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化》| 学术专题：
网络文学讨论
网络文学类型化问题研究
常方舟 |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
原文刊载于《上海文化》2018年第6期
内容摘要
经过20年的发展，网络文学生产机制和商业模式日趋成熟，网络小说类型化发展的现象尤为突出。文学网站、作者、读者等网络文学共同体一同助推了网络小说的类型化，并在此进程中发挥了不同的规约作用。数字时代的媒介环境和技术演进重塑了传统文学的生产流通机制和批评格局，进而改变了文学的经典化方式。从媒介技术新变和文化消费思潮的相似语境出发，网络小说的类型化发展可以追溯到近代通俗小说的历史传统。建基于网络小说类型化的现状和特点，将其置于文学史的横纵坐标系中，分析这一现象产生的现实背景和深层次动因，有助于客观看待和评价网络文学的类型化现象，从而促进网络文艺繁荣和健康发展。
关 键 词 网络文学类型化 经典化 通俗 分类
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开始迈入网络文学时代。1997年，继首家中文原创网络文学网站“榕树下”创立之后，大量原创文学网站如雨后春笋般涌现。21世纪的头10年，网络文学平台的迅速发展为网络文学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数字出版作品版权意识的增强和收费运营模式的确立，为网络文学的井喷式产业化发展创造了契机。2010年之后，移动互联网重塑了网络文学作者、读者、批评家的社会化情境，以互动和共享为中心的网络文学生产、传播和接受模式更加深入人心。迈入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网络文学呈现出若干新的时代特征。
首先，移动互联网的技术进步和媒介环境对赖以生产、传播和接受的网络文学各环节产生的影响日益显著。使用移动端阅读网络文学的读者在人数和使用时间上不断增加；移动写作在网络写手中悄然兴起。每年有将近70万人使用作家助手软件更新网络文学作品，单日最高更新数达到近6000万字。[2] 得益于移动智能终端的可得性和易获得性，用户成为网文写手的门槛降低，移动互联媒介的普及也使得作者和读者在大多数情况下能够实现随时切换，短平快写作、快餐式传播、碎片化阅读的现象进一步加剧。
其次，网络文学成功迎合大众通俗文化格调和消费位格，其文化商品属性进一步凸显。2016年，我国手机阅读群体人均花费为16.95元，高于2015年的11.19元，手机阅读接触群体中有25.2%的人能够接受付费阅读，这一数字也高于上年同期。[3] 用户对网络文学电子版权意识和阅读付费模式的接受程度不断提升。与其他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相比，网络文学及其衍生产品以相对低廉的价格和丰富多元的样式，成为中国当下低成本日常精神文化消费娱乐的主要形式。网络文学的海外作家数量也呈现出逐年上升之势，域外自发翻译和分享中国网络文学的网络社区和网站数量已经过百，网络文学在本土文化的海外输出中表现抢眼。
再次，经过近20年的发展，网络文学生产机制和商业盈利模式日趋成熟，基于类型化逻辑的写作、接受和传播的文本结构逐渐定型。网络小说各类型滥觞之作集中出现在21世纪的前10年，2010年后尽管类型之作精品迭出，但在小说类型方面却鲜有创新。网络小说模式化程度的加剧，固然与追逐利润的资本要素流动有关，同时也和网络文学的整体定位和发展转型息息相关。与初期网络文学取径传统出版模式甚或希冀跻身严肃文学获得认同的发端不同的是，意在取悦通俗的网络文学以吸引订阅、打榜和版权的二次销售为目的。在变现提速的商业模式刺激下，逐渐形成独特的审美趣味和心理期待，类型化的加深对持续创作和传播大众喜闻乐见的快速消费内容起到催化作用。
相较于文学创作的如火如荼，网络文学理论建构和批评标准不仅出现较晚且相对滞后。2004年起，关于网络文学的学院派研究陆续出现。学院派的普遍观望姿态和对通俗文学持有某些定见的先验立场，对取得洪钟大吕式的研究进展仍有滞碍作用，五四以降传统文学理论阐释和价值批评的式微也与此难脱干系。尽管日新月异的媒介环境形塑了新的文学创作和传播接受方式，新媒介时代的文学本质仍然不曾改变。网络文学读者对正确价值观的青睐、对艺术审美性的追求和对主流思想性的关怀都表明，文学的精神内核仍在持续发挥着引领作用。
在文学史传统，类型文学久已有之，但表征文学技巧成熟的类型文学，与网络文学的类型化有所不同。信息时代用户对海量信息的快速分类和精准匹配诉求，是网络文学类型化形成的客观媒介环境动因。网络文学类型化现象也是理解和剖析通俗文学时代精神和阶段性特征的重要切入口。网络文学特别是网络小说的类型区分，不仅折射出文学发展过程中受外部因素影响而形成的自组织样态，而且也反映了文学主体的认知范畴和思维架构。本文在描述网络文学类型化的发展过程及其现状的基础上，分析类型化产生的背景和成因，同时建构以现当代严肃文学发展为横向和以近代通俗文学传统为纵向的参考坐标：一方面通过对网络文学与严肃文学在文学生产、流通、传播环节的比较研究，对网络文学类型化做出相对客观的评价，另一方面将网络文学类型化现象置于通俗文学的历史脉络中加以把握，以此呈现网络文学类型化的丰富内涵。
