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化》| 书评
在文明比较中融新
——略论方汉文教授的《比较文明学》
史元辉 | 咸阳师范学院副教授
原文刊载于《上海文化》2018年第8期
内容摘要
本文认为《比较文明学》讨论了世界文明的起源与体系划分，分别从历史成长、民族、国家与权力、宗教和精神信仰的角度对于各个主要文明进行了论述，比较了东西方文明，对于世界的未来做出了自己的判断。通过文明的比较，《比较文明学》剖析了黑格尔、韦伯、亨廷顿和福山的西方理性中心主义倾向，指出了中国儒学对于当前以及未来的时代价值。当然，对于儒学的局限性，该书也做了论述。同时，对于人类文明未来的神学与俗世的理想国设计方案、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和黑暗时代这3种预言，《比较文明学》也进行了一一析评。
关 键 词 西方理性中心主义 同一性 差异性 新辩证理性
2014年，方汉文教授5卷本新作《比较文明学》由中华书局出版，该著提出了他对于世界文明的理解。方教授1990年在北京师范大学获得博士学位，随后一直从事比较文学和比较文明学研究，目前已出版著作34本。如他在该书后记中所言，从攻读博士学位时起，他就一直在写作该书，直至应北京大学之邀担任客座研究员才完成（第5卷，第414-415页）。[2]
该书第1卷为绪言部分，讨论了世界文明的起源与体系划分。第2、第3、第4卷分别从历史成长、民族、国家与权力这3个政治因素和宗教、精神与信仰3个角度对主要文明进行论述。在最后一卷，方教授对东西方文明进行了比较，并对于世界的未来做出了自己的判断。
书中，方教授将世界文明分为8个体系：亚洲太平洋体系、南亚体系、地中海大西洋体系、中东阿拉伯体系、北美与大洋洲体系、拉美体系、非洲体系与犹太体系。
不同于马克斯·韦伯认为儒学倡导理性地适应世界这一判断，方教授强调了传统儒学的价值，并相信儒学倡导积极地改造世界。方教授接受郭沫若关于儒士起源的思想，郭氏认为儒生的信仰来自人类精神信仰从原始的神巫崇拜向人文主义的转化（第4卷，第128-129页）。在这个意义上，儒学事实上是关注提升人生的，是要努力造就一个更适宜于居住的世界、一个更和平友善的人际群落的。方教授不同意韦伯的观点，他指出：首先，韦伯不应在基督教牧师和儒生之间作类比；第二，韦伯忽视了孔子和孟子主张君子应当努力实现天道，为人们创造一种中国式的伊甸园；第三，儒学也不是韦伯所认为的宗教（第4卷，第10-17页）。事实上，《论语·泰伯》里，孔子的弟子曾子曾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同时，在《论语·宪问》中，孔子一度被一名普通的守门人讥讽为“知其不可而为之者”。北宋思想家张载也认为，知识分子即士，应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在儒者身上，要创建一个更为人道的世界的强烈责任感是不言自明的。
当然，方教授并不否认传统儒学的一些缺陷。他指出，儒学倡导的中庸之道，同时也易于压制对于事物的形而上学认识和理解，尤其对于科学和技术重视不够，并且常常在真理与谬误之间做出妥协。因为这种传统的观念强调人们应该居中而止，应该随时在万事万物之间达成一种综合的平衡，从而使世界更为和谐。它反对仅仅关注一件事物或者一些事物，反对追求一种具体而详尽的知识（第4卷，第137-140页）。
在这个意义上，方教授认为，儒学，尤其是影响了中国人精神世界长达800多年的新儒学，作为一种道德哲学，是可以对西方理性主义做出补充的。在书中，他写道，“中国的儒学人文对于未来文明的精神会高于西方一神教或是其他一神教。这是中国文明的优势。虽然并不意味着儒学是最优秀的。但它是一种有广泛影响的社会理想，这是无可取代的。而从社会生产与科学技术来看，西方科学将会是社会动力的主要来源，这是必须肯定的”（第5卷，第410页）。在这里，如方教授所言，儒学可以为人类的未来提供一种精神或者心灵安慰与指引，而这一点，西方理性主义很有可能是做不到的。但是，不能否认的是，西方理性主义，尤其是西方的科学和技术，尽管在一些方面已经问题重重，但它们还将依然是人类历史的脊梁和推动者。在这个意义上，儒学将会对西方理性主义起到一种补充的作用，因为西方理性主义过度专注于一些极为详尽、机械性、工具性和逻辑性的思维方式，而儒学中的妥协观念，对不同思想差异的包容，以及彼此的关爱与互助将会给人类世界，尤其是不同的文明世界，提供一些达成和平与团结的方法，同时还能保持彼此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软化甚至减少西方理性主义的过度坚硬。
