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化》| 学术专题：神话学研究
井上靖《敦煌》中的月光玉之谜
唐卉 |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原文刊载于《上海文化》2019年第10期
内容摘要
在井上靖长篇小说《敦煌》中，月光玉作为物的叙事主体出现，形成一条昭示主人公命运的暗线。创作之初，作家参考了大量史料，强调玉石在中国河西走廊上发挥的重要作用，在深入探究西域历史真相的同时，也用文学创作揭示出宏大的思想主题——华夏文明特有的玉文化对多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作用。如今的四重证据的视角，可以更好地解读历史小说《敦煌》所承载的中国玉石之路的丰富文化蕴涵。
关 键 词 《敦煌》 月光玉 玉文化 文化认同
文学人类学倡导的四重证据法将文物作为一种虽无言却具有潜在叙事功能的意义符号，[2]通过释放出物的叙事能量，可揭示文字叙事背后隐藏着的大文化文本，提升文学批评的深度认知作用。
中国地理上的河西走廊自19世纪70年代末开始，便出现了由德国人李希霍芬命名的“丝绸之路”。而以研究中国历史著称的日本作家井上靖在其1959年创作的小说《敦煌》中，则把这条横贯东西的贸易生命线描绘成一段有血有肉、异彩纷呈的玉石通道。小说设定的时间是北宋与西夏对峙的公元11世纪，空间地点是灵州、[3]凉州（今武威）、甘州（今张掖）、肃州（今酒泉）、瓜州、沙州（今敦煌）等地的往返途中，玉石不仅是受人崇拜的圣物，同时在特定条件下可以充当流通货币，具备商品买卖等价物的功能。两串碧绿色的玉石饰物——月光玉项链，如同一双现世之眼，贯穿于小说叙事的主线中，见证了4位主人公的多舛命运和悲欢离合，历经劫难，最终悄然消失在茫茫大漠之中。具有浓厚西域情结的井上靖将深沉的历史遐想聚焦和投射在这两串作为西域稀世珍宝的月光玉之上，让其顺理成章地成为小说物的叙事主体，在历史的真实和文学虚构之间穿插闪烁，奏出探寻中国玉文化之根的苍凉绝响。
一、《敦煌》中的玉文化编码
按出场先后和角色轻重，《敦煌》设置了4位主人公：赵行德、朱王礼和尉迟光为男主人公，身份依次为服务于西夏国的汉族文人、军人和于阗商人。回鹘郡主为女主人公，她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姓，唯有两串月光玉项链留给男主人公。作者在给3位男人命名时分别采用德、礼、光3字，显然隐喻儒家的崇玉观念。而随着情节的推进，3人的复杂关系也围绕着两串俗称月光玉的项链迂回展开。项链的初始拥有者是家破人亡的回鹘王族之女，她在甘州城的烽火台上与赵行德邂逅，私订终身，临别前向对方馈赠了随身佩戴的两串月光玉项链中的一串；赵行德的上司朱王礼将军也对回鹘王女一见钟情，暗恋终生。在赵行德远行西夏国都兴庆学习西夏文之际，受赵嘱托帮助照看佳人，从而成为另一串月光玉项链的守护者，结果由于丢失了项链而命丧疆场；出生于阗的尉迟光原本是没落王族的后裔，在河西走廊上苦心经营商贸骆驼队，用巧取豪夺的方式努力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他对月光玉的痴迷和贪恋如同他要恢复于阗国尉迟王朝昔日荣光的雄心壮志，几经波折，终成梦幻泡影。
不难看出，赵行德之德，对应孔子的君子以玉比德说；朱王礼的礼，对应《论语·为政》“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复姓尉迟，谐音“玉痴”，充满宝玉发光的感觉与想象。井上靖这样匠心独运的编码命名，非一般缺乏玉文化知识的读者所能参透。其来源直接上承曹雪芹的《石头记》中宝玉、黛玉、妙玉、红玉及贾瑞、贾琏等名号的隐喻编码。一女三男的坎坷际遇形同月光玉项链上摇摇欲坠的苍翠玉石，在曲折险阻的河西走廊上由冷酷的命运裹挟向前，线被扯断，玉珠四散。回鹘王女信守承诺，等待爱人归来，无奈迫于西夏统治者李元昊的威逼，从瓜州的城楼上一跃而下，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美人的香消玉殒印证了国人崇拜玉的根源，是因为它有仁、智、义、礼、乐、忠、信、天、地、德、道共11种德行。