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化》| 文化批评
《远山淡影》中的多重自我欺骗
徐嘉 | 北京理工大学副教授
肖楠 | 北京理工大学硕士生
原文刊载于《上海文化》2018年第10期
内容摘要
石黑一雄在处女作《远山淡影》中塑造了悦子这一“失职的母亲”的形象，探讨了人性中的“内疚”与“自欺”两大主题。一方面，为了回避可能对自我造成毁灭性创伤的内疚感，悦子精心建构了一个不稳定的回忆世界，在不同维度实施着自我欺骗；另一方面，在讲述过去的过程中，悦子的创伤记忆得以修复，她逐渐走出自我欺骗，开始接受现实，重建自我。悦子作为受创个体的多重自欺行为和创伤记忆的修复，对于移民身份建构和战后日本的罪责问题及国民集体遗忘均有启示。
关 键 词 石黑一雄 《远山淡影》 自我欺骗 创伤 移民
作为石黑一雄的首部作品，《远山淡影》在许多方面都略显青涩，并未如《长日留痕》《浮世画家》及《上海孤儿》等后续作品一样获得布克奖提名。石黑本人也低估了这部处女作：“我很喜欢它，但我仍觉得它令人困扰。结尾几乎就是个谜，如此令人不解的程度下，我却没看到任何有艺术价值的收获。它可以说是缺乏经验，错误判读了显而易见和微妙无比的东西。即使当时，结尾也令我不甚满意。”[2] 但正如《远山淡影》中文本译者张晓意所言，这部作品中的“很多东西成了他日后的标志，如：第一人称叙述、回忆、幽默与讽刺、国际化的视角等”。[3] 石黑在《远山淡影》中运用了双重叙事手法：主人公悦子既作为外故事叙事者，在当下的英格兰讲述自己的经历及所思所想，又充当故事叙述者，娓娓道出20年前长崎原子弹事件之后的一段往事，在这两个维度中，悦子皆以自我欺骗的方式回避长女景子的自杀。出于丧女的内疚和痛苦，悦子将真实的故事重重裹挟起来，以复杂、多重的自我欺骗在读者与事实之间设置重重叠嶂，使整个故事扑朔迷离，变成事实的“淡影”（a pale view）。本文基于心理学理论和创伤理论，探究悦子自我欺骗行为背后的心理动因，进而以悦子的个体自欺为切入点，探讨移民的身份问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同具自欺性质的二战史观。
一、外部叙事框架中的自我欺骗
小说开篇，悦子讲述了次女妮基名字的由来。悦子的英国丈夫想为女儿“取一个日本名字”，而悦子却一再坚持取英文名，因为她“不愿想起过去的私心”。[4] 仅一个琐碎的往日片段，悦子对日本往昔岁月的回避态度便一目了然。妮基提起景子之死，更是悄悄震慑着悦子的内心，让她看似平静的心湖泛起涟漪，湖底埋藏的重重心事也如洪水猛兽一般蠢蠢欲动，似要挣脱多年的禁锢，浮出水面。为了抗拒这股力量，将直面现实的那一刻无限延后，悦子重构了自己的过去。她不断确认叙事的准确性，时而肯定“我清楚地记得”，[5] 强调记忆的真实性；时而模棱两可地表示“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这些事情的记忆已经模糊，事情可能不是我记得的这个样子”，[6] 推脱了叙事者的真实叙事责任。而“回忆模糊不清，就给自我欺骗提供了机会”。[7] 悦子在回忆中一方面重建了自己的过去，塑造出符合自己价值判断的“悦子”；一方面又将事实意义上的自我投射为另一个女人“佐知子”，以旁观者的角度审视了自己和景子的母女关系，在安全距离下反思了自我。
（一） 悦子回忆中的“悦子”
在记忆中，悦子如大和抚子一般，以一种典型的日本传统女性形象出现在读者面前：温柔娴静，善于持家。她尽心照顾丈夫二郎的起居，与公公绪方先生相处融洽，作为一位准妈妈，亦不止一次为人称道今后定是好母亲。对相交不久的佐知子，悦子倾囊相助，对其女万里子也是关爱有加。这样的悦子，似乎与“失职的母亲”形象相去甚远。有学者指出，“人们建构故事是为了解释他们所做的事情及原因，在这个过程中‘旧我’（old me）往往与‘新我’（new me）不一致，因此否认‘旧我’及过去的行为是为了支持‘新我’产生，促进产生新的适应性认同。”[8] 悦子的“新我”是一位称职的母亲，不需要为女儿自杀负责的母亲，是她为过去的自己所设计的一个新角色。特里弗斯（Robert Trivers）指出，“自传体叙事过程中叙事者知觉、评价和回忆自我相关的信息，当多个认知因素之间不一致或相互失调时，个体倾向于按照自己的意愿和需求选择性提取有利于维持自我概念的信息，压抑甚至歪曲不利于维持正性自我的信息”。[9] 作为一个不可靠的叙述者，在时空所创造的叙事距离中，悦子将所知觉到的回忆中的自我碎片化，提取出与个人意愿相符的部分，拼凑出了一个符合她自我认同的“新我”。