一、网络小说类型化的现状与特点
网络文学是传统文学形态在“互联网+”媒介技术条件下的数字化呈现。从广义上来说，凡是以“互联网+”形式存在的所有诗歌、散文、戏剧、小说都可以算作网络诗歌、散文、戏剧和小说；就狭义而言，只有在网络上创作并主要或率先以网络为渠道传播的诗歌、散文、戏剧、小说才能够归入网络文学的范畴。与诗歌、散文、戏剧等体式相对稳定的文类相比，网络文学的类型化主要是指网络小说的类型化。成立于2001年的幻剑书盟网站最早对网上文学作品加以分类，并以奇幻、武侠类作品闻名；到2006年前后，伴随大量文学网站商业化或文化产业化实践，类型化写作已经成为网络文学创作的重要前提；2011年，盛大文学推出中国网络文学分类标准，将网络文学分成奇幻、玄幻、武侠、仙侠、言情、都市、历史、军事、游戏、竞技、科幻、悬疑、灵异、同人、图文、剧本、短篇、博客及其他等19个类别。[4] 这一题材分类框架遂成为网络文学类型化的普遍基准。
网络原创文学作品的评奖活动不仅是网络文学渐获认可进入主流文学殿堂的重要标识，按照题材类型加以组织和评定的基本规则也从侧面反映出网络小说类型化发展的现状。自2007年起举办的华语言情小说大赛，其历届获奖作品多被改编为影视剧。2009年，盛大文学举办首届全球华语原创文学大展，按照5个大类征集作品，分别是类型小说（玄幻奇幻、武侠仙侠、官场职场、都市言情、历史纪实、游戏科幻、悬疑灵异）、短内容作品（散文、诗歌、故事）、剧本、手机小说（手机互动小说、手机小小说）、军事类小说。2010年，第五届鲁迅文学奖首次认定网络文学作品符合参评条件。2011年，落地出书且出版时间在2010年之前的网络文学作品获准参评茅盾文学奖。2016年，阅文集团发起的首届网络原创文学现实主义题材征文大赛举行，直面国企改革的《复兴之路》获特等奖，获得20万点击率、11万订阅数，聚焦传统曲艺的《相声大师》获二等奖，获得95万点击率、240万订阅数。此次大赛对现实主义题材的明确导向，也反映出对网络文学聚焦非现实题材的纠偏意图。
网络文学的类型化研究是新媒介文学批评的核心问题之一。[5] 它的出现适应了通俗文学分众市场的需求，而其有别于传统文本而独具的超文本属性，是新的分类秩序得以产生的重要前提。借用戴维·温伯格的“三阶秩序”理论，纸质书本属于一阶秩序，而指向书本的卡片目录属于二阶秩序，网络文学则属于三阶秩序。[6] 一阶秩序和二阶秩序都遵循线性的组织方式，它们之间的区别仅在于后者较其所指所系之物更为精简；三阶秩序则是对有序法则本身的一种突破，它标记的是无限跳转链接和位置切换的可能性。因此，三阶秩序的出现颠覆了分类概念本身，昭示了传统分类思维的不可能，而标签化即是从这无序之中求索新的文本“分类”秩序应运而生的合理化方案。标签化是高度情境社会化、组织合作化背景下的产物。“网络文学的存在方式本身就是一个生产链、产业链环环相扣、相互依存的‘文学共同体’，由写手创作、网站管理、网民阅读、学者评说、市场检验、政府监管等诸要素组成的业态结构，构成了网络语境中的文学社会学和艺术生产美学。”[7] 在文学网站、作者和读者的共同规约下，标签化已经成为网络文学类型化最主要的表征样式。
网络文学平台网站的分类经历了由文学四分法向类型标签化过渡的过程。原创文学网站最初采用过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的现代文学四分法，在这之中，小说一跃成为最受欢迎和最具活力的网络文学文体形式。[8] 因而一般意义上的网络文学平台网站分类多是对小说题材的分类。举例来看，阅文集团旗下的起点中文网和创世中文网，其网站首页的作品分类按照作品题材相似性原则分为玄幻·奇幻、武侠·仙侠、都市·职场、历史·军事、游戏·体育、科幻·灵异以及二次元7大频道或板块。[9] 而在每一大类之下，网站为每部作品都添加了更为细致的标签分类，如“玄幻”类下设有“东方玄幻”“异世大陆”“高武世界”“王朝争霸”等类别，“游戏”类下设有“游戏异界”“虚拟网游”“电子竞技”“游戏生涯”等类别。此外，每一小类当中，尚有更加细分的标签选项可供筛选，人物身份如豪门、孤儿、盗贼、特工、黑客、明星等，风格如恶搞、爆笑、轻松、热血等，流派如随身流、系统流、学院流、争霸流、练功流等，不一而足。除小说题材外，网络文学平台网站普遍提供基于作品完成形态、作品费用、作者签约状态、作品长度等的分类，诸如付费作品/VIP作品、免费作品、包月作品、连载作品/完结作品/全本作品、作品字数等。这些分类标准往往被看做作品的属性、状态、品质，以与小说的题材分类相区分，皆是为用户搜索行为和习惯服务。
同时，写手在各类平台网站上注册成为作者并开始上传作品时，需要从网站提供的标签列表中选择若干或自定义标签用以标记作品，其后网站通过编辑审核机制赋予作品以“官方授权”的标签，便于读者能够快速检索到类型偏好的作品。为了能够快速吸引和锁定目标读者群，选择热门标签或大众标签无疑是在短时间内集聚大量人气的最有效方式。而读者在排行榜或标签关键词数据库中按类索骥，也是搜索符合个人审美趣味作品的通行做法。
