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化》| 文化聚焦
五四运动100周年纪念
纪念与比照
——五四运动100周年断想
王建疆 |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原文刊载于《上海文化》2019年第6期
内容摘要
通过五四时期民主、科学与爱国的比照，启蒙与救亡的比照，表现出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与反帝的爱国运动之间存在一种复调关系。通过探究五四前后中国人文学科的“有”与“无”，说明由于五四的民主和科学精神不张，中国的人文学科不可能走在世界的前列，唯有自由精神和独立意志造就的原创性以及科学的严谨性，才有可能振兴中国的人文学科。通过现代与别现代和前现代之间的比照，发现只有别现代主义的反思和批判精神，才是对于五四民主和科学精神的继承和弘扬，才有可能改变目前人文学科国际话语权缺失的尴尬。
关 键 词 五四 比照 人的觉醒 别现代主义
一、两种比照与人的觉醒
100年后纪念五四，引来众声喧哗，各种歧见充斥其间。但将五四新文化运动与爱国运动相对立，将启蒙与救亡相对立，却是众声喧哗中的主调。沿着这两种主调，似乎五四只是一场反抗侵略的斗争，其本质是爱国主义，从而将文化的意义，尤其是文化革新的意义弃之不顾；又似乎爱国、革命、战争就必然会代替或者消解文化启蒙，文化启蒙的不成功就是外来侵略势力的强大所致。但如果稍有近现代史常识的话，就不会以这两种主调为然。这是因为，从五四之前就开始的新文化运动，的确给中国人的思想和中国的面貌带来了无可非议的变化。尽管关于造成这种变化的功绩归属仍然争论不休，或归于某党某派，或归于某个伟人，但历史尤其是文化的历史，不可能只由个别人或某个集团改变。这不仅是历史事实，也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英雄观的体现。
以上两大主调构成了两大比照。这就是民主、科学与爱国、救亡的比照。在这两大比照中，人的思想觉悟将是最具有决定性的维度。
（一）民主、科学与爱国的比照
众所周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旋律是民主和科学。这里的民主就是来自西方的民主，如宪政、言论自由、自由选举等，没有更多的歧义。这里的科学就是指自然科学，其概念来自西方，也没有争议。用民主和科学替代老祖宗留下的家法和经世致用之学，并以此为治国之要和救民之方，实在是一种弃旧图新的壮举，不仅是新文化的开端，而且也是新文明的肇始。在民主与科学的大旗下，作为中国几千年精神统治的孔家店被砸烂了，几千年惯用的文言文被新白话文所取代，人们的话语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文化巨变，是民主和科学口号下面的实绩，而非故弄玄虚的口头禅。文化的巨变带来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中国。从此，普通读书人已不再是“小人”，孔子已不再是圣人，儒家已不再至高无上，科技已不再是“淫技”，社会已从思想上、话语方式上宣告了新时代的来临和旧时代的死亡。这种时代的巨变无疑是民主和科学被引入中国后才发生的，因此，任何时候，都无法将新文化运动从中国的历史上抽掉，同时，只要还承认新文化运动的存在，就无法否定作为新文化运动之魂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即民主和科学。
民主、科学与爱国的比照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与落后现状的比照。自中英鸦片战争之后，清王朝和中国的知识分子已实实在在地意识到西方的强大，并开始从对西方坚船利炮的恐惧上升到对西方科技发达和制度优越的羡慕，有意学习之。但强大的专制统治思想和江山意识阻止了他们向西方学习先进的人文思想和社会制度，怀揣着“中体西用”的小聪明，只停留在对西方科技的学习上。历史证明，如果没有外来因素的介入，古老封闭的儒家文化是不可能有自我更新和自我超越的。在屡遭西方列强侵略的挫败后，朝野对老祖宗留下来的那些玩意儿失去了信心，也失去了兴趣，从而西方的民主和科学作为理念首先在清末民初大行其道，实在是现实的教训和功利主义使然。戊戌变法就是路走不下去了再换条道的历史见证。戊戌变法之所以发生在慈禧太后专制时期，显然是与西方宪政文化的影响分不开的。实际上，批儒、非孔的新文化运动早在王国维那里就已经开始。如在《书辜氏汤生英译〈中庸〉后》（1906年）中，王国维从哲学角度审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他说：“孔子教人，言道德，言政治，而无一语及于哲学。”“今试问孔子以人何以当仁当义，孔子固将由人事上解释之。若求其解释于人事以外，岂独由孔子之立脚地所不能哉，抑亦其所不欲也。”