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化》| 海上观澜
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百年记忆
——1916：一个充满杀气与生机的年份（上）
殷国明 |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原文刊载于《上海文化》2017年第12期
内容摘要
20世纪是中国发生历史巨变的时代，而文学和文学批评不仅是记录这个时代的历史镜像，且是其参与者和创造者。就文学批评而言，1916年是一个特殊年份，不仅充满历史变数和玄机，而且充满杀气和生机，留下了很多刻骨铭心的记忆；而这些记忆又参与到了日后的文化和文学变革中，留下了持续的印记，成为中国20世纪文学批评史乃至文化史的标记和标示。
关 键 词 1916 中国文学批评史 文化战争 黄远生 蔡元培 章太炎 陈独秀 鲁迅
20世纪的中国，一直笼罩在战云密布的气氛中，至少在上半叶，基本上处于大大小小的战火之中。也许正是出于这种气氛和语境，可以用“战争”来指认中国20世纪文学批评，不仅说明文化冲突会把人性和人类文明行为推到最极致的状态，也是为了呈现文学批评在中国20世纪所展示和显现的、几近极致的社会和文化功能，其意识形态政治化和符号化建构和表达，也被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为世界性的所谓“批评的时代”打上了一个中国独特的印记。或许不幸的是，文学批评由此也时常处于刀光剑影之中：在20世纪的中国，几乎所有的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都不可避免地卷入了这场文化战争，所有的文化人都难以幸免——尽管其中很多人确实在努力逃脱和逃避，但是最后不能不以悲剧告终——而文学批评无疑是这场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文化战争中的前沿阵地和先锋领域，文学批评家也成为为时代前行披荆斩棘的斗士。
而在这个过程中，1916年或许是一个特殊年份——真正的战争或许就是在这一年打响，第一个文化斗士已经在这一年到来之前应声倒下，只不过由于紧随其后更加密集的枪炮声；或者由于传统文化和文明固有的遮蔽和粉饰能力，蒙蔽了历史的视听，掩盖了自己的锋芒和伤口，反而使这一年一直默默无语，缄口不言。
一、枪声打破沉寂：关于黄远生之死的影响
1916年，在中国历史相关记载中，就社会变动重大事件来说，似乎并不是一个惊心动魄、引人注目的年份，但是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却有一些反响在当时并不强烈、但日后却日渐重要的事件发生。例如北京燕京大学、广州岭南大学在这一年正式挂牌；蔡元培接受北京大学校长聘任；《新青年》在陈独秀主持下面目全新；章太炎重获自由；刚好出满100期、曾一度发行于世的《礼拜六》宣告停刊，等等。而在这诸种事件之中，最引动社会舆论、也最令文化人日后记忆犹深、不断提及的则是，1916年6月6日，企图恢复帝制的袁世凯，在举国上下一片反对声中突然“驾崩”；在这之前，袁世凯已经是第一任“民国”大总统，在民国之后连续高涨的文化复古思想潮流推助下，他鬼迷心窍，在1915年12月31日下令翌年，也就是1916年改国号为“中华帝国洪宪元年”，准备在1916年1月1日就登上大位，不想立即引起公愤，最激烈莫过于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等在贵州、云南等省发动护国战争，并得到大江南北诸多省份的响应，在全国上下形成了新一轮激烈的反复古、反守旧的文化浪潮。
胡适曾经指出：“1916年以来的文学革命运动，方才是有意的主张白话文学。”[2]然而，就在这一切发生之前，也就是在回顾和追寻1916年种种历史和文化记忆之时，有一个事件却一直被文化和文学史家忽略了——这就是发生在1915年底黄远庸[3]在美国旧金山被暗杀事件。
枪声竟然在彼岸响起。
当时，虽说民国已经成立，但是文化保守、守旧和复古势力，却借国内军阀掌控局势之势卷土重来，而获得大总统称号的袁世凯，也借机为自己称帝招募文人骚客，为自己能够登基大力造势——此时在舆论界和批评界颇有影响力的章太炎、黄远生等人，正是行走在权力争锋之刀刃上的敏感人物。在这种情境中，章太炎早就因愤懑不平之反对态度，而被袁世凯囚禁。而黄远生则因为不合作态度而处于自身难保状态。为此，为远离不同政治势力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是非之地，黄远生采取了远走美国的方式，于12月25日到达旧金山。但是，令他自己也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他当日下午刚刚踏上美国土地，在当地唐人街一家广州楼内用餐时，一串子弹从背后射来，结束了不满31岁的人生。
当然，在1915年10月24日乘日轮离开上海经日本赴美之际，黄远生并没有忘记向世人表明自己的立场。在上海途中，他就通过上海报纸刊出《黄远生反对帝制并辞去袁系报纸聘约启事》，明告天下与袁世凯决裂、反对帝制的心志。接着，为彻底割断与袁世凯政府所属舆论媒介的关系，他还在《申报》、《时事新报》等报刊连续刊登启事，宣布自己与《亚细亚报》等媒体脱离关系。
但是，黄远生终于未能逃脱一死之命运。
这或许是中国20世纪最早倒在血泊中的批评家。
关于作为一个批评家的风范，他的好友在《黄远生遗著》之“序”中如此介绍：
