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化》| 文化批评
有灵魂的学术
——王富仁学术研究谈片
王培元 |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
原文刊载于《上海文化》2018年第6期
内容摘要
王富仁是近40年来鲁迅研究的代表性人物，他由“思想革命”的视角对《呐喊》《彷徨》所作的精彩解读，开启了鲁迅研究的新时期。他的研究涉及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及现代文学诸多领域，但以思想启蒙为特征的鲁迅研究无疑是其基石和主旋律。他是鲁迅研究及现代文学研究界最有思想家和理论家气质的学者，其思想和理论是在他的内心感受和生命体验中生长、提炼出来的，始终保持着与现实社会人生的血肉联系。他的研究以高屋建瓴的理论思维与精细入微的分析阐述见长，视野广阔，善于归纳，长于概括，精于论辩，勇于提出独创性的概念，具有一种纵横捭阖的宏大气势和雄辩严密的逻辑力量。关 键 词 王富仁 鲁迅研究 反封建
一
王富仁的学术生涯起步于鲁迅研究，鲁迅研究堪称其学术研究的基石和主题。也许可以说，假如对他的鲁迅研究的特殊重要性估计不足，那么他全部学术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也就无法得到说明。
他与鲁迅的“缘分”始于中学时代。当年他父亲购得一套《鲁迅全集》，他便一卷一卷读下来。虽然有些文章还不大懂，但有些作品却使他产生了一种异样的感觉，尤其是杂文给他以刻骨铭心的快感。从那时起他便走火入魔地喜欢上了鲁迅，也喜欢上了文学。王富仁是山东高唐人，生于1941年7月。1967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外文系俄文专业，1968年9月至1970年1月在山东沿海一个叫金口的部队农场劳动了两年多，70年代初到了聊城，在四中做语文教师。在此期间，他参加了薛绥之先生主编的《鲁迅杂文中的人物》编写，初步涉足鲁迅研究。
“文革”结束后，他于1977年考取西北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师从单演义先生。毕业论文是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的比较研究，这是他鲁迅研究事业的正式开端。其论文《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后经修改补充，于1983年7月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不但引起了鲁迅研究专家的关注，也吸引了比较文学研究界的目光，1991年获得中国比较文学学会颁发的“比较文学研究奖”一等奖。
1981年全国纪念鲁迅诞辰100周年学术讨论会筹备期间，会议学术小组在审阅经各地初选后寄达的论文时，《文学评论》编辑部的王信先生发现了一篇题为《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的文章。他读后击案称赏，于是众人纷纷传阅，交口赞许。此文正是王富仁学位论文的“总论”部分。各地推选出的与会正式代表里并没有他，然而他却成了非正式代表中论文被选中的唯一者。会后从170多篇论文中选出30篇，编辑出版了会议论文选，王富仁这篇文章又被收入其中。
1981年从西北大学毕业后，次年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李何林先生，副导师杨占升先生。1984年10月他的毕业论文《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顺利通过答辩，其摘要在1986年第3、4期《文学评论》杂志上连续刊出，而全文经补充修改后于1986年8月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引起鲁迅研究界和现代文学研究界的极大反响。这一专著在鲁迅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也成为新时期中国文化界具有思想启蒙价值的标志性学术著作。王富仁顺利获得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89年晋升教授，1992年始任博士生导师，2002年赴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中文系任教，2003年被汕头大学文学院聘为终身教授，2008年至2014年还受聘兼任四川大学教授和博士生导师。2016年春不幸罹患肺癌，2017年5月2日在北京溘然辞世。