《礼记·聘义》曰：“昔者比德于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智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坠，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终其诎然，乐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诗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之贵也。”儒家推崇的人格理想，就此完全体现在美玉之中。小说中的赵行德把月光玉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要，面对强权蛮力下定决心：就算头断血流，也绝不会拿出项链来交换。就像在世时玉不离身的朱王礼，只要一息尚存，就绝不能让玉离开自己半步。赵行德作为“玉德”说的化身人物，告诫人们要恪守像玉一样高贵纯洁的道德行为操守，正所谓冰清玉洁，而回鹘王女温润的外表和坚毅的内在，纵使玉石俱焚也依然在千年大漠里焕发出不灭的灵魂之光。
华夏的原始先民崇拜祖宗神灵和天地自然，笃信人与祖宗神灵、天地自然之间存在一种沟通的媒介——玉。《周礼·春官·大宗伯》云：“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春秋之前，玉的功能经历了几千年从神玉到礼玉的过渡阶段，之后随着华夏中原王权政治的形成，来自西域的美玉获得万物之中至高无上的地位。有《山海经》表现的昆仑玉山西王母神话体系，牵动着历来的文人想象。玉礼器在发挥尊神驱邪的礼仪功能的同时，又蕴含着一层权力地位的象征意义。而玉器流通于市场，是在玉的奉神事鬼的礼祭功能和融入典章的等级象征功能淡化后才有的现象。到了宋朝，完成了玉石的货币化进程。这也是小说《敦煌》中体现出的时代背景。
中国历史上由中原政权牢牢掌控西域和河西走廊的朝代当属唐朝和清朝。唐朝的版图里有里海；清朝的版图中则包括贝加尔湖。北宋时期由于党项人建立的西夏政权割据一方，出现诸多民族在河西一带争雄的局面。《敦煌》展现的时间是宋仁宗天圣四年（1026年）到宋神宗时期（1068年）。西夏雄霸一方，取代回鹘和吐蕃势力，独占河西走廊上的贸易利益，将西域运来的玉石等所有贵重物品转口输送到东方的宋朝和契丹。文本中对玉石的作用有多段细致入微的描写，[4]突出其5种功用：一是作为天地精华、日月灵气受到世人顶礼膜拜；二是男女之间的定情信物，回鹘王女将贴身玉石赠送心上人的举动正如《诗经·卫风·木瓜》所谓“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三是等同于打点上下的贿赂之物，比如为了通行无阻，尉迟光率领的商队骆驼背上驮着50担璞玉，在路途中就为此消耗了1/5；[5]四是充当轻易不离身的护身符，如玉在人在、玉亡人亡的发愿和宿命：表面上粗鲁倔强的朱王礼成为玉礼最佳的阐释者，他随身携带从回鹘王女那里获得的另一串月光玉项链，在酣战之际掉落。丢失了玉串，持有者的命数也走到了尽头；[6]五是安抚人心、沟通友谊的重要手段，如官员曹延惠慷慨地赠予军队将士于阗玉。[7]尉迟光借着月光不时地用手扒沙子、徒劳地找寻四散的玉石，此时夜幕缓缓地降临。不久一轮白色的月亮升起，发出红色的光芒。[8]作者的这类描写意在凸显月光与玉串、天上与人间的神秘对应。
小说就是这样通过月光玉这一物象的变迁，展现4位主人公相互交织的命运。玉石本出于自然，亿万年来一直沉睡在西域大山下的河床里。唯有夏商周以来中原国家的玉石崇拜所拉动的西玉东输现象，打破璞玉的万年沉睡，成为西域贸易最多也最持久的宝物（和田玉至今还充斥在电视购物的广告里）。如果以《穆天子传》所记周穆王西游昆仑采玉而归算起，西玉东输的历史足足延续了3000多年。[9]世界上还没有哪一条贸易路线具有如此持久的生命力。这条路的名称虽然被德国人李希霍芬用丝绸来冠名，又通过其弟子斯文·赫定的著作《丝绸之路》而名扬天下，但是深入研习西域史的井上靖心里很清楚，这条横贯欧亚的丝路的中国段，应该叫做玉路。井上靖的另一部作品《楼兰》中就出现“所谓的丝绸之路”一说：“现在的西域地区大部分在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境内，当时是中国西北部的大漠，所谓胡人聚居的胡地，属异族地区，成为东西文化交流的走廊，形成所谓的丝绸之路。”[10]