[2] 在此，王国维认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伦理只是建立在“人事”上，而缺乏哲学依据。在《论性》（1904年）中，王国维对孟子直至程朱的“性善”“性恶”说，逐一进行分析和审视，提出了“盖人性苟善，则堕落之说为妄，既恶矣，又安知堕落之为恶乎”的质疑。在《论近年之学术界》（1905年）中，更是大胆评论儒家道统，这被佛雏认为是“回顾了两千年来的学术史，明白揭露了那个‘一尊’‘道统’对学术思想发展所造成的深刻危害性”。[3] 在《释理》（1904年）中，王国维从梳理“理”的东西方源头入手，认为“以理为形而上学之意义者，与《周易》及毕达哥拉斯派以数为有形而上学之意义同，自今日视之，不过一幻影而已矣”。[4] 王国维如此进步，革命家鲁迅、蔡元培的进步思想则更不用说。而且，王国维在清王朝统治尚存的情况下批孔孟，较之十余年后五四时期清王朝被打倒以后的批孔孟，其价值之大不言自明。
如此思想状况无非说明，在落后挨打的现状面前，爱国的国人有了觉悟，老祖宗创造的文化在与西方文化的比照中受到普遍怀疑，老祖宗定下的训诫因为无补于现实而被无情地弃置了。同时，西学突进，借助于“日源新语”而植根于中华土壤，文化上的西化已全面开始，尽管时时冒出国粹学人的哀鸣、谩骂、阻遏，但在时代大潮面前，无济于事。民主、科学这些西学的精华更是深入人心，作为普世价值深植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中，为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奠定了思想的、情感的基础。
五四作为时间节点将它之前的新文化运动和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火烧赵家楼的抗议行动合并在了一起，从而使得五四本身有了多种解读的可能性。事实上，说五四是一场新文化运动的有之，说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的亦有之，认为五四是伟大的爱国运动的亦有之，同时，将五四定位在反帝爱国的新文化运动的综合性说法亦有之。表面上看似乎都在概括历史的进步，但稍加辨析，则发现其中的巨大差异。
将五四定位在一场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似乎不妥，但交织的复调的历史又很难将反帝与新文化拆开。一方面，说五四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似乎不妥，原因在于：其一，文化运动是不需要暴力的；其二，反帝反侵略也不一定就反封建。义和团反帝，但它本身就是封建帮会，是不可能反封建反到自己头上的；其三，反帝是为了保卫国土和内政而非文化建设。相反，文化建设主要是精神文明和思想意识的培育。因此，将反帝反封建与新文化运动强捏在一起多有勉强。就新文化运动而言，其标志是德先生和赛先生，即民主和科学。民主与科学是新旧文化比照的标杆，而爱国并不能成为时代变革的标杆。这是因为，反侵略的斗争在任何时代都可能发生，只要有对本国主权和领土的入侵，就会发生反入侵和捍卫主权与领土完整的斗争，这种斗争也就是爱国主义运动。但是，这种爱国主义运动不一定就是现代民主、科学意义上的爱国运动，相反，有可能只是政治权力更替的准备。事实上，只有到了20世纪初，当民主和科学的概念进入中国时，五四的爱国运动才得到了现代性的升华，这就是对民族国家的坚守和对国际协约不公的抗议，而且这种抗议后来得到国际响应，对中国在一战胜利后的不公待遇重新分配。这无疑是由手无寸铁的学生向世界强国抗议和世界强国同意接受抗议的结果。火烧赵家楼虽然不免暴力，与现代民主相违，但现代方式的街头示威，而非“公车上书”“撞墙死谏”的方式，仍然属于现代民主大范围。一般意义上的爱国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都曾有过的，而具有科学和民主精神的爱国运动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未曾有过。因此，五四时期的爱国运动是现代意义上的爱国运动，而非以往任何时代都可能发生的爱国运动。五四时期，爱国只是民主和科学进入中国的引子，而非民主和科学的对立面，更非可以取代民主和科学的唯一维度。正是民主与科学给这场爱国运动注入了不同于以往中国的精神实质，这就是现代性和现代化诉求，即公平、正义、协商。因此，五四是一场民主、科学与爱国主义相互比照又相互纠结的复调历史事件。复调意味着平行交织，因而不能用爱国去排除民主和科学主线，同样，也不能用民主和科学去扭曲爱国主线。
（二）启蒙与救亡的比照