除鲁迅研究之外，王富仁的学术研究还涉及中国现代文学及思想文化领域。进入21世纪以后，他提出了“新国学”的概念，主编《新国学研究》集刊。其学术著作主要有：《先驱者的形象》（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文化与文艺》（北岳文艺出版社1990年）、《灵魂的挣扎——文化的变迁与文学的变迁》（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历史的沉思——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学论》（陕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现代作家新论》（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王富仁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中国文化的守夜人——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中国的文艺复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古老的回声——阅读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中国现代文化指掌图》（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中国需要鲁迅》（北师大出版集团、安徽大学出版社2013年）等。
此外，他未能结集出版的比较重要的学术著作还有：《老子哲学的逻辑构成》《老子的生命观》《孔子社会学说的逻辑构成》《孟子国家学说的逻辑构成》《庄子的生命观》《庄子的自由观》等一系列先秦诸子思想研究文章，以及《樊骏论》《学识·史识·胆识——鲁迅与顾颉刚》等。
二
在山东大学王富仁学的是俄语，考进西北大学后的专业方向是鲁迅研究，《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便成了他的第一部鲁迅研究专著，但真正确立其在鲁迅研究界的学术地位的还是博士论文《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以下简称《镜子》）。读大学时他曾经计划研究契诃夫，搜集了大量的研究资料。而10年“文革”经历使他对鲁迅的思想文学悟解、体会得更深了。“鲁迅小说好像给我打开了天灵盖，使我开始看清了整个中国，看清了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他觉得中国人都还是鲁迅小说中的人。[2]
此前学术界对《呐喊》《彷徨》的研究，以陈涌《论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为代表。该文把着眼点放在鲁迅作品与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关系上，以毛泽东对中国各阶级政治立场的分析为思想理论框架，对鲁迅小说的政治意义进行全面阐发。而明确主张“首先回到鲁迅那里去”[3] 的王富仁发现，这个20世纪50年代以后形成的鲁迅小说阐释系统与鲁迅作品本身的历史内容和艺术呈现，以及鲁迅在“立人”和“改造国民性”思想追求主导下的创作意图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错位，因而也就不可能真正准确把握和深刻阐发《呐喊》《彷徨》的思想价值和艺术创造。鉴于此，王富仁从鲁迅的思想视角及其对社会现实的洞察出发，对中国民主主义的政治革命与思想革命做出了明确的区分，令人信服地论证了鲁迅是从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角度，而不是从中国政治革命的视角来观照和表现他所看到的现实社会人生，从而创作出《呐喊》《彷徨》的。这两部小说集首先是“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中国民主主义政治革命是由这面艺术之镜折射出来的。
相对于陈涌“政治革命”的旧研究范式，王富仁建构起了一个“思想革命”的鲁迅研究新范式。以“反封建思想革命的镜子”的视角为理论出发点和思想归宿，其博士论文对《呐喊》《彷徨》的本体意义、意识本质、创作方法和艺术特征等几个方面进行了高度概括及精细入微的分析阐释。从中分明可以看出以文学批评“为真理而斗争的手段”[4] 的19世纪俄罗斯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别、车、杜的影响。王富仁曾多次提到他对杜波罗留波夫的《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什么是奥勃洛莫夫性格？》的激赏。此外，苏联学者叶尔米洛夫的《契诃夫传》《论契诃夫的戏剧创作》《陀思妥耶夫斯基论》，他也都稔熟于心。
