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化》| 学术专题（美学）
实践是生命存在的方式
——实践与生命美学、存在论美学之关系
散论
石长平 |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教授
原文刊载于《上海文化》2018年第12期
内容摘要
以马克思主义实践为基础概念建构的美学称之为实践美学，它从实践出发研究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生命美学把人类的生命活动作为美学研究的逻辑起点，探讨审美活动对生命的意义；从实践的角度看，当下的存在论美学主要是指刘纲纪的“实践批判的存在论美学”、朱立元的“实践存在论美学”和曾繁仁的“生态存在论美学”，它们都关注人生在世的存在状况。实践美学、生命美学和存在论美学3种理论形态既各自迥异又相互影响甚至相互交叉。
关 键 词 实践美学 生命美学 存在论美学
一、实践与实践美学
马克思在批判旧唯物主义时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2] 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实践是同“主观方面”和“感性活动”相联系的。实践虽然是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客观的感性活动，但却是包含着主观方面的主体意识活动在内的感性活动，有着主观方面的内在规定。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谈到劳动这种实践活动时说，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并说“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生产的活动是由它的目的、操作方式、对象、手段和结果决定的”。[3] 所谓实践活动，也就是作为实践主体的人将自己的意图、目的等主体意识因素借助物质手段外化或对象化的感性活动。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说：“实际创造一个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的自然界，这是人作为有意识的类的存在的自我确证。”“正是通过对对象世界的改造，人才实际上确立自己是类的存在物。”“理论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的途径，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的力量，才是可能的。”[4] 这样，马克思把实践的观点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科学地阐明了实践的本质。
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传入中国后，第一次在讨论美学问题时使用“实践”这一概念的是周扬。1937年6月，周扬发表了《我们需要新的美学——对于梁实秋和朱光潜两先生关于文学的美的论辩的一个看法和感想》一文，在文章中他认为，实践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就是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其内容是物质生产和阶级斗争。[5] 毛泽东在考察、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后，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进行了阐述和发展，他认为：“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实践一种形式，还有其他的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活动，总之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6]
20世纪50年代，李泽厚承继毛泽东和周扬的实践美学思想，在他谈论美学的文章中把实践理解为“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到了80年代，李泽厚在《批判哲学的批判》中说：“所谓社会实践，首先和基本的便是以使用工具和制造工具为核心和标志的社会生产劳动，最后集中表现为近代科学实验在认识论上的直接先锋作用。”[7] 也是“人类制造和使用劳动工具的劳动生产……即实实在在的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活动。”[8] 朱光潜在1957年的《论美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一文中，认为艺术生产作为一种精神生产活动，本身即是实践活动的一部分。他说：“把文艺看作一种精神生产劳动，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文艺的一个重要原则。”在1979年的《艺术是一种生产劳动》一文中说：“艺术是一种劳动生产，是精神方面的生产劳动，其实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是一致的，而且是互相依存的。”[9] 蒋孔阳立足于人类当下广泛的现实生活来研究人类的审美现象，进一步扩展了实践的内涵。他认为，实践并不仅指实实在在的活动，还包括艺术家的创作等精神生产。“从社会生活实践的观点来探求美，我们可以看出来，它（美）是在人类自己的物质与精神劳动的过程中，逐渐地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劳动所创造的，不仅是物质的产品，而且也是劳动者的思想和感情，聪明和智慧等这样一些人的本质力量的实现。”[10] 他认为，在马克思那里，实践作为人的基本存在方式，不仅是指劳动实践，人类的精神实践也包含在实践的范围里。
