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西林||未来人类将走向“母亲时间”还是“父亲时间”？

发布者：夏蔚晨发布时间：2019-03-08浏览次数：14

尤西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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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母亲时间

家庭是伦理的人类学存在。时间作为生命的意义结构，“母亲时间”与“父亲时间”是家庭伦理的哲学人类学抽象。由受精卵母爱开端的母亲时间，是人类生命情感化的意义模式亦即“情本体”的人类学根源。母爱是人类伦理的情感本体。父亲时间依托工具走向世界的行为模式，则是工具本体的人类学原型。这一对范畴不仅提供了伦理及其血亲与超血亲分化两大类型的深层结构，而且对相应的中西方文化及伦理提供了深度比较框架。圆形的母亲时间揭示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外儒内道”内卷异类文化的融合特质，父亲中介延伸的理性矢量进取时间成为进步主义“现代性”时间与历史观的人类学深度原型。中国现代化转型迫切要求以超血亲伦理取代血亲伦理的恶化形态血亲政治，同时思考如何弥补现代伦理所缺失的伦理共同体与情感。人工智能对父亲时间的人类工作模式取代趋势，使以母爱为动力与人性发育为目的的时间结构，有可能凸显为人类新生活方式。

一

现代伦理困境与作为哲学人类学课题的父-母亲时间

现代伦理的范型是个体自由与理性规范。这一范型有两项根本限定：

1.个体本体限定了个体之间的伦理交往不能僭越成为前现代“同一颗心，共一个灵”的宗教团契（希腊词Koinonia\拉丁词communio）。

个体之间的伦理交往困境所派生出来的“主体间性”与“他者”之类哲学的个体交融极限，意味着现代个体之间难以实现现代性（非迷狂性）的深度精神交流。

2.伦理包含着善意亲近与关系协调，但个体本位的协调难免最低程度的博弈格局，这使美德成为私人道德信念。

公共领域的伦理交往，如哈贝马斯叠床架屋的复杂程序，几乎可以转交给人工智能替代执行。因而现代伦理趋于非情感的形式规则。现代社会实际趋向于以法律涵摄伦理，这意味着伦理的现代没落；无伦理支撑的法律则不仅不敷制裁而滋生种种法-情冲突，甚至可能更危险地滑向极权。

现代伦理缺乏古代伦理的有机共同体与情感性。力图发现现代伦理生命机制的伦理学的努力迄今未见根本突破。伦理的现代困境并非发掘古典文献与梳理伦理学观念史所能解决，诸类偏执古今中西的伦理意识形态宣言，惟有立足于“今”之真实生活世界才是真实的伦理行动。这并非意味着将伦理建设仅仅归结于现代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变革，世界范围的现代伦理转型已表明，现代伦理行为的养成，既非文化观念所能决定，也非社会制度所能训练造就，而是二者实践互动的社会行为习俗积淀。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伦理人类学是一种较之生产与意识形态更为稳定而深层的基础，基于人类学的伦理研究具有更实在的根基。

伦理起源于人类群体劳动必需的人际协作关系，但从属于工具操作的人际协作在家庭中才集合为实体伦理单位。群体生活早于家庭，因而家庭伦理是劳动伦理之后的伦理形态。但对偶婚家庭及其私有制确立了物质生产方式之外独立稳定的人身生产方式，而家庭及其私有制又成为共同体及更晚的社会构成前提，因而家庭伦理是人类最为悠久而且最为基础的伦理实体。家庭是现代伦理稀缺的伦理共同体与伦理情感的天然生产单位。现代家庭已经历重大变化，但迄今的文明并未改变家庭的人类学基础功能，家庭仍是现代社会深厚的伦理。