远庸是个最有趣味的人。他喜欢的是谈天。他所谈的，忽而这个，忽而那个，总叫人听着不想走，然又没有半句粗俗鄙俚的话。人家谈天，他有时批评一两句，总是可以发笑的。他有时烦闷起来，发些牢骚的议论，这时候往往会发见远庸很深邃的思想。他性情是近于消极的，然又没有一点儿颓唐的气象。他一辈子没有经过孤孤零零的生活。他最怕的是寂寞，他的精神能够吸引许多朋友，天天轮流，不断的到他家里聚会，又不是那种大爷阔少高兴交朋友的脾气，自然而然有人愿意亲近他。朋友到他家里，非常自由。他对客人，也是来不迎去不送的老办法，有时朋友尽管几个人在那里乱说话，他自己在旁边，随便提起笔就做那些新闻上的论说或通信，集中长篇的文字，多半是这个时候一挥而成的。我们所说的话，不提防就被他摄入新闻里头去了，又能够把杂乱无章的议论和谈话，编成一段很有条理的文字，或则触类旁通，引申许多道理出来。他的理解力，和他文字上的组织力，实在有过人之处。[4]
这是一个活脱脱的文人记者和批评家现象，在他家里发生的景象，更是表现了现代公共文化在中国兴起的状态，既具有家庭式文化沙龙的特征，又散发着现代文化消息源和传播站的气息，与本雅明视阈中的咖啡店类似，是现代艺术和批评文化产生的摇篮。这种情景日后在北京、上海、香港、广州、武汉等文化中心城市，都相继出现，成为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经常一闪而过的神经枢纽和文化橱窗。
黄远生对于新文艺的关注及在文学批评方面的贡献，还有很多具有开拓性的启示。例如，作为与传统文论和批评的显著区别，黄远生的文学批评不再仅仅拘泥于作家作品，也不再以文学鉴赏和评价为主，而是实现了与时政、时评和社会评论的紧密结合和密切互动，与新闻传播相向而行，展现出自己新的角色意识和社会担当，成为公共文化和意识形态网络中不可或缺的元素，文学批评也由此实现了向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空间大踏步进击和进军的步伐。
这也充分表明，现代文学批评的发生与崛起，与现代文化公共场域的形成紧密相连，两者是不可分离的，而政治上言论开放、新闻传播和报刊业的兴起，则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和基础。就此说来，把民国成立看作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开局，也未尝不可，因为正是辛亥革命的胜利，一度打开和开放了言路，使新闻传播和报刊在国内得以合法地兴盛发展，初步形成一个较为自由和开阔的公共文化场域，文学批评才有可能登上公共文化和意识形态平台；而黄远生正是在这种文化公共场域和平台簇拥下，得以一度首先精彩亮相的报人和文学批评家。所以，胡适日后就对黄远生有如此评价，认为这位名噪一时的记者是文学革命运动的先驱，至于理由，胡适在引录了黄远生在《甲寅》上给章士钊的信之后指出：
黄远庸的聪明先已见到这一点了，所以他悬想将来的根本救济当从提倡新文学下手，要用浅近文艺普遍四周，要与一般的人生出交涉来……黄远庸那年到了美国，不幸被人暗杀了，他的志愿毫无成就；但他这封信究竟算是中国文学革命的预言。他若在时，他一定是新文学运动的一个同志，正如他同时的许多政论家之中的几个已做新文学运动的同志了。[5]
不过，由于黄远生文化身份错综复杂，其生平资料缺失和复杂并存，加上死因扑朔迷离，对其做精准和整体评价也许尚待时日，但是，黄远生在民国初年文化公共场域的行动力、影响力和号召力超群，无疑是其惨遭杀身之祸的原因之一。这一方面说明，此时新闻传播和文学批评已经不可避免地卷入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博弈之中，由此也促使社会意义和价值大幅度提升；另一方面，则意味着文学批评和新闻传播，已经成为那个时代政治和权力不能不关注和争夺的阵地和砝码。其自身在激烈的政治和权力争斗中，也不再有所谓自由、中立和独立的回旋之地，如果不愿意选边站队，那么就只能远走高飞，迅速逃离。
但是，即便如此，黄远生依然未能逃脱一死。[6]这或许正好应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一说，就文学批评来说，你有多大的意义与价值，就必须有多大的担当和责任，就必须承担多大的风险和责任——也许这也正是包括黄远生在内的很多作家、批评家，一开始未曾意识到的；而等他意识到危险之后，已经深陷其中，难以脱身。
枪声结束了黄远生短暂的、极尽辉煌的新闻传播和文学批评生涯。如果从1912年创办和主编《少年中国周刊》算起，黄远生的报人和批评家生涯，一开始就以介入政治和权力斗争而风生水起，并未意识到自己会为此大祸临头。正因为黄远生行走与穿梭于政治和权力强人及其网络之中，其政论、时论和文学批评又无不锋芒毕露，触及利害关系，才在社会生活中产生了巨大反响；也由此获得政治和权力集团的重视、关注，甚至给予一些优厚待遇和方便之门。而袁世凯日后为自己称帝造势，多次拉拢、收买，甚至以威胁迫黄远生就范，不能不说也在情理之中，所谓“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吃人家口拙，拿人家手短”就属于这种情况。尽管黄远生最后不能不做出逃离出国的决定，但是脖颈已经被套入政治和文化战争的绞索之中。
作为1916年文学批评的开局，黄远生的死讯传到国内，震惊了当时的文化界，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公共意识形态场域的气氛和格局。8年后胡适曾有过如此感叹和疑惑：“民国五年（1916年）以后，国中几乎没有一个政论机关，也没有一个政论家；连那些日报上的时评也都退到纸角上去了，或者竟完全取消了。这种政论文学的突然消灭，我至今还说不上一个所以然来。”[7]
