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化》| 学术专题：科幻作品研究
论中国早期科幻小说中的“科学”
冯鸽 | 西北大学教授
原文刊载于《上海文化》2019年第4期
内容摘要
来自西方的科幻小说，在中国发展过程中极具时代特色，即早期的科学狂想性和随后的科普性。狂想性来自于科学的不发达，科普性来自于欲发达科学之期望，均为精英化的文学表达立场，然而却缺乏理性实证的科学精神的表达。及至当今，中国科幻的发展摆脱了时代的功利性负载，如何运用本土想象 表达时代精神，进行原创，形成真正的中国特色科幻文学，仍然是我们探索的命题。
关 键 词 中国科幻小说 狂想性 科普性
中国现代科幻小说产生于晚清时期，是西方的舶来品，其所具有的西方文化特征，来自于这一叙事类型的“科学”基因。毕竟，我们无论怎样界定“科幻小说”，都无法绕开其所具有的“科学”元素。
“科学”一词并非中国的土产，是作为“Science”的译词从日语进入汉语的，在西方语境中表达的是源自古希腊的、关于物质世界的、遵循因果律的、定量化的知识体系。毫无疑问，科学及科学技术是我们人类迄今为止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最有力的武器，也因此形成了现代性的“唯科学”语境。在此语境中，“科学”早已成为一个具有正确、高效、理性等丰富内涵的话语，而“非科学”“不科学”则隐含着对应的贬义，如落后、野蛮、愚昧等。在西方传来的“科学”面前，中国传统知识体系自鸦片战争开始动摇崩溃，到20世纪中叶，已经支离破碎。以现代科学来衡量传统知识体系，比如以充满力学、材料学等概念的现代建筑学来看中国传统的风水术，以现代合成化学看待中国的炼金术等，传统的中国科学理念显得那么荒谬和不堪一击。科学，成为背离传统的现代社会的知识标签，成为现代性知识分子的经典表情符号，也因此，科幻小说成为中国精英知识分子自上而下启蒙的工具，其立场自始至终都是精英化的。即使当文学从启蒙利器归位于文学艺术本身的今日，科幻小说的精英化特征依旧那么鲜明。
在此，回顾早期科幻小说的“科学”表达，考察中国早期科幻中的“科学”想象，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本土想象 如何与西方科学认知规律相结合的纠缠过程，也许能对中国科幻的未来原创性发展以及想象 摆脱殖民化提供一种思路。
一
中国科幻小说中的“科学”似乎并不科学，尤其是晚清初期的科幻小说充满了各种似是而非的科学因子。“科幻小说”概念通常应该具有“小说”“幻想”和“科学”的因素，其中超自然描写始终是受科学事实或科学逻辑制约的。而晚清科幻小说关于科学的超自然因素超越了科学事实乃至科学逻辑，多是没有科学依据的狂想，是“科幻奇谭”（science fantasy），或者说是“科学狂想”，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幻想小说”。
晚清的中国，处于一种内忧外患的深度迷茫中，对于落后于世界科技的未来中国充满了焦虑和迫切感。于是，科幻小说所表达的人类因科技发展而产生的对于未来强烈的好奇心的特征契合了中国精英知识分子对未来的期待，出现了一个发展高潮，即科幻小说的翻译潮和“未来中国狂想”社会小说的创作潮。这些小说，表达强国富民的主旨时，重点叙述了对于科学技术的憧憬和展望，对未来社会中的交通、医疗、城市建设等进行具体规划，成为中国现代科幻小说之肇始。小说中科学因素的介入，主要是为了启发民智，普及科学技术知识，破除迷信和愚昧，同时也反映了当时国人对科学技术的认知程度。如1900年，逸儒和薛绍徽翻译了凡尔纳的《八十日环游记》，著名学者梁启超1903年用文言文翻译了凡尔纳的《十五小豪杰》，鲁迅翻译了凡尔纳的《月界旅行》。中国最早的原创科幻小说——荒江钓叟于1904年发表的《月球殖民地小说》，以及徐念慈的《新法螺先生谭》、萧然郁生的《乌托邦游记》、吴趼人的《光绪万年》、高阳不才子的《电世界》、肝若的《飞行之怪物》、陆士谔的《新野叟曝言》、无名氏的《机器妻》等纷纷登场。
