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化》| 文化理论前沿
阿奎那之锯
——中世纪的艺术观
拉里·夏因尔 著
强东红 译 | 咸阳师范学院副教授
原文刊载于《上海文化》2018年第10期
内容摘要
在中世纪,一切艺术/手工艺都被授予有尊严的地位,刺绣与绘画、陶器和雕塑、铸造和建筑,都在创造工程和知识系统中占据体面的一席之地。中世纪也没有把艺术家与手艺人区分开来的范畴,既没有“艺术家”,也没有“手艺人”,只有各种阶层和各种身份的手艺人/艺术家。中世纪的“美”的含义要比现代更为宽泛,包括与令人愉悦的外观相伴的道德价值和功用性。
关 键 词 中世纪的艺术观 纯艺术系统 手工艺 功用性
现代世界已经被贬低为手工艺身份的许多艺术,在中世纪也曾像绘画或雕像那样受到崇拜。例如,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早期的刺绣工生产了令人惊奇的带有图画的、装饰性的、充满技巧的作品,使用了丝与金属线、珠宝、珍珠和金箔。刺绣工并不仅仅是熟练的技巧工人,只编织其他人所设计出来的东西;亨利三世委托受人尊敬的刺绣工贝里的圣埃德蒙兹的梅布尔(Mabel),请求她制作玛丽亚和圣约翰,但是让她自己设计。中世纪并没有像我们那样制造了纯艺术与“简单”手工艺之间的区分。从5世纪的奥古斯丁到13世纪的阿奎那(Aquinas)[3] 的艺术清单,都把绘画、雕塑和建筑与烹饪、航海、马术、制鞋和杂耍混合起来。
一、从“缺乏独立性”到“机械”的艺术
早期的中世纪作家没有继续晚期希腊罗马式的艺术划分,即“人文的”与“粗俗的”或“缺乏独立性的”,或者出于教育目的,把人文艺术划分为3门学科(逻辑、文法和修辞学)与4门学科(算术、几何、天文、音乐理论)。如伊丽莎白·惠特尼(Elspeth Whitney)所展示的,在12世纪,在构想出“人文”艺术与“粗俗”艺术的传统对立的路上,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圣维克多的休(Hugh of St.Victor)也做出影响深远的论证,用术语“机械艺术”取代了轻蔑性的术语“粗俗的”或者“缺乏独立性的”艺术,主张既然有7种人文或自由艺术,就应该有7种机械艺术。在古代世界,机械学一直是运用数学来移动重物的学科,但在9世纪,其意义已经扩展到包括一切人工操作艺术。自然而然,与自由艺术匹配的新名分,给予机械艺术极大的尊严,但是休(Hugh)进一步深入,使机械艺术成为与理论艺术(哲学、物理学)和实践艺术(政治学、伦理学)一样的平等合伙人,共同修复堕落的人性。正如理论艺术是上帝用来修正我们的无知,实践艺术是用来修正我们的邪恶一样,根据休的观点,机械艺术是用来弥补我们的身体弱点。
现在可以说有3种工作——上帝的工作,自然的工作和模仿自然的能工巧匠的工作。上帝的工作是创造……自然的工作是呈现事实……能工巧匠的工作是把离散的事物整合起来。孤独的人来到世界时是裸露的和没有装备的……人的理性在发明事物而不是自然地占有它们……之时闪耀着更为灿烂的光芒。这样,绘画、编织、雕塑和建造的无穷无尽的多样性就出现了,因此,我们好奇地观看的不仅有单纯的自然,而且还有能工巧匠。[4]
休的7种机械艺术——编织、军事、商业、农业、狩猎、医术和戏剧——实际上有许多分支的一般范畴。建筑是作为“修建覆盖物”的分支而被提到的,而“戏剧”也包含一切种类的娱乐,包括摔跤、赛马和舞蹈。在12世纪末,术语“机械艺术”在西方已经成为标准,尽管休的具体清单常常被修改。
休试图给予机械艺术一个很高的身份,然而很快就受到了阿拉伯哲学和亚里士多德思想的挑战。例如,阿奎那接受了亚里士多德的理论科学与生产性艺术之间的分离,接受了亚里士多德对功用性和获取报酬的工作进行贬低的倾向。因此,阿奎那写道:“那些被安排为通过表演行为获得功利的艺术,被称为机械的或者缺乏独立性的。”[5] 这样,在13世纪,“维克多时刻”(Victorine moment,其时,一切艺术/手工艺都被授予尊严的地位)就受到把功用艺术和手工活贬低为“粗俗的”和“缺乏独立性的”古代做法的强力复活的挑战。即使如此,许多中世纪作家,就像圣维克多的休一样,继续对一切艺术都表示尊重,刺绣与绘画、陶器和雕塑、铸造和建筑,都在创造工程和知识系统中占据体面的一席之地。
二、技师
