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化》| 文化聚焦
五四运动100周年纪念
献计日人谋复辟，冷眼旁观仇共和
——郑孝胥日记中的五四运动
陈占宏 | 上海远东出版社编辑
原文刊载于《上海文化》2019年第6期
内容摘要
五四运动之际，正是郑孝胥蛰居上海“海藏楼”的第8个年头。由于上海既有发达的媒体能及时了解各种内外信息，又是五四运动的重要发生地能切身感受这场运动，在他的日记中，从“终战”到“和会”，从“五四”到“六三”都有不同程度的记录。其中既有其阴结日人、图谋复辟的蠢动，又有荒诞不经、自以为是的臆测；既有置身局外的冷眼旁观，又有不以为然的冷嘲热讽。而这一切无不是他那一贯的“谋复辟、仇共和、傍日本”的思想的体现。因囿于日记的体裁，其记载相对简约，本文结合其他相关史料，对其“日记中的五四”加以注解和阐释。
关 键 词 郑孝胥 日记 五四运动 上海
郑孝胥（1860—1938年），福建闽侯县人。咸丰十年（1860年）出生于苏州胥门，故名孝胥，字苏戡。光绪八年（1882年），郑孝胥以乡试第一名中举，历游沈葆桢、李鸿章幕。光绪十七年（1891年），东渡日本，为使馆秘书，后任神户、大阪总领事。甲午战起，下旗回国，入两江总督张之洞幕，后办铁路、边务。1911年，授湖南布政使，仅在长沙10日，即奉命入京议官制。武昌起义，又急驰回任，途次上海，闻长沙已失，于是淹留上海。1923年，“奉召入觐”，派充“内务府大臣”，1924年，冯玉祥将溥仪赶出北京，郑孝胥随溥仪在天津侍讲7年。“九一八”事变之后，郑孝胥等协助溥仪于1932年建“伪满洲国”，沦为国贼。1938年3月，死于长春。[2]
五四运动发生之时的1919年，正是郑孝胥自辛亥革命以来，以“遗老”姿态和形象寓居上海的第8个年头。在上海时期，表面上他与一批臭味相投的“遗老们”相与唱和，“读经声中温旧梦”，[3] 实则留意时事，与各方广通声气，以待时日。
在《郑孝胥日记》[4] 中的五四时期，从终战到和会，再到“五四”“六三”都有不同程度的记录，既有其阴结日人、图谋复辟的蠢动，又有荒诞不经、自以为是的臆测；既有置身局外的冷眼旁观，又有不以为然的冷嘲热讽。而这一切无不是他一贯的“谋复辟、仇共和、傍日本”的思想的体现。
一、从终战到和会：同情德皇，阴结日人
1918年末，经过4年鏖战，德国外部吃紧，国内形势变幻，德皇威廉二世不得不宣布退位。11月9日，在社会民主党的弗雷德里希·埃伯特和菲利普·谢德曼领导下，人们在柏林帝国议会开会，在听闻左派社会党人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领导下的斯巴达克斯团准备在德皇皇宫总部宣布成立苏维埃共和国时，谢德曼临时抢先宣布共和国成立。1918年11月11日，德国降伏，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胜利而告终。
该年11月12日，郑孝胥日记记载：
报言，德皇退位往荷兰，令社会党某（挨白特）代理宰相，拔克士大公摄国事，西欧战线已于昨日十一点钟停战。上海协约国西侨皆放爆竹相贺……此次因奥、土内乱，德国退兵求和。美总理要求德皇退位，德皇宣言：“于德国有利，即可退位。”果于昨日停战。然德国陆海诸军，兵力完全，德军犹在比、法境内。承认威尔逊所布之十四款，不啻解散英国之大不列颠政府。而议和之后，德族日耳曼种人援“民族自决国籍”之说，俄、奥之境归德者必多，中欧将成一大德国，世界变幻殊不可测。中国将受各国公同监督财政，此举必不远矣。日本政府无人，立陷于危险之地位。亚洲亡在眉睫，惜哉！
德国停战后，远在上海的协约国西侨，皆放爆竹相贺。后来为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居沪西侨于1924年在外滩树立了一个欧战胜利纪念碑，上铸一座“和平女神”青铜像，此像后于1943年为汪伪政府所拆除。
对于德国投降后国际形势之变化，郑孝胥的观察的确与时人不同。这其中有两点：一是战后德国问题，二是战后中国和日本的问题。
关于德国问题。其实，德之投降，实系大势已去，国内形势变幻，而非因为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和平条件》十四条（以下简称“十四条”），否则德国会在威尔逊提出“十四条”的1918年1月8日就予以接受并停战，而不是支撑拖延到11月11日。按郑孝胥的说法，德国承认威尔逊的“十四条”，而按“十四条”中的“民族自决国籍”之说，英国反倒将分崩离析，而俄奥之境因日耳曼人种居其间，反能使德国成为“大德国”。如果真如此，胜利者反倒成为“倒霉蛋”，而肇祸者反倒成就了霸业，世上有此等荒唐之逻辑和情理吗？事实上，威尔逊“十四条”中第五条云：“对于殖民地之处置，须以绝对的公道为判断，殖民地人民之公意，当与政府之正当要求，共适权衡。此种主义，各国须绝对尊重，不得假借。”[5] 此一条款系针对“殖民地”，而非对一个国家里的不同民族而言。“民族自决国籍”，只是郑孝胥的误解，从而得出如此荒唐的推论。