基于马克思的有关经典论述，刘纲纪的理解是：“‘实践’这个概念，把它理解为人类改造世界的感性现实活动，首先是改造自然的感性现实的活动，即物质生产劳动。”[11] 而且，既要看到劳动这一物质生产实践是人类一切实践活动的基础，是人类全部生活的基石，同时又要看到人类的实践活动具有远比劳动更加广阔的外延。张玉能先生把实践主要理解为人们为了实现自己的生存而进行的处理人与自然、社会、人自身之间关系的感性的现实活动，并把它区分为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话语实践三大类型。朱立元先生详细考察了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内涵后认为，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包含非常广泛的内涵，也包含非常多样的表现形态。它虽然以物质生产劳动为核心和基础，但不单指物质生产劳动，也指变革社会的政治道德制度的革命实践，还指感性个体的生存活动。[12] 也就是说，实践除了最基础的物质生产活动外，还包括人的各种活动，如道德、政治、经济活动等，也包括人的审美活动和艺术活动。邓晓芒、易中天认为实践是“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这是马克思关于实践的最精炼的表述，因而，“实践首先是一种‘客观现实的物质性的活动’”。他们区分了实践的类型，认为“最基本的实践，即作为人类的现实本质和整个社会存在基础的实践，是人的社会物质劳动”。[13]
需要再次申明的是，将社会实践等同于物质生产实践只能用来说明原始社会的实践活动，这是一种古老的实践观，现代实践必然是对现代实践活动的哲学概括，实践不是一成不变的实体，而是一个开放体系和流变过程。只是其中具有决定意义的和最根本的活动是人类为生存需要而进行的物质生产活动。
基于对马克思实践观点的理解，以实践为哲学基点的“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学派也逐渐形成。按照我个人的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应当从周扬开始。其发生发展的逻辑线索和历史分期应当是：以20世纪30年代周扬《我们需要新美学》的发表为实践美学的萌蘖期；以40年代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确立期；以50年代末到60年代美学大讨论中李泽厚的美学为承传转进期；以80年代美学讨论为完善命名期；90年代以后为衍化期。
建立在实践基础之上的美学称为实践论美学。阎国忠先生认为：“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论为哲学基础，以‘实践’为基础概念建构的美学，通常称之为实践美学。”[14] 他认为“实践美学”就是持“实践观点”的美学，包括李泽厚、朱光潜（后期）、蒋孔阳、刘纲纪、杨恩寰等人的美学。朱立元教授认为，所谓实践美学乃是以实践论为基础的美学理论或学说。依照这样的界定，我们可以认定以下这些应当都属于实践论美学：周扬的艺术论实践美学、毛泽东的以人民大众为本位的美学、朱光潜（后期）的实践观点的美学、李泽厚的客观社会论美学、蒋孔阳的审美关系论美学、马奇的形式论美学、刘纲纪的实践本体论美学、阎国忠的“新实践本论美学”、周来祥的和谐论美学、朱立元的实践存在论美学、张玉能的新实践美学、邓晓芒的情感论美学、杨恩寰的实践论美学等。它也包括年轻一代如王杰、朱志荣、徐碧辉、季水河等先生的美学理论形态。
在今天美学理论形态多元化的语境下，实践论美学早已不是一统天下了，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尽管实践论美学还有很多地方需要进一步补充完善，但就目前而言，在中国大陆地区，它的学术地位和理论影响力仍然居于主流。
二、生命美学与存在美学
20世纪90年代刘晓波对李泽厚美学的质疑开启了对实践美学的批判，超越美学、生命美学等“后实践美学”随即突围而出。潘知常先生1985年的《美学何处去》，特别是1991年出版的《生命美学》，建构了较为系统的生命美学理论。在同时期封孝伦先生1989年的《艺术是人类生命意识的表达》中，生命美学思想也已经初露端倪，而1995年的《从自由、和谐走向生命》是他的生命美学理论基本确立的标志。
生命美学的诞生是有其历史文化原因和具体的时代语境的。就本土传统文化而言，生命美学是中国古典美学丰富的生命精神之体现。中国哲学是生命哲学，中国的美学是生命美学，对生命的关注贯穿了整个中国美学史。这在宗白华的一些论述中就可以见到，刘纲纪在《周易美学》中也明确指证过。但重新激活这一理论形态，却与大量西方哲学美学思想涌入国门的时代语境有重大关联。西方人本主义现代哲学思潮，如叔本华、尼采、柏格森的哲学与美学思想，特别是狄尔泰的生命美学思想成为其直接的思想 。