在中世纪时期,术语artista通常只是给那些研究自由(liberal)艺术的人保留的,与之相对,致力于机械艺术的生产或表演的人,经常被叫做artifex。其术语甚至是非常具体的,如“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师”,但它们都没有今天的意义。中世纪的画家主要是“装饰性的”技师(artificer),涂抹装饰教堂、公共建筑和富有家庭的墙壁,给家具、旗帜、盾牌和所委托的标识绘画。很少有任何分离的行会来保护个体艺术:画家经常属于药材商行会(因为他们提供自己的颜料),雕塑家属于金器商行会,建筑师属于石瓦匠行会(尽管有证据表明一些建筑师有绅士身份)。[6] 大多数中世纪的技师,不管是石刻匠、陶艺家还是画家,都为赞助人工作,后者经常要求特定的内容、总设计和原材料。进而言之,中世纪技师一般不是作为个体,而是作为工作坊(在那里,各种工作都被分开)的成员来接受委托。然而,即使技师经常因为与手工劳动联系起来而被保持在较低的身份,但大多数机械艺术要求聪明智慧的计划、想象性构思和理智的判断力,还需要灵活巧妙的双手。但正如博纳旺蒂尔(Bonaventura)所说,技师是制造者,而不是创造者。上帝从无到有创造了自然,自然相应地把潜在之物变成现实;技师只是修正自然已经变成现实的东西。在中世纪时期,这种态度仍然是标准,尽管偶尔暗示更为现代的事物。
然而,把我们的现代理念投射到过去的欲望是很难消失的。近几十年来,中世纪艺术史家一直在攻击中世纪手艺人的匿名的古老陈规。根据一个流行神话,大教堂的雕塑者和彩色玻璃制造者只是在为上帝的荣耀工作,从来不在其作品上签名。得益于大量的调查工作,中世纪专家已经发现了大量的签名和许多雕塑家、画家发展地区名望的证据。尽管这种纠正工作值得欢迎,但是一些解释者已经匆匆做出结论,说它是“个人主义”和现代“艺术家”观念的证据。只有忽略了大多数生产的工作坊语境、赞助人和委托人的重要作用,也罔顾如下的事实,即签名者的骄傲表达更可能是他的手工艺的技巧和革新,而不是某种类似于现代的创造性和原创性的观念的事情,这种结论才有可能。但是,修正主义者有权抛弃如下观念,即中世纪的雕塑家和画家只是“简单”的手工艺人,他只是遵循预定模式和车间常规。不论是匿名的古老陈规的执行者,还是现代化的修正主义者,都陷入了现代纯艺术系统的同一种二元对立。中世纪的手艺人/艺术家既不是浪漫主义的匿名手艺人,也不是修正主义的现代个人主义者。
在中世纪,就像没有易于陷入困境的、把艺术家与手艺人相区分的范畴一样,艺术生产中也没有尖锐的性别对立。没有什么行业或艺术只能专属于男人或女人。一个原因是,大量生产来自于宗教订单。纯装饰手抄本和精巧刺绣,还有宗教诗歌与背景音乐,大多来自于女性或男性的宗教家庭。至于世俗生产,妇女的绘画、编织、雕塑和缝补都在家庭作坊中与男人一道进行。这不是要表明某些田园牧歌式的平等,因为女性在法律、身份和薪酬方面与后来一样都是受歧视的。但是那里仍然没有促成女性在后来几个世纪中的驯化的、公与私的普遍分离。中世纪的女性不仅是熟练的鞋匠、面包师、兵器制造者、金匠、画家和刺绣师,而且往往通过她们的丈夫(有时靠着她们自己的妩媚华丽的鞋底[femmes soles])属于行会。孀居的女艺人也有权继续去家庭作坊训练学徒。在某些地方,女性逐渐控制了某种手艺(巴黎的丝织业),有一些女性逐渐成为成功的企业家,打理其他人的工作。
如果说艺术家的现代观念与中世纪的绘画、雕塑、建筑、制陶、刺绣和其他视觉艺术的实践没有什么相关性,那么它也与中世纪诗歌的主流实践差距很大。中世纪是一个非常漫长、复杂的时期,考虑到语言和文学,这一点尤为真实。这时可见到作为书面语言的、主要为教士所通晓的拉丁语,与许多逐渐有了书写形式的方言之间的分离。在学校中所学习的诗歌,是那些希望成为教士或者古典文学专家的人需要精通的拉丁文的必要部分。在中世纪,成为一位诗人更多地与勤奋的汗水而不是灵感相联系。精通拉丁文诗律(不需要再准备考试)的动机,经常使一个人可以“制造献词、悼词、申诉、题词,因而获得很多相应的好处”。[7] 当然,学者型诗人抱怨需要通过寻求服务于赞助人或者确定某种益处而谋生,关于诗人迷狂的古代的老生常谈,被忠实地传递过来,并在文艺复兴时期开花结果。尽管法国南部的行吟歌手的诗歌要比学校中所教的诗歌更为自由,但是依据浪漫主义的原创性概念来谈论它总是有点时代错置,而且行吟歌手的传统对于诗歌普遍观念来说也是不规范的。在13世纪末,第一本伟大的方言诗歌出现了:但丁的《神曲》(Divine Comedy),它打开了通往彼特拉克(Petrarch)[8] 和薄伽丘(Boccaccio)的更为自觉的“文学”写作之路。然而,修辞艺术仍然为这些作家提供了别出心裁的形式和比喻的框架。像雕塑家和画家一样,中世纪诗人既不是专注于原创性和自我表达的现代文学艺术家,也不是单纯的恪守学院规则的手艺人。[9]