进入记忆更深层，悦子所塑造的近乎完美的“新悦子”也未能避免自我欺骗。例如，回忆中的悦子总是强调自己很幸福。在和绪方先生的对话中，她列举了一系列值得庆幸的事情：“怀孕的时机再好不过了”“现在我们在这里安定下来了”“二郎的工作也很顺利”“这个时候要孩子最好”，[10] 但这样生硬的事实陈列并非发自内心的喜悦，反倒像是悦子在自己说服自己：过着如此称心如意的日子，有什么理由不感到幸福呢？又如，每当有人质疑悦子的“幸福”，她便极力否认。藤原太太说悦子看上去总是“不太开心”，[11] 悦子回应道，自己“没有比现在更开心了”；[12] 佐知子指责悦子不祝福她移居美国是出于嫉妒心，悦子则像是突然沉入了自己的世界，开始自说自话，不断重申“我”对现在的生活非常满意，而对正在畅想新生活的佐知子充耳不闻，两人虽在对话，却丝毫没有真正的交流。
“悦子”对自己人生经历的“不充分报道”，也体现在她的婚姻生活中。悦子的丈夫二郎严肃刻板，两人不似夫妻，更似上下级。二郎时常以言语甚至眼神指责悦子没能尽到妻子的职责：悦子微笑着祝贺二郎事业上的成功，二郎却反问“你干吗那样站在那里”，[13] 随即要求悦子上茶点；悦子若提出建议，或想参与讨论，二郎就会漠视她，直接以沉默结束谈话。[14] 在二郎看来，悦子的人生就是履行好妻子分内的职责，绝不能僭越丈夫的权威。但是，尽管悦子对空袭前的生活讳莫如深，读者依然能够通过一些小事发现悦子并非天性顺从，一味迁就丈夫。未成为妻子的悦子，在面临人生剧变的时刻，会“三更半夜拉琴”[15] 以宣泄无以名状的悲伤，在结婚前会“威胁”绪方先生如果不在门口种上杜鹃花她便要拒绝这门婚事，[16] 这些细节都显示出她丰沛的情感、鲜活的个性，与二郎身旁那个谨小慎微、沉默寡言的妻子截然不同。
与许多经历过空袭的日本人一样，悦子失去了父母、爱人，曾经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也一并消亡。一无所有的她被好心的绪方先生收留，并且与绪方先生之子二郎结为夫妻，试图走出那个已经塌陷的过往世界，开始新的人生旅程。她亲手封存了之前的自己，欺骗自己过着幸福的生活，正是因为她不愿承认自己对生活现状的不满。而那把置于高架之上、方盒之内的小提琴，不断提醒着悦子曾经的生活，提醒悦子对现有生活的抗拒。从这个角度上说，悦子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普通一员的代表——空袭过后，日本逐渐开始了战后重建，整个国家好像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安稳，而看似按部就班生活的人们，内心却都笼罩着挥散不去的战争阴霾，那生机勃勃的一派景象下面，依旧是“废墟一片”，[17] 人们好似在两个世界中徘徊、掩饰、探索、挣扎，带着各自内心的创伤和痛苦，既无法回到过去，又无法完全接受现在。而正是出于这种“自私”的初衷，悦子不顾景子的抗拒，一心移民英国，将景子逼上了绝路。
（二）悦子的自我投射——佐知子
“当时我隐隐地同情佐知子，有时我远远地看着她，感觉她不太合群，而我觉得自己可以理解她的那种心情。”[18] 第一次从邻居们的议论中听说佐知子时，悦子就对一个完全陌生的女人产生了同情心。虽然两人无论在生活境况还是性格为人方面都鲜有共同之处，但读者不难发觉，与那些“每天围着自己的丈夫和孩子忙得团团转”，[19] 仿佛未曾经过“战争的不幸和噩梦”[20] 的女人不同，她俩都无法坦然接受个人境遇的巨变，都对差强人意的人生现况心存不甘。佐知子出身名门，从小在父亲的鼓励下学习英文，那时的她对未来信心满满，觉得自己的未来有无限可能，可以当电影明星，也可以做女商人，必有一番成就。但结婚后，严厉又爱国的丈夫扔掉了父亲赠予她的《圣诞欢歌》，也一并抹杀了她的人生理想。随后的空袭又带走了她剩余的一切，只留下了女儿万里子。佐知子一心想要移民美国，逃离窘迫的生活现状，为自己和万里子创造一个更广阔的未来。就像悦子不厌其烦地强调自己如何幸福，佐知子也无数次地声称“我女儿的利益是第一位的”，[21] 她坚信以“平等”“自由”“民主”著称的美国必定会给女儿更大的发展空间，并不断向悦子保证，万里子绝对能适应异国的继父、陌生的国家，快速融入新环境。“从人际间的角度理解自我欺骗，认为自我欺骗产生的原因是，在人际压力下，个体为了应对他人探测欺骗的能力，只有采取策略成功地将自己欺骗之后，才可以‘诚实地’向对方传递错误信息而不被察觉，从而更好地欺骗其他个体。”[22] 出于人际压力，佐知子需要对外塑造一个符合社会准则的母亲形象，于是她先说服自己移居美国对万里子百利而无一害，在成功欺骗自己之后，又让悦子相信她是一个称职的好妈妈。但从头到尾，万里子对于移居美国一事都抱有强烈的抵触情绪，佐知子看在眼里，却不予回应。
