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化》| 名师学案
杨宽学案
谢宝耿 | 《学术月刊》编审
原文刊载于《上海文化》2018年第10期
内容摘要
杨宽先生是一位集史学、文献学、考古学等于一体的史学大师。他的著作兼有史学的学识、文献的洞悉、考古的功力和哲学的思辨，故能言之有理、持之有故，能在学术领域独树一帜，永葆学术的旺盛生命力而滋润学界。其重要学术贡献是提出了神话分化学说，为古史传说还其本来面目，以及系统整理了战国时期240年的史料，使之从零乱失真到科学有序。他给后人留下了10多部学术专著、360多篇论文，为中国史学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关 键 词 杨宽 先秦史 断代史 专题史 神话分化学说
杨宽（1914—2005年），字宽正，是一位广为国际汉学界推崇的学者，最近又被学术界评定为首批“上海社科大师”。同时，他也是中国最大学术团体——中国先秦史学会首届至第三届理事会领导之一，又是中国第一批博士生导师。他在70余年的学术生涯中，留下了10多部学术专著，360多篇论文，还参与修订《辞海》、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先秦部分）、标点《宋史》、整理《战国会要》等工作，以及创建、发展了上海的博物馆事业。其学术研究和成果涉及古代史、制度史、科技史、学术史、文化史、都城史、陵寝史、农战史、度量衡史，以及古史传说、古史分期、历史地理、历史人物、诸子百家、文博考古等众多领域。概而言之，聚焦先秦史，辐射中古史，旁及近现代。其主要学术贡献是：第一，提出了神话分化学说，为古史传说还其本来面目；第二，系统整理了战国时期240年的史料，使之从零乱失真到科学有序；第三，考定西周时代存在的列国和部族有170多个，这是前人未曾考究出来的；第四，考定商代的都城制度是一种陪都制，这对历来认为商代一都的观点是重大的突破。
一、早慧著文《导论》
1914年农历一月，杨宽出生在上海市西郊的青浦县白鹤江镇，其父杨公衡是何氏世代名中医的传人。1919年秋他5岁时进入家乡的鹤溪小学读书。由于家乡邻近上海，又因受五四运动的影响，该校已成为新式学堂，其课程有国文、算术、修身、常识、音乐、图画、体操，到高年级再加设英文，在新旧学制转变之际，接受新式教育的同时，也受到严格的旧学训练，加之教授古文的老师很出色，使杨宽自小就打下了很扎实的古文基础。[2]
1926年夏杨宽考入省立苏州中学，该校前身是江苏师范学堂，清代称为紫阳书院。当时这所名校正处于黄金时期，校长汪懋祖曾留学美国，是担任过北平师范大学校长的著名教育家，具有先进的办学理念。校内许多任教老师也是很有才华的专家学者，可谓“豪华阵容”“明星荟萃”，他们“一面著书立说，参与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一面编辑各种新教材，认真从事教学，积极地培养下一代的新人才”。[3] 其中著名的有“当代第一流词曲名家”吴梅、“研究先秦的名家”钱穆、“汉语专家”吕叔湘、“历史学家”杨人鞭等；学校还经常聘请著名学者作学术演讲，诸如章太炎、胡适、顾颉刚、欧阳予倩等。在这样浓厚的学术氛围、出色的师资条件和自由宽松的学习环境中，学生们大开眼界，杨宽学业上得到了飞跃的进步。强烈的求知欲，常使他不满足于一般知识的获取，于是课外开始大量阅读古书和学术著作，从研究古代史所涉经书、史籍，到英文、日文书籍，从史学、哲学到神话学，无所不包，中西兼含，其阅读范围之广，令人折服。他将“深、精、专”作为读书的目标。例如他读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汲取其“采用新方法和新观点来分析古代哲学”。此书又介绍了孙诒让的《墨子间诂》、梁启超的《墨经校释》，杨宽认为“这三部书使得久已埋没的墨子学说重放光明”。[4] 这些都成了他初中期间经常翻阅的课外读物，并由此对墨子产生了浓厚兴趣。1930年他最早的学术成果诞生，即是对《墨子》和其中的《墨经》进行系统钻研后，写成第一篇学术论文《墨经校勘研究》，投寄著名刊物《燕京学报》，得到主编容庚先生的赞许。当时他年仅16岁，已经是早慧著文的学者了。晚年他在撰写这段学术经历时颇有感触地说：“我探讨学问的基础是那时打好的，钻研学问的方向是那时决定的，探索学问的门径也是那时开辟的，学术论文和学术著作是从那时开始写作的，可以说，都是出于教师们教导和栽培的结果。”[5]
1932年夏，杨宽考入上海光华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学系，师从吕思勉、蒋维乔、钱基博等著名学者。如吕思勉先生不仅是历史系主任，还身兼多门课程，他著作等身，其严谨治学和系统综合的研究方法对杨宽影响很大。[6] 凭借此前打下的文史功底，以及上进性强、名师指导，杨宽很快在学术界崭露头角。在此期间，杨宽撰写了《墨学分期研究》《墨学非本于印度辨》《墨经宇宙论考释》等7篇墨学论文，并先后发表在当时颇有影响的《学衡》《大陆》等学术刊物上。在此基础上他写成《墨经哲学》一书，后由正中书局于1942年出版。杨宽认为，《墨经》是战国时代一部有完整体系的学术著作，系统地分析了哲学上的许多重要问题，包括“认识论”“德行论”“心理论”“刑政论”“宇宙论”“名理论”“方法论”。其中“宇宙论”讲得特别详细，讲到了宇宙的意义、宇宙的终极、宇宙的结构，以及物质世界的形成。学界有学者评论认为：《墨经哲学》这部书优于前人以至同时代人之处有三：一是视《墨经》为一有系统的著作，二是视《墨经》为墨学要旨之所在，三是具体确定了《墨经》在当时思想斗争即“名墨相訾”中的地位。所谓“名墨相訾”，是名家对《墨子·经上》的驳诘，而《经下》篇则是墨家对名家的反驳。[7]
