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化》| 名师学案
范伯群学案
汤哲声 | 苏州大学教授
原文刊载于《上海文化》2018年第8期
内容摘要
一个学者的贡献在于他百年之后为后人留下了什么。无论历史如何流逝，在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研究领域，后来的学者都要在范伯群教授的著述中寻找源头。本文论述了范伯群教授的学术理想、学术转型和学术提升，特别是对范伯群教授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研究的主要学术观点进行了提炼和评介。“两翼论”和“多元共生”，是范伯群教授学术研究发展过程中的核心观念，也是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研究中的两个阶段。带领团队集体攻关重大项目是范伯群教授学术研究方式的重要体现，他提出的“井田制”等学术团队理念对学界是一种启发。
关 键 词 范伯群 通俗文学 两翼论 多元共生 “井田制”
范伯群（1931—2017年），中国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研究开创者和学术带头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领军人物之一。
一、生平述略
1931年9月29日，范伯群出生于浙江湖州，父亲是苏州东吴大学数学系的学生。东吴大学对门是景海女师，他的母亲是景海女师幼儿专业的毕业生。1945年，范伯群随父母迁居苏州，那年他14岁。1947—1948年，范伯群分别在苏州乐群中学和伯乐中学读初中和高中。1949年4月苏州解放，该年9月，当时还在高二读书的范伯群作为学联成员、学生代表出席了解放后苏州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11月，范伯群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1年9月，范伯群高中毕业，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
复旦4年，令范伯群刻骨铭心。刚入学时，复旦大学中文系那一年只录取18人，第二年全国院系大调整，复旦大学中文系迎来了合并过来的新同学，范伯群的同班同学一下子增加到了30人，也迎来了新老师，其中就有贾植芳先生。那一年贾先生38岁，担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和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贾先生给学生们开设了“现代文学作品选读”“写作实习”“俄罗斯·苏联文学”等课程。这些课程一下子就吸引了学生们。范伯群后来回忆，当时贾先生上“现代文学作品选读”课，夹着一大堆书籍和英文、日文资料放在讲台上，边译边讲，生动、深刻、风趣，深深地吸引了范伯群，于是，他常常到贾先生家里请教，贾先生总是不断提点、鼓励。当时的范伯群担任系学生会主席，喜欢长跑，多次在长跑比赛中得到冠军。20岁出头、风华正茂的范伯群与章培恒、曾华鹏、施昌东并称为“中文系四才子”。经贾先生推荐，范伯群、曾华鹏、施昌东拟留校任教。
然而，命运如此残酷无情。1955年，在“反胡风”运动中，贾植芳先生被打成胡风分子关进了监狱。与胡风从未见过面的范伯群、曾华鹏、施昌东由于贾先生的关系，也受到了牵连。施昌东也被关进了监狱，作为系学生会主席的范伯群和班长曾华鹏被开除团籍。留校是不可能了，工作也成了问题。同届的同学们陆续奔赴工作岗位，新同学都入学了，范伯群和曾华鹏还在学校候审。一直到国庆节前夕，处理结果终于出来了。范伯群被分配到南通中学，曾华鹏到扬州财经学院报到。临别之前，范伯群和曾华鹏到上海南京路王开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算是向上海告别。后来，范伯群看了这张照片说：“活脱两只惊弓之鸟。”两人当时立言，要互相扶持，共同研究文学。
1956年3月，范伯群听说曾华鹏身体不好，带着一瓶鱼肝油到扬州看望曾华鹏。在扬州他们决定修改各自的毕业论文。当年在复旦，贾先生给范伯群、曾华鹏的毕业论文选题分别是《王鲁彦论》和《郁达夫论》。他们两个交换意见、互相支持，经过两个月的努力，终于完成了毕业论文的修改。暑假中，曾华鹏回福建老家探望父母，范伯群担起了两篇论文共12万字的定稿与誊写任务，然后将其寄到《人民文学》编辑部。不久他们即收到了编辑部回信，信中说决定先刊发《郁达夫论》，随后发表《王鲁彦论》。《郁达夫论》需压缩到4万字。那年寒假，两人在苏州范伯群位于濂溪坊的家，全力修改《郁达夫论》。1957年《人民文学》5、6月合刊上发表了曾华鹏、范伯群的《郁达夫论》。这篇作家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们的命运也开始发生变化。当时的江苏省文联负责人严文井先生找到了曾华鹏和范伯群，把他俩双双吸收为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1960年，范伯群调入江苏省作协理论研究室。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范伯群分别在镇江六摆渡“五七”干校、丹阳练湖农场等地劳动。1973年范伯群调苏州四十二中任教，当年11月，又调至苏州市文化局下属的文化馆。
1978年5月，范伯群从苏州市文化局下属的文化馆调入江苏师范学院（1982年更名为苏州大学）工作。
2017年12月10日在苏州因病去世，享年86周岁。[2]
二、从新文学研究起步：文坛上的“双子星”
范伯群、曾华鹏被称为中国文坛上的“双子星”，是当代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家作品论研究的先行者。20世纪20年代茅盾先生刊发了一批中国现代作家作品论，1957年的曾华鹏、范伯群刊发的《郁达夫论》联结起这一文脉。在1957年第5、6期《文学评论》合刊的《编后记》中，副主编秦兆阳有这样的评价：
作家论是我们盼望很久的，郁达夫又是五四以后，有独创风格，有广大社会影响的重要作家。文中对于郁达夫的生活道路和创作是有独到见解的。我们愿以发表“郁达夫论”作为一个开始，望有志于此者，能够对我国现代以及当前的许多作家进行深入的研究。据我所知，作者并非专门从事文学研究的，而是两位中学教师，可见繁荣文学的社会潜力，是广泛存在的，这是令人感觉可喜的事。