关于战后中国和日本的问题。其所云“中国将受各国公同监督财政，此举必不远矣。日本政府无人，立陷于危险之地位。亚洲亡在眉睫，惜哉”，更是不可理喻。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作为“战胜国”之一的中国，可谓欢欣鼓舞，举国庆祝，因为中国由此有了解除德国历来施加于中国的压迫和特权的正当理由和机会。且威尔逊高揭“凡外交事件，均须开诚布公执行之，不得秘密行事”“国无强弱，共享均等之自由”，[6] 让受尽弱肉强食的国际霸权痛苦的弱者中国热忱欢迎，何以中国竟因欧战胜利“将受各国公同监督财政”？不过可以从中看出郑孝胥在1924年向溥仪所提的“三共论”的影子。其“三共论”为：“大清亡于共和，共和将亡于共产，共产则必然亡于共管。”“大清亡于共和”是事实，“共和将亡于共产”是预言，“共产则必然亡于共管”则是妄说。事实上，在其心目中，中国政治搞得一团糟，或者说不遂其意（只有复辟方遂其意），最后的后果或解决之道必是招致或依靠外部“太上政府”的干涉。比如，在其1918年12月1日的日记中就记载：“章行严来，言趁此议和之机会，将迫令全国裁兵。余笑曰，彼如不裁，必引外人来迫之，将来或有蹊田夺牛之结果；否则，鹬蚌相持，终为渔人之利而已。”正是出于此种心理，他就认为中国免不了外部干涉之命运。问题是，他所说在眼前就要发生的“各国公同监督财政”究竟发生了吗？
至于“日本政府无人，立陷于危险之地位”，更是无稽之谈。事实上，在即将来临的巴黎和会上，日本以些微战功和损失，竟获得五强之地位，事先阴结列强，会中迫美，终于取德国而代之，接管其在山东的权益，全胜而还，危险何在？真正处境危险的是中国，然作为中国人、“谋士”或者“权术家”的他对此竟无视，反为日本“无人”而担忧，真可谓是“胸口上挂笊篱——白捞（劳）心”。
其实战后中日问题，实为中国和日本“之间”的问题。具体地说，就是日本要强索德国在中国的利益，而中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而无能无力，由此产生的中日矛盾，并非郑孝胥信口雌黄的“中国和日本的问题”，即中、日所代表的亚洲所将面临的“东西矛盾”。郑孝胥曾被张之洞誉为“古之范增”，然今之“范增”之昏昧无知从中可见一斑。
德国战败，自然得不到郑孝胥为它所画的“大德国饼”，马上就要付出代价。11月13日郑孝胥日记记载：“报言，停战条款七条，有‘德军退至来因河，将军械、舰队、港口悉交协约国兵驻守’之说。若是，德国以内乱故其亡也忽焉。然条款明文未宣布，未知确否。英报云，德舰队将出决战。此役欧战至四年有余，理宜两败，同归于尽。兴亡反覆，不足道也。”看来德人命运将不妙也，郑孝胥将德之败归咎于德国军民之起义。
第二天，即11月14日，郑孝胥看到确切的停战条款后，在日记中记载：“《大陆报》登载停战条款，限三十六日实行。亚克萨士、劳伦二省归还法国，德国战士恐死不瞑目。乱党卖国至此，天下所不齿，闻美国费八千万买匈牙利乱党为之。吾怪德国既不能压制国内之乱，则宜于俄国败亡时停战言和，各国必不能不从；否则，破俄后以百万之师助奥攻意，必可灭意。何不行此，或亦骄以致败耶？”《大陆报》系上海英文报纸，名为“China Press”。奇怪的是，作为一个对政治敏感的“过气”政客，郑孝胥似乎对大战能带给中国何种利益和何种影响这样的问题并不上心。就其立场而言，也大成问题。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两个国家集团，他没有站在代表正义的、胜利的、中国所参与的协约国的一边，而是明显地站在暴虐的、失败的、以德国为代表的轴心国的一边。即便就德国而言，他也不是站在反抗者的一边，而是站在统治者德皇威廉二世所代表势力的一边。这看起来实在是不可思议。不过，细想起来，却似有其逻辑。德皇威廉二世为国内革命所反对和抛弃的情形，与他的“圣主”宣统皇帝为辛亥革命所反对和抛弃的情形似有相似之处。
