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化》| 会议综述
让审美面向更广阔的生活
——“生活美学”学术研讨会综述
任继泽 叶晓琳
（复旦大学中文系）
原文刊载于《上海文化》2017年第12期
2017年10月15日，由复旦大学中文系举办的“‘生活美学’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光华楼召开。国内外美学界40余位学者出席研讨会并参与讨论。会议内容既涉及对“生活美学”这一概念本身的理解和对生活中众多具体审美现象的分析，也详细讨论了生活美学需要批判继承的古今中西的思想 ，并对其如何走向生活实践提出了诸多倡议。
来自耶拿大学哲学系的韦尔施（Wolfgang Welsch）教授通过对《判断力批判》中审美第一契机的分析和批评，论证了“生活美学是与康德美学不相容的”这一论点。针对康德提出的第一契机，即无利害性，韦尔施提出了三项反对意见：首先，除非是哲学家要为了论证美感的普遍有效性，普通人永远不会把美感看作仅仅是诸认知能力间的和谐游戏；其次，康德的理论将审美能力完全与认知能力关联在一起，使其失去了自主自治的能力；最后，这一将美感机制完全归于主观的做法不能解释一个简单的现象，即对同一对象有人会感到美，有人不感到美。因此真正的审美应如生活美学所强调的，关注人与审美客体的种种具体关系，如行动、情绪、感受、选择、改变等，而不能像康德美学那样，仅仅涉及抽离了对象的主体性的玄思。韦尔施建议，如果要研究生活美学，最好摆脱康德的影响。
程相占教授的发言与韦尔施一样关注康德的审美第一契机，并且有着类似的结论，但他的切入点在于对“Interesse（利害）”这个词语的理解。通过分析《判断力批判》的原文，他指出“Interesse”的意思应当是“对对象存在的关切”，但这种关切并非像康德所认为的那样，直接关联与人的欲求——前者不能推论出后者。康德因害怕欲求对审美的玷污而认为审美不关切对象的存在，但在程相占看来，审美的意义恰在于邀请事物如其所是的显现自身，而这也是生态美学所一直关注的问题。诚然，在康德现象与物自体二分的理论框架下，事物显现自己本身是不可能的。但如果抛除掉这一框架，可以发现现象与物自体其实就是一体两面的东西。所以像现象学那样尊重现象、分析现象，应是生态美学的主要方法。
在该如何从学理上界定“生活美学”这一问题上，与会者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刘悦笛研究员认为，“生活美学”的典范之一就是中国人的生活，中国传统思想所推崇的充满生命力的、不断生成的、活泼泼的精神，应当被看作是“美的生活”的核心。由此出发，中国人生活体现为九个方面的美：天、地、人、物、德、食、文、居游、性情。这样美的生活，在亚里士多德的三分法（理论、实践、创制）中，就既不是单纯关乎沉思的理论，也不是单纯关乎技艺的实践，而是一种“技近乎道”的综合，即充满生机的创制的生活。生活美学必须超越只关注艺术的“小美学”，而成为来自生活、指导生活、融入生活的“大美学”。
张玉能教授则对刘悦笛的观点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肯定美学必须脱离抽象晦涩、贴近生活，但“生活美学”不等于“关于生活的美学”，刘悦笛对生活美学的看法只是“关于生活的美学”，因为“活泼泼的”生活及其“九个方面”只停留在变动不居的生活现象方面，无法为“生活美学”奠定坚实的本体论基础。生活的本质，如马克思所言，就是自由自觉的实践，这一“实践”的含义涉及物质、精神、话语三方面的活动，从而远远超出亚里士多德对“实践”的规定，所以我们仍然应当坚持实践美学在生活美学中的核心地位。另外，张玉能也反对把艺术从美学的中心移开的做法。在他看来，生活只有在艺术中才有集中而深刻的体现，抛开艺术这个媒介，生活就是散乱的流变体，建立在这个流变体之上的美学要么下降为教人如何具体生活的东西，要么泛化成一种形而上学式的解决一切问题的学问。总之，生活美学不能离开实践和艺术。
高建平研究员认为生活美学的 应来自美的生活，尤其是中国古代人提倡和践行的生活。他列举了礼乐制度、文人雅兴及风流人格等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但通过对“美学”这个学科的产生、演变及现状的分析，他既反对“美学以艺术为中心”这一西方传统、反对“脱离经验的分析美学”这一在当下西方流行的流派，又反对径直否定西方美学、试图直接从中国的美学 中建立纯东方的美学。他认为，西方美学同样处在“回归生活”这一转变之中，我们必须认可并吸取其中的合理要素。在此前提下组织中国的实际经验，接续中国的优秀传统，才能有效建设“新美学”，实现中国美学的“弯道超车”。