不过，与社交网站、相册网站或其他以素材搜索和共享为中心的平台相比，大部分原创网络文学网站尚未完全施行基于读者自主定义的标签化分类机制。这一方面是分类原则过细会导致个性化、主观化程度的加剧，或许会妨碍海量原创作品的便捷检索，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目前的标签分类标准业已获得这一文学批评“共同体”相当的共识，各大文学网站使用的作品标签分类大致趋同。但是，读者标签分类机制的缺席并不妨碍读者参与和形塑网络文学类型化的进程。用户黏度高的网文读者能够敏锐捕捉到作品类型化的最新趋势，从中抽绎提炼出特质鲜明的典型要素，并助推标签分类的不断拓展和更新衍化。
在网站、作者、读者和批评家等多方协同作用下，网络文学类型化在文学生产、流通、接受各要素环节持续渗透。这一类型化现象的背后，由文学生产机制的商业化运作主导，指向大众审美趣味和文化价值的变迁，同时暗含与数字时代相适配的思维方式和认知结构的转换。从这一意义上而言，网络文学类型化也是知识秩序重建进程的组成部分，并具备如下特征：
其一是典型性。从亚里士多德的经典范畴理论，到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性理论，再到原型范畴理论，认知范式研究在哲学领域的讨论不断向纵深拓展。在文学领域，作为网络文学分类基准的标签法是同样基于原型论产生的分类思维，某部特定作品之所以被划入此类而非彼类，主要是由于它与所属类别中的其他成员有着家族类似的关系。不过，原型论允许特定类别中所有成员具有的典型性特征在程度上存在一定范围的差异。典型性凸显的是对成员共同属性的聚焦，相对淡化成员间的差别。这一核心稳定和边缘宽泛的思维图式正适用于网络小说的类型化发展。一旦提及类型小说，往往会联想起作为正体或范本的该类别中的经典作品，但这不会妨碍具有相同要素的小说被认知为同类作品，同一类别中的文本共享隐式的同一性，而所属类别中也必然有“非典型性”作品的存在。
其二是交互性。标签化分类方法并未完全摈弃传统普遍的树状认知结构，而是在其条分缕析、顺藤摸瓜模式的基础上提供了多对多交互式的超链接认知图式。一个或多个标签可以用来描述和标记多部作品，而一部作品也能够同时被多个标签共同定义。如此一来，则每部网络小说都存在同时被放入多个分类中的可能性。这也是标签法区别于树状线性分类图式的最直观特性。不仅信息相互间的联系体现为交互性，用户组织信息的方式同样按照交互式线索进行。处于不同层面、具有不同属性、无法定于一尊的信息通过交互索引的途径在“无序”的表象下实现新的秩序化，是化解信息无限分化和知识有限分类之间矛盾的有效做法。
其三是开放性。标签化分类是一种对网络文学文本进行再组织化和再秩序化的尝试。“信息的拥有者不再拥有信息的组织权。”[10] 从过往的典籍分类或知识划分来看，分类往往只是一种后置性的追认，无法早于被分类物的实存本身，也永远无法满足所有分类的需要。无论过去、现在抑或将来，分类都不可能存在客观的唯一解或定解。而标签化分类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凸显了分类实践的“未完成”状态和“待完成”常态。网络文学现有并获得共识的分类标签，大都经历了涓涓细流汇成江海的流变过程。而在现行分类标签下被归入“其他”的作品，在今后因创作风气的转移或读者受众的青睐蔚为大宗，甚至衍生出新的标签分类也未可知。
从结绳记事到金石铸器，从竹简缣帛到雕版印刷，信息书写材质和传播介质的新变都会带来文学形态的巨大演变。与近代通俗文学受媒体环境变迁影响的境遇相类似，网络文学及其类型化发展与媒介环境的更新息息相关。此外，受商业资本和市场逻辑驱动，网络文学类型化的急速膨胀较之近代通俗文学的燎原之势亦有过之而无不及。网络文学商业模式的确立和成熟为网络文学的发展培育了职业作家群和付费读者群的土壤。2002年底，网络文学作品按字数收费阅读的概念首次提出。2003年10月，起点中文网正式启动电子出版作品收费订阅计划，并确立了网络文学行业免费试读、分章订阅的基本模式和收费标准。2005年，“起点职业作家体系”的建立进一步带动了网络文学商业模式的转型。而网络类型小说的诞生和衍化，不仅为作家群定位目标读者、追求商业利润提供更为高效的参照系，也迎合了读者群快餐式、碎片化的阅读心态，填补了低端文化娱乐消费方式的空白。
2016年中国网文作者选择题材主要考虑的因素由主及次为：自己擅长写（65.5%）、自己喜欢看（49.2%）、题材受读者欢迎（29.3%）、尝试新题材（25.9%）和其他（1.7%）。而随着作者成熟度的提升，选择自己擅长写和题材受读者欢迎的比例也随之上升。可见，在作者选择题材时，受众的价值取向和审美趣味是被纳入考量的重要因素之一。而50.6%的用户选择小说的主要依据是文学网站提供的以类相从的排行榜，另有43.1%的用户会参考网文平台的推送信息。[11] 根据读者以往的阅读习惯和订阅记录，平台网站会自动生成并向目标用户定期推送喜好的同类型作品信息。小说类型的集聚和固化为作者快速锁定读者提供了清晰的坐标系，也提高了特定作品与受众喜好的自然匹配度，这与网络文学商品属性的凸显和消费导向的强化相一致。
同时，网络文学商业化的跨越式发展对小说题材类型化的运作形成了驾轻就熟的操控模式。借助文化资本势力，市场逻辑已深刻浸润网络文学的生产流通机制。伴随对网络文学知识产权的价值重估，跨界不仅限于文学内部的文体互渗，影视、动漫、游戏纷纷成为网络文学IP衍生的重要方向。实体书销售与影视网剧、游戏娱乐、动漫音乐等跨界衍生价值产业链和深度长线开发产业模式日趋成熟，不可避免地加剧了对“热门”题材类型的跟风倾向。平台网站追求作品全版权运营模式，刺激了更适合跨界运作的小说题材创作。部分作者一味奉行“流量至上”的准则，大部分文学网站唯点击率是论，导致类型小说有沦为商业资本附庸的风险。值得注意的是，与商业文学网站的深度类型化形成对比的是，如上海作协推出的华语文学网、《故事会》主办的故事中国网等非营利性文学网站也陆续成为网络文学出版的许可单位，其对网络文学的分类标准则相对松散，从侧面印证了类型化程度与市场化趋势之间的密切关系。
