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化》| 文化理论前沿
机器的异质性发生
菲利克斯·加塔利 著
董树宝 译 | 北方工业大学副教授
原文刊载于《上海文化》2019年第10期
内容摘要
统观各种关于机器的理论，加塔利尝试着辨别机器在本体论强度的各种界限，并在技术、社会、符号、价值论的化身之下来考虑整个机器论，由此探讨自创生的、过程性的、异质性的机器论。
关 键 词 机器 抽象机器 欲望机器 符号机器 装配
一
习俗希望我们把机器作为技术的一个子集来谈论。我们倒真应该认为技术的问题域依赖机器的问题域，反之则不然。机器可能会变成技术的先决条件，而不是技术的表达。机器论是魅惑（fascination）的对象，有时是谵妄的对象。关于这一点，存在着一整部历史上有记载的“动物寓言集”（bestiaire）。自从哲学诞生以来，人与机器的关系成为发问的一个源头。亚里士多德认为技术性（techné）的任务就是创造自然不可能实现的东西。从“知识”而非“制造”的范畴出发，技术性在自然与人类之间插入了一种创造性中介，后者的调解身份是持续含混的根源。关于机器的各种“机械论的”观念使机器清空了一切，而这一切可以使之逃避一种单纯的、各部分相互外在的构造。“生机论的”观念把机器看作生物；除非生物被看作机器。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3]开启的“控制论的”视角把生物系统看作是各种配备反馈原则的特殊机器。新近出现的“系统论的”观念发展了自创生的概念，同时把这一概念留给生物机器。在海德格尔之后，哲学方式使技术性——在它与现代技术的对立中——承担了一项“揭示真理”（dévoilement de la vérité）的使命，这一使命将“通过具体来探寻真实”。哲学方式就这样把技术性钉在了本体论的基座（根基）上，并危及它的过程性敞开的特点。
通过这些见解，我们将尝试着辨别本体论强度的各种界限，并在技术、社会、符号、价值论的化身之下来考虑整个机器论。而且这意味着要重建一种远远超越技术机器而发展起来的机器概念。对于每种机器而言，我们将不会对其与生命相关的自律性（这不是动物）而会对其奇异的表述能力提出质疑：我将其称为特殊的表述的融贯性。我们所思考的第一种机器是各种物质装置。它们是由人的手制造的——手本身可被其他机器替换——而且根据与生产目标相符合的观念和平面，它们亦是如此。我称这些不同的阶段为各种被完成的图表图式。
然而，这种组装（montage）和这些完成已经在严格意义上把扩大机器的种种极限的必要性强加给那将机器与人相联系的功能集合。我们将看到这意味着要考虑各种各样的组成部分：物质的和能量的组成部分；符号的、图表的和算术的组成部分（平面、公式、方程、计算，它们促进了机器的制造）；人体的器官、神经冲动、性情的组成部分；个体和集体的信息与心理表象；欲望机器的种种投注，而欲望机器生产一种近似于这些组成部分的主体性；抽象机器，它们横贯地置身于前面所思考的机器层面（物质的、认知的、感受的和社会的层面）。
当我们谈论种种抽象机器时，通过“抽象的”（abstrait）这个词，我们也可以在抽取的意义上来理解“抽取物”（extrait）。它们是能够使它们横贯地和我们刚刚列举的、全部异质的层面联系起来的组装。抽象机器横贯这些层面，正是抽象机器将给或不给这些层面提供本体论意义上的自主肯定的存在、效率、潜能。这种功能集合从今以后将被描述为机器性的装配。“装配”这一术语没有在它的组成部分之间包含联系、过渡、吻合的任何观念。这是一种有关可能、潜在的场域的装配，同样也是组成要素的装配，不具有“属关系”或“种关系”的观念。在这一背景下，用具、器具、最简单的工具、机器最小的结构零件将获得“原—机器”（proto-machine）的地位。
让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明这一问题。尽管我们拆去了锤子的锤柄，但锤子永远是锤子，只不过是处于“残缺的”状态。锤子的“头”可以通过熔解被还原。那么锤子将跨过形式上的融贯性的界限，它将从此失去它的形式；另外，这种机器性的完形（gestalt）既在工艺的平面上又在想象的层面上起作用，如同人们提及有关镰刀和锤子的陈旧回忆。我们只是面对一块返回光滑、解域化的金属块，而这一金属块先以机器性的形式出现。为了超越这种经验——可与笛卡尔的蜡块例子相提并论——让我们反过来尝试着把锤子和胳膊、钉子与铁砧联系起来。它们之间保持着链接的种种组合关系。而且它们的“集体舞蹈”将重新激活不复存在的铁匠行会、旧铁矿的不详时代、包铁轮子的祖传惯例……勒鲁瓦-古朗（Leroi-Gourhan）着重指出，技术对象在其所属的技术集合之外什么都不是。这对那些像机器人一样的复杂机器也是如此，而这些机器人很快将由其他机器人所生产。不过，对于科幻小说注明日期的时代来说，所有这一切难道没有显示出一种局部的视野、某种鉴赏力？注意到以下这一点是奇怪的，即为了获得越来越多的生命，机器要求越来越多的人类抽象的生命力作为回报：而且这一切都沿着它们的演化路线进行。计算机辅助设计、专家系统和人工智能既引人思考，又逃避思想。它们解除思想的各种惯性图式。计算机辅助的思维形式是突变的，它们取决于其他的音乐、其他的指涉世界。[4]
