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化》| 学术专题：神话学研究
统一中国的三大浪潮说
——文化大传统视角的新理论建构
叶舒宪 |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原文刊载于《上海文化》2019年第10期
内容摘要
本文基于万年文化大传统的新知识视角，提出中国文化曾经经历过三次统一浪潮的理论，即玉文化和汉字分别在距今4000年和3000年先后开启第一和第二次统一浪潮，秦始皇的大帝国完成的是第三次统一。
关 键 词 大传统 三次统一 玉文化 汉字 文化基因
中国学者的文化大传统（Big Tradition）理论始于2010年，与此对应的国际人文新潮流是“大历史”（Big History）学派，以大卫·克里斯蒂安的《大历史》等著作和风靡全球图书市场的以色列教授尤瓦尔·赫拉利的《人类简史》为代表。大传统理论或大历史学派的学术特色在于突破文献史学传统的有限知识结构，将审视历史文化的视野拓展到无文字时代的广阔世界。笔者在2018年提出“全景中国说”，2019年4月在上海交通大学神话学研究首届新成果发布会上提出“万年中国说”，本文即从万年中国的超长时段视角，再提出“统一中国的三大浪潮说”，推进对华夏文明之文化基因的探索，给方兴未艾的中国道路和中国话语研究，提供以往不曾有过的深度认知新空间。
一、统一中国的三大浪潮说
东亚洲玉文化的史前期发生和传播过程，造就“全景中国”理论和大传统的万年中国新视野；如何揭示潜藏在文化结构底层的具有支配性的神话信仰观念，并展开从观念到行为和文化特质的动力学探索，希望获得一种前所未有的深度诠释中国作为文明古国，其发生和发展的所以然层面。本文进一步从大传统视角说明，在东亚洲的广阔地域上，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如何分步骤地渐次形成一个文化共同体，一步一步地走向大一统文明国家的。要将催生文明国家的每一重要步骤明确辨识出来，作为统一中国的多层次浪潮来做全面审视，从而提出华夏文明化进程中的三次统一浪潮说理论，将尽人皆知的秦始皇主导的秦帝国的地理版图统一，作为第三次也是集大成的末次统一。需要重点考察的则是在无文字的大传统时代曾经发生却从来不为人知的前两次统一浪潮。
所聚焦的玉文化的传播过程，首先视为相关的玉石神话信仰的传播，其主要趋势是始于万年前的自北向南传播，先覆盖整个中国东部的沿海一带，再像农村包围城市那样，在距今5000年前后催生出中原地区的玉礼器体系，并由此奠定夏商周三代古礼的核心要素。以至于孔子在感叹古代礼制精神时禁不住要发出“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的感叹。玉文化数千年传播过程可以总结为一个新知识的理论命题——玉文化先统一中国。[2]在这个过程的后半段，亦即距今约4000年前后，发生了由玉石神话信仰驱动的新玉石 的大传播现象，命名为“西玉东输”现象，历时数千年，至今仍在延续。简言之，这种 传播现象，特指全球顶级的透闪石玉料——新疆和田玉的“西玉东输”历史。从近万年来开启的北玉南传和东玉西传，总共耗时近5000多年，将玉文化和玉礼器生产一直传播到河西走廊地区。这和随后出现的西玉东输现象有根本区别，区别就在于文化观念的普及传播是不定向的，最后才辗转汇聚来到中原和西部；而独有的优质玉石 的传播是定向的，原产地基本不变，唯独向中原的华夏国家传播。玉石 传播涉及的是经济贸易的运输路线和不同族群间的关系；而玉石神话观念的传播则涉及类似传教过程的思想推广和相关社会人群的文化认同与凝聚。