我们的“音乐家作为艺术创作者”的观念,也像现代的诗人观念一样,与中世纪的观念和实践大相径庭。当然,作为人文艺术,音乐是关涉着宇宙和谐与数学关系的普遍观念的理论科学。尽管教会学校的一些导师逐渐成为众所周知的人物,他们为大众生产的赞美诗和背景音乐也得到流通,但在流通过程中,人们会毫不迟疑地变动和改善它们。在音乐中,正如在诗歌和散文王国中,宗教团体中的女性创作者都像男人一样是生产性的和受尊敬的,近来宾根的希尔德加德[10] 的奇异音乐曲谱的复活也提醒了我们这一点。在世俗音乐中,“自由的”和“机械的”普遍区分也占据主导地位。高贵出身的人享受歌唱,可能也会出于私人愉悦而自己用乐器来伴奏,但是他们也由宫庭艺人、游吟诗人、杂耍艺人、舞者、驯兽师、歌手和乐师来提供娱乐。因为这些雇佣的音乐家的创作和表演是为了薪水,属于机械艺术;与高贵相对,它们的身份与雇佣的诗人、画家或者裁缝一样低。这种音乐仆人经常走到马路上寻求被其他的贵族家庭或富有家庭所雇佣,许多人作为城镇音乐家定居下来,其职责可能包括巡夜并演奏几个小时,也有为婚礼、葬礼和其他仪式场合表演的。这样,更高身份的中世纪音乐家是纯理论家、贵族气派的业余爱好者或者教堂、宫廷和官方的(包括领导性的)作曲者/表演者。与之相对,大多数“职业”音乐家被视为用手工作而获得薪水的大众手艺人/艺术家。与创造独立的音乐“艺术品”的自觉的现代作曲家相反,大多数音乐家都是作曲者/表演家,其音乐意味着与社会生活和宗教生活相伴。
当我们把关于石刻、玻璃制作工艺、刺绣、建筑、诗人、宗教和世俗音乐家的所有证据结合起来,显而易见,尽管是孤立的个案,现代“艺术家”的概念和它的对立面(简单的“手艺人”),都是与这种完全不同的群体难以相容的概念。在漫长的中世纪时期(与文艺复兴早期是无缝对接的),既没有“艺术家”,也没有“手艺人”,只有各种阶层和各种身份的手艺人/艺术家。
三、美的观念
中世纪的思维也与现代美学观念有很大不同,就像它与关于艺术和艺术家的现代观念大相径庭一样。这并不意味着中世纪民众对线条、形状和颜色的美是盲目的,或者他们不能在和谐、节奏和隐喻中获得愉悦,而是说,他们只在那种没有与内容和功能系统地分离开来的表象中获得愉悦。例如贺拉斯认为,诗歌仍然被构想为具有教诲和愉悦的双重功能——允许形象出现在西方教堂里的一个主要理由是,它们具有教化功能。音乐主要是作为文本的陪衬而被设计的,即使是世俗音乐也在很大程度上承担着社会功能。
至于美(beauty)的观念,许多中世纪哲学家和神学家都对它有所反思,但是绝大多数关于美的讨论都停留在上帝和自然的美,而不是人类艺术的产品和表演的美。在古代,术语“美”与今天的含义相比,其意义更为宽泛,包括与令人愉悦的外观相伴的道德价值和功用性。在那些讨论世俗事物的美的神学家的观点当中,对象中的和谐或合乎比例,都不足以使其变得美丽(beautiful);只有当目的意图恰当时才是美的。“彩色玻璃、音乐和雕像都不是美丽的,只是因为它们带来愉悦。它们可能带来愉悦,或它们可能带来教诲;但是在每种情况下,中世纪都接受了那种观点,即它们的真实的美依赖于它们与意图的一致性。”[11]
然而,善意的历史学家热切地把中世纪从启蒙的蔑视中抢救出来,对神学文本加以重新解释,从而与它们的表层意义相对,到处寻找“世俗”美学态度的标志。但是把“审美无功利”的现代观念解读为斯科特斯·埃里金纳(Scotus Erigena)[12] 所发表的评论,或者是怪兽饰物(gargoyles)或罗马风格 的创造,对于中世纪一般观念来说都是虚假的,就像没完没了的宗教功能主义的陈规一样。这种不断寻找纯审美反应的标识,揭示了由现代艺术与手工艺的二元对立所造成的无益的限制。如戴维·弗里德伯格(David Freedberg)所表明的,历史学家倾向于搁置用来唤起直接情绪反应的那些作品,如手工艺的或宗教的低俗作品。似乎更有说服力的是,在中世纪,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纯艺术或手工艺,而是只有艺术。人们应答的是总体的功能、内容和形式,而不是只坚持一种或搁置其他的。
阿奎那说,如果一名技师决定用玻璃造一把非常美丽的锯子,结果就是,不仅它作为锯子是无用的,而且作为艺术品也是失败的,它不可能是美丽的。当然,今天用玻璃制造一把锯子,它将成为一件艺术品,可能被冠以“阿奎那之锯”的名称来展出。毫无疑问,这种玻璃锯将激发一位同样聪明的艺术家的灵感,模仿杜尚的做法,在最近的五金店购买一把平常用的锯子,把它作为一种抵抗展览之物而呈现,可冠以“奥卡姆之锯”(Occam’s Saw)的名称。