在老师蒋维乔的指导下，杨宽又与同窗沈延国等人一起合作进行《吕氏春秋》的校勘和注释工作，编成《吕氏春秋汇校》；此后又进一步完善，写成百余万字的《吕氏春秋集释》。与此同时，完成了高中阶段起草的《中国历代尺度考》，于1938年由长沙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书虽然是小册子，但其撰写却有一定的难度，“最感困难的，便是古代度量衡器的资料不易搜罗完备”（见该书第100页）。但杨宽还是用自己的功力克服种种困难，对“尺度之起源”“历代尺度变迁之原因”“远古尺度”“周汉之尺度”“三国两晋南北朝之尺度”“隋唐之尺度”，以及“宋元明清之尺度”，作了较为详细的考证和阐述。这是我国最早的系统论述中国历代尺度的著作，虽然文字不多，但有开创性的作用。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动荡不安，由此新思潮频频散发火花，不同学派力图通过借鉴历史来救国救民，不断进行争辩，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学术界三次古史大辩论，即：古史传说的真伪、井田制度有无、中国古代社会性质。这种状况对杨宽触动很大，他的学术研究方向开始转入中国上古史领域，并作为颇有实力的青年才俊积极投入这些讨论，发表了一系列论文。从1933年起，他分别以中国上古传说中的人物为中心，对其神话来源及其分合演变进行整理，陆续写成系列论文。1937年撰成《中国上古史课程讲义》，此稿原为受聘于广东勷勤大学后任教之用，但是杨宽在比较和参照了多方面的研究成果后，将其修订成《中国上古史导论》一书，不久被收入《古史辨》第7册。这是中国上古史研究领域的开创性著作之一，而此时杨宽仅24岁，却令当时不认识他的读者以为是老教授所作。该书长达340页，杨宽对当时古史传说之来源的“三说”，即“托古改制说”“层累地造成说”和“邹鲁、晋、楚三方传说本于民情说”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三说观点既殊，其所论断，亦自不同”。[8] 为此他充分运用神话学的武器，提出了“神话分化学说”，还原古史传说的本来面目，探究中国古史的源头。他反对康有为以来的“托古改制说”，而部分赞成顾颉刚等人提出的古史神话演变说，认为夏以前的古史传说全部出自殷商时代的神话，这些神话按其来源可分东西两大系统（即东为殷人—东夷，西为周人—西戎），这两系民族神话经过各自长期的分化演变，最后逐渐混合重组，在商周时代形成了上自黄帝下至夏代的古史传说系统。他指出，原有神话的演变，多是自然的演变，而很少是人为的改造。杨宽的“神话分化学说”，是对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的发展和补充，并得到其肯定，成为顾颉刚开创的“古史辨派”的重要后继者。史学大家童书业更是将杨宽赞誉为：“顾颉刚先生以后，集‘疑古’的古史学大成的人。”[9]
《中国上古史导论》是杨宽的成名之作，这是“以现代神话学重建古史传说系统”的创举。该书的问世可谓惊世骇俗，在史学界震动很大，它是中国神话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著作，不仅考辨细致入微、论证逻辑严密，而且提出和论证了神话演变的“分化与融合”说，并运用此观点探析和追寻了原始神话通过分化融合而演变成为古史传说的过程。童书业高度赞扬说：“杨宽的古史学，一言以蔽之，是一种民族神话史观。他以为夏以前的古史传说全出各民族的神话，是自然演变成的，不是有什么人在那里有意作伪。这种见解，实是混合傅孟真先生一派的民族史说和顾颉刚先生一派的古史神话学而构成的。”“他确代表了‘疑古’的古史观的最高峰！杨先生的最厉害的武器，是神话演变分化说。”[10] 这部书在国外亦收获了良好的声誉，如日本史学泰斗贝冢茂树评价说：“从疑古派中出现了像杨宽先生这样的人物，在充分摄取释古派的方法和成果的同时，正积极开拓一个可以称为‘新疑古派’的新境地。它暗示着一条可以推动现代的古史研究的前进途径。”[11] 毋庸置疑，《中国上古史导论》可称为杨宽最有分量的藏之名山之作。
二、历史激流 搏浪挺进
20世纪30年代后期，杨宽已是中国史学界颇有名望的学者。但是由于日本侵华，“战争中的流离与伤逝”，[12] 以及新中国建立后接连不断的激烈政治运动，使杨宽时刻处于历史激流之中，而他仍像海燕一样，搏浪挺进。正如其长子杨善群（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回顾其父一生的成就时所说：“第一，我父亲是爱国的。当日本帝国主义铁蹄蹂躏中国，父亲绝不为日本人做事，隐居家乡青浦撰写《战国史料编年辑证》。第二，父亲是坚强的。‘文革’时父亲没有走上自杀之路，他确信这个风暴很快会过去，坚强挺过来了。第三，父亲是勤奋的。改革开放后，他好像焕发青春，写作越来越快。第四，父亲对著作是精益求精的。他不断收集新的学术资料，对很多学术问题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即使到了国外，他也对国内的学术动态非常关注。”[13]
这个阶段——20世纪30年代后期至复旦大学退休之前，是杨宽创作精力最旺盛的时期，但也是各种干扰最多的年代。其所以如此，是因为社会发生了激烈的变化。30年代后期，日本侵华，中国人民进行了八年抗战。为此杨宽在辞去广东省勷勤大学教职不久，于1940年4月与化学史家黄素封一起赴苏北江苏文化社从事抗日宣传工作，于当年12月回上海。第二年2月又与历史学家童书业再去苏北，并按分工从事战国史工作，而童先生则从事春秋史工作。1942年1月，杨宽与老师吕思勉、好友童书业商量后，各自回到家乡隐居避难，其间近3年研究和撰写《战国史料编年辑证》。1945年抗战胜利后，杨宽作为上海市博物馆复馆办事处主任，经努力将抗战时期关闭的博物馆重新恢复，并被任命为馆长。为此他进行了大量的工作，诸如1947年元旦，举办了“上海抗战文献展览会”；9月起主编《中央日报》的《文物周刊》，此为中国第一份文物期刊。与此同时，杨宽还兼任光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之职。从抗日战争开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他的大量时间都花费在行政事务方面，但仍挤时间撰写了不少学术文章，诸如《逸周书与尚书关系考》《中国图腾文化的探讨》《吴起伐魏考》《新城大令戈铭考辨》《韩灭郑考》《赵灭中山考》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杨宽仍担任重建后的上海博物馆馆长，并兼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秘书长。