中国成为一个拥有广大地域的文明古国，先后经历三次大一统的过程，限于文字记录的小传统知识窠臼，我们过去只能津津乐道秦始皇的统一，而对此前很久发生的另外两次统一，则毫无察觉。新知识带来的大变革发生在近半个世纪。以考古发现的大量信息为新知识起点，重新审视华夏国家由来的宏大视野，是前无古人的。需要关注的是：在近万年的新石器时代以来，共有三波前后相承的大一统的过程。正是这三次统一过程的依次发生，才出现积累叠加效应，成为中国文明长寿的独门奥秘。过去的历史知识，以文献史学的观点为唯一正宗，只知道文献记载的秦帝国统一天下，并误以为那是第一次统一。如今的新考古知识表明，秦帝国的统一是上古史上的第三次统一，即军事、政治的统一。前面还有两次统一的过程作为铺垫，作为华夏文明所崇奉的物质、精神和书写符号的统一之根。第二次统一浪潮即书写符号——汉字的普及，是以甲骨文出现为标志，没有这个媒介符号的作用，就不会有秦始皇的书同文、车同轨的国家统一制度。反映在第二次统一即甲骨文汉字中的，恰恰是先于汉字而发生、发展了五六千年的玉礼器符号物。
如何从史前的和上古的玉礼器符号物视角，去重新审视和解读甲骨文字，成为立足于前沿的学者们效力的新课题。台湾地区学者撰写的《巫帝国就在甲骨文里》一书，表明作为象形字的甲骨文造字结构中保留了众多远古时期玉礼器的原型意象。
二、问玉中原：第一次统一
2018年8月，文学人类学研究会和渭南师范学院联合举办第十四次玉帛之路文化考察，在渭北高原的北洛河流域举行。北洛河是以水路贯穿两个与黄帝传说有关的圣地之河流，这两个圣地就是河南灵宝黄帝铸鼎原和陕西黄陵县黄帝陵。如果黄帝真是距今5000年前活跃在渭北高原一带的首领，那么根据考古发现的史前文化来确认其文化归属，如今已是有案可稽。5000年前整个渭河和黄河中游地区被一个伟大而长寿的史前文化所占据着，即距今7000年时兴起并一直延续到距今5000年的仰韶文化。其后一阶段被称为庙底沟期或庙底沟文化。21世纪初，灵宝当地文化工作者发现距今5300年庙底沟期大房子遗址和高等级墓葬，墓葬中的顶级文物是少数象征权力的深色蛇纹石玉钺。古书中将此类玉料称为“玄玉”，并将由此类蛇纹石玉制成的钺称为“玄钺”。为了在充分的调查采样基础上判断玄钺的史前分布情况，我们特意设计第十四次文化考察，在北洛河流域沿线的县市找到一批仰韶文化的玄玉制品。有关玄玉如何先统一中原地区，并奠定中原玉文化第一个时代的问题讨论，笔者撰成《玄玉时代——五千年中国的新求证》（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一书。第十四次考察报告《黄帝与玄玉》，先发布在《丝绸之路》2018年第11期。考察后查阅北洛河地区相关考古资料，有国家文物局编《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其中记录的大荔县沙苑遗址情况如下：
黄河流域典型细石器遗存的代表性遗址和“沙苑文化”的命名遗址。位于本县南部洛河、渭河之间的沙丘地带，面积约120平方公里。1955年至今多次调查，共发现遗址30余处（含洛河以北3处）。1977年采集到1件小孩的顶骨化石，石化程度很浅。1980年试掘，在沙丘底部的全新世地层中，发现零星的碳粒。遗物均散布于地表的粗砂砾中，石器一般与石化程度较浅的兽骨残块共存，采集有标本万余件。石器分为细石器、石片器和石核器三类，原料多采用燧石、石英矽化粉砂岩、玛瑙、蛋白石、碧玉和淡色矽质砾石等……关于该遗址的文化性质，一些学者认为属于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的中石器时代遗存，其时代开始于1万多年前的全新世时期，下限则延续较长。也有学者认为应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3]
这里的重要信息是，在万年以上的旧石器时代，黄河中游的沙苑文化先民，在还没有开始农业革命的条件下，就开始采用玉石原料制作生产工具。玛瑙和碧玉两种材料，毫无疑问都属于传统认识的美玉范畴。这里出现的虽然不是玉礼器，只是玉质工具，但毕竟为后来的玉礼器生产奠定更加深远的取材找玉的经验基础。玉文化万年的观念，由此可以得到出土实物的证明。