数字时代的媒介融合和市场格局共同主导了网络文学类型化的发展，后者又反向制约了小说题材的创作和接受。2015年阅文平台男性小说销售题材分布为都市34.55%、玄幻24.68%、科幻18.55%、仙侠9.28%、历史7.83%、游戏4.86%、军事3.53%、灵异2.36%、其他2.83%，而女性小说销售题材则恒定表现为现代言情、幻想言情和古代言情三足鼎立。文学生产、流通、接受乃至跨界衍生各环节，都与小说题材类型化的分布态势之间存在若即若离的复杂关系。从编辑这一中介角色的淡化、作者与读者身份界限的模糊化和网络文学共同体的多方介入等变量来看，网络文学类型化无疑是自由表达集体狂欢集聚而成的结果。
二、技术与资本的合谋：类型文学的经典化
网络文学类型化导致的后果是文本与创作主客体间的互文关系得到重构，作者和读者的权力格局也经历了重新调整和再平衡。伴随大数据分析的广泛应用，作者在作品类型的选择权和话语权受到来自平台网站和读者受众的双重压制。技术与资本在协同推进网络文学类型化深入的同时，通过对传统文学批评角色的替代，改变了文学作品经典化的基本模式。面对网络文学的冲击，主流严肃文学也试图通过对批评话语秩序的操控对“类型化”施加和植入污名化的印象。另一方面，虽然网络文学因“类型化”而受到诟病，其经典化过程却未曾中断，并直接引发了严肃文学权威的事实性消解。
数字时代，以文本为中心，包含作者、编辑、批评家、读者诸要素在内的文学生产闭环结构被打破。近代以降，文学新主张多以期刊号召为先导，以专业的文学评论为掩映，直到世纪之交这一状况仍未有改变。20世纪90年代末的跨文体写作实践即始于纯文学期刊专栏的征文启事，以鼓励创作的方式推动文体写作实验前沿的创新。“新散文”运动最初始于云南《大家》杂志“新散文”栏目，借由理论口号的渲染和实际作品的产出，掀起跨文体先锋写作实验的高潮。[12] 在网络文学的冲击下，曾是文学理论主要发酵阵地的严肃文学期刊不断式微，专业编辑和批评家陆续失语。而平台网站的文学编辑从业要求与权威期刊专职编辑相去甚远，前者的从业年限也普遍偏低，文学素养更是参差不齐，其主要职责权限是把关作品内容触犯政治红线或涉及暴力色情元素与否。文学各要素循环结构的缺项与更新极大地改变了作品所处的生态语境，昭示着文学生产和批评新权力格局的诞生。
随着作者和读者身份界限的进一步模糊化，两者在文学生产和流通环节中所起的建构性作用差别不再明显，作为内容生产者享有近乎同等的权力。在网络文学的主要辐射人群之中，用户参与内容生产的均等性体现得淋漓尽致。与“作者之死”带来的作品意义稳定性的解构机制相类似，网络文学中作者身份的隐退转而将资本和读者推到前台。从极端的推演逻辑来看，类型化是受众主动选择和资本“择善而从”的归一性结果。近代通俗小说的类型化部分是源于摹仿西洋小说技巧，以此来迎合当时读者的欣赏趣味，作者或编辑的主动创作选择或编译仍然是作品类型化发展不可或缺的主导因素，网络小说的读者却往往是内容生产的核心人群。而技术演进是网络文学类型化的重要催化剂：建基于标签分类的算法应用与大数据相结合，从用户的喜好、关注逆向推出作品类型的偏好，并成为作者创作的重要参考。文学网站首页的各类排行榜皆是这一分类数据的直观结果，个性推送也根据读者的阅读习惯、审美趣味和反馈情况进行即时调整。更有甚者，不少读者纷纷主张通过对类型文学的优质作品做出主动选择和追捧尝试倒逼文化资本的流动取向。网络平台在市场利益方面的考量和商业模式的设计同样制约了创作主体的权限：大部分收费的文学作品按照章节字数计费，要求作者巧妙设置悬念情节或连续性标题以吸引读者追加订阅；读者打赏也是相当一部分专职网络写手的主要收入来源。通过技术和资本的运作，网络文学类型化展现出某种“喧宾夺主”式的发展倾向。
网络文学的类型化不仅表征着媒介演进和资本介入的语境，反映了知识组织形式和社会思维结构的变迁，也引发了对文学经典问题的再思考。作为高度社会化的产物，类型文学必然存在写作技巧娴熟或至于烂熟、审美范式固化或至于僵化、思想内容泛泛或至于泛滥等特点。网络文学作品的经典标准尚未完全确立，但其经典化趋势却同样得以借助技术和资本的力量而超然行进，几乎各类型小说皆有读者普遍公认的“经典”之作。在以往，文学作品的传统经典化需要经过历史的沉淀以及批评家和读者的检阅，并通过文学史的公开书写、权威期刊的讨论、批评理论的体认、语文教材的编纂、学校教育的渗透等一系列权力化或制度化路径最终确立作品的经典地位。网络类型小说的经典化由资本堆积和技术优先推动，其对现有文学制度和文学权威提出的挑战，揭示了技术方案取代文学批评的漏洞亟待填补，并暗示我们需要重新检讨批评共同体各方的微权力角逐。