早就有人指出：“西方近现代的哲学家，从狄尔泰、齐美尔到柏格森等人的生命哲学，也无疑为生命美学作了学术铺垫和逻辑支撑。”[15] 可以看出，他们的美学理论都以生命作为逻辑起点，充分倡扬审美活动对于生命的重要意义，认为人的生命可以在审美活动中得到超越，审美活动是超越实践的生命活动，是人类生存的最高方式。狄尔泰把诗歌看成了生命体验最充分的表达，在海德格尔那里，本真之诗是存在以语词确立自身的方式，潘知常也主张诗与思对话。
尽管都认为美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应是人类的生命活动，但封孝伦与潘知常的生命美学思想并不完全一致。潘知常并不否认实践的本原作用，承认实践活动是审美活动的基础，强调从实践活动原则扩展为生命活动原则，把超越性的生命活动作为美学研究的逻辑起点。“美学必须以人类自身的生命活动作为自己的现代视界，换言之，美学倘若不在人类自身的生命活动的地基上重新建构自身，它就永远是无根的美学，冷冰冰的美学。”[16] 因而，他的生命美学是以实践活动为基础同时又超越实践活动的一种生命活动。封孝伦则认为，人类生命决定实践，人类生命是审美活动的第一逻辑起点，而实践不过是第二逻辑起点。[17] 美就是人的生命追求的精神实现。任何东西，只要它具备了满足人的生命需要的条件，就是美的。一句话，美就是人的生命追求在精神时空中的实现。
比较中西方生命美学，其歧异还是明显的。首先，狄尔泰把生命与世界看成整体性的存在，强调生命的社会性和历史性。潘知常的生命美学把“生命”理解为个体性的生命存在，突出个体的感性生命体验。其次，狄尔泰认为审美活动只是生命活动的一种形式，他对审美活动的研究在于从中寻找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而潘知常的生命美学则直接赋予审美活动以本体意义，认为审美活动是一种真正合乎人性的生存方式，是人类生命活动的最理想形态。再次，封孝伦把生命作为实践的本原，突出生命活动的感性体验，并把审美体验描述为在精神时空中的一种实现，这显然是受到了叔本华的生命意志、柏格森生命直觉主义的唯心主义美学观点的影响。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早就说过，个人是社会的存在物。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才成为人的属人的存在。阎国忠也对此进行过深刻的评析，他认为审美超越只有在类的生活中才有可能。审美活动，既属于精神活动，也属于物质活动，不过主要是精神活动。[18] 而“具备了满足人的生命需要的条件的就是美”，这样的论断又有把美推向形而下的尘土之中的危险。生命需要是多方面的，也是有层阶的，马斯洛的理论已经论述得很明白，人的吃穿住行等存在性需要固然会包含着美，但这些生命需要以及满足这些需要的条件并不都是美的。而且对于精神性实现，如薛富兴先生所言：“美确实是人类生命追求的精神现实，但是审美之外，人类的哪一种精神活动，比如伦理、比如宗教，甚至科学活动不是人类生命追求的精神性实现呢？”[19]
毫无疑问，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生命美学异军突起，其理论主张是突破性的，起到了解放思想、繁荣学术的重要作用。但今天在历史维度和全球视域中重新审视，仅就对于美学最高概念“生命”的理解来看，那一时期的中国生命美学并非前进了，而是退回到马克思之前的旧唯物主义，甚至是客观唯心主义美学那里了。在历史维度上重新审视生命美学，是为了让它在反思中有更好的发展。潘知常已经发出了“生命美学将归来开放”的讯息，但美学基础性的工作需要扎实的理论建构，而做到这一点则需要更广大的学术视野和更包容的理论融摄，而不应当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比如《生命美学，崛起的美学新学派》[20] ）的舍我其谁的豪壮宣言。生命美学必须正视和回答阎国忠教授在《美学建构中的尝试与问题》中对其诸多问题的质疑，对原来的理论范畴和命题作进一步的疏通与阐释，不然生命美学将依然建立在并不牢固的哲学基础上而难以自圆其说，这样的发展将是无根的。我们期待生命美学为当下中国美学的繁荣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用融洽的学理赋予生命和审美更多的意义和价值。
存在主义美学的思想渊源是克尔凯郭尔的神秘主义哲学，他认为个人的存在在于个人的自由决定和选择，人的存在和发展有3个阶段：美学阶段、伦理阶段和宗教阶段，到了宗教阶段人才能达到真正的存在。胡塞尔的现象学哲学也是存在主义美学的重要思想来源，同时，叔本华、尼采的生命意志论美学也对其提供了思想养料。存在主义美学诞生于德国，以雅斯贝尔斯和海德格尔的美学思想为标志，他们确立了这一美学思想的理论框架，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传入法国并得到进一步发展，其主要代表为萨特、梅洛—庞蒂等。
20世纪90年代中国存在论美学的最先提出者是张弘。他在《存在论美学：走向后实践美学的新视界》中提出，走向以语言中心的存在论为哲学根据的存在论美学是必然的趋势，语言中心的存在论不同于始基存在论和实体存在论，而是和海德格尔等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以现象学为出发点的基础存在论。他没有说明这一基础存在论的基本含义，但从文章后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对此的认识并不很准确、明晰。他说，存在论美学明确地拒斥二元论，而实际上，海德格尔存在主义哲学的重要特征就是主客二分，“此在在世”，就是人生在世，诗意栖居也就是人与神共在，与万物共在。把存在论美学作为艺术哲学，也忽视了前期海德格尔对于历史性的个人生存的理论焦点。[21] 此后，尽管张弘出版了《存在美学的构筑》，但实际上并没有对其理论进行更多更深入的阐发。