民主、科学与爱国比照的主调后来演变为启蒙与救亡的比照。这方面最著名的是李泽厚先生的“救亡压倒启蒙”的学说。但近来此说饱受批评。秦晖先生就认为，不是救亡压倒了启蒙，而是启蒙出现了拐点，即拐到了马列的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上去了，也就是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后，新文化运动自动地拐到了暴力革命上去了，而非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略压倒了新文化启蒙运动。李、秦二人的说法似乎都有道理，但真正的思想启蒙和文化自觉不是可以被外来因素所牵引和改造的，而是由内需推动的自我更新过程。这里的关键在于内需，在于本国知识分子的觉悟程度，不可能被侵略和反侵略战争所压倒。再说，如果中国知识分子有了真正的现代性觉悟，即使是战争延缓了民族的启蒙，但战后还是可以补上这一课的。但过去的历史告诉我们，并没有人来补上这一课。把启蒙的不张和现代性的隐没归结为曾经发生过的战争和阶级斗争，是看到了中国现代史的前半截，而忽视后半截的简单化做法，是缺乏历史整体观的结论。事实上，中国的启蒙就来自于外敌入侵的强行植入，如果没有在外敌面前的屈辱的历史，新文化运动是不可能发生的。但这种强行植入的新文化观念来自于被动的应付，缺乏深刻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更新，因此，新文化运动之后，整个社会并未因此而进入全新的阶段，只是从封建社会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现代文化革命处于停顿，因而现代性觉悟没有得到普遍提高。由于对于民主、科学的理解不够，并没有将民主和科学变成一种国民精神。
当然，批评启蒙之不张，实质上仍是呼吁启蒙的共同表现，本身就是一种启蒙。但启蒙不可能被外敌所毁灭，也不可能被革命所压制，相反，感叹启蒙之不张，恰好说明启蒙仍是时代需要，启蒙依然深得人心，启蒙不会过时。
二、五四前后：有与无的纵向和横向比照
比照的思路起始于2015年我的一篇文章，[5] 这就是在崇无论和尚有论之外发现走出困境的路径。此文只是就中国当代美学和文论而言，但所涉及的问题并不局限于此。相反，可以扩展为中国的现代史问题，可以提升为中国的现代化问题。
所谓崇无论，首先是对中国古代美学和文论的否定，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学科意义上的美学和文论。其次，是对现代中国美学和文论的否定，认为现代中国没有美学和文论，有的只是西方美学和文论在中国的传播。再次，是对当代中国美学和文论的否定，认为当代中国没有自己的美学和文论，有的只是西方美学和文论，离开了西方美学和文论，我们就会陷入“失语症”。
尚有论与崇无论针锋相对。在21世纪初，中国文论界和美学界出版了3本具有建设性的专著。一本是童庆炳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一本是朱立元的《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和批评发展 的调查报告》，一本是张法的《中国美学史上的体系性著作研究》，这3部专著都是崇有的，都认为中国美学和文论有自己的体系，而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前两部却是关于中国古代美学和文论的，因而其辩驳并不有力。至于改革开放以来的文论成就是否就可以结束“中国美学/中国哲学/中国文论还是美学/哲学/文论在中国”的诘难，则很难确定，这是因为尚不能看出中国学者在理论的独创性方面的建树。
待有论走出有无之争，主张寻找中国美学和文论之“待有”，即等待有、期待有，具体表现为我们缺少什么样的哲学和美学？我们缺少什么样的文论？
崇无还是尚有，建基于“是中国美学还是美学在中国”“是中国哲学还是哲学在中国”的具有普遍性的诘难上。任何一个奋发有为、积极向上的民族都不会回避来自他者的诘难，更何况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中国。只要中国的人文学科（包括哲学、美学、文学）没有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公认，没有取得话语权，那么，崇无和尚有的争论就不可能停歇。但这里的有无问题所构成的比照，无疑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形成比照，它要我们认真地检视历史，勇敢地面对现实，从而找到学术发展的可靠路径。
