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化》| 海上观澜
《礼拜六》与上海现代市民文化的形成
杨晓林 | 商丘师范学院讲师
原文刊载于《上海文化》2019年第4期
内容摘要
19世纪末期是上海由乡村向都市转变的重要时期，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市民文化的形成是核心的要素，只有诞生现代性的城市市民及形成相应的市民意识，才能成功建立现代性都市。在上海市民文化的早期形成过程中，鸳鸯蝴蝶派通俗作家们所主编的《礼拜六》期刊从广告、小说文本、时事评论等方面，对市民生活形态、审美文化的形成及公共领域的构成提供了多种元素的滋养，对于《礼拜六》的研究是海派市民文化形成过程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环。
关 键 词 《礼拜六》 上海 市民文化 现代
19世纪末，作为最早开埠的港口之一，上海开始了它的现代化转型之路，从一个小渔村摇身变成一个现代意义上的都市。
通过研究上海开埠之初的一系列数据我们发现，最早期的上海市民由少量原住地乡村居民和大量外地移民构成的，所以对于上海文化的特征形成影响更大的是移民群体。他们是这样一群身份背景、语言文化都不相同的人们构建的共同体。
按照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看来，共同体的构建主要是语言和文化层面的统一，当一个群体的人们使用同一种语言，受到类似的教育，在此基础上就会产生一种心灵的同构性，于是“共同体”就应运而生了。[2] 那又是什么帮助我们形成了关于这个共同体闻所未闻的都市的想象呢？答案是阅读。在那个时代，大众传媒主要有书籍、纸质报刊等。美国学者巴斯曾评价美国的媒体都市报纸对于外来移民的美国化和美国人的现代化作出了一定贡献。反观中国也是如此，书籍、报纸和期刊在上海现代市民文化的形成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其中通俗作家阵营的鸳鸯蝴蝶派文人们正是利用他们所创办的杂志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礼拜六》是鸳鸯蝴蝶派文人最具代表性的杂志，一度曾风靡上海、销量火爆，是一个影响深远且极具典型性的期刊，也是今天我们观照上海现代化进程中上海现代市民文化形成的一个重要视点。
一、《礼拜六》广告对都市生活形态的影响
物质和精神的都市化是都市社会形成的两大必备元素，两者的形成过程通常有先后之分，新型的都市化物质消费生活无疑是社会物质层面的重要组成，市民对于商品的价格、品类、质量的要求和选择实际上是对于自身新的生活形态构建的过程。同时，商品—文化之间有着虽不是直接对应却是紧密相连的关系。人们对于商品的选择自然会受到自身经济的限制，但如果抛开这个因素，商品购买需求也是个人的人生诉求、消费观念的如实反映。如今的广告已经升级换代，新媒体广告、自媒体广告、网络广告、行为艺术广告层出不穷，但在20世纪初期，人们获取广告的主要途径还是报纸和期刊等纸媒。从广告的形式上来看，当年的广告显得质朴，一般是以简笔画的形式来勾勒一个画面，旁边配上简单的几句说明。但即使如此，广告从出现伊始就具有一种魔性的力量，以一种虚拟的文本意象对市民的审美情趣、消费观念、娱乐形式形成巨大的建构和引领性力量。
从审美情趣的引领方面来说，当时上海滩的各种杂志和画报捕捉最新潮的时尚，向普罗大众推广，以此形成一种新潮审美的合理化和普世化效果。上海滩无疑是中国最时尚的地方，那里的女性所呈现的形象，指向“摩登”和“时髦”。《礼拜六》的封面和文章内就经常出现各种新女性，但值得注意和思考的是，这些新女性的形象和最新潮的女性往往还有一定的差异，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礼拜六》与同时期其他杂志及画报的不同审美观念和审美诉求。《良友》杂志刊登的封面女郎大多为纯西洋式打扮，烫发，高跟鞋，有时还夹着烟卷，但是《礼拜六》时不时还会刊登一些传统打扮的女郎，身着传统长袍长裙，即使是时尚女郎的打扮风格也呈现出传统和现代交织的特点，但表情矜持有度，呈现出中西交杂的审美特征。《礼拜六》对于男性形象也有关注，而且呈现出令人耳目一新之感：《礼拜六》上的男性多是作家照片，男作家往往是携子亮相，呈现给世人一种“怜子如何不丈夫”的顾家形象，这无疑是对于惯常意义上大男人、大丈夫形象的一种颠覆。