《郁达夫论》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会会长丁帆有这样的描述：“那是多么震撼人心的事情啊，全国许许多多学人谈起这件往事的时候，都是惊叹不已。许多年后，我在扬州师院图书馆里看到这本杂志时，那种激动是无法形容的，感到无比的荣幸，因为先生就在我的身边。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当王富仁和许子东读到这篇50年代的作家论时，也都佩服得五体投地，无疑，这是文学史回避不了的一篇宏文。”[3]
继《郁达夫论》之后，范伯群、曾华鹏在作家作品论的道路上继续前行。1962年，范伯群、曾华鹏在《文学评论》上又发表了《蒋光赤论》，1964年还在《文学评论》上发表《论冰心的创作》。在“文化大革命”中，只有《鲁迅全集》可以阅读，于是，他们开始对鲁迅小说逐篇进行研读。机会确实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1978年，《文学评论》复刊不久，编辑部收到范伯群、曾华鹏的文章《论〈药〉——鲁迅小说研究之一》，并发表在该年度第4期上。这篇文章得到了广泛的好评，也标志着范伯群、曾华鹏的作家作品研究开始走向了新的征程。短短数年间，他们两人合作的《王鲁彦论》（1980年）、《现代四作家论》（1981年）、《冰心评传》（1983年）、《郁达夫评传》（1983年）、《鲁迅小说新论》（1986年）等专著陆续出版。此时的范伯群开始将目光投向当代文坛，他在《文学评论》等刊物上陆续发表了《陆文夫论》《再论陆文夫》《三论陆文夫》《高晓声论》等，开启了当代作家作品论研究的先河。
在研究鲁迅小说时，范伯群和曾华鹏提出了“以鲁释鲁”的研究观念。“以鲁释鲁”，就是强调以作家作品为中心来分析作家作品。这是范伯群、曾华鹏研究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论的出发点。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家的创作伴随着动荡的社会和激烈的意识形态斗争而发展变化，这使得研究者很容易对他们进行画线排队，设定主观性的评价标准。以作家作品为中心分析作家作品，就是要深入到作家的生活中去，体会作家的内心世界，品味作品的细微之处，还原现场，体会人生。以郁达夫研究为例，他们沿着郁达夫的人生之途，论述郁达夫如何在风雨中飘摇，对其文字仔细地品读，最后，他们将郁达夫定位为一个异常复杂的矛盾体，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郁达夫奉献给读者的全部作品中，积极与消极，希望与失望，健康与病态，明朗与晦暗，就是这样紧密地胶着在一起。”[4] 有时候，他们为了准确地分析作家的思想，还要去感受作家的阅读体验。在写《论〈药〉——鲁迅小说研究之一》时，为了阐释鲁迅在《药》的结尾所说的“安特莱夫的阴冷”的含义，就去追踪阅读了安特莱夫的很多作品，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鲁迅写《药》的原意是“因群众的愚昧而来的革命者的悲哀”。对革命者进行批评，在1978年的中国很不容易。不以时论人，不以势品文，而是从人的角度呈现作家作品在时势中的不同面相，这就是范伯群、曾华鹏的作家作品论在任何时期都能具有很强的学术性的根本原因。
写作家的心路历程，是他们写作家作品论的思路。他们的文章写作家的生平，分析作家作品，最后一定是要挖掘出其所以然来，直击作家的心灵，还原出作家的音容面貌，因此他们的分析就很有深度，文字也很有趣味。《王鲁彦论》一共4章，章节的题目是“不能救人，又不能自救”“怎样也拉不出快乐的调子”“我——不做人家的牛马”“倘若我有那什么也扑灭不了的火种”。从章节题目上就可以看出，这部作家论写的是王鲁彦的心灵。在剖析完作家的心路历程之后，他们给王鲁彦下了结论：“王鲁彦的一生是寂寞的。他过着极为困顿和贫穷的生活，然而他又只凭着个人的力量在抗拒着沉重的苦难生活的压迫……这种寂寞的心情和矛盾的痛苦就汇成一支忧伤的调子流贯于他的作品之中。”[5] 寂寞而又不屈，困顿而又抗争，忧伤的面容上闪烁着复杂的眼神，这就是《王鲁彦论》留给读者的王鲁彦影像—— 一个有温度的鲜活的人。他们一部部的作家作品论就是在为一个个作家塑像。
要写作家的心路历程，就要了解作家、读懂作家。他们采用的方法，一是资料的阅读和评析，二是对作家本人或其亲友的采访。对此，范伯群曾有这样的表述：“对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往往有一个考订笔名，追踪轶文，求索难得资料等细致工作的过程。研究当代作家，也有这一行的特殊的难点。现代作家作品，已经经过一段历史的沉淀；但是当代文学的稳定性却有待于历史的考验。而当代作家本身也在发展变化，在艺术上也在不断磨砺更新。要找出某一作家的好的征兆或刚露端倪的隐患，是需要真知灼见的。”[6] 范伯群、曾华鹏笔下的现代作家大多已经去世，他们主要是从资料上去体会作家们。20世纪80年代寻找作家们的资料很不容易，几乎每一部现代作家论的后记，他们都记叙了寻找资料的艰难过程，都真诚感谢那些给他们提供资料的同行或作家的亲友们。对当时活跃在文坛上的当代作家，他们更注重彼此的交流和沟通。据我所知，范伯群与陆文夫、高晓声均是挚友，常常是陆文夫和高晓声新发作品的最早的读者，能将陆文夫和高晓声作品中的很多潜在含义解读发掘出来，其真知灼见常常为作家本人钦佩。对于那些跨现当代的作家，他们将资料和交流一起进行，突出地表现在其写作《冰心评传》上。他们曾经多次拜访冰心，在《冰心评传》定稿时，冰心在病床上与他们交流。同时，在冰心的指点下，他们收集了1920年前后冰心在燕京大学各种校内刊物上的多篇作品——这是当时冰心资料的最新发掘，曾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准确地展示出作家的心路历程，又有坚实的资料支撑，使得《冰心评传》成为冰心研究中的一座里程碑。
三、开辟一个新领域：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研究