流行的家庭伦理学局限于社会学分支的家庭研究与应用伦理学，这与家庭伦理人类学潜在的本体论功能极不相称，当代家庭伦理学需要提升为哲学人类学的家的哲学。本文对家庭的哲学人类学研究深入的一步是：构成家庭人类学要素的母亲与父亲的伦理范式被抽象为哲学人类学的“母亲时间”与“父亲时间”。由于时间是自然生命的哲学人类学意义框架，因而“母亲时间”与“父亲时间”不仅揭示了家庭的深层伦理结构，而且提供了家庭伦理所关联的血亲伦理与超血亲伦理内在的线索。血亲伦理与超血亲伦理是迄今人类全部伦理两大类型，因而对父-母亲时间这一家庭伦理最深层结构的揭示，实质是对伦理的哲学人类学本体论探索。这一探索将表明，古代血亲文明一直未曾与母亲时间断脐，近现代超血亲文明则将父亲时间普世化为现代性的时间感与历史观，人工智能所代表的当代生产方式对父亲时间行为模式的取代趋势，则使母亲时间有可能作为古代伦理与现代伦理更人性化的合题，进而成为未来人类更高的行为意义模式。

母亲时间与父亲时间的不同伦理内涵

二

母亲是人类家庭进化的自然动力与枢纽。从群婚制到对偶婚家庭，维系家庭血缘最可靠的线索是母亲（“只知其母不知其父”）。雄性性行为并不必然以建立家庭为目的，雄兽甚至可能以幼兽为食物。母亲才不堪群婚动荡而天性趋向稳定的对偶婚。人类生命自始即非父母对等交合：一个卵子等候上亿精子的客观淘汰，表明卵子接受精子并非对等的生命构成。受精卵身处母体是人类学根源形态，母体中的受精卵是人类共同体与伦理关系的原型。从十月怀胎、哺乳到怀抱成长，从家务劳作到教授语言这一人类学第一工具传递，母亲的生命意义框架乃是环绕家庭终其一生的圆形时间。

母亲的家务劳作是维持自然生命的周而复始的活动，它在古希腊由奴隶承担。家务活动的目标切近上手而基本无须中介，从煮食到洗涮，每一个琐屑的家务目标旋即消失于周而复始的消费之流中。母亲的家务活动毋需以强力克服阻力，因而母亲的行为没有暴力倾向。母亲的家务不建立持存之物，其简单重复的劳作被现代思想家视为人性低级“劳动”（Labor）。家务劳动的身体直接性因缺乏中介工具而抑制了抽象化思维，家务劳动消费目标的无可持存性消弭了外在目的意念，这二者结合的无意义循环被西西弗思神话象征为最绝望的人生苦役与黑格尔所说的恶的无限——深情承担这一无意义苦役的却是母亲从受精卵开端的本体性的爱及其时间历程。于是发生的伟大转变是，家庭成为母亲子宫的扩展，非抽象的身体的触摸延伸着子宫的搂抱，摒弃了一切手段与外在目的意念的内在眼光唯一关注的是家人的幸福成长，二者同一化为慈祥深挚的母爱。

母爱是人类特有的溢出于特定行动“涵义”（meaning）的情感所代表的“意义”（significance）的奠基性起源。人类特有的情感行为的深刻现象是：情感并非交易行为的对等回馈，情感反应大于（“溢出”）回馈对象（“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这是迄今人工智能无法仿效的人类学机制。母爱揭示了当代情本体纯粹“情”的人类学起源机制。母子情与夫妻情的情感均依赖共同体生活的时间积淀，但从受精卵到成人，母亲与子女的共同体生存较之夫妻后天共同经历具有人类学的先天优势。受精卵与母亲的关系极为深刻重大：它-她-他既是母亲与自我的关系，又同时是母亲与体内寄生体子女的关系，子女产生独立自我意识之前，母亲与子女的关系始终是这种一体叠合的双重关系。这是人类学最纯粹的亲爱阶段，也是哲学人类学最为纯粹的你-我与主-客一体性伦理状态。这也是亚里士多德的内在目的与孔子向往的“为己之学”的人类学原型。依据母亲生育哺养的人类学天性才抽象出情感本体：“道始于情”。母亲呈现为爱之情怀意象。这爱以母亲一生投入的无意义琐屑劳作滋养着人性的发育成长。因其无条件的绝对性，母亲对家人的爱是单向度的伦理：她无须回报，也绝不报复，甚至怀抱恶儿浪夫。这是个体本位伦理学无法企及的最纯粹的伦理态度，人类伦理的爱之情感与伦理交往共同体，均发端于母体情怀。母爱是伦理学性善信念的人类学原型，只有在母爱中人际关系才摆脱了甚至家人之间也难免的博弈性权益算计与社会化指称。只有在母爱眼光下的儿子与女儿，才超脱了姓名符号与诸种社会角度所分裂的职业符号，而保持着作为儿子与女儿完整的存在。无论人类社会发生多大的变化，只要人类在继续繁衍，超出利益博弈的无缘无故的母爱就会伴随受精卵的发育不断涌出。这是一个与人类相始终的哲学人类学本体机制。