显然，尽管当时还在美国留学的胡适感受到了国内文坛的显著变化，但是对于黄远生被暗杀所带来的恐怖和恐惧气氛，却没有感同身受的体验，再加上黄远生被暗杀的原因扑朔迷离，胡适不可能把1916年“政论文学的突然消灭”与黄远生之死联系起来。
实际上，黄远生之死不仅与1916年“政论文学的突然消灭”的现象有关，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昭示了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敌对和战事状态的加剧和吃紧，文化人以自由、独立身份参与社会变革的空间和可能性已经大大缩小，取而代之的是不能不选边站队，不能不加入包括党派、团体在内的各种政治、经济和文化斗争。
黄远生之死震撼人心之处，恰恰在于他尽管一度热衷于政治，但是又全然是一个不愿选边站队，还试图保持某种个人自由和独立性的文化人；尽管他热衷于政治，笔墨生涯涉及当时诸如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章太炎、蔡元培、袁世凯、黎元洪、唐绍仪、陆征祥、熊希龄、段祺瑞等重要人物，以及宋教仁案、袁内阁两次倒台、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唐绍仪被迫下野、陆征祥不再理政等重大事件，但是绝对不是拥有实权的强势人物，甚至按照林志钧所言：“远庸的才具和性情，既不是政治家，又不是政客，亦不是政治学者”，[8]只是以新闻记者的视角和身份，介入了时政评论而已；他既不同于先前谭嗣同等人，直接参与社会政治和权力斗争之中，也不像后来殷夫等“左联”五烈士一般甘愿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慷慨就义。
所以，黄远生之死意味着中国20世纪的文化决战已经近在咫尺，几乎所有文化人最终都不能不卷入这场残酷的文化战争，接受战火的洗礼，忍受“生存还是毁灭”的恐惧感和忧患意识。
从此，中国20世纪文学和文学批评实际上枪声不断，充满杀机，一直难以摆脱被暗杀和枪杀，以及被迫“自杀”的死亡阴影的纠缠，而每一次枪响、每一个作家和批评家的死亡，几乎都成为推动中国社会变动的一个契机，成为文学和文学批评发生转换和转机的一个个关节点，也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难以抹去的记忆。
所谓“文化战争”，有时候不能不伴随着腥风血雨。
1927年4月6日，李大钊在北京遭到逮捕，4月8日即被北洋军阀政府杀害，时年38岁。当时，李大钊虽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但是无一兵一卒，实属一个手无寸铁的文化人——这不仅把文学推到了更为激越的革命文学阶段，使文学批评更具有反抗性，思想和话语也更加暴烈，而且加速了中国共产党转向武装斗争的进程。
1931年2月7日，胡也频、柔石、殷夫、冯铿、李伟森5位“左联”作家同另外19位共产党员一起，在上海龙华被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秘密枪杀。
关于这次事件在当时文坛引发的震动和震荡，完全超出了当时权力者的控制和预期，甚至扭转了文学批评、乃至整个文化意识形态场域的气氛和格局。例如，沈从文就有如此评论：“十年来国内的变乱，年青人中正不缺少以一种不幸的意义，置身到一切生活里去的人，他们看到一切杀戮争夺的情形，听到一切爆裂哭喊的声音，嗅到一切烟药血腥的气味，他们经验这个人生，活到过那个时代里，才能说明那现象，以及从那现象中，明白我们租界以外的人爱憎和哀乐，在明日的时代里，只有这种人是我们所期待的，我们从他们那种作品里，才能看到一些中国人的脸子，才能听到一些中国人的声音。”[9]——无疑，也正是在这种刀光剑影中，“革命文学”和左翼作家创作的崛起，成为了一种不可遏制的时代潮流；而这种血的代价，也为50年后对于左翼文学的历史评估，增加了底气：
这就是历史的结论，它说明，三十年代的左翼文艺、左翼文化的功绩是打不倒的。它是中国革命文化先驱用血肉筑成的纪念碑，它与中国人民结成了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10]
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在云南大学举行的李公朴追悼大会上，慷慨激昂地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讲》之后，返家途中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暗杀伏击，身中10余弹遇难。事后朱自清在悼念文章结尾处写道：“他有强大的生命力，常跟我们说要活到八十岁，现在还不满四十八岁，竟惨死在那卑鄙恶毒的枪下！有个学生曾瞻仰他的遗体，见他‘遍身血迹，双手抱头，全身痉挛’。唉！他是不甘心的，我们也是不甘心的！”[11]——可以说，国民党政权机关这次枪杀一个文人，但是失掉了几乎全部文化人、乃至全体国人的人心，也推动了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和文化统一战线的形成和落实。
1947年7月1日，因发表《野百合花》等文章，在延安整风中受到批判、后被开除党籍，遭到关押、被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王实味（1906—1947年），被晋绥公安总局审讯科秘密处决——这既预示着中国文学批评纷乱和多元时期的终结，也昭示着一个政治统一、文化意识形态时代的即将到来。