井上靖所构思的这两串月光玉，原出自和田，历经人间冷暖，几度转手，最终又复归自然，消失得无影无踪。月光玉充当物的叙事主体的同时，也被作者赋予了衬托性的意义张力：用大自然的永恒对照人间渺小卑微的功名利禄，实有镜花水月一般的讽喻效果。不能不说，这里折射着和曹雪芹构思《石头记》中主人公的通灵宝玉时同样的艺术匠心。这些都是不熟悉东方玉文化底蕴的作者所做不到的。
二、月光玉出于阗
国人皆知世上最优等的玉石是和田玉，其产地在远离中原的新疆昆仑山。井上靖为创作《敦煌》花费大量时间搜集研究有关西域的历史文献，其中包括《史记》《汉书》《后汉书》《新西域记》《武备志》《敦煌县志》《敦煌艺术叙录》《敦煌变文集》《敦煌佛教史概说》《王延德高昌行记》以及罗振玉的《雪堂丛刻》等。他以玉为核心意象而构思的小说，除了《敦煌》，还有一部《玉壶樽》。
回鹘女挂在纤细颈项上的玉石项链也在月色中摇晃着，发出清冷的光芒。[11]月光玉作为人间宝物，首先透露出玉与月亮的联系。月亮在汉语文学中被比喻为白玉盘。据民间信仰，月亮中有玉兔。雌兔产月光兔，雄兔产月光玉。玉与兔可互为隐喻。玉字最早见于甲骨文，在《诗经》中已经备受推崇，常用来比喻人。除了比喻君子就是比喻美人。如《诗经·秦风·小戎》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诗经·秦风·渭阳》云：“何以赠之？琼瑰玉佩。”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东汉学者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给玉的定义为“石之美者，有五德”。唐代诗人《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诗：“朝携月光子，暮宿玉女窗。”宋代文豪苏轼《中秋》诗云：“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另一位宋代诗人卢多逊《新月应制》诗云：“太液池边看月时，好风吹动万年枝。谁家玉匣开新镜，露出清光些子儿。”金代吕中孚《春月》诗云：“柳塘漠漠暗啼鸦，一镜晴飞玉有萃。好是夜阑人不寐，半庭寒影在梨花。”可见以玉比月成为惯用修辞模式。明代祝允明《皓月》诗云：“玉田金界夜如年，大地人间事几千。万籁萧萧微不解，露繁霜重月盈天。”这些用例表明，古代诗人墨客们的想象早已离不开玉与月的隐喻。有一种宝石名为月光石（Moonstone），是一种长石，其中以冰长石（Adularia）最多，石头内部有无数平行的结晶薄片，“互相映射而放蓝白或真珠光彩，又如秋月清辉，湛然莹洁，故名月光石”。[12]而最美好的透闪石玉来自新疆和田昆仑山一带，也早自先秦时代就成为国人津津乐道的常识。“你是从哪里得到这条项链的？我的眼光可精准得很。这可不是随便拿来当摆设的普通玉石。在我们于阗，管这种玉叫做月光玉。以前我专门把玩玉石，像这样的不凡品相还是头一回看到。”[13]
公元9世纪，五代高居诲著有《使于阗记》（《高居诲使于阗记》），虽记述简略，但在唐末混乱，内地与西域联系隔绝，人们对西域各地情况了解甚少的情况下，高居诲揭示了唐后期、宋以前西域之路南道的变迁及大宝于阗国的历史 。于阗，玄奘书称作瞿萨旦那（梵语的意思是“大地的乳汁”），可以说于阗是丝路上的一颗明珠。该地早在汉代就已经是“城郭诸国”之一，有专门的玉石加工行业。于阗还是中国境内最早佛教化的地区，西玉东输的数千年运动也自然拉动了西佛东输的过程。
汉班固《汉书·西域传》载：“于阗之水，西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河源出焉，多玉石。”《北史》载：“于阗城东三十里，有首拔河，出玉石，山多美玉。”《梁书·于阗国传》载：“有水出玉，名曰玉河。书则以木为笔，以玉为印。”《唐书》载：“于阗有玉河，国人夜视月光盛处，必得美玉。”