母亲的圆形时间升华扩展为以爱情为动力机制、以人性发育为内在目的而包融环境的人的生命意义模式。这一模式的文化意义迄今未被探索。但一个远超出经验现象的教育哲学课题是，人类卓越人物引人注目的单亲母亲高比例已成为规律性现象（从孔子、孟子、董仲舒到周敦颐、朱熹、胡适、鲁迅，从释迦牟尼、穆罕默德、耶稣、亚里士多德、哥白尼，路德、牛顿到叔本华、尼采、萨特），显示出母亲时间的文化意义模式深刻的人性本根（庄子语）教育力量。

男性获取食物与保卫安全的自然生理优势，尽管攸关家庭生存，但这一功能只是在母亲养育伦理的基础上才具有伦理性质。男性对受孕母亲的关怀是母亲对受精卵的本体母爱感召产物，由此激发父亲的亲子之爱，夫妻以血缘为纽带的亲子之爱使此前的性伴与生存互助关系获得了夫妻伦理的核心内容之一。这也是超越男性性行为的父亲阳刚特质的伦理责任意识的开端，男性基于本体性母爱才成为父亲。质而言之，父亲的伦理意义不是第一性的本体，父亲的活动是作为母亲伦理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条件而获得伦理意义的。父权制起源于人类学劳动对劳动工具为核心的生产资料的掌握而出现的私有制。父亲掌握家庭的生产资料，母亲只占有家庭用具，由此导致家庭离异变更与延续对父系继承权的依赖。但权势地位不等于伦理地位。

父亲时间并不起源于家庭内部关系，而是家庭面对外部世界的自卫与扩展方式。父亲是物质生产方式的劳动主体，其时间即行为意义结构可以采用黑格尔到马克思的劳动哲学框架表述：

在劳动工具中介的指引下，父亲的生命时间模式被塑造为冷静情感与延缓欲望的间接行为、面向未来的形式化抽象思维亦即理性筹划与夺取目标的意志爆发力，由此孵化出行动性质的指向前方的矢量时间。

这是不同于母亲内部情感时间的外向进取时间。父亲时间内蕴着克服阻力的强力乃至暴力。汉字“父”起源于工具“斤”即砍砸器所进化的“斧”，部族首领对象征神器的“大斧”与“戉”的掌控，表明了父亲生命的意义结构系于中介工具及其统治权力。黑格尔著名的论述正是对父亲时间的理性与强力意义结构的逻辑揭示：

劳动是受到限制或节制的欲望，亦即延迟了的满足的消逝，换句话说，劳动陶冶事物。对于对象的否定关系成为对象的形式并且成为一种有持久性的东西。

手段是一个比外在合目的性的有限目的更高的东西；——犁是比由犁所造成的，作为目的的、直接的享受更尊贵些。工具保存下来，而直接的享受则会消逝并忘却。人以他的工具而具有支配外在自然界的威力，尽管就他的目的说来，他倒是要服从自然界的。

工具操作作为食物来源的主体机制，使父亲时间成为家庭生存的基础结构。当男性手持枪枝驾驭载着全家的篷车在美国戈壁滩向西勇毅奋进，或者以“河南担”一头担婴儿一头担被褥率妻儿面向黄河上游坚韧行进在无垠的黄泛区大地上，父亲时间显示出人类生命开拓进取与挺身担当的阳刚气质。由此生长出父亲伦理文化。凭借劳动工具改造世界的父亲时间超越了家庭而成为人类文明特别是近现代文明主流模式。但黑格尔这段被视为唯物史观萌芽的话，却最终深邃的将工具行为归结为自然本体：“尽管就他的目的说来，他倒是要服从自然界的”。在本文思路中，这也就是说：指向外界的父亲时间终归是要返回母亲时间的情怀中的；就此而言，工具终究是手段，只有情感才是目的。