1953年1月，兼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讲“春秋战国史”“先秦史料学”。这段时间，对杨宽乃至绝大部分旧知识分子来说，仍然是不平静的。据统计，从1949年至1976年“文革”结束前27年内有55次运动，诸如初期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三反五反”运动、“文化教育战线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1954年的“胡适思想批判”运动，1955年的“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1957年的“反右斗争”，1963年的“四清”运动，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等。而杨宽都身临其境，“参加了一连串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改造，多次处于“面对面、背靠背”地被清查的窘境，[14] 使其始终感到生活在惊涛骇浪之中。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杨宽经历了啼笑皆非的戏剧人生。起初《文汇报》印出姚文元批判吴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清样，征求史学专家的意见。杨宽不知其中玄机，从学术角度“对姚文元的观点提出了修改意见，因而‘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杨宽）就成为批判对象”，[15] 进而被关进牛棚。1966年9月，上海社会科学院“被揭发出来的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主要有：周予同、杨宽、孙怀仁、王惟中、丘日庆”。[16] 杨宽不断地受到批判，只能度日如年地过着“牛鬼蛇神”的生活。甚至1967年其父生病去世，也不能回乡侍候和料理丧事。直到1970年5月，因毛泽东主席交办上海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的任务，为了利用杨宽的一技之长，才把他从“五七”干校调到复旦大学历史系，参加编绘地图集的工作。1971年3月他完成编绘地图集的任务后，又被安排参加上海师范学院通读已标点的《宋史》工作。1972年1月，专案小组对杨宽审查结论是：“反动学术权威，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17] 此后，杨宽运交华盖，命运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原因是他早年撰写的两本小册子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955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商鞅变法》，该书认为“商鞅变法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起着巨大的进步作用的，商鞅这一位改革家的贡献是伟大的”（见该书第65页）；1956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秦始皇》，该书认为“秦始皇对商鞅一派法家政策作了猛烈的发展，并猛烈地加以实践，在创建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过程中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在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建立统一的国家过程中，他（秦始皇）所作的种种有利于统一的措施，是符合于‘世异变’的历史发展要求的，是‘成功大’的”（见该书第117、123页）。书中观点正好符合“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主要领导的“革命斗争”需要，于是被赞扬而加印此书。仅《商鞅变法》一书，此前虽然发行量也不小，1955年第一版时就印了8000册，至1957年第6次印刷时，印数是3万册；1962年第10次印刷时，印数已是4.5万册。而到了1974年，印数达到70万册！此时杨宽的命运从“地下”升到了“天上”，从被批判到受赞扬，发生了翻天覆地的逆转。于是1974年7-8月，他被中央领导指名赴京参加“法家著作注释工作会议”，这在当时是很高的政治待遇；1975年1月他又作为全国人大代表赴京参加“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尽管有如此荣耀，但杨宽始终小心翼翼，一直在“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紧箍咒”阴影下行事，诸如“在会上很少发言，不得已而发言也是限于学术范围以内，事后更没有动笔写文章，没有留下什么被人可以攻击的把柄”。[18] 故“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有人因他这段“辉煌”历史而提出质问时，杨宽在上海政协召开的座谈会上，以事实为依据作了解释，免除了“不了解实情的人发生误会”，[19] “文革疑问”至此也就一清二楚了。
尽管杨宽历经曲折，但仍然努力地撰写学术论著，取得了辉煌业绩。据粗略统计，这阶段所撰学术论文有220多篇，著作6部，还编绘了《中国历代地图集》（先秦部分），现择要结合写作背景评介如下。