然而，《镜子》问世后在学术界激起巨大反响的同时，也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几位前一代的教授学者不适当地将学术问题政治化，甚至把一顶“反马克思主义的鲁迅研究”的政治帽子扣到王富仁的头上。于是他不得不起而反驳，为自己从事学术研究的正当权利进行辩护，撰写并发表了《关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几个问题》一文。[5] 这个事件把王富仁卷进了中国社会思想文化斗争的漩涡之中，从根本上改变了他在学术文化界的境遇和环境条件，也使他由此开始了对现当代中国思想文化问题的观察、思考和研究。
此事对王富仁刺激甚深，他再也无法把自己当作一个“为学术而学术”的纯粹学者，超脱于现实，远离思想文化斗争。他深入思索了思想、主义、学术话语与现实社会人生的关系，认识到无论是什么思想主义，都不能成为衡量社会文化现实的永恒不变的标准和法则，都必须有益于中国人实际的生存和发展，有益于中国人对现代社会和现代世界的思考与理解。20世纪80年代后期，他连续撰写了“鲁迅与中外文化论纲”3篇系列文章：《对古老文化传统的价值重估》《对西方文化的主动拿来》和《从“兴业”到“立人”》，还在《文学评论》上刊发了《中国近现代文化发展的逆向性特征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逆向性特征》。所谓“逆向性特征”，是他对中西方历史文化发展进程的不同特点进行深入观察比照之后，做出的一个全新的概括：
中国：洋务运动（只追求物质生产力的发展）→维新运动、辛亥革命（主要追求政治制度的变革）→五四新文化运动（主要追求思想解放）
西方：文艺复兴（追求思想解放）→启蒙运动、资产阶级革命（追求政治制度的变革）→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确立、物质生产力的大发展
与此相对应，西方文学的发展显现出的是一种合乎规律的自然逻辑过程：从新的审美感受到新的情感态度，再到新的理性认识；而中国文学的发展则往往采取与此完全不同的逆向演化的路径：由新的理性认识到新的情感态度，再到新的审美意识。这就造成了在“慕外崇新”文化心态下中国文化与文学发展的一系列严重后果，如实践与理论的错位、基本文化概念的混乱等，从而极大地影响了近现代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健康发展。
稍早于此文，王富仁发表的《两个平衡、三类心态，构成了中国近现代文化不断运演的动态过程》[6] 一文也是对中国近现代历史文化特有发展脉络的深入理论思索和独到发现。此文认为，介入国际体系之后的近现代中国与外部世界一直处于严重失衡状态，这就迫使中国知识分子为改变这种局面而对中国文化进行改造。然而，这种改造又往往只是从一个方面、一个部分入手，结果又导致了中国文化内部的不平衡。而另外一些知识分子则企图在维护现有社会状态不变的情况下恢复中国文化内部的平衡，但这却又加剧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不平衡。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历史便在这种周而复始的运演中行进着，并产生了影响中国社会发展的3种不同文化心态：慕外崇新的文化心态、传统文化心态、中西融合的文化心态。这两篇文章虽然谈论的是历史发展、文化和文学以及文化心态问题，但实际上更加关注的是其中所隐含着的中国近代以来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问题，思索的重心显然是为中国知识分子不同的文化追求开辟思想道路、寻找社会空间、发挥更加切实作用的重大时代课题。
20世纪90年代汹涌而起的经济大潮，对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和知识分子形成了巨大的冲击，整个社会潮流为之一变。王富仁敏锐地感应着时代脉搏，撰写了《文化危机与精神生产过剩》[7] 一文，从整个社会文化发展的角度冷静地对当时面临的文化危机进行全面把握和深刻透视。文章提出，文化的发展存在着周期性的危机，文化危机具有复苏、发展、繁荣、萧条等不同演化阶段，在每个不同阶段“大显身手”的是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文化危机期固然是知识分子最艰难的时期，但以为知识分子的目标只是追求文化的持续繁荣发展，恐怕也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王富仁提出的看法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文化追求应该建立在自己全部人生体验中最强烈、最难舍弃的社会愿景和精神诉求上，即使条件再艰困、环境再恶劣，也要咬紧牙关挺住并坚持下去，努力采用一切人类历史文化成果来充实、丰富和发展它。