无论从生理层面还是心理层面来看，佐知子对万里子的心理问题总抱持着“大事化小”的态度。对于佐知子来讲，万里子的不在场从来就不是困扰。万里子无论是因为打架还是意外受伤，在佐知子眼里都是“不严重”[23] 的；她很少主动寻找出走的万里子，总是说女儿“高兴了就会回来了”；[24] 而万里子无比珍爱的小猫，在她看来“只是一只动物”。[25] 如果说以上事件可能都是佐知子无意识的认知偏差所致，那么佐知子对“河对岸的女人”的态度，则明确显示出她绝非如自己所宣称的那般称职。佐知子清楚地知道“河对岸的女人”是万里子臆想出来的，而这一幻象根源于母女俩在东京目睹的悲惨一幕—— 一个年轻女子在运河中溺死了婴儿。佐知子明确知道，这一场景已经对5岁的万里子造成了强烈冲击，乃至形成永久创伤，但长期以来，她只将“河对岸的女人”解释为“孩子的小把戏”。在她看来，这是万里子为了吸引大人关注而编造的故事。考虑到佐知子是悦子的自我投射，那么悦子是否真是一位称职的母亲，悦子与景子的母女关系究竟如何，就更值得怀疑了。
当佐知子终于道出万里子“可以成为女商人，甚至是女演员”[26] 时，她对万里子的期许与自己的旧时梦想重合了——如同万千普通父母，佐知子将万里子看作自身的延续而非独立的个体，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了万里子。而“弗兰克说我也有可能成为女商人”[27] 则意味着佐知子义无反顾地移居美国，与其说是为了女儿的利益，不如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而牺牲女儿的利益。佐知子所珍视的、真正不能丢弃的，是哪怕偷也要带走的精致茶具，是她不择手段也要维护的傲气与自尊，以至于她亲手溺死了万里子无比珍视的小猫。
归属于“一个单纯以基因那种普遍的、无情的自私性法则为基础的人类社会”，[28] 人类的基因中存在着不可抹灭的自私本性，随着人类文明的建立，这种自私为新的道德伦理观所不耻，被人类以包括自我欺骗在内的各种手段所隐藏。当人性在战争这一极端事件中受到前所未有的考验时，这种自私本性倾向于挣脱社会道德的制约，成为人们的行事准则。佐知子为了摆脱自身困境，一心移居美国，丝毫不顾及女儿的感受，这种自私的行为，显然不符合社会意义上的好妈妈形象。为了维持自己的道德形象，证明自己是一个“好妈妈”，她将自己所做的一切都认作是为万里子谋得更好的未来，却丝毫不提自己的好处。佐知子反问悦子：“你以为我认为自己是个好母亲？”[29] 证实了她的自欺欺人，标志着这一骗局被佐知子从内部打破。
作为悦子的投射，佐知子代表着悦子所不能认同的那一部分自我。悦子之所以在景子死后回忆起这段友谊，而不是与景子之间的往事，是为了避免对自我的直接暴露、观察与批判。但在回忆的过程中，悦子曾在谈话未结束、事件未完成之时，突然返回当下时空，陷入自己与景子的母女关系的反思，一边“无限追悔以前对景子的态度”，一边解释说“我是为了她好才一直强烈反对她的”。[30] 由此可见，在回忆佐知子的过程中，悦子得以处在旁观者的位置上，审视失职的自己，促进了创伤记忆的修复。
二、内部叙事框架中的自我欺骗
在建构回忆的过程中，悦子不时闪回到当下。但她的自我欺骗并未被时空切换而打断，而是延续到了内部叙事框架之中。
“和妮基不同，景子是纯血统的日本人，不止一家报纸马上就发现了这个事实。英国人有一个奇特的想法，觉得我们这个民族天生爱自杀，好像无需多解释；因为这就是他们报道的全部内容：她是个日本人，她在自己的房间里上吊自杀。”[31] 小说开篇，悦子借新闻报道转述了景子的自杀，以间接引语转述的方式弱化了自身与转述事件的相关性，显得相当冷静，甚至有些怪异的幽默。在轻描淡写了女儿的自杀后，悦子并未直抒丧女之痛，而是转而回忆起多年前在日本的一段友谊，回避了景子的自杀。而当景子的钢琴老师汉斯太太问及景子近况时，悦子没有告诉她景子已经离世，而是在言语中暗示景子仍在曼彻斯特生活。正如妮基所说，悦子乐于营造出一种“景子还活着”[32] 的假象。在这样的自欺欺人之中，悦子的情绪得到了安抚，其内心的痛苦也得到了缓解。
不仅如此，悦子还回避了她对景子自杀所应承担的责任。悦子的英国丈夫评价景子“天生就是一个难相处的人，对此我们无能为力”，[33] 同时“暗示说景子从她爸爸那里继承了这种性格”，[34] 将景子之死推诿于她自己的孤僻性格以及二郎的不良影响。虽然悦子并不赞同丈夫，明确表示她“并不像我丈夫那样，觉得可以把原因简单地归咎于天性或二郎”，但她仍以“这些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再想也没什么用了”[35] 为由，将女儿的生死问题搁置一旁，未再深入探讨。