（一）《战囯史料编年辑证》和《战国史》
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长河中的重要一段，其显著特点是：这个时期政治上发生了重大变革，军事上有连年的合纵连横的兼并战争，学术文化方面呈现百家争鸣，科学技术上也有重大的创造与发展。经过战国时期，秦国开创了统一的局面，对此后2000多年的中国影响十分深远。
然而，要研究和撰写战国史，却非易事。因秦始皇焚书坑儒后，造成史料残缺散佚、年代紊乱、真伪混杂。而且作为研究战国时代主要史料的《史记》《战国策》与《资治通鉴》等书，对于战国史事的叙述都很紊乱，许多重要历史事件连年代也有错乱，并夹杂虚构伪托的内容，甚至有些历史人物生存年代也有不同的记载。因此，史料的整理与考订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杨宽给学生授课时多次谈到，为了撰写《战国史》，必须先把战国时期的史事理清和考订。为此他写此书之前，先搞《战国史料编年辑证》，并告诫弟子：“只有史料搞扎实了，写出的内容才有牢固的基础，也才能事半功倍。”
《战国史料编年辑证》一书按年编辑史料，上接《左传》之终年，下迄秦之灭六国，即起于周贞定王元年（前468年），止于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年），共248年。杨宽广采历代传世文献，近年文物考古中发掘出的简书、帛书、铜器铭文、石刻和瓦书等资料，以及晚清近代研究成果，对战国时代各国重要史事作全面、系统的考订和编排，对原来分散杂乱、年代错误、真伪混淆的战国史料，作编年的整理、筛选和纠错，使之成为有条不紊、脉络清楚的历史文献。同时，每年史料着重阐明当年之大事，包括纵横家所记纵横权变之掌故、游说辞与书信等。《战国史料编年辑证》是研究和了解战国历史发展的一部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基础性著作。此书动笔虽然很早，但出版却很迟，前后将近半个世纪，这也是杨宽所有著述中历时最久、最费工夫的一部书，但其客观上为他的《战国史》写作提供了厚实的基础。
1955年，杨宽在充分吸收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融会贯通，基础上完成并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战国史》。此书初版24万言，以后随着考古工作的巨大进展、新资料的层出不穷，先后又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补充、修订和改写：1980年出版第2版，文字扩充到42万言；1998年出版第3版，文字扩充到56万言。3个版本的基本框架是按照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化、合纵连横与兼并战争、科学思想和文化发展等3个板块，描述了战国时代从分裂割据走向统一，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发生的重大变革和发展，真实地展现当时社会激荡、政体变革、群雄并起、百家争鸣、英才辈出的状况，以全新的面貌，成为国内外学术界极为关注的断代史研究扛鼎之作。
《战国史》的前后3版，除了在内容上大量增补考古发掘等新资料外，还有史学理论运用的深化，后一版比前一版更完善。有些观点随着研究的深入而有所改变，如古史分期观，第1版采纳西周领主封建说，第2版转变为战国封建说，第3版抛弃了古史分期观，提出：“中国历史有其独特的历史发展规律，既没有经历像希腊、罗马那样的典型奴隶制，也没有经历像欧洲中世纪那样的领主封建制。”（《战国史》第3版“后记”）可以这样说，《战国史》是杨宽用力最深、修改次数最多、成就最大的学术成果，故获得的声誉也最高。著名历史学家王子今评价：此书“可以领会史学研究的方法和路径”，“这部断代史研究的经典，不仅可以看作上一世纪古史研究高水准成果的一个纪念，又为学界新人提供了具有标范意义的学术样板”。[20]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主任黄洋教授说：“杨先生的《战国史》写得非常实。不仅是实，而且注重社会经济史，一上来就讲农业、手工业和商业，讲生产工具、技术，他特别注重技术发展。不止是用史料、还用考古材料，读起来就非常清新，后来我去研究西洋历史，发现西洋做社会经济史成为一个趋势也就是在20世纪中期，这样一比较，杨先生的研究从世界历史学研究来说，也不输于西方的学者，这一点到现在我都是很敬佩的。”[21]
（二）《中国古代冶铁技术的发明和发展》《中国土法冶铁炼钢技术发展简史》和《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
这3部书是冶铁史领域的开创性专著。为什么杨宽会写冶铁史专著？早在杨宽读大学四年级时，就应聘参与上海博物馆筹建工作，并“成为此后长期从事创设博物馆事业的开端”。[22] 在长期博物馆工作中，经常接触到铁器、青铜之类的文物，这就使他萌生对其技术发展史探究的想法，但因事务繁忙，一直没下决心去做。1954年春，有个炼钢厂的工作人员看到博物馆陈列的古代钢刀铁剑，写信提问：“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是怎样杰出地创造这种技术的？”[23] 于是促使杨宽下决心对冶铁技术史这个学术处女地进行开垦。
