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化》| 文化理论前沿
反俄狄浦斯·欲望机器（下）
吉尔·德勒兹 菲利克斯·加塔利 著
董树宝 译 | 北方工业大学副教授
原文刊载于《上海文化》2018年第8期
内容摘要
德勒兹与加塔利阐述了欲望机器的三种切分方式：流与提取、链或编码、主体与剩余物。同时他们对部分对象展开分析，开启了反俄狄浦斯情结的批判工作。
关 键 词 机器 欲望机器 部分对象 俄狄浦斯情结
1969年，德勒兹与加塔利相遇，决定进行合作，他们合著《反俄狄浦斯》（1972年）、《卡夫卡：为弱势文学而作》（1975年）、《千高原》（1980年）与《什么是哲学？》（1991年）。本文选译自《反俄狄浦斯》第1章“欲望机器”（5）和（6），本文的上篇和中篇分别刊发于本刊2015年第8期和2016年第6期。
4、机器
撇开任何隐喻意义不谈，欲望机器究竟在哪个方面是机器呢？机器被定义为切分系统（système de coupure）。问题决不在于那被视之为与现实分离的切分；根据那被考虑的特点，诸切分在变化的维度上起作用。首先，任何机器都与它所切分的持续的质料流（hylé原初质料）有关。它像切火腿的机器一样运转：诸切分在关联的流上实施提取功能。由此就有肛门与它切分的屎流；不仅有嘴与奶流，还有气流与声音流；不仅有阴茎与尿流，还有精液流。每种关联的流都必须被视为观念的，被视为类似于巨大的猪大腿一样的无限流。原初质料事实上指质料在理念上所拥有的纯粹连续性。当若兰（Robert Jaulin）描述那些用于某种启蒙仪式的面团和粉末时，他指出它们每年作为提取的集合被生产出来，这种提取来自“一种理论上只有唯一来源的无限序列”，来自那延展到宇宙边界的独特面团。[3] 切分非但没有与连续性相对立，它还规定这种连续性，它意味着或界定着其所切分的、作为观念的连续性的东西。这是因为任何机器如前所述都是有关机器的机器。这是因为，只有在机器被连接到另一台被假定生产流的机器的范围内，机器才产生流的切分。毫无疑问，这另一台机器其实反过来也是切分。不过，它只与第三台机器有关系，这第三台机器在观念上，也就是相对地，产生连续的、无限的流。由此就有了肛门—机器与肠—机器、肠—机器与胃—机器、胃—机器与嘴—机器、嘴—机器与畜群流（然后……然后……然后……），总而言之，任何机器相对于其所连接的机器而言都是流的切分，不过相对于连接它的机器而言就是流本身或流的生产。这是有关生产的生产法则。这就是为什么在横贯的或超限连接的极限之处部分对象与连续的流、切分与连接融为一体——到处有欲望涌出的、实为欲望生产性的流—切分，同时总是把生产过程植入产品之中（极其令人好奇的是梅兰妮·克莱恩虽然深刻地发现了部分对象，但是她在这一点上忽视了流的研究，并宣称流是无关紧要的：她由此使全部连接产生短路）。[4]
“Conneticut，连接（Connect）—我（I）—切开（cut）！”小乔伊喊道。贝特兰（Bettelheim）描绘了这样一个只有被接到这样一些机器上才会活着、吃饭、排便或睡觉的孩子——这些机器配有发动机、线、灯、渗碳器、螺旋推进器与方向盘：电子喂食机、呼吸自动机、发光的肛门机器。况且鲜有例子也充分显示了欲望生产的体制，显示了打断是功能本身的或者切分属于机器性连接的方式。毫无疑问，有人会认为这种机械的、精神分裂的人生表达了欲望的缺席与解体，而不是欲望，并且假设了否定的某些极端的父母的态度，这个孩子在把自己变成机器时对这些态度起反应。不过，即便贝特兰支持俄狄浦斯情结或前俄狄浦斯情结的因果关系，他也会承认这种因果关系只有在回应孩子的生产性或活力的自主方面时才会起作用，然后冒险在孩子身上规定一种非生产的郁滞或一种绝对退缩的姿态。因此，首先存有着一种“对母亲只是其一部分的整个人生体验的自主反应”。[5] 因此，我们必须相信，不是机器本身显示了欲望的丧失或抑制（贝特兰根据孤独症转译的东西）。