作为通俗文学的分支和延续，网络小说在某种程度上或许暂时还难以摆脱“类型化”带来的污名化影响。网络小说的类型化与套路、滥梗、流水线生产等刻板印象相钩连的联想在短时间内也很难消除。倘若引入电影产业的比较视野，不难发现，类型电影也同样经历了从广受欢迎到同质化萧条，再到类型二次交叉甚至反类型化发展的过程。类型片的繁荣和成熟造就艺术经验的多元格局，通过商业与艺术的高水平融合，也同样产出了不少经典的影视作品。而类型化带来的趋同复制和审美疲劳等负面影响也往往会在其自身的良性发展中得到一定程度的消解。因此，类型化发展或许不应被笼统地视为洪水猛兽，至少在文化产品中，类型化既是转型发展的契机，也可能是一种拖累，但兼具艺术性和思想性的努力或将使之成为一场负重的前行，产生足以摆脱“类型化污名”的高水平作品。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类型化电影仍以追赶欧美潮流为主而较少创新，而本土的网络类型小说却屡有开风气之先的发挥，其未来表现或许更值得期待。
近年来，网络文学研究虽热度不减，但仍存在理论先行、批评失语、后劲不足等种种症结。尽管物质环境和阅读心态的改变使得文学批评的理论再建和价值重估充满了含混的不确定性，仍在坚守阵地的批评家对作为阅读对象的文学作品需要符合价值主体判断和满足精神文化需求始终保有终极性的追问。这一预设并非要求文学作品必须达到“开卷有益”的标准，不是再现文学研究会和“鸳鸯蝴蝶派”或“礼拜六”派针锋相对的老调重弹，而是重申和强调文学作品激荡振发作者和读者间的心灵共鸣这一应然自觉。
相关数据显示，超过半数的网文作者认同写作能够展示自己的内心世界，抒写个人怀抱，并赋予现实以想象的幻彩，从而实现自己的写作梦想，而只有不到1/3作者写作的初衷是通过作品影响他人。[13] 事实上，按照每4位网民中即有1位网文读者的数据比例来看，虽然大部分读者或许是抱着娱乐消遣的态度对待这些作品，网络文学作者的影响力仍然大大超乎他们个人的想象。且网文读者群的年轻化、低龄化和健全价值观、判断力的相对缺失，使得这种影响力获得了几何级的放大。管理部门的监管引导、平台网站的审核把关和网络文学作者的自律自省，是当下网络文学生态自我优化的基础性机制。而能够从不计其数的网络文学中脱颖而出的作品，往往是与人的精神和整个生命发生更为密切联动的文字，因而有理由对网络文学今后的发展怀有更高的期许，庶几能够跳脱出庶民与精英、通俗与高雅、轻松与严肃的二元逻辑窠臼，充分展示网络文艺实践的精神向度。
重建网络文学批评机制的可操作性方案是以作品的类型化为中心，从标签化的分类思维出发，立足于作品超文本的非线性特征，从而建立起行之有效的批评维度。引入互文性和原型批评的视角，很可能是贴近这一对象的可靠理论路径之一。网络文学具有的超文本性本身是跨文本关系中的一种，类型小说的跨文本关系尤其体现在它们往往共享着一整套的可以辨识的普遍装置，包括情节范式、话语模式、风格种类、审美期待等。类型小说的文学批评必须基于互文性的立场，才可能发现作品和类型装置之间或隐或显的关系。同时，类型小说借由技术化的标签分类得以集聚，不难从中提炼出基于家族类似原则的文本原型。建基在原型范畴理论之上的原型批评，即能通过把握特定作品在整个文学传统或系统中的位置及其与整体的关系深化对文本构件的理解，归纳出类型化文本的特定表达规律。单一文本或明确召唤大量同质文本，或暗含对系统内部其他文本的反复征引和比较，对读者发出进行积极接受和循环阐释的邀约。“任何一种艺术门类，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出现‘文类内转’，即把这门类中，或这个文化中，已确定的文本（读者已比较熟悉的文本），作为素材，也作为释义的控制力量。”[14] 网络小说的类型化及其经典化的过程也征兆着类似的“内转”，已经固化的类型系统作为“前文性”，对后来的文学文本时不时地激荡起切近的回响。
三、类型化传统：近代媒介生态和文化消费视域下的通俗小说
网络小说文本结构的类型化自有其小传统，而网络文学类型化的异军突起，亦自有其大传统的历史脉络可循。其大众化创作形式、以娱乐消遣为目的及具备较高的商业价值，都指向了显而易见的通俗文学属性。而网络小说的类型化尤与清末民初通俗文学的繁荣和类型化发展有着一脉相承的密切关系。有学者指出，“冯梦龙们→鸳鸯蝴蝶派→网络类型小说是有承传关系的中国古今市民大众文学链”。[15] 追溯这一纵向历史发展线索，是解析网络小说类型化现状的关键所在。此外，近代通俗文学从文学与媒介关系出发的批评视角同样适用于网络文学，其类型化发展与都市文化消费需求的适配也能为审视网络文学的相似现实语境提供借鉴。
《汉书·艺文志》始著录小说家，上接六朝志怪、唐传奇的宋话本被视作“白话小说”的真正起点，[16] 而宋人讲史也对后世的长篇通俗小说影响深远。据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归纳，明清时期的语体旧小说题材大致包括讲史、短篇小说、烟粉、灵怪、公案、讽喻等类别。虽然明清小说、戏曲的极大繁荣推动了通俗文学的发展且成就斐然，却始终无法撼动诗文正统地位。清代桐城派即令行禁止于古文中杂以小说家语，“古文之体，忌小说，忌语录，忌诗话，忌时文，忌尺牍”。[17] 虽然难登大雅之堂，小说之体始终以其轻松谐谑的文字风格、消闲通俗的功能取向在大众间广为流行。
清末民初是近代小说发展转型的重要节点，在晚清文学改良思潮的影响下，小说在文学中的地位和作用得到了极大的鼓吹。其时小说写作的动机颇为复杂：在晚清西风东渐的背景下，西洋文学渐次传入中国，西洋小说的技巧备受关注；不少作者意识到小说移风易俗的社会影响力，故以小说作为抨击时事政治和输入启蒙思想的工具和载体；除此之外，由于近代传媒出版业的兴盛，商业利益的驱动也是当时小说创作欣欣向荣的重要因素。