值得注意的是，在《远山淡影》的内部叙事框架中，悦子与英国丈夫所生的次女妮基是一个相当关键的人物。首先，妮基和景子都是悦子的女儿。虽然悦子几乎没有正面描述自己与景子的关系，但是通过悦子和妮基的相处，读者可略知一二。妮基小时候既无天赋，也不爱好音乐，但悦子却一意孤行，坚持让女儿学钢琴，并对女儿期望很高。[36] 妮基既已成年，悦子又希望她能够尽早结婚，结束在伦敦漫无目的的生活。即便妮基表示出对婚姻的抵触，悦子还是试图说服她：“可说到底，妮基，没别的什么了。”[37] 悦子的教育理念在本质上与佐知子并无差别。悦子将个人愿望强加到孩子身上，在“为子女着想”的伪善背后，手持父母特享的“专制与权威”扼杀着女儿的人格，“他们不尊重孩子的感受和想法，一味压制孩子，使孩子无法形成完整的自我界限和独立的人格”。[38] 这一点，对景子的抑郁乃至自杀都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
其次，悦子与妮基的交流时常言不由衷，也暴露出悦子自我欺骗的可能性。妮基不愿与母亲面对面聊起自己的生活，而悦子也只能靠猜测和来信中的只言片语拼凑出妮基的生活状貌。妮基在自己和母亲之间树立屏障，作为母亲的悦子无疑要负一部分责任。例如，妮基向沃特斯太太坦诚告知现居伦敦，既无工作，也未读书，但一回家就揶揄悦子：“我想我让你丢脸了，对吗？”[39] 收拾行李离家时，妮基再次提及“丢脸”一词，猜测悦子对她的生活现状并不满意。对于妮基的声声质问，悦子一口否认，说自己“不觉得丢脸”[40] “并不为你感到羞耻”[41] “你应该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42] 但事实上，她一直介入女儿的生活，并希望女儿的未来规划能随自己的意愿而调整，可谓心口不一。
再次，妮基多次直接或间接劝慰悦子不要为过去后悔，也无需为景子的死自责，一语道出了悦子的心结所在。如果说景子的死是悦子建构过去、自我欺骗的根本原因，那么妮基的到来便是引发此事的直接原因。不仅如此，妮基还道出父亲对于景子之死的误读——“大多数时候爸爸都不管她。这样真是不公平。”[43] 作为景子的继父，谢林汉姆将景子的孤僻归咎于她的天性与生父二郎，但这显然不能作为他对景子无所作为的正当理由。谢林汉姆并未给予景子足够的关心，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也是一位“失职的父亲”。谢林汉姆的自我撇清，与悦子的自我欺骗不谋而合，两人好似共犯，将真实的景子掩埋起来，对景子之死的真相三缄其口。妮基作为一位身份特殊的旁观者，既指出谢林汉姆的虚伪和责任，也迫使悦子回顾不愿想起的往事，开始了“我离开日本的动机是正当的，而且我知道我时刻把景子的利益放在心上”[44] 的自欺性反思。可以说，妮基引发了悦子的自我欺骗，又在悦子以谎言建构的自我保护屏障上打开了一个缺口，迫使悦子在回忆的不断推进中暴露出故事自身的虚伪和荒谬，使得悦子自我欺骗的殿堂摇摇欲坠。
三、外国移民的身份困境
移居英国后，悦子同样面临着身份危机。“对移民来说，建立在地缘关系和亲属血缘关系基础上的社团组织以及由此形成的集体意识，是他们在‘他乡’维持集体的历史延续性，并借此通过认识自己和新环境来逐步适应的基础。”[45] 而在《远山淡影》中，悦子未加入任何社团组织，女儿景子也就成为悦子与日本社会最紧密的、也是唯一的联系，成为她在日本文化内部建构身份的重要环节。从这个角度来讲，景子的自杀切断了悦子与日本的所有关联，而景子之死所引发的悦子的回忆和自欺，不仅是她对自私、内疚心理的逃避，也是对移民身份困境的反思。悦子口中佐知子所向往的在美国“有可能发生”[46] 的事情，在她移民英国后并未实现。无论在事业上，还是在文化上，悦子从未真正融入这个国家。
悦子曾对女儿感叹：“你父亲刚带我到这里来的时候，妮基，我记得我觉得这里的一切都那么像英国。原野啊，房子啊。正是我一直以来想象中的英国的样子，我高兴极了。”[47] 但事实上，悦子一直生活在她想象中的英国，她并不认识真正的英国，也就更谈不上融入英国的文化环境。悦子曾提议妮基学会享受“走路本身的快乐”，放慢步速，体会乡下的感觉，但妮基随即反驳说悦子根本不理解英国乡下。悦子承认，自己“一直没敢到英国北部的农业区去”，亦即妮基所言“真正的乡下”，[48] 而她不去见识真正的英国乡下，既非因车马劳顿而“不想”，也非因交通不便而“不能”，而是“不敢”。[49] 原文“venture”一词更是透露，悦子认为去英国北部的农业区，是具有一定风险和危险的。那么，悦子为何不愿认识真正的英国？她所畏惧的风险和危险是什么？这一问题的答案便存在于悦子的身份困境之中。