我们始终重新探寻同一个问题：欲望的生产过程、儿童的欲望机器如何开始无限地转向虚空，从而产生儿童—机器？过程如何被转化为目标？或者说，儿童怎么是早熟中断或者可怕恶化的受害者？只有与无器官身体（闭合的双眼、闭紧的鼻孔和堵塞的耳朵）一致，某种东西才会被生产，才会被反生产，这种东西背离或激化整个生产，而它仍然是整个生产的一部分。但是，机器依然是欲望、欲望的设定，后者通过原初的压抑与被压抑的回归来追寻机器的历史，随着贝特兰开展的治疗而连续进入乔伊所经历的妄想狂机器、神迹显示的机器和孤独机器。
其次，任何机器都具有一种被装配的、贮存于其中的符码。这种符码不仅与它在身体的不同部位的记录方式与传递方式密不可分，而且与相互联系的每个部位的记录方式密不可分。一个器官根据不同的连接可以与多个流相关联；它可能在几种食谱之间踟蹰不前，甚至负责另一种器官（食欲缺乏的嘴）的食谱。各种功能性疑问被设定：何种流切分？何处切分？如何并以何种方式切分？何种位置留给其他生产者或反生产者（弟弟的位置）？应不应该因食物噎住、喘口气，用嘴巴排便？记录、信息与传递到处形成一种不同于上述关联的析取栅格。应该归功于拉康发现了无意识符码的这一丰富领域，他通过吸纳整个能指链或各个能指链实现了这一发现，并由此改变分析（这一方面的基础文本是《失窃的信》）。不过，依据它的多样性，这个领域多么的奇特，以至于我们几乎不谈论一种链，乃至一种欲望的符码。各种链因其由符号构成而被称为能指的，不过这些符号本身不是能指的。符码与其说像一种言语活动，倒不如说像一种行话，一种敞开的、多音的形构。在这种符码中，符号本质上是任意的，对它们的载体无动于衷（或者，这难道不是载体对这些符号无动于衷吗？载体就是无器官身体）。符号不具有平面，它们在全部层级上和在全部连接中发挥作用；每个人说他自己的语言，而且之所以与其他人一起建立在横贯性向度上更直接的综合，乃因为这些综合在诸要素的维度上仍然是间接的。这些链特有的诸析取仍没有牵涉任何不相容，因为这些不相容只有通过抑制剂与阻遏物的运作才能出现，而这些抑制剂与阻遏物要规定载体和确定一个特殊的、个人的主体。[6] 没有任何链是同质的，不过每种链都像一纵列不同字母表的字母，在这些字母表中，表意文字、象形文字、路过的大象的小图像或一轮冉冉升起的太阳突然出现。突然在混合着音素、语素等内容（却没构成它们）的意义链中出现了爸爸的胡须、妈妈抬起的胳膊、饰带、小女孩、警察、皮鞋。每条链从其他链中提取剩余价值，捕获其他链的碎片，好像兰花的符码“吸引”黄蜂的形象一样：符码的剩余价值的现象。这是切换与抽签的整个系统，而这些切换和抽签形成部分依赖的、近似马尔科夫链（chaîne de Markoff）的随机现象。源自内在符码的、外部环境的、穿行于有机体各个区域的种种记录与传递沿着大型的析取性综合的无限分叉的路线相互交错。如若在这一点上存在着一种书写，那么这是一种就在实在界上进行的、极其多音的与从未是双重单义化的、线性化的书写，一种跨越的、从未是话语的书写：被动综合的“实在的无组织”（inorganisation réelle）的整个领域，其中有人徒劳地寻找某个可称之为能指（signifiant）的东西，这个东西不断地把种种链构造和解构为那些从未以成为能指为使命的符号。欲望的生产过程，这在“它我”（Ça）被机器化的任何方向上都是符号的唯一使命。