当然，如果执着于有无问题难免会陷入各说各的对立状态，但是有和无这个问题本身却在拷问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实绩：100年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哪些新的学科、新的学术、新的思想？如果以五四为支点，向前、向后搜索，我们会发现哪些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哪些是西方的东西，从而对于我们在学科建设上的实绩和不足有清醒的认识。尚无派所指认为当代中国没有自己的美学和文论，而尚有派所指大多为中国古代的美学和文论，而于当代，也仅仅涉及改革开放以来的美学和文论，虽说“成就巨大”，但鲜有真正的原创性理论。至于有无哲学的问题，绝大多数哲学家都在德里达的“中国无哲学”论面前保持了沉默。
五四100年了，为什么还会出现是否有中国哲学、中国美学和中国文论这种令中国学者感到尴尬的问题？原因可能很多，如说我们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学术思想欠发达；西方话语霸权所致；政治环境所致等。但我觉得，中国人文学科缺乏人文精神，即缺乏五四时期的民主和科学精神才是最主要的原因。所谓民主精神，就是新文化运动时期所主张的“独立之意志，自由之思想”。唯有独立之意志和自由之思想，才有可能大胆探索、创立新说，才有可能跻身世界学术前列。所谓科学精神，就是实事求是的精神，是老实诚信的精神，不做作，不虚饰，不造假，使自己的研究始终沿着接近真理的道路前行。但以五四精神为比照，我们的人文学科是否还有民主和科学的精神，值得检视和思考。
相较于中国哲学、美学、文论的有无问题，待有的问题，也就是等待有、期待有的问题更加重要，也更加迫切。五四精神中的民主和科学精神就是我们的待有。唯有这种待有变为已有时，中国的学术和艺术才会迈上新的台阶。学术民主集中表现在“大胆假设”上。大胆假设就是思想不受限制，自由创造。西方哲学、艺术、美学、文论的发达在于主义的发达，仅美学上的主义就有30多个，哲学、艺术和文论上的主义更多，直接主导着人文学科和艺术的话语权。相反，中国近代以来的人文学科，就鲜有主义。因主义的缺席，中国人文学科在国际上没有自己的地位。不仅没有地位，甚至还出现了“是中国美学/哲学还是美学/哲学在中国”的令人尴尬的问题。主义就是主张，就是理论的升华，是独创性的标志。大胆假设、自由创造，就是要有自己的主义，要创造自己的主义和流派。主义既是自由创造的前提，又是自由创造的结果。主义既可先行，成为主张，成为指南，亦可被总结概括出来，但其对学术和艺术的引导是不可置疑的。而科学精神在表现为“小心论证”上，就是遵循客观规律，实事求是，唯真理是从，论据精细有力，论证逻辑自洽。中国人文学科曾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拘囿于唯物还是唯心的论争，却缺乏严密论证，因而沦为道德伦理之争。当代中国艺术成绩斐然，但缺乏科学精神也是其难以取得更高成就的原因。上海导演徐峥主演的《我不是药神》反响极大，至今令人难忘，因为它触及国民医疗保险的痛处。但其令人感到遗憾处仍在于它缺乏科学精神，也就是待有科学精神。因为通过计算，以14亿人口做分母，就有可能将格列宁这种抗癌药从每支3.5万元的天价降为每支不足2元人民币。但这个广受欢迎的电影却并没有艺术化地处理这个细节，而是在剧终之际的银幕上打上“我国政府已经成功地解决了买不起格列宁抗癌药的问题”一行字，草率收场。如能将科学精神引入该片，说不定就会产生《钦差大臣》《汤姆叔叔的小屋》那样直接作用于社会、改造社会的伟大作品。还有2019年春节热播的《疯狂的外星人》，以皮鞭驯服、以烈酒降服外星人的故事虽然博得观众一笑，但那种让外星人向全宇宙传销烈酒的情节也将科幻片置于庸俗不堪之中。其原因就在于缺乏对酒的科学认识，也缺乏对外星人并非人类的理性认识，因而也就只能制造笑料，不可能创造更为震撼的艺术效果。
相较于几年前有关崇无尚有问题的争论，国际学术界对于中国人文学科包括哲学、美学、文学、艺术学的怀疑进入到新的阶段。这就是以前任国际美协主席阿列西·艾尔雅维茨为代表的西方学者提出的“中国的人文学科有必要领先世界吗”的问题。[6] 在这篇文章中，阿列西教授认为，由于中国的人文学科缺乏内需，也就是学科本身发展的动力，因而中国的人文学科没有可能跻身世界人文学科前列。同时他认为，中国的人文学科没有必要像中国的当代先锋艺术那样引领世界潮流，理由即在于并非每个国家都会在每个领域领先世界的。虽然阿列西教授的说法有待进一步商榷，他的说法也与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没有关联，但也说明至今我国的人文学科局面并不乐观，仍然需要自我反思和自我批评。
总之，崇无尚有之争引发的待有问题，与五四有着切不断的联系。这是因为，虽然我们在100年前就从西方拿来了或得到了德先生和赛先生，但与西方相比，我们缺乏哲学、美学和文论上的原创的主义和流派，因而尚未进入世界前列。崇无尚有之争与全球民主与科学的进步相比较，说明五四对于之后我国的民主和科学的贡献依然有限，并没有使中国的软实力得到整体的提升，不仅没有使中国的美学和文论跻身世界前列，相反，还被有无问题长期困扰。因此，弘扬五四精神的最好办法就是真正领会五四精神，将民主精神和科学精神贯穿在学术研究和艺术创作中。