站在德国一边的郑孝胥，听闻停战条款，为德国的失败而惋惜，为德国的受惩而痛心。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大成果便是德国将阿尔萨斯、洛林两地归还法国。郑孝胥为德国“割地”而痛心，却忘了1871年“普法战争”后法国“割地”之“锥心之痛”。正因为此，威尔逊“十四条”中第八条就规定：“阿尔萨斯、罗林两省，本为法属。1871年为普鲁士所强占，因此扰乱世界和平几五十年，今须归还，以维公道，并永保安宁。”[7] 由痛惜而迁怒，他将德国的失败归咎于“乱党卖国”，即基尔水兵起义和德国工人罢工的“十一月革命”，这和希特勒崛起时指斥他们为“十一月罪人”的论调如出一辙。可是，在李大钊眼里，德国国内爆发的社会革命可是正义的、进步的、革命的壮举。“俄、德等国的劳工社会，首先看破他们的野心，不惜在大战的时候，起了社会革命，防遏这资本家政府的战争。”[8]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右派所匆匆建立的共和国随后驱除了霍享佐伦王室，镇压了布尔什维克分子，就开始面临战后和约的问题。5月7日，协约国制定的凡尔赛条约条件发表，割地赔款，让德国人心如刀割，无论左右，一致反对。总理谢德曼称：“谁在这个和约上签字，就让谁的手烂掉吧！”5月14日，郑孝胥日记云：“巴黎和会决裂，德代表蓝超率其属于星期日离去凡尔赛。”即为德人对条约的态度。但是，没有实力的愤怒是毫无意义的，在协约国通牒的最后限期前19分钟，德国只得接受这个条约。[9]
转眼到1919年，亦即郑孝胥的“宣统十一年”。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员，派代表团往赴巴黎参加巴黎和会，巴黎和会于1月18日召开。郑孝胥在1919年2月6日的日记中记载：
昨报言，日本乱党发觉，逮捕甚急。《大陆报》言，日本北京公使小幡告中国政府：速撤回议和会员顾维钧、王正廷，因彼等欲将中日密约发表于议和会，而未得日本之同意，果行之，日本将以兵力从事。余使姚赋秋往告有吉明：日本惟速助中国复辟，则议和会员自然无效，日本外交不至失败，各国措手不及，大局一变，且可息日本之内乱。
郑孝胥日记中所述日本驻北京公使小幡与北京交涉一事，起因于巴黎和会上顾维钧的发言。1月28日，中国代表顾维钧、王正廷始受邀到“十人会”陈述中国立场。顾维钧发言主旨有二：其一，主张德国将所租青岛和胶济铁路及附属权利完全直接归还中国；其二，中日在欧战期间所订条约、换文、合同因中国加入战团，情形变更，须提交大会决定。顾氏讲得合情合理，获得“满堂彩”。这时威尔逊总统发问日本代表：“所有中日从前接洽各条件，可否提交大会？”日本代表牧野“以此种条件宣布，于日本不利答复”，并支吾云“须请示政府”。嗫嚅吞吐，让列强颇为不满。当问及中国愿否交出，正愁于为日人所钳制的中国，今有世界“三巨头”“撑腰”，当然乐意将其公之于世。会后，顾氏向新闻界表示可以发表中日之间的秘密文件。用日人的话来说，就是“顾氏欲假外国之势力，以抑压日本，殊与日本以不快之感”。[10]
俗话说：“明人不做暗事。”中日之间的协议，多是日方损人利己之要求，对日本来说，自然“见不得人”，于是约定不公布“两国应守秘密”。[11] 但在其时，国人亦有要求公布中日密约的强烈呼声，为此，国务院遂决定将中日所有条约依次公布，以息舆论。问题是中日条约悉数公布，将日人狼子野心暴露于世界，日人岂能安然？
日本“在会上相形见绌，因而向我国内设法恫吓”。[12] 针对顾氏在巴黎表示同意发表中日所订秘密文件，2月2日，日本驻华公使小幡与外交次长陈箓交涉。小幡云：“顾氏在会议席上并未与日本代表接洽，遽告各国新闻记者谓：关于山东之各项问题，中日两方面所订定之秘密文件无论何时□（可？）以发表。查外交惯例，两国所订定之秘密文件，如须发表，必须得两方面之同意。顾氏此举是漠视日本之体面，且违反外交之惯例。兹奉本国政府之训令，嘱唤起贵国政府之注意，一面并请以此意电知贵国代表。”次长答云：“本部所得电报，亦知二十八日会议席上顾、王两氏与贵国珍田、松井两氏颇有辩论，当经呈明大总统，大总统注重两国邦交，已嘱外交部电令该代表等勿得过于激烈。今贵公使既来提及此事，本国政府当更注意。”“日前将会议情形报告大总统时，大总统尚不知会议之详情，即言中日两国邦交素笃，万不可因此次之会议伤及两国之感情。足见大总统甚注重两国之邦交。”陈箓之低声下气、委曲求全之态可见。他对小幡回答感到满意：“惟本国政府仍希望贵国政府以本国政府训令之意，电达贵国代表。”[13] 3月10日，日使馆致中国外交部云“帝国政府未有确答以前，凡关于中日两国间所有之各种协定，请暂缓公布”。[14]
郑孝胥日记所云，北京公使小幡抗议，顾维钧、王正廷等“欲将中日密约发表于议和会”一事即指此事。至于日人要求“速撤回议和会员顾维钧、王正廷”“日本将以兵力从事”，恐是报上添油加醋之语，日人还不至于蛮横无耻到此种地步。
