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化》| 海上新论研究：实践存在论美学
实践存在论美学的历史生成与独特创新
江飞 | 安庆师范大学教授
原文刊载于《上海文化》2019年第2期
内容摘要
实践存在论美学是接续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发展，顺应中国实践美学变革创新的必然结果，已成为新世纪中国美学多元化发展格局中的一种新理论，既是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实践美学和“后实践美学”的重要总结，也是针对中国美学实际问题而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进行的创造性转化。实践存在论美学的建构者朱立元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蒋孔阳的实践生成论与海德格尔后期的存在论等思想融为一炉，坚持马克思实践的唯物主义，以实践论融合存在论，以生成论取代现成论，为超越二元对立的认识论美学思维模式，为继承和发展实践美学，开拓了新的道路。
关 键 词 实践存在论美学 朱立元 马克思主义 历史生成 创新
一
朱立元实践存在论美学的生成，不是凭空的假想，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接续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发展，顺应中国实践美学变革创新及其自身美学思想进路的必然结果。这是必须首先言明和肯定的。
一般来说，中国实践美学是指坚持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和实践观点作为哲学基础和主要视点的美学流派，它萌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学大讨论”时期，奠基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以“美学四派”为代表，即以蔡仪为代表的“客观派”，以吕荧、高尔泰为代表的“主观派”，以朱光潜为代表的“主客观统一派”，以李泽厚为代表的“客观社会派”。他们基本上都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为哲学基础，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初级形态。其中，李泽厚、朱光潜通过发掘和借鉴《手稿》中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论思想，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实践美学雏形，迈出了中国实践美学的第一步。新时期以来，伴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提出和影响，以马克思的实践论为基础建构美学理论，关注实践的唯物主义理论，认为美学应该由实践出发，应从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中去解释美和美感的本质，这样一种理论倾向得到了美学界大多数人的赞同，从而掀起了又一次“美学大讨论”，逐渐形成了一个人数众多、规模庞大、观点各异的实践美学谱系结构。其中主要包括王朝闻“审美关系论”美学、杨恩寰“审美现象论”实践美学、周来祥“和谐论”美学、刘纲纪“创造自由论”美学、蒋孔阳“创造论”实践美学等多个“声部”，而“领唱”的则是李泽厚的“主体性实践美学”。他们的“多声部合唱”，使“实践美学”成为当代中国美学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主导思潮和学派，不仅初步建立起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更有力地推动了当代中国的思想解放和文化启蒙。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伴随西学思潮的涌入、中国社会的转型、哲学的存在论转向，实践美学一方面在外部受到了以杨春时“超越美学”、潘知常“生命美学”以及张弘“存在美学”、王一川“体验—修辞美学”等为代表的“后实践美学”的质疑和挑战，另一方面在内部也获得了以邓晓芒、易中天、张玉能“新实践美学”以及朱立元实践存在论美学等为代表的“新实践美学”的捍卫与丰富。三派共同围绕“建设现代中国美学”这一根本主题进行了长期论争，逐渐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当代美学格局。它们或坚持、或批判、或发展、或超越，合奏了一首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主题变奏曲”。正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在与“后实践美学”、客观派美学的争鸣以及与其他“新实践美学”理论的交流中，朱立元没有机械地固守“马克思主义”或“存在主义”，而是沿着李泽厚、朱光潜、刘纲纪、蒋孔阳等美学前辈已经初步建立起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美学“接着讲”，在继承中批判和创新，求同存异，求新求变，一方面主要依据马克思把实践论与存在论有机结合的基本思路，另一方面又将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存在论与中西传统美学相互对话、融通，经过十几年的深入思考，逐步建构起自己的实践存在论美学，总结和推进了中国当代实践论美学，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重要创新成果，因而在这首“主题变奏曲”中显得韵味十足，格外独特。
二
朱立元始终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拥趸和创新者，正如其师蒋孔阳先生所评价的，“他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和美学思想体系，一贯坚持，不断学习；但又并不墨守成规，而是善于联系实际，不断进行新的探讨，从而不断得出新意”。[2]
