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化》| 文化聚焦
五四运动100周年纪念
五四运动传播过程一瞥
——1919年5月的长沙《大公报》
孙汉田 | 斯洛伐克考门斯基大学博士研究生
原文刊载于《上海文化》2019年第6期
内容摘要
本文通过考察长沙《大公报》与五四运动相关的报道，探究五四运动的相关信息是如何从北京传播至长沙的，探究刊于该报的对五四运动各界评论以及内陆城市民众对于五四态度的变化。同时研究该报在编辑排版中，是如何一方面顾及广告商（其中很多是外国公司，包括日本公司）的口味，另一方面照顾读者的爱国情怀。通过这考察和研究可以窥见五四运动的传播过程，并为在全国层面上研究五四运动历史提供一个新的角度。
关 键 词 长沙《大公报》 五四运动 传播过程
长沙《大公报》于1915年9月1日正式创刊。它是由更早的一家长沙报纸《湖南公报》（1912年创办）的几名编辑与记者创办的。1915年年初，在当时政治大环境下，《湖南公报》的许多编辑由于种种原因而离开了报社岗位。因此，《湖南公报》的管理者与编辑想要创建自己的报纸。他们于1915年9月1日发行了第一期长沙《大公报》。长沙《大公报》的首位总经理[2] 是刘人熙（又名刘蔚庐）（1844—1919年），他的继任者是贝元澄（1865—1929年）。首位经理是李晋康。那时，李景侨担任长沙《大公报》的主编。[3]
一、新闻报道与评论的传播——从巴黎到长沙
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的一个主要讨论点就是“山东问题”。“山东问题”与1919年“巴黎和会”紧密相关。4月15日，“巴黎和会”拒绝了中国政府收回山东半岛主权的要求，而将德在山东利益转让给日本，尽管中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之一。5月1日，时任外交总长陆征祥（1871—1949年）向北京提议接受“巴黎和会”提出的一切条款，以此换取若干列强在华特权的取消和调整，包括取消“庚子赔款”。第二天，北京政府密电代表团接受凡尔赛和约，这意味着，将山东半岛全部权益转让给日本。
但是，当天北京政府的意图就已经被泄露。[4] 5月2日的“晨报”首页刊登了《外交警报敬告国民》一文：
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此噩耗，前两日仆即闻之。今得任公电，乃证实矣。闻前次四国会议时，本已决定德人在远东所得权利，交由五国商量处置，惟需得关系国之同意。我国所要求者，再由五国交还我国而已，不知因何一变形势也。更闻日本力争之理由无他，但执一九一五年之二十一款及一九一八年之胶济换文及诸铁路草约为口实。呜呼！二十一款出于胁迫，胶济换文以该路所属确定为前提，不得迳为应属日本之据。济顺、高徐草约，为预备合同，尚未正式拟定。此皆我国民所不能承认者也。国亡无日，愿合四万万民众誓死图之！[5]
消息的泄露以及几项外交措施的制定均与北京政府内部复杂斗争有关。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导致全国震怒，报纸媒体的报道则加剧了这一事件的发酵。作为全国最有影响的报纸，上海《申报》早在5月2日之前就对巴黎和会进行持续报道。5月1日，该报在第3版的短评《勿怯》（前两页多为广告，这是当时报纸的普遍排版方式）中表明了立场：
近观内外形势，我国人对于和会之主张大有悲观之象。余以为不必怯也。盖事之进行，成败利钝固在不可知之数，所可知者，唯尽我之尽力耳。况乎一事之成，固不能不经若干之曲折耶？[6]
“巴黎和会”的事件爆发后，该报也积极进行了报道。5月3日的报纸第2版刊载：
北京电巴黎电：日初拟藉青岛问题脱离和会。因题小理细，拟改以人种案脱离。惟本意不在人种，仍以青岛案为交换条件。（一日下午六钟）[7]
同日，该报第3版刊载：
北京电章宗祥不复回任。继任者为江庸。[8]
相对于接下来一天所爆发的事件，这些新闻报道仍比较中立。
除北京以外，（5月4日的事件）消息传到其他城市最快也在5月6日。这从天津《大公报》与上海《申报》两大报纸的新闻报道中可以看出。两者同为当时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报纸，并且分别位于两大有租界的口岸城市。《申报》5月6日第3页刊载：
北京电今日午后两点，各校生五千人入使馆界，执旗书“誓死争靑岛”及“卖国贼曹陆章”字样。后又拥至曹宅，初极文明，警察弹压，激动公愤，有举火烧宅者。警遂逮捕，被捕甚众。经钱派员慰谕，尚相持未散。东交民巷已戒严。（四日下午九钟）[9]