后现代主义认为，“主体被界定为是没有固定的、本质的活着永恒的身份（identity）的主体。其身份是历史地而非生物地被界定。主体在不同的事件呈现出不同的身份，这种身份并不是一连贯的自我为中心而整体化。在我们的内部存在矛盾的身份，他们向不同的方向引拉，因而我们的身份总是摇摆不定”。[50] 悦子正是这样一个处于两种文化夹缝之间的矛盾个体，这种矛盾并不完全开始于移居英国这一转变，而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便初具雏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作为战败国，相当于一个“被殖民”的国家，被迫接受了美国的文化输入。对此，以悦子为代表的大多数日本人既非如以绪方先生、藤原太太为代表的保守派，明确拒绝并表示无法理解，也没有陷入盲目接纳的狂热中，而是在两种文化立场之间不断徘徊。
战后日本的最大主题便是“改变”。对这些改变，悦子多的是描述，很少加以评论，即便有所评论，也往往非常隐晦。在记忆中，悦子与绪方先生一同游览了长崎的和平公园，对园内的和平雕塑印象深刻：“雕像貌似一位希腊男神，伸开双臂坐着。他的右手指向天空，炸弹掉下来的地方；另一只手向左侧伸展开去，意欲挡住邪恶势力。他双眼紧闭，在祈祷。”[51] 悦子所描述的这座和平雕塑建于1955年，由日本著名雕刻家北村西望设计，但无论在审美角度、雕刻手法还是用材上，都完全符合西方人物雕塑的特点，“貌似一位希腊男神”，[52] 毫无日本人的体貌特征。假若对此完全不知情，看到这样一尊近乎全裸、肌肉纹理分明的雕塑，还以为身处欧洲。悦子调侃道，“我一直觉得那尊雕像长得很丑，而且我无法将他和炸弹掉下来那天发生的事以及随后的可怕的日子联系起来。远远看近乎可笑，像个警察在指挥交通”，[53] 这不仅讽刺了挂名“和平”实施文化侵略的西方世界，嘲讽了向西方献媚以求和平的日本政府，也体现了悦子个人对西方审美的否定。
而另一方面，悦子也受到西方商品和价值观的渗透，并为之所吸引。绪方先生打趣道，“现在的女孩子都任性得很。而且整天都在讲什么洗衣机啦、洋裙啦。悦子也是”。[54] 藤原太太讥诮说：“明明有一双好好的手可以干活，干吗要花那个钱？”[55] 新技术、新科技、新商品渗入日本社会，本质是对国民生活理念甚至其背后的民族精神的颠覆。而悦子对新潮商品的追求，无疑显示出她对新生活理念的认可。更有甚者，悦子的自我投射——佐知子对伯父家一成不变的生活的抗拒、在稻佐山与偶遇的美国女人谈笑风生，也体现出悦子本人对传统文化的排斥和对西方文化的青睐有加。
在尝试走进西方世界的过程中，阻碍悦子的不仅是她自身对目标文化的不了解，还包括西方世界对悦子所代表的异质文化背景的排斥。以欧美为代表的第一世界因移民现象而产生的种族纯洁性被污染的恐惧，激发了他们“对民族身份本真性的诉求”，并且趋向于“退回到一种更保守、更具防御性的文化观念中去”。[56] 悦子不无讽刺地表示，在英国人眼中，日本民族“天生爱自杀”，[57] 这样的论断本身就透露出英国人对日本民族的不理解和贬低。正如悦子的英国丈夫谢林汉姆“写了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关于日本的文章，但是他从不曾理解我们的文化”，[58] 西方世界实际上曲解了日本民族性、日本文化，亦即悦子身份的根基。而悦子投射在佐知子身上的自己所不愿意面对的部分（包括被西方世界排斥在外的痛苦体验）也体现在佐知子与弗兰克的关系上。佐知子对西方世界无限憧憬，却迟迟无法企及，她与美国唯一的桥梁弗兰克对她的所作所为则影射了西方世界对第三世界移民的态度。弗兰克不仅多次违背自己带佐知子回美国的承诺，还花光了佐知子千辛万苦攒下的去美国的路费，即便是到了悦子回忆的最后，佐知子最终有没有实现去美国的梦想，也未可知。
移民英国的悦子在两种身份之间游移不定，想要与日本的过去割裂，在她“想象中的英国”安稳度日，享受岁月静好。但事实上，英国并不接受具有日本文化背景的悦子，无处落脚的她对身份问题也采取了回避策略。多数移民都会陷入这样的两难境地：要么像景子一样，在极端地追求文化身份本源的过程中拒绝接受新的文化身份；要么像悦子一样，希望自己过去的文化身份在同化作用中消失。[59] 而从景子和悦子这两个人物来看，持这两种身份观的移民都不能自如地在新的文化环境中生存。由此可见，对于移民群体来说，追求纯粹、单一的文化身份并不可取，如何让多种身份和谐共生才是移民身份建构的新方向。
四、日本战后的集体创伤与自我欺骗