进行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研究是范伯群学术道路上的重大转型。转型的动力来自两件事情：一是20世纪80年代初，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牵头全国10所高校编写《中国现代文学运动·论争·社团资料丛书》，分给范伯群所在的江苏师范学院（今苏州大学）现代文学教研室的集体项目是编写《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二是当时国家社科“七五”项目正在编定，范伯群主持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于1986年被列入国家社科“七五”重点项目。项目既是压力，也是动力。从研究鲁迅等新文学作家作品转而研究被新文学作家们所鄙视的鸳鸯蝴蝶派等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可以说范伯群是被动地接受的。他曾经迷茫过，痛苦过。然而，当“泡”了3年图书馆，阅读了大量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作品和期刊后，他被这些资料深深地迷住了。他认为这是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中一座有待挖掘的宝库，从此之后，他挖山不止，拿出了众多令人眩目的“宝贝”。
从转型于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研究到2001年1月范伯群“下课”（指退休。范伯群总是说“下课”。他认为只不过是课间休息，学术研究之课还要上下去），致力于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研究的范伯群奉献出来的学术成果主要有：《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上、下）（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礼拜六的蝴蝶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鸳鸯蝴蝶——〈礼拜六〉派作品选》（上、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近代文学大系——俗文学集》（1、2）（上海书店1992年版）、“民国都市通俗小说丛书”（10册）（台湾业强出版社1992—1993年版）、《中国近现代通俗作家评传丛书》（第1辑共12册）（南京出版社1994年版）、《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上、下）（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以及一系列相关论文。
在这些学术成果中，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是《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这部著作是国家社科基金“七五”重点项目的结项成果，自出版之后，在学界获得了多种荣誉：2003年荣获教育部“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科研究成果一等奖”，2006年荣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二届王瑶学术奖优秀著作一等奖”；该书于2010年出版修订本，于2011年入选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第三届‘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于2012年荣获“第四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并于2013年又荣获图书的最高奖项“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其中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的“第二届王瑶学术奖优秀著作一等奖”。该学会成立30多年来一共评选过3次“王瑶学术奖”，其中第一、第三次评选一等奖均空缺，因此《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是该学会3次评奖中唯一一个一等奖，它获得评委全票通过。学会评委会从专业角度高度评价了这部获奖作品：
范伯群教授领导的苏州大学文学研究群体，十几年如一日，打破成见，以非凡的热情来关注、钻研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显示出开拓文学史空间的学术勇气和科学精神。此书即其集大成者。皇皇百四十万字，资料工程浩大，涉及的作家、作品、社团、报刊多至百千条，大部皆初次入史。所界定之现代通俗文学概念清晰，论证新见叠出，尤以对通俗文体类型（小说、戏剧为主）的认识、典型文学现象的公允评价、源流与演变规律的初步勾勒为特色。而通俗文学期刊及通俗文学大事记的史料价值也十分显著。这部极大填补了学术空白的著作，实际已构成对所谓“残缺不全的文学史”的挑战，无论学界的意见是否一致，都势必引发人们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整体性和结构性的重新思考。
范伯群对这段评语相当看重，曾多次提及。确实，它基本概括了这一时期范伯群的学术成就和学术贡献。