但是，20世纪50年代这个研究领域还是一块荒地，有关研究成果很少。由于杨宽在古史研究中，一贯重视古代科学技术对提高社会生产力、促使生产关系变革的重要作用，故对古代冶铁技术的系统考察也一直没有中断，这时他对此进行重点研究。1955年写成两篇论文：一篇是《试论中国古代冶铁技术的发明和发展》（载《文史哲》1955年第2期），另一篇是《中国古代冶铁鼓风炉和水力冶铁鼓风炉的发明》。[24] 在这个基础上，他于1956年写成并出版了《中国古代冶铁技术的发明和发展》一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冶铁史领域的第一部专著。此后，他还随时留心这方面资料，日积月累，4年后在进一步探索和研究后，写成了《中国土法冶铁炼钢技术发展简史》一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出版）。1982年，他在上述两部著作的基础上，又撰写了《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这3部冶铁史的著作，充分论述了中国古代冶铁炼钢技术发展的伟大成就和贡献：第一，中国远在公元前六七世纪的春秋时代就发明冶铸生铁的技术，是世界上掌握冶铁术最早的国家；第二，早在公元前200多年的战国时代，中国已发明了“自然钢”冶炼法和宝刀宝剑的锻炼法；第三，在公元前一两百年的西汉时代，已经发明坩埚炼铁法；第四，在公元前后、东汉和西汉之交时期，河南南阳地区的冶铁工人已经创造了立轮式的水力鼓风机，使冶铁技术大为向前发展。在3部专著的研究方法上，杨宽不但广泛收集农书、方志等文献和生产实物资料，还重视多方面的比较研究。他坦言：曾参阅了“欧洲学者所著有关欧洲冶铁技术发展史的著作，把欧洲和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途径作了比较研究，很有助于对中国古代冶铁技术的理解”。由于在研究途径和方法上匠心独运，故其著作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和高度好评。英国著名学者、科技史研究大家李约瑟博士不仅高度赞扬杨著，而且在自己发表的论著《中国古代铁和钢的工艺学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Iron and Steel Technology in Ancient China，Newcomen Society）中，论到宿铁和灌钢冶炼法时，就釆用了杨著的分析。[25]
（三）《古史新探》
该书是杨宽为撰写《西周史》所做的前期准备，类似写《战国史》而先搞《战国史料编年辑证》那样，这也显现他扎实治学的重要风格。为此他先后写成了14篇有关论文，汇编成《古史新探》一书，于1965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古史新探》前半部所收各篇，主要对于西周、春秋时代的社会历史作研究，着重于探讨当时的农业生产，以及生产关系和社会阶级结构，并涉及当时的重要制度，诸如井田制度、乡遂制度、宗法制度、学校制度等。同时，杨宽还探讨了农业生产工具、生产技术状况，试图通过具体事物的研究，进而深入解剖其社会结构，辨明重要制度的作用，以便更准确地认识当时的社会性质。下半部是对各种“礼”的研究。为了弄清上述这些制度的性质及其源流，杨宽又进一步对维护这些制度的“礼”进行了新的探索，由此他突破了传统礼学崇尚注疏考证的套路，而是采用多学科相结合的新方法，以及用出土文献印证传世文献的方法，来精研古“礼”，包括“籍礼”“冠礼”“大蒐礼”“乡饮酒礼”“射礼”“贽见礼”等，对古代礼制作出了焕然一新的解读，得出很多精彩的结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杨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教育，并将之运用到古史研究领域。特别在《古史新探》中，论述中国古代宗族组织和宗法制度的特征，他融入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的理论，进行分析研究。在井田制研究中，尽管他的观点接近“强调井田制脱胎于原始共产主义村社”之说，但是郭沫若先生指出：“如果太强调了村社，认为中国奴隶社会的生产者都是村社成员，那中国就会没有奴隶社会……这样，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原理，也就成问题了。”[26] 杨宽唯恐违反马克思主义，不得不采用折衷的方式，即认为：“首先应该确认西周主导的生产关系，是奴隶制生产关系，奴隶主奴役着生产奴隶，同时也认为在当时有不少地区保存着‘村社’残余形式，被利用为奴役、剥削的工具。”[27] 对此，束世澂教授批评说：“杨同志一方面承认村社所有制的存在，一方面又否定属于古代东方型，不免自相矛盾。”[28] 此言正道出了杨宽学说的两难之境，这也是当时史学工作者的普遍状态。
当然，杨宽在《古史新探》中的主流成果是显著的，即采用透析古史分期，深研西周春秋社会性质、社会结构，结合礼书文献，探明古代社会各种制度起源、流变。并先做分析研究，再做综合研究，由具体到一般；且跳出传统礼学，从历史学等角度阐发上古礼制，树立完美的古史研究方法论，很受学术界推崇。故该书问世后好评如潮。正如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王健研究员在《杨宽著作集》出版座谈会上所说：“由于当时的时代背景，《古史新探》的印数只有3000册，是杨宽生前著作中印数最少的作品，但此书一经出版就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被日本史学泰斗贝冢茂树誉为二战后一流作品。”[29]
（四）《中国皇帝陵的起源与变迁》和《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
1981年2月杨宽应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的邀请前往讲学，讲题是：《中国古代陵寝制度的起源及其演变》。听讲者有10多所大学和研究单位的研究人员60多人，讲演完毕以后，又解答了听众提出的一些问题。因讲学内容精彩，日方要求公开出版，经过协商，将讲稿改名为《中国皇帝陵的起源与变迁》，由西嶋定生监译，尾形勇、太田有子译成日文，于同年11月由日本专门出版考古图书的学生社出版。以未刊的讲稿，先译成日文而在日本出版，这是中日学术文化交流中的创举。