广告对市民消费需求以及消费观念的转变也有很多影响。《礼拜六》的广告内容涉及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其中占最大比重的还是物质消费，这一类的广告主要包括香烟（如“爱国”牌香烟及“大前门”牌香烟）、香水、服装、化妆品（“三星”牌雪花霜）和医药（如唐时宜的防痨久咳丸、罗威乳白鱼肝油、蛋黄素乳鱼肝油、自来血补血剂、维他赐保丸）及零食（如冠生园的奶油太妃糖等）的推介。也不乏新式生活用品的广告，如第107期刊登的新式电风扇广告，第191期的百代公司唱片广告、自行车广告等。为了最大程度吸引人们的关注，广告往往刊登在杂志的最前面几页，从早期的小版到后来的大版面甚至专版，我们可以看出广告在杂志营销中地位的变化。消费品的广告大多利用图文的多样式组合，辅之以花边、异形等版面特征吸引读者即隐形消费者的眼球，后期还出现了利用评弹开篇来达到广告目的的独特形式。这些广告显然呈现出一种现代都市的新型生活形式。
另外，都市生活的娱乐形式很显然是区别于乡村的，更加多元和丰富的选择呈现在大众的面前，业余时间的休闲娱乐是市民生活的重要构成，在这个方面，杂志广告的影响性也不容小觑，广告的内容也会涉及电影和评弹的新作推荐。《礼拜六》作为鸳鸯蝴蝶派文人们创办的杂志，自然对于群体内部的一些新书新作不遗余力地进行推介，如第42期赵钝根等人所编的《游戏杂志》的广告、第44期天虚我生的《女子世界》杂志广告。另外也有书籍广告，如192期平江不肖生《留东续史》广告等。当然，鸳鸯蝴蝶派作家也清醒认识到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书籍已经不是人们业余生活的唯一或称主流的消遣方式，都市滋养了市民的文化需求，也给予了一定的经济能力，使其可以进行其他的娱乐。中式的戏院茶楼和妓院与新式的歌舞厅、影剧院、咖啡厅都刺激着市民的消费神经，鸳鸯蝴蝶派是深谙市场规律的一群人，以包容的姿态予以推介。客观来说，西方的歌舞厅、咖啡馆、电影院之所以能够进入人们的生活且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所接受，一方面来自社会中真实存在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和文人们在主流的媒介平台上的广告有很大关联，可以被视作一种公共空间对新事物的认可。尤其是鸳鸯蝴蝶派有很多读者是持有传统旧观念的市民，他们对于新鲜的事物总是抱着敬而远之的观望态度，这时候，杂志的推介就成了一个强有力的肯定性讯号，对于读者的生活模式和娱乐方式的转变必然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总之，现代城市集生产和消费于一体，首先要满足的是人们的物质层面的需求，广告是一种与新兴城市和大众媒体的物质需求发展并肩而来的新型媒介，对于市民的审美观念、消费观念有很重要的影响力。物质—精神—文化可以说是具有某种体系关联性的存在，《礼拜六》凭着它巨大的影响力，使得广告在塑造新兴的都市民众及市民文化的过程中，起到了毋容置疑的作用。
二、《礼拜六》小说对市民现代价值观的塑造
《礼拜六》说到底是文学性杂志，其中占比重最大的就是小说文本，鸳鸯蝴蝶派文人办杂志虽然以娱乐消遣为初衷，以服务大众为宗旨，但是不得不承认，《礼拜六》的编辑和重要作者作为上海的都市移民群体的一分子，自身实现了身份、角色和谋生方式的转变，同时，他们携带的价值观念体系包裹在文本之中，以不同的文学风格和思想内容传递给读者，从而使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染上了江南文人的文化色彩，在早期市民的思想形成过程中起到了价值观的塑造作用。
鸳鸯蝴蝶派文人的价值观念体系与新文学作家不同，他们大多出生于书香门第，自幼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教育过程中大多没有留学经历，未曾受到西方文化的浸染，所以他们对于传统社会的伦理秩序、尊卑长幼秩序比较注重。他们虽然身处都市，以文谋生，自称文丐，然而都市社会中的金钱万能论、及时行乐论，以及在婚恋关系上的不讲责任、不担后果的纵欲式行为显然是他们无法接受的。于是我们发现，鸳鸯蝴蝶派文人们在他们的作品中表达出一种渴望，渴望在拜金主义浪潮中通过他们的作品创设一种符合现代伦理的新秩序。