玉文化方面提示的线索，使得万年中国的考察，从设想变为可能。在2015年的旧著《图说中华文明发生史》等书中，笔者秉承此前流行的玉文化8000年说，即以赤峰地区兴隆洼文化玉器作为东亚洲玉文化史的第一个时代。现在看来，这个年代稍显保守，需要在新材料面前得到修正。除了渭北地区数万年的玉质工具以外，2017年的考古发现，也让黑龙江饶河小南山遗址距今9000年的玉礼器和玉工具得以重见天日。这样，以1万年至9000年为东亚洲玉文化的起始点，发展到距今5300年的中原仰韶文化庙底沟期玄钺礼器，大约用了4000多年。从距今5300年的玄玉礼器（假玉，或石似玉）再到距今约4000年的透闪石玉（真玉）礼器，是玉文化完成统一中原和中国的必经之路。所以三次统一浪潮的最终指向都是中原。正如成语“后来居上”一词所云，先前在各地区的文化开发都成为铺垫，唯有携后发优势而能够“居中”者，成就伟业。
自古的华夏统治者都知道的一个道理：“得中原者得天下”。而获得中原统治权的方式，又以青铜礼器时代的“问鼎中原”这个成语为标志。如今，有了先于青铜时代的更早的玉器时代的大传统新知识，则问鼎中原的原型形式，也就可依次概括为三段论过程：
1. 先问玉中原（距今5300年至距今4000年）。
2. 再问字中原（距今3500年至距今3000年）。
3. 最后问鼎中原（以周武王伐纣为起点，以秦帝国统一为终点）。
下面对此三段论过程略作说明。
第一次统一：始于问玉中原或玄玉中原。这个过程是有关玉石神圣信仰最终汇聚到中原并获得统一的过程。玄玉时代，用了1000多年时间奠定中原国家礼制文化之根，即以玉礼器为文化基因，为进一步接纳随后到来的青铜时代的铜礼器而奠基。这个统一的过程始于万年之前，大致在距今4000年前完成。进入青铜时代后，玉器时代的重要礼器原型置换为金属礼器，如玉鱼变铜鱼，玉璧变铜璧，玉璜变铜璜或金璜，玉柄形器变金柄形器，等等，不一而足。
只需要举出在我国史前文化发展中，一批在约4000年前消亡的、存在玉石崇拜和玉礼器的考古学文化，就可大致看清：在金属时代和文字时代到来之前，由玉文化单独实现的第一次统一浪潮的全过程：
1. 乌苏里江的小南山文化（距今9000至1万年）
2. 西辽河流域兴隆洼文化（距今8000年）
3. 西辽河流域红山文化 （距今约6000年至5000年）
4. 西辽河流域夏家店下层文化（距今约4000年至3500年）
5. 山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距今约6000年至4000年）
6. 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距今7200年至6000年）
7. 长江下游的崧泽文化（距今6000年至5100年）
8. 长江下游的凌家滩文化 （距今约5500年至5000年）
9. 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距今约5300年至4000年）
10. 长江中游石家河文化 （距今约4600年至4000年）
11. 广东岭南的石峡文化（距今4300年至4000年）
12. 黄河中游的陶寺文化（距今4500年至4000年）
13. 黄河中游的龙山文化（距今4500年至4000年）
14. 黄河上游的齐家文化（距今约4100年至3600年）
以上14个史前地方文化，覆盖着除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以外的大部分中国，这是能够使用“统一”这样措辞的现实基础。从三次统一浪潮的规模和面积看，三次统一的地域空间范围呈现为明显递减的情形。换言之，玉文化统一的时间相当漫长，覆盖空间巨大而广阔。青铜时代甲骨文金文所代表的文字的统一作用稍逊一筹，仅限于中原地区及其周边，根本不可能覆盖到东北地区、陇山以西至河西走廊地区和长江以南。秦帝国的武力兼并虽开疆拓土，但是秦人的大军也终究没有征服整个东北地区和兰州及其以西的半个中国。若追问西汉武帝时期国家版图向河西走廊方面扩大的主因，那一定和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带回昆仑山和田玉标本和武帝据此玉石标本命名昆仑山的事件密切相关。这仍然可视为玉文化第一次统一所带来的余波。