在书中，方教授指出，西方理性中心主义的根源，深深扎根于黑格尔的学说之中。黑格尔在其名著《历史哲学》中一度宣称理性是历史可以被哲学衡量的唯一标尺性因素，而且世界历史事实上就是一个不断理性化的过程，因为理性是世界的唯一主宰。显然，黑格尔是在鼓吹西方理性，同时却对东方的思维方式表示排斥，从而客观上表现出一种西方理性中心主义姿态。在他的《小逻辑》中，黑格尔经常会提到同一性和差异性两种观念，而且宣称两者彼此共存，但是他却同时又相信绝对的理性能够将自己变为现实，从而使得观念与存在成为同一。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就将同一性置于差异性之上了（第5卷，第377-378页）。
1993年，亨廷顿在《外交事务》上发表了他的论文《文明的冲突》，宣称在苏联解体之后，伊斯兰教将会成为对于西方文明的主要挑战。1996年，他将这篇论文扩充成为一本专著，题为《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的重塑》。亨廷顿认为，世界在冷战之后，将会不得不面临一种文化冲突，而冷战之前的意识形态冲突将会一去不返，而且主要文明之间的冲突将很可能爆发，因为文明之间的紧张已经不可调和了。2001年的“9·11”事件以及其他一些宗教极端分子制造的恐怖事件似乎印证了亨廷顿对于文明之间关系的理解。但是，事实上，亨廷顿的观念是黑格尔对于同一性过度强调的一种新版本，这种观念只是一味鼓吹西方文明的主导地位，忽视了文化彼此之间的理解和包容。毕竟，那些激进分子不应被视为所有穆斯林的真正代表，另外，西方价值观的强加于人以及经常性的军事干预是导致恐怖事件的直接原因。在文化交流方面，不可否认，每个人都有他自己关于某一文化价值观是否可取的判断；同时，那些诸如民主、自由、平等和人权的价值有它们自身的生命力。也就是说，我们应当对于文化之间的渐进性交流充满信心，那些真正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观最终将被世界接受；但另一方面，通过暴力干预强行推广某些价值观只会导致混乱与灾难。另外，还有一点应当提到，那就是，即使人类存在某些共同的价值观，文化之间的差异会依然存在，因为同一性与差异性是彼此依存的。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是黑格尔一味强调同一性的另一种翻版，因为福山坚信西方民主将会是最后的而且是永恒的社会制度，或者说世界政治随着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的解体，将会西方化。在这个意义上说，历史终结的观念还是在鼓吹西方政治制度在这个世界上的主宰地位，这种观念相信西方政治制度足以适用于整个世界，但这样说却忽视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不同的文明会基于它们自身不同的民族传统以及民族文化做出不同的选择来接受和吸纳各种不同的政治观念。更不可接受的是，福山坚信，既然每一个人都已经实现了他们的“平等”和需求，他们将会丧失超越于他人的欲望，这样没有了个体的推动，人类历史就会静止。关于这一点，方教授指出，福山将他的人类历史研究置放在了个人的心理基础之上，福山误解了黑格尔关于主人与奴隶的关系。同时，方教授指出，福山的这一观点与赖希的学说有关，赖希认为人的心理是由社会政治决定的（第5卷，第344-349页）。
在该书中，方教授写到了他自己对于人类未来的理解和看法。首先，他驳斥了乌托邦式的神学和世俗未来方案，宣称它们尽管在追求进步，却事实上是在通过将乌托邦视为最后和最完美的社会状态，否定了人类历史的不断进步观念。其次，他驳斥了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最后，他批驳了那些人类世界将会以灾难终结的种种预言。他坚信，无论出现什么问题，人类世界将会继续存在，而且在未来，西方理性将会最终被一种新辩证理性所取代，这种新理性将会在西方理性与《易经》和《墨经》中表述的中国理性漫长的沟通和交流中渐渐衍生。当然，尽管对于理性的滥用，尤其是工具理性的滥用所产生的问题，方教授表达了深度的关切，他并不否认西方理性的价值。他坚信，西方理性为世界带来了如此巨大的进步，它还将依然作为人类历史的驱动者发挥作用（第5卷，第336-410页）。
正如本文开头所说的一样，方教授在这部著作上已经花费了20多年的时光，而且他也已经在书中提出了他自己对于世界诸多文明的深刻见解。但是他的观念会被读者接受吗？我们需要拭目以待。
[1] 作者简介：
史元辉，男，1971年生，陕西白水人。咸阳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英语文学与比较文学。
[2] 方汉文：《比较文明学》，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下文凡引证此书，只标明卷数与页码。
责任编辑：孙页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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