鸳鸯蝴蝶派在《礼拜六》上刊载最多的是关于爱情的文本，从这些小说中可以看出鸳鸯蝴蝶派作家们一方面对于婚恋自主权的赞同和认可，但同时对当时社会上随意轻率的爱情观念也深感焦虑，试图通过创作纠偏，向读者传达一种正确的婚恋观念。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对于纵情于肉欲、出轨、离婚等行为相当不齿，他们更乐于在小说中描写矢志不移的爱情，塑造出向往纯爱的主人公，以此表达对当时社会上不知节制的情欲宣泄的批判态度。《落花劫》[3] 写的是士子与妓女的爱情。施芳兰是落入红尘的薄命美人，孙芝岩是潦倒的才子，两人一见钟情，同病相怜、惺惺相惜。传统的“救风尘”在这里遭遇了困难，首先是芝岩已有妻室，家中贫穷，寄人篱下，没有能力为芳兰赎身，中间又有小人离间。中途芳兰被逼嫁，跳河求死，被族兄救起，获得自由之身。待她千方百计寻到芝岩家中，才知道芝岩获知她出嫁的消息后，已咳血而亡。芳兰万念俱灰，也死于芝岩棺前。当然，鸳鸯蝴蝶派文人们的思想并非没有矛盾之处，正是因为他们对于家庭观念、长幼秩序的重视，所以他们对于个性解放以及自由恋爱的支持显得不那么彻底，有时会陷入一种纠结和自相矛盾之中，这也造成了新文学作家对其作品的诸多指责。忏情女士的《小玉去矣》[4] 讲述了主人公金韵梅听从祖母之意，与媒婆介绍的男子成婚，不料其相貌丑陋、行为粗鄙，且已经婚育，金韵梅身处其中苦不堪言，随嫁的婢女小玉劝其离家出走，挣脱无望的封建婚姻，但金韵梅始终缺乏勇气。金韵梅为家庭操劳，加之丈夫整日呵斥辱骂，最终积郁成疾。小说中小玉和金韵梅两人的形象形成了明显的对比，小玉从金韵梅被安排封建婚姻的开始就心存异议，婚后数次劝女主人公逃离悲剧婚姻，最终因为其不听劝告愤而出走。一正一反两个例子，引发了不少青年的共鸣。客观地说，在新文学作家的作品中，革命者大多是坚定果敢的，毫不犹豫地反抗旧家庭，但也正因为如此，显得革命性有余而真实性不足。鸳鸯蝴蝶派的小说正是因为正视革命过程中心灵的曲折变化过程，才更贴近大众，为他们所喜爱。
新文学作家们历来认为鸳鸯蝴蝶派作家只会写一些爱情题材，哀情苦情小说，缠绵悱恻赚人眼泪，实际上我们考察《礼拜六》就会发现，除了言情小说之外，《礼拜六》上也刊载了为数不少的其他题材小说，有些是对传统中国社会所提倡的美好品德加以颂扬，如家庭小说《孝子慈孙》[5] 对传统孝道的讴歌。小说描述主人公李材靠着祖产享乐却百般虐待父亲，竟将老父驱逐出家。他的儿子李干雄心怀善念，私下里给祖父送去食物。后来家中突遇变故，李材被捕入狱致残，李家因此家道中落。小说着力描述了在这样的情境之下，孙子李干雄依然侍奉父亲和祖父。终于，李材幡然醒悟，将父亲接回家中。一家人重聚后，日子也渐渐富裕起来。作品显然传达了善恶有报的因果观念及孝顺父母的传统孝道，这类文章在当时处处以反对旧家庭、与封建老父亲抗争的文坛上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也招致很多批判，但是现在看来，在极端西化的当时，保持对传统道德的坚守，实在难能可贵。另外还有关注教育的篇章，如秀英女士的《髯翁之遗产》，[6] 小说中髯翁给儿子留下的遗产既非金钱万贯，也非房屋楼宇，而是他自言“惟此数言耳”，也就是自己对儿子的点拨和教育。作品最后借髯翁之子的成功来告诉世人，最好的遗产并非物质，而是精神。
除此之外，《礼拜六》上还刊载了一些武侠小说和翻译小说。如第4期剑秋的《侠盗》、第7期渔郎的《粉城公主》，另有第35期杏痴的《女侠》及第36期韦士的《樵女》等，这些武侠小说在一个虚构的空间里塑造出具有超凡的胆识和武艺及强烈正义感的英雄，迎合了乱世之中人们对于正义的追求，营造出一个乌托邦世界。《礼拜六》作家们的翻译作品也是不容忽视的存在，他们对西方小说的翻译甚至是领先于五四新文学阵营的，从翻译动机上来说，他们不是以启蒙性为目标，而是以趣味性和新奇性为选择标准，他们的译作多为介绍异域风土或是情节紧张刺激的侦探小说，如42期中柯南道尔的小说《福尔摩斯探案集·恐怖窟》（今译《恐怖谷》），48期威尔奴的冒险小说《海中人》，而且他们的翻译有很大的随意性和主观性，经常对文本内容进行删改甚至自由发挥，这也是为人所诟病之处，但对于非专业的读者们来说，他们并不注重这些翻译的严谨性。
三、《礼拜六》时事评论对市民参与社会事务的促进