苍蝇一见粪便，便循味振翅飞去。日人因此一小波澜而生不高兴，郑孝胥居然派姚赋秋往告日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云：“日本惟速助中国复辟，则议和会员自然无效，日本外交不至失败，各国措手不及，大局一变，且可息日本之内乱。”
民国都8年了，可是在这个年届花甲的“遗老”的顽固如“榆木疙瘩”般的头脑里，还异想天开，假借日人之力，推动中国复辟。1915年袁世凯、1916年张勋的复辟丑剧，无一不落得灰飞烟灭、身败名裂的下场，殷鉴不远，但他却熟视无睹。
在他的头脑里，只要日本帮助他郑孝胥助力逊帝完成复辟大业，就可以将在巴黎使日本“出了洋相”的中国代表撤回，“日本外交不至失败”，其日本国内亦井然有序，日本内政、外交才能顺心遂意。可是日本外交胜利了，中国岂不就失败了吗？你郑孝胥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为了复辟，毫无底线，足见其不只是顽，而且还坏。这与其日后借日人之力，建立伪满洲国，分裂国家的思路如出一辙。
2月6日，郑孝胥派姚赋秋向日人献计，当天姚赋秋即返郑孝胥处，郑孝胥在日记中记载：“赋秋来，云林出言：有菊池大佐，今为张作霖顾问，与金希侯善，如使让于赴奉，可托二君介绍之。余即作书与金希侯，由林出寄与菊池，使转交希侯。赴元素之约，坐惟允民、衡甫、一山、蒲孙等。一山示吉甫信及吉甫致金希侯、张作霖二书。”至于郑孝胥所书何事，捣什么鬼，不得而知。这里的“衡甫”，即丁宝铨（1866—1919年），曾做过山西巡抚，山西大学堂督办，亦为寓居沪滨之“遗老”，巧的是，两天后的2月8日，丁在上海被人枪击身亡。
日记中提到的“林出”，与日人关系密切，林亦与郑孝胥关系密切。从郑孝胥的日记中可见林经常来郑孝胥处。如1919年3月5日日记记载：“林出及日人盐崎同来访，林出自言，将归省其祖父。”5月17日日记记载：“林出、盐崎又来，谈久之。”9月5日日记记载：“林出来，有吉明寄一刺辞行。”12月7日日记记载：“林出、盐崎来谈。”
二、从“五四”到“六三”：冷眼旁观，冷嘲热讽
1919年5月6日，郑孝胥赴商务印书馆董事会，被推举为会长。他当天的日记就有了五四事件的记录：“北京各校学生以日本不还青岛事焚曹汝霖之居，殴章宗祥，或云已毙；捕数十人，大学堂解散。”或云章已毙，大学堂解散，皆为报上传闻，后来可知，当天被捕学生共32人。
五四事件的消息传到上海，上海也闻风而动。郑孝胥在5月11日日记中记有：“上海开国民大会，声言抵制日货。”
他所说的国民大会，当是5月7日，为声援被捕学生，上海各团体各学校各商帮借上海县西门外公共体育场所开的国民大会。据报载，这次国民大会之程序如下：“（一）推定主席。（二）报告开会宗旨及经过情形。（三）宣布办法。（甲）致电巴黎和会及我专使力争青岛及取消密约，不得则退出和会；（乙）要求惩办卖国贼；（丙）要求释放北京被拘学生。（四）演说。（五）游行。”[15] 这次国民大会并无抵制日货号召，但国民大会后的次日，30个学校的代表在复旦大学举行会议，并成立了学生联合会，开始指导抵制日货。“成立学联并开始抵制日货之后，学生们便用个别的呼吁及发传单等方法来巩固人民的信心。这个运动立即取得效果，商人们举行集会，表示他们热烈响应抵制日货运动，并取消对日定货和停止使用日本船只运货，谁卖日本货就被骂为乌龟，但没有使用暴力。”[16]
“抵制日货”成为五四时期人们表达爱国的朴素情感，起而“抗日”的有效方法，但同时要看到，日本经济已全面渗透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以至于我们在抵制日货时，缺乏相应的替代品，就给正常的生活反而造成麻烦，这是当时的尴尬。比如，在山东，有人对查禁日货的学生说：“你们天天查日货，您知什么是日货吗？带轱辘的线是日本货，不带轱辘的就不是日本货吗？实说了吧：这些线也是日本工厂出的，把日货查净，我这个小买卖就不用做了，大家的日子也就不好过了。你穿的大褂是日本工厂织的布，你念的书是日本工厂出的纸印刷的，你若一点日货不沾，就得光着身子，烧掉书。”[17] 也就是说，我们国家的经济命脉已掌握在日本人手里，如何抵制日货？这或是郑孝胥对学生“声言抵制日货”不以为然之所在。
五四事件后，政府与学生情绪对立，互不相让，以致北京发生“六三”大拘捕事件，使得“学生运动”转化为“民众运动”。这以6月5日至11日在上海掀起的“三罢”（罢课、罢市、罢工）最为引人瞩目。