我们将科幻还原于那个时代的科学语境中来考察这种“狂想”特征的形成。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打开了大清帝国的大门。中国人直接感受到的就是技术科技的先进，尤其是武器优势的威胁，因而为了寻求军事国防的保障，开始学习西方先进技术，购置和制造船舰枪炮，派遣留学生学习造船与驾驶，开发矿产与建造铁路，以巩固国防、抵御外侮。然而，甲午战争之后，有识之士渐渐觉悟到徒有船炮不足以自强，政法制度、国民素质才是立国的根本，这就促使国人从急功好利的军事目的走了出来，开始关注工、商、矿等实业，朝厚植民生的方向努力。加上帝国主义在中国大肆掠夺 和各种利益，使实业建设成为救国的要策。1899年光绪谕令中就说到：“即如农工商矿务等项，泰西各国讲求有素，夙擅专长。中国风气未开，绝少精于各种学问之人，嗣后出洋学生，应如何分入各国农工商等学堂，专门肄业以备回华传授之外，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详细妥定章程，奏明请旨办理。”[2] 于是，国人纷纷主张设立农工商总局及矿务局来总理产业建设，奖励民生工业生产，并主张广开工厂，发展民营产业。现实需求刺激着国人对科学技术的追求，其追求行为又透露出强烈的科学救国企图。
发展科学技术首先就必须学习先进知识。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中国对外通商口岸越开越多，新式学校、教会医院、翻译馆、报社、出版社等也越来越多，西学传播的范围越来越广，人们普遍开始接受、认同西学。确实，面对具有巨大优越性的西方物质科学技术，中国人对它产生了高度信任感，似乎西方科学技术无所不能，无所不包。1876年创办的《格致汇编》科学杂志，设有“互相问答”一栏，专门回答读者提出的问题，从第1卷开始刊载到1892年停刊，共有320条，如问火柴头、铅笔是用什么材料造的？西国人能不能辨鸟语兽音？石灰落入眼中西国有没有妙法可治……包括应用技术、自然常识、基础科学、医学等五花八门的问题。从这些问题中可以看出时人对西学的粗浅认知程度和盲目崇拜的心理状态。[3] 基于这样的认知水准，小说家关于科学技术的想象不可能以科学成分为主，或像凡尔纳的创作那样充满了科学资料和知识，而只能以幻想成分为主，凭空捏造，天马行空。
荒江钓叟所著的《月球殖民地小说》，1904年起连载于《绣像小说》，共刊35回，未完，是中国最早的科学狂想小说中的代表作，充满了关于科学技术的新奇想象。小说讲述湖南湘乡的反清志士龙孟华因报仇杀人而流落南洋，巧遇驾驶气球的日本人玉太郎，以寻妻为线索，随其飘游世界，游历美国、欧洲、非洲、印度等地，见识各地奇风异俗，甚至梦游月球，最后与妻儿团聚。故事带有西方冒险小说的成分，展现出一系列奇幻的带有魔幻色彩的科学想象，有一些是当时已有的技术产品如电灯、电话、铁路、照相、X光、千里镜（望远镜）、带电气花的自来灯（手电筒）等在日常生活中得以应用的描写，有一些是令人匪夷所思的东西的想象，如帮助龙孟华寻妻的玉太郎、濮玉环夫妇自行设计、制造、驾驶的气球，豪华舒适，瞬息万里，穿梭在印度、美洲、欧洲等地之间，非常神奇。还有印度医师哈克参儿神奇的外科医术，开胸破膛，取出心脏用药水洗过，又放回去：“看那心儿、肝儿、肺儿件件都和好人一般，才把两面的皮肤合拢，也并不用线缝，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瓶，用棉花蘸了小瓶的药水，一手合着一手便拿药水揩着，揩到完了，那胸膛便平平坦坦，并没一点刀割的痕迹。”[4] 被狮子咬掉的手臂被重新装上，“竟同平时没甚两样”。