杨春时的生存—超越美学从生存的超越性出发，认为审美不是现实的活动，而是对现实的超越、批判，是自由的生存方式，美学也因此成为人们反思现实存在的思辨形式。[22] 因为存在与生存并不能等量齐观，存在是一个比生存更高的美学范畴，因此他的美学常常被称为“超越美学”，而并不被认为是存在论美学。
在实践美学学派中，使用“存在”来界定和诠释自己的美学观点的，一个是刘纲纪，一个是朱立元。刘纲纪将他主张的实践本体论美学重新命名为“实践批判的存在论美学”。“从哲学上看，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美学可以称为实践批判的存在论美学。”[23] 关于实践批判的存在论的“存在”，刘纲纪说，使用“存在”一词一是“为了说明马克思所说的‘存在’是以物质的自然界为前提，作为自然界一部分的人的‘社会存在’”（不是卢卡奇的“社会存在”），[24] 二是为了更明确地把审美与艺术和人的存在问题联系起来。刘纲纪为了强调人的社会存在，使用了“实践批判的存在论美学”来表征他的实践本体论美学，这体现出他的实践美学思想在新时期关注人的生存状况方面的变化。
朱立元在他的“广义实践观”的哲学基础上构成了实践存在论美学。因为人类世界对人的生存具有现实性，而实践又构成了人类世界的本体，所以实践与人的生存状态密切相关。一句话，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即人的生存本体。因此，马克思在确认实践是人类世界的本体的同时，又确认实践是人的生存的本体，两者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马克思哲学是生存论的本体论，即实践本体论。正由于马克思的实践观本来就有存在论的维度，因此以实践唯物主义为原则和基础，借鉴、融合海德格尔的一些存在论思想来阐发马克思没有来得及充分展开的实践范畴内涵，使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得到更充分的展开与丰富。朱立元的美学主张主要是：将实践作为美学研究的哲学基础，在人的现实存在和实践这一根本出发点上，要求美学以现实存在的人为对象，从人的存在的角度阐释本体论，并把人的存在和实践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美是生成的而不是现成的，审美活动是一种基本的人生实践，审美是一种高级的人生境界。
随着生态美学的发展，以曾繁仁为代表的生态存在论美学发展、丰富了中国存在论美学。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者提出了从生态论角度切入美学研究的理论构想，并将这一理论形态命名为“生态美学”，把海德格尔的后期存在论思想作为理论根基，同时吸纳《周易》生命美学思想以及老庄思想。2002年，曾繁仁在《生态美学：后现代语境下崭新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观》中提出，生态美学问题归根结蒂是人的存在问题，并开始寻求生态美学自身的存在论基础，提出“生态存在论”概念。2007年，他明确地把“生态存在论”作为生态美学的7个基本范畴之一。在《生态存在论美学论稿》中，他对生态存在论美学进行了解释：生态美学应包括人与自然、社会以及自身的生态审美关系在内，是一种符合生态规律的存在论美学观。他说：“我认为生态美学问题归根结蒂是一个人的存在问题。因为人类首先并且必须在自然环境中生存……营造美好的精神家园，获得高层次的情感慰藉和精神升华。这就是一种审美的超越和升华，正是生态美学的本意和精髓。”[25] 他认为，生态存在论美学与传统的存在论美学观相比，丰富了美学理论的范围，最主要是丰富了“存在”的范围，从传统存在论美学观专指“人的当下存在”的“存在”，扩展为“人—自然—社会”这样一个系统整体之中。
生态存在论美学是当下较具影响力的一个美学形态，它的哲学基础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因而它应当作为实践论美学的另一流派。人的存在是世界中的存在，本身就包含了作为人的整体的组成部分的自然和社会，那么认为把人的“存在”扩展为“人－自然－社会”的系统，这样的理解是不是还不够融洽？对人与环境的审美关系的研究意旨和向度规定了“生态存在论”美学的学术范围，这是其成为一个学派的标识，但却也造成了诸如审美创造、喜剧性等美学基本理论问题或范畴不能合法地进入到它的研究视野。要成为一个系统的美学理论，生态存在论美学还有许多基础工作要做。
三、实践与生命和存在
生命与实践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潘知常认为生命是人的实践活动的结果，有了实践才有人。在他这里，和实践美学一样，承认劳动创造了人，实践是生命产生和持存的本原。封孝伦则认为，人的实践活动是由人的生命存在决定的。人没有生命及生命需求，便不会实践，也不能确定实践的内容和形式。[26] 实践是被决定的，决定人类实践的是人类生命。人类生命是审美活动的第一逻辑起点，而实践不过是第二逻辑起点。[27] 就是说，生命产生并决定实践。