1948年2月18日，许寿裳在台湾台大宿舍被暗杀，成了中国20世纪文化史上的又一谜案。[12]尽管尚无充分证据证明这一事件与政治暗杀有关，但是许寿裳在台湾的所作所为，尤其在文学批评方面的言论所涉，已经足以使国民党当局感到了威胁。例如，有学者指出，当时的台湾对于五四以来新文化思潮的发展极为陌生，而曾作为鲁迅挚友的许寿裳，一直心存在台湾“宣扬鲁迅，以五四精神重建台湾文化”的目的，“许寿裳后来写有《台湾需要一个新的五四运动》一文，他说：‘谁都知道民国八年的五四运动是扫除我国数千年来的封建遗毒，创造一个提倡民主、发扬科学的文化运动，可说是我国现代史中最重要的划时代、开新纪元的时期。虽则他的目标，至今还没有完全达到，可是我国的新生命从此诞生，新建设从此开始，他的价值异常重大。我想我们台湾也需要有一个新的五四运动，把以往所受的日本毒素全部肃清，同时提倡民主，发扬科学，于五四时代的运动目标以外，还要提倡实践道德，发扬民族主义。从这几个要点看来，他的价值和任务是要比从前那个运动更大，更艰巨，更迫切啊！’”[13]
1975年4月4日，年仅45岁的中共党员、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干事张志新，就因为所谓“反动言论”被公安机关关押枪决，临刑前，为防止其张口呼喊，还被残酷割断舌头——这一惨绝人寰的事件，曾极大激发了改革开放初期人们突破禁忌的冲动和热情，助燃了思想解放运动。
如此等等，还有无数众多的文人和批评家，就因为发表了不合时宜的言论，甚至就是纯粹为了发声，遭受难以想象的痛苦磨难，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二、章太炎之幽闭：争夺“文化权”的死亡陷阱
显然，枪声背后是政治及其相关的权力。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政治和权力的阴影始终是挥之不去的诱惑和恐惧。于是，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也成为20世纪文学批评一直不能不面对的现实和话题，无数批评家为此兴奋、为此纠结、为此奋不顾身、为此左右摇摆、为此咬文嚼字、为此远走高飞，等等，由此进击、逃避、利用、迷醉、争执、赴汤蹈火和闪烁其词，不能不说是文学和文学批评变迁中的时代脉搏。
其实，就1916年来说，黄远生的死首先撞击的就是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神经，用生命和鲜血浸染了文化和意识形态场域的氛围，加剧了现实社会中不同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群落与集团之间的冲突、分化和重组，为之后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的到来准备了条件。
1916年，除黄远生之死逐渐发生效应之外，还有几件看似孤立但颇有关联的事情发生：一是袁世凯称帝失败，并在6月暴毙；二是章太炎重获自由，以更为激越的言论激活了文坛。与此同时，一度在南方犹豫不决的蔡元培决定北上，接受北京大学校长一职，而此时《新青年》在陈独秀主持下，开始露出突破禁忌、超越传统的新文化锋芒。
与黄远生有相似之处，章太炎也是民国初年袁世凯极力拉拢的文化人；而与黄远生有所不同的是，章太炎的政治和社会变革意识更为强烈，而且很早就自觉投入中国社会革命浪潮之中。不过，面对袁世凯的拉拢，章太炎一经察觉，立即表示了反对和不合作，以至于从1913年就遭到袁世凯幽闭。
1916年，对于章太炎来说，也是跌宕起伏的一年，他的时运突发奇变，从低谷跃起，直至巅峰，然后又明显显示出从顶峰滑落之迹象，犹如高端过山车，惊险刺激且风光无限。
自1913年章太炎被袁世凯幽闭北京住所以来，已经进入第三个年头。在这期间，章太炎虽表现出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名士兼斗士风范，但是也不时陷入面对死亡的恐惧之中。关于这一点，汤志钧的《章太炎年谱长编》中有如此摘引：
据汪太冲称，袁世凯妄图称帝时，“广罗名士劝进，某君请于袁，愿游说太炎上请愿书，以为交换释放之条件。某趋谒太炎，说明来意，太炎伪诺之。明日，果有一纸呈览矣。袁拆而阅之，有曰‘某忆元年四月八日之誓词，言犹在耳。公今互萌野心，妄僭天位，匪惟民国之叛逆，亦且清室之罪人。某困处京城，生不如死，但冀公见我书，予以极刑，较当日死于满清恶官僚之手，尤有荣耀’云云。袁大怒，欲杀先生，大为舆论所不容。乃自作解嘲曰：‘彼一疯子，我何必与之认真’”。（《章太炎外记》）[14]
这里提供了“章疯子”绰号的又一来源，而深深卷入社会政治和权力场域险恶处境的章太炎也以“幽囚无期，太炎恐亦自兹死矣”的态度待之。而在死亡恐怖气氛浓重的情急之下，章太炎不仅时常夜有恶梦，也多次产生过逃脱打算，并在1916年5月间实施，后因为时局急速变化而中止。[15]
在这个过程中，章太炎虽然不改其积极参与社会政治和权力斗争的初衷，但是对于政治与文学之关系有了更深刻的体察，对于自己的“能文”所产生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效应也开始有新的认识。基于这种体察和认识，章太炎通过报刊“时评”表达了如此困惑和不解：
章太炎幽囚逾年，举世不能名其罪，或曰以其能文也……夫称帝之事何事，竟以兵力行之可耳，胡乃乞灵于文字；乞灵于文字矣，当今廉耻扫地之世，又何患无杨雄，而必强我太炎耶？[16]