[5] 开颅手术也很神奇：“哈老振起了精神，拔出七寸长的匕首，从脑袋上开了一个大窟窿，用药水拂拭了三五次，在面盆里洗出多少紫血，揩抹净了，合起拢来，立刻间已照常平复。”[6] 还有杀伤力极大的绿气炮，晶莹夺目、光彩陆离的电光衣等。[7] 最后甚至想象到与月球人交朋友，到月球去游学，幻想造一个大气球，带着四万万同胞离开污秽不堪的地球，开拓新的生存空间。在这些叙述中，我们既可以寻出嫦娥奔月、偃师造人、肢体再造、神医妙手回春等古代神话传说的痕迹，也可以明显看到西方先进的发光、爆破、透视、通讯、交通等科学技术在想象中的生发，甚至还有许多地方对所想象事物的原理有合乎逻辑的解释。西方科幻小说和中国传统神怪小说的因素混合在一处，表达了对于知识真理的兴趣和对梦想传奇的热情。在《女娲石》《新石头记》《新法螺先生谭》《新纪元》《新中国》等非写实小说中关于科学技术的应用、发明的叙述皆是如此。
尽管对科学技术的想象丰富多彩、离奇新颖，但在小说叙述中主要集中于国防、农业、交通、医学等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方面，表达了小说家忧国忧民的救国意识。
早在1847年太平天国起事前就有俞万春所著的战争小说《荡寇志》，对军事科技和器械发明充满了浓厚兴趣，描绘了像奔雷车、沉螺舟、螺匣连珠铳、飞天神雷、陷地鬼户等稀奇古怪的新式武器，在传统的行军布阵、请仙降妖之类的神怪叙述中，力图引进一种先进的科学兵器概念，加入了科技的因素。1899年的《年大将军平西传》亦如此，有升天球、造地行船和借火镜之类的军事武器的描写。到了1908年的《新纪元》这部战争小说，文学想象推陈出新，更是描写了花样繁多的武器发明。小说讲述1999年，白种人各国召开万国会议抵制黄种人的势力扩张，于是发生了战争。战争以多国部队失败求和告终，中国威震四方，成为世界霸主。此时的小说作者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科学知识，有了现代性科学理念，想象的武器有了相当程度的科学原理。作者多次强调科学知识，对于科学技术在战争中的应用以及先进武器的重要性有着深刻的认识。因此，《新纪元》黄白种族大战的主要架构，就是武器的较量。当我军以新式战具连破敌军水雷部署与潜水雷艇后，敌军用绿气炮毒杀中国气球队，于是，各种新式武器如升取器、水上步行器、日光镜、化水为火药水、电器网、冰房等轮番上场，请来的救星是化学教习刘绳祖，烧敌舰是用化水为火的科学方法，烧敌人的气球是用日光镜通过聚焦日光产生热量来进行的。虽然总体上看，作者的想象还是相当随意狂放的，但是对物理、化学原理的依据令人信服，而且在对战争双方彼此胜负消长的描写中，凸显了科学发明对于科技战争巨大的影响力。高阳不才子的《电世界》也有一场战争：2009年的强盛中国有一个“电王”黄震球，以陨石炼出一种金属原质，可在空中发电，背在身上即可飞行，瞬息万里。此时“西威国”派出飞行舰队要灭尽黄种，于是“电王”用这种物质发明了“电翅”与“电枪”，凭一人之力，就可抵御进犯的敌舰，不但射落千只飞行舰，还将“西威国”都城烧成焦土，大显神威。由此可见，在小说家的想象中，科技的发展，改变了传统的战争形态，科学技术和发明成为主宰战争胜负的关键。
除了保障国防安危的科幻武器之外，在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也有非常神奇的科学幻想。首先，是对于农业的幻想。中国在传统上是一个农业国家，以农立国，农业是民生经济的基础。然而，自清朝中叶以后，人口激增，人均耕地面积严重不足，[8] 农业生产沿袭着落后的耜耕方法与独立耕作方式，于是，西方农业科学的技术与经营方式，成为晚清农业改革的借鉴对象，郑观应就曾主张派人“赴泰西各国，讲求树艺农桑、养蚕、牧畜、机械耕种、化瘠为腴一切善法”，[9] 因此开发农业新地、改变传统经营方式并引进机械耕作与科学种植技术，成为当时农改要务。