此后，杨宽又前往西安、洛阳、巩县等地，系统地考察了历代帝王陵墓的遗迹。他以战国时代秦王陵和秦始皇陵为起点，逐个考察了西汉诸陵、东汉诸陵、西晋诸陵、北魏诸陵、唐代诸陵和北宋诸陵，由此写成《秦汉陵墓考察》《秦始皇陵园布局结构的探讨》等论文。经过3年多的实地考察和精心研究，由于有系统地结合遗迹和文献来探讨，得到了不少收获，因此顺理成章完成了《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这部著作，于1985年3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共分上、中、下3编。为了纪念此前十分有意义的中日之间的学术交流，在日本的讲稿未作改动收入本书作为上编，只是加上三则“追记”——因为原来对秦始皇陵和西汉诸陵的“寝”的位置没有确定，现在依据考古调查的成果，大体可以做出推断，为此作了一些说明，以免与下编中的文章不一致。上编探讨了“中国黄帝陵的起源与变迁”，包括春秋战国之际陵墓的起源情况，以及战国中期至唐宋明清陵寝制度的变迁；中编是“关于古代陵寝制度若干专题的探讨”，这是在上编的基础上提出20个问题进行探讨，包括先秦墓上建筑、“墓祭”的起源和发生时代、坟墓的等级，以及上陵之礼；下编是“古代陵寝和陵园布局的研究”，收入了4篇新写的文章，着重介绍秦始皇陵园和秦汉陵墓的布局结构，这是结合实地考察而得到的研究新成果。
中国历代君王实行“事死如事生”的礼制，陵园中陵寝的布局和规格，大致按照生前所居的格局来设计，故陵寝布局和规格与礼制密切相关。而关于“礼”的研究，对杨宽来说是驾轻就熟之事，早在《古史新探》中已经充分展现，到本书中更是尽情发挥，使陵寝制度史的研究入木三分。同时，杨宽通过分析陵、寝、庙三者的关系，以及墓葬、陵园、石刻建筑的构造，解读了2000年来陵寝制度的起源和演变，对时代划分与特点分别进行了深入的系统研究，其中很多见解都是发前人所未发。学术界普遍认为，此书“超越疑古，揭示传统礼治世界的权力与秩序；结合实地考察与文献解读，探索皇权统治的深层结构”，[30] 得到日本著名历史学家西嶋定生、尾形勇、高木智见的一致推荐。
三、老当益壮 笔耕不辍
1984年，杨宽70周岁，已到了中国人事制度规定的资深教授退休年龄，但复旦大学仍很希望他继续发挥余热、留校执教。他思考再三，加上“患有慢性病”，需要找一个终年气候温暖的地方进行疗养，最后还是向学校提交了申请退休的报告。不久，“得到主管批准，并发给‘光荣退休’的证书”。[31] 于是在此年5月，杨宽移居到休养和治疗胜地——美国的迈阿密（Miami）。
杨宽在美国生活，本可在宁静舒适、没有干扰的环境中安度晚年，但数十年的史学研究生涯使他无法戛然而止，仍然细水长流地笔耕不辍。除此之外，在迈阿密他还接待了日本历史学家西嶋定生等著名学者，每天也抽一定的时间在海滨附近打打太极拳，偶尔还去美国其他城市，诸如匹茨堡等地讲学或学术交流。围绕学术和健康，他不知“老之将（已）至”。他虽然身在异国他乡，但对国内的学术动态、尤其是考古新发现仍非常关注。从1984年退休到2005年91岁高龄，在“春蚕到死丝方尽”的学术研究中走完了不平凡的人生，这段时间，杨宽仍有大量论著奉献社会，其中有的是最新感悟而创作，有的是以前论著的归类、修补、增订，而更多的是长期积累的最后“吐丝”，其老当益壮的探究精神，令人敬仰！现将这期间影响较大的著作按年代先后结合写作背景评介如下。
（一）《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
早在1982年，杨宽收到在日本举行的“第三十一届亚洲北非人文科学”（1983年）国际学术会议的邀请函，并确定其主题演讲内容是“中国古代都城起源与发展”。为了有准备而参加此会，他于4-5月间考察了历代重要的都城，诸如曲阜、淄博、邯郸、安阳、新郑、郑州、洛阳、西安、咸阳、宝鸡、凤翔等地，经过这次系统而深入的考察，他把文献和考古资料作了进一步的结合，对于都城制度的发展变化过程有了深一层的理解。回沪后，杨宽专心撰写学术论文，从先秦一直写到唐代，完成了都城制度发展历史探讨的文稿约10万字。当然，国际会议不可能容纳这么多的内容，于是他将原稿精缩至5000字，题名改为《先秦、秦汉之际都城布局的发展变化和礼制的关系》。[32]
1983年8月29日杨宽到达日本东京，当讨论到中国都城史的这天，他被安排第一个发言，前来参会的专家学者十分踊跃，会场挤满了人。由于报告受时间限制，无法将这个学术问题在有限的时间内说透，很多人感到意犹未尽，要求看到杨宽新见解的全貌。于是日本著名教授西嶋定生等学者立即组织对杨宽的“中国都城的起源与发展”原稿进行翻译，作为此前已经翻译出版的《中国皇帝陵的起源与发展》一书的姐妹篇。因其间杨宽又不断地补充最新发现的资料，给翻译工作增加了不少难度，故直到1987年《中国都城的起源与发展》日文版才问世（仍由日本学生社出版）。而中文版则在1993年问世，其间又作了较多的增补，特别是加写了25万字的“宋代以后都城制度的变革及其重要设施”之文作为下篇，书名改为《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46.1万字），由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出版。
《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与《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一样，都属于“专题史系列”。杨宽在学术界第一次对2000年来都城制度史进行了详细而深入的研究，并经过多次实地考察，熟练运用文献资料，结合丰富的考古发掘成果，系统地论证了中国古代都城及其制度的起源和发展演变、时代划分和特点，清晰地勾勒了都城制度的发展历史及其不同历史阶段的特点，从而提出中国都城的平面布局发展与礼制及政治史、经济史的演进息息相关的全新观点。该书认为，从整个中国都城制度发展的历史来看，可分为前后两大阶段，从先秦到唐代，是“封闭式”都城制度时期，“郭”中居民所住的“坊里”和集市贸易的“市”，门户早晚关闭，夜间不准通行。唐宋之际，直至明清时期，都城制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即由“封闭式”变成了“开放式”。这是由于都城人口的急剧增长、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引起的变化。该书还认为，在西汉、东汉之际，都城制度也发生了一次重大变化，即整个格局由“坐西朝东”变为“坐北朝南”。“这个变化，反映了‘坐西（南）朝东为尊’的以家为中心的礼制，到‘坐北朝南为尊’的君臣关系礼制的转变。”[33] 其结合礼制论证都城发展状况，是杨宽的学术独创，这种治学方法和途径，很值得后学借鉴。这是一本充满创见、发前人所未发的著作，是解开都城制度研究所存疑点的钥匙；其全新观点和周密论证，显示了杨宽独步于这一领域的大家气势。
