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化》| 海上观澜
罗素思想在上海的传播及其影响
黄兆慧 | 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
原文刊载于《上海文化》2018年第10期
内容摘要
1920年罗素访华，在上海乃至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当时上海的报刊争相刊登罗素及其思想的新闻，上海“罗素热”的兴起、鼎盛、退潮与报刊的报道紧密相连。罗素的演讲涉及哲学、政治、教育、婚姻等各方面，由于他的巨大影响力以及媒体的及时报道，对当时的上海乃至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的知识分子对罗素的相关论题进行了回应。
关 键 词 罗素 上海 报刊 传播 影响
1920年10月12日，世界著名哲学家罗素应尚志学会、北京大学、新学会、中国公学等机构邀请，乘“波多”号轮船抵达上海，开始了为期近一年的中国之行。罗素访华及其讲学活动，引发了新文化运动中知识分子多次的思想交锋与论辩，如科玄论战、社会主义论战等，给中国思想界带来了深远影响。罗素在中国能够受到持续的关注，一方面是由于他本人的讲学活动及其崇拜者的推广，另一方面是由于大量报刊的宣传报道，使其思想得以大范围传播。上海作为中国新思想的前沿阵地，对传播世界著名哲学家的思想不遗余力。当时在上海颇具影响力的《申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觉悟》《东方杂志》《民铎》《新青年》等报刊，对罗素思想及其在华演讲进行了长时间、大规模的报道和评论。某些专门类别的期刊，援引罗素的观点来宣传自己的主张。例如：《妇女杂志》《家庭研究（上海）》等引用罗素的婚姻观来批判旧中国的婚姻制度；《上海教育界》《中华教育界》等引用罗素的教育观来提倡中国的新式教育；《学生》《学艺杂志（上海1917）》引用罗素的物理科学思想来传播现代科学知识。经过诸多报刊的报道，罗素的思想在上海得到了广泛传播。
就罗素思想接受史的研究而言，现有研究侧重罗素对中国思想界的整体影响或对某些中国哲学家、思想家的个人影响，鲜有对罗素在上海的传播和影响的专门研究。冯崇义以翔实可靠的史料，介绍了罗素及其基本思想、罗素在华行程及其演讲内容，围绕《中国问题》分析了罗素的中国观，并考察了罗素对中国的影响。[2] 丁子江阐释了罗素的访华语境、罗素的中国情结、罗素与中国各类知识分子之间的联系、罗素在华演讲及其影响，全方位展现了罗素与中华文化之间的关联。[3] 关于“罗素在上海”的研究，此前历史学者和文学研究者已有涉及。熊月之、高俊从历史叙事的角度，详述了罗素的上海之行；[4] 徐茂昌从文学纪实的角度，专章论述了罗素在上海的经历。[5] 要扩充和深化“罗素在上海”的研究，仅仅依赖于历史叙事或文学纪实还不够，仍需从思想关联的角度来阐释罗素对上海思想界的影响。这既是深化“罗素在上海”研究的内在要求，也是研究“罗素在中国”的必要补充。具体而言，罗素思想的传播引起了上海思想界的哪些变动？这些变动又造成了何种后果？回答这两个问题，就是从思想关联的角度对“罗素在上海”研究的一种尝试。以民国时期在上海发行的报刊为切入点，通过考察它们对罗素的相关记载和报道，可以直观、立体地感受罗素在上海的真实境况，分析罗素思想对上海及中国思想界的影响。
一、全面宣传
自罗素答应梁启超的演讲邀请后，上海的报刊就不停地对罗素及其思想进行报道和介绍。这些报刊包括《申报》《东方杂志》《解放与改造》《新青年》等，涉及罗素思想的诸多方面，包括哲学、政治、伦理、物理、教育等。