中国古代思维强调母亲阴柔的圆形时间与父亲阳刚的线型时间阴阳互补，这一人类学结构被表述为涵盖宇宙万物的根本结构。但是，这一辩证的表述即使包含着似乎无须细究的自明经验——母主内，父主外，母亲与父亲的伦理学差异涵义仍然被抹平了。特别是，当家庭伦理扩展为共同体社会伦理与法律秩序之后，父亲的时间主导了后者，母亲时间的伦理本根源泉位置实际被数千年的父权制文明遮蔽了。现代女权主义在父亲时间架构内争夺一席之地，徒添了一重遮蔽。

父权制家庭及其父亲文化的出现，使不同家庭及其父亲之间的冲突成为人类私有制文明的基本矛盾。父亲与父亲之间以及父亲所代表的家庭之间的关系领域，成为协调解决冲突而诞生的公共伦理的发生地。公共伦理此后成为数千年支配性伦理（公德），它基本是父亲伦理的延伸变形。深邃的母亲时间成为现代分化的私域伦理（私德），她甚至被卷入父亲时间的外界争夺而扭曲异化。然而，社会学涵义的母亲可以异化，但伴随受精卵的母爱必定会不断将母亲的生命施展为母亲的时间。母爱必须与私有制下不免自私化的母亲区分开来，情感本体的母爱是超越社会人类学范畴的母亲的哲学人类学的本体存在。作为母亲本根的母爱是母亲成其为母亲的可能性机制，但现实中的母亲不仅要应对涌入家内的外界事务，现代女性还要以职业身份进入父亲时间框架工作并被父亲时间深刻改变。母亲时间及其母爱源泉与世界的父亲时间关系从而成为哲学人类学与社会科学共同考察的课题。

人类在人身生产之后的基础生存是以劳动工具为中介对世界的改造。这一机制注定了父亲时间在外部世界中的支配性地位，父亲时间的人类学性质超越了中西方文化差异。父权制绝非偶然。家庭私有制扩展为家族与民族国家私有制，私有制冲突要求父亲时间行动模式的扩张性变形与协调包融，基督教文明的上帝天父伦理成为父亲时间的极端代表。与之相异，父亲时间仍深层受制于家庭母亲时间，从而演变为阴阳互补的古代东方型伦理。由此产生出轴心期时代两大类不同公共伦理模式：基于母亲时间的宗法血亲伦理与基于父亲时间的上帝超血亲伦理。

三

母亲时间与血亲伦理

祖先神取代至上神表明，殷周之变确立的华夏文明，是父亲时间活动空间扩展为氏族部族的血亲伦理共同体。“问鼎”亦即祭祀祖先神黄帝成为部族最高首领“天子”的第一象征。周人部族列国即使扩张为最大想象空间的“天下”，天下共同体本质上却以血亲为根据，血亲伦理成为华夏天下共同体的政治正当合法性的内在组织原则。与犹太-基督教文明一个关键区别是，祖先神黄帝对应的是亚伯拉罕，而不是虽有天父名义却切断血缘关系的耶和华上帝。

只要本质上是血亲伦理，父系制的父亲时间便隐秘关联于母亲时间。道家阴柔性质基于母亲时间。外儒（父）内道（母）比儒法互补的社会哲学居于华夏哲学更深层面。母亲时间意义结构的深层制约，是华夏文明最重要的融合与内卷特质的深层结构。

只有基于母亲时间，才能内在理解华夏血亲伦理非抽象中介的亲情直感的共同体伦理性质：

1.四端之首的“恻隐”，並非流行误解的现代独立个体的主体性“同情”，而是血亲共同体共在的关联体成员（不必是家人）身不由己的反应。它不是近代梁启超所说的“公德”，而是“私德”。

2.血亲伦理排斥凌驾于亲情直感之上的抽象理性伦理。“父子责善，贼恩之大者。”（《孟子·离娄下》)孟子此语若换成“母子责善”，语义更显豁，体会也更亲切，古今相通：母子纠纷的和解不是依据绝对真理标准的追究说理，而是无言的拥抱，一切都消融于爱的感情中了。