因此，拒绝人的思想分享机器论的本质是不可能的。不过，这种思想究竟在哪一点上仍被描述为“人的”？科学技术的思想难道不从属于某种精神的和符号的机器论？这里，一种区分在下列两者之间是必不可少的：一边是各种“意指”的生产符号论——社会群体的公共货币——像围绕机器进行工作的人们的“人的”表述，另一边是各种“非—能指”的符号学，不管它们传达的意指数量是多少，它们操纵着那些可能被描述为“非人的”表达辞格（figures d’expression）；正是各种方程、各种平面表述了机器，并使机器以图表的名义对技术和实验的装置起作用。意指符号论影响语音或文字领域之截然对立的系列，而这些系列把各种陈述转译为能指表达的质料。结构主义者喜欢把能指树立为全部表达结构的统一范畴：语言、肖像、动作、城市规划或电影等。他们公设了一种一般的、能指的、对全部话语性形式适用的可译性。不过这么做，难道他们就没有误解机器性的自创生的本质性维度吗？意义和效果的这种连续的涌现不是取决于模仿的冗余，而是取决于意义的效果的独特生产，即便是无限可复制的。
机器的这种自创生的核就是使机器摆脱结构、使机器区别于结构并赋予机器以价值的东西。结构意味着反馈的种种回路，结构使它从自身出发所掌握的总体化概念发挥作用。结构被各种输入和输出占据着，它们的职责就是使结构按照永恒回归的原则运行。结构被一种对于永恒的欲望纠缠着。相反，机器被一种对于废止的欲望萦绕着。机器的出现几率由于威胁它的故障、灾难、死亡而增强一倍。机器具有一种补充的维度：它在不同形式下所发展的相异性维度。这种相异性使机器排斥结构，后者以异物同形的原则为轴心。由机器性的自创生所引发的差异立足于不均衡，也就是远离均衡、对潜在世界的探索。而且这涉及的不仅是一种形式上均衡的中断，而且是一种彻底的本体论反转（reconversion ontologique）。机器始终依赖于各种外在要素，以便能够像这般存在。机器不仅意味着一种与制造它、使它运行或毁坏它的人相关的互补性，而且它在一种与其他现实的和潜在的机器的相异性关系中就是自身—— 一种“非人的”表述、一种“原—主体”的图表。
这种本体论反转免除能指概念的总体化的影响范围。因为并不是种种相同的能指实体引起本体论指涉对象的各种突变，而这些突变使我们从分子化学的世界转向生物化学的世界，或者从音响的世界转向复调的与和声的音乐世界。当然，能指性解码的各种线——它们由各种离散的图形（二元化的、横组合化的和纵聚合化的）构成——有时在彼此的世界中相交。而且我们可能有这样一种错觉——相同的能指网络栖居于所有这些领域之中。当我们考虑这些指涉世界的织体本身时，这就完全不同了。这些指涉世界每次都打上了奇异性的标志。从音响效果到复调音乐，表达强度的种种意义集合发生分岔。这些意义集合依赖某种移动的关系，并展示了种种在不可化约的意义上是异质的、本体论的融贯性。我们由此既发现了许多种解域化，也发现了表达质料的许多特点。悬于这些表达质料之上的能指的分节（articulation signifiante）——在它的无差别的中立性之中——不能作为内在性关系强加于各种机器性的强度，强加于非话语的、自主表述的、自主价值化的这种自创生的核。这种核没有屈从任何的解域化程序的一般句法。任何对子——“是”与“是者”，“是”与“无”，“是”与“他者”——将不能保持本体论意义上的二进制位（binary digit）的等级。各种机器性的命题逃避了话语性的寻常运作，逃避了能量、时间与空间的结构性坐标。
二
然而，同样还存在着一种本体论的横贯性。在宇宙粒子的层面上所发生的一切并非与人的灵魂或社会的事件无关。不过这并不依据柏拉图式的普遍和谐（《智者篇》Le Sophiste）。各种解域化强度的构造体现在不同的抽象机器之中。我们应该考虑的是，有一种机器性的本质将会体现在技术机器之中，还会体现在与这一机器相关的社会的、认知的环境之中——各种社会性集合也是机器，身体是机器，存在着科学的、理论的、信息的机器。在任何的统一特征之外，并依据不可逆性、奇异性和必然性的原则，抽象机器横贯所有这些异质的组成部分，不过尤其重要的是抽象机器使这些组成部分异质化。在这一点上，拉康式的能指遭受了双重缺乏：它太抽象了，尽管它轻易地就使各种异质的表达质料变成可译的，它缺少本体论意义上的异质发生，它无偿地统一“是”的各种领域，并使之句法化，与此同时，它不太抽象，因为它不能解释我们目前必须重新考虑的、这些机器性的自创生的核的特殊性。