《新石头记》就想象了以合成公司、同种同收的新经营方式，配合机械耕作，并改良地质，使得稻麦生产一年四熟，又改进了养蚕方法；《新野叟曝言》则要广辟农地，遵循“相土得宜”的科学原则，以求增加农产品的丰收，并采用自来水灌溉替代水车车水旧法。《电世界》的想象更为奇妙，“电王”飞至南极，发明了“鈤灯”，[10] 发出的光热犹如太阳一般，使南极变成永远没有黑夜、永远不冷、动植物长得茂盛硕大的天府之地，人人向往。北极也冰雪尽化，成为一年两熟的耕地。这些想象营造了一个富饶的农耕社会，描绘出一个现代“桃花源”，引领人们对科学化的现代农业心驰神往。
其次，在交通方面，众多飞行器的意象频频出现，反映了人们对于时间的重视和对技术发展的关注。[11]
再次，就是对西方医学观念的接受。晚清非写实小说中有大量神奇的医学发明，反映了国人卫生观念受西方医学影响而发生的种种改变。西洋医学自明末清初就已随传教士输入中国，据黄伯禄《正教奉褒》记载，早在1693年，清圣祖染疟疾，西士洪若、刘应等进西药金鸡纳治之，结果痊愈，大受赏赐。然而，随着西教被禁，西医输入也停滞了。直至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医学同其他学术文化一道再次涌入中国，自此西医医院与医科学校遍设各地，西医书籍更是大量翻译出版。最早的西医医院于1835年由美国传教士帕克（Peter Parker）在广州设立，鸦片战争后，西人更在中国开设大批的医院与诊所，教会医院快速增加，“据不完全统计，在1919年，全国已有教会医院250多处”。[12] 英国宣教医师合信（Ben Hobson）著述的《西医略论》《内科新说》《妇婴新说》《全体学新论》等在中国开始流传，尤其《全体学新论》是中国近代第一部系统介绍西方人体解剖学的著作，论述了人体的主要器官，首创了“脑气筋”这个词，被梁启超、谭嗣同等人运用到著作中，广为传播。洋务运动时期，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也翻译了大量的西医西药书籍。[13] 之后，许多教会医院陆续设立，也多在医院内附设学校，招收中国学生，教授医学。中国也开始自办医科学校。最早的西医教学应该是开始于1896年北京同文馆的科学系聘杜琼氏（Dudgeon）为教授讲授西医。此后，随着西医在中国的传播，因其疗效显著也被广大民众接受。由此，西医被先进的知识分子视为一种新兴的科学，受到梁启超等人士的大力提倡。光绪帝在变法章程中，明令专设医科，将西方医药科学纳入维新变法的内容中，成为救国方策之一。
西医为我国医学界带来了新观念、新知识和新技术，解决了一些中医无法解决的医学难题，促进了医学进步。比如对传染病的认识。中国传统上将传染病称为“疫”，历代都有发生，是令人恐惧却无能为力的大灾祸，以晚清为例，1890年广东高州等地受鼠疫侵袭，1910年鼠疫又在东北各省重演。而中国人传统上多将其归因于鬼神作祟、瘴气或胎毒之类，可是自西方医学传入，人们就普遍了解了微生物才是传染病的根源。《新野叟曝言》和《电世界》皆指出疾病的成因是微生物或霉菌，这说明微生物致病的观念在当时已为一些进步的人们所接受。不仅如此，《新野叟曝言》还详细描绘了用活体培养法制取疫苗的过程，《电世界》也讲述了用气味来杀菌的方法。这些描写表明了现代性的医学理念已经在中国传播。
在小说中还有很多医学仪器的发明想象，尤其是各种“透视镜”。《月球殖民地小说》中有“透光镜”，能够透视内脏，还有“电气折光镜”可以诊视头脑。《电世界》中的医生也有类似仪器，《新石头记》则有更多，“验骨镜”“验髓镜”“验血镜”“验筋镜”“验脏腑镜”，可以观察全身的器官，而且还有验全体的“总部镜”和分验各器官的“分部镜”，甚至连无形的“性质”与“通身呼吸之气”都有“测验性质镜”与“验气镜”来检验。