这则关于5月4日学生运动的短讯（现在普遍称为“火烧赵家楼”）反映了1919年媒体报道的情况。一方面，可以看出在电报与纸质报纸时代，新闻消息的传播最快需要多长时间，答案是不到24小时。撰写、编辑后将消息发送至上海需要约12小时，而像《申报》、天津《大公报》这样的严肃报纸，往往在前一日夜里或当日凌晨就完成编辑与排版，这就是为什么此消息没能在5日见诸《申报》的原因。《申报》的编辑很有可能在5日就已经知道消息，然而也不得不等至第二天将此新闻进行排版。天津和北京相距较近，但是由于电报技术的原因，报道此事也仅比上海早一天，即在5月5日。
相对于这些有明显殖民色彩的口岸城市，长沙《大公报》的编辑部缺乏足够的支持独立性的客观条件，也没有专门的消息渠道，抑或海外通讯社如路透社的支持。当时湖南报纸（包括《大公报》）的情况在《长沙报纸史略》中有所描述：
至于新闻内容与形式，初颇简陋。本省访员仅秦君伯昂、陈君兰生等数人，后始有杜君否予兄弟，无通讯社之设。八九年以后，各报在新闻方面始有所竞争。审鉴、组织、排列、印刷，诸法均渐改良。各通讯社亦风起云涌，资益各报不少。[10]
很显然，在1919年，长沙基本上没有报社可以购买通讯社的服务。很多新闻都是二手的。编辑们从各自新闻渠道获取新闻，有些仅仅就是从一些大的报纸例如《申报》得到消息：
民国三年后，欧战发生。协约、同盟两方俱利用宣传，路透、德华各电，不需高价，各报因各有外电。欧战告终，始无之。[11]
北京的消息在长沙传播时间延迟还有另一个可能的原因，那就是长沙《大公报》与湖南当局的矛盾与斗争。从1918年到1920年，受段祺瑞（1865—1936年）委派，张敬尧（1881—1933年）任湖南省督军兼省长。为了支持段祺瑞以及北京政府的妥协政策，张数次下令禁止报纸采取反对北京外交政策的立场。长沙《大公报》由于反对这一命令而遭到压制。此前，自1919年初，该报已经持续对巴黎和会以及中国外交斗争进行关注。“山东问题”自从当年4月底也在该报反复被讨论。下文是长沙《大公报》当年4月30日第3版的一则报道：
对德之第一次讲和会议
昨二十五号为联合国全体对德之第一次讲和会议。各国全体委员全部出席，我国则陆王二委员列席。德国讲和委员共六人……至会议情形详电到时再报。[12]
同一页关于这个话题还有一则报道，标题为：“一纵即逝之山东问题：政府已电陆使力争”。[13]
结合这几则新闻以及更早的一些报道，可以得出长沙《大公报》报道新闻的时间线。前引对德和谈的新闻撰写于25日，发表于30日。这样一则国际新闻，即使在有电报技术的情况下，用时5天才见诸报纸。另外两则来自上海的简讯，撰写于4月29日，30日上午11点40分被电报发至长沙，5月1日见诸该报第2版《上海专电》栏目。[14] 同样的，还有一些来自上海的消息4月27日撰写，5月1日发表。
通常而言，当某个新闻事件发生后，需要2至5天才能在长沙《大公报》上报道出来。如果是转自上海的新闻，则需要2到4天。但其仍然可以被称为最新消息。长沙《大公报》在5月9日才报道了北京的抗议和冲突。
许多研究者注意到了张敬尧对长沙《大公报》的压制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诚然，张敬尧被认为是当时北京段祺瑞政府“皖系”的一员。他不仅在五四运动期间，更是在整个任期都在采取一系列严厉措施来压制包括长沙《大公报》在内的湖南报纸。但是，许多资料表明，在1919年5月，张似乎并没有（或不能）禁止五四运动的消息在湖南传播。长沙《大公报》在此期间持续对巴黎和会和“山东问题”进行了报道：
由五四运动消息从北京传至长沙的时间线（总共4天）可以看出，在当时，一则轰动全国的消息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够传至中国各省省会城市。这些真实的历史细节也展现了五四运动发展成为全国性历史事件的过程。
二、五四运动期间长沙《大公报》上刊登的广告
通过考察长沙《大公报》上刊登的广告，尤其是在五四前后的广告，可以了解在五四运动的风潮中，长沙《大公报》的管理以及财务的变化。
作为一份商业经营的报纸，且长期受湖南地方政府压制，长沙《大公报》对于其经济来源之一的广告非常重视。报纸上广告的数量和质量都非常被看重。和当时很多日报的排版一样，长沙《大公报》一般为广告分配四个版面，通常是第1版、第4版、第5版和第8版。另外也有一些广告被刊登在报纸的中缝和各版面的边缘。
在北京政府获悉“巴黎和会”情况并且最终选择放弃山东利益之前，在长沙《大公报》上广告占据很大篇幅的，其中有外国公司，包括日本公司的广告。例如日本人的石井照相馆就与长沙《大公报》有着长期合作关系。其广告自1918年12月5日开始刊登于该报，[15] 也即在北京运动爆发前，该公司广告已经在长沙《大公报》刊登长达5个月。