近代小说的转型首先体现在对题材类型的突破和丰富上。传统说部文学题材集中在讲史、人情、志怪、公案、讽喻等主题，且由于被有意识地视作新小说的对立面，其题材类型存在被简省和泛化的倾向：“述英雄则规画《水浒》，道男女则步武《红楼》，综其大较，不出诲盗诲淫两端。”[18] 以英雄、男女两端总摄传统小说的常见题材，意在指摘其狭隘局限。此外，以鬼神之事为核心要素的语怪小说也是传统文言小说的重要类型之一：“英雄、儿女、鬼神，为中国小说三大原素。凡作小说者，其思想大抵不能外乎此。且有一篇之中，三者错见，不能判别其性质者；又有其宗旨虽注重于一端，而亦不能偏废其他之二种者。此由社会心理使然，不能以此衡作者之短长也。”[19] 尽管英雄、儿女、鬼神三者对传统小说的题材概括与客观历史事实存在出入，但在西洋翻译小说和社会改良愿景的刺激下，新小说的确从敏锐的启蒙意识形态、引人入胜的艺术手法、丰富多元的题材类型等方面加以突破，发生了与旧小说的歧变。
梁启超率先对传统文学之说部举起讨伐旗帜：“自后世学子，务文采而弃实学，莫肯辱身降志，弄此楮墨，而小有才之人，因而游戏恣肆以出之，诲盗诲淫，不出二者，故天下之风气，鱼烂于此间而莫或知，非细故也。”[20] 尽管“小说界革命”将足以“新民”的新小说与诲淫诲盗、意在消闲的旧小说加以区分，仍是着眼于小说具备熏、浸、刺、提的感染力和影响力，期望以其通俗易解、好之者众的天然优势实现开民智、新道德的社会改良目的。
虽然当时没有出现也不太可能达成定于一尊的小说分类标准，但各类报纸杂志都以办报办刊同仁对新小说进行了初步的分类尝试。例如，新小说报社（1902年）在《新小说》文学报条例中声明所设栏目有图画、论说、历史小说、政治小说、军事小说、冒险小说、写情小说、语怪小说、札记体小说、传奇体小说、世界名人逸事、新乐府以及粤讴及广东戏本，且“其余或有应增之门类随时补入”。[21] 《小说林》（1905年）刊行小说分为12类目：历史小说、地理小说、科学小说、军事小说、侦探小说、言情小说、国民小说、家庭小说、社会小说、冒险小说、神怪小说、滑稽小说。陆绍明在《月月小说》发刊词（1906年）中将小说类目划定为：历史小说、哲理小说、理想小说、社会小说、侦探小说、侠情小说、国民小说、写情小说、滑稽小说、军事小说、传奇小说。而《新小说》《小说林》《月月小说》和《绣像小说》并称晚清四大小说杂志，其小说分类颇具有代表性。另据于润琦统计，清末民初小说有“政治小说、军事小说、教育小说、纪实小说、社会小说、言情小说、警世小说、笑话小说、侦探小说、武侠小说、爱国小说、伦理小说、科学小说、家庭小说、法律小说、广告小说、商业小说、历史小说、迷信小说、虚无党小说、拆门党小说等二百多种门类”。[22] 从上述小说杂志类目和文献统计类目来看，其驳杂程度与命名方式几与当代网络小说如出一辙。
机器印刷业的发达为晚清通俗小说的繁荣准备了充分的技术条件。“通俗小说的发展依赖于媒介发展，可以说，每一次媒介革命（出版、报刊、网络）都带来一次类型文学的繁荣。”[23] 晚清各类报刊纷纷在文艺性附张上刊载小说，专刊小说的杂志也层出不穷。报纸期刊的专业编辑在通俗小说的流通和传播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中介角色。这一群体对社会文化生活的新动向保有敏锐的观察力，对新兴媒体平台的熟练操控使得他们有机会成为市民意见领袖。根据刊物的宗旨要求，通过对录用稿件风格、质量、内容的把关，编辑成为钩连通俗小说作者投稿和读者趣味的“职业经理人”。“知识分子也通过传媒和学校，构建了一张等级性的、遍布全国的文化权力网络。而知识分子的各种社团和同仁刊物，则成为这张文化权力网络的网结点。”[24] 出版知识人间的密集交往形成的文化圈子反映了相关行业人群的高度职业化，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职业文人群体同时担负起作家、编辑和批评家的多重角色。
一方面，外来小说类型成为国内作家竞相仿效的对象，报刊等新兴媒介平台对通俗小说的写作体例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申报·自由谈》在1920年开设“文艺俱乐部”专栏，邀请天虚我生、瞻庐、鸳雏、小蝶、半梅等作者分别撰写命题短篇小说《梦里》，并要求“十篇区为爱国、敎育、社会、家庭、理想、伦理、侦探、哀情、艳情等十类，题一而性质各不同”。[25] 这一带有文字游戏性质的同题竞文虽源于文人群体的角胜传统，但其分类名目和发想无疑是当时通俗小说类型化发展的直接影响，并反过来加深了小说类型化的趋势。
此外，如梁启超者已经意识到“新小说之意境”与“旧小说之体裁”之所以龃龉寡合，与小说在生产机制、传播方式等方面的革新有着密切的关系，故此，“依报章体例，月出一回，无从颠倒损益”“按月续出，虽一回不能苟简”以及无法“为下文作势”[26] 等创作体例上的制约尽皆构成新小说难于出色的要因。也是由于报刊体例的制约，晚清短篇小说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写作技巧的更新也与之共生共长。[27] 媒介条件对小说文类的规约性影响，在网络小说亦有一脉相承之处。以章节为单位的创作、更为紧凑的更新频率对小说的写作技巧和创作周期都提出了与启蒙传统的新文学迥别的要求。