这种想象和意象的产生应该和1895年底德国物理学家伦琴公布X射线的发现有密切联系，因为仅隔一年梁启超就在《读西学书法》中提到了西人“去年新创电光照骨之法”，将X射线的发现公诸国人。这一发现引起了关注科技发展的中国人的极大兴趣，1898年再版的《光学揭要》对X射线的发现、特性和用途做了简单介绍，是X射线理论知识在中国最早的记载；次年，江南制造局翻译《通物电光》一书，刊有X光照相图片35张，还专门介绍了X射线在医学上的应用，[14] 此后许多书刊对X射线陆续加以介绍，[15] 将X射线的理论及时且详细地传入中国。可见，时人对X射线具有普遍的认知。将这种先进的科学知识运用到小说创作中，表现了当时国人对科技的关注和重视、对新知的浓厚兴趣以及迫切走向世界的开放心态。
小说中的各种科学知识的介入，说明国人渐受现代科学启蒙而萌发了现代科学观念，并且将此开始实践于日常生活中。尽管这些想象不尽正确、准确、合理，带有极大的狂想性质，但正是晚清非写实小说中这些大量似是而非的科学狂想引发了“科学幻想”小说在中国的发展，引领人们学习科学知识，将各种科学理念灌输到民众头脑中。
二
随着西方科学物质的普及和时代危机的深化，“自民国二十年沈阳事变，接着二十一年淞沪抗日血战以后，全国朝野都有一致的呼声‘科学救国！’‘迎头赶上！’文学是时代的反映；而儿童读物的转变到注重科学常识，一半也由时代浪潮冲激的罢”。[16] 民国时期，科学大众化运动蔓延，用通俗易懂的文艺形式普及科学常识成为全社会一致的要求，科幻从晚清的“狂想”步入科学常识的“现实”，并在救亡、教育、儿童需要等多方面因素促发下，被逼入狭窄的儿童文学中。
在功利性文学观和教育观的引导下，科幻呈现出“科学理念+故作天真的幼稚化”特征。因此，中国科幻在此时期具有了鲜明的中国特色，这就是过度关注宣传、普及科学知识，以至于很多人将科幻小说视为普及科学知识的载体，而往往忽视了科幻自身的文学性与社会性，从而降低了其文学性，难以获得主流文学的认同。这也是为何只有中国的科幻小说在其发展过程中，在向文学的主体靠拢时，会被冠以“伪科学”甚至“反科学”之恶名的根本原因所在。这一问题，涉及我们对于“科学”的定义的正确认识与理解。在欧美国家，科幻小说根源于纯文学或流行小说，而中国的科幻则由于历史的原因根源于科普创作。中国特色的科普式科幻小说长期以来的一枝独秀，无形之中压抑了中国科幻向多元化方向的发展，也阻碍了它在深度、广度上的开拓，更影响了它在艺术性上的多种追求和发展。
文学研究界长期以来将科幻小说视为儿童科普读物，其文学价值被忽视，在文学史书写中少有提及，也不能理解科幻小说的特异性，更很难用现实主义标准和唯物主义的标准来解读，因此只能是对其漠视与失语了。同时，科学界和文学界的批评和贬低更使科幻小说失去了科学和文学的支点，科学是实事求是的，文学是天马行空、夸张想象的，两者的矛盾致使对其定位认知的困难。浅层的认知致使理论上对创作指导有着极大的缺失，更是对科幻事业的发展无法促进。因此，多年来，科幻始终徘徊于文学边缘，举步维艰。在这样的发展轨迹中，回顾早期科幻的繁盛，不禁感喟于当年“科学”的魅力与神奇，更悲哀于功利性“科学”教育对科幻的文学性的“霸占”。
纵观早期科幻的想象，我们发现它们虽然缺乏真正的科学性，但是却充满了一种新鲜的对科学本身的好奇和热情，一种急于开拓未来的激情，中国传统的文化知识的更新轨迹非常清晰地呈现了出来。在激情掩盖下的想象中，科学的理性被时代的危机意识和焦虑感所淹没，几乎没有来得及去思考：“科学”到底对于人类意味着什么？我们的传统与现代科学之间有何种关联？人们想象着未来，想象着科学的世界，将传统知识体系和现代科学因素的想象 混搭，形成了非科学性的狂想特征，而使科幻的“科学”性减低、模糊，文类特征减弱。应该说，这种尝试在当时形成了文学的陌生疏离感，是成功的；但是而今回首，在科学常识已经普及的语境中却有更多的荒谬无知感。那么，怎样将舶来的“科学”中国化，进入到科幻叙事中，应该是要另辟蹊径了。