当时上海颇具影响力的《申报》，[6] 最先对罗素及其学说进行介绍。1920年7月11日，《申报》对罗素即将访华的消息进行了报道，并对罗素的思想和重要著作进行了介绍，如《数学原理》《哲学问题》《哲学中之科学方法》《社会改造原理》等，并称罗素为“近代全球四大哲学家之一”。[7] 《申报》在1920年9月1日报道了罗素将抵达上海的消息，还报道了邀请罗素的机构、具体到沪时间、详细接待安排等。[8] 从9月7日到10月7日，《申报》连续为罗素的《社会改造原理》《政治理想》等书做广告，介绍书的核心内容，宣传推广罗素的思想。10月13日，在罗素安全抵达上海的第二天，《申报》对罗素的个人情况进行了详细介绍，包括罗素的思想主张、思想转变的过程、个人经历的重大事件等；同时详尽地列举出罗素的16本重要著作，包括中英文书名、著书时间。[9] 罗素在上海停留的近一周时间里，《申报》对罗素在沪的活动进行了持续跟踪报道，同时将罗素在各处的演讲内容及时公之于众。
作为当时上海乃至全国首屈一指的期刊，《东方杂志》曾广泛宣传罗素及其思想。张申府在1920年9月下旬出版的《东方杂志》上发表《志罗素》一文，对罗素的生平和思想进行了多层次阐发。在《志罗素》中，他对罗素极为推崇，将罗素称为“现代世界至极伟大的数理哲学家”，对“数理哲学”“逻辑解析法”“外在关系说”“社会改造原理”和自由学说等罗素的核心理论，都有所介绍。他还制作了当时能搜罗到的罗素所有著作的目录。[10] 从1920年至1948年间，《东方杂志》陆续发表了罗素的哲学、社会改造、伦理、教育、物理等方面的学说，对罗素思想在上海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作为研究性的政论性刊物，《解放与改造》杂志也宣传过罗素的许多理论。在1919年出版的创刊号上，张东荪写了长篇书评《罗塞尔的（政治理想）》，对罗素的政治哲学展开了深入的评论。1920年，罗素初到上海时，《解放与改造》在第3卷第2期连续发表3篇“罗素介绍”的文章，对罗素的政治和社会思想作了详细介绍。从1919年创刊到1922年停刊，该杂志对罗素的“基尔特主义”、社会改造原理、自由主义、国家学说等都进行了专门论述。
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刊物《新青年》，对罗素思想的引介同样功不可没。1920年上半年出版的第7卷第4、5期，刊登了张申府、高一涵、王星拱等介绍罗素社会哲学、科学哲学的文章。在罗素抵沪前后，《新青年》第8卷第2、3期几乎以专刊的形式，刊登了关于罗素的十几篇文章，这些文章的内容涵盖了罗素的主要思想，包括逻辑学、科学哲学、政治哲学等。此后，《新青年》也登载过袁振英等批评罗素的文章。以“阐扬平民精神，介绍现代最新思潮”为主旨的《民铎》杂志，于罗素访华之际，在1920年第2卷第3期花了大量篇幅介绍罗素的著作和思想。从1920年开始直到1931年停刊，《民铎》杂志几乎每年都会发表关于罗素的文章，主题包括科学哲学、逻辑学、政治哲学、婚姻观、教育观等。
从以上几份影响力较大的报刊对罗素报道的时间跨度和内容范围，足见当时上海新闻媒体和思想界对罗素访华的重视。当然，在上海宣传罗素的报刊远不止这些，像《兴华报》《学生（杂志）》《妇女杂志》等皆不同程度地介绍过罗素的思想。而《申报》更不必说，它的受众包含上海各个阶层的群体。像梁启超、蔡元培、胡适、胡愈之、李大钊、陈独秀、杜亚泉、张东荪、钱玄同、张崧年、高一涵、张君劢等，这些在上海思想界耳熟能详的名字，经常是《东方杂志》《解放与改造》《新青年》《民铎》等杂志的作者。经过报刊持久广泛的宣传，上海思想界热切期盼罗素的到来，希望他能为“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问题提供解决方案。
二、两次风波
当罗素到达上海后，上海思想界的热情彻底被点燃，人们非常希望从罗素那里获得与自己相关的思想 ，这可从当时的新闻报道和罗素本人的回忆中得到印证。1920年10月13日，百余位各界人士出席了罗素的欢迎宴会，包括徐季龙、陈独秀、沈信卿、薛思培、康伯、赵元任、徐维荣、谢福生、张东荪、张伯初等。[11] 10月16日“教育之效能”的演讲听众达到六七百人。[12] 罗素回忆道：“在上海时，我们是在同不计其数的人的会见中度过的。”[13] 可想而知，当时上海思想界对罗素的到访满怀期待。虽然罗素在上海停留不到一星期，但他日后的行程和讲学内容始终在第一时间发表在上海多家报刊上。为了便于理解罗素对上海思想界产生的影响，这里以罗素对中国思想界产生重要影响的几大问题或领域为经，以报刊报道中有关罗素的内容为纬，顺次开展“罗素在上海”的讨论。