3.差序伦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通常被理解为血亲本位的延伸（“推恩”）与基于对象差别的态度分梳，但其中心其实是以差序守护血亲本根。它甚至被提升到哲学人类学的高度：抹杀血亲差异立场而危及血亲本位的墨家兼爱被孟子视为人禽之辩的“禽兽”。即使基于血亲伦理立场的扩张,若以血亲扩张结果形态架空与抽象化血亲本根亦不可取。理学奠基文献之一的《西铭》，将非血亲的天地、君臣、民众与自我关系视为一个血亲大家庭，即曾被斥为“易位乱伦，名教大贼”。

上述华夏伦理基本特征均直接根源于母亲时间的意义结构。血亲伦理两项基本原则是“亲亲”与“尊尊”，前者基于母亲时间结构，后者基于父亲时间结构。政治体制的表象是父系统治，但伦理决定政治，因而母亲时间的意义结构经由血亲伦理在最深处隐秘地支配着华夏文明。一个关键是需要区别血亲伦理与血亲政治：血亲政治是父权制形态，但其深层根据却是血亲伦理。母亲血亲伦理是父亲血亲政治的深层根源，前者以情感包容制约并协调前者，礼法政治权威以血缘情感权威为后盾，《红楼梦》贾府的贾母即此象征。

母亲时间的圆形怀抱是血亲伦理包容性的哲学人类学根源，稳定的农耕生产方式与儒学仁学及其礼法制度与之相互支持，使华夏文化与文明以融合性结构不断收摄异类而绵延数千年，迄止近代始遭遇现代化文明及其现代性文化颠覆性挑战。后者乃是父亲时间西方变革的产物。

作为父亲时间最高象征的上帝与超血亲伦理的现代性

四

一旦脱离母亲时间的血亲伦理缓和机制，父亲时间及其中介工具进军世界必成战国局面。《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约束父权冲突的方向却与华夏血亲伦理相反：类似黄帝的祖先神亚伯拉罕之上出现了超血亲的最高天父耶和华上帝。上帝成为约束与统一以色列诸派冲突的伦理枢纽。但是，以色列人将上帝独占为本民族的父亲，而作为唯一优选民族的以色列内部，却仍然保留着血亲伦理共同体。上帝要亚伯拉罕杀子祭神却最后免杀，这一民族志经典故事的双重深义正是：超血亲信仰保佑其血亲伦理共同体。以大卫家族为中心的血亲谱系是《旧约》伦理-信仰的依托，《旧约》关于血统家族姓氏名录及其财富分配方案的大量记录，以及对可能淆乱血统的妓女的特殊禁忌，表明犹太教的上帝并未将父亲时间及其意义结构极端抽象化，血亲政治与血亲伦理依然相互支撑。从而犹太教并未解决父亲时间的争战。

耶稣及其基督教《新约》对犹太教深层变革的基点，正是要彻底切断血亲伦理维系血亲政治的关系。从人类学角度看，以无血缘关系的上帝为“天父”，一神教禁止崇拜包括亚伯拉罕在内的祖先神及一切偶像，包括父母子女在内的血缘关系变革为非血缘的弟兄姊妹相称的信仰团契，教父教母加入家庭，实质是超血亲伦理及其社会组织的诞生。

上帝作为“天父”是父权制的神化与抽象化终端，返转来作为全新的起点，上帝是对血亲伦理与祖先神及其礼-法推恩方向的逆转与颠覆：“父亲”代表的家庭之间的矛盾经由上帝对家庭天然血亲伦理的颠覆获得最高的仲裁与统一。超血亲伦理重新定位血亲伦理：不再是源自母爱推己及人的差序之爱，而是由爱最远的上帝获得对最近的家人乃至全人类的博爱。人类及其家庭经由信仰上帝而“重生”。母亲时间的血亲伦理不再支撑父亲时间的血亲政治化。

上帝超血亲伦理及其对血亲伦理的重新塑造，远超出了家庭共同体的伦理变革，由此导致以母亲伦理为根基的自然共同体的衰落，取代血亲政治国度的是上帝名义下创造的新世界,这就是近现代“社会”的雏形。