此时身居上海的郑孝胥正处于运动风暴之中心，能得以近距离实地观察上海的罢市活动。在6月5日的日记中，他记载：“北京学生求办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并求索还青岛，聚众演说，被捕千余人。上海各学堂皆罢课，学生要求商会罢课以应之，今日南北市皆罢市。余出至大马路、十六铺、法马路、步四马路至泥城桥而返。学生散行街巷，有得意之色，闲人甚多。”
5月26日，上海学界在西门公共体育场举行宣誓典礼宣布实行总罢课。随后，学界拟邀请商界罢市，但因兹事体大，商界暂取旁观态度。不料，北京的“六三”大拘捕消息传到上海之后，商界决定与学界一致，特别是6月4日下午警兵制止南市商会开会，激起南市各商家的公愤，决定罢市。此即为郑孝胥所云“学生要求商会罢课以应之”。
6月5日，上海开始罢市。是日，“本埠南市大小店家，均未启门。九时许，法租界商店亦即罢市。公共租界于十时许，亦一律闭门。南京路永安、先施两公司初尚犹豫，嗣见闭门者多，亦即闭市。至十二时，华租各界大小商店，已无一开门者”。[18] 郑孝胥在罢市的第一天，从今之南京路，走到十六铺，再从福州路返，到西藏路，整整巡视一圈，足见其对这次罢市之重视。在他眼里，看到的是“学生散行街巷，有得意之色”。
6月6日的日记，记录了前一天发生的几起冲突事件。郑孝胥称：“《大陆报》言，昨日华人聚众殴伤日人数人。夜，有闲人结群，在浙江路掷石伤巡捕数人，捕滋事者数人。上海县出示劝开市，军警亦捕学生数十人。”
在第一天罢市中，发生数起中日民众小冲突，据《上海罢市实录》载：
惟闻太古码头，曾有一日人辱骂劳动界，为众所殴，经越捕将双方拘入捕房。又有三日人于下午五时许，乘坐一千三百三十四号汽车，行经法大马路东新桥街东首，撞毁一人力车，两旁立定之人，即大呼将车扣留。三日人大惧，乃从车上跃下，狂奔窜去。当由巡街捕押该汽车夫，驾该汽车至大自鸣钟捕房核办。南京路先施公司门前，市民聚集甚众，带东洋草帽经过者，均为众毁。下午六时许，有甲乙二日人经过其处，且行且骂，激动众怒，众欲殴之。当经三印度捕及童子军数人，力护日人出围。[19]
即便在日人成为众矢之的的氛围下，并非每个日人都夹起尾巴，比如我们看到这里就有两起系日人率先辱骂挑衅而发生冲突的事件。其实在罢市中，上海对秩序的维护可谓不遗余力，之所以如此认真地维持秩序，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担心日人借以寻衅，制造事端。当时，针对居留上海的日本人有“种种恐怖诡秘”行为的传闻，舆论就“要求日本居留上海的人民及官长，也切实以大国民正当的态度，于特别状态中有一种表示，对现在的谣言，加以负责任的否认”。[20]
因此，当罢市时，人们以种种方式提醒宣传，勿与日人为难。“各校童子军皆出任勤务，协同警察巡捕，维持治安；并有约翰、南洋童子军，乘汽车往来梭巡，且于汽车上悬大旗，警告勿与日人为难。”报上也这样说：“国人对于日本人民，应同病相怜，互相援助，断不可为感情冲动，迁怒于旅居吾国之日本人民，或加以侮辱。”[21]
事实上，对于上海罢市中的秩序，外报甚为佩服，并加以赞美。《中法新汇报》评论即云：“此次罢市之主动者，亦能注意于秩序之维持，如周行劝告切勿暴动之布旛，可为之证。”《大陆报》社论将其与他国风潮相比，并大赞其抗议之平和。“吾人须知罢市或停止营业，到底为最和平之反抗方法。他国人民之反抗法，尽有剧烈远过于此者。去年日本人民之闹米风潮，其行动如何；其他各国发生公共风潮时，其人民之举动如何；皆吾人所知也。而华人此次之行为，则迄今甚和平。”[22] 然而恐怕也总不能避免有对日人仇视之行为。
罢市的次日，6月6日傍晚，郑孝胥复至南京路察看罢市之情形。“日斜，至大马路，罢市如故。商团马步队四出弹压，禁悬白旗及散传单者，有聚观者则驱之。”关于西捕干涉罢市的情形，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档案记载：“鉴于此时警务处要负担如此重大的任务，万国商团于下午出动，在他们的帮助下，中央警区及老闸警区店门前的许多毁谤性的传单及旗帜被清除出去。在下午，又出动了一辆装满了警察的汽车，沿着主要街道开去，去清除那些不肯听从工部局通知的店家的旗子。此工作一直进行，未发生事故。直至车子开到湖北路与福州路转角时，一群暴徒把车子包围起来，殴打驾驶员，车上值勤警察亦管不住。”[23] 还有当时的文献提到郑孝胥所见到西捕去除店家所悬爱国旗帜之场景，“且有西捕印捕，雇中国苦力，驾修理电线之有梯汽车，于南京路、福州路、湖北路、广东路一带，将车上梯升高，取去各店所悬爱国表示之旗帜，然取去后，商店转瞬即另制新者悬出”。[24]