弗朗西斯·瓦雷拉将机器描述为“其组成部分的相互—关系的集合，而不管其组成部分本身如何”。[5]因此，机器的组织与它的物质性无关。他区分了两种机器：“它生产的”机器（生产除自身之外的其他事物）与“自创生的”机器（连续地孕育和规定它们自己的组织和它们自己的界限）。这些自创生的机器实现了一个替代其组成部分的连续过程，因为它们服从必须不断补偿的各种外部干扰。事实上，自创生的资格被瓦雷拉留给了生物学领域；被排除在外的是社会系统、技术机器、晶体系统等。这就是他对“它生产”与“自创生”进行区分的意义。然而，自创生——仅仅界定各种自律的实体，它们是个体化的、单一的，并摆脱了输入与输出的关系——缺乏诸生物体所必需的各种特性，就好像这一事实一样，即它们通过各种基因系（phylums génétiques）诞生、死亡、继续存活。自创生值得根据各种演化的、集体的实体来被重新思考——这些实体之间保持着各种相异性关系，而不值得被不可改变地重新关闭在这些实体自身之上。由此，各种建制和技术机器表面上属于“它生产”；然而，当我们在它们与人类所构成的机器性装配的背景下来考虑它们时，它们实际上变成自创生的。因此，我们从机器界特有的个体发生和种系发生的角度来考虑自创生，而机器界是与生物界重合的。
机器论的种系发生的演变在第一个层面上被这样一个事实所转译，即随着“世代”（générations）一词不再使用，机器通过彼此抑制的“世代”来呈现自身。过去的世代的演变关系通过潜在性的各种线和它们的蕴涵树形图延伸到未来。然而，问题恰恰不在于一种单义的历史因果关系。各种演化线呈现为块茎；年代测定不是同时发生的，而是异时发生的。例如，蒸汽机在工业上的“腾飞”（décollage）是在中华帝国把蒸汽机用作孩子的玩具之后的数个世纪发生的。实际上，这些演化的块茎整体上穿过各种技术文明。一项技术革新可能经历漫长的停滞或者回归的不同时期，但是几乎没有例子可以说明技术革新在今后时代不会“重新开始”。这一点对于种种军事上的技术革新是极其清楚的：它们不断地强调那打上不可逆性印记的、漫长的历史序列，而这种不可逆性为了新的地缘政治布局的利益而摧毁帝国。不过，我再说一遍，这对于各种最低下的器具、用具和工具而言已经是真实的，而它们没有避开这种种系发生。例如，我们可以举办一个展览来展示石器时代以来锤子的演变，并对锤子在新材料和新技术背景下将被指定变成什么做出各种猜测。如今我们从超市购买的锤子在某种意义上是在各种无限的潜在延伸的种系发生的世系上“被提取”。
正是在各种异质的机器性的世界、各种不同的维度、特异的本体论织体的交叉路口，伴随着各种彻底的革新、各种昔日被遗忘的后来被重新激活的祖传的机器论的基标，历史的运动使自身实现奇异化。在其他各种组成部分之间，新石器时代的机器将言说机器、打磨石块的各种机器、各种基于种子选择的农业机器与村庄的“原—经济”联系起来。书写机器只是伴随着城市的巨机器（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的诞生才会出现，这些巨机器与古代帝国的扩张有关。与之同时发生的是各种大的游牧机器从冶金机器与新战争机器的勾结开始建立起来。至于各种大的资本机器，其基本的机器论是增殖的：城市国家的机器，然后是王国机器、商业和银行的机器、航海机器、一神论的宗教机器、解域化的音乐和造型艺术的机器、科学和技术的机器等。
机器的再生性对个体发生的平面提出的质疑是更复杂的。机器的运行状态的维持——它的功能同一性——从未完全被保障。磨损、不稳定性、各种故障、熵，要求机器在某种程度上更新其物质的、能量的和信息的组成部分，尽管这些组成部分可以陷于“声音”之中。与此同时发生的是，保持机器性的装配的融贯性要求那涉及其构成的人类行动和智能的部分也要被更新。因此，人—机器的相异性错综复杂地与机器—机器的相异性联系起来，后者在互补性关系或争斗关系（战争机器之间）之中抑或在零件或装置的关系之中运行。实际上，机器在新样品或新模型中发生的磨损、事故、毁灭和复活都是机器的命运的一部分，并在某些审美机器（凯撒的各种“压缩作品”、[6]让·丁格利[7]的各种“元机械”、各种偶发性机器、各种谵妄机器）中能够变成其本质的最显著部分。因此，机器的再生性不是一种纯粹的、被编程的重复。其断裂与未分化的种种划分——使模型脱离任何载体——引入它们所占的既是个体发生的又是种系发生的差异份额。正当这些过渡阶段转入图表的状态、蔑视物质的抽象机器时，机器性的核的“灵魂的补充部分”被看作是与简单的物质集块形成对比。