三、问字、问鼎中原：第二次与第三次统一
第二次统一浪潮指“问字中原”的过程，即以甲骨文金文形态为传播媒介的统一使用过程。其开端无疑是殷商甲骨卜辞，始于3500年前的中原地区。随后则应用在3000年前的商周青铜器铭文书写。从其所覆盖范围看，明显要小于玉文化的覆盖范围，根本不能达到“全景中国”的巨大空间广度。
第三次统一，秦帝国的统一，那是军事征服和行政制度的统一。要理解秦的统一，首先要追溯周秦时代：先有西周人奋起造反，实现对殷商统治的中原王权的颠覆过程，后有在东周文化基础上的秦帝国诞生，终结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以书同文、车同轨的统一制度，再度回应和强化第二次统一即汉字统一的进程和效果，让汉字的写法也得到空前的一体化。秦始皇还特选天下唯一的一种顶级奢侈物质——美玉，制作传国玉玺，让受命于天的神话观完全体现到这件国宝圣物上。这实际上是对华夏文明的第一次统一即玉文化统一中国的进程和效果的最有力确证和最高级别的强化举措。
如此看来，我们对中国历史上大一统过程的认知，如今确实可以达到一种俯瞰境界：以秦帝国诞生为代表的第三次统一，如何以第一次统一（即玉文化的统一）和第二次统一（即汉字的统一）为其立足的基石，在此可以看得分明。华夏空前大帝国借以扬名立万的玉玺加秦篆，原来就是变相重复地集中展示第一次第二次统一的文化图腾符号。随之而来的焚书坑儒事件，虽然充满血腥暴力，也能从反面对照中，凸显玉玺所代表的绝对神圣的一统权威性。让原先在六国政治语境中生活的所有知识人，尽快放弃各自为政的地方主义心态，学会向玉玺所代表的天下一统神圣力量顶礼膜拜，并努力习惯将自己的事业融入统一帝国的伟业中。
与认识到三次统一之关系的当代新观点相比，我们过去仅依赖文献史学所得出的秦始皇统一中国说，会显得粗陋和简单。如今可以说，玉文化在4000年前先统一中国，汉字在3000年前再统一中国，最后才轮到秦帝国在2000多年前以军事征服为前提的统一国家制度确立。三次统一浪潮说比一次统一说的优越处，在于能够将以往的文献史学支配的历史观提升到更高层次，洞见以前看不到的大传统文化进程。
秦始皇的书同文、车同轨，并没有创造新文化元素，只不过是更加强化前两次统一成果而已。“玉成中国”的原理，充分体现在第二次统一的汉字造字时代，即体现在商周甲金文的流行年代。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徵》讲到一件西周青铜器利簋的铭文释读：其中周文王和周武王的“文”“武”两个字写法特殊，居然都从玉字旁：
珷，是武的繁文，从王武声，用作武王之武的专名。我国的形声文字商代已经十分发达，这是周初利用这种形式新造的字。在西周金文中常见的有玟、珷、䵄三个字。玟、珷两个字指文王、武王，䵄字见于门铺。由这件铜器的存在，知道珷字在武王时代就已存在了。䵄字铜铺应是文王建豊邑时所用的门铺。《诗·文王有声》说：“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豊。”所谓受命，本是受商纣所封西伯之命，《墨子·非攻》所谓‘赤乌衔圭，降周之岐社’之类，有些是故神其说，有些是后人附会增加。在受命六年时，把最大的敌人崇国灭了，因而作豊邑，就自称为文王，那末，玟字和䵄字应当就是文王时创造的，武王时又用这种形式创造了珷字。[4]
至于西周初年的两位最高统治者为什么这样造字的问题，则显然是和崇玉的大传统相关，是要借助于玉的神圣意蕴来给自己的新兴统治证明其合法性，如同秦始皇用传国玉玺来证明大一统的秦帝国的合法性一样。
文献表明，在西周时期的朝廷里，玉石原料与玉礼器都同样享有神圣的意义。《尚书·顾命》所叙述的“陈宝”一事，是有完整记录的朝廷最高统治者一次集中展示皇室国家珍宝的活动，其中没有一件是铜器或金属器，所有被视为“宝”的东西，似乎只有玉石这一类！