都市报刊中社会新闻通过新闻报道，以文字的形式有意识地建构出城市的公共空间，在这个空间中，每一个社会话题都会引来无数市民的关注和探讨，在这种关注的过程之中，一种现代社会的公共意识就开始形成。公共意识的建立有助于加强市民对个体存在身份的认同感，增加对所在地域的精神归属感，同时也提升他们对于社会公共事务的关注度和参与度。在《礼拜六》发行之初，作为文学性的杂志，《礼拜六》刊载的新闻事件并不多，但是到了30年代初，受到社会时局变动的影响，有关时事的篇章数量急剧增多，可以明显察觉鸳鸯蝴蝶派文人对于社会事务的关注及对市民公共空间的建构热情。如1933年的第492期共有19篇文章，其中竟有15篇都关涉当时的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小说仅3篇。第493期除1篇是关于美国人生活的译作和1篇读者来信之外，均为军事方面的讨论，内容涉及热河之战、盟军、抗日策略等，到了此时，《礼拜六》的文学性已经大大降低，俨然如报纸一般。我们要注意的是，《礼拜六》作家们对于时事的关注和探讨与当时新文学作家们还是有很大不同的，他们摒弃以启蒙为主导的新文学作家们高高在上为民代言的姿态，更多的是一种以市民的立场表达对社会事件的评价。如果说新文学作家们是把杂文当成匕首和投枪，那么在《礼拜六》这里则是话筒，或者是一个带有调侃性质的意见栏，用如今的流行语来说，这是一种“吐槽”。对于时事的写作态度绝非是严肃的政治讨论或进步理论宣讲，而是偏向于轻松的对社会的针砭或戏谑。他们也从不摆出一副冷冰冰的面孔来训诫，如针对传统的“家祭”活动，《礼拜六》曾刊载一篇文章，题为《我劝大家停止家祭》，从题目来看就是一种亲切的商询语气，正文里更是谦逊地列出3点缘由，指出“想要幸福的生活首先要停止无意义的举动”，文章还提出“我更愿读者发明出几点理由来互相鼓吹”，[7] 由此可以窥见《礼拜六》社评的风格。这些特点一方面出于创作者个人创作观念的选择，但更多的是和杂志的大众性定位密切相关，避免严肃说教产生的距离感，是获得大众青睐的法门，也正因为如此，《礼拜六》能在众多期刊中销量遥遥领先，能够真正实现新文学团体一直以来追求的“大众化”，从实际层面上影响大众的思想和行为。
四、结语
20世纪20年代，身处上海的《礼拜六》将自己的读者群定位为普通市民，以趣味性和游戏性的办刊宗旨满足他们的阅读期待。杂志非常重视读者的阅读反馈，不断根据市场需求调整自己的创作倾向，使作品符合读者需求，与他们的接受水准和审美情趣相符，从而受到读者的青睐。在读者阅读的过程中，作者—文本—读者三者之间也必然形成一种互动性的关系，读写双方互为影响，阅读内容使读者在接受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发生某种心理反应，从而影响他们的思想和生活。综合研究通俗文人早期的代表期刊《礼拜六》，就会明显发现他们在期刊的广告、文本之中都饱含着对于现代化初期现代性市民文化构建的努力，表面上看起来是娱乐休闲的杂志，实际上是以一种更易亲近的姿态包含着启蒙的元素。如许纪霖所说：“启蒙和娱乐之间并非天人两隔，精致与大众的世俗，也是相互通的。”[8] 简言之，新文学作家自诞生伊始就注重启蒙和革新，然而从实际情况上来说，其主要作用于知识界，而通俗文学的刊物则在更广大的受众范围中对现代都市文化的形成提供了强力助推。
[1] 作者简介：
杨晓林，女，1986年生，河南商丘人。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商丘师范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通俗文学与大众文化。
本文为国家社科重大项目“百年中国通俗文学价值评估、阅读调查及资料库建设”（项目号：13&ZD120）的阶段性成果。
[2] 参见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6页。
[3] 恨人：《落花劫》，《礼拜六》第56期。
[4] 忏情女士：《小玉去矣》，《礼拜六》第99期。
[5] 壁魂女士：《孝子慈孙》，《礼拜六》第86期。
[6] 秀英女士：《髯翁之遗产》，《礼拜六》第31期。
[7] 枕绿：《我劝大家废止家祭》，《礼拜六》第102期。
[8] 许纪霖：《上海城市文化的多岐性格》，《21世纪都市发展和文化：上海—巴黎都市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2009年。
责任编辑：沈洁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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