21世纪即将来临之际，中国的思想文化界有人提出了一个格外响亮的口号：“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王富仁认为这个异常诱人的口号具有“文化沙文主义”的性质，20世纪并不是美国文化的世纪，21世纪也不会是中国文化的世纪，文化是属于全人类的，是由各民族文化共同创建的，它们的关系是完全平等的，并不存在一个谁是世界老大的问题。为此，他发表了颇有新意和预见性的论文《影响21世纪中国文化的几个现实因素》，[8] 在世界文化格局的嬗变中展望21世纪中国文化的大趋势，并由研究生制度、中国社会的社会化、宗教意识、影视文化的发展，以及独子文化、多余人文化等5个方面，具体阐述了影响21世纪中国文化的社会现实因素。
王富仁专门谈论文化问题的文章，还有收入《中国现代文化指掌图》一书中的诸篇，如《完成从选择文化学向认知文化学的过渡》《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论当代中国文化界》等。他在研究鲁迅的同时，也思索着中国现代文化发展问题，从这些文章中都可以看出鲁迅思想、尤其是鲁迅启蒙主义思想的影响。2001年，王富仁又提出了鲁迅是“中国文化的守夜人”的概念，并撰写了近10万言的长文《鲁迅与中国文化》。[9] 先以大量篇幅对儒家文化、法家文化、道家文化、墨家文化、佛教文化、道教文化进行了富有深度的阐释和冷峻剖析，到最后才谈到作为一个独立知识分子走上中国文化舞台的鲁迅及其文化抉择。在对中国的国民性及国民精神进行了长期观察和深思之后，形成了自己独树一帜的“立人”思想的鲁迅，“并不绝对地否定中国古代的任何一种文化，但同时也失望于中国古代所有的文化。中国古代没有一种文化是为鲁迅这样一个脱离开政治专制和文化专制体制的社会知识分子而准备的。他了解了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同时也毅然反叛了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10] 这就是王富仁做出的无可争辩的总结。
他曾不止一次谦抑地谈到自己是学外文出身，中国现代文学知识是相对不足的，为了弥补这一弱点，他很注重对现代作家和诗人、对现代文学的重要问题的探求与考察。他研究过郭沫若、冰心和闻一多的诗，曹禺戏剧《雷雨》和《日出》的人物塑造与思想艺术，论述过冯雪峰的文学理论建树与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探讨过创造社的文学活动、美学特色及其所显示出的青年文化特征，梳理过中国现代中短篇小说发展的历史轨迹，还考察过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主义”内涵。这些文章从题目上看，自然不属于鲁迅研究，但正如他自己所说，它们大多是更加贴近鲁迅的。他说过，一个研究鲁迅的学者“无论写什么题目，都实际是在阐述一种观念，一种与鲁迅的思想有某种联系的观念”。[11] 他研究现代作家、现代文学的文章大抵均可作如是观。
在这类文章中，研究曹禺剧作的两篇《〈雷雨〉的典型意义和人物塑造》《〈日出〉的结构和人物》最具代表性。《雷雨》之所以能够保持经久不衰的艺术生命力，在于其通过典型人物的塑造深刻地揭示了历史真实和生活真理。而主要人物周朴园的形象及其典型意义在剧中是最为关键的。他是旧中国畸形社会历史文化发展的一个“产儿”，是社会政治经济关系中的资本家与家庭伦理道德关系中的封建家长的怪诞组合。在他身上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虚伪性和残酷性。假若没有他的个性存在，女主人公繁漪等同于一个无耻透顶的“坏女人”，周萍、鲁侍萍等所有其他人物的刻画及其意义也便失去了依据。周朴园的形象塑造，不但深刻揭示了中国产业资产阶级一个非常重要的本质，而且以独特的方式表现了中国封建传统观念的顽固性，以及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长期性和复杂性。《雷雨》的杰出意义在于，它是稍晚于《呐喊》《彷徨》的一个历史时期中国城市中进行的反封建伦理道德的思想斗争的一面镜子。[12]
《〈日出〉的结构和人物》则紧紧抓住剧中无所不在而又并非一个具体存在的“金八”，细致而独具只眼地分析《日出》的总体思想意识结构。作者笔下的资本主义金钱势力，是被直接植入中国封建传统伦理道德关系中的金钱势力，这种势力使传统封建关系发酵并膨胀起来。在这样一个鲁迅曾经感到过恐怖的“无爱的人间”的现实面前，曹禺真切地感到了一种真正的大恐惧。潘月亭、李石清、黄省三、顾八奶奶等其他剧中人物，都是一些充满着单纯物质欲望的焦渴的人，他们对人的存在没有任何真挚的关切。他们虽不是金八，但同时又皆为金八。他们都是被金八这个思想精神的形象玩弄的可怜虫，是被吃者，又是吃人者。曹禺极度憎恶他们，但又悲悯他们。金八是纯粹物质欲望的象征，是“无爱的人间”的统治力量。而女主人公陈白露则是“爱”的象征、“人类爱”的追求者，然而最终在“无爱的人间”被毁灭。[13] 同他在鲁迅研究中提出的许多新鲜学术创见一样，王富仁在这两篇文章中提出的见解和观点，都是具有独创性的、发人深思的。