伴随商品经济交换原则在近代出版业的确立，现代稿费制度也逐渐建立，职业作家群体不断涌现。近代城市化进程中市民阶层读者群的崛起，为通俗小说的繁荣奠定了受众基础。通俗小说及其衍生文化产品作为都市阶层消遣娱乐的重要方式，对近代市民文化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文化消费注意力经济的萌芽、相当数量市民受众的广泛参与以及创新的文本组织形式，对通俗小说的类型化及其深化皆有助推作用。
为了吸引更多受众，迅速跟风极受欢迎的文艺样式或类型创作成为便捷法门。以集锦体小说为例，“陆秋心发起为集锦体的点将小说，当时叶楚伧、邵力子、杨东方、谈善吾、徐血儿、谈社英、于骚心、李伯虞、王季威等赞成合作，诸子皆一时俊彦”。[28] 首部集锦文言体小说《斗锦楼》刊载于《民立报》附张，其别开生面的创作方式一时间引发不少报刊的仿效。点将式的小说写作模式所引发的现象级潮流，不仅直指文化消费驱动因素的作用，而且以极为直观的方式彰显了类似超文本文学具有的无焦点性和链接的随机性。与之相仿的当代实践是，由域外引进的网络接龙小说始于《中华工商时报·新周刊》于1999年初推出的《网上跑过斑点狗》。接龙小说通过集体协同创作方式，将非线性的文本组织过程径直呈现在大众面前，因其广泛的参与度和关注度而风靡一时。与集锦体小说着眼于吸纳更多读者相类似，网络接龙小说的流行与网站点击率的增长直接挂钩，在题材上多半偏向爱情和悬疑要素，为作者发挥想象空间和跌宕起伏的情节安排提供了铺垫。
近代通俗文学与启蒙新文学的蜜月期转瞬即逝。刘半农曾经从语言上对中国的“下等小说”（即通俗短篇小说）进行分类，说白与唱句夹杂者为一类，俚曲小调为一类，介乎韵文散文者为一类，而又将散文的白话小说视作下等小说的别体。[29] 可以说，作为新文学拥趸者的刘半农对通俗小说仍是网开一面，未用新文学的标准规训“旧派小说”。但以1921年沈雁冰全面改革《小说月报》为节点，通俗文学和新文学作家阵营由部分合作的关系转向了完全对立，后者对通俗文学从思想内容到语言形式都展开了尖锐批评。通俗文学往往被视作“旧道德”的产物，因而成为文学革命的反动或逆流，这也是近代通俗文学遭到“污名化”影响的主要表现之一。
民国通俗小说的类型化写作对吸引特定阶层和消费能力的受众具有莫大的效力。从类型写作的定义来看，“同一类型的作品在结构模式、功能元素、情节发展方面基本相同，形成一个比较固定的模式”，[30] 其常见于通俗文学的发展，与近代社会的消费主义思潮关系密切。言情小说、社会小说、历史/传奇小说、武侠小说、翻译小说、侦探小说种种“随着读者的口味而时相转换，汇成‘潮流’”，[31] 各类报纸杂志也由于编辑取向的不同，而在不同类型的通俗小说中各擅胜场，迎合口味各异的受众群体的欣赏趣味。近代通俗文学是被广大市民阶层“视为精神消费品的，也必然会反映他们的社会价值观的商品性文学”，[32] 它强烈的文化商品属性特征、对新媒介平台的倚重及其与启蒙新文学之间的对待关系，在近乎重演的当下语境中发挥着持续性的“后坐力”。
[1] 作者简介：
常方舟，女，1988年生，上海人。复旦大学文学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学与文学批评。
本文为上海社会科学院院自报课题“网络文学类型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2] 阅文集团：《2016网络文学发展报告》。该资料为笔者去阅文集团调研时，由对方提供的内部资料。
[3]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2016年第十四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http：//book.sina.com.cn/news/whxw/2017-04-18/doc-ifyeimqy2574493.shtml。
[4] 欧阳友权主编：《网络文学词典》，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第30页。
[5] 网络文学类型化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有：2007年，中国文史出版社“网络文学新视野丛书”推出《网络小说论》《网络诗歌论》《博客文学论》《网络文学语言论》等系列著作。《理论与创作》（2008年第3期）杂志辟有“新锐之思”专栏，集中刊载了网络文学类型研究的若干论文，包括马为华《网络历史小说：传统、现代欲说何》、陈立群《网络“古典神话”：现代性症候的中国式救赎》、王姝《网络玄幻小说的历史母题与价值观审视》、杨雨《网络诗歌功能论》。邵燕君《网络文学经典解读》（2016年）从传承性和独创性角度考虑，分别选取西游、奇幻、修仙、玄幻练级、盗墓、历史穿越、官场、清穿、宫斗、都市言情、耽美、种田等10多种类型小说代表作，提炼网络文学类型经典标准。
[6] 戴维·温伯格：《万物皆无序》，李燕鸣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
[7] 欧阳友权：《建立网络文学批评“共同体”》，《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3月20日。