一堆石头不是一台机器，而墙已经是一台静态的“原—机器”，因为它显示了各种潜在的极性、内与外、高与下、左与右……这些图表的潜在性使我们摆脱瓦雷拉对机器性的自创生的描述，依据的是统一的个体化，既没有输入也没有输出；它们把我们引向了一种更加集体的机器论，没有受限的单一性，其自律性屈从于相异性的各种载体。技术机器的再生性——不同于生物的再生性，并不建立在编码的不同序列之上，而这些序列完全被限制在界域化的基因组之中。每种技术机器的确具有构想和组装的平面。不过，这些平面与技术机器保持距离；另一方面，它们相互运行于机器之间，以便构建一种图表的、往往全部覆盖机器界的块茎。技术机器之间的关系与它们各自零件的调整预设一种形式上的系列化和它们的奇异性的某种丧失（比各种生命机器的奇异性更加强烈），这些生命机器是与一种间距相关的，这一间距介于“能量—空间—时间”的坐标中所表现的机器与更加解域化的坐标之中所发展的图表机器之间。
三
这种解域化的间距与奇异性的丧失必须与诸质料的被加强的光滑表面联系起来，而这些质料是由技术机器组成的。当然，这些质料特有的、奇异的种种粗糙表面从未被完全废止，而是它们不得不干涉机器的“运作”（jeu）。从一种表面上简单的机器装置——锁与钥匙构成的对子——出发，让我们来研究机器性的偏差与光滑这两个方面。异质的本体论织体的两种形式在这里起作用：（1）物质化的、偶然的、具体的、离散的形式，其奇异性被再度封闭在自身之上，这些形式各自体现为锁的剖面Fs与钥匙的剖面Fc。Fs与Fc从未完全吻合。因为磨损和氧化，所以它们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发生演化，不过这两者都必须保持在受限的标准偏差（écart-type）的范围之内，而钥匙不断地超出这一标准偏差而运行。（2）“形式化的”、图表的、被这种标准偏差归摄的形式，它们呈现为一种包括Fc、Fs剖面的全部系列的连续体，而这些剖面与锁的有效开动相兼容。
人们立刻注意到，机器性的效果，也就是向可能的行为的过渡，完全应该从第二种形式的方面来进行定位。尽管这些图表的形式在一种最可能受限的标准偏差上实现分级，但是它们在数量上呈现为无限。事实上，重要的是形式Fc、Fs的积分。
这种无限积分的形式使偶然的形式Fs与Fc迭复和光滑，只有在这些形式属于这种无限积分的形式的情况下，它们才在机器的意义上有价值。一种关系由此“在”种种具体的、许可的形式“上”被确立起来。正是这种运作，我将其称为解域化的光滑，而且它既针对由机器构成的质料的标准化，也针对它们的“数字的”和功能的描述。未被充分轧制的、解域化的铁矿石会呈现原始矿物碎块的凸凹不平，这些凸凹不平可能会扭曲钥匙和锁的理想剖面。材料的光滑不得不剥夺材料的偶然性，并使材料运行，以便忠实地模塑那些外在于材料的形式化痕迹。我们应该补充的是，这种模塑——在这一点上可与摄影相比较——不应该太短暂，并且它应该保存一种属性上充分的融贯性。还就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碰到标准偏差的现象，而这种标准偏差启用一种理论的、图表的融贯性。铝钥匙或金钥匙有可能在钢锁中发生弯曲。一把变成液态或气态的钥匙立刻失去实用的效能，并溢出技术机器的场域。
形式化界限的这种现象将在机器内部的诸关系与机器相互之间的诸关系的全部层次上被重新寻到，尤其是伴随着各种备用零件的存在。技术机器的组成部分由此就像形式货币的零件一样，自从它们借助计算机进行设计和制造以来，这一点显得更加清楚明了。这些机器性的形式，这些有关质料、零件之间的标准偏差、功能调整的光滑，往往使人认为形式胜过融贯性与质料的奇异性——技术机器的再生性，似乎规定其每种要素都融入一种关于图表领域的预先确定的定义之中。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把图表描述为“关系的像符”（icône de relation），并把图表看作算法的函数，他向我们提出了一种从当前角度来看适合进一步展开的广阔视野。其实，图表在这里被构想为一种自创生的机器，这种机器不仅赋予图表以功能上和质料上的融贯性，而且还强迫图表展示其相异性的不同记录，这些记录使图表避开一种被封闭在各种简单的结构性关系之上的同一性。机器的“原—主体性”在潜在性的世界之中确立自身，后者从各个方面超出它的界域性。由此我们拒绝假设一种形式化的主体性，后者内在于图表的符号化，例如一种鉴于著名的拉康原理而“栖居”于能指链之中的主体性—— 一个能指为另一个能指再现主体。对于机器的各种记录而言，并不存在一种基于中断、缺乏和缝合的单义的主体性，而是存在主体性在本体论上异质的各种方式、无形的指涉世界的不同意义集合，这些意义集合在相异性的诸领域——更确切地称作相异化（altérification）的诸领域——之中占据部分表述者的位置。