（一）罗素“中国观”与“保存国粹”的争论
1920年10月13日晚，罗素在“七团体”的欢迎晚宴上作了简短的演讲，10月14日《申报》刊登了演讲内容，新闻的副标题是《罗博士言中国宜保存固有国粹》。报道后不久，此文便遭到一些知识分子的诘难。周作人在《晨报》上发表了《罗素与国粹》一文，直接点名批评罗素的观点，他认为罗素劝中国人要保存国粹，这是很要不得的，因为中国传统的坏处远比好处多，中国人又特别容易自大。[14] 在同一期《晨报》上，还刊登了支持罗素观点的文章《改造社会与保存国粹》，与周作人针锋相对。该文认为保存国粹与改造社会并不矛盾，中国人不仅应该保存本国国粹，还应保存他国国粹，这一道理也适用于其他国家。对罗素的质疑传播开来后，当时仍在上海会见罗素的张申府立即致信给《时事新报》，认为《申报》断章取义，报道的内容与罗素原意相去甚远。罗素的意思是要国人有创造的精神，应警惕西方近代资本主义造成的不良后果，像中国传统艺术一类的好东西应当保留，而以“保存国粹”归纳罗素的演讲，极容易误导大众。[15] 张申府的辩解暂时平息了由罗素关于中国问题的看法所引起的争论，但罗素对中国问题的态度在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心中留下了不好的印象，尤其是主张激烈革新传统文化的知识分子，例如鲁迅。鲁迅对罗素赞美中国固有文化是非常不屑的，他讽刺道：“罗素在西湖见轿夫含笑，便赞美中国人，则也许别的意思罢。但是，轿夫如果能对坐轿的人不含笑，中国也早不是现在似的中国了。”[16] 当然，眼光犀利的罗素显然看到了中国思想界的反应，他在《申报》上发表了《罗素对于中国之第一感想》一文，旨在消除人们对他的“中国观”的误解。罗素重申：中国要富强，对西方的科学技术、民主制度、教育方法等应有所吸收，但也要避免西方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弊端，例如大规模战争；中国对自己优秀的传统文化应当有所保留和传承，如中国古典艺术。[17] 尽管罗素、张申府等都努力向世人澄清误会，但是对罗素思想的误读总是存在，尤其是在多种思潮交汇下的新文化运动时期，人们往往依据自身的需要来解读名家的思想。
（二）罗素社会改造学说与“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
罗素在上海的第一次演讲，已经引起了一些知识分子的不满，而他在长沙关于“布尔什维克与世界政治”的演讲内容传到上海后，直接引发了著名的“社会主义”论战。陈独秀把这次论战的13篇文章汇集成“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以专刊形式登载在1920年12月出版的《新青年》第8卷第4号上；张东荪也将梁启超、费觉天、蓝公武等与他观点相似的论战文章集结成“社会主义研究”，刊发在1921年2月第3卷第6号的《改造》上。此次论战的导火索是张东荪发表的《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一文。张东荪陪罗素在湖南演讲后返回上海，于11月5日在《时事新报》上发表此文，大致意思是他陪同罗素参观内陆之后，发现“中国的唯一病症就是贫乏，中国真穷到极点了”，根本“没有谈论什么主义的资格，没有采取什么主义的余地”。张东荪援引罗素的观点，认为只有发展实业、增加“富力”才是解决落后局面的根本之道。[18] 对张东荪所说的这个“教训”，陈望道和江春立即给予回击。陈望道在11月7日的《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上发表《评东荪君的〈又一教训〉》，直接驳斥张东荪的观点。在陈望道看来，张东荪在《我们为什么讲社会主义》一文中表达的观点和态度是正确的，然而在内陆旅行一番后，鼓吹的观点却成了“开发实业”、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显然是违背了不久前的主张，抛弃了“‘改造人的全体生活’的‘社会主义’”。[19] 江春在同期的《觉悟》发表《张东荪现原形》一文，毫无顾忌地批评张东荪。