[1] 作者简介:
拉里·夏因尔(Larry Shiner),1934年生。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斯普林菲尔德分校哲学、历史和视觉艺术荣誉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艺术哲学、启蒙主义、希腊哲学和历史哲学等。
[2] 译者简介:
强东红,男,1971年生。文学博士,咸阳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本文为《艺术的发明:一部文化史》(The Invention of Art:A Cultural History)的第2章,译文为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当代美学的基本问题及批评形态研究”(项目号:15ZDB023)的阶段性成果。
[3] 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年),中世纪意大利神学家和经院哲学家,其哲学和神学被称为托马斯主义。——译注
[4] Whitney, Elspeth, Paradise Restored: The Mechanical Arts from Antiquity through the Thirteenth Century, Philadelphia: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990, p.91.
[5] Whitney, Elspeth, Paradise Restored: The Mechanical Arts from Antiquity through the Thirteenth Century, Philadelphia: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990, p.140.
[6] 有一些证据表明,在13世纪,由于建筑技术更为复杂,一些精通砖瓦活的人开始设计更为详细具体的细节,把实际上的日常建筑管理交给中间人。把懒惰的高级教士与建筑师进行比较,后者只参观一下脚手架,拄着手杖、戴着手套,从来不做任何真正的工作,却领着很高的薪水。
[7] E. R. Curtius, European Literature and the Latin Middle Ag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3, p.468.
[8] 彼特拉克(1304—1374年),意大利诗人、学者、欧洲人文主义运动主要代表,“十四行诗”的推广者,著有爱情诗《抒情诗集》及描述第二次布匿战争的史诗《非洲》等。——译注
[9] Erich Auerbach, Literature Language and Its Public in late Latin Antiquity and in the Middle Ag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10] 希尔德加德(Hildegard,1098—1179年),宾根的本尼迪克修道院女修院的院长,被称为“莱茵的女预言家”。她不仅留下了音乐作品,还留下了医学与科学著作,其中最有名的是用10年时间写成的《认识上帝之路》。希尔德加德共留有77首歌曲的手稿,发现者将这些手稿编为总集,名为《天国启示的和谐交响曲》,其音乐具有奇异美丽、轻盈飞扬的品质。——译注
[11] Umberto Eco, The Aesthetics of Thomas Aquina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183.
[12] 埃里金纳(John Scotus Erigena,810—877年),爱尔兰神学家、经院哲学家和翻译家,利用新柏拉图主义的“流溢说”创立神秘主义哲学,认为神与宇宙是同一的。主要著作为《论自然的区分》,后被宣布为异端。——译注
责任编辑: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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