那么，生命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是神的创造还是先验设定？如果都不是，那就只有回到“劳动创造了人”这里来。这是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达尔文《人类的由来》等一系列关于人类起源的经典著作所详细论证过的，也是为人类历史事实所充分证明了的。劳动这一最原始、最基础的实践活动创造了人的生命本身，创造了生命得以存在的“人化”了的自然界。实践是生命的基始，是生命存在的方式。在谈论人与美的本质的时候，蒋孔阳说：“劳动所创造的，不仅是物质的产品而且也是劳动者的思想和感情，聪明和智慧等这样一些人的本质力量的实现。”[28] 刘纪纲说：“从劳动推而广之，人类的整个生活都是人类的自由创造所产生的作品，作为这样的作品去加以观照，它就是审美与意识的对象，所以，我把美定义为人在改造世界、创造生活的实践中取得的自由的感性表现。”[29] 在关乎人的世界里，以劳动为原始形式的实践活动是本体、本原，这是毋庸置疑的。
这里需要辨明的，是关于生活资料生产与人的自身生产的关系问题。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须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30] 阎国忠指出，这两种生产就是“生命的生产”，即“生活资料的生产”与“人自身的生产”，两者在“生命的生产”中是相互关联、互为条件的两面。实践是包含劳动生产在内的“生命的生产”，“生命的生产”亦即“生活资料的生产”与“人自身的生产”是作为始源和基元的内在原动力，是全部人类历史的开端，它既生产人的生命本身，也生产生命得以存在的生活资料。在本原意义的生命的生产中，“生活资料的生产”与“人自身的生产”是同一的，不存在谁决定谁的问题。张玉能先生也认为，人的自身生产是人类实践的物质生产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人类一切实践的物质基础。因此，是实践产生并决定生命以及它的存在方式，而不是相反。
另外，还有关于“存在”的问题。必须区分“存在”（Sein/Being）与“生存”（Existenz/Existence）两个概念的差别。“存在”包含“有”“生存”等义，并涵盖“实在世界”“观念世界”等。“存在”具有哲学思辨性。“生存”却是具有人文意味的日常话语。在哲学与美学中，“存在”是一个最高概念，而“生存”却不是。关于“存在”，应当辨明这样几个问题：
其一，存在的追问唯有对人才有意义。“存在”首先与人之“在”相联系，在人之外，并不发生存在或不存在的问题。存在的具体意义，只有通过与人自身之“在”的联系才能得到呈现。从终极的意义上看，存在之成为问题，是以人的“出场”为前提的。
其二，人的存在实际上是一种双重化的存在。不仅是感性的物质的存在，更是一种超越性的精神存在。感性存在指向人的日常物质生活，求真、求善、求美是人的精神存在的表现形式；而且，人也不仅是自然性的存在，更重要的是社会性的存在。
其三，人“在”世具有二重形态。日常生活与终极关切作为人“在”世的二重形态，展示了存在的不同维度。既不能限定于日常存在而拒斥终极关切，也不能执着于终极关切而疏离日常存在。离开了对存在意义的终极关切，日常生活便无法超越本然或自在之域；而悬置了日常生活，终极关切将会流于抽象的玄思。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才强调审美的超越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的精神超越。
其四，作为审美关系中的存在规定，美不仅表现为对象的自在属性，而且也体现了人的价值理想，后者内在地蕴涵着对存在完美性的追求。由于与理想的本原性相联系，审美活动同时也指向了存在的完美性。基于此，审美活动具有了超越特质而成为生命存在的理想形式。
这一切都表明，无论在哲学层面上还是美学意义上，实践既是存在的本原，又是存在的方式。存在只有在进入人的认识与实践过程时才向人敞开。因而，杨国荣先生说：就人的存在与时间的关系而言，时间的意义首先可以追溯到人的实践过程。就个人而言，个体从早年到成熟的时间历程，便以不断参与各种形式的实践活动为其具体内容；在社会的层面看，实践集中表现了人的本质的社会性，离开了人的这种实践活动，社会本身的存在和延续将难以想像。社会存在的时间之维，在实践过程的历史展开中获得了深沉的内涵。[31]
杨耕在谈到实践和存在这对概念时说，马克思并不是以一种抽象的、超时空的方式去理解和把握存在问题的，而是从实践出发去理解和把握人的存在，从人的存在出发去解读存在的意义，并凸显了存在的根本特征——历史性。“马克思的实践本体论把人的存在本身作为哲学所追寻的目标……探求对象、现实、感性的存在何以成为这样的存在，即它们存在的意义。意义来自人的生存实践。对象、现实、感性与人以及人的生存实践是连接在一起的，本体论与人的生存实践密切相关。”[32] 朱立元在解释他的实践存在论美学时说，马克思多次在其哲学中提出和使用过“存在”与“社会存在”的概念，用“存在”来理解实践和用实践来理解“存在”，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美学中的应有之义。刘纲纪也说过：“在我看来，‘生命’‘生存’问题当然很重要，马克思也曾多次论及，但人的‘生命’‘生存’的根基是马克思所说的物质生产实践。离开这一根基去讲‘生命美学’或‘生存美学’，恐怕很难超越西方已经讲了很久的生命美学和存在主义美学……要真正科学地、深刻地解决审美与艺术同生命、生存的关系，恐怕还是不能脱离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33] 这都是很有见地的论断。
总之，人是通过实践并在实践中获得人自身的，在实践中，不仅外在客观的自然被“人化”了，人的器官、心灵以及心理结构也被“人化”了，实践是人之为人的原动力。人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过程，也就是与世界发生关系的过程，无论认识世界还是改造世界，都是实践。人是在诸如生产劳动、日常生活、批判、交往等各种各样的实践活动中生存发展的。因此，我们认同朱立元先生的观点：实践就是人存在的基本方式。[34]