他先贬损了张东荪一番，然后抓住张东荪提出的“人的生活”观点进行批判。[20] 11月8日，邵力子也在《觉悟》上发表文章，批评张东荪，质问他谈社会主义与发展实业是否不可兼容、“人的生活”究竟如何解释。[21] 张东荪不甘示弱，他发表《大家须切记罗素先生给我们的忠告》，对陈望道、江春等进行回击。经过几番论战后，陈独秀终于忍不住了，分别致信罗素和张东荪，让他们直陈在中国施行社会主义的态度。在给罗素的信中，陈独秀想让罗素声明在中国“不必提倡社会主义”是否是罗素本人的观点。[22] 从现存文献中，未找到罗素的答复。陈独秀与张东荪对中国是否适合实行社会主义的问题，进行了几个回合的辩论，然而陈对张的回答始终很不满意。经过这次论战，张东荪渐渐远离了社会主义阵营，而他在《改造》上刊发的《现在与将来》，更像是与社会主义者决裂的宣言书。他在文中仍然援引罗素的观点，认为当时在中国强行实行社会主义必然不会有好结果，应当首先“发展实业”和创办教育，他在文末特别强调：“以上所称的我们，乃是告趋向于社会主义者。至于我个人，此后拟专研究哲学。”[23]
虽然社会主义者的矛头直指张东荪，但他们实质上是对罗素不满。罗素在长沙关于《布尔什维克与世界政治》的4次演讲，分别刊登在1920年11月3、7、8、9日的《民国日报·觉悟》上。从报道的内容来看，罗素基本认为当时俄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失败了（这是第3次演讲的主题）。在第4次演讲中，罗素分析了如何才能实现共产主义，他得出的结论是：只有在工业发达的情况下，共产主义才有实现的可能，例如美国。而中国还是落后的农业国，根本不具备实现共产主义的条件，中国不应该“以俄为师”，应当走“科学的共产主义”道路。[24] 罗素的演讲，对那些支持俄国“十月革命”的中国共产主义者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他们本希望能从罗素那里获得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的强有力支持，未曾想罗素给他们浇了一盆冷水。尔后，袁振英连续发表《批评罗素论苏维埃俄罗斯》与《罗素—— 一个失望的游客》，表达对罗素的失望之感。[25] 其他对罗素的批评也陆续见诸报端。从此以后，许多中国社会主义者与罗素分道扬镳，他们不再相信罗素，反而更加坚定地走“以俄为师”的道路。因为这场“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陈独秀对罗素也逐渐失去了信心，除参加了第一次在上海的罗素欢迎会外，陈独秀再也没有参加过罗素在中国的其他活动。直到1921年7月，罗素发表《中国人到自由之路》的离别赠言，陈独秀才改变了对罗素的整体看法，他认为罗素的赠言对中国未来道路的选择至关重要。[26]
三、积极反响
罗素的“中国观”和“社会改造学说”引起了上海思想界的很多讨论，尤其是“社会改造学说”的传播，成为20世纪20年代关于“社会主义”论战的导火索。但是，罗素思想的传播，也并非总是引发风波，他的教育思想和婚姻观在上海的流行，带来了积极的反响和丰硕的成果。
（一）罗素教育观与上海新式教育
教育问题始终是新文化运动的核心问题之一。当初邀请罗素访华的主要目的，就是希望西方大哲能为中国未来教育指点迷津，这从邀请罗素的团体组织便可了解。一般认为，邀请罗素来华的机构有尚志学会、北京大学、新学会、中国公学等，这些毫无疑问都是当时的教育机构或为促进教育事业创办的团体组织。罗素来华后也没有让人们失望，他在上海的欢迎宴上就提出，在改造社会的各种方法中，教育是首要方法。[27] 1920年10月16日，罗素在上海的江苏省教育会会场作了“教育之效能”的讲座，这是他第一场正式的以“教育”为主题的演讲，演讲内容发表在次日《申报》上。[28] 10月19日晚，罗素在杭州的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作了题为“教育问题”的演讲。10月20日从杭州返沪后，江苏省教育会宴请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各省区代表，罗素也在受邀行列，在宴会上罗素发表了简短演讲。1920年的《教育杂志》第12卷第9号和《兴华报》第17卷，对罗素发表的教育观点进行了报道和评论。