位居昆仑山北麓的于阗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中转站，它像一颗璀璨晶莹的明珠，镶嵌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南缘，照耀着玉石之路上东来西往的使节、商人、香客们行进的道路。《册府元龟》曰：“贞观六年，于阗国王尉迟密遣使献玉带。”
公元10世纪后晋政权建立，统治于阗地区的是李氏王朝，国王名叫李圣天。据研究，于阗李氏王朝实际上依然是唐代尉迟政权的继续。所谓李姓，实际上是唐王朝所赐封。尉迟家族政权与中原唐王朝关系融洽，迄李氏政权依然如此。唐天宝年间“安史之乱”爆发后，吐蕃人（藏族的先民）占据陇右，西域同内地交通中断。李圣天便同河西走廊一带的汉人曹氏家族关系暧昧，李圣天曾娶曹义金的二女儿为妻，而其女又嫁给了曹义金的孙子。后晋王朝建立后，李圣天风闻此事，急于同中原交往。《敦煌》文本中对此有所提及。晋朝建立后3年，李圣天便派遣马继荣为使臣前往中原进贡红盐、郁金、牦牛尾、玉石和毛毡等物品，为了笼络周边诸侯，同时也是为了显示自己是中原正统的派头。后晋统治者马继荣一行朝贡同年，即公元938年冬，册封李圣天为大宝于阗国王，并派张匡邺与高居诲前往封敕。由于当时河西诸地大部分仍在吐蕃的控制之下，因此高居诲他们辗转绕道，历经两载才到达于阗境内。李圣天对于后晋使者的到来以及封他为大宝于阗国王的殊荣十分高兴。
天福七年（942年），高居诲等人东归后晋之都。可以说，他的西使于阗达到预期目的。后晋使者东还后，大宝于阗国即派都督刘再升携玉石、玉印、降魔杵等往晋朝进贡。不久，后汉继后晋而立。李圣天又于乾祐年间遣使者朝贡。此后，直至宋朝建立，于阗同中原诸朝之间的交往联系一直没有中断。
公元10世纪初这次后晋使节西行的前因后果，以及途中经历，高居诲悉心留意，并记录下来，后人将此称作《高居诲使于阗记》。不过，这一行纪的原本散失，现在所见仅是摘要，收载于《新五代史·四夷附录》中。据该书记载，从甘州（今张掖）城往西的路途极为艰难。西行500里至肃州城（今酒泉），由此渡过金河（冥河），来到春风不度的玉门关。玉门关，相传西域玉石运到中原，首经此地，由此而得名。它一向是西域同内地的分界，是中原士大夫视为畏途的地方。从玉门关至于阗这条通道，环境险恶，路途难行。《大唐西域记》记载：“沙则流漫，聚散随风，人行无迹。”高居诲展示了一幅10世纪于阗地区社会经济、风俗民情的真实图画。
据《五代史·于阗国传》：于阗“其地有三河，东曰白玉河，西曰绿玉河，又西曰乌玉河……三河皆有玉而色异，每岁秋水涸，国王捞玉于河，然后国人得捞玉”。于阗的玉石以品种繁多，产量很高，质地优良而闻名于世，早在汉代乃至更早一些时，玉石已经作为特产在东西商道上流通。不过，它虽出于河水之中，然而并非河中生产，而是巍峨挺拔、雄峙于阗南部的昆仑山和喀喇昆仑山的馈赠。《千字文》曰：“金生丽水，玉出昆冈。”玉石深藏于这些崇山峻岭之中，每年夏季，山洪爆发，将山上玉石冲入河中，待到秋天，河水落浅，村民们便沿河采捞玉石。
“群玉之山”出产玉料众多，最有代表性、品质最佳、最被世人青睐的，当属古代称于阗，如今叫做和田的这个地方所产的和田玉。《五代史》载：于阗国王李圣天遣都督刘再开以“玉千斤及玉印降魔珠”等，向晋高宗献供。《宋史》记宋徽宗时，于阗国王岁岁朝贡珠玉，甚至一年两次。为什么要借着月光在水中捞玉？清代陈性《玉纪》中载：“产水底者名仔儿玉，为上；产山上者名宝盖玉，次之。”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也记有：“玉有山产、水产两种，各地之玉多产在山上，于阗之玉则在河边。”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附有一幅《采玉图》，表现了古时人们于月光之夜在河中捞玉的情景。华夏的先民认为美玉乃日月韶华、天地精气之结晶，成于大地，性当属阴，故常常在月夜采玉，“月光盛处，必有美玉”。还传说女人比男人更容易在河中采到美玉。
三、东西路上的月玉之光
在西域美玉输送中原国家的数千年历程中，河西走廊一带的各个少数民族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作用。《敦煌》中所表现河西地区多民族关系较为复杂，非常真切地展现了华夏玉文化所驱动的玉石贸易所带来的多民族文化认同作用。
