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化》 会议综述
“多元镜像与当代都市文化研讨会”综述
王馨宁
（上海临港当代美术馆）
原文刊载于《上海文化》2018年第10期
“多元镜像与当代都市文化”学术研讨会不久前在上海临港当代美术馆举办。上海油雕院美术馆副馆长傅军、上海交通大学博士生导师姜丹丹、上海喜马拉雅美术馆副馆长杜曦云、上海公共艺术协同创新中心（PACC）研究员姜俊、《上海美术》责任编辑李磊及本次“多元镜像——2018上海当代艺术展”18位参展艺术家参与了此次话题研讨。
一、关于“镜像”的论述
作为“多元镜像——2018上海当代艺术展”策展人傅军认为，“镜像”包含了几个层面的理解，现实的镜像、历史的镜像、自我的镜像等。首先，是我们所处都市中直观的生存体验，高楼大厦、手机屏幕等镜像带来的强烈冲击感。其次，是艺术作品和艺术家之间的关联。某种程度而言，艺术作品是艺术家自我的一种心理投射，所以作品和作者之间存在一种镜像关系。再次，延伸至整个中国当代艺术来看，它成为我们当下时代和都市化进程中的某种镜像反射。
对于“多元镜像”这一主题的设立，上海喜马拉雅美术馆副馆长杜曦云指出，在策展人主观意愿非常强的展览中，艺术家或非艺术人的产物都将变成策展人的材料，转化成为属于他的话语体系，这种强策展主要突出的是策展人个人的意图及其话语结构、逻辑等。然而，在本次展览中，策展人很尊重每位艺术家，她的意图是通过这个空间、平台和机会来尽量凸显每个人的独一无二性。所以她没有过分强调自己的话语意图，而是相对低调地隐在背后，使每位艺术家的作品得以凸显。同时，他从语言学角度提出了对于“镜像”的解读，认为艺术语言和真实表达之间是有差距的，艺术作品和艺术家本身不存在等号关系。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并不是我们在说语言，而是语言在说我们。从某种角度而言，人类永远没办法真实、彻底地表达自己内心的意图，因为需经过语言这个环节，就要遵守语言自身的逻辑。这就难以说明作品表达的就是作者内心真正想传达的，但也不能说它跟心理投射毫无关系，这是人和语言之间的关系。因此，“多元镜像”参展作品可以被认为是艺术家日常生活所思所感的分泌物或排泄物，它一旦分泌出来，在脱离其肉身之后，就变成独立的存在，这点用“镜像”这个词很准确。
“镜像”在西方是一个非常久远的话题，从柏拉图的“模仿说”开始，后来的弗洛伊德、拉康等更是把“镜像”作为一个哲学命题来思考。上海交通大学博士生导师姜丹丹认为，傅军把拉康理论用到当代艺术中提出“多元镜像”的议题，实际上是把当代都市处境中城市这个既真实又虚幻的空间构成在镜像和艺术中。这次展览涉及不同的媒材，比如绘画、摄影、装置、雕塑等，每种艺术作为一种魔镜透射出了艺术家在都市处境中内心的状态及存在的一种方式，主体和他者、环境及公共空间的关系。从这个角度思考，这是很有深意的展览，展览中一些创作也有理论思考与省察的高度和深度。
除此之外，姜丹丹从傅军对于策划的思考出发，补充了有关现代性的理论，即波德莱尔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所提出的“现代性就是流变的、转瞬即逝的和偶然的；现代性是艺术的一边，艺术的另一边是永恒和不变的”。这一观点为现代主义艺术奠定了观念基础。在30多年的城市建设当中，我们依然身处波德莱尔诗所描绘的忧郁情境中，城市总是在变，巴黎在变，随之人们的忧郁也总在增长。
由波德莱尔提到的现代性理论出发，姜丹丹提到关于当代处境的思考性。当代处境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本次大部分参展作品也提供给观众非常有意义的创作实例，使人们延续了这个命题的思考，也可以从作品实践回溯到理论。比如胡行易的作品提示到有关现代性的问题更加剧烈化了，那些扁平的、没有身份的、被异化的、解构的人所揭示的矛盾冲突更加强烈了。在某种程度上它提醒着我们，实际上被使用的、消费的，甚至制造的物件，已经潜移默化渗透到我们生命，或在无形中改造、损伤着我们生命本身，从这个角度警醒我们来反省自己的生活方式。李淜的作品用驯兽师和动物的例子，一种戏剧化的场景，提示我们被规训和驯服的人与物、人与人之间被奴役化的这样一种思考。又如韩子健的装置作品非常有新意，也与展览十分贴近。他会提示到都市空间中无处不在的摄像头，所有的网络信息也是无孔不入。在“禁止与通行”的场域，它是被所有信号穿透、打孔的身体，这是在当代处境中非常极致化的体现，让你感受到真实和虚拟这两者不仅仅没有边界，反而真实被虚拟化了。正如德勒兹所说：“虚拟是当下真实经验的前在环境条件。”虚拟包含无穷的可能性，也呈现一种逼近真实的当代人处境，它比“现实”更丰富。
又比如鲁丹做的一朵云，非常的清淡，是有雾霾透射当中的云。这些情况让人想到法国的哲学家皮埃尔·阿多的《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他思考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欧洲，那时候城市污染非常严重，在心肺受到损伤的情况下，他反思我们不仅要注重保护自然环境，而且要转化自身对事物的态度，包含我们对生活环境每一件事之间、每一个物之间的关系。鲁丹的云就是从这个角度提出如何转换我们的生活方式这样一个伦理问题。