伴随米兰敕令而来的家庭人类学历史性事变是，占据罗马帝国人口巨大比例的奴隶，通过呼叫上帝“阿爸”第一次有权获得与“父亲”的关系。血亲人类学家庭借助超血亲上帝获得了普世平等。超血亲伦理同时成为现代社会基石之一的普世平等的个体自由渊源。只有在超血亲基础上，罗马的父亲才可能以基督教收养嗣子方式与非血亲的奴隶建立父道主义的保护与庇荫团体,并经由行会制度演变为现代企业伦理。也只有基于超血亲伦理，才可能在19世纪之后基于阶级共同体兴起政党意识形态伦理（“同志”与“党组织”）。

更为深远而且深层的精神观念事件是，在东罗马帝国基督教国教化一个世纪后的五世纪末，拉丁词“Modernus”（现代性）一词开始流行。此词以基督徒“新纪元”（new age）而优位于异教徒的古代世界，其核心涵义乃是面向耶稣许诺的未来千禧年天国前进的时间程序与历史感。父亲时间的向前矢量与进取诸人类学特性，历经基督教末日论历史神学、启蒙进步主义历史哲学与马克思结合市场经济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千年扩展与深化，终于成为迄今支配全人类（从学前班幼童到民族国家、从日用化妆品到微软与人工智能）最具驱动力的竞争主义意识形态，它被称作“现代性”。

现代伦理范型的个体自由与理性规范，本质上是人类学的父亲时间基于精神文化的现代性与生产方式的现代化双重演进结合的产物，但扩张父亲时间的现代性时间模式隐匿并且排斥了时间的自然宇宙论与人类学起源——母亲的时间。这样，对现代伦理危机出路的思考，势必深层反思父亲时间模式。但这并非意味着社会存在性质的古-今伦理问题可能转移为历史形态的中-西文化模式，更不是以后者的观念或价值立场设计安排前者。古-今与中-西四维中唯一现实的生活世界乃是现代之“今”，而“今”不仅是观念，首先是生产与生活方式。因此，作为伦理哲学人类学结构线索的时间模式，必须结合现代生产与生活方式条件，才能进入真实而非虚假的分析。

五

中国现代化转型期的双重伦理困境

中国十九世纪后半叶开始的现代化转型迄今仍在进行中。这是一个超出了现代主义与保守主义对立意识形态立场的客观历史进程，毋宁视之为天命：毋论文化与社会制度价值观立场，着眼于生存现象学常识，也立即可以判断：已不可能以社群规模真正离弃现代化科技生产与生活基础条件。正是这一转型性质，使中国伦理在失去了古代传统血亲伦理共同体之后，又于文革之后不再能维持以单位所有制为基础、以意识形态政党为核心的新传统超血亲伦理共同体。以个体自由与理性规范为范型，当今中国正在艰难建设现代化的超血亲伦理社会；文化保守主义与后现代思潮复又引入对这一现代伦理范型的反思批判，使这一建设陷于更为复杂的多重矛盾处境。

中国当代伦理的双重困境及其特殊危机在于新旧伦理的双重脱节空场。驻马店女子被碾而见死不救事件(2017)已非偶然个案，它表明血亲伦理共同体的恻隐冲动与超血亲伦理社会个体人格的理性道义均不是当代中国稳定恒常的伦理机制。

但当代中国又处于比伦理空场更为复杂的伦理纠缠及其变异状况中。

一方面，中国大陆日益深广的现代化转型将中国人空前规模地卷入陌生人交往的世界。不仅以全球化为背景的经济交往如此，尤其是，在近三亿进城农民工持续社会迁徙潮流冲击下，作为中国传统血亲伦理共同体基础的农村家庭-亲族，已处于继晚清乡绅离乡、革命战争、新中国工业化（城市化）与人民公社以来更为深刻的瓦解中。近三十年独生子女计划生育政策已造成人类学意义的中国家庭伦常关系的残缺断代，大规模海外留学与中国精英阶层的规模化移民使中国城市家庭更加离散化。屡见报导的农村女性为选择更好出路，轻易抛弃子女丈夫离家重婚，则是更深刻的伦理危兆，此类现象已直接危及人类学本根意义的母爱生产机制。