这些链不断地是全部方向上出现的种种分离的中枢，到处是本身具有价值的、不应被填满的种种分裂。因此，这就是机器的第二个特点：与提取—切分不可相互混淆的分离—切分。提取—切分关系着连续的流，并诉诸部分对象。分离—切分关系着异质的链，并把分离的切分成分、流动的储存处理为团块或滑动的砖状物。我们应该设想每个砖状物都是远距离发送的，本身由异质性要素构成：不仅与那些来自不同字母表的符号一起包含着一种注册，也包含着种种形态，还包含着一根或多根麦秆，可能还包含着一具尸体。流的提取涉及链的分离；并且生产的部分对象在全部综合的共存与相互作用中假设了记录的储存或砖状物。如何才会有流的部分提取，而不会在一种要赋予流以形式的符码中出现碎片式的分离？如若我们刚才说精神分裂症患者处于欲望的解码流的边缘，那么我们必须明白他就处于社会符码的边缘，专制的能指在这种社会符码中摧垮了所有链，使它们线性化，使它们双重单义化，并使用各种砖块作为建设中华帝国的长城的众多不变元素。然而，精神分裂症患者总是分离所有链，拆除它们，把它们带向各个方向，从而重新发现一种全新的、实为欲望之符码的多义性。任何构成以及任何分解都经由移动的砖状物得以进行。失联络现象（diaschsis）与形态病变现象（diaspasis），莫纳科夫（Monakow）曾论述道：或者病变沿着那些把它与其他区域联系起来的纤维延展，由此远距离地导致从纯粹机械论的（而非机器的）观点来看是令人难以理解的种种现象；或者生命的体液紊乱引起神经能量的分流，并在本能领域创造了破裂的、碎片式的走向。从记录的过程来看，这些砖块物是欲望机器的基本零件：与那实为神经系统的大型时间基因机器（具有非空间定位的“音箱”型的旋律机器）相比，它们同时是那些仅仅在特定时刻在空间上进行定位的组成部分与解体的产物。[7] 使莫纳科夫和穆尔格的著作具有不可媲美的特点，也就是该著作无限超越了其由此获得灵感的整个雅克逊理论的东西，那就是砖状物理论（théorie des briques），是关于它们的分离与破碎的理论，不过这特别是这种理论所假设的理论——把欲望引入神经学。
欲望机器的第三种切分是在机器旁边生产主体的、作为毗邻机器的零件起作用的剩余—切分或剩余物。而且，之所以这一主体不具有特殊的或个人的身份，之所以他经过无器官身体却没摧毁他的冷漠，乃因为他不仅是机器旁边的一部分，也是本身被分裂的一部分，与机器操纵的链的分离与流的提取相对应的各部分属于这一部分。因此，这一主体消耗了他所经历的各种状态，并且他诞生于这些状态，总是从这些状态中总结出一个由诸部分构成的部分，其中每个部分刹那间就填满了无器官身体。容许拉康阐发一种与其说是词源学的倒不如说是机器性的游戏：parere—proscurer（谋得）、separare—separer（分离）、se parere—s’en—gendrer soi—même（孕育自身），同时他突出了这种游戏的强度特性：部分与整体无关，“它自娱自乐。在这一点上，只有主体被切分后才会开始分娩……这就是为什么主体可以谋得那在这一点上与它相关的东西、一种我们称之为公民的状态。在每个主体的生命中没有任何东西引起更多的刺激来实现这一点。为了开始新的旅程，他确实要牺牲大部分利益……”[8] 与所有其他切分一样，主体的切分不是指匮乏，反而是指一种回到那作为份额的主体的部分，一种回到那作为剩余的主体的收益。（又在那一点上，俄狄浦斯情结的阉割模式是一种多么糟糕的模式啊！）这是因为切分不是分析的结果，它们本身是综合。正是这些综合产生了划分。让我们考虑一下婴儿打嗝时嗝奶的例子，这既是在关联的流上重建提取过程，又是能指的链上重现分离过程，还是恢复主体特有份额的剩余。欲望机器不是一种隐喻；它是沿着以下三种方式切分或被切分的东西。第一种方式诉诸连接综合，发挥了力比多（libido）的作用，作为提取的能量。第二种方式诉诸析取综合，发挥了内在精神（numen）的作用，作为分离的能量。第三种方式诉诸合取综合，发挥了快感（voluptas）的作用，作为剩余的力量。正是在这三个层面上，欲望生产的过程同时是生产的生产、记录的生产、消耗的生产。提取、分离、“剩余”，这就是生产过程，就是实施欲望的现实运转。
5、整体与部分