范伯群的这些学术成果改变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格局，重新建构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结构版图。自中国现当代文学撰史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基本就是新文学史，这样的格局一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均未有改变。与治史的格局合拍，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也基本上是新文学研究，几乎没有学者对通俗文学展开研究。范伯群的研究成果昭示着学术界现有的文学史只是半部文学史，我们的遗忘实在是太多了。在《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的“绪论”中，范伯群开宗明义：“如果说现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是一部残缺不全的文学史，人们或许会回答道，一部文学史难免有‘被遗忘的角落’。可是我们在这里所指的‘残缺’决不是对某些历史的局部的遗忘、冷落或丢失。这‘残缺’的程度严重到我们过去只研究了半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于是人们或许会感到惊讶，甚至会产生反感。事实是，文学的母体应分为‘纯’‘俗’两大子系，那么，我们曾将‘俗’文学这一子系排斥在文学的大门之外，有人曾为此而沾沾自喜，多年来我们似乎‘自觉’地想维系这个‘抱残守缺’的体系。这个局面的造成是出于一种历史的误解，而历史的误解是来自‘历史的误导’。”[7] 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填补另一半空缺，是学界对范伯群的学术成果的一致的评价，其中陈思和教授这样评价：“范伯群教授近20多年的学术活动就是在做填平这道鸿沟的工作。他之所以放弃简单的文学史拼凑，而将通俗文学单独拔出来，作为一个自成体系的文学史来研究，就是要弄清楚：现代通俗文学‘在时序的发展上，在源流的承传上，在服务对象的侧重上，在作用与功能上，均与知识精英文学有所差异’，而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一点，那么，‘现代通俗文学的特点就会被抹杀，它只能作为一个附庸存在于现代文学史中’，这是范教授对于现代通俗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突破。”[8] 江苏省作家协会原主席艾煊是著名散文家，用散文的笔法给范伯群的学术研究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范伯群先生的研究成果，用一句简括的话说，那就是为中国现代文学史找回了另一只翅膀。”[9] 为中国现代文学史找回“另一只翅膀”，成为学界对范伯群学术研究最流行和最形象的评价。
究竟什么是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范伯群提出了如下概念：“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是指以清末民初大都市工商经济发展为基础得以繁荣滋长的，在内容上以传统心理机制为核心的，在形式上继承中国古代小说传统模式的文人创作或经文人加工再创造的作品；在功能上侧重趣味性、娱乐性、知识性与可读性，但也顾及‘寓教于乐’的惩恶劝善效应；基于符合民族欣赏习惯的优势，形成了以广大市民层为主的读者群，是一种被他们视为精神消费品的，也必然会反映他们的社会价值观的商品性文学。”[10] 这是学界第一个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概念，它从时代性、传统性、美学性、市场性的角度对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作出了界定。但是这个界定毕竟太长了，更主要的是在《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中，常用“俗文学”来简称通俗文学，用“新文学”来简称精英文学，事实上，很多通俗文学并不“俗”，与“新文学”相对的通俗文学也并不旧。2006年，范伯群在为《20世纪通俗文学史》（与汤哲声、孔庆东合著）的教材写的“绪言”中，作了这样的表述：“本教材中，提出了‘知识精英文学’和‘市民大众文学’两个称谓。称新文学界的作品为知识精英文学有两层含义：一是新文学各流派的作家大多是时代的知识精英，他们以各自的人生观与文学观，对自己所从事的文学事业有所追求，以自己的敬业精神为自己的文学信仰奋斗不息；二是他们的作品主要是在中国的知识阶层中广泛流传。对现代通俗作家而言，我们并非说他们是‘非精英’，但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他们大多是站在都市市民的认识基点上，去表达市民大众的喜怒哀乐，以市民大众的情趣为自己的作品的底色与基调。”[11] 在这之后，范伯群常用“市民大众文学”来称谓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
此时范伯群对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的研究基本上构成了“资料—作品—作家—文学史”4个层面的网状结构。在编撰《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时，他分工负责代表作家的代表作品和文学期刊。20世纪80年代这些作家作品和文学期刊都处于散佚状态，从寻找到阅读，从阅读到抄录，范伯群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数年的海量阅读为范伯群对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作品研究的代表作是《鸳鸯蝴蝶——〈礼拜六〉派作品选》。在这部作品选中，范伯群第一次对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做了文类分类：武侠传奇、江湖会党、言情姻缘、社会讽喻、侦探推理、倡门狭邪、黑幕揭秘、滑稽笑柄、家庭事务、劳工生活、政治国耻、人生哲理、问题小说、别裁游戏。在这部作品选的“序言”中，范伯群除了对所选作品进行了简介之外，侧重讲了他对这一流派的重新认识。他说：“据我近年来阅读了该流派的大量作品之后，从‘知之甚少’到‘得之稍多’，得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鸳鸯蝴蝶——《礼拜六》派是清末民初大都会兴建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承袭中国古代小说传统的通俗文学流派。”[12] “我深感，研究这一流派，对我这么一个具体的人来说，既要坚持基本原则，又要不断地自我思想解放。在我的脑际，常常展开自我辩论，感到在原则的统率下作必要的‘自我超越’。在学术问题上，以求实的精神不断地进行必要的理论修正。