早在20世纪80年代的“手稿热”时期，朱立元就比较系统地学习和研究了《手稿》和马克思其他早期著作以及马克思1857年前后的经济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资本论》等著作，并联系美学问题进行思考，写出了十几万字的小册子《人·异化·美》。[3] 1986年，朱立元出版了两部处女作《黑格尔美学论稿》和《黑格尔戏剧美学思想初探》，“遵循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自觉克服长期以来‘左’的思想的束缚和影响，努力发掘黑格尔美学大厦中极为丰富、闪光的宝藏，同时注意揭示其中的两面性和内在矛盾”，[4] 为中国接受和传播黑格尔美学思想做出了重要贡献。1988年，朱立元在一篇探讨现实主义哲学基础的文章中就首次使用了“实践存在论”的说法，但并未深入论证。[5] 20世纪90年代之后，朱立元通过重新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以及蒋孔阳先生的著作，尤其是通过研究西方现当代哲学、美学、现象学、存在论，认识不断发展深化，对实践美学、“后实践美学”的认识发生了重要转变：一是对李泽厚的主流派实践美学由全面辩护转变为反思其局限；二是对“后实践美学”由完全批判转变为接受其同样的西方思想 影响，但力图避免其“食洋不化”等问题。在这三种中西思想 中，马克思实践观及其所包含的存在论思想被作为核心和哲学基础，始终贯穿于实践存在论美学的总结性著作——《美学》（2001年）、《走向实践存在论美学》（2008年）尤其是《马克思与现代美学革命》（2016年）——之中。
综合来看，笔者以为实践存在论美学的独特创新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坚持马克思实践的唯物主义，确立现代存在论的哲学根基和人本主义内涵。针对某些批评者有意切断马克思“实践”概念与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德国古典哲学）的整个西方哲学对“实践”概念的理解之间的语义上的血脉联系，朱立元坚持在西方思想史的背景下考察马克思“实践”概念的完整内涵，深入解析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等人的实践概念，尤其是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美学史上第一个重要文献——《巴黎手稿》进行文本细读，充分说明实践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核心范畴之一，与整个西方思想史上“实践”概念的基本含义及其演变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指明马克思的实践观是“吸收和改造了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黑格尔的实践观点的基础上形成的，并以此作为建构自己的实践唯物主义即唯物史观的思想 和理论起点”。[6] 针对批评者在某种程度上遮蔽和贬低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哲学变革的革命性意义，朱立元再三强调应从存在论根基处重新认识和解读马克思哲学变革的性质和意义，认为马克思以“实践”为核心建构的唯物史观掀起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哲学革命，创建了实践的唯物主义即历史唯物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是对绝对唯心主义和直观唯物主义的双重扬弃和超越”“为美学确立了现代存在论的哲学根基”“为现代美学确立了人本主义的基本尺度”。[7] 不难看出，朱立元对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实践的唯物主义”内涵以及实践唯物主义的存在论维度等做了层层深入、鞭辟入里的阐发，不仅仅是为了全面、准确地理解马克思理论的精髓要义，更是为了借此来回应中国自身的美学问题和社会问题（比如金钱和商品对心灵的腐蚀，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实践存在论美学坚持马克思实践的唯物主义，将美学研究的中心定位为现实“人”，使美学的研究视角、开拓思路、理论展开回归到实践中的“人”本身，既有利于颠覆传统美学的形而上学二元对立的僵化思维，突破自然中心主义或人类中心主义的狭隘视野，更有利于推动当代中国美学话语体系和理论范式的重建，建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生态美学，因而是合乎历史规律的，也是合乎人本主义诉求的。
其二，坚持“两个本体”合二为一，确立“一个对象”审美活动。在辨析“本体论”（ontology）范畴的5种误释的基础上，朱立元着重通过分析海德格尔的本体论（存在论）表明“把现代生存论或存在主义哲学硬行与本体论分割开来，排除在本体论视野之外，乃是一个极大的错误”。[8] 由此，他肯定了海德格尔生存论哲学所引领的这一现代本体论思路。在此启发下，回过头来重新发现和揭示出由于种种原因被遮蔽的马克思实践观的存在论维度，最终主张“从存在论（本体论）的角度把实践的内涵理解为人最基本的存在方式，理解为广义的人生实践，从而实现实践论与存在论的有机结合”，[9] 于是，实践与存在都是对人生在世的本体论（存在论）的陈述，存在论与本体论合二为一，原本以“实践”为本体的实践美学就变成了以“实践”和“存在”为本体的实践存在美学，它虽然仍以实践论作为哲学基础，但其哲学根基已从认识论转移到了存在论上。正因如此，朱立元一再表明，“实践存在论美学虽然受过海德格尔存在论的某些启发，但真正使我们获得和转移到存在论根基的，并非海德格尔的，而是马克思的存在论”，[10] 而不是某些批评者所指责的“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海德格尔化’”。因为我们不难看出：实践存在论美学既不同于只强调存在的“存在美学”，也不同于只强调“生产实践”的李泽厚“实践美学”，而是使实践立足于存在论根基上并强调：在存在论意义上，实践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在实践论意义上，存在中具有基本的实践品格。由“两个本体”合二为一出发，“审美活动”（审美关系的现实展开）也就具有了实践和存在的双重意义。按其所言，“审美活动是人超越于动物、最能体现人的本质特征的基本存在方式之一和基本的人生实践活动之一”，[11] “审美活动是在对象之中的活动，是主、客合一的活动”。[12] 由此，审美活动取代美和美的本质而成为实践存在论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和逻辑起点。坚持实践与存在“两个本体”合二为一，明确“一个对象”审美活动，使实践存在论美学超越了主客二分的认识论思维框架和实践概念的狭隘理解，一定程度上修正和拓展了“实践本体”一元论美学。[13]