在欲望机器中，一切都同时起作用，不过发生在脱节与断裂、故障与挫败、间歇与短路、间距与分割中间，发生在那从未把诸部分集合起来形成整体的总和之中。这是因为切分在这一过程中是生产性的，并且本身就是集合。析取就其作为析取而言是包含的。甚至消耗是过渡、生成与回归。恰恰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懂得如何严格地在文学机器的层次上设定问题：碎片之间具有这样一种差异的关系，以它们之间特有的差异为关系，却不指涉一种甚至丧失的原初全体性（totalité），也不指涉一种甚至即将来临的合成全体性，那么如何产生、思考这些碎片呢？[9] 唯有多样性（multiplicité）这一范畴，被用作名词，超越了跟“一”（l’Un）一样的“多”，超越了“一”与“多”的谓项关系，由此这一范畴能够阐述欲望生产：欲望生产是纯粹的多样性，也就是不可简约为统一性（unité）的肯定性。我们生活在部分对象、砖状物和剩余物的时代。我们不再相信这些虚假的碎片，它们像古代雕塑的石块一样等待着被完善、黏补，从而构成一种的确与起源的统一性一样的统一性。我们不再相信一种原初的全体性，也不相信一种目的的全体性。我们不再相信枯燥乏味的进化辩证法的灰暗构图，这种构图企图安抚石块，因为它使石块的边缘呈现圆弧形。我们相信只在边缘处的全体性。而且如若我们遭遇了这种处于诸部分一侧的全体性，那么这是一个关于这些部分的整体，不过这个整体没有使它们综合化，这是一种关于所有这些部分的统一性，不过这种统一性没有统一它们，它补充它们，作为一种全新的、被分开构成的部分。“它突然涌现了，不过这次应用于整体，如同被分开构成的石块一样，诞生了灵感”，普鲁斯特谈及巴尔扎克著作的统一性，不过他也谈及了他自己著作的统一性。在《追忆似水年华》所建构的文学机器中，这在下面这一点上是激动人心的：所有部分被生产，作为不对称的侧面、中断的方向、密封的盒子、不相通的瓶子、各种区隔，其中毗连就是间距，而且间距就是肯定，就是拼图块，这些拼图块不是来自同一种拼图，而是来自不同的拼图，它们激烈地相互嵌入，它们一直是局部的和从不是特殊的，它们的边缘极不协调，始终相互挤迫、相互亵渎、相互交错，始终伴随着许多剩余的拼图块。这是典型的类精神分裂症作品：好像有罪、宣布有罪只是开玩笑（根据克莱恩的观点，好像抑郁期对于更加根深蒂固的类精神分裂症期而言只是一种掩饰）。因为律法的严肃性只是表面上表达了“一”的抗议，它们反而在被分割的宇宙的赦罪中找到了真正的对象，其中律法没有把任何东西合并为整体，反而估量和分配间距、弥散、爆炸（炸裂把那从疯癫中获得纯洁的东西）——有罪的表面主题在普鲁斯特的著作中与一个完全否定它的另一个主题交织在一起，植物般的纯朴的主题源自性别的分隔、来自与夏吕斯的相逢与阿尔贝蒂娜的倦意，那里鲜花盛开，疯癫的纯洁显现，无论是夏吕斯所证实的疯癫还是阿尔贝蒂娜所假定的疯癫。
因此，普鲁斯特曾说整体被生产出来，它本身作为与诸部分并存的一部分生产出来，各个部分既未被整体统一，也未被整体全体化，不过整体与各个部分协调一致，因为整体仅仅在不相连的瓶子之间确立了反常性的沟通，在诸要素之间确立了横贯的统一性，而这些要素在它们特有的维度上保留它们全部差异的因素。因此，乘铁路的旅行中从未有乘客所见景色的全体性，也未有视角的统一性，只不过这一切发生于神魂颠倒的旅客在车窗之间所勾勒的横贯物（la transversale）之中，“以便靠近、裱褙间歇的、对立的碎片”。靠近、裱褙，这就是乔伊斯所称之为的“再具体化”（re—embody）。无器官身体被作为整体生产出来，不过是发生在它生产过程中的特殊位置，毗邻它没有统一和全体化的诸部分。而且当无器官身体适应诸部分、不得已而接受它们时，它在它特有的表面上诱使横贯性的沟通、超限的相加、多音而穿越的注册，部分对象的功能性切分在这一表面上不断地被能指链的切分与那辨认方向的主体的切分重新切分。整体不仅仅与诸部分共存，整体毗邻于诸部分，整体作为与诸部分分离的产物而存在，同时与诸部分相符合：遗传学家以自己的方式指出了这一点，他们说“氨基酸分别被摄入细胞，然后被一种类似于模板的机制安排在适宜的秩序中，在这一模板中，每种酸的特色鲜明的外侧链嵌入了它自己的位置上”。[10] 在一般情况下，整体—部分的关系问题仍然被古典机械论与古典生机论不适当地设定，只要整体被视为那源自诸部分的全体性，或被视为诸部分所来源的、始源性的全体性，或被视为辩证法的全体化。机械论并不比生机论更能掌握欲望机器的本质，并且把握那将生产引入欲望与将欲望引入机械的双重需要。