对于机器性的相异性的这些记录，我们已经碰到了一些：不同机器之间与同一机器的各零件之间的邻近的相异性；关于内部的、质料的融贯性的相异性；关于形式的、图表的融贯性的相异性；关于演化语群的相异性；战争机器之间的争斗的相异性，在战争的延续阶段，我们可以将此与欲望机器的“自主争斗的”相异性结合起来，而这些欲望机器往往走向了它们自身的崩溃、废止。
相异性的另一种形式只有以极为迂回的方式被接近，正是标度（échelle）的相异性或分形的相异性才在不同层次的机器之间确立一种系统对应的运作。[8]然而，我们不是在编制一张有关相异性的机器性形式的普遍表格，因为这些形式的本体论模态确实是无限的。它们通过那些具有不受限制的组合性与创造性的、无形的指涉世界的意义集合组织起来。
古代社会的主体性比白人的、男子的、资本的主体性更好地被配备，以便对相异性的这种多化合价进行制图。在这一点上，我可以参考马克·奥热（Marc Augé）论述那些与非洲部落社会中崇拜对象雷格巴（Legba）有关的异质性记录的报告。雷格巴碰巧横贯地处于：命运的维度、关于生命原则的世界、祖宗谱系、物质化的神、适应的符号、个体化的实体、乡村入口的神物、房屋大门口的另一神物、在举行进入房间的仪式之后……
雷格巴是一把沙子、一个聚合处，但这也是与他人关系的表达。我们可以在门口、市场、乡村广场、十字路口发现雷格巴的神像。它可以传达种种信息、疑问、回答。它也是与死者或祖先联系的方法。它既是个体也是个体的等级，既是专有名词又是普通名词。“它的存在符合这样一个明显事实，即社会不仅源自关系的领域，而且源自‘是’的领域。”[9]马克·奥热强调了象征系统的不可能的透明性和可译性。“雷格巴装置……根据两个轴被建造。一方面是从外向内看，另一方面从同一性向相异性看。由此，‘是’、同一性以及与他者的关系被建构，通过物神崇拜的实践，不仅以象征的名义，而且以敞开的本体论的名义。”[10]
当代机器性的装配并不比古代社会的主体性具有更多标准的、单义的指涉对象。不过我们更不习惯其指涉性的组成部分的不可化约的异质性——甚至异质发生的特征。资本、能量、信息、能指是许多这样的范畴，它们使我们相信本体论意义上的指涉对象的同质性，这些指涉对象是生物学的、动物行为学的、经济学的、现象学的、书写的、音乐的，等等。
在化约论的现代性的背景下，我们的责任就是重新发现：与机器性的交叉口的每次促进过程相符合的是价值世界特有的意义集合，从这一意义集合出发，非人的部分表述被建立了。生物学意义上的机器促进生物的世界分化为植物生成、动物生成。自从复调音乐的重大变革以来，音乐机器在不断调整的声音世界的背景下被创立了。技术机器在最复杂的和最异质的表述的组成部分的交叉口被建立了。海德格尔把技术世界描绘为一种不吉祥的、由疏远“是”的运动造成的命运，[11]他曾举了一架停在跑道上的商业飞机的例子：可见的对象隐藏了“它是什么以及如何‘是’”（cequ’ilest et la façondontilest）。被解蔽之后，“它只是作为持存物而停留在滑行道上，因为它被订造而保障着运输可能性”，为此，“在它的整个结构上，在它每一个部件上，它本身都必须是能够订造的，也就是做好了起跑准备的”。[12]将实在揭示为“持存物”（fonds）的这种质询、这种“订造”（commission）本质上是由人操作的，并根据普遍的操作来表达。但是，以向人言说之“是”所显示的永恒真理的形式，机器的这种“持存物”确实就在于“已然在那儿”（déjà-là）吗？实际上，机器在向人言说之前就向机器说话了，并且机器显示和渗出的本体论领域在每次出现时都是奇异的和不稳定的。
让我们再举商用飞机这个例子，这次不再以属的名义，而是以技术上注明日期的、被取名为“协和”（le Concorde）的模型的名义。这一对象的本体论意义上的融贯性本质上是混合的，这种融贯性就处在世界的意义集合与移动的集聚的交叉点上，每个世界都具有它们自己的本体论意义上的融贯性、强度线、坐标以及特殊的机器论。“协和”同时隶属于：具有其理论“可行性”的诸平面的图表世界；把这种“可行性”转化为物质术语的技术世界；能够有效地生产它的工业世界；与足以使之出现的欲望相对应的集体的想象世界；政治和经济的世界。
然而，这些目的因、质料因、形式因和效果因终究在整体上没能达到要求。协和飞机这个对象确实往返于巴黎和纽约之间，但依旧固着在经济的地面上。在它的组成部分中，融贯性的这种缺乏断然使它整体的本体论意义上的融贯性变得脆弱不堪。协和飞机只存在于12个样品的再生性的范围之中，并扎根于未来的超音速的可能性语群。这已经不容忽视！