（二）《西周史》
西周是中国历史上继夏、商两代而建立的王朝，即公元前11世纪末叶周武王克商，创建周朝，建都于镐，直到公元前771年周幽王被杀和周平王迁都洛邑，前后约280年的这一段时间。西周的政治文化在夏、商两朝的基础上有了辉煌的发展，对整个中国历史与文化具有非常深远的影响。然而要研究西周史，是个难题。因为现存的主要西周史料，即儒家作为经典的《诗》《书》《礼》《乐》，都经过战国时代儒家的编选和修订，有其家派的局限性。首先，儒家所传西周史料，大多是开国文献，缺乏西周中期和后期的史料；其次，儒家所传西周的礼书，都不是原始资料，已经儒家按其政治理想而重新编定。为此，西周金文就显得特别重要。因此研究西周史，很有必要以西周可靠文献，结合西周金文，参考儒家所传礼书，作综合比较和分析研究，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杨宽对西周史的研究和撰稿，基本上是按照这种方法进行的。
20世纪50年代开始，杨宽就从事西周史的钻研，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曾对西周农业生产、乡遂制度、社会结构和“籍礼”等作过一系列考察，所有这些考察先后写成论文发表，到1965年汇编成《古史新探》一书出版。应该说，这都是杨宽为《西周史》所作的前期准备。此后因“文化大革命”而研究中断，至80年代，杨宽开始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继续撰著这部《西周史》，几乎是“半个世纪磨一剑”，到1998年杀青，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印刷出版，1999年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简体版。
《西周史》依据西周史料的特点分为七编，上溯先周文化之流变，下及周幽王被杀骊山和周平王迁都洛邑，尤其重视对西周礼仪制度文化的考释，并将《古史新探》中的精华也容纳进去。因为西周史料有其局限性，所写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详略既有不同，写法也有差别。例如第三编讲“西周王朝的政权机构、社会结构和重要制度”，这是杨宽依据可靠文献并结合金文对中央政权机构的剖析，从而辨明当时朝廷上公、卿两级的官爵制度，内容很充实。再如第五编特别论述了“西周时代的楚国和曾国”，因为楚国经历了艰苦创业过程，到春秋时代就成为南方大国。而曾国，20世纪70年代在河南、湖北多处发现其西周晚期和战国初期许多精美文物，然而有的学者称之为“曾国之谜”，并认为曾国就是随国，杨宽不同意这种看法，于是进行驳议，事实证明他的见解是正确的。
西周时期是中华传统文化形成的重要奠基期，周文王、周武王、周公等在中国历史中具有极高的地位，受到历代的推崇。杨宽的《西周史》，资料丰富，将数百篇西周金石铭文与文献记载互证，考订年代、诠次史实，考辨精密，对西周的政治、文化、经济作了全面的总结，结论翔实可靠，是了解和研究西周时期历史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对继承中华文化优秀传统，从中汲取历史智慧具有重要的作用。该书被誉为“20世纪古史研究的典范”，[34] 具有非常高的学术价值，也是杨宽晚年的集大成之作，一经问世即得到举世关注。
（三）《杨宽古史论文选集》和《古史探微》
《杨宽古史论文选集》（59.5万字），是杨宽晚年收录了70年来发表在报章杂志上散见的主要论著而汇编的著作，由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2016年改名为《古史探微》，作为《杨宽著作集》（第1辑）的第3册重版。编辑出版这部选集，杨宽选择的首要标准是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著，例如古史传说中，主要挑选了四季之神的神话传说，因为这是同近年新发现的《楚帛书》所载四季之神的创世神话密切相关的。全书汇编了杨宽从土地制度到行政沿革，从年代到文献，从神话到诸子的研究论文，并完整收录了杨宽早期对墨学研究的经典著作《墨经哲学》，可见论题内容丰富，也是对以前论著的拾遗补缺。
《古史探微》共分9卷，其中卷3编入了《商代的别都制度》和《西周列国考》两文，商代有别都制度是前人没有谈论到的，正如日本学者西嶋定生评论所说：“商代的都城制度是一种陪都制，这与历来认定的商代一都的观点是迥异的。”[35] 至于《西周列国考》，考定西周时代存在的列国和部族有170多个，更是前人未曾考究出来的。还有卷9，有关墨学和先秦诸子的问题，其中收编了1933年发表在《大陆》杂志上的《先秦的论战》一文，此文说明早在杨宽19岁时就对先秦诸子有较深的研究。他指出，公元前二三世纪素来讨论“治国平天下”的中国学术界，忽然兴起一场辩论宇宙真理的大论战，这在专门讨论人生和政治的中国学术史中是很难得的、有价值的一页。[36] 在《〈老子〉讲究斗争策略的哲理》一文中，杨宽对当时有人认为《老子》是一部兵书的观点进行驳议，并指出《老子》确实十分讲究斗争的策略和手段，而且成为一种哲理，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但必须把它放到特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去考察，才能作出正确的分析。[37] 要之，《古史探微》“全面展现杨宽古史研究之成就，系统地反映一代学人史观之流转”，[38] 不仅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还有方法论上的意义。