罢市第三天，郑孝胥6月7日日记云：“始热。犹罢市。”罢市第四天，6月8日日记记载：“黄益斋、王叔用来，留共饭，罢市无肴，惟食面包及小米粥而已。”罢市4天，已经影响到郑孝胥的吃饭问题了。其实，在罢市之第一日，就已对人们的吃饭问题造成影响。《上海罢市实录》记有：“昨日（6月5日）各小菜场亦停止营业，只有少数蔬菜应市，屠户皆未宰牲。上海全境，得鲜肉者，当属寥寥无几。而迟往菜场者，连蔬菜亦不及购到，惟咸贷尚可购买耳。”[25]
6月9日，罢市第五天，为防止事态扩大，军警开始强令开市。郑孝胥日记云：“学生等欲运动工厂罢工，是日，卢永祥及英法租界皆出兵队弹压，乃稍定。华人所立银行是日闻亦罢市，华人无识，乃同儿戏，于此可见。”
9日这一天，护军使卢永祥强令开市，但商家消极应对，毫无效果。卢在当日上报的密电称：“沪商闭市，经会同商会教育会竭力开导，未收效果。庚晚，会商道尹暨各商董拟定布告，遍张通衢。夜二时，参谋长、警厅察长（警察厅长？）督饬军警，分投劝令开市，乃各商旋开旋闭，仍无结果。（此）刻租界各捕房亦决定取一致行动。明日情形如何，当再续报。”[26]
当时，军警强迫开市，商家应对的具体情形，在以下材料中描述得绘声绘声：
华界于前晚下特别戒严令后，一般商人，早已料及，昨晨（9日）定有强迫开市之举。果然，护军使所颁皇皇告示，于昨晨由军警赉赴各店传示，迫令遵谕开市。有饷以闭门羹者，辄用枪托敲撞，商人倘敢声辩，即遭枪棍殴击……护道尹警察厅长，昨亦秉承护军使钧旨，驾乘汽车，亲至南市里街大小东门一带，挨户押令开市。有不遵者，即由所随军警，代为将门取下，并在该地徘徊片刻，监视其营业。然有人入店买物，商人皆以无货可卖对，虽开仍与不开无异。迨军警去，则一律重复将门闭矣。华商电车，由官场谕示，昨亦仍未开驶。法租界昨亦有劝告举动，但商店咸以要求未达，无心营业对。故罢市一如前日。[27]
被郑孝胥斥为“儿戏”的沪上银行罢市是从6月8日开始的。上海南北钱业公会发布广告云：“吾业因本埠罢市，碍难营业，议自六月八号即旧历五月十一日起实行停止营业，无论华洋收付各款，本票、会票、支票，一概止理。凡已付来未到期之会票、支票、本票，以及收付各款，统候开市日并理。设或停工期内如有不测，吾业概不负责。望各界注意。特此通告。”上海银行公会发布通告称：“现因上海罢市问题，总商会调处尚未解决，公议暂停营业，俟有办法即行开市。”[28] 新华储蓄银行上海分行经理曾在6月7日的私信中云：“如再阅两日不能开市，中国、交通即大受影响。”[29] 果然，在郑孝胥氏6月10日日记中记载：“中国银行及交通沪行钞票皆不能用。”彼时上海乃中国金融之中心，“因金融机关如血脉然，一日不能停顿”。[30] 所以，郑孝胥氏称银行罢市为“儿戏”。但是如没有“儿戏”，何以能迅速地达到目的。
“强按牛头喝水”未能成功，反使得运动扩大为“罢工”，趋势越发严重和危急。6月10日，郑孝胥日记中记载：“寰球学生会为工部局封闭，学生聚谋处移于惠中旅馆。闻电话已罢工，铁路亦将罢工，渐酿成排外之举。租界中阙牛肉及洗衣作，西人皆不解何意。中国银行及交通沪行钞票皆不能用。”
寰球中国学生会是我国东西洋留学生组织的一个机构，主持人为李登辉，实际办事的职员是朱少屏。其会址在静安寺路（现为南京西路）泥城桥外，地点适中，交通便利，上海学联借此为会所。对于这一上海五四运动的组织者和推动者的工作场所，捕房加以封闭。关于郑孝胥日记所记寰球学生会关闭及上海工人罢工之情形，可从以下材料得以参考。
寰球中国学生会内之中国学生联合会总机关，已由捕房干涉，迁移别处。昨日（9日）下午，该会双门紧闭，阒无一人。汽车夫昨已全体罢工，外国医生受病家召，不能驱车立往，颇为不便。闻铁路人员，昨晚尚未接北京政府满意答复，今日亦将有所举动。英美电车公司机匠铜匠等，亦将罢工……自来水厂华工人，昨亦将罢工，商学界人闻之，特往劝阻。谓君等爱国表示，固足令社会钦敬，但水系中外人民日用所需，不可一刻缺乏。君等如罢工，则与自杀同胞何异云云。彼等已有所感，罢工之举，或可不成事实。电灯厂华工，亦由人劝阻而停止罢工运动。惟车袋角日人所开之纱厂，及大有榨油厂，男女工人昨已有一大半罢工。闻外人所雇华役，亦将闻风而起。”[31]
饶有意味的是，郑孝胥在6月11日日记中记载：“南洋公学学生会又来一函，请令郑何赴学襄办会务，置不答。”郑何即郑孝胥第三子，郑孝胥对此事，不屑一顾。
郑孝胥共有3子2女，长子郑垂、长女郑景、次子郑禹、次女郑惠、三子郑何。其“教子有方”，长子郑垂任伪满洲国国务院秘书官，兼航空会社社长；次子郑禹任伪满洲国邮政总局局长、奉天市市长。全家“高官实权”，真可谓是“父子汉奸，满门奸贼”。他本人甘为汉奸国贼，还不忘拉着儿子们一同下水沉沦。其三子郑何，与其父兄倒是不尽相同，这时，南洋公学学生会邀郑何赴学襄办会务，其“置不答”，足见其对此种反日行动的不屑。