《尚书·顾命》的时代背景是，第三代西周统治者周成王病危，第四代统治者周康王将要继位。在国家政权交接之际，拿出作为家底的国家宝藏，分别陈列在朝廷的东厢房和西厢房，这是不寻常的一次陈列展览，展出对象不是大众或朝廷百官，而只是最高统治者自己：
越玉五重：陈宝，赤刀、大训、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5]
需要向上联系史前文化大传统中地方统治者顶级墓葬中的陈宝现象，向下联系秦昭王梦寐以求和氏璧的事件和秦始皇创建传国玉玺一事，更好地全盘理解，而不是孤立地看待这次国家陈宝事件。要知道，在周王朝内库珍藏宝贝中，排列出的10种物件，从名称上看几乎全部是玉石类。而“越玉”和“夷玉”之类名称中清楚地透露出多地区和多民族之物产信息。就此而言，3000年前的中原国家统治，从其首要战略 依赖性看，就是中原国家以外辐射性的广大区域内出产的玉料。那时新疆和田玉已经传入中原，但还没有像东周时期那样获得至高无上的价值。在儒家的温润如玉人格理想取法于和田玉的价值标准成立之前，是玉石的多元性为主。看看周武王伐纣的联合大军中，有多少非中原族群的成分，就知道周人的民族团结功夫如何了得。周王室为什么有那么多来自各民族地区的玉石问题，可不言自明。因为周人自诩为夏人之后，夏禹建立第一王朝的权威举动，便是“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万国各地的宝玉 荟萃中原王朝的景象，至今还可在紫禁城珍宝馆的玉器馆中看到其历史余绪。当然，第三次统一的至高象征物传国玉玺，虽然没有能保佑秦帝国“既寿永昌”的国运，仅仅过了15年就被农民起义军推翻，但玉玺制度却隔代相传，代代相传，直至1911年紫禁城所代表的封建皇权崩溃于辛亥革命。历史上的末代皇帝交出的大清王朝玉玺，充分寄寓着三次统一所带来的华夏唯一被筛选出的神圣化物质与精神标的。
四、三次统一的递进关系
如果要对三次统一浪潮之间的关系再给予进一步的理论性说明，那就要分清因果和主次，考察其逐级递进的文化叠加效应。
相对而言，第一次统一的重要性最为突出：发生在万年大传统深处的玉文化的统一，理所当然地具有文化原型意义和文化基因意义，呈现为统一进程的因果链条之初始环节和驱动环节。第二次统一即汉字的统一，在玉礼器符号媒介认同的原有基础之上，再度引出了华夏认同的新符号媒介——汉字书写体系和文献记录传统，使得后世拥有这一传统的国族群体独超众类获得国史叙事的书面形式——史著和经典。围绕着上古经典而形成的整个国学传统，数千年不变地代表国族文化认同的历史统一性。仅以“四库”知识分类中的史部为例来看，从《尚书》和《春秋》到二十四史的不间断文献记录，给所有生活在汉字传统中的天子和臣民，带来万古不变的经典历史观和历史谱系。其功能就如同宗族祠堂上供奉的列祖列宗群像或祖灵牌位阵，给社会团体的全体后人铸就无可改变的香火敬奉对象，代代相传，以致永远。所有朝代的史书叙事范式中，都无例外地强调和凸显由玉礼器的原型性作用所铸就的有关“瑞兆”（祥瑞）和“天命”的国家信仰和观念。这就是第一次统一浪潮给随后的两次统一浪潮带来的奠基性影响，其因果性关联毋庸置疑，也无可逆转。下文拟分析“瑞”这个关键词（字）的语义衍生，审视该字催生的构词系统：
“瑞”字从玉，若没有玉文化大传统数千年的事先铺垫作用，根本就不会有这个字！“瑞”字的解说，可看《汉语大词典》给出的前4种意义的诠释：
1. 古代用作符信的玉。《书·舜典》：“（舜）辑五瑞，既月乃日，觐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后。”陆德明释文：“瑞，信也。”《左传·哀公十四年》：“司马请瑞焉，以命其徒攻桓氏。”杜预注：“瑞，符节，以发兵。”
2. 祥瑞。古人认为自然界出现某些现象是吉祥之兆。汉王充《论衡·指瑞》：“王者受富贵之命，故其动出见吉祥异物，见则谓之瑞。”
3. 指吉祥的事物。汉扬雄《剧秦美新》：“玄符灵契，黄瑞涌出。”
4. 使获吉祥。汉王延寿《鲁灵光殿赋》：“神之营之，瑞我汉室，永不朽兮。”