悦子逃避景子之死、推脱责任的行为，亦与战后日本对待罪责的态度如出一辙。悦子所作的虚假历史叙述（false historical narrative），即自我欺骗，是对自己的过去说谎，而日本在群体层面的虚假历史叙述，其发生机制也类似于自欺，而不管从哪一层面来说，这种叙述的目的往往都在于美化和掩饰。[60]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等欧洲国家开始反省其恶劣侵略行径，并以实际行动向战争中遭受残害的无辜人民赔罪。而作为亚洲战场的始作俑者，日本不仅否认侵略事实，篡改教科书、国家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等行为更是令人咋舌。这样的“自欺而不足以欺人的二战史观”[61] 为世人所诟病，学界也试图从日本的历史政治局面、狭隘民族主义心理等方面来探寻扭曲史观形成的深层原因。或许是因为日裔英国人的特殊身份，石黑一雄以一种特殊视角重新审视了日本的“集体失忆”问题。以确立大东亚共荣圈为由发起侵华战争的日本，无疑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加害者，但由于在冲绳岛战役中广岛、长崎遭遇原子弹轰炸，日本同时具备了受害者身份。在经历战败和空袭之后，日本国存在的合法性受到质疑，人们面临的不仅是物质上的重大损失，亦是精神世界的瓦解。除了亲人亡故所造成的情感创伤，日本人亦面临着信仰的陷落：对天皇愚忠的日本人坚信的所谓正确的追求，在此刻被证实是非正义且十恶不赦的罪行。战后中国、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逐渐崛起，对日本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的首要任务便是寻回自信，而如果此时日本接受了战争的失败，反窥自身的问题，进行内部的检讨与批判，被一些人看来势必有损于国家荣誉与凝聚力，[62] 于是日本选择了依附于西欧资本主义同盟国家，同时遗忘不堪的过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将重建放在第一位的日本，与德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人们将所有精力倾注于走出困境、重建政治经济，忘记了战争罪责，“未能真正承担起政治—道德责任”。[63] 在小说《被掩埋的巨人》中，石黑一雄深入思考了“失忆”这一课题。失忆创造出一个奇特的国家，这个国家的每个人都被失忆困扰，而这一怪象的根源则是一条能呼出失忆气息的“母龙”。杀掉母龙，人们便能找回往日的美好回忆，但与此同时，战争与仇恨也会被释放，和平安稳的现世将不复存在。正如石黑一雄所言，“母龙”存在于每一个国家，所有未能得到妥善处理的历史问题或是不愿回顾的历史污点都在母龙的一呼一吸之间被掩盖，于是杀龙与不杀龙，或者说如何杀龙，已然成为一个世界性问题。[64]
反观《远山淡影》的主人公悦子，虽然精心建构出一个回忆世界，推卸着决断失误的责任，逃避着愧疚之情，但最终还是走出了重重自我欺骗，承认自己才是一手造成景子自杀悲剧的罪魁祸首。在回忆的最后时刻，悦子的愧疚感似乎到了临界点，心理防线面临崩溃，回忆中的她与佐知子之间的界线愈发模糊，而景子与万里子也几近重合。悦子与万里子的对话中已经没有了明确的指称，取而代之的是“你”“我”“我们”以及“小女孩”“孩子”等泛化的概念。在最后与妮基的对话中，悦子提到了稻佐山的郊游，表示“那天景子很高兴。我们坐了缆车”，[65] 悦子和景子直接与佐知子、万里子母子俩重合了。景子自杀后，强烈的内疚感威胁到了悦子的自我存在，移居英国前悦子与景子所经历的一切成为回忆的禁区。而通过“回忆”佐知子与万里子的故事，悦子这一部分创伤记忆得到修复，她开始直面自己心底的内疚，坦白道：“我一开始就知道她在这里不会幸福的。可我还是决定把她带来。”[66] 在直面事实后，悦子究竟是如何处理内疚之心的？石黑一雄并未直观地呈现于读者面前。然而悦子对妮基表示想卖掉现在的房子换一栋小房子住——由此看来，她似是与“失职的母亲”那一部分自我达成了和解，主动地想要建立新的生活。