迫于民众压力，徐世昌不得已于6月10日下令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3人免职。6月12日，确知曹、陆、章免职令发下之后，上海次第开市。当日，郑孝胥剪完发，随后至大世界听鼓书，“各店铺俱开市，过雨，月明”。五四运动以政府让步而取得最后的胜利。
从“五四”到“六三”，随着曹、陆、章的免职，五四运动可以说渐告平息，然余波未平。郑孝胥日记6月18日云：“报言，福州学生聚众滋事，军警拘捕六千人。讹言日本人置毒于水及食物中，有华人受役为之。连日沪市以疑似殴人致死者数起。杭州亦有众入人家殴其母子，为杨善德捕获，枪毙五人，遂止。”郑孝胥在此处记录了福州、上海、杭州等地的种种“乱象”。
大概是看不惯全国各处的混乱情形吧，6月23日，郑孝胥在日记中记载：“近日举国乱事潜伏，乱党将阴结日本乱党推倒政府及军阀；然此辈惟知作乱，无立国之略，其终必成专制政府。余语邹紫东、王聘三：‘使我执政，先行三事：禁结党，封报馆，停学堂，皆以丘山之力施之，使莫敢犯，不过一年，天下朝觐，讴歌皆集于我矣。’”郑孝胥看到“乱党”阴结日本乱党将要“作乱”，可是他自己不是也在“阴结”日人吗？像他这样惶惶然如丧家之犬的人，已完全丧失理智，无丝毫现代意识，以前竟被地方大员视为人才，恭维其“好奇计如古之范增也”，加以招致问计，真不可思议。
三、“谋复辟、仇共和、傍日本”之表现
从郑孝胥对五四运动的记录和观察中可以看到，他对这场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竟无一赞词，非但如此，还对这一运动冷嘲热讽。而对其时国人皆怀恨在心的日本，亦无一贬语，非但如此，还与日本官方暗中勾结。
之所以如此，这都是其一向的“谋复辟、仇共和、傍日本”的顽固思想决定的。“谋复辟”是郑孝胥的人生志向和“奋斗”目的，可是，要谋复辟，就得要反对和仇视帝制之敌人——中华民国，要反对中华民国，但凭其一己或“数老”之力，无异于“挟泰山以超北海”，就必须依傍日人之势力，要依日人之势力，就只有做卖国贼，因为日人并不是“省油的灯”。
虽然五四运动的直接反对对象是“曹陆章”，以及庇护此3人的徐世昌政府，但其实最根本的反对对象正是日本。罗家伦就称：“全中华民族抗日的大纛，是五四运动首先举起来的。”[32] 这对以傍日本来反共和进而谋复辟的郑孝胥来说，焉能认同？于是，在这场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中，我们看不出他有丝毫的国家、民族观念，反而看到的是他积极联络其时中国之敌日本，企图混水摸鱼，指望日人为其火中取栗。
五四时期的郑孝胥，正是其蛰伏上海，以伺时机之时期。这种“谋复辟、仇共和、傍日本”的思想和行为在此就有充分展现，其日后沦为汉奸国贼亦正是此一思想之必然结果。
[1] 作者简介：
陈占宏，男，1976年生，陕西韩城人。文学硕士，上海远东出版社编辑。主要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金融档案与文献整理。
[2] 据叶参、陈邦直、党庠周合编：《郑孝胥传》，“满洲”株式会社，1938年。
[3] 郑孝胥：《海藏楼诗集》，黄珅、杨晓波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37、292页。
[4] 郑孝胥：《郑孝胥日记》，劳祖德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以下关于郑孝胥的日记内容皆选自上书，不另注明出处和页码。
[5] 刘彦：《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史》下册，上海太平洋书店，1927年，第165页。
[6] 刘彦：《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史》下册，第164-166页。
[7] 刘彦：《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史》下册，第165页。
[8] 李大钊：《庶民的胜利》（1918年11月），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55页。
[9] 参见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上，董乐山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7年，第55-57页。