没有冲动的演化会使这些冲动与它们的对象一起向整合的整体发展，同样也没有这些冲动所来源的原始全体性。梅兰妮·克莱恩令人惊叹地发现了部分对象，爆裂、旋转、振荡的这一世界。不过，该如何解释没有成功地把握这些部分对象的逻辑？这首先因为她将这些部分对象视作幻象，并从消耗的视角而非现实生产的视角来判断它们。她规定了因果性机制（比如摄取与投射）、实现的机制（满足与挫折）、表达的机制（好与坏），这些机制迫使她接受了一种有关部分对象的观念论构想。她没有把部分对象与一个真正的生产过程——也就是欲望机器的过程——联系起来。其次，她没有摆脱这样一种观念，即类精神分裂症的部分对象诉诸整体，或许是原始阶段的整体，或许是以后的抑郁期出现的整体（完整的对象）。因此，部分对象在她看来是提取于（preleve）全球人；不仅它们将进入那与自我、对象和冲动有关的整合的全体性，而且它们也在自我、母亲与父亲之间建构了原初的对象性关系。然而，恰恰在这一点上，整体终究得以解决。可以肯定的是，部分对象本身具有充足的负荷，从而毁掉俄狄浦斯情结，并罢黜它的再现无意识、使无意识三角化、诓骗整个欲望生产的愚蠢意图。这里被设定的疑问根本不是与俄狄浦斯情结有关的、所谓的前俄狄浦斯情结的相对重要性问题（因为“前俄狄浦斯情结”仍然与俄狄浦斯情结保持演变性的或结构性的参照关系）。问题就是欲望生产的绝对反俄狄浦斯情结的特性。不过，因为梅兰妮·克莱恩持有整体、全球人与完整对象的视角——也许还因为她坚持避免与那门上写着“不相信俄狄浦斯情结者切莫加入”的国际精神分析协会发生最不愉快的冲突，她没有利用部分对象来摧毁俄狄浦斯情结的枷锁，反而利用部分对象或佯装利用部分对象来稀释俄狄浦斯情结，使俄狄浦斯情结微型化、多样化，并将之延展到幼龄时期（bas—ages）。
而且如若我们选取那些最少俄狄浦斯情结化的精神分析师为例，那么这恰好指出她应该以什么样的攻势根据俄狄浦斯情结决定欲望生产，更何况对那些甚至不再意识到“运动”的普通精神分析师。这不是暗示的问题，而是恐怖主义的问题。梅兰妮·克莱恩写道：“迪克第一次来我的诊所，他的奶妈把他委托给我时，他没有表现出任何感情。当我给他拿出我准备好的玩具时，他看着玩具，没有丝毫兴趣。我拿起了一个我放在小火车旁边的大火车，我称呼它们为‘火车爸爸’和‘火车迪克’。他随即拿了我取名为‘迪克’的火车，使它行驶到窗户，说‘到站了’。我向他解释说‘车站就是妈妈；迪克进入了妈妈’。他放开火车，跑到了房间的里门与外门之间的地方，一边把自己关起来，一边喊着‘黑夜’，马上又跑出来了。他多次重复着这种伎俩，我向他解释说‘黑夜进入了妈妈；迪克进入了妈妈的黑夜’……当她的分析逐渐推进时，迪克也发现洗脸盆象征着母亲的身体，而且他表现了一种被水弄湿的异乎寻常的恐惧。”[11] 要说这是俄狄浦斯情结，否则你会遭受羞辱。哦，精神分析师甚至不再问：“专属你的欲望机器是什么？”而是嚷道：“我跟你谈话时，你应该像回复爸爸—妈妈那样回答我！”因此，全部欲望生产被压垮、抑制在父母的形象之上，被整齐地安排在前俄狄浦斯情结阶段，被总体化到俄狄浦斯情结之中：部分对象的逻辑由此被化约为虚无。因而俄狄浦斯情结目前对我们来说变成了这一逻辑的检验标准。因为正如我们开始所预感的那样，部分对象只是表面上提取于全部的个人；它们的确是由流或非个人的原初质料上的提取所产生，它们连接其他部分对象的同时与这种原初质料进行沟通。部分对象不是父母角色的再现物，也不是家庭关系的支柱；它们是欲望机器的零件，同时它们诉诸生产过程和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相对于那被记录进俄狄浦斯形象而言是不可化约的和首要的。