对罗素的教育观点，上海知识界乃至全国知识界始终持赞成态度。罗素在多种场合都强调教育是社会改造与国家兴盛之根本，在致《申报》的信中说：“余可断言者，今日中国最重要事，厥为教育。此不独为目前学生界之教育，且为全国人民之教育。”[29] 罗素的判断与当时上海乃至全国知识界的观点不谋而合，也是新文化运动的推崇者们一直致力的方向。要在上海以及全国弘扬科学的文化，首先就要通过教育。天民发表《罗素之教育说》一文，强调罗素的教育提倡进取、发明、自由和创造的冲动精神，而中国本有之旧文化使人禁锢、压抑和失去活力，这正是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源。罗素的教育观恰好适用于改变当时中国的状况，能使国民有一种全新的气象。[30] 在罗素离开中国后，他的教育理念仍在上海传播。《教育杂志》分别在1926、1927、1929年刊登了罗素的“教育之目的”“儿童教育”以及介绍罗素《教育论》的文章，为上海在全国倡导儿童新式教育开了先河。[31] 《上海教育界》在1933年连续发表罗素有关“大学教育”“中日英美教育对比”及“性教育”的文章，对上海高等教育和性教育的推动功不可没。[32]
（二）罗素婚姻观与上海妇女解放运动
罗素的婚姻观在当时的上海知识界引起了广泛讨论。在婚姻问题上，罗素终其一生都保持着自由与开放的态度。罗素携勃拉克初到上海时，他与勃拉克的关系便引起人们关注，成为时人热议的话题。在罗素看来，他与法律上的妻子已没有感情，但迫于英国的法律无法离婚，而他又倡导爱情自由，所以坚持邀请勃拉克一同访华。罗素特意在《申报》上发文解释他们的关系，但偏保守的《申报》对罗素的解释有所保留，仍然称罗素与勃拉克之间没有夫妻之实。这招致新知识分子的批评。双明在《民国日报·觉悟》上发表《罗素和男女关系》一文支持罗素和勃拉克的关系，批评《申报》保守的婚姻主张。[33] 瑟庐在《妇女杂志》上刊登《罗素与妇女问题》，将罗素对待妇女的问题进行详细分析，罗素所强调的妇女应当有独立社会地位、独立经济来源的观点，非常符合社会进步的观念，与新文化运动中提倡妇女“新道德”不谋而合。[34] 1921年《家庭研究》第1卷以专刊形式讨论了罗素与勃拉克的婚姻问题。罗敦伟提出，罗素的婚姻观涉及婚姻中的8个问题：恋爱、一夫一妻、法律、习惯、处置前妻、前期自处、离婚、女子运动的趋向。[35] 易家钺希望通过分析罗素与勃拉克对待婚姻的态度，借鉴他们自由恋爱的精神，解决当时中国一般人无法解决的婚姻自由问题。[36] 陈顾远通过罗素对待婚姻的看法，研究当时中国人对已经成婚但已没有爱情的婚姻的看法。[37] 他们3人还互相通信，以此展开对罗素婚姻观的探讨。上海女权运动在维新变法时期就已开展，如陈撷芬在上海率先开女校、办女报、兴女权，而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达到高潮。1923年勃拉克写的《中国的女权主义及女性改造运动》一文发表在《妇女杂志（上海）》上，勃拉克在该文中描写了中国新女青年的面貌，这些新女青年接受新式教育，渴望获得与男子平等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例如，她参观了上海的一所女校，学校开的课程大部分为体操课，女学生基本都穿着短裤在竞技场上展示体力，这些新女青年不仅在思想上锐意进取，在身体上同样勇猛刚健。[38] 勃拉克描写的事例，是上海妇女解放运动的一个缩影。当罗素的婚姻观传入上海后，倡导女权的知识分子从西方大哲那里获得了理论支持，上海的妇女解放运动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响应，这可从《妇女杂志（上海）》《家庭研究》等记载的文章中得到佐证。