个体的创伤记忆，需要通过叙述的方式谋求修复，那么集体的创伤记忆又何尝不是？如果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为了在世界之林得以立足，不得已选择了遗忘自己所犯下的罪行，[67] 那么现如今政治局面稳定，经济平稳发展且跻身于世界前列之后，显然具备了回顾历史的基本条件。但日本所做的或是继续固执地否认侵略事实，或是像安倍发表的战后70周年谈话那样，回避侵略行径并做出缺乏诚意的道歉。陷入恶性自恋的日本不愿承认已有的观念是错误的，基于此，日本政治领袖未能进行道德自省，其篡改教科书、美化侵略事实的行为更是误导了国民，既未能正确引导战争幸存者反省自己于战时对权威的盲目跟从，亦未能帮助新一代年轻人建立正确的政治思想、民主观念。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对个人道德、政治风气和政治状况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有过如下阐释：政治风气与个人道德相关，政治状况受政治风气影响。[68] 日本的政治制度向来以天皇为中心，以此展开的神道宣传，在《远山淡影》中亦借二郎之口有所体现：“我记得以前老师教过神是怎样创造日本的。我们这个民族是多么的神圣和至高无上。”[69] 即便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一思想也未根除，日本国民在如此政治风气的熏陶下很难树立正确的道德观，一旦日本为掩盖错误而编造无数的谎言被一一揭穿，为了捍卫自己病态的观念而发动战争，[70] 那些未能深刻忏悔罪行、叩问良知的日本国民，也只会继续服从权威，默许日本的战争行为。如此一来，不要说日本无法成为真正的民主国家，其合法身份无从建构，整个世界也许会再一次陷入混乱之中。身处于世界相对和平稳定时期的人们——不仅仅是日本——都倾向于永久地封存创伤记忆，他们担心修复创伤记忆的过程会像打开潘多拉魔盒一样，在释放了灾难和痛苦过后却关住了希望，现下安稳的生活也会随之被打破。但是唯有让创伤暴露出来，再去克服因其引起的“震惊和恐惧”，人们才有可能被拯救。[71] “虽然我们从来不常谈景子的死，但它从来挥之不去，在我们交谈时，时刻萦绕在我们的心头。”[72] 问题本身从不会因为人们的逃避态度而彻底消失，如果我们假装那早已被我们斩断的未来依然存在，时代巨轮停滞的时刻迟早都会到来。
[1] 作者简介：
徐嘉，女，1983年生，安徽合肥人。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博士，北京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国文学、英国戏剧。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莎士比亚戏剧与早期现代英国教育变革”（项目号：16YJC752023）的阶段性成果。肖楠，女，1994年生，北京人。北京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2] 美国《巴黎评论》编辑部：《巴黎评论 作家访谈3》，杨向荣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第348页。
[3] 石黑一雄：《远山淡影》，张晓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248页。
[4] 石黑一雄：《远山淡影》，第3页。
[5] 石黑一雄：《远山淡影》，第8页。
[6] 石黑一雄：《远山淡影》，第46页。
[7] 石黑一雄：《远山淡影》，第241页。
[8] 朱艳丽、席思思、吴艳红：《自传体叙事中的自我欺骗：个体的自我认同策略》，《心理科学进展》2016年第12期。
[9] 朱艳丽、席思思、吴艳红：《自传体叙事中的自我欺骗：个体的自我认同策略》，《心理科学进展》2016年第12期。
[10] 石黑一雄：《远山淡影》，第36页。
[11] 此处英文原文用词为“miserable”。
[12] 石黑一雄：《远山淡影》，第23页。
[13] 石黑一雄：《远山淡影》，第198页。
[14] 石黑一雄：《远山淡影》，第38页。
[15] 石黑一雄：《远山淡影》，第68页。
[16] 石黑一雄：《远山淡影》，第174页。
[17] 石黑一雄：《远山淡影》，第140页。
[18] 石黑一雄：《远山淡影》，第8页。
[19] 石黑一雄：《远山淡影》，第8页。
[20] 石黑一雄：《远山淡影》，第8页。
[21] 石黑一雄：《远山淡影》，第50页。
[22] 陆慧菁：《自我欺骗：通过欺骗自己更好地欺骗他人》，《心理学报》2012年第9期。
[23] 石黑一雄：《远山淡影》，第47页。
[24] 石黑一雄：《远山淡影》，第108页。
[25] 石黑一雄：《远山淡影》，第216页。
[26] 石黑一雄：《远山淡影》，第53页。