“新国学”的概念尽管也引起过一些误解，然而这个在他生命最后10年间提出的概念，其实还是从鲁迅对待传统文化的博大包容态度中得到了很大启发。实际上关系到如何看待中国文化的问题，涉及中国文化的整体观。王富仁认为，倘若仅仅把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看作是“国学”，那么很难称得上是“完整的国学”，而且也将导致对五四新文化及其后的全部现代文化的排斥。所以应当破除中国文化古今对立的观念，建立起中华民族文化古今一体的宏大格局。“新国学”只有以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后的中国全部现代文化的发展方向为根基，才能真正“成为我们中国知识分子文化的、学术的和精神的归宿”。[14]
三
《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是王富仁第一部鲁迅研究专著，也被认为是新时期出版的第一部比较文学研究著作。这表明自学术研究一起步，王富仁的理论思维便显示出独异的特点。比较文学取决于研究者的思维方式，其特点是“通过纵向的或横向的、外部的或内部的、有形的或无形的联系，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作家、作品或文学现象，在暂时排除了他们之间客观存在的时空距离之后，重新组织在一个统一的思想框架中”。[15] 王富仁的研究绝不是那种只停留在研究对象有形、表面的一般联系的比较上，而是在更深的层次上着力探求作家间内在的无形的联系。他发现，越是更多、更细腻地感受和发现比较对象的联系和相同，就越能更多、更细腻地感受和发现对象间的不同和差异。从他的鲁迅与契诃夫、安特莱夫、阿尔志跋绥夫等俄罗斯作家比较研究的文字中，都可以清楚地发现这些特点。
尽管王富仁后来没有成为专门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但是比较思维却已内化到他的理论思维方式之中。这其实也是一个思维空间的广阔性的问题，亦即研究者要在相关事物无限复杂的相互关联当中，在比较宽广的视野和纵横交错的时空中展开观察、思考与探究，从而发现研究对象的独异性特征。在这种开阔性的思维视野里，王富仁显示出一种超乎常人的理论分析力、思考力和概括力。据说他最初拟定的博士论文的题目为《鲁迅与世界文学潮流》，[16] 无疑这一题目蕴含着视野和时空异常开阔的思维指向。《镜子》一书，更是他这一思维方式及特点的有力证明。在他的笔下，《呐喊》《彷徨》作为“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的独特价值和深邃意义，恰恰是在古今中外的历史社会、思想文化以及文学艺术的一个异常广阔的思维空间里，才得到了全面深入的阐释和雄辩有力的说明。
王得后先生在为《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一书所作的序言中指出：王富仁的鲁迅研究已自成一家，但他并“不以鲁迅的是非为是非，不以自己的利害为利害，他力求客观而公平地写出历史状况及各派得失，不宽厚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尤其是对攻击过他的学派”。[17] 似乎这不仅仅是一个宽厚与否的问题，还与王富仁的理论思维特点密切相关。他在此书中所概括的鲁迅研究派别大约有近20个之多，各派之间的异与同、分化与发展、传承和斗争错综复杂，而他独能对各派别的特点、贡献及不足都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就因为他坚持的是一种科学的“辩证思维”。他认为任何事物的发展演化，都是一种“否定中有肯定，批判中有继承，继承中有批判的复杂、浑融的发展历程”。[18] 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重估，采取的是“整体性否定”的方式，但“整体不等于部分之和，整体否定不是全部否定、全盘否定，整体肯定也不是全部肯定、全盘肯定”。[19] 这种科学的辩证思维无疑更有助于把握研究对象的精神特质，而避免陷入形而上学的泥淖之中。
20世纪80年代中期，王富仁另一篇代表性论文《在广泛的世界性联系中开辟民族文学发展的新道路》[20] 在世界文学的大格局中考察梳理中国现代文学发生演进的整个过程，总结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外国文化与文学前所未有的认知态度及其历史经验，视野开阔，见解新异，引起学术同行的瞩目。这一时期王富仁一系列极富创见性的研究，都得到了学术同行的普遍称许和认同，他也被视为鲁迅研究界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最有思想家和理论家气质的学者。
他的学术研究高屋建瓴，勇于提出概念，立论新颖而大胆，具有严密自洽的逻辑结构，又每每喜作长文，具有一种滔滔汩汩、排山倒海的宏大气势，就像结构严谨、情感激越的贝多芬交响乐章一样感染着、征服着读者。有一次和王得后先生谈起来，他由衷感叹道：富仁之文近乎汪洋恣肆，真是一种“思想的自由运动”。