另一方面，上述血亲伦理共同体社会存在瓦解，本来可以依托超血亲伦理社会的政府机构与企业而衔接为新伦理，然而，中国当代社会机构由于处在现代化转型状态，尚未成为完善的理性社会制度，从而尚不可能为个体提供权利与责任对称的制度保障。与外在制度缺陷相应，金钱所支配的当代中国世俗化信仰，使个体难以发育为公共领域独立行动的人格主体。这种外缺制度权利内无信仰支撑的个体实质处于缺乏安全感的非伦理原始化状态。这种个体进入外来形式移植的现代化机构后，所能凭借的是从农村文化继承的私人关系性、差序等级与权宜相对主义的中国传统血亲伦理，后者将内卷性母亲时间与血亲伦理畸变为结党营私的私人帮派文化，内在地异化了公共机构的现代性质，产生出前现代共同体现代化转型期突出的腐败文化。腐败的社会机制乃是权力部门家族血亲化，亦即血亲伦理的血亲政治化。已有研究清晰地揭示出腐败与当代血亲政治复活的关系。

中国亟需完成现代化并建立稳定的超血亲伦理机制；同时又必须探索血亲伦理的现代转化方式，而不是重蹈西方现代化弊端。这些已近乎口号的共识，若进入母亲时间与父亲时间的深层结构，会获得新的视野。

人工智能时代与母亲时间的意义

六

父亲时间的危机，不仅是启蒙运动之后上帝这一父亲最高象征的隐退，而且是父亲时间愈渐远离母亲时间而非情感化。父亲时间模式仍支配着现代人类：父亲时间的普遍理性化身为商品及其市场交易，父亲时间的矢量进取积淀为现代人类最深层的进步主义现代性信念，特别是，发端于身体操作的劳动工具已延伸为抽象的中介世界。抽象的中介世界不仅指人际交往伦理的数字化，而且指这中介世界本身的人工智能化。

人工智能已不再是传统的劳动工具：它不仅是中介工具的空前扩张，而且指向中介工具主体端亦即作为人类学特质的劳动主体及其劳动行为的取代方向。这意味着人工智能正在取代父亲时间的行为模式。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将在很大程度上结束人类被使用价值的外在目标引导的“离家”行为模式。庄子笔下那位拒绝用机械行机事以免有机心的老翁反文明态度，将可能因人工智能而成为现实的睿智选择。海德格尔在仍需人操作技术的时代以哲学修养保持身心自主，用机械却不被“机心化”的“淡定”（通译“泰然任之”：die Gelassenheit），超前实践了母亲时间的行为态度。

人工智能替代父亲及其父亲时间式行为是对人类空前的解放。以生产工具与逻辑学中项为本体的人类将面临黑格尔的预言（“尽管就他的目的说来，他倒是要服从自然界的”）的现实转变前景。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的生产方式使人类不可免除的劳动谋生涵义发生了全新的转变：“直接劳动本身不再是生产的基础，一方面因为直接劳动主要变成看管和调节的活动，其次也是因为，产品不再是单个直接劳动的产品，相反地，作为生产者出现的，是社会活动的结合。”电子计算机作为“人的延伸”（The Extensions of Man）的“中枢神经”（nervus centralis），为整合分工提供了马克思所期望的“社会活动的结合”技术：“当电子技术开始发挥作用时，工业和社会极其繁复和无穷无尽的活动便迅速取得了一种统一的姿态”。“那时，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因此，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短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方面得到发展。”在这一解放前景中，母亲时间将不再是父亲时间的附属性后勤，母爱及其内在目的时间的意义结构可能成为人类新生活方式的示范源泉，从工具中介化的父亲时间中解放出来的父亲们将“回家”，人类有可能据此建设更高的文明家园。

说明

本文注释省略，可参考原文，原标题《“母亲时间”与“父亲时间”：伦理的哲学人类学起源》，原系2017年浙江大学高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比较视野下的伦理与法理”会议与张祥龙教授对话。张祥龙教授谈“父亲时间”，尤西林教授谈“母亲时间”。论文节本刊于《上海文化》2019年第2期。全文及对话收入王庆节主编《德行、法律与传统》，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

（本文经作者授权刊发，转自凤凰网国学频道。）

关于作者

尤西林，1947年生，著名人文学者，陕西师范大学文科资深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