当下，中国科幻终于步入了真正的文学表达阶段。我们开始思考“科学”对于中国传统的影响，开始以一种真正的科学精神来探讨人类的命运，而不仅仅停留在当年忧国忧民的保种护族的狭隘功利性的爱国狂想中。精英化的叙事立场和思考，使中国科幻走向了世界，如中国作家对于雨果奖的斩获。然而，面对西方“科学”强势话语，中国传统的想象 被压抑，致使中国科幻的发展始终带有西方文化特征。虽然刘慈欣等众多作家尝试把中国话语引入科幻叙事，但本土想象 如何与“科学”结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而又有文学特性的科学幻想小说，仍然是一个难题。
[1] 作者简介：
冯鸽，女，1970年生，陕西泾阳人。西北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2] 沈桐生辑：《光绪政要》，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第1468页。
[3] 熊月之：《晚清社会对西学的认知程度》，王宏志编：《翻译与创作——中国近代翻译小说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8-42页。
[4] 荒江钓叟：《月球殖民地小说》，《绣像小说》1904年第30期。
[5] 荒江钓叟：《月球殖民地小说》，《绣像小说》1904年第21-40期，1905年第42、59-62期。
[6] 荒江钓叟：《月球殖民地小说》，《绣像小说》1904年第21-40期，1905年第42、59-62期。
[7] 荒江钓叟：《月球殖民地小说》，《绣像小说》1904年第21-40期，1905年第42、59-62期。
[8] 罗尔纲：《太平天国革命前的人口压迫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1949年第8期。
[9] 郑观应：《农功·盛世危言》，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404页。
[10] 鈤，金属元素“锗”和“镭”的旧译写法。
[11] 相关论述参看陈平原：《从科普读物到科学小说——以飞车为中心的考察》，《中国文化》1996年第6期；冯鸽：《从飞行器谈起的科学》，《书屋》2007年第2期。
[12] 徐泰来主编：《中国近代史记1840—1919》中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26页。
[13] 按照《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的分类，翻译馆所出160种书籍中，医学类占了11种，其数目仅次于兵学、工艺和兵制类。其中《西药大成》是当时最大的一部西药书；《法律医学》则是近代中国第一部系统介绍西方法医学著作。参看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00页。
[14] 谢振声：《吴莲艇与中国第一台X线诊断机》，《中国科技史料》1992年第3期。
[15] 如《透物电光机图说》附图解说X射线及X射线机的使用法；《知新报》载有《X光新器说》；《岑学报》有《坚伦镜说》等。参看邹振环：《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6年，第109-112页。
[16] 陈伯吹：《儿童读物的检讨与展望》，《儿童文学论文选集：1913—1949》，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1962年，第324-325页。
责任编辑：孙页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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