樊骏先生亦曾明确指出，王富仁“是这门学科最具有理论家品格的一位”，他惯于从社会历史的角度考察问题，总是对研究对象做高屋建瓴的鸟瞰与整体的把握，并对问题做理论上的思辨。他的笔下往往“阐释论证多于实证，一般学术论著中常有的大段引用与详细注释，在他那里却不多见……他不是以材料，甚至也不是以结论，而是以自己的阐释论证来说服别人，他的分析具有概括力与穿透力，讲究递进感与逻辑性，由此形成颇有气势的理论力量。他的立论，也往往是从总体上或基本方向上，而不是在具体细微处，给人以启示，使人不得不对他提出的命题或论证过程、方式，作认真的思考”。[21] 而王富仁的思想、理论主要是从思考和认识鲁迅的过程中，自己归纳总结、概括提升出来的，绝非“邯郸学步”“照猫画虎”的结果。如他提出的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价值评估的主要角度和方法问题，关于中国古代制度文化的二重性问题，关于中国古代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及其两极分化和互补的问题，关于春秋战国时期文化与古希腊文化产生的不同历史条件及不同特征的问题，以及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关系的问题，自然科学在整个文化系统中的作用的问题等，都是如此。[22]
王富仁的思想、理论和学术是深深植根于时代、人生与生命之中的。“鲁迅决定了我的生命。”[23] 他觉得自己这一生找对了鲁迅，找对了鲁迅的作品，找对了鲁迅的思想，也就找对了契诃夫、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找对了卡夫卡以及莎士比亚。假如没有找到鲁迅，这些人就都找不到。找不到鲁迅，也就没法谈论孔子、谈论庄子，没法从事文化与文学研究。可见鲁迅在他的人生、思想与学术坐标上，起到的是导航仪、定盘星的度量衡的作用。
生长于农村，经历坎坷曲折，艰难地挺过了“文革”，谙熟人情世态，洞察世道人心，他觉得这是自己的一笔“财富”。有了这笔财富，就能够以对中国人的认识和感受为基点，从对中国人、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的表现着手，对鲁迅作品进行一番深入的思考和研究了。[24] 他的硕士论文之所以选题为“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就因为俄罗斯文学是他一直熟悉和关注的，鲁迅小说表现的又是他生命中体验最深的一些东西，写这篇论文“做的是我自己”。[25] 而《镜子》这株参天的学术大树，更是牢牢扎根于他博大深厚的人生关怀和生命体验的沃土之中。“努力摆脱凌驾于自我以及凌驾于鲁迅之上的另一种权威性语言的干扰，用自我的现实人生体验直接与鲁迅及其作品实现思想和感情的沟通。”[26] 他所概括的新时期启蒙派鲁迅研究的根本特征，也正是其“夫子自道”。
在对鲁迅小说的思想艺术进行的卓越研究中，他充分显示出敏锐的艺术感受力和审美鉴赏力。如对《狂人日记》的艺术风格的精彩概括，对《风波》的情节的细密解析，对《药》的结尾的独到诠释，对《补天》的意蕴的深邃开掘，无一不是与他的生命体验以及对中国人文化心理的了解洞察相关的。按照他的理解，鲁迅正是“高举着生命哲学的旗帜更坚定地站在中国启蒙主义的立场上，而且义无反顾，把‘五四’反封建思想革命的旗帜一直举到自己生命的尽头。其他的先驱者们的启蒙主义思想一直主要停留在理性教条的层面，一直没有上升到真正艺术的高度，而鲁迅的启蒙主义从‘五四’时期就是艺术的，是与他的全部的生命体验融为一体的”。[27] 他说：“鲁迅的思想是在他的内心感受和体验中自然生长出来的。”[28] 他对鲁迅作品的悟解和体认，与自己的阅读感受和人生体验何尝不是完全契合一致的呢？
在王富仁那里，理性、理论并不是干巴巴的僵化的教条，而是从感性、感受中提炼出来的，二者水乳交融地融为一体。他曾指出：“什么是理性精神？只要在鲁迅所重视的人的全部创造过程中来理解，我们就会知道，理性精神绝不是脱离个人的欲望、情感和意志的一种纯粹的逻辑思维活动，它是由欲望、情感、意志的逐级转化而形成的，而且必然沉淀着人的欲望、情感和意志。”[29] 近20年前在对他进行访谈时他就直言：“我的文学观念是从自己的阅读体验中来的，我对自己的文学感受是很执著的，无论我写出来的论文多么理性化，但都是我感受中的东西，谁要想通过一种评价来改变我从作品中感受到的东西，很难。对此，我是非常自信的。”[30]
在王富仁的笔下，现实关怀与学术诉求始终融为一体，其研究始终与时代和社会存在着明显的或潜在的“对话”性质。从他前两部鲁迅研究专著，尤其是《镜子》一书，到其后诸多鲁迅研究及其他文化与文学研究，乃至晚近的“新国学研究”，大抵都是对于时代脉动、文化嬗变的精神感应的结果。