[8] 何兰香：《网络文学的文体分析》，东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第39页。
[9] 阅文集团《2016网络文学发展报告》则在此基础上将所有作品题材归纳为11类，分别是：玄幻、奇幻、武侠、仙侠、都市、历史、军事、游戏、体育、科幻以及二次元，大致与板块划分相当。
[10] 戴维·温伯格：《万物皆无序》，第144页。
[11] 艾瑞咨询：《2016年中国网络文学行业研究报告》，http：//www.iresearch.com.cn/report/2540.html。
[12] 刘军：《“新散文”跨文体写作现象探微》，《扬子江评论》2009年第5期。
[13] 艾瑞咨询：《2016中国网络文学作者洞察报告》，http：//www.iresearch.com.cn/report/2540.html。
[14] 赵毅衡：《礼教下延之后：中国文化批判诸问题》，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95页。
[15] 范伯群、刘小源：《通俗文学的传统与网络类型小说的历史参照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年第8期。
[16]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17] 吴德旋：《初月楼古文绪论》，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5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037页。
[18] 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黄霖主编：《中国历代小说批评史料汇编校释》，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714页。
[19] 管达如：《说小说》，黄霖主编：《中国历代小说批评史料汇编校释》，第1001页。
[20] 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黄霖主编：《中国历代小说批评史料汇编校释》，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714页。
[21] 新小说报社：《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陈平原、夏晓虹编：《20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
[22] 于润琦：《我国清末民初的短篇小说》，于润琦主编：《清末民初小说书系》，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年。
[23] 邵燕君主编：《网络文学经典解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1页。
[24] 许纪霖：《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1895-1949）》，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1页。
[25] 《特别启事》，《申报》1920年6月12日。
[26] 陈平原、夏晓虹编：《20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第39页。
[27]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71-272页。
[28] 郑逸梅：《清末民初文坛逸事》，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272-273页。
[29] 鲍晶编：《刘半农研究资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69-170页。
[30] 欧阳友权主编：《网络文学词典》，第30页。
[31] 范烟桥：《民国旧派小说史略》，魏绍昌、吴承惠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下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第270页。
[32] 范伯群：《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8页。
责任编辑：李艳丽
The End
《上海文化》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 S S C I ) 扩展版来源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引文数据库来源刊
主办单位
上海市作家协会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