与此相对的是，另有许多参会者注意到了生活的不完满、不自由的一面。支运波副教授认为，不存在纯粹的生活，知识、权力、政治都渗透在生活当中，人的生活是被塑造的。杨文虎教授同样认为，我们的日常生活其实早已被消费主义和全球资本的逻辑所控制，在其影响之下，我们对“美的生活是什么”的认识已经沾染资本主义制度中生产与消费的色彩，即远超自然实际需求的过度生产、过度消费的倾向。这种倾向已经引起了自然的报复，造成了现实的灾难，“美的生活”已经在走向其反面。所以比起从美的生活中找材料，生活美学更应该去反思、纠正生活，比如将对生态的关注纳入美学之中。张旭曙副教授则不仅号召我们在探讨生活美学时，应当去切实关注当下80后、90后痛苦的个体感性经验，并通过“庖丁解牛”和“凌迟”的比较尖锐地指出，哪怕看起来“美”的材料，也要去认真反思它为什么、在何种情境下才被称为“美”。
针对“生活美学如何走向生活”，朱立元教授指出“美育是美学走向生活实践的重要一环”，并根据自己的切身体验指出，在中小学教育中美育还没有真正被落到实处，存在着理论与实践脱节、培养方式片面化、价值取向歪曲等诸多问题。相信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社会各界对美育的不断重视，美育实践的实际情况一定会慢慢好转，使美学变得切实可行、充满生气。潘道正教授以圣·奥古斯丁这个貌似站在“生活美学”对立面的人的艺术思想为切入点指出，虽然圣·奥古斯丁以超凡脱俗的神的名义排斥音乐等世俗艺术，但其在论及宗教实践时，又从形而上返回形而下，论证了音乐等世俗艺术中的神圣性与运用于宗教的必然性。这样的“返回”完全可以看作是为生活中的艺术作了更深刻的奠基，艺术因而具有了更牢固的理论支持和更深刻的实践意义。经此启示，美学理论也可以通过相似的方式重返生活，使人们对生活的本质和基础有更深刻的认识。这与“美育”的目的与手段无疑是相吻合的。潘黎勇教授指出，近代以来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崩溃与转型已然引起了如王国维、梁启超、蔡元培等对美学价值的思考和对美育的重视。在这些思想大家看来，美育是引导中国人重建文明、健康、进步的日常生活的最重要手段。通过对他们的思想进行梳理，潘黎勇总结出了美育的三重意义：陶养与重塑主体、重建生活场域、革新生活价值观。
除了美育之外，还有一种并不广为人知的实践方式引起了大家的讨论：作为治疗手段的生活美学。刘毅青教授指出，既然生活美学认为艺术对实际生活有着纠正作用，那么对疾病的“纠正”——治疗自然也应当被列为艺术的功用之一。这不仅是理论上的空想，艺术治疗在现实中确有其事，比如香港作家西西就通过手工技艺治好了右手的功能损伤。同样，这种成功的艺术治疗反过来也证明了美、艺术与生活本是连续的。对我们来说，艺术治疗还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在研讨会中，也有不少学者分析了日常生活中具体的艺术与审美经验。刘旭光教授从自己的两次亲身经历——品尝兰州拉面与参加寺庙法事为例，详细分析自身在其中的美感体验，并试图借此解构“高雅”与“通俗”、“神圣”与“日常”之间的美感体验的高下之别，提倡去除仪式感、超越宗教体验的审美。不仅美食与宗教，午睡这件日常小事也进入了生活美学研究者的研究中。王宏超教授以“花竹幽窗午梦长”为题，对午睡的审美文化史进行了一番论述。通过比较儒家、道家与道教对午睡的态度，古代百姓的时间观念，以及在诗文中体现出的有关午睡的不同情趣，分析了现代人对午睡的态度，以及由之折射出的现代人生活态度、生活方式的转型。
器物当然也不会脱离生活美学的领域。景德镇陶瓷学院中国陶瓷文化研究所任华东研究员认为，当下的生活美学研究对陶瓷美学的关注相当欠缺。他以红店艺人王锡良等“八友传人”为研究对象，对20世纪50年代景德镇的瓷业国有化运动中的传统红店进行论述，从宏大叙事到个体叙事，分析了在陶瓷行业国有化的过程中，传统手艺人身份的转变，以及民间工艺产业的国有化及其失败对工艺水平、工艺价值的影响。
在一般而言的艺术层面，本次会议主要涉及了音乐、文学与先锋艺术。陈伟教授详细研究了自己收藏的大量“文革”时期的乐曲唱片，他指出，那个时期的乐曲在思想性与审美性、专业性与群众性、引领性与普及性之间达到良好的平衡，值得今天的艺术工作者借鉴。苏宏斌教授则细致地论述了文学研究中主体间性研究的意义，他指出当下文学的主体性研究中存在的主客二元论的残留，并强调主体必须被理解为具体的、有限的、处在关系中的主体，必须把主体放入多元意向性活动的交叉领域中进行研究，才能克服目前文学主体性研究中的诸多困难和分歧。徐行言教授从跨越传统艺术界限的先锋派艺术出发，指出这些跨界艺术能够启发我们认识到，当代的审美理想就是跨越生活和艺术的各种领域的界限，消除外在差异，实现内在的同一性；而且只有消除这些界限，艺术与社会批判才能有机结合起来。
责任编辑：沈洁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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