三、现代、前现代与别现代的比照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资本主义因素和社会主义因素之间的此消彼长，中国进入一个多元制度交织的别现代时期。别现代就是似是而非的现代性。其表现特征在于：经济基础、社会制度、思想文化全方位的现代与前现代和后现代的杂糅，而且，在物质基础方面尚有数千万人等待脱贫，制度方面的户口制等和城乡差别有待取消，封建宗法制思想、迷信思想等有待肃清。因此，别现代就是现代性不充分的表现，这种不充分往往与伪现代相伴，以假冒伪劣的方式干扰、阻碍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别现代较之前现代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较之真正的现代尚有距离。在别现代时期，五四时期的民主与科学的精神能否充分体现，需要做社会学的考察。但根据以上3个方面的缺陷可以断定，五四时期的民主和科学尚在路上，而且也只能是在路上。正因为民主和科学尚在路上，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特别强调自由、民主、法治，实质上也就是继承和弘扬五四精神。
别现代主义是对别现代现状的审视、反思甚至批判，提倡通过自我调节、自我反思、自我更新、自我超越来实现全面的现代化，其实质就是五四民主与科学精神在特定时代的表现，是“告别革命”后的文明之路、强国之路。
比照五四的民主与科学精神，别现代时期有何差距，这是比照的意义所在。它让我们客观地面对现实，冷静地思考问题，勇敢地走向未来。我们今天的民主是不是就比五四时期更加地道，是否更加进步，是否更有效率？我们今天的科学是否就比五四时期更加发达，是否更具原创，是否更加有益？这绝对不是可以“一言以蔽之”的武断可以说清楚的。事实上，有些方面比照五四，我们今天是退步了。不仅退步了，而且有时走到了它的反面。如贪污腐败盛行、诚信危机、假冒伪劣肆虐等，能说明是社会民主的进步吗？医患冲突，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无序竞争，能说明这是科学的进步吗？
正因为中国现代性的发育不成熟，民主与科学精神没有得到真正的继承和发扬，前现代的物质情状、制度残余、思想观念依旧故我，严重地阻碍着中国现代化的实现。党的十九大报告说，只有到了2035年我国才能实现基本的现代化，目前我国仍属于欠发达的发展中国家。这是一个符合国情的判断，有利于我们深入思考中国的问题和中国的道路，促使我们在与五四的比照中检视自己，完善自己。从1919年的五四到实现基本的现代化的2035年，总共116年，不可谓不长，但在这么长久的历史时期，我们到底做了什么，有哪些应该做，哪些不应该做；哪些做得比较好，哪些做得不好，都需要总结和反思。唯有总结和反思，才能找到全面实现现代化的有效途径。从20世纪70年代起我们国家就提出了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内需不可谓不强劲，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真正的现代化并未实现。我们距离真正的现代化，仍有很长的路需要走完。
比照的目的既是为了发现优点，也是要发现缺点，争取进步。只有坚持不断地进行历史纵向和现实横向的比照，我们才能发现自己的进步和退步，才能产生发展的内需和动力。纪念者在纪念被纪念者时，历史依然前行，但按照比照的方法论，到底是编年史上的前行还是观念史上的前行，抑或制度史上的前行，这才是纪念的意义与意义的纪念。但愿人们能够从年复一年的纪念活动中，通过比照发现我们的缺憾，发现我们的待有，从而发现我们要走的道路。
[1] 作者简介：
王建疆，男，1959年生，黑龙江密山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哲学、美学、文艺学。
[2] 王国维：《书辜氏汤生英译〈中庸〉后》，姚淦铭、王燕主编：《王国维文集》下册，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第24页。
[3] 佛雏：《王国维诗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0-21页。
[4] 王国维：《释理》，姚淦铭、王燕主编：《王国维文集》下册，第155页。
[5] 王建疆：《中国美学和文论上的崇无、尚有和待有》，《学术月刊》2015年第10期。
[6] 阿列西·艾尔雅维茨：《案例与真相：对王建疆有关“主义的缺位”命题的进一步讨论》，《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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