有人谈及弗洛伊德与荣格之间出现的决裂时往往会经常忘记适度而切实的出发点：荣格曾察觉到精神分析师在移情过程中经常会现身为魔鬼、神、巫师，他所扮演的角色大大超出了父母的意象。随后一切都变得糟糕了，然而出发点是好的。这同样适用于孩子们的游戏。孩子不仅会扮作爸爸和妈妈玩，他也会扮作巫师、牛仔、警察和小偷玩，还会扮作火车和小汽车玩。火车肯定不是爸爸，也不是火车站妈妈。问题不在于欲望机器的性别特点，而在于这种性欲的家庭特点。无可否认，孩子一旦长大，他就会发现自己陷入了那些不再属于家庭的社会关系之中。不过，因为这些关系被认为以后会突然发生，所以只有两条可能出现的道路：或者姑且认为性欲在社会的（与形而上学的）关系中以一种分析的“以后”的形式得以升华或中和，或者这些关系启动了一种无性的能量，性欲反过来乐于成为神秘的“彼世”的象征。正是在这一点上，事情在弗洛伊德与荣格之间变得糟糕了。至少他们共同认为力比多不可能没有中介就投射到社会的或形而上学的领域。事实并非如此。让我们考虑一个玩耍的或者爬着的、探索各个房间的孩子。他凝视着电源插座，他使身体机器化，他用腿做支架，进入厨房、书房，他操弄着玩具小汽车。显然父母肯定是在场的，并且如若没有父母，孩子便会一无所有。不过这还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问题在于弄清孩子所触及的一切是否被体验为父母的再现物。自从孩子出生以来，摇篮、乳房、奶头、粪便都是与身体各个部分相关联的欲望机器。既认为孩子生活在部分对象中间，又认为孩子在部分对象中所理解的一切就是碎片化的父母本人，这在我们看来是相互矛盾的。乳房从母亲的身体上提取出来，这在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不真实的，因为乳房作为欲望机器的零件而存在，这一零件与嘴相关联，并从非个人的、稀疏的或密集的奶流中提取出来。作为欲望机器，部分对象不再现任何东西：它不是再现性的。它恰好是关系的支柱和动因的分配者；不过这些动因不是人本身，同样这些关系也不是主体间性的。这些都是就其本身而言的生产关系、生产与反生产的动因。雷·布莱伯利（Ray Bradbury）在他将儿童室描述为欲望生产与群体幻想的、仅仅连接部分对象与诸动因的场所时就充分地阐述了这一点。[12] 小孩不知疲倦地待在家里，不过他在家里从一开始就直接具有一种莫名其妙的、非家庭的、精神分析所遗漏的体验。
问题不在于否认父母给予生命与爱的重要性。问题在于弄清父母在欲望生产中居于何种位置，发挥何种功能，而非做相反的事情，把欲望机器的全部游戏逼向俄狄浦斯情结受限制的编码。父母将以与其他动因相关的特殊动因的名义在欲望生产中占据位置与功能，如何形成这些位置与功能？因为俄狄浦斯情结从一开始就仅仅向社会领域的各个角落敞开，向由力比多直接投射的生产领域敞开。父母在欲望生产的记录表面上突然到来，这看来是显而易见的。不过这正是俄狄浦斯情结的整个问题：俄狄浦斯情结的三角剖分在哪些力的作用下被关闭？这种三角剖分在什么条件下要将欲望引向一个本身并不包含它的表面上？这种三角剖分如何形成一种对各个方面超出它的种种体验和机器化而言的注册呢？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而且仅仅在这种意义上，孩子将作为部分对象的乳房与母亲这个人联系起来，并且不停地注视着母亲的面孔。“将……与……联系起来”（rapporter）这个词在这里不是指一种天然的生产关系，而是注册过程中的、在内在精神上的报告、注册。孩子从童年时期就开始具有一种广泛的欲望生命，就具有一个与欲望对象和欲望的机器相关的、非家庭的关系集合，这个关系集合从直接生产的角度来看跟父母没有关系，而从过程记录的角度来看它们在此种记录的极为特殊的这类条件下（以爱或恨的形式）跟父母联系起来，即便这类条件反作用于过程本身（反馈）。