1930年，罗素新书《婚姻革命》由上海世界学会出版后，上海又掀起了新式婚姻的讨论。仲华写了《罗素的“婚姻与道德”》一文，对罗素书中的观点进行了详细介绍和评论。[39] 该文认为罗素洞察到了当时社会的弊病，对中国新青年研究两性关系和婚姻问题很有参考价值。当时中国很需要提倡“性道德”和“妇女解放”，让新女青年接触到世界上的“前进思想”，“使妇女的思想先解放起来，作为其他一切解放的准备”。《东方杂志》也在1935、1936年分别刊登了张耆孙、陈碧云以“妇女与家庭”为主题评述《婚姻与道德》的文章，对罗素婚姻观持肯定态度。在这些新知识分子看来，罗素的婚姻观为上海乃至全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
四、余音绕梁
随着罗素离华，上海“罗素热”渐渐退潮。1920年至1922年间，上海知识界对罗素的讨论呈现井喷状态，如《申报》《时事日报》《民国日报·觉悟》《东方杂志》《新青年》等，对罗素在中国的活动给予长时间、大范围的报道。1922年之后，罕有见诸上海报端的关于罗素的新闻，除了罗素的教育思想以及《婚姻与道德》在1930年传入上海时引起不少讨论外，他曾经风靡一时的思想几乎被人们遗忘，像当时引起广泛争论的社会改造学说也已无人谈及。这也无怪乎许多中外学者认为罗素在中国基本是失败的，他未成为影响中国现代历史进程的关键思想家。
然而，在罗素的许多思想被人们遗忘的同时，曾经遇冷的哲学思想却在上海落地生根。罗素在华讲学的主要内容是哲学，包括“哲学问题”“心的分析”“物之分析”“社会结构学”和“数理逻辑”，这五大讲演的内容陆续刊登在上海的报刊上。从1920年11月至1921年3月，《申报》和《民国日报·觉悟》陆续发表罗素演讲的内容，罗素每做一次演讲，这两份报刊都会及时转载。《科学》杂志在1921年第6卷第2至第5期刊登了罗素“物之分析”系列演讲内容。此外，一些杂志也会介绍和发表罗素其他的哲学思想。《学生（杂志）》在1922、1923年分别介绍了罗素《哲学中之科学方法》和《罗素算理哲学》；《民铎》杂志从1920年至1927年，发表过罗素的科学哲学、宗教学、逻辑哲学、语言分析哲学的内容。可是，罗素的哲学思想传播开来后，上海的报刊上除了引述外，还未见过为罗素哲学辩论的文章。像罗素的中国观、社会改造论、教育观、婚姻观等传播开来后，总会或多或少引起上海乃至全国知识界的反响，但他的哲学思想犹如微风吹过，在思想界难以泛起一丝涟漪。这里可能有3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上海知识界主要希望从罗素那里获得改造社会的理论，而对纯哲学的内容兴趣不大；二是当时上海的高等学府还没像北京那样汇集全国各地的新知识分子，纯哲学的知识没有传播者；三是罗素哲学本身晦涩难懂，接受者很难理解它的意涵，更谈不上辩论交流。无论如何，罗素的哲学思想在当时上海遇冷了，当时研究罗素哲学的人在上海乃至全国都寥寥无几。
但是，罗素哲学在当时遇冷并不意味着会被长期埋没。20世纪30年代，金岳霖开始系统地介绍罗素哲学：《逻辑》一书将罗素的逻辑哲学体系引介到中国；在《论道》中运用罗素的逻辑分析方法建构起形而上学体系；在罗素“外界知识何以可能的问题”的刺激下完成了《知识论》；20世纪50年代末撰写《罗素哲学》，对罗素的思想进行了系统评述。1986年，在冯契的主持下，《罗素哲学》整理出版，参与整理的有陈卫平、童世骏、李福安、胡伟希等学者。冯契将由罗素—金岳霖而来的注重逻辑分析的传统移植到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建构起他的“智慧说”哲学体系，这使得罗素哲学在当年的初传地生根发芽。
[1] 作者简介：
黄兆慧，男，1989年生，江西奉新人。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哲学。
[2] 冯崇义：《罗素与中国：西方思想在中国的一次经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
[3] 丁子江：《罗素与中华文化：东西方思想的一场直接对话》，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4] 熊月之、高俊：《上海的英国文化地图》，上海：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11年，第24-27页。