在开始动手编纂这本选集的前后，我作了回顾与反思，写出这篇‘代序’，定名为《鸳鸯蝴蝶——〈礼拜六〉派新论》，作为我又一阶段的研究心得。”[13] 范伯群之前就写过《包天笑论》《周瘦鹃论》等作家评传，这些作家论收在《礼拜六的蝴蝶梦》中。真正开展大规模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作家论撰写是在《鸳鸯蝴蝶——〈礼拜六〉派作品选》出版之后。他牵头组织教研室老师和研究生们对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的南派作家及其代表作进行了整理和评传撰写。其成果就是1994年出版的“中国近现代通俗作家评传丛书”（第1辑12册）。这套丛书共撰写了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42位南派作家的评传，并收录了各自的代表作，这使得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作家第一次整体呈现在读者面前。这些评传和代表作的撰写和搜寻相当艰苦，很多作家的生平资料均是从公安系统的原始档案或者“文化大革命”的交代材料中发掘出来的。在资料收集、作品选编和作家论撰写的基础上，《中国近现代文学史》的撰写也水到渠成。
四、“争取爬一个小坡”：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研究的纵深发展
复旦大学教授李楠曾这样描述：
我认识范伯群先生，知道他正在辛勤地赶写这部插图本通俗文学史，大约是在四年前。那时候，我天天到位于淮海中路的上海图书馆去翻阅小报，常常会碰到他在阅览室里正襟危坐，埋头研读发黄变脆的旧报刊……他借阅资料数量大，又抓得紧，为了节省从复旦大学到上海图书馆每天来回奔跑的这点儿时间，索性住到附近一家廉价的某招待所，白天钻进“故纸堆”里翻腾，晚上回到旅社整理资料，乐此不疲。看上去，从外观到内在的气质、心劲，他根本不像一位70多岁的老人。[14]
一位70多岁的老人，整日坐在图书馆中查阅那些发黄变脆的旧报刊，这就是2001年“下课”之后范伯群的影像，全国少见。范伯群曾经对他的老师贾植芳说：“大家虽肯定了我和我的合作者们做了一项拓荒性的学术工程，可是拓荒不过是在研究领域中开垦了一片空白的处女地，它往往是粗放型的，还有待于精耕细作。我退休后没有什么别的能耐，但我成了‘时间富裕者’—‘光阴大款’。‘时间就是本钱’，我可以将本钱投资到精耕细作的二期工程中去。”[15] 全身心地投入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研究之中的范伯群，提出了众多深入精辟的学术观点，将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他对“两翼论”提出了修正，改称为“多元共生”。他认为“两翼论”只是一个比喻性的形象化称谓，是说明中国近现代文学只有雅俗两翼才能展翅高飞。然而“现代通俗文学在时序的发展上，在源流的承传上，在服务的对象上，在作用与功能上，均与知识精英文学有所差异，根据上述的理由它当然能成为‘多元共生’中的‘一元’”。[16] 他提出用“多元共生”更加学术化，也更符合中国近现代文学史的实际状态。“两翼论”是说明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具有与新文学一样的学术价值，强调的是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与新文学的共同性。“多元共生”是说明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与新文学一样都是中国近现代文学中的“一元”，强调的是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与新文学的差异性。“两翼论”是“争名分”，“多元共生”是“论价值”；“两翼论”是从雅俗角度论文学，“多元共生”是从特点角度论文学；“两翼论”是从不同阵营分作家，“多元共生”是从不同贡献论作家；“两翼论”是从相同的作用论功能，“多元共生”是从功能的角度论互补。因此，此时的范伯群提出了“填平雅俗鸿沟”。他甚至说过研究通俗文学就是要消除通俗文学称谓，“填平有期，填平必定”。[17]
范伯群提出“通俗文学与通俗文化互文研究”的概念，这是近年来他对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研究的新思路。他说：“我与我的学生辈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讨论的往往是通俗文学与新文学并不是敌对关系；通俗文学与新文学的各自源流与运行轨迹等等问题。但是在21世纪，我与再传弟子这一辈人讨论的问题就与学生辈讨论的问题不同了。互补关系、源流轨迹之类的问题上一辈人已经基本解决了。”[18] “我们强调指出，通俗文学本是通俗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俗文化哺育了通俗文学的成长与壮大，通俗文化生活是通俗文学作品的重要生活源泉；但是通俗文学也能反哺通俗文化，通过通俗文学作品凝固了通俗文化的某一历史形态，而这些历史形态也能反映我们某一时段的国情与民情……所谓互文关系，那就是通俗文学与通俗文化会有意无意地互相孕育，互相滋养，互相影响，互相启发。一篇通俗文学的文本有时往往联系着另一篇通俗文化的文本，能对这些文本起着复读、强调、浓缩、转移和生化的作用。”[19] 根据这样的思路，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研究与苏州评弹、戏曲话剧、电影艺术、报纸副刊、期刊画报、早期翻译、营销策略、国情民风、幻想小说、散文小品、时评杂感、文史札记、新旧诗歌等通俗文化形态结合了起来。2017年他主编的《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与通俗文化互文研究》的出版，标志着他的这些新思路得以实践。他说：“通俗文学与通俗文化的互文研究，今后还值得去做深入的探索与钻研，这是一个有价值的长线课题，我们只是做了一点初步的尝试。”[20] 通俗文学与通俗文化的互文研究是范伯群晚年致力研究的课题。可惜，因病而止。