《镜子》作为新时期启蒙派鲁迅研究的标志性成果，及时且有力地呼应了时代的文化精神，充分体现出新时期启蒙思想的巨大历史性力量，而王富仁作为一位自觉的启蒙学者也由此找到了真正的“自我”。较之于那种将鲁迅附着于外在的理论框架加以论述的思路，他提出的“回到鲁迅”的主张所强调的，不仅是从鲁迅思想文学体系自身出发来研究问题，而且还关涉“重返五四”的启蒙思想的巨大历史课题。“文革”结束后，从政治专制主义和文化专制主义解放出来，痛定思痛，认识到鲁迅对中国历史的最大贡献仍是由于他对国民性改造问题的重视，以及他对中国各种文化现象的富有独创性的表现和解剖，从而发现较之重点突出鲁迅的“政治革命”，他的“思想革命”的理论重心旨在突出鲁迅作为伟大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独特的历史作用和价值，更加重视和关注鲁迅对中国文化及其社会影响和精神遗存，不但极大地推进了鲁迅研究，而且使鲁迅研究与整个中国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演进密切结合起来，提醒人们关注知识分子精神活动的独立特质。其后王富仁对自己启蒙角色的认同越来越明确，在近40年的学术生涯里他“靠思想生活”，[31] 越发自觉地以鲁迅思想与精神的传人来意识自我，以学术研究探索真理，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了鲁迅研究及其他学术研究事业，直到生命戛然终止。
他说自己是被鲁迅改变了一生命运的人，鲁迅作品给了他生命的力量。对于鲁迅思想文学及其历史意义，他的评价始终非常之高，即使在“国学热”兴起后一片质疑、否定鲁迅和五四新文化的声浪中，也毫不动摇。他坚定地指出：“中国需要鲁迅，中国仍然需要鲁迅，中国现在比过去更需要鲁迅。”[32] 像鲁迅在昏沉的暗夜里清醒坚韧地守护着中国文化一样，王富仁始终不渝地坚守着鲁迅和五四新文化的宝贵精神传统。他曾谈到，如果说胡适等现代作家作品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化精神之血肉，那么鲁迅的思想和文学就是中国现代文化精神之骨；没有了鲁迅，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及文学的身躯就不可能挺立起来。王富仁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依然公开申明研究、坚守和维护鲁迅就是自己的“历史使命”。[33] 王富仁以《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一书正式步入学术界，他生前最后一篇学术长文是《学识·史识·胆识——鲁迅与顾颉刚》（此文系王富仁的“绝笔”，文末注明“2016年4月29日于汕头大学文学院”，5月初他便查出罹患肺癌），可以说，他的学术生涯以鲁迅研究为发端，又以鲁迅研究为归结。
然而他的维护鲁迅，并不是一味地“为维护而维护”，而是“首先回到鲁迅那里去”“理解并说明鲁迅和他自己的主导创作意图”，[34] 以学术研究为出发点和旨归，“维护鲁迅的文化价值和意义”“维护中华民族的良知”。[35] 《学识·史识·胆识——鲁迅与顾颉刚》考察的是现代学术史上涉及鲁迅与顾颉刚的一桩著名“积案”，在这一“绝笔”性质的学术长文里，他并不是仅仅为了评判两个人的是非曲直，从而为鲁迅“辨诬”，更不是只为“扬鲁抑顾”，而是条分缕析、追根溯源，客观公允又具有说服力地揭示鲁迅与顾颉刚的矛盾分歧的文化意义，指出两人的矛盾分歧实际上是在两种文化观念的差异和矛盾中形成的，是鲁迅以“立人思想”为核心的现代文化观念与顾颉刚在接受教育过程中形成的中国现代学院精英知识分子文化观念的冲突。实际上此文是站在前所未有的文化和精神高度上，对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史的一些重大思想理论问题所进行的严肃思考与回顾总结。这是他的“绝笔”之作，也是他的一份宝贵的“遗言”。
在这篇长文的结尾，王富仁指出：鲁迅“不是以一个学院精英知识分子的姿态，而是以一个‘精神界之战士’的姿态立于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后半生在大学教书的鲁迅研究者，他虽然深感自己的鲁迅研究文章里躺着一个软绵绵的自我，而非一个铁骨铮铮的鲁迅；感到自己丧失了他喜欢的鲁迅那种大气和壮气，丧失了鲁迅那种俯瞰人寰的思想高度；鲁迅是站在高处看世界的，而自己是站在低处看世界的；鲁迅富有战斗精神，自己却没有这种精神。然而，使自己的学术研究与现实社会人生、与中国人的精神发展建立起血肉相联的关系，一直是他未曾放弃的执著追求、心中的愿景，以及孜孜以求的人生境界。这恐怕也是他后来公开宣称“我是鲁迅派”[36] 的根本原因吧。
[1] 作者简介：
王培元，男，1955年生，山东青岛人。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
[2] 王富仁：《中国需要鲁迅》，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5页。
[3] 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9页。
[4] 尼·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雷永生、邱守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第57页。