其三，以动态生成观取代现成论，坚持“关系在先”原则。在朱立元看来，现成论是认识论思维方式的又一显著特征，它使得“美”被预设为一个现成的、固定不变的客观对象来加以认识，由此追问“美（的本质）是什么”等问题，这是“实践美学”始终无法摆脱的痼疾。美的首要问题应是美的存在问题即“美存在吗”“美如何存在”等存在论问题，只有以生成论取代现成论，才能解决这些美学基本问题。朱立元认为：“动态生成观是实践的唯物主义存在论必然的、革命性的逻辑推演，它取消了现成的主客体存在的自明性，同时跳出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使哲学理论不再停留于主体与客体、感性与理性、思维与存在、物质与精神等简单、僵硬的非此即彼的二分法的问题模式之中，与辩证法具有精神上的一致性。”[14] 换言之，马克思实践的唯物主义存在论中包含着深刻的“动态生成”的辩证观念和思维方法，按照“动态生成”观，既没有现成存在的、永恒不变的主体，也没有现成存在的、永恒不变的客体，所谓的主体与客体都是在实践活动中现实地生成的，并继续处在变化的过程中。按照这种双向生成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动态生成观，朱立元主张，美永远是一种“现在进行时”，审美关系、审美活动以及美都是生生不息的过程，将随人类和人类文明的存在和发展而永远生成下去：这是历史与逻辑的双重证明。之所以将“审美关系”放在首位，这体现了“关系在先”的原则。“在时间上，审美关系的建构与审美主客体的生成是同时、同步的，没有先后之分；但是，从逻辑上讲，则是审美关系在先，审美主客体在后，审美关系是审美主客体的确定者，审美关系之前和之外，无所谓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这就是‘关系在先’原则。”也就是说，审美主客体以及美都在具体的审美关系中生成，没有审美关系及其现实展开的审美活动，就没有审美主客体，也就没有美，美只能在现实的审美关系和活动中生成。以生成论取代现成论，坚持“关系在先”原则，使实践存在论美学很好地继承和发扬了蒋孔阳的实践生成论、审美关系论思想，又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后实践美学”在批评“实践美学”时所提出的“实践美学并未彻底克服主客二分的二元解构”“美首先是自我主体的创造物”等观点。
三
总之，朱立元的实践存在论美学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改造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用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解读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既揭示出马克思观点的存在论维度及其美学意义，又批判地借鉴和吸收了海德格尔基础存在论的合理因素，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蒋孔阳的实践生成论与海德格尔后期的存在论等思想融为一炉，以实践论融合存在论，以生成论取代现成论，为超越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等二元对立的认识论美学思维模式，为继承和发展实践美学，开拓了新的道路，使实践美学谱系结构呈现出多元共存、“多声部合唱”的良好面貌，同时使中国当代美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美学呈现出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蓬勃态势。
尽管朱立元多次在文章和讲演中声明，实践存在论美学是一种“集体创作”，还不完善，还需要进一步深化研究，但不容否认，实践存在论美学已成为新世纪中国美学多元化发展格局中的一种新理论，既是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实践美学和“后实践美学”的重要总结，也是针对中国美学实际问题而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进行的创造性转化：这是朱立元对中国美学建设、对马克思主义美学发展的重要贡献之一。
[1] 作者简介：
江飞，男，1981年生，安徽桐城人。安庆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文学博士，复旦大学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学、中西比较诗学和中国当代文学。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时期中国美学的存在论转向与理论形态建构研究”（项目号：18BZX142）的阶段性成果。
[2] 蒋孔阳：《〈历史与美学之谜的求解〉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页。
[3] 这本小册子集中探索了私有制异化劳动条件下艺术和审美何以能继续发展的问题，当时未能出版。20世纪90年代初，朱立元联系当时国内外美学界关于《手稿》的争论，就《手稿》与美学研究问题又写了七八万字，宏观考察和评价了《手稿》及其美学意义，并辨析和阐释了《手稿》首创的艺术生产理论。新旧两部分最后结集为《历史与美学之谜的求解——论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美学问题》，由上海市马克思主义学术著作出版基金会资助出版（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年）和再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
[4] 朱立元：《〈黑格尔美学引论〉自序》，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2页。
[5] 朱立元：《理解与对话》，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27页。
[6] 朱立元：《马克思与现代美学革命——兼论实践存在论美学的哲学基础》，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3页。
[7] 朱立元：《马克思与现代美学革命——兼论实践存在论美学的哲学基础》，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69-187页。
[8] 朱立元：《当代文学、美学研究中对“本体论”的误释》，《文学评论》1996年第6期。
[9] 朱立元：《我为何走向实践存在论美学》，《文艺争鸣》2008年第11期。
[10] 朱立元：《马克思与现代美学革命——兼论实践存在论美学的哲学基础》，第30页。
[11] 朱立元：《走向后实践美学》，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95页。
[12] 朱立元：《美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9页。
[13] 需要注意的是，朱立元的“两个本体”论不同于李泽厚的“两个本体”（工具本体与心理本体）论，后者之“本体”是意在解构西方哲学形而上学“本体”概念的“根本”“最后实在”之意，而这正是前者所批评的误释之一。朱立元对李泽厚“两个本体”论的学理批评参见朱立元：《试析李泽厚实践美学的“两个本体”论》，《哲学研究》2010年第2期。
[14] 朱立元：《马克思与现代美学革命——兼论实践存在论美学的哲学基础》，第179页。
责任编辑：孙页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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