[1] 作者简介：
石长平，男，1968年生，河南南阳人，文学博士。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学和文学理论。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6页。
[3]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55、202页。
[4]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0、51、80页。
[5] 参见石长平：《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的滥觞与历史分期》，《湖北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
[6]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21页。
[7] 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67页。
[8] 李泽厚：《李泽厚哲学美学文选》，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5年，第464页。
[9] 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5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69页。
[10] 蒋孔阳：《美在创造中》，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5页。
[11] 刘纲纪：《艺术哲学》，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67页。
[12] 朱立元：《简论实践存在论美学》，《人文杂志》2006年第3期。
[13] 邓晓芒、易中天：《黄与蓝的交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402页。
[14] 阎国忠：《美学建构中的尝试与问题》，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08页。
[15] 颜翔林：《思维与话语的双重变革》，《学术月刊》2000年第11期。
[16] 潘知常：《生命美学》，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页。
[17] 封孝伦：《人类审美活动的逻辑起点是生命》，《贵州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
[18] 阎国忠：《美学建构中的尝试与问题》，第280页。
[19] 薛富兴：《生命美学的意义》，《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
[20] 范藻：《生命美学，崛起的美学新学派》，《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
[21] 张弘：《存在论美学：走向后实践美学的新视界》，《学术月刊》1995年第8期。
[22] 杨春时：《生存——超越美学的现代性》，《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23] 刘纲纪：《美学与哲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72页。
[24] 刘纲纪：《美学与哲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73页。
[25] 曾繁仁：《生态存在论美学论稿》，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2页。
[26] 封孝伦：《生命与生命美学》，《学术月刊》2014年第9期。
[27] 封孝伦：《人类审美活动的逻辑起点是生命》，《贵州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
[28] 蒋孔阳：《美在创造中》，第15页。
[29] 刘纲纪：《传统文化、哲学与美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40页。
[3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9-30页。
[31] 杨国荣：《存在之维：后形而上学时代的形上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2页。
[32] 杨耕：《关于马克思实践本体论的再思考》，《学术月刊》2004年第1期。
[33] 刘纲纪：《马克思主义美学在当代的发展问题》，《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1997年第1辑。
[34] 朱立元：《走向实践存在论美学》，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80页。
责任编辑：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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