晚年的范伯群将自己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研究的学术视野向社会学方向拓展。1999年《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出版时，他就已经提及可以从多种视角研究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他说：“从社会学的视角去阅读这派的小说，我们就能看到一幅清末民初社会机体急遽变革的画像……如果我们从民俗学的角度去窥探，我们可以得到许多民俗沿革的瑰宝……凡是从研究文化学的视角透视通俗文学，就会发现它是一座蕴藏量极为丰富的高品位的富矿。”[21] 2013年范伯群参加了我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国通俗文学价值评估、阅读调查及资料库建设”。作为子项目负责人，他与我商量，要用社会学的视角研究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令人感佩的是，在众子项目建设中，他第一个拿出结项成果《现代通俗文学映像社情“富矿论”》，并且已交付出版社付印。这部著作呈现了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的国家意识和世情与民俗的价值：一是中国现代通俗文学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对中国历次的民族战争的文学表述及其爱国意识；二是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的民间立场和共和意识；三是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关系；四是百年中国通俗文学不仅仅是文学的表述，也是中国社情的富矿，其中蕴含着极为丰富的文化、社会、经济的元素。范伯群没有来得及给这部著作写“绪言”，但从其中部分章节目录上可以窥见一二：“国门被砸与烟毒弥漫”“通俗作家笔下的‘武昌首义’”“通俗作家声讨‘袁氏称帝’与‘张勋复辟’两股逆流”“通俗作家谴责军阀混战的罪行”“通俗作家为五四青年爱国运动鼓与呼”“报人杂感——引领平头百姓的舆论导向”“通俗作家的抗战小说”“通俗文学的现代化与现代文化市场的初建”“市民大众文学：民情社会史的一座‘富矿’”，等等。
范伯群将自己“下课”以后的科研看作是“精耕细作”的时期，所谓的“精耕细作”是由“面”的研究走向“点”的研究。此时的范伯群发表了很多论文，可以说是新见迭出，每一篇文章均有“嚼头”。他认为1892年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始。他从文学发展的规律提出了《海上花列传》具有“六个率先”。[22] 他提出清末时期的那些作家兼具报人的特色，其对国人的启蒙价值并不输于五四时期的作家们，因此写了论文《〈催醒术〉：1909年发表的“狂人日记”》。[23] 他认为五四新文学作家们对当时的“黑幕小说”的评论有偏颇，并没有看到当时的“黑幕小说”的社会价值。[24] 他将当下中国的网络小说看作为中国传统通俗文学的延续，[25] 他还对文学所表现的都市消费风尚提出了自己的看法。[26] 将文学现象放置于中国文学的历史长河中，以历史的观点论述文学现象，并提出新见。晚年的范伯群笔耕不辍，提出的学术观点具有很强的拓展性，且相当地圆熟。
五、治学之道：“深挖”“发现”与“井田制”
总结范伯群的学术之路，有三点最为突出：一是对科研的热情与坚持。这是他取得学术成绩的根本原因。可以这么说，学术研究就是他的生命。青年时期他的人生道路受到挫折，是学术研究给了他生活的动力。同样，学术研究也给他带来了生活的希望，使得他的人生道路发生了变化。他对学术研究，可以说达到了发狂痴爱的状态。1969年，在镇江六摆渡“五七”干校劳动学习了一年的范伯群终于“过关”了，他骑了一辆自行车来到江边吹江风，想到这样的生活状态会使他的人生陷于枯寂，心中极为焦虑，冲动之下，他上了摆渡船，到扬州去见曾华鹏。摆渡船过江后到达了当时的扬州邗江地区，从邗江到扬州市区，范伯群硬是骑了3个小时的自行车，见到了曾华鹏。他们在一起商量怎样进行学术科研，并对开展鲁迅小说研究分了工。鲁迅小说在“文化大革命”中即使可以阅读，也不是主要学习读本，所以，他常常在鲁迅小说上盖上一本政治读本。后来，每谈及此事，他都感慨万分。“下课”之后，本可安享晚年，但是他还要不断地“爬坡”。不是在外查阅资料就是在电脑前写作文章，几乎没有一刻空闲。什么是享受，什么是人生，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范伯群认为，享受人生就是在他所钟爱的学术领域自由翱翔。范伯群是将学术研究视作自己的生命，看成是生存于世、享受其中的精神所寄。
范伯群的研学之道颇有独到之处。我曾为他的微信公众号“姑苏文化名家范伯群工作室”写过一篇相关文章《“深挖”与“发现”：范伯群教授授业之道的感受》。选录其中一段：
我记得上世纪80年代范伯群教授在课堂上说的一段话：做学问有两条道路，一是深挖，在别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深化和拓展；一是发现，在别人没有发现的平地上挖出很有价值的富矿。范老师的学问也大致上以此来分类，他的冰心研究、鲁迅研究等新文学作家作品研究属于“深挖”，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研究属于“发现”……苏州也不是北京、上海那样是新文学研究的学术高地。但是苏州却是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的发源地和成就最突出的地区，有着别的地区所没有的丰富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的史料。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研究刚刚起步，按照范老师的话说：一锹挖下去全是油。既然生活在富矿上，为什么不挖下去呢？