其他一些外国公司的广告也经常在长沙《大公报》刊登。英美烟草公司在4月30日报纸上共刊登了两则广告，一则是三炮台香烟，另一则是翠鸟牌香烟，并且两者均在长沙《大公报》上长期进行广告宣传。另外，该日报纸第1版就刊有3则外国公司广告，其中1则日本银行的广告最为靠近报纸刊名，非常醒目。类似排版在其他页面也常见。显然，外资公司是长沙《大公报》的长期主顾和其资金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虽然外资广告占据了一定篇幅，然而更多的广告来自于中国本土公司。其中粤汉铁路广告篇幅巨大，占第4页的约50%。除此之外，在新闻接缝处，也刊登有许多本地小公司或者企业的广告。由此可知，长沙《大公报》由外资广告所获得收入大概占其总收入的30%至40%。
在北京学生运动爆发之后，长沙《大公报》不仅跟进报道了相关新闻与评论，其在广告方面也有所调整。例如，他们把长期固定主顾之一日资石井照相馆的广告撤下，并且之后再也没有刊登过。同时许多本刊登于第5版的广告移至第4版。除编辑排版意图之外，也可以从中窥知广告价格信息。不妨大胆假设，第4与第5版广告价格在发生前述变动的时候是一样的，或者至少相当接近。毕竟，如果两者相差太多，那么原本将广告刊登在第5版的公司，似乎不必花费高价更改页面。
然而，首页中日银行广告在五四运动之后依然存在，即使到了5月14日，该广告也并没有被撤销。这是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因为中日银行这类金融机构是基于1915年“二十一条”的设想所开设的银行，而“二十一条”中许多条款均致力于日本对中国的社会经济控制。
在该银行的广告中，报纸与企业双方似乎均想要将重点放在面对普通市民的业务上：
中日银行广告（株式会社）
敬启，自本行设立以来，信用昭著。各通商埠皆设有出张所。对于银行应办各事无不励精进行。凡信汇押汇电汇折票迁款来及保字贵重物品取费极廉。长期短期活定期储蓄特别储蓄各项存款利息从丰。无论巨细提款——光洋汉银毫无停滞。承本惠存款项取有本行票者，汇地行使，随时兑洋。并百元以上经长沙海关通过可纳关税，与现金同样收受。凡叨惠顾，无任欢行趾太平门外河街。电话九百五十七号，电话九百一十号。[16]
在这则广告当中，不难看到广告客户中日银行和负责广告业务的编辑都将这则广告设计成关注银行日常业务的风格，广告内容涉及转账业务和存款利率。在这则广告当中，中日银行试图展现一个热诚服务各界公司和商人的形象，并热衷于以非常优惠的价格帮助公司和生意人方便地处理各类财务问题，不管这个客户在中国的哪个角落。尽管金融业是一个参与者们普遍喜欢通过展示雄厚实力来赢得客户信任的领域，这则中日银行广告却展现出毫无野心的态度，也没有直接展示银行雄厚的金融实力。这些细节都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那个时代中国社会中爱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力。
值得一提的是，该公司的广告最终于1919年6月1日在该报被撤下。其版面（最为靠近报纸刊名的位置）被另一家湖南的中资银行所取代。实际上，在5月23日的报纸上，该公司的广告虽然仍然被放置在第1版，但已经不再占据原来的位置。据此，一个推断就是，之所以在五四运动爆发之后，该公司的广告仍然在该报得以刊登一段时间，是由于商务合同方面的原因。
结合1919年的背景，这则广告是值得玩味的。虽然难以通过资料直接了解长沙《大公报》的财务情况，但是根据其广告刊登状况，却可以得出一些合理的推断。
首先，正如许多媒体，乃至今天的媒体一样，长沙《大公报》的内容排版，在很大程度上考虑了商业利益。在该报的第1版还经常刊登私人的挂失启事。这说明在五四运动之前，该报并不会将广告根据其内容或者目标群体进行分类。决定某个广告在该报什么位置上出现的唯一因素是广告客户是否乐意支付相应的价格。同时，根据上文介绍的五四运动前后该报刊登广告的情况可以推断，第4版和第5版的广告位价格差别应该很小。
其次，五四运动之后，该报纸开始对所刊登广告进行管理，一个证据即是日本照相馆广告在5月14日的报纸被撤销。然而，作为一家商业运作的报纸，该报仍需按照合同行事，这或许可以解释中日银行广告的刊登与撤销情况。
三、结论
通过对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长沙《大公报》报刊文本（包括报道和时评）及广告的深入体察，可以更好地认识五四运动进一步发展和影响全国的历史进程。五四运动绝不仅限于像北京和上海这样的现代化大城市中少数几场知名的抗议活动，这场运动的影响力逐步遍及全国的过程，值得未来更多研究者的关注。