正是在部分对象中间和在欲望生产的非家庭关系中，孩子才体验着他的生命，寻思生活是什么，即便问题必定与父母“有关系”，并且只有在家庭关系中才能获得一种暂时的答复。“我记得从8岁起，甚至8岁之前，我总是寻思着我是谁，我是什么，我为什么活着，我记得6岁那年在马赛布朗卡尔德大街的房子里（确切地说是59号）寻思着某个名叫母亲的女人给我的巧克力面包的品尝时刻，我问这是什么，除了存在和活着外，寻思着我感到自己呼吸意味着什么，希望自己呼吸，从而感受活着的事实，看一看活着是否适合我，在哪个方面上适合我。”[13]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一个疑问向小孩提出来，它将可能“关系到”称为妈妈的女人，不过这个疑问不是依据妈妈被提出来的，而是在欲望机器的游戏中被提出来的，例如在空气—嘴的机器或品尝机器的层面上——活着意味着什么？呼吸意味着什么？我是什么？无器官身体之上的呼吸机器是什么？孩子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存在。正如笛卡尔的我思那样，父母与这些疑问无关。并且有人错误地混淆了这样的事实，即疑问与父母有关（在被叙述、被表达的意义上），伴随着这一疑问与父母有关的观念（在一种与父母的天然关系的意义上）。通过将小孩的生命框定在俄狄浦斯情结之中，通过把家庭关系变成童年的普遍中介，有人不得不误解无意识本身的生产和种种直接影响无意识的集体机制，尤其是原初性压抑、欲望机器与无器官身体之间的整个游戏。因为无意识是一个孤儿，它在自然与人的同一中生产自身。无意识的自动生产恰好出现在笛卡尔的我思主体发现没有父母的时刻，也出现在社会主义思想家发现了人与自然在生产过程中相统一的时刻，出现在循环发现了它独立于不确定的父母回归。
我没有
爸爸妈妈
我们已经看到了“进程”的两种意义如何混淆起来：作为精神错乱者（démonique）在自然之中所进行的形而上生产的进程与作为欲望机器在历史中所进行的社会生产的进程。社会关系与形而上的关系没有建构“以后”（par—après）或“彼世”（au—delà）。这些关系必定在心理病理学的审级上被辨认，而且之所以它们的意义更加重大，乃因为人们要面对那些呈现为最昏头昏脑的、最去社会化的精神病症状。不过，恰恰已然在小孩的生活中、从婴儿的最基本行为开始，这些关系才按照整个欲望生产的法则而与部分对象、生产动因、反生产因素交织在一起。由于一开始就没认识到这种欲望生产的本质是什么，俄狄浦斯情结的三角剖分如何、在什么条件下、在哪些压力下介入过程的记录，所以我们发现自己陷入了弥散而泛化的俄狄浦斯主义的圈套之中，这种俄狄浦斯主义完全扭曲了儿童生活及其以后的发展、成人的神经官能症问题和精神病问题及整个性欲。让我们回想一下，不应忘记劳伦斯对精神分析的反应。劳伦斯，至少他对精神分析的保留性意见不是来源于一种面对性欲的发现而表现出的惊骇。不过，他已经感觉到（纯粹地感觉到）精神分析正在把性欲囚禁在一个缀有资产阶级饰物的奇怪盒子里，关进了一种令人相当厌倦的、虚假的三角关系中，由此窒息了作为欲望生产的整个性欲，从而以一种新方式彻底改变它，把它变成一种“龌龊的小秘密”、家庭的小秘密，变成一个隐秘的剧场而非幻想的工厂，即自然（nature）与生产（production）。他感觉到性欲更具力量或更具潜能。也许精神分析最终“对龌龊的小秘密进行消毒”，不过这对于现代暴君俄狄浦斯的贫乏而肮脏的小秘密没有更多好处。精神分析有可能由此修正一种贬抑、轻视并使我们成为罪犯的陈旧企图吗？米歇尔·福柯察觉到疯癫与家庭的关系在哪一点上立基于一种影响19世纪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这种发展托付给家庭种种功能，家庭成员的责任与偶尔发生的罪恶感通过这些功能被估量。