至于装配的指涉与部分表述的各种组成部分的一般可译性，我们为什么要如此强调建立这种一般可译性的不可能性？为什么缺乏这种对于拉康的能指构想的尊敬？只因为源于语言学结构主义的这种理论化使我们无法摆脱结构，并禁止我们进入机器的实在世界。结构主义的能指始终是线性的话语性的代名词。从一种符号到另一种符号，主观的效果会在没有其他本体论保障的情况下突然发生。相反，各种异质的机器，正如我们的精神分裂分析观点预测它们的那样，没有沿着普遍的时间化来产生一种标准的“是”。为了阐明这一点，我们将不得不在符号论（sémiologique）的、符号学的、编码的、线性的不同形式之间确立不同的区分：“自然的”世界的种种编码，会对多种空间维度起作用（例如晶体学的那些维度），并没有意味着要抽取编码的自主化算子；种种生物编码的相关线性，例如DNA的双螺旋结构，它从4种基本的化学基开始相等地在3个维度上展开；“前—能指”的符号论的线性，这些符号论在平行的、相对自律的各种线上展开，即便口头语言的种种音位链似乎总是“超编码”所有其他的链；结构性能指的符号论的线性，这种结构性能指以专制的方式规定、征用所有其他的符号化方式，甚至逐渐地使它们消失在信息科学主导的通信经济的背景下（请注意一点：信息科学正处于它当前的发展阶段，因为诸事物的这种状态不是决定性的）；表达的各种非能指实体的超线性，这出现在能指失去专制的地方。各种超文本的信息线能够重新获得某种力本论的多态性，并直接关系到各种指涉世界，后者绝不是线性的，况且它们往往逃避一种空间化集合的逻辑。
非能指的符号机器的信号性质料是由“点—符号”（points-signes）构成；这些“点—符号”一方面属于符号领域，另一方面直接介入一系列物质的机器性过程，例如引发自动取款机运行的信用卡密码。非能指的符号图形并不只是分泌出种种意指。它们给出开始和停止的指令，尤其是它们启动本体论世界的“赋‘是’”（mise à l’être）。现在我们一起思考五声的音乐迭奏的例子，这种迭奏在某些音符之后催化了多样的德彪西式的一系列想法：围绕着歌剧《帕西法尔》（Parsifal）形成的瓦格纳式的世界，与拜罗伊特（Bayreuth）所构建的存在之域有关；格列高利圣咏（chant grégorien）的世界；法国音乐的世界，与之相伴的是回归拉莫（Rameau）和库伯兰（Couperin）时期的风格；肖邦的世界，归因于民族主义的移调作品（而就拉维尔来说，他挪用了李斯特的作品）；德彪西在1889年世界博览会上所发现的爪哇音乐；莫奈和马拉美的世界，与德彪西旅居美第奇别墅（Villa Médicis）有关。
而且向这些当前和过去的影响添加各种未来的共鸣大概是合适的，构成这些共鸣的是新艺术（Ars Nova）以来的复调音乐的再创造，其对拉维尔（Ravel）、迪帕克（Duparc）、梅西昂（Messiaen）等人构成的法国音乐语群产生影响，也对斯特拉文斯基（Stravinsky）所开启的音乐变革产生影响。
我们在这里清楚地看到，一方面是依据作者的线性能指的或“原—书写”的链，另一方面是这种多维的、多指涉的机器性的催化，两者之间不存在任何的一一对应关系。标度的对称性、横贯性、它们扩展的非话语的移动的特点——所有这些维度使我们摆脱排中律的逻辑，并使我们坚定地抛弃前文所揭示的本体论的二元对立。通过跨越各种本体论的界限、不可逆性的各种非线性的界限、各种个体发生的和种系发生的界限、异质发生与自创生的各种创造性的界限，机器性的装配经由它的不同组成部分争得它的融贯性。这里适合拓展的正是标度的观念，以便从本体论的方面来思考分形的对称性。种种分形的机器所横贯的就是种种实质性的标度。这些机器在产生这些标度的时候横贯它们。但是，应该承认如下一点，即这些机器“发明”的这些存在论意义上的纵坐标自始至终就在那里。如何支持这种悖论？我们一旦允许装配逃出“能量—空间—时间”的坐标，一切就变成可能的了（包括勒内·托姆所提及的时间的隐性光滑问题）。[13]而且还是在这一点上，我们有责任重新发现一种“是”之为“是”的方式——在……后、在……前、此处与别处——与它自身是不同一的。一种过程的、复调的“是”，为无限复杂化的织体所奇异化，以激活其潜在构成的无限速度进行。
四
这里所提倡的本体论的相对性与表述的相对性密不可分。对世界的认识（在天体物理学的意义上或在价值论的意义上）只有通过自创生机器的中介才是有可能发生的。以下这一点是合适的，即自我归属的发生源存在于某个地方，以便能够达到认知性的存在，不管这是何种“是者”或何种“是”的模态。在机器/世界的这一耦合之外，种种“是者”只具有潜在实体的纯粹地位，而且它们的表述的坐标是一样的。与这个星球相结合的生物界和机器界聚焦于一种有关空间、时间和能量的视点。它们描绘了一种构建我们的星系的角度。在这一特殊的视点之外，世界的其余部分只有通过其他自创生机器存在于其他点缀于宇宙的生物—机器界中间的潜在性才会存在（在我们理解人世间的存在的意义上）。关于空间、时间、能量的视点的相对性没有就此使实在陷于梦幻之中。恰恰不可逆性的范畴被确定的时候，时间的范畴消解在对大爆炸理论的宇宙学思考之中。让我们想象一个自创生实体，其粒子将从不同的星系出发而被建构。或者与之相反，一种认知性在夸克的范围内被确立起来。有不同的全景图，就有不同的本体论意义上的融贯性。机器界提取不同的构造，并使之现实化，而这些构造在潜在性场域中存在于无数的其他构造中间。存在论意义上的机器在机器界的内在的多样性中与“是”处于同一水平。它们不是被那些超验的能指所调解，也不是被单义的本体论根基所归摄。它们是自己的符号表达的质料。作为解域化的过程，存在是一种特殊的机器之间的操作，这一操作与奇异化的存在论意义上的强度叠加在一起。而且，这些解域化的一般化句法是不存在的。存在不是辩证的，不是可再现的。