尉迟光生父为于阗人，母亲是汉人。如果要问：这位驰骋在西域商旅之途上的混血族裔的中间商人，其骆驼队每次从西域运输到中原国家的货物是什么？这也就等于对被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所命名的“丝绸之路”的再发问：为什么把这条文化与经贸的大通道用丝绸来命名？对此，井上靖在小说第5章有一次明确的交代：“即便如此，行德还是弄清了这支商队准备运往东方的东西，有玉、波斯织锦、兽皮、西域各国的香料、布匹、种子，以及其他各色各样的杂货。”[14]
回鹘也好，吐蕃和党项也好，这些西域民族都曾经在西玉东输的历史中扮演和田玉进中原的“二传手”作用。古老的丝路上贸易往来的最主要货物即玉石，由此现象积淀出“化干戈为玉帛”的华夏人的民族团结理念。
再回到文本上来，虽然赵行德、朱王礼、尉迟光这些主人公的名字是虚构的，但是作为叙事主角的月光玉夹在真实与虚构、历史与文学之间，催生出虚实相生的艺术效果。赵行德身在西夏军旅之中，却心怀大宋王朝，认同华夏文化的正统。可是赵行德同时又是一位另类的文人，是怀抱着强烈的西域情结的华夏读书人。他在大宋都城开封府的一次接触异族女子的机遇，就让他对西域边塞向往不已，并以此方向为自己的人生目标。井上靖就是这样把自己的西域情结投射和灌注到他创造的主人公身上，让其在理智和情感之间发生巨大的张力，并最终被西域情结所驱使，毅然决然地放弃返回大宋家国。
古代华夏征战疆场的无数英雄豪杰，大多都有战死边疆的豪情壮志，不过赵行德舍命边疆的想法和他们有很大不同，他是因为恋上一位西域女子才引发精神上对西域的迷恋。若没有回鹘郡主的出现，他的人生轨迹会完全不同。回鹘郡主离世的那一刻，居然成为赵行德铭心刻骨的记忆，毕生挥之不去。直到小说结尾处，还在主人公心底闪现。[15]至于她留给他的那一串月光玉项链，成为作者浓墨重彩加以反复刻画的一种圣物，让3位不同民族的男主人公魂牵梦绕，并且都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永远厮守，永不放弃。回鹘郡主没有等来失约的情侣赵行德，被俘后，不愿屈尊为西夏国君李元昊作妾，便从城墙上跳下自尽，凸显其忠贞与刚烈。她生前从自己颈项解下的两条月光玉项链，分别由赵行德和朱王礼保管。自从尉迟光得见此项链就垂涎三尺，要据为己有，可是屡遭赵行德拒绝。
对于华夏文化而言，美玉代表的是世间的最高价值，素有“黄金有价玉无价”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流行说法。自回鹘郡主死后，两位汉族男主人公守玉如人，坚持不懈地把怀恋之情寄托在月光玉上。而于阗人尉迟光则深知这一对用顶级和田玉材料制成的项链的经济价值，出于商人的本能想得到它们。小说中的4个主要人物形象都因为和月光玉发生关联而构成叙事的整体。最后，井上靖妙用汉语成语“香消玉殒”的寓意方式来安排小说的结尾。两串项链先后在战乱和争夺中不知所终，随之而来的便是两位主人公的丧命。
先丢失的是二号主人公朱王礼所佩戴的那一串玉。作者把这个场景安排在赵行德的梦幻之中，显得虚实难辨。
忽然，朱王礼的眼神柔和下来，对行德说：“我本有样东西想交给你，可怎么也找不到。就是那位回鹘郡主的项链，看来是在激战中弄丢了。这么宝贵的东西都会丢，看来我气数已尽，不可能斩下李元昊的首级了。虽遗憾万分，又有什么办法？”[16]
朱王礼，这个名字还可以从谐音上去理解，那就是：诛（西夏国）王李（元昊）。如果他的这一志向能够如愿的话，中国历史将随之改写。与宋朝分庭抗礼的西夏国或许会随着李元昊的死而不复存在。当然，历史小说的作者要尊重历史真实，就不能让朱王礼的宏愿得逞。于是让他先失去佩玉，随之失去性命。英豪将领朱王礼的死，让其下属赵行德也失去生活的意义。接下来要丢失的是一号主人公赵行德所佩戴的那一串玉：
朦朦胧胧中，行德觉得尉迟光扯开了他衣服前襟，拽走了挂在脖子上的那串项链……行德死命抓住不放，趁着尉迟光因骑兵队分心的机会，霍地站起，伸手去夺他手中的项链。他抓住了项链一端，另一端却依然握在尉迟光手中。刹那间，那条项链绷紧成一条直线，几颗玉珠摇晃着，闪闪发光。[17]