[5] 王富仁：《关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几个问题》，《鲁迅研究动态》1986年第6、7期。
[6] 王富仁：《两个平衡、三类心态，构成中国近现代文化不断运演的动态过程》，钟敬文、何兹全主编：《东西方文化研究》第5辑，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
[7] 王富仁：《文化危机与精神生产过剩》，《文学世界》1993年第6期、1994年第1期。
[8] 王富仁：《影响21世纪中国文化的几个现实因素》，《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2期。
[9] 王富仁：《鲁迅与中国文化》，《鲁迅研究月刊》第1-6期。
[10] 王富仁：《中国文化的守夜人——鲁迅》，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140页。
[11] 王富仁：《中国文化的守夜人——鲁迅》，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5页。
[12] 王富仁：《〈雷雨〉的典型意义和人物塑造》，《文学评论丛刊》1985年第2期。
[13] 详见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编：《学术之声》第7辑，1989年。
[14] 王富仁：《“新国学”论纲》，汕头大学新国学研究中心编：《新国学研究》第1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15] 王富仁：《弗·伊·谢曼诺夫和他的鲁迅研究》，弗·伊·谢曼诺夫：《鲁迅纵横观》，王富仁、吴三元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8页。
[16] 金宏达：《我们的“读博”岁月——追怀王富仁兄》，《传记文学》2017年第6期。
[17] 王富仁：《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序言”，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5页。
[18] 王富仁：《文化与文艺》，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0年，第7页。
[19] 王富仁：《文化与文艺》，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0年，第11页。
[20] 王富仁：《在广泛的世界性联系中开辟民族文学发展的新道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年第1期。
[21] 樊骏：《我们的学科：已经不再年轻，正在走向成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5年第2期。
[22] 王富仁：《文化与文艺》，第11页。
[23] 孙萌：《鲁迅改变了我的一生——王富仁先生访谈》，《传记文学》2017年第6期。
[24] 孙萌：《鲁迅改变了我的一生——王富仁先生访谈》，《传记文学》2017年第6期。
[25] 详见《王富仁自选集》，第3页。
[26] 王富仁：《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第192页。
[27] 王富仁：《时间·空间·人（二）》，《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2期。
[28] 王富仁：《学识·史识·胆识——鲁迅与顾颉刚》，《现代中文学刊》2017年第3期。
[29] 王富仁：《鲁迅哲学思想刍议》，《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第1期。
[30] 王富仁、王培元：《鲁迅研究与我的使命》，《学术月刊》2001年第11期。
[31] 尼·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第57页。
[32] 王富仁：《中国需要鲁迅》，第199页。
[33] 孙萌：《鲁迅改变了我的一生——王富仁先生访谈》，《传记文学》2017年第6期。
[34] 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镜子——〈呐喊〉〈彷徨〉综论》，第9页。
[35] 孙萌：《鲁迅改变了我的一生——王富仁先生访谈》，《传记文学》2017年第6期。
[36] 王富仁：《中国需要鲁迅》，第311页。
责任编辑：李艳丽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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