再比如伊国栋的作品，你刚刚看的时候会联想到艺术史当中的艺术典故，从图像表面让人想到1655年伦勃朗的《被屠宰的牛》，通过非常粗野与残酷的画面，让大家看到动物被屠宰的方式，但它作为一种社会仪式来呈现，属于日常生活当中一种仪式化的场面。英国画家培根，他同样用无器官身体的方式来处理这样残酷的场景。但是伊国栋把这种直陈的方式用于当代摄影当中，不是讲述这个事情、再现这个场景，而是用一种更加直白的、呈现的方式，思考动物处境和当代生命体处境之间的关联，也是非常有趣的切近。
另外，姜丹丹提到通过材料的运用，图像、情感、技术的交互渗透，作者在艺术镜像当中看到自我的形象，自我形象的扑朔迷离、不确定，甚至低微，都是自身与当代文化处境的一种省察间距。从展览空间去看海上这批艺术家，他们的思考与创作尽管和镜像理论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但非常明显地体现出一种低调、温和和冷静的间距，这是一种反思的、批评的距离。
上海公共艺术协同创新中心（PACC）研究员姜俊指出，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德国艺术家莫霍利·纳吉是对整个城市多元化空间、多元镜像思考的先驱，他讨论的正是关于柏林，和姜丹丹所说的巴黎形成一个对比。当时的柏林也存在各种不同的交通工具，在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形成多媒介同时并行的状态。莫霍利·纳吉所表达的是：我们进入一个平行时间当中，当沉浸在乡村慢悠悠的生活状况，我们看到的是时间线性的发展，但当我们身处城市之中，我们看到的是各种不同时间形成的网络，一种所谓共同发生的状况。因此，多种逻辑的影像和镜像在我们面前出现，比如各种不同的广告和巨大的屏幕，它在一定程度上组成了我们今天看到整个城市多元和碎片化的多元镜像折射的关系。
此外，“都市文化”这一概念引起与会者兴趣。《上海美术》责任编辑李磊觉得这是对文化语境的一个框定，即把青年艺术家置于都市文化背景中来思考。从参展作品中，可以看出青年艺术家在城市中受到的压力和他们的思考。就都市文化而言，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别。广义指的是城市发展过程中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是指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思想、价值观念、信念、规范等。陈迪的《上海客厅》系列作品比较受大家关注，他的学习、生活背景很大一段时间在河南、江苏，他到上海以后创作的作品，这么具有上海味道，这么接地气，本身反映了这个城市的魅力。
二、艺术作品与公共空间的关系
在傅军看来，当艺术作品安置于工作室期间，艺术家和作品之间存在着某种层面的镜像关系，但当这个作品来到美术馆中，它其实是走向了公共空间。对此，我们可通过本次展览的很多作品，感受到上海艺术展览蓬勃的发展，也察觉到美术馆朝向娱乐性、剧场性、沉浸式发展的趋势。
姜俊认为现在很多展览确实充满各种对体验性的追求，对多元媒体、体验性、舞台性、参与性、表演性等方面的追求。其实从2000年开始，泰特美术馆被作为一种新的美术馆形式，即剧场性的美术馆形式，已不再像以前那样只是对古典作品的收藏和保存，它更多变成类似剧院、游乐场等场所，每天除了作品声光电等多元媒体以外，还会举办各种不同的公共教育活动等。近10年来，欧洲的行为表演、行为戏剧在当代艺术中也被多次展现，几乎每个大型的当代作品展中都存在这样的艺术家和艺术作品，它可以使得整个美术馆有一种剧场性的效果，从而获得更多的观众。而这样的美术馆，更多的和整个城市的功能转型有着相对应的关系。
今天的城市慢慢转化成第三产业和娱乐文化的消费场域。从60年代开始欧洲进入中产阶级社会，70年代出现了大量的多元文化运动，如女性运动、族群运动、同性恋运动、环保运动等。今年也是欧洲“68”运动50周年，整个欧洲在做不同回顾。进入中产阶级化的欧洲，就开始出现文化多元性，而这就是我们看到各种不同的城市景观和城市要求，各种不同族群对于自己权利的抗争与奋斗，同时也是一种消费升级的典型。在这个过程中，城市开始转型，从一个原来的市场和工业聚集地，慢慢进入去工业化，出现“中产阶级化”，老街区重新被改造、塑造成新鲜又光亮的新城市街区，同时把各种娱乐和消费元素注入城市当中。姜俊认为，城市其实更多需要的是娱乐，更多的消费，更多的所谓旅游族群。一些大型的都市如伦敦、柏林，都以组织非常好的艺术双年展，非常好的各种不同的文化活动和艺术活动（当代艺术或者舞蹈各种方面）来吸引不同的族群。在这样的趋势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美术馆和艺术越来越走向表演性、剧场性的整体特征，这也是配合整个城市的这种现代转型。
责任编辑：沈洁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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