不能不说，这里有一种明知故问的意味，更有一种以“文”抗“兵”的意志和情绪，显示了一种“秀才遇到兵”，但还一定要“说理”的关系，正在继续把文化和意识形态场域的斗争推向高潮。
实际上，就是在这个过程中，章太炎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语境已经与往日不同，一种文学批评与新闻传播联动的文化意识形态效应正在形成，正在为政治与文学的深度结缘和互动提供机遇和空间，使文学，尤其使文学批评的价值和影响力，如此显明地凸显于社会变革之中。在这种情形中，章太炎虽身处幽禁，但是通过报刊传媒、书信及与亲近文化人的往来，始终与社会保持着交流，他的著述和言说也持续在社会上发生着影响——这一点当是利用了当时辛亥革命成功后一度出现的言论自由、舆论打开、统治者对于文化和意识形态管制体制尚未建立的时代机遇，也是完全出乎袁世凯权力集团意料之外的。
这种权力机制监管、监控和管制的漏洞和空隙，不仅为章太炎的生存提供了某种庇护和机遇，也为中国社会文化和文化意识形态继续改革和开放，创造了空间和可能性。从这个角度来说，对章太炎幽而不闭的状态，不仅未能限制章太炎的社会效应和影响，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了其传播效应和文化空间，其正如1915年有报评所示，章太炎先生虽身处幽闭，但是“报上刊录章氏函电、言论、活动甚多，也有对章氏的议论”，[17]而且，更有包括黄侃、鲁迅、钱玄同、朱希祖、[18]许寿裳、马叔伦等诸多弟子、同仁、报人、各界名流、政界要人的不时上门拜会交谈，一时足以堪称一个风生水起的舆论中心和学术风暴点。
就20世纪中国文化转换和转型来说，章太炎不仅是旧学、旧时代孕育的文化大师，也是新学和新时代催生的思想旗手，具有新型公共知识文人的身份特征，在他身上凝聚了中学与西学、传统与现代、旧朝与新梦等多方面的连接和交合，成为社会和文化转换和转型的一座桥梁，堪称继往开来的中国文化脊梁人物。由此，重读汤国梨[19]1914年9月复太炎先生信中所言，不能不生出一种苦苦挣扎的感慨：
平心而论，君以一书生至事业文章纵横天下，功名姓氏，可期不朽，平生抱负，亦以稍展，目的既达，似亦可以已矣。功成身退，诗酒自娱，如果万不能忘情于手谛之事业，则读书之暇，尽可以言论而褒贬之。如再不可为，亦听之可耳。盖国可更造，民不能易也。君乃热血欲沸，不惜投身浊流，讵知狂澜之祸，竟卷君以入矣。君孤高之士，既不能任之浮沉，又不能砥柱中流，徒受此播荡旋转之苦，而浊流依然，未稍见其证，而君已骨肉离散，身被拘辱矣。盖发之筹边使、勋二位，实以劝辱，况今日之遭遇乎？呜乎！吾每静以思之，未尝不为君痛苦也。然往事不可追，来者犹可为，愿君在都，凡于政界人物，无论其为师弟、为亲串，盖勿与交，钱某等更无论矣。闭户读书，怡养天真，此后若得脱于羁绊，则勿再关心国事。著书立说，以立不朽之业，徒抱孤愤，亦殊无谓也。[20]
作为章太炎的夫人，这是一种劝解，也是一种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警告，更是一种知人论世的真知卓见，堪称20世纪中国批评史上最早的一篇知人论文的经典佳作。
这种劝解和警告，尽管当时是说给章太炎听的，而在此后百年间络绎不绝，也曾说给万千济世救国的文化人听，但是，如果说“民不能易也”，那么文化人亦难以变，所以章太炎当时和日后与政界、政治和权力圈脱钩，日后千万文化人亦继续在政治动荡中挣扎，结果大多是“既不能任之浮沉，又不能砥柱中流，徒受此播荡旋转之苦”而已。
当然，幽闭3年，不能不对章太炎的思想有所影响，或者说章太炎的思想也在这种境遇中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从《訄书》的修订中就能看出。1914年，在幽闭期间，章太炎“复取《訄书》增删，更名《检论》”。汤志钧对此进行了详细分析和比对，为后人提供了珍贵详实的资料：“《訄书》木刻本于1899年冬付梓，重印本印于1904年，重印本增加了木刻本所无的革命内容，而《检论》却把《訄书》很多革命文字删去了。”[21]在详细对照列举《訄书》重印本与《检论》过渡本、手改本增删、异同情况之后，汤志钧指出：“章太炎增补这些儒家经书‘故言’，表明他力图使《检论》‘补前人所未举’，发明‘先圣’之‘故言’。这样，《检论》中‘国故’增加了，革命性削弱了。”又说：
说明“手改本”服膺清儒的迹象已渐显露，《检论》又拉向右转，“殆将希踪古贤，力求“醇谨”了。
革命时期的“订孔”已落在他的视野之外。章太炎想把《检论》改为“传世”的“文苑”之作，其实是向后倒退。[22]
就此而言，与黄远生一样，袁世凯之所以极力拉拢章太炎，被拒后囚禁章太炎而又未加害其身，不仅由于两人在文化和意识形态场域举足轻重，影响广大，也有其两人自身的缘由。如果说，黄远生曾经有主动靠近政界和权力场、主动为政界权力者出谋划策的表现，[23]那么，章太炎在文化上是一直坚持传统国粹、国学立场，对于儒家文化治国之道一往情深的价值取向，从某种程度上，也给袁世凯自以为章太炎会为恢复帝制张旗招魂之希望——至于章太炎为何一直抵制袁世凯，对其复辟帝制以嬉笑怒骂待之，则是另外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而正是在这数年的幽闭中，章太炎对于政治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文化、文学与权力之间的关系，有了更为深切的认识，并从中生发出关于“文化权”的观念。他一方面认为“政治者，当轴所忌言，国史之业，亦与人构怨于千秋万岁也”，更意识到，当时是“盖皇皇欲揽政权，唯恐一人异己者，当涂之用心也；皇皇欲揽文化权，唯恐一人异己者，保皇者之用心也”。而自己恰恰就处于这种政权与文化权夹击中，也只能接受“惜太史公身被极刑、郑康成禁锢、赵邠卿侧身处复壁间”的命运，而自己之所以“不肯引决自裁者”，亦同古人一样，“以他人不与争文化之业也”。[24]