恰在两人为月光玉而争执不下的时刻，西夏军队的铁蹄风驰电掣般逼近过来，两人各执一端的项链断裂开来，玉珠也随之四散消失。第一串玉的丢失，直接引发朱王礼的死；第二串玉的丢失，伴随的是赵行德身受重伤，在狼烟四起的战场上陷入昏迷。作者不忍再直接写下主人公的悲惨结局，在作品的最后一章，调转笔锋，叙述的是西夏占领沙州（敦煌）之后，历朝历代的历史变迁情况，以及鸣沙山千佛洞里藏经的下落。这一批劫后余生的珍宝，终于成为继月光玉之后，留给后世的永恒文化瑰宝。
敦煌，曾经以其西边著名的玉门关为华夏边界，那是新疆和田玉东进中原的第一站海关。玉门关以玉命名，体现的是地地道道的中国话语，充分体现出中原国家所看中的西域珍贵物资是什么。如今的敦煌获得“世界艺术宝库”的美誉，是因为“西玉东输”带来的“西佛东输”，使得河西走廊西端的这个文化中转站保存下大量的佛教经卷和壁画。而在周穆王西游昆仑山采玉时，直到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时，佛教东传的事业都还没有拉开序幕呢。要问2000多年以前在敦煌一线传输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那还是非“昆山之玉”[18]莫属吧。就此而言，作为第四重证据的玉石，在小说《敦煌》中发挥着引领历史想象和激活文化特性的关键作用。
[1] 作者简介：
唐卉，女，1977年生，江苏东海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古希腊文学与日本文学。
[2] 杨骊、叶舒宪：《四重证据法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08-111页。
[3] 古汉语中灵州一词具有双关语义，一是指神仙所居之处。《太平广记》卷3引《汉武帝内传》：“帝问东方朔 ：‘此何人？’朔曰：‘是西王母紫兰宫玉女，常传使命，往来扶桑，出入灵州，交关常阳，传言玄都。’”二是古州名。唐朝时的辖地约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一带，宋朝时期属西夏管辖地，即今日的吴忠市，是一号男主人公赵行德的西行首站。
[4] 井上靖：《敦煌》，东京：讲谈社，1960年，第60页。
[5] 井上靖：《敦煌》，东京：讲谈社，1960年，第136页。
[6] 井上靖：《敦煌》，东京：讲谈社，1960年，第153页。
[7] 井上靖：《敦煌》，东京：讲谈社，1960年，第122页。
[8] 井上靖：《敦煌》，东京：讲谈社，1960年，第264页。
[9] 参见方艳：《穆天子传的文化阐释》，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
[10] 井上靖：《楼兰》，赵峻译，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1页。
[11] 井上靖：《敦煌》，东京：讲谈社，1960年，第70页。
[12] 章士钊：《石雅》，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114-115页。
[13] 井上靖：《敦煌》，东京：讲谈社，1960年，第154页。
[14] 井上靖：《敦煌》，刘慕沙译，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87页。
[15] 井上靖：《敦煌》，刘慕沙译，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151页。
[16] 井上靖：《敦煌》，刘慕沙译，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166页。
[17] 井上靖：《敦煌》，刘慕沙译，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171页。
[18] 刘向：《战国策·赵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606-609页。
责任编辑：孙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