要追溯以瑞为信、为祥瑞兆头的国家观念之源，无疑始于驱动玉文化发生和发展的原初性的精神动力，即玉石神话信仰。信仰的力量特点，是在信仰者的不断作用下，获得无限放大和增强叠加的传播效应。瑞字从玉，古人却还要造出一个合成词“瑞玉”，专指对华夏国家极为重要的物质与观念。如果侧重物质，那么瑞玉的意思就偏重于指代无价之宝的存在。由此再比喻引申到精神上的人格理想方面。如庾信《周柱国大将军长孙俭神道碑》云：“直似贞筠，温如瑞玉。”倪璠注引《诗经·秦风·小戎》：“温其如玉。”儒家所确定的伦理人格的标志性比喻即“君子温润如玉”，没有玉文化积淀的本土知识，套用西方美学概念和范式去求解儒家人格说，其结果只能是郢书燕说，缘木求鱼！“瑞玉”语义引申，被古人引向以温润为特征的美玉，这是一种源于对和田玉籽料的特殊感知的措辞。如果没接触过和田玉，特别是上等和田玉籽料，就无从体认儒家圣人话语建构的现实基础。
中国史书的核心信仰内涵，对于生活在现代无神论语境中的知识人，好像可有可无。今人关注的是历史事件和人物，对于传统史官叙事中作为支配作用的天人感应方面，一律视为迷信，置若罔闻。对此，文学人类学派不但倡导以“神话历史”视角重新审视中国历史书写传统，还强调作为文化文本而潜隐存在的“神话中国”。如今，只要认真阅读《后汉书·百官志二》对国家史官职能的说明，就可以帮助现代无神论教育下的知识人，恢复对中国式标准版的神话历史观的记忆：
太史令一人……凡国有瑞应、灾异，掌记之。
史官之所以要关注对于国家而言或有利或不利的两种情况——瑞应与灾异，是因为自以玉通神的史前文化大传统以来，直至《周易》占卜所代表的超自然主宰的文化观念，在华夏社会中早已深入人心。周密《齐东野语·祥瑞》说：“草木鸟兽之珍不可一二数，一时君臣称颂，祥瑞盖无虚月，然……邦国丧乱，父子迁播，所谓瑞应又如此也。”宝玺，为统治者证明其国家统治合法性，无可置疑地成为所有“瑞应”的首选。
总之，中国文化的第一次统一浪潮，始于1万年前发端的东亚洲玉文化。2018年发表的吉林省新发现白玉环，距今1万年以上。可知玉文化自北向南传播，在距今万年之际开始，在距今8000年的内蒙古东部催生兴隆洼文化的佩玉礼俗。兴隆洼玉器以玉玦为主，这种佩玉礼俗的实质不在于美学和装饰的追求，而是作为通神通天能量之标志。这就让玉礼器承载起文字出现以前我们国族最深远的符号系统功能。直至2000年前发生在鸿门宴上的范增举玉玦行为，以玉器符号传递信息的悠久传统依然在延续，并演化为小传统历史叙事的关键细节。3000多年之前发生的甲骨文汉字应用系统，虽然只是为商代最高统治者服务的媒介，但毕竟在玉礼器之后催生出更加能够普及流行的华夏书写符号系统。以此作为华夏第二次统一浪潮，实不为过。到了距今2000余年的秦始皇以武力推进的帝国统一，实际上是借助于前两次统一浪潮的铺垫，在前两次统一的地域范围之内所完成的大帝国领土再确认而已。
[1] 作者简介：
叶舒宪，男，1954年生，北京人。上海交通大学资深教授，神话学研究院首席专家。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学与神话学。
[2] 叶舒宪：《玉石神话信仰与华夏精神》第16章“玉文化先统一中国说”，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424-456页。
[3] 国家文物局编：《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下册，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1998年，第568页。
[4] 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5-6页。
[5] 皮锡瑞：《金文〈尚书〉考证》，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419页。
责任编辑：沈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