这种“文化权”观念，不仅源自中国传统“文化治国”、“政教合一”的基因，更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危患意识积深喷发的产物。就后者来说，“湘淮两军——汉族士大夫的崛起”，当是具有转折意味的历史现象，张鸣在《重说中国近代史》中以此为小标题解析了其来龙去脉，并以这句话作为结尾：“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由汉人的士大夫组织军队，来报效国家报效清朝。”[25]而到了辛亥革命之后，满汉之间的纠结消除，该是到了用文化的方式来报效国家和自我保存了。
作为一个文化转换和转型时代的人物，章太炎既是中国最后一批士大夫文人的代表之一，也是最先出现的公共人文知识分子，犹如中国的但丁，经历了穿越地狱的人生体验。很难想象，如果袁世凯没有很快暴毙，或者他能够逃脱成功，或者继续被囚禁，或者能够获释回乡，章太炎的人生和学术会发生何种变化。但是，有史共鉴的是，1916年6月6日袁世凯之死，确实一度改变了章太炎的人生状态，也把章太炎有关“文化权”之思、之争，推到了一个巅峰状态。在这之前，尽管章太炎困兽犹斗，使尽全身解数与袁世凯周旋，但是年多日久不能不感到筋疲力尽，亦不能不思考自己最后的退路；特别是长女死后，袁世凯一度称帝得势，章太炎更是身心俱疲，情绪跌入谷底深渊，如他在1915年末书信中就写道：“仆夜梦荒诞，依前不灭，此事亦乐之，知人世本不能久居，何异于死”[26]云云，可见当时一度世传章太炎自杀一事，也并非全是空穴来风；但是，到了6月之后，时局大变，使正图谋逃离北京的章太炎峰回路转，从阶下囚一下子转成政界、学界等社会各界炙手可热的座上客，人生与学术皆从谷底深渊一跃至无限风光在险峰之状态。
6月6日袁世凯死，章太炎即获自由，而鉴于舆论时局的呼吁和趋势，时任代理大总统的黎元洪也不能不礼遇这位讨袁英雄，于6月12日就轻车简从，亲访章太炎咨询国事，更把章太炎推到了国师地位；而章太炎亦毫不承让，多方建言，泛论国势人才。
之后，章太炎似乎进入了自己人生最辉煌的时期。不说在京内外文武官吏、名流争相拜见，且受到南方各省政界、学界的盛情邀请，南归之行更是一路风光，盛况无前。例如，《中华时报》就对此进行了全程报道，在6月27日就预告沪上各界名流拟开会欢迎章太炎的讯息，并言：“章太炎先生文章声望彪炳一时，其著作之行世者，久为中外人士所推崇。”此后在各种场合，章太炎自然被冠之“文学大家”、“文学巨子”、“国学大师”等各种名头，盛名之下，江湖庙堂无不一片颂扬之声，声望不在孙文、黄兴之下。
在这种情势下，章太炎似乎获得了一些话语权，也似乎忘记了夫人汤国梨的告诫，再次振奋起了争夺“文化权”的斗志，并以文化、国学等作为话题和平台继续展开了自己新的人生追寻。
还是“文化治国”的初心。检索1916年下半年文字言论就会发现，章太炎不仅在政治、政事和国家管理方面不断建言进策，且在气势和话语方面咄咄逼人，在文化方面更是直抒胸臆，得寸进尺，俨然一副政府裁判、精神主导、国家支柱的样子。就这一点来说，章太炎却是比梁启超更显文化气焰，把文化价值取向推到了更显要、更注目、更牵动人心的地位。如果说，梁启超一直还能安于文化“国师”身份的话，那么章太炎就不同了，他在谋求一种“文化僭越”，以文化之力来左右甚至决定中国社会的现状和前途。
所以，一场文化大战迫在眉睫，但是章太炎注定会再次被卷入时代浪潮的谷底——因为未来的中国不仅不需要政制上的“皇帝”，也不需要“文化皇帝”，而呼唤的是文化意识形态场域的斗士和“精神界战士”。由此，章太炎不能不再一次卷入政治、政制和权力的争斗之中，而在新的社会政治转换的变局中，“文化权”不再是保皇派和革命党之争，亦不仅是新学和旧学的博弈，甚至不再仅仅是文化人耿耿于怀的安身立命之地，而已经成为整个社会关注的焦点，成为政治和权力机制争夺、争取和角力的要津。章太炎身居要津之处，所面对的亦不再是过去的权力和文人集团，而是新的权贵和新的文化潮流。
章太炎在人生巅峰时刻，已经面临万丈深渊。在袁世凯暴毙之后，尽管文化开放气象更加浓厚，社会各派争权夺利情形也在加剧，且状况更加复杂。章太炎之慷慨进言、针砭时弊、批评政府的言行，早就使新上台的权力者心存不快；而其与革命党诸人的不同见地，尤其是其所谓“不党主义”主张，对于革命党人的批评指责，也使自己越来越陷入孤家寡人境地。这种情景在当年12月孙中山致电黎元洪，推举章太炎主持国史馆一事中，得到了完全证实。虽然孙、黎两人先后在电文中称其“硕学卓识”、“德望学识，迥异时流，夙所钦佩”，[27]但是最终还是花落他家。
对此来龙去脉，汤志钧在《章太炎年谱长编》卷4中记述甚详：
当时舆论，对章主国史，有赞成者，有反对者，仲斌：《政潮中之国史馆》称：“乃自孙中山等电请以章太炎长国史馆，议员中吴景濂等又主张之。旧派群起反对，谓某党自知种种罪恶，祸国病民，难免天下后世之诛，因主以章氏修史为文饰铺张之计。而新派又谓旧派之反对，为恐章氏直笔揭其暗幕。故观近来两派报纸，或曰某党举章太炎修史之居心，或曰某派反对章氏长馆之真相，已属与笔墨战争矣……章氏之评论人物，把柁不定，瞬息万变。元年作九等人物表中，以陈宦[28]为军事家，列第一等；于梁士诒[29]亦称智略家，推崇备至，后忽列诸‘四凶’，指为恶极，故旧派人多呼为疯子。”（《时报》，1917年1月1日）实则当时政府“要人”，大都是清朝旧官僚、民国新军阀，章氏一度为袁世凯蒙蔽，也着力推崇黎元洪，但他毕竟是“同盟旧人”，这些官僚是不会叫章氏充任“国史馆长”的，最后终由遗老缪荃荪充任。[30]