首先，通过对长沙《大公报》上新闻报道和时评与北京、天津和上海各大报同期内容的比较，中国一直以来舆论场的庞大被清晰地展现了出来。五四运动，这个震动全国的消息，花了5天时间才抵达长沙舆论场。基于此我们不难想象，更广大的长沙“以下”的城镇和农村，需要更久的时间来接受到这个震惊中国的消息，并进而受到它的影响。
其次，通过长沙《大公报》在五四运动之后刊登广告的变化，一个代表了1919年中国的社会舆论场和文学场的很多报刊的报纸形象生动地浮现了出来。长沙《大公报》是一个拥有影响力的社会组织，作为舆论场的一员，这使得它反映了很多来源于民众的更激进的观点。然而同时，长沙《大公报》作为商品社会的一员，又必须遵守商业规则，遵守过去签订的广告合同，直到它终于可以通过移除日本背景的商业广告来展示编辑部的态度。一方面，社会的商业规则在这个短时期内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报纸的言论自由；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商品社会环境又有其意义，长沙《大公报》的商业经营环境，是它长期以来，尤其是五四时期开展独立的、针对北洋政府的批评的经济基础。这实际上又支持了长沙《大公报》在相当一个时期内的自由批评。
总的来说，本文考察和分析了五四运动中的一个小小片段和局部图景。相对1919年整个中国来说，五四运动的内容，远远大于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展现在知名历史影像中的那些发生在北京的抗议示威和冲突。五四运动（即使是狭义的政治上的五四运动）同时也是一场从少数几个大城市逐渐拓展到全国各地每一个普通国民的启蒙运动。这种启蒙不止作用于抽象的“全国人民”，更同时作用于那些倡导启蒙的人自身。比如长沙《大公报》，它成立于1915年，从建立之初就将报纸的价值观树立在“勿忘国耻”（“五九”之国耻）和反对袁世凯的称帝野心之上。然而直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之后，它才专门注意不再刊登日本企业的广告。
[1] 作者简介：
孙汉田，男，1990年生，山东济南人。斯洛伐克考门斯基大学文史哲学系东亚研究部门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现代文学期刊及报纸文艺副刊研究。
[2] 在创办时期，长沙《大公报》的最高领导职位称“总理”，这与当时“总理”一词的含义和用法有关。正文中用“总经理”一词，避免歧义。
[3] 以上创办时期的诸多历史细节，均来自李景侨的回忆录。李景侨（李抱一）：《长沙报纸史略》，《中国近代报刊发展 》，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年，第508-536页。
[4] 本文涉及的关于“巴黎和会”期间一系列历史事件的背景，主要基于两部历史学专著。唐启华：《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邓野：《巴黎和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1919年中国的外交争执与政派利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
[5] 林长民：《外交警报敬告国民》，北京《晨报》1919年5月2日第1版。
[6] 冷：《勿怯》，《申报》1919年5月1日第3版。标点符号为笔者添加。
[7] 《专电》，《申报》1919年5月3日第2版。标点符号为笔者添加。
[8] 《专电》，《申报》1919年5月3日第3版。
[9] 《专电》，《申报》1919年5月6日第3版。标点符号为笔者添加。
[10] 李景侨（李抱一）：《长沙报纸史略》，《中国近代报刊发展 》，第525页。
[11] 李景侨（李抱一）：《长沙报纸史略》，《中国近代报刊发展 》，第525页。
[12] 《对德之第一次讲和会议》，长沙《大公报》1919年4月30日第3版。部分引用，标点符号为笔者添加。
[13] 《对德之第一次讲和会议》，长沙《大公报》1919年4月30日第3版。部分引用，标点符号为笔者添加。
[14] 《上海专电》，长沙《大公报》1919年5月2日第2版。
[15] 《石井照相馆广告》，长沙《大公报》1918年12月5日第4版。
[16] 《中日银行广告》，长沙《大公报》1919年5月14日第1版。标点符号为笔者添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