范伯群对学术团队的建设相当重视。他提出了“井田制”的学研格局。他说：“我提出了‘井田制’的构想：中间的一块大田，你们是要耕好的，但周边的八块小田也应该去耕好，让你们早些为同行‘熟悉’。”[27] “中间的一块大田”就是指集体项目，“周围的八块小田”是指围绕着集体项目各自开展自己的科研项目。这样的学研格局既保证了集体科研项目的完成，又让项目组成员各自有发展的空间，最后达到打造一支能够集体攻关、各有成就的学术团队。范伯群说：“现代文学学科作为一个正在走向成熟的学科，在已经有了自己一定特色的教研群体中，是否具备了形成研究学派的条件，是否应该具有形成学派的‘自觉’。”[28] 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范伯群为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研究打造了两支学术团队。第一支学术团队围绕着《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展开，范伯群称这支学术团队为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研究“第二代学者”。大家针对项目，各自努力。项目完成了，队伍也打造成功。第二支学术团队围绕着《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与通俗文化互文研究》展开，范伯群称这支学术团队为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研究的“第三代学者”。对此，他有如下表述：“我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培养的一代学生现在已是本专业研究方向的博士生导师了。在他们的培养下，21世纪第一个10年毕业的博士生与合作研究的博士后也已在各高校任教……虽然我早已退休，但他们在学时也常到我家中来讨论各种有关业务上的问题，应该说，我对他们是知根知底的……我们的‘第三代’合作者还很年轻，如经不懈努力，成就一定不在我们第一、二代学者之下，这是可以预期的。”[29] 2017年，《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与通俗文化互文研究》出版了，这支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研究的“第三代”学者的学术团队也基本上成型。对于范伯群打造学术团队的做法，学界给予了高度评价。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年第2期的“编后记”上，有这样的评价：“学术研究，需要个人探索，也需要群体攻关。苏州大学的做法，对其他院校和研究机构不无启发吧。”[30]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年第1期的“编后记”更是将苏州大学的团队建设称为“创立学派”：
苏州大学这样的以学科带头人为中心，提出一个明确的研究方向（目标、重点），集中一批力量，进行集团性的攻关研究，至少给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工作组织方式……在当前人文科学学术研究受到各方面的巨大压力的情况下，苏州大学敢于树立自己的旗帜，并且进行研究工作组织方式的实验，这本身就是对现代文学界的一种鼓舞。
范伯群致力于打造的学术团队在学界产生了很好的影响，被有些学者称为“苏州学派”。[31]
范伯群非常注重“用材料说话”，每次与大家讨论学术问题时，他都必说这句话。他“泡”图书馆的劲头出了名。上海、北京、天津、大连、芜湖，凡是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藏书较多的图书馆，他一“泡”就是数日，甚至数月。他到台湾、香港地区的机会不多，时间短暂，却还是努力抽出时间跑图书馆。
范伯群最为得意（其实也是最为辛苦）的材料收集是寻觅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作家图片。他用数十年时间收集了300幅图片，包括作家小照、创刊号封面、版本版权、作品广告等，这些图片后来收在他个人专著《插图本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中。这些图片几乎都是第一次进入学术著作，可以说倾注了他的毕生心血。为此，他写了一篇《觅照记》作为这本著作的“后记”。夏志清教授来信说：“连序文尚未读，先看全书照片、插图，真是美不胜收……也要向兄道谢，给不知多少年轻读者看到了当年作者、刊物、小说的形象。”[32] 谢其章是位藏书家，曾经出版过《创刊号风景》一书。他在谈及自己书中的图片常被人“扒”用时说，他对范伯群“书中的300多幅照片一一查证，彻底服气了”，范先生没有“扒”他一张照片。[33]
对于范伯群对材料收集的辛苦和追求，我在《学术立命，垂范后人——忆恩师范伯群先生》一文中有这样的记述，现录之如下，并以此作为本文的结尾：
20世纪90年代我与范先生及师母到北京首都图书馆查资料，住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地下室，6元钱一天。这个所谓的宾馆还有个食堂，但是晚饭定额定时。那年冬天北京极冷，路面上都是冰碴，为了能够吃到饭，范老师让师母下午留守在宾馆“抢”饭菜。有一天师母去得晚了，少“抢”了一份，先生的脸色很不好看，拉着我上街觅食，师母很委屈地流下了眼泪。那一幕，终身难忘。由于先生有中饭后午休的习惯，为了多查一点资料，他常常是推迟吃午饭，让饭后的瞌睡迟一点到来。退休之后，先生对资料的重视一如既往。每次到他家，他都会与我谈到发现新材料的兴奋，也谈及收集资料的痛苦。他说，现在不像以前那样精神好、眼力好，看资料很吃力，特别是都是用微缩胶卷看材料，有时看多了就想呕吐。每次听到他说这些话，我都沉默不语，心里很难受：80多岁的人还泡在图书馆查微缩胶卷，估计全国绝无仅有了。我知道应该劝他不要这样查资料了，但我更知道，劝说没有用，先生已经将查资料、写文章当做生命的一部分，要他停下，除非生命结束。用材料说话，就是用事实说话，这是先生的治学之道。他几乎每一篇文章（特别是近年来）都有新的材料和新的发现。他的研究是文学研究，也是社会学研究和历史学研究。读他的文章，我常受启发，之后又会仔细琢磨他引用的那些资料，因为我知道先生治学的奥秘，那里常常蕴藏着更多的惊喜。[34]
非知之难，行之唯难；非行之难，终之斯难。学生时代的范伯群就欲在文学研究上做出成就，尽管受到种种挫折，他初心不改，励志前行，老而不已，终于达到了自己的人生目标。这就是他给我们最大的人生启示。
[1] 作者简介：
汤哲声，男，1956年生，江苏镇江人。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通俗文学与大众文化。