[5] 徐茂昌：《海上洋人：百年时光里的碎影》，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7年，第449-462页。
[6] 1920和1921年，《申报》的日发行量分别达3万和4.5万份，与《新闻报》并驾齐驱，成为当时上海发行量最多、影响力最大的两份报纸，《申报》“以官府政界人士及知识分子为主要读者对象”。参见马光仁：《上海新闻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548-553页。
[7] 《大哲学家罗素将来北大讲学》，《申报》1920年7月11日。
[8] 《英国哲学家罗素氏将到沪》，《申报》1920年9月1日。
[9] 《大哲学家罗素氏抵沪》，《申报》1920年10月13日。
[10] 张崧年（张申府）：《志罗素》，《东方杂志》1920年第17卷第18号。
[11] 《各团体欢迎罗素博士纪》，《申报》1920年10月14日。
[12] 《三团体公请罗素演讲纪》，《申报》1920年10月17日。
[13] 罗素：《罗素自传》第2卷，陈启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91页。
[14] 仲密：《罗素与国粹》，《晨报副刊》1920年10月19日。仲密即周作人的笔名。
[15] 皓明：《国人对罗素的误解》，《晨报》1920年10月20日。皓明即张申府的笔名。
[16] 鲁迅：《坟·灯下漫笔》，《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28页。
[17] 《罗素对于中国之第一感想》，《申报》1920年12月3日。
[18] 张东荪：《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时事新报》1920年11月5日。
[19] 陈望道：《评东荪君的〈又一教训〉》，《民国日报·觉悟》1920年11月7日。
[20] 江春：《张东荪现原形》，《民国日报·觉悟》1920年11月7日。
[21] 邵力子：《再评东荪君底〈又一教训〉》，《民国日报·觉悟》1920年11月8日。
[22] 陈独秀：《独秀致罗素先生底信》，《新青年》1920年第8卷第4期。
[23] 张东荪：《现在与将来》，《改造》1920年第3卷第4号。
[24] 《布尔什维克与世界政治》，《民国日报·觉悟》1920年11月3、7、8、9日。
[25] 参见《新青年》1920年第8卷第4期。
[26] 陈独秀：《政治改造与政党改造》，《新青年》1921年第9卷第3期。
[27] 《各团体欢迎罗素博士纪》，《申报》1920年10月14日。
[28] 《三团体公请罗素演讲纪》，《申报》1920年10月17日。
[29] 《罗素对于中国之第一感想》，《申报》1920年12月3日。
[30] 天民：《罗素之教育说》，《教育杂志》1920年第12卷第9号。
[31] 参见《教育杂志》1926年第18卷第11期，1927年第19卷11期，1929年第21卷第1、9期。
[32] 参见《上海教育界》1933年第1、2、7期。
[33] 双明：《罗素和男女关系》，《民国日报·觉悟》1920年10月17日。
[34] 瑟庐：《罗素与妇女问题》，《妇女杂志（上海）》1920年第6卷第11期。
[35] 罗敦伟：《罗素婚姻与八大问题》，《家庭研究》1921年第1卷第3期。
[36] 易家钺：《罗素婚姻问题为中国人之观察》，《家庭研究》1921年第1卷第3期。
[37] 陈顾远：《罗素婚姻与旧氏结婚》，《家庭研究》1921年第1卷第3期。
[38] 勃拉克：《中国的女权主义及女性改造运动》，云鹤译，《妇女杂志（上海）》1923年第9卷第1期。
[39] 仲华：《罗素的“婚姻与道德”》，《妇女杂志（上海）》1930年第16卷第11期。
责任编辑：孙页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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