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化》| 艺术新视界
画什么并不重要
——对话张方白
张方白 王春杰 夏存（执笔）
原文刊载于《上海文化》2019年第4期
内容摘要
对画家来说，画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画。张方白在作画的过程中，倾注的精力并不在具体形象上，每张画所构成的黑白图像——黑白结构才是他关注的核心。每幅画里面所包含的黑白，动态，每根线的走向，每块颜料的流淌以及所传达的精神，是无具体形象的，但最终又要能够在画面上成立。创作其实就是用大量的时间来思考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关 键 词 张方白 油画 当代艺术 中国传统
张方白，男，1965年生，湖南衡阳人，中国当代著名画家，中国油画协会会员。1991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第四工作室；曾任教于湖南衡阳师范学院美术系、天津美术学院油画系、北京青年政治学院艺术设计系，现为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获首届中国油画双年展学院奖（1993年）。重要油画作品有“实在”系列，“鹰”系列等。在德国、比利时、芬兰、瑞典等世界各地均举办过个人画展。
王春杰，男，1957年生，黑龙江人，艺术家，《上海文化》“艺术新视界”栏目特约主持。
夏存，男，1985年生，上海市人，艺术家，《上海文化》“艺术新视界”栏目特约记者。
王春杰（以下简称王）：方白兄，您好！很早以前就有访谈您的计划。近两年来您特别活跃，无论在中国国内还是在欧洲都能见到您的画展，有很多艺术评论家长期关注您，对您的作品作出很高的评价。这些评论大多是从人文哲学的角度来诠释、评判您作品的艺术观点、精神内涵等，我们这次访谈想抛开那些形而上的话题，从您具体作画的角度切入，来谈谈您的绘画经历和作画过程。
张方白（以下简称张）：这个想法很好，毕竟画画最终还是要回到画面上，怎么解读是评论家关注的问题。作为一个艺术家，我能够把握好的只是面前的画布和手中那支笔。从起稿到最后完成这个过程，作为目前的我来说，还是很有自信的，我享受这个过程。
夏存（以下简称夏）：从简历上看，您是1991年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的，那么推算起来，您在求学期间应该是“85新潮”的亲历者。那段时间您都经历了什么，最大的收获又是什么？
张：对我说来，记忆犹新的是20世纪90年代初，我刚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在中央美术学院，我是油画系第四工作室的，那个工作室观念比较前卫，平时课堂的练习也比较偏向现当代的思维方式。毕业的时候我创作了一组作品，名叫“实在”，画的是人的简约的躯体，像人又不像人，可以看作是人的符号、灵魂的意象，我以为这就是生命体实际存在的样子。因为那时候有些孤独，有些寂寞，沉浸在个人的灵魂中。这组作品参加了中国油画年展、油画双年展，好像还拿了一个奖。当时影响挺大，因为纯粹抽象的画法在国内“85新潮”以后虽然有很多人在尝试，但是真正表现得好的不多。我的画面看上去很有力量，观念上是对“85新潮”的一种呼应，所以大家都很喜欢。
夏：当时中央美术学院聚集了全国最优秀的一批美术新人，艺术创新的氛围非常浓郁。
张：现在回想起来，在中央美术学院的4年是很充实的，我从塞尚一直到马蒂斯、毕加索，还有后面的波洛克，每一个现代艺术的阶段我都做了很深入的研究，而且这些艺术家每个时期的画我都临摹过，也用他们的方式画过自己的创作，好像自己亲历了一遍现代美术史。这种经验是很难得的，当然那时候学院的气氛很好，也能静下心来仔细做研究。那时候整个美术界在“85新潮”的推动下，在创作中流行着两种主要的倾向，即在方法上强化绘画语言，在观念上强调生命意志。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大家都感受到一种生命的冲动，有强烈的创作欲望，但在具体的艺术表现上，大多还是比较粗糙的，有一种干喊口号的感觉。