还应一提的是，1993年杨宽根据好友西嶋定生教授的建议，撰写成的《历史激流中的动荡和曲折——杨宽自传》一书（约30余万字），由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出版。1995年被译成日文，由日本东京大学出版会出版。2005年在上述两书的基础上，进行订正、删削和增补后定名为《历史激流：杨宽自传》，由台北大块文化出版公司出版。该书是了解杨宽生平乃至内心世界的重要著作，特别是他“回顾反省过去，把个人治学和工作的经历放到整个历史激流的过程中考察、检讨和分析”（该书2005年版“序言”），很值得体味。
综上所述，可知杨宽的一生著作等身，里程碑式的论著比比皆是，是一位集史学、文献、考古和行政管理于一体的博大精深的史学大师。他的著作有史学的学识、文献的洞悉、考古的功力和哲学的思辨，故能言之有理、持之以恒、经久不衰，能在学术领域独树一帜，永葆学术的旺盛生命力而滋润学界。
[1] 作者简介：
谢宝耿，男，1945年生，上海人。《学术月刊》杂志社编审，上海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化。
[2] 杨宽：《历史激流：杨宽自传》，台北：大块文化出版公司，2005年，第18-36页。
[3] 杨宽：《历史激流：杨宽自传》，台北：大块文化出版公司，2005年，第46、54页。
[4] 杨宽：《历史激流：杨宽自传》，台北：大块文化出版公司，2005年，第53页。
[5] 杨宽：《历史激流：杨宽自传》，台北：大块文化出版公司，2005年，第58页。
[6] 杨宽：《历史激流：杨宽自传》，台北：大块文化出版公司，2005年，第110-111页。
[7] 杨俊光：《墨经研究的一个卓越成果——杨宽先生〈墨经哲学〉读后》，《南京大学学报》1986年增刊。
[8] 《古史辨》第7册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75-76页。
[9] 《古史辨》第7册上“自序二”。
[10] 《古史辨》第7册上“自序二”。
[11] 《贝冢茂树著作》第4卷《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日本：中央公论社，1977年。
[12] 杨宽：《历史激流：杨宽自传》，第137页。
[13] 罗昕：《何为史家的职业精神？》，《东方早报》2016年9月29日。
[14] 杨宽：《历史激流：杨宽自传》，第193-208页。
[15] 杨宽：《历史激流：杨宽自传》，第292页。
[16] 上海社会科学院院史办公室编：《院事揽要——上海社会科学院大事记（1958—2008）》，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第66页。
[17] 杨宽：《历史激流：杨宽自传》，第338-339页。
[18] 杨宽：《历史激流：杨宽自传》，第352页。
[19] 杨宽：《历史激流：杨宽自传》，第352页。
[20] 王子今：《评新版杨宽〈战国史〉》，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信息网，2003年12月。
[21] 陈辉：《杨宽，曾开疑古新境界》，《北京晨报》2016年10月15日。
[22] 杨宽：《历史激流：杨宽自传》“序言”。
[23] 杨宽：《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序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24] 杨宽：《中国古代冶铁鼓风炉和水力冶铁鼓风炉的发明》，《中国科学技术发明和科学技术人物论集》，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
[25] 杨宽：《历史激流：杨宽自传》，第251-252页。
[26] 郭沫若：《关于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两个问题》，《文史论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
[27] 杨宽：《古史新探》，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62页。
[28] 束世澂：《有关古史分期一些理论问题——与杨宽同志商榷》，《学术月刊》1960年第9期。
[29] 转引自罗昕：《何为史家的职业精神？》，《东方早报》2016年9月29日。
[30] 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封面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
[31] 杨宽：《历史激流：杨宽自传》，第402页。
[32] 杨宽：《历史激流：杨宽自传》，第400页。
[33] 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日译本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34] 杨宽：《西周史》“封面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
[35] 转引自杨宽：《古史探微》“序言”。
[36] 杨宽：《古史探微》，第747页。
[37] 杨宽：《古史探微》，第816页。
[38] 杨宽：《古史探微》“封面语”。
责任编辑：沈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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