[27] 石黑一雄：《远山淡影》，第53页。
[28] 道金斯：《自私的基因》，卢允中、张岱云、陈复加、罗小舟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第4页。
[29] 石黑一雄：《远山淡影》，第221页。
[30] 石黑一雄：《远山淡影》，第111页。
[31] 石黑一雄：《远山淡影》，第4页。
[32] 石黑一雄：《远山淡影》，第62页。
[33] 石黑一雄：《远山淡影》，第119页。
[34] 石黑一雄：《远山淡影》，第119页。
[35] 石黑一雄：《远山淡影》，第119-120页。
[36] 石黑一雄：《远山淡影》，第60页。
[37] 石黑一雄：《远山淡影》，第234页。
[38] 这样的父母被称为“恶性父母”。派克：《少有人走的路2：勇敢地面对谎言》，尧俊芳译，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2013年，第115-117页。
[39] 石黑一雄：《远山淡影》，第60页。
[40] 石黑一雄：《远山淡影》，第60页。
[41] 石黑一雄：《远山淡影》，第236页。
[42] 石黑一雄：《远山淡影》，第236页。
[43] 石黑一雄：《远山淡影》，第238页。
[44] 石黑一雄：《远山淡影》，第115页。
[45] 覃明兴：《移民的身份建构研究》，《浙江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46] 石黑一雄：《远山淡影》，第53页。
[47] 石黑一雄：《远山淡影》，第238页。
[48] 石黑一雄：《远山淡影》，第55页。
[49] 此处英文原文为“I have never ventured”。
[50] 贺玉高：《霍米巴巴的杂交性身份理论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25页。
[51] 石黑一雄：《远山淡影》，第176页。
[52] 石黑一雄：《远山淡影》，第176页。
[53] 石黑一雄：《远山淡影》，第176页。
[54] 石黑一雄：《远山淡影》，第195页。
[55] 石黑一雄：《远山淡影》，第195页。
[56] 贺玉高：《霍米巴巴的杂交性身份理论研究》，第168页。
[57] 原文为“has aninstinctforsuicide”。石黑一雄：《远山淡影》，第4页。
[58] 石黑一雄：《远山淡影》，第114页。
[59] 贺玉高：《霍米巴巴的杂交性身份理论研究》，第169页。
[60] 罗伯特·特里弗斯：《愚昧者的愚昧：自欺与欺骗背后的逻辑》，孟盈珂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年，第188页。
[61] 郭梁：《日本的二战史观剖析》，《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
[62] 派克：《少有人走的路2：勇敢地面对谎言》，第234页。
[63] 金寿铁：《罪责反省：克服过去的新生之路》，《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9期。
[64] 石黑千贺子：《如何直面“被掩埋的巨人”——石黑一雄访谈录》，陈婷婷译，《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17年第1期。
[65] 石黑一雄：《远山淡影》，第237页。
[66] 石黑一雄：《远山淡影》，第228页。
[67] 石黑在访谈中曾提及，“倘若日本当时仍然不断地去追究战争责任，判定哪些人有罪的话，那么整个国家将会分崩离析”（石黑千贺子：《如何直面“被掩埋的巨人”——石黑一雄访谈录》）。日本能够快速地在战后做到民主建设、经济恢复，有一部分原因是没有纠结于自己的罪责问题。
[68] 金寿铁：《罪责反省：克服过去的新生之路》，《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9期。
[69] 石黑一雄：《远山淡影》，第80页。
[70] 派克：《少有人走的路2：勇敢地面对谎言》，第238页。
[71] 赵静蓉：《创伤记忆：心理事实与文化表征》，《文艺理论研究》2015年第2期。
[72] 石黑一雄：《远山淡影》，第4页。
责任编辑：李艳丽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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