毕竟我们都是从上一个年代过来的，我们接受的基本上都是口号式的宣传，所以在艺术的表达上自然而然会以这种概念化的方式继续着。但是对我来说，我还是坚信绘画语言和生命主题是能够相互结合、完美统一的。我也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尝试，无论是抽象也好，抑或是具象也好，我都尝试过，总之是想要找到一种属于我自己的独特的绘画语言。“实在”这个系列可以说就是沿着这种想法的一次探索，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也是你所看到的我今天的绘画的一个雏形。
王：相信很多人都问过您为什么画鹰这个问题。您是怎么找到鹰这个主题的？又是怎样从一只具象的鹰身上找到您所需要的绘画语言的？
张：毕业后我回了老家湖南衡阳，也许是远离了北京这样激越而躁动的氛围，我的心情开始慢慢平复下来，我对画面的理解也开始有了微妙的变化。那时候我看了很多关于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书，从中受到很大启发。之后我到了天津美术学院任教，学院成立了一个综合表现班，由我负责班级的整体教务。天津美术学院的教具组有十几个鹰的标本，我发现这个东西特别好，我把它们全部拿到画室，让学生写生，但是他们好像都不太感兴趣，结果全让我画了。我发现这个鹰和我们的传统有很大的关系。我很快画了一大批鹰的作品。那些鹰我现在来看都觉得画得很好，每张都很有味。可能是刚刚找到这个题材，在表现的时候还有一种陌生感，所以画得特别生涩，也恰恰是这种陌生感，让我的画面看起来很有力量，因为细节都忽略掉了，很生猛！
夏：那批作品出来后，大家最初的反应怎么样？
张：反应很好！当时这个表现班办了一个名叫“再启动”的展览，栗宪庭从北京过来，看了展览，觉得我的画最打动他。他觉得我的作品虽然是油画，但是和中国传统有很深的关联，从本民族的 中获取灵感，这种趋势正好符合当时在中国兴起的后现代的艺术观念。许多人都说：“张方白的东西有种凝固感。”
王：除了凝固感以外，我觉得您的画面还呈现出一种孤独的悲剧性效果。而作为一个人，我们总是希望有自己的圈子，有自己的朋友，希望被别人关注，您的作品与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有一种格格不入的感觉。
张：对！虽然我喜欢交朋友，但是在创作上我绝对会坚持我自己的主张。这让我的画面和其他人不一样，我在创作过程中总想寻找一种男性的力量，一种不容辩解的强势感。贾方舟曾说我的作品有点“大男子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很同意这个说法，我的画面有些时候让人无法质疑，它像一个孤独的英雄，矗立在高不可攀的山峰顶端，傲视这个世界的一切，但所有的英雄注定都是悲剧，因为他无法逃避上帝带来的毁灭。所以我不太在意是否被人关注，我常说时代怎样与我无关，我只是与鹰作伴！这么多年来，始终觉得鹰跟我有种灵魂的对话，在孤独的时候会感觉到鹰好像给我安慰，在怯弱的时候给我一种力量，而且它始终给我一种意志，也是我向外界的一种宣言。
夏：鹰是您的符号，我们知道张方白是因为您的鹰，我们谈到张方白也说您的鹰画得好，那鹰会不会变成一种禁锢？它会不会阻碍您继续往下探索？因为您的鹰已经很成功了，那接下去怎么走？
张：我觉得这对我来说不是一个问题，其实我觉得画什么不重要，也许我是因为鹰而被大家记住，但是我在画的过程中倾注的精力并不在这个形象上，我思考的是绘画，而不是鹰这个形象。说得更通俗点，我的画面是鹰，但是每一张画里的结构所构成的黑白图像才是我的核心。这个结构不是我们素描里说的结构，而是我这幅画里面所包含的黑白，动态，每根线的走向，每块颜料的流淌以及传达的精神，它是无具体形象的，但最终又要能够在画面上成立。我的创作其实就是用大量的时间来思考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这个时候它到底是不是鹰，已经不重要了。很多人说我的画像文人画，也有人说我的作品像塔皮埃斯。