[10] 《陈箓会晤小幡酉吉问答》（1919年2月2日），王建朗主编：《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第2卷上，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94页。
[11] 《日本使馆致外交部》（1919年3月10日），王建朗主编：《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第2卷上，第112页。
[12] 《陆徵祥致外交部》（1919年2月7日），王建朗主编：《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第2卷上，第97页。
[13] 《陈箓会晤小幡酉吉问答》（1919年2月2日），王建朗主编：《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第2卷上，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93-95页。
[14] 《日本使馆致外交部》（1919年3月10日），王建朗主编：《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第2卷上，第113页。
[15] 《五月七日之国民大会》，《申报》1919年5月8日。
[16]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档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五四爱国运动》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365页。
[17] 陶钝：《五四在山东农村》，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回忆五四运动》，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7年，第204页。
[18] 海上闲人：《上海罢市实录》卷下，公义社，1919年，第6页。
[19] 海上闲人：《上海罢市实录》卷下，第7页。
[20] 《敬告旅沪日人》，海上闲人：《上海罢市实录》卷上，第8页。
[21] 《勿仇视日本人民》，《民国日报》1919年6月7日。
[22] 海上闲人：《上海罢市实录》卷上，第45-46页。
[23]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档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五四爱国运动》下，第366页。
[24] 海上闲人：《上海罢市实录》卷下，第9页。
[25] 海上闲人：《上海罢市实录》卷下，第8页。
[26] 《卢永祥关于强迫上海开市密电》（1919年6月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史料编辑部编：《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261页。
[27] 海上闲人：《上海罢市实录》卷下，第12-13页。
[28] 《新华储蓄银行上海分行经理致北京总行经理、副理函一组》（1919年6月5-9日），北京市档案馆编：《档案中的北京五四》，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年，第99页。
[29] 《新华储蓄银行上海分行经理致北京总行经理、副理函一组》（1919年6月5-9日），北京市档案馆编：《档案中的北京五四》，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年，第97页。
[30] 《新华储蓄银行上海分行经理致北京总行经理、副理函一组》（1919年6月5-9日），北京市档案馆编：《档案中的北京五四》，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年，第97页。
[31] 海上闲人：《上海罢市实录》卷下，第13页。
[32] 罗家伦：《从近事回看当年》，陈琥编：《历史记忆与历史解释：民国时期名人谈五四》，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53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