本文为国家社科重大项目“百年中国通俗文学价值评估、阅读调查及资料库建设”（项目号：13&ZD120）、国家社科重大项目“中国近现代文学期刊全文数据库建设与研究（1872-1949）”（项目号：17ZDA276）的阶段性成果。
[2] 范伯群的生平述略参阅了黄诚：《贯通新旧雅俗的学界常青树》，《传记文学》2016年第8、9期。
[3] 丁帆：《永不凋落的学界“双星”——忆曾华鹏和范伯群先生》，《雨花》2018年第4期。
[4] 曾华鹏、范伯群：《郁达夫评传》，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年，第281页。
[5] 范伯群、曾华鹏：《王鲁彦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第2页。
[6] 范伯群：《谈当代作家论的写作》，《小说评论》1988年第4期。
[7] 范伯群：《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绪论”，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页。
[8] 陈思和：《插图本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文汇读书周报》2007年9月21日。
[9] 艾煊：《找回另一只翅膀（上）》，《扬子晚报》1995年2月9日。
[10] 范伯群：《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绪论”，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8页。
[11] 范伯群：《20世纪中国通俗文学史》“绪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3页。
[12] 范伯群：《鸳鸯蝴蝶——〈礼拜六〉派新论》“代序”，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第1页。
[13] 范伯群：《鸳鸯蝴蝶——〈礼拜六〉派新论》“代序”，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第38页。
[14] 李楠：《钻进“故纸堆”，不知老之将至》，《中华读书报》2007年9月21日。
[15] 贾植芳：《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序一”，范伯群：《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页。
[16] 范伯群：《填平雅俗鸿沟》“自序”，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2页。
[17] 范伯群：《填平雅俗鸿沟》“自序”，第3页。
[18] 范伯群：《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与通俗文化互文研究》“绪言”，南京：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3页。
[19] 范伯群：《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与通俗文化互文研究》“绪言”，南京：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6页。
[20] 范伯群：《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与通俗文化互文研究》“绪言”，南京：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7页。
[21] 范伯群：《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绪论”，第26页。
[22] 范伯群：《论中国现代文学史起点的“向前位移”问题》，《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23] 范伯群：《〈催醒术〉：1909年发表的“狂人日记”》，《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24] 范伯群：《黑幕征答·黑幕小说·揭黑运动》，《文学评论》2005年第2期。
[25] 范伯群：《冯梦龙们—鸳鸯蝴蝶派—网络类型小说——中国古今“市民大众文学链”》，《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26] 范伯群：《炫耀式消费所拉动的都市畸形新风尚》，《江苏社会科学》2016年第5期。
[27] 范伯群：《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后记”，第840页。
[28] 范伯群：《我们的教学与科研格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年第2期。
[29] 范伯群：《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与通俗文化互文研究》“绪言”，第1-7页。
[30] 范伯群：《我们的教学与科研格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年第2期。
[31] 杨义研究员说：“如果从现代文学研究的学者格局来看，我觉得它是一个苏州学派……它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切入到我们现代文学整体工程中去，做了我们过去没有做的东西。”《中华读书报》2000年9月20日。
[32] 转引自冯鸽：《填平鸿沟，开拓疆土》，范伯群：《填平雅俗鸿沟》，第730页。
[33] 谢其章：《〈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觅照记”读感》，《中国图书商报》2007年6月27日。
[34] 汤哲声：《学术立命，垂范后人——忆恩师范伯群先生》，《现代文学学刊》2018年第2期。
责任编辑：沈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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