实际上，章太炎未必稀罕“国史馆长”这一职位，但是这一事件犹如一面镜子，照出了章太炎风光不再、多面受敌、进退维谷的人生处境，也昭示中国文化界“新桃换旧符”时代的到来。
不能不说，同后来鲁迅一样，章太炎一生的坎坷和坏运气，都与他违背“不臧否人物”古训有关，正如胡龙霞在《章太炎的痴狂疯癫》一文中所说：
章疯、章疯子、大疯子、章神经等名头当然不是轻易得到的，可以说是他多年积积攒攒的成果。如与老师绝交；劝邹容坐牢；同黄兴打架；羞辱载湉（清皇帝）；攻击严复；误会唐才常；痛批康有为；驳诘蔡元培；对骂吴稚晖；冷对胡适；怪罪孙中山；臭骂袁世凯；强撑黎元洪；指责蒋介石；训斥张学良；调侃刘半农；讥讽毛泽东……[31]
然而，就在1916年底，作为中国士大夫和传统文人的章太炎，或许还有作为最早在公共文化场域抛头露面、通过公共传媒建功立言的公共知识文人之一的章炳麟，以及作为离经叛道的“章疯子”，此时已经从人生巅峰跌落，开始进入低谷，而其作为承前启后的文化开拓者的铮铮铁骨和铿锵誓言，已经打开了一扇新的文学批评大门。
例如，在1916年8月5日江苏省教育局附属小学教员暑期补习学校演讲中，章太炎就有如此论说：
学问须有自己意思，专法古人，专法外人，而自己无独立之精神，不为不可。教育者，对于受教育者不过尽辅助之责，其实自己不能教人，以言育德，须从自己良心上认定是非，不可以众人之是非而从违。如孔子言见贤思齐，阳明指为伪道德是也。[32]
归根结底，也许正是由于这种不愿结党结社、宁愿单打独斗的“独立之精神”，最终使章太炎陷入十面埋伏、进退维谷、孤立无援的境地；也正是这种独立精神，使章太炎成为中国20世纪文学批评史、乃至文化史上无法绕过和复制的精彩章节。
（未完待续）
[1]作者简介：殷国明，男，1956年生，江苏常州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艺学。
[2]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文集》第3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52页。
[3]黄远庸（1885—1915年），笔名黄远生，出生于江西德化县（今江西九江县），20世纪初从事新闻出版活动，并写了一系列政治、文化和文学批评文章，在意识形态领域产生了很大反响，被誉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
[4]林志钧：《序》（民国八年十二月），《黄远生遗著》，台北：华文书局，1938年，第1-2页。
[5]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文集》第3册，第237-238页。在这里，胡适所说的政论文学家，还提到张东荪、李大钊、李剑农、高一涵等。
[6]黄远生之被暗杀的秘密，曾一度有各种说法，有人认为是袁世凯所为，也有人表示怀疑，真相长期被遮蔽。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于当年刺杀黄远生的凶手刘北海在台湾临死前道出真相，才水落石出。当时，并非由袁世凯，而是由反袁的中华革命党（国民党改组后的名称）美洲总支部负责人、后来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的林森指派，刘北海实施了暗杀。刺杀的命令来自当时的中华革命党党魁、后来的中华民国的“国父”孙中山。刘北海时任当年国民党美洲总支部负责人林森（后曾任中华民国政府主席）的警卫，他从背后枪杀了时年不满31岁的黄远生。此事在1985年9月举行的全国黄远生学术讨论会上，得到了确认。
[7]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文集》第3册，第237页。
[8]林志钧：《序》（民国八年十二月），《黄远生遗著》，第4页。
[9]沈从文：《现代中国文学的小感想》，《沈从文全集》第17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5页。
[10]胡乔木：《携起手来，放声歌唱，鼓舞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新生活（一九八〇年三月二十八日在纪念“左联”成立五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胡乔木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92页。
[11]朱自清：《中国学术界的大损失——悼闻一多先生》，《朱自清全集》第3卷，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897页。
[12]许寿裳（1883—1948年），浙江绍兴人，学者、作家。1902年以浙江官费派往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与鲁迅相识，成为终身挚友，1937年与周作人共同编撰《鲁迅年谱》。历任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成都华西大学、西北联大等校教授。1946年台湾地区行政长官陈仪邀请许寿裳主持台湾省编译馆，后转往台湾大学任教。1948年2月18 日，许寿裳在台大宿舍被暗杀身亡。在蔡登山《许寿裳之死：谋财害命还是政治谋杀？》（《澎湃新闻·私家历史》2015年 5月18日）中，曾提供了如下信息：“对于许寿裳的死，其姨侄张启宗说：‘我在1985年与沈醉同在全国政协文史委政治组时，求教于他，特别提出了这个问题。沈醉对我说：此案曾有所闻，据说是蒋经国指使魏道明、彭孟缉等人搞的。高万伡系受人利用，而行凶时则非有两三个人不可。显然这是先用蒙汗药麻醉闷倒，然后再用刀的。尸体手足松弛且面容无异常，这说明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受害的。然而，当特务为灭口而再杀人时，高万伡即成为‘替罪羊’了。在无任何确切证据下，这也只是另一种说法。”http：//www.thepaper.cn/baidu.jsp?contid=1331647。