其实要我说都不像，我的作品没有文人画的矫揉造作，反而有点像甲骨文，像龟板上的图像，它是中国原始艺术的意象。在《周易·系辞》里就有这种说法：“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立象以尽意。”这里的“意”怎么解释？很多人觉得是寓意，或者是意象、意境，但是我觉得都不对，这里的意应该解释为意志，也就是由于我个体的意志才出现了我画面中的图像。中国最早的图像亦是如此，无论是早期山洞的岩画，还是陶盆上的图案，都是源于当时人们的某种欲望，所以中国绘画为何会与西方绘画有如此多的不同，中国绘画的出发点在于人，在于创造并解读这个图像的人，而西方绘画里对象对画面的影响要重要得多。比如模仿说，就是把对象变成了艺术创造主体。如果从这点出发来看，我画什么就不重要了，我个人的意志才是最重要的，创作者就要像孟子所说的那样，“万物皆备于我”“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把主观的意志与天地、万物相联，那么，我笔下的一草一木都受我意志所遣，同时也与天地万物息息相关。
王：您讲到了黑白，这应该是从传统水墨中汲取的经验，但是您用的材料是油画，您在这两者之间是如何做到相互融合的？
张：我在“实在”系列中就有黑白的概括，不过那时候的东西更偏向西方的表现主义，而后面的鹰就更贴近于中国传统的书法以及文人画里的笔墨。但在我创作的时候，我会用秃头笔，也就是毛比较稀松、比较硬的笔。刚才说过，我的作品需要力量，所以我希望用坚硬的东西来画。最近我还开始尝试使用扫把，就是超市里买的尼龙扫把，这种扫把的毛很硬，而且扫把的形状就是一个直排，非常适合我表现大的块面。我在用笔的时候非常注意我手部节奏的把握，戳、点、拉一气呵成，有点像黄宾虹用笔的感觉，同时由于扫把的毛弹性很足，又能形成一些我没有预设过的画面笔触。所以你可以看我作品，总体感觉虽然是一根根的线条，但是你沉下心来细看，它的粗细、深浅、走向都不一样，每根线条里面藏着很多丰富的细节，这样的线条应该是独一无二的，它已经打上了张方白的烙印。另外我在处理线条时，会在结构的转折点用一些灰色，让画面的藏和露显得更自然。所以更确切地说，我的画应该是黑白灰三个色调，这个灰的作用是让黑和白能更好地衔接，这样画面就生动了。这有点像中国传统中的“一分为三”，灰不是一种独立的存在，而是在黑白两者的相互交融与衔接中生成的。它是既包含了黑白，又不是黑白的第三种色调，这也就是老子所说的“一生二，二生三”的思想，灰就是黑白所生的“三”。我们看八大山人的画，里面用线条也非常简练，但是一笔下来结构都包含在里面，黑白灰的转折恰到好处。虽然我用的是油画，没办法像水墨那样一笔完成， 但是我每幅画里的结构都经过反复的推敲，所以我画了那么多年鹰，画面却不单调。
夏：你在作画之前会不会做一些画面的预设？
张：这要看情况，有时候有。不过每次最让我兴奋的倒是那些在画面中突然出现的结构，它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因为这种新的结构是我以前未曾遇到过的，如何去面对对我来说是很大的挑战。所以有时候你可能看见我的一幅画很简单，但是反反复复我可能要花一年甚至两年的时间来做调整。
王：2018年您在德国科布伦茨路德维希博物馆的个展《凝固》非常成功，说明您的作品已经被国际认可，也就是说您拥有了国际性的语言，您觉得中国艺术家应该怎么做才能具备让国际认可的艺术形式？
张：其实没有什么国际性的语言，所谓国际的语言我认为都是我们潜意识里把西方作为一个标准，其出发点是担忧我们能不能被对方读懂。可能在100年前我们需要用西方的语言和形式才能得到西方的承认，但是真正强大的艺术家是不需要这样的。我认为今天这个时代对我们画家来说是最好的时代。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每一个人都可以说话，每一个人都可以和别人不一样。我被大家接受是因为我和大家不一样，我有我自己能站得住脚的观点，我的立场是不可替代的。
责任编辑：沈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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