欲望机器，与人际的和社会的、众多的有机平衡发生断裂，颠倒各种控制，使他者占了便宜，它们与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政治学背道相驰。例如，精神分析的部分欲力与多形态的反常投注没有构建一个异常的机器种族。全部机器性的装配——哪怕是处于萌芽的状态——都隐藏着表述的发生源，后者实为许多欲望的“原—机器”。为了勾勒这一点，我们必须扩大我们的跨机器性的联系，并将机器性的材料之本体论织体的光滑和图表式的反馈理解为许多强化的维度，而这些维度使我们超越那些以资本的方式直观把握机器性的世界的线性因果关系。我们还必须摆脱那些基于排中律和充足理由律的逻辑。通过这种光滑，出现了一种彼世之“是”（être au-delà），也就是一种为他者的“是”（être-pour-l’autre），后者在超出其严格的划界而使存在物于此地此刻获得融贯性。在无形的指涉（或价值）世界的意义集合的背景下，机器始终是一个由存在之域构成的发生源。关于“是”的这一逆转的“建制”就在于这样一种事实，即机器的某些话语性片段不仅实施一种功能的或意指的运作，而且还承担一种纯粹的、强度的重复在存在论意义上的功能，我将其称之为迭奏的功能。光滑就像一种本体论的迭奏，而且以这种方式还远未通过技术性来把握“是”的单义的真理，正如海德格尔的本体论所希望的那样，通向“是”的移动的和制图的诸方法一旦被获得，许多作为机器的“是”就给予了我们。不是“是”的，而是许多本体论的组成部分的诸种表现来自机器的领域。而且这一点没有符号论的中介、超验的编码，就直接作为“‘是’的给予”（donner-à-être）、“给予者”（donnant）。达到这种“给予”当然就已经在本体论上分享“是”。这一项不会偶然出现在这里，的确在这一“原—本体论”的层面上，肯定一种“原—伦理学”的维度已经是必要的。本体论意义集合的运作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是”的选择，不仅为了自身，也为了宇宙的整个相异性与时间的无限性。
之所以某些“高级的”人类学阶段应该有选择和自由，因为这些阶段也应该在机器性串联的最基本的层级之间被寻到。不过，要素与复杂性的观念在这里可以被粗暴地颠覆。最分化的东西与最不分化的东西共存在于同样混沌的深处，这种混沌以无限的速度运行其潜在的记录，而这些记录既相互对抗又相互依存。如今人类得以在其“终端”构建自身的“机器—技术”的世界被混沌的无限速度的限定而又恒定的前景封闭了。不过，这一相同的、符号限制的世界被其他世界扩大了一倍、两倍乃至无限化，而其他世界在某些条件下只求在它们的潜在性世界之外进行分岔，并孕育可能的新场域。
正如科学机器不断地修改我们的宇宙边界一样，欲望机器、审美创造机器也是如此。正因为如此，它们不得不在主体化装配中间获得一个突出的位置，这些装配本身被选定来接替我们的陈旧的社会机器，后者不能追赶那使我们时代繁荣昌盛的机器革命。
如果不愿接受一种对横扫地球的大规模机器革命（冒着毁灭地球的危险），亦不愿牢牢抓住我们想赖以重建超验性的价值的各种传统体系，那么进步（progès）的运动，或者也可称为过程（processus）的运动，将努力调和价值与机器。价值内在于机器。机器性的生命不仅通过控制论的反馈来表现自己，它也从表述的界域的化身、价值化的“是”的把握出发关联着无形世界的促进。机器性的自创生通过部分的“原—主体化”的发生源来将自身确认为一种非人的自为（pour-soi），并且它在“横向的”生态系统的相异性与种系发生的相异性的双重模态下展现一种他为（pour-autrui）。价值的全部体系——宗教的、审美的、科学的、生态哲学的——定位于这种介于不可避免的当下与可能性的潜在之间的机器性界面。价值世界就这样构建抽象机器的诸装配（complexions）的无形的表述者，而这些装配与话语的实在性是相容的。因此，只有在“原—主体化”的这些发生源凭借或多或少的强度体现于有限性的纽结、混沌式把握的界域的限度内时，这些发生源的融贯性才被确定，况且这些界域保证它们可能会重载过程的复杂性。因此，双重的表述是有限与无形的无限。