[13]蔡登山：《许寿裳之死：谋财害命还是政治谋杀？》。
[14]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504-505页。
[15]据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所示：“5月18日，章氏欲脱离北京，被暗探跟踪，‘拥至巡警总厅’。自蔡锷云南起兵，发动了讨伐袁世凯的护国战争后，贵州、广西相继独立，章氏逆料‘北京必有兵变’（4月6日《家书》），‘时局必变’（4月7日《家书》）。”关于此事经过，章太炎在《自定年谱》中亦有具述。后《中华新报》在袁世凯暴毙之后，于1916年6月12日以《太炎出京失败之趣闻》为题加以报道。
[16]据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所示，这段文字以“时评”为题刊载于1916年5月5日的《中华新报》上，此报1915年10月10日在上海创刊。这篇时评后来在1916年9月1日北京版的《新华新报》上再次刊出。
[17]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506页。
[18]朱希祖（1879—1944年），浙江海盐人，字逷先，又作迪先、逖先。清道光状元朱昌颐族孙。历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辅仁大学、中山大学及中央大学（1949年后更名南京大学）等校教授，史学家。早年倡导开设中国史学原理及史学理论等课程，在中国史学研究方面有所贡献。
[19]汤国梨（1883—1980年），字志莹，号影观，近代国学大师、思想家、章太炎先生的夫人， 1883年出生于浙江乌镇的平民之家。她性情刚强，有丈夫气概，且天资聪慧，能诗善书，胸怀政治抱负，为近代女子先驱、诗词家、书法家。
[20]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第479-480页。
[21]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第481页。
[22]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第489-490页。
[23]据百度百科“黄远生”词条，上面有如此资料披露：“到1949改朝换代后，得国者在清查北洋政府档案时，发现了黄远生于1913年7月上大总统袁世凯的一份条陈，略谓：‘宜由警厅组织特种机关，专司检阅报纸，从法律干涉，并择要编辑为侦探材料。一面组织新闻通讯机关，整齐一切论调、纪事等语。’这很让历史学者吃惊，因为从字面意思看，一贯提倡自由报人主义的黄远生，所写的这条陈上的内容，却是中国最早有据可考的新闻管制内容。研究者也只好承认这是黄远生被袁世凯利用的明证。”
[24]章太炎：《致山田饮江书》，1915年4月10日，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第498页。
[25]张鸣：《重说中国近代史》，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12年，第92页。
[26]章太炎：《致龚未生书十四》，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第509页。
[27]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第538页。
[28]陈宧（1870—1939年），湖北安陆人。1895年秋，入湖北武备学堂。1912年助黎元洪、袁世凯杀张振武、方维。1913年，通过政治拉拢、军事策反、经济收买等手段，曾帮助袁世凯镇压了各地的二次革命。但是1915年任四川将军后张反袁之旗，1916年和蔡锷护国军停战，宣布四川“独立”。在反对袁世凯称帝运动中有功。
[29]梁士诒（1869—1933年），字翼夫，号燕孙，广东三水人。祖籍广东佛山。光绪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曾任袁总统府秘书长、交通银行总理、财政部次长、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等职务，是清末和民国初年非常活跃的一位重要政治人物。
[30]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第542页。
[31]胡龙霞：《章太炎的痴狂疯癫》，《粤海风》2016年第3期。
[32]章太炎：《章太炎演说教育》，原载《时报》1916年8月6日，引自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第537页。
责任编辑：沈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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