》则不仅是这个涡流的中心，而且是其始作俑者，其搅动人心之征象，其狂暴肆意之性格，其涉及思想文化状态之多样，都是前所未有的。而陈独秀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一文中对于“反对者”指控之转述，无疑更为鲜明地呈现了《新青年》作为时代文化涡流的意味：
他们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这几条罪案。
这几条罪案，本志同人当然直认不讳。[50]
这里，与其说承认自己的罪责，不如说是在向世界宣示自己的荣耀和话语权。
于是，《新青年》不仅作为新文化和新文学的阵地与平台屹立文坛，而且拥有了自己特殊的符号意义，也就是说，它已经成为一个历史符码和符号，成为中国20世纪文化突变的一个永久性精神寓言或者界标形式，具有新文化和新文学原初记忆的价值。
从这个意义上说，《新青年》不仅揭示了新与旧之间的鸿沟，而且促使了它们之间的一次正面交接和潜在的转向——尽管这一切都是在一种极端对立中进行的，却促成了20世纪中国社会中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历史与现实的一次非同寻常的交会，并产生了非凡的过程和结果。
这一切或许都得从1916年说起，记忆和遗忘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启了自己新的历史模式。时至21世纪，除了在学术研究和文学史建构中不断被强调和祭奠的英雄业绩之外，还有很多人物、事件和白纸黑字，被划入“遗忘”模式，没有回到现场和原初的余地。中国文学批评的全部精力似乎都在冲锋陷阵，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建构，为现实存在打造合理和合法性。
[1] 作者简介：殷国明，男，1956年生，江苏常州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艺学。
[2] 黄炎培（1878—1965年），号楚南，字任之，笔名抱一。江苏川沙县人。1905年参加同盟会。
[3] 蔡元培：《致吴敬恒函》（一九一一年一月四日），《蔡元培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14页。
[4] 蔡元培：《杨笃生蹈海记》（一九一一年八月二十日），《蔡元培全集》第2卷，第117页。
[5] 蔡元培：《致吴敬恒函》（一九一一年一月四日），《蔡元培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18页。
[6] 关于胡锺生被暗杀经过，蔡元培亦有叙述，见蔡元培：《亡友胡锺生传》，《蔡元培全集》第2卷，第326页。
[7] 蔡元培：《亡友胡锺生传》，《蔡元培全集》第2卷，第326页。
[8] 当然，关于胡锺生被暗杀一案，至今仍存不同说法。有关情形可参见雪泥鸿踪之《绍兴绅士胡道南被杀》（绍兴E网论坛·越地人文·古城，2011-06-08 11: 27: 52）。
[9] 蔡元培：《我之欧战观——在北京政学会欢迎会上的演说词》，《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1页。
[10] 蔡元培：《我之欧战观——在北京政学会欢迎会上的演说词》，《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3页。
[11] 蔡元培：《我之欧战观——在北京政学会欢迎会上的演说词》，《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4页。
[12]蔡元培：《在爱国女学校之演说》，《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7-8页。
[13] 蔡元培：《致黎元洪函》，《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57-58页。
[14] 蔡元培：《在浙江旅津公学演说词》（一九一七年七月六日），《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58页。
[15] 蔡元培：《在浙江旅津公学演说词》（一九一七年七月六日），《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58页。
[16] 蔡元培：《在浙江旅津公学演说词》（一九一七年七月六日），《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58页。
[17] 蔡元培：《由天津车站南下时的谈话》（一九一九年五月十日），《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296页。
[18] 蔡元培：《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一九一九年六月十五日），《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297-298页。
[19] 蔡元培：《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271-272页。
[20] 蔡元培：《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一九一九年六月十五日），《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275页。
[21] 蔡元培：《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一九一九年六月十五日），《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297-298页。
[22] 陈独秀：《敬告青年》，孔范今编：《百年大潮汐——20世纪中国思想解放运动文录》中卷第一部，济南：泰山出版社，1999年，第3页。
[23] 张继（1882—1947年），字蒲泉，河北沧县人。1899年赴日留学，1902年参加东京留学生青年会，开始革命活动，曾因与黄兴等人组建拒俄义勇军被逐回国。后参与《苏报》、《国民日报》、《民报》等编辑工作，是同盟会骨干成员，晚年主持过国民党党史编制工作，担任过国史馆馆长，编有《张溥泉全集》及《外编》等。
[24] 姚煜（？—1923年后），字文敷、文甫，浙江海宁人。清末民国初官员、书法家。
[25] 陈独秀：《一九一六》，《青年杂志》1916年1月15日第1卷第5号。
[26] 陈独秀：《一九一六》，《青年杂志》1916年1月15日第1卷第5号。
[27] 张振武（1877—1912年），湖北罗田人，武昌起义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被尊为共和元勋，和孙武、蒋翊武并称“辛亥三武”。1912年8月16日在北京遭遇袁世凯诬陷枪杀，举国震动。
[28] 黄远生：《我今要求政治界之灵魂》，《黄远生遗著》，台北：华文书局，1938年，第228页。
[29] 黄远生：《我今要求政治界之灵魂》，《黄远生遗著》，台北：华文书局，1938年，第228页。
[30] 黄远生：《少年中国之自白》，《黄远生遗著》，第8页。
[31] 其他两大特色为：“荐引之书，多由副总统及各都督而至”“其所自媒，多为加入革命直接间接之功劳，非比往日徒以资格门阀胜”。见黄远生：《新政府之才评》，《黄远生遗著》，第144页。
[32] 黄远生：《北京黄花岗纪念会》（民国元年五月二十二日），《黄远生遗著》，第142页。
[33] 参见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400页。
[34] 黄远生：《少年中国之自白》，《黄远生遗著》，第7-8页。
[35] 黄远生：《忏悔录》，原载民国四年十一月十日《东方杂志》，《黄远生遗著》，第98页。
[36] 黄远生：《忏悔录》，原载民国四年十一月十日《东方杂志》，《黄远生遗著》，第103页。
[37] 黄远生：《杀人论》，《黄远生遗著》，第63页。
[38] 岛崎藤村：《敞开胸襟》，见杂感集《饭仓通讯》，转引自刘振瀛：《译本序》，岛崎藤村：《破戒》，柯毅文、陈德文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1-2页。
[39] 马裕藻（1878—1945年），字幼渔，祖籍浙江鄞县。早年留学日本。1898年，马裕藻结识了浙江籍的革新派人物蔡元培、章太炎等人，从此趋向革命；1913年5月率先提出《注音字母》，后被聘为北大教授。
[40] 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第390-391页。
[41] 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第395页。
[42] 唐文治（1865—1954年），字颖侯，号蔚芝，晚号茹经。1892年，唐文治第五次参加进士考试，通过殿试、朝考，成为新科进士。
[43] 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第403页。
[44]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刊于1916年2月15日《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后收入1922年11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独秀文存》。
[45] 李大钊：《〈晨钟〉之使命——青春中华之创造》（一九一六年八月十五日），《李大钊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166页。
[46] 李大钊：《〈晨钟〉之使命——青春中华之创造》（一九一六年八月十五日），《李大钊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167页。
[47] 李大钊：《〈晨钟〉之使命——青春中华之创造》（一九一六年八月十五日），《李大钊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168页。
[48] 陈独秀：《敬告青年》，原载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后收入1922年11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独秀文存》。
[49] 瓦尔特·本雅明：《德国悲剧的起源·译者前言》，陈永国译，北京：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第2页。
[50] 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原载1919年1月15日《新青年》第6卷第1号，后收入1922年11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独秀文存》。
责任编辑：沈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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