然而，价值世界的这些意义集合没有形成共相（universaux）。它们扭结于奇异的存在之域的事实确实赋予它们一种异质发生的潜能，也就是一种向分化的、必然的和奇异化的不可逆过程敞开的潜能。这种机器性的异质发生——使“是”的每种色彩进行分化，例如把哲学概念的融贯性平面变成一个截然不同于科学功能的指涉平面或审美构成的平面的世界——最终如何被化约为一般等价物的资本同质性，导致全部价值相等？以一种价值论的装配来反对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的贫乏对立是恰当的，而这种价值论的装配包含价值化的全部机器性的模态：欲望价值、审美价值、生态价值、经济价值……资本价值从一种“再域化”的变革开始，后者以经济符号与货币符号的优先性为基础，并且与一种有关全部存在之域的全面爆发相符合。事实上，资本价值并不在价值化的其他系统之外；它构成价值化的致命的核心，这一核心与那对不可言喻的界限的跨越相一致，而这一界限在一种被控制的混沌互渗的“解域化”（在社会实践、审美实践、分析实践的支持下）与一种发生于随机的黑洞之中的眩晕性之间摇摆（也就是一种阵发性的二元化的指涉），它不可避免地消解想逃避资本法则的价值世界的整个融贯性。因此，人们只是过度地把各种经济规定性置于与社会关系和主体性生产相对的优先位置上。经济法则就像法律一样必须从整个价值世界减除。在计划经济和新自由主义的混杂废墟之上，并依据政治伦理的新目的性（生态哲学），我们以对价值世界的重建作为抵偿来吁求坚持不懈地更新价值化的机器性装配的融贯性。
[1] 作者简介：
菲利克斯·加塔利（Félix Guattari，1930—1992年），法国精神分析学家、哲学家，著有《精神分析与横贯性》（1972年）、《分子式革命》（1977年）、《机器无意识》（1979年）、《混沌互渗》（1991年）等。1969年，加塔利与德勒兹相遇，决定进行合作，他们合著《反俄狄浦斯》（1972年）、《卡夫卡：为弱势文学而作》（1975年）、《千高原》（1980年）与《什么是哲学？》（1991年）。本文选译自《混沌互渗》第2章，为阅读方便，译者把全文分成4个章节。
[2] 译者简介：
董树宝，男，1976年生，黑龙江尚志人。北方工业大学文法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3]N. Wiener, Cybernétique et Société, 1948.
[4] 参见Pierre Lévy, Les Technologies de l’intelligence, Paris: La Découverte, 1990。
[5]Francisco Varela, Autonomieet Connaissance, Le Seuil, 1989.
[6] 凯撒·巴勒达西尼（César Baldaccini，1921—1998年），法国当代著名的雕刻家，以“压缩艺术”著称。——译注
[7] 让·丁格利（Jean Tinguely，1925—1991年），瑞士当代著名的雕刻家和实验艺术家，以机器式的动态雕刻著称。——译注
[8] 莱布尼茨在他对无穷大与无穷小趋于同质的关注中，认为他视作神圣机器的生命机器在其趋于无限的最小部分中继续是机器（这不可能是由人类技艺所制造的机器的情况），载Monadologie, Delagrave, Paris, 1972, pp.178-179。
[9]M. Augé, Le fétiche et son objet, L’Objet en psychanayse, Paris: Denoël, 1986.
[10]M. Augé, Le fétiche et son objet, L’Objet en psychanayse, Paris: Denoël, 1986.
[11]Martin Heidegger, Essais et Conférences, Paris: Gallimard, 1988.
[12] 马丁·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孙周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15页。
[13] 勒内·托姆（René Thom，1923—2002年），法国数学家，突变论的创始人，著有《结构稳定性与形态发生学》。——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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