不过就精神分析把疯癫围困在“父母情结”中并在俄狄浦斯情结所造成的自我惩罚形态中重新找到罪恶感的供认而言，精神分析没有进行革新，不过完善了19世纪精神病学所开启的任务：提升了精神病理学家庭的、教化的话语，将疯癫“与家庭半真实、半想象的辩证法”联系起来，从这种话语中解读出“对‘父亲’永无休止的谋害”，“本能沉默的赌气，而它的反对对象将是稳固的家庭制度和它最古老的象征”。[14] 因此，精神分析没有参与一项有效的解放事业，而是从事了最普遍的资产阶级压抑的工作，这项工作就是给欧洲人套上了爸爸妈妈的枷锁，而不是终结这个问题。
[1] 作者介绍：
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1925—1995年），法国哲学家，著有《尼采与哲学》（1962年）、《康德的批判哲学》（1963年）、《柏格森主义》（1966年）、《斯宾诺莎与表达问题》（1968年）、《差异与重复》（1968年）、《意义的逻辑》（1969年）、《感觉的逻辑》（1981年）、《电影1：运动与影像》（1983年）、《电影2：时间与影像》（1985年）、《福柯》（1986年）、《批评与临床》（1993年）等。
菲利克斯·加塔利（Félix Guattari，1930—1992年），法国精神分析学家、哲学家，著有《精神分析与横贯性》（1972年）、《分子式革命》（1977年）、《机器无意识》（1979年）、《混沌互渗》（1991年）等。
[2] 译者介绍：
董树宝，男，1976年生，黑龙江省尚志市人。北方工业大学文法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3] 罗贝尔·若兰：《萨拉之死》，普隆出版社，1967年，第122页。
[4] “尿在积极的层面上是一种母乳的等同物，无意识在身体的诸实体之间没有做出任何区分。” 梅兰妮·克莱恩：《儿童精神分析学》，法译本，法国大学出版社，第226页。
[5] 布鲁诺·贝特兰：《空堡垒》，法译本，伽里玛出版社，第500页。
[6] “源自这样一些符号的不相容只有作为有待构建的链上的融贯性条件才能被应用；让我们补充一点，即这一条件被控制的维度只是这种链能够进行的转译。让我们在这一罗多游戏上再停留片刻。为了考虑的是，这些要素在序列上偶然进行混合所经由的就是现实无秩序，它让我们有机会抽签……”拉康：《文集》，《关于达尼埃尔·拉加什关系的评注》，色伊出版社，第658页。
[7] 莫纳科夫、穆尔格：《关于神经学与精神病理学之研究的生物学导论》，Alcan出版社，1928年。
[8] 拉康：《文集》，《无意识的地位》，第843页。
[9] 莫里斯·布朗肖：《无边的谈话》，伽里玛出版社，1969年，第451-452页。
[10] J.H.布什：《生命的起源》，法译本，Payot出版社，第141页。
[11] 梅兰妮·克莱恩：《论精神分析》，法译本，Payot出版社，第269-271页。英文原著为Love，Guilt and Reparation：And Other Works 1921—1945，pp.225-226.——译注
[12] 布莱伯利：《图案人》（L’ Homme illustré），《荒原》（la Brousse），法译本，DenoeËl出版社。
[13] 阿尔托：《我从未学到任何东西……》，《84》1970年12月。
[14] 米歇尔·福柯：《古典时代疯狂史》，林志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683页。
责任编辑：沈洁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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