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化》| 学术专题：神话学研究
公元前1920年积石峡溃决大洪水与夏王朝的建立
柴克东 | 上海交通大学博士研究生
原文刊载于《上海文化》2019年第10期
内容摘要
吴庆龙团队于2016年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论文证实了公元前1920年在青海省积石峡发生过的一次溃决大洪水，由此为“鲧禹治水”传说的真实性提供了科学依据，但该文在两者之间的对应关系上举证不足，其中关于大禹治水成功后于公元前1900年在二里头建立夏都的说法也值得商榷。中国“文学人类学派”倡导的“四重证据法”方法论可以补充吴庆龙团队在举证上的不足，并进一步提出大禹建立的夏都可能位于齐家文化地区。
关 键 词 溃决大洪水 夏王朝 齐家文化 四重证据法
一、导论
2016年5月，《科学》杂志刊载了由吴庆龙团队撰写的《公元前1920年溃决洪水为中国大洪水传说和夏王朝的存在提供依据》（以下简称《依据》）一文，通过对青海省黄河沿岸的滑坡体遗址、黄河上游的堰塞湖特质沉淀物以及下游的溃决洪水沉淀物进行地质学考察，为学术界长期以来无法证实的大洪水传说提供了科学的解释。《依据》指出，导致喇家遗址毁灭的地震同时在积石峡附近形成堰塞湖。堰塞湖在完全堵塞黄河6—9个月后溃决，巨大水流冲击了黄河下游2000公里以内的土地，并且迫使黄河下游改道。根据对喇家遗址几名遇难儿童骨骼样本进行的C14年代矫正，《依据》确定此次洪水发生的精确年代为公元前1922±28年，并指出《禹贡》记载大禹疏浚黄河始于积石山，与溃决洪水开始的积石峡同名；洪水引发了下游平原的次生洪水。鲧禹父子历时22年治理、平息洪水，然后在二里头建立夏朝。综上所述，《依据》认为夏朝的始年为公元前1900年，并且以倪德卫根据历时星相推算出夏朝始年为公元前1914年作为佐证。[2]
吴庆龙团队以科学方法提供的证据使我们相信公元前1920年的中华大地上确曾发生过一场洪水浩劫。这场洪水不但彻底淹没了喇家遗址，而且深刻改变了黄河流域先民的生活。以农业为主要生活方式的人们渴望恢复家园，因此治理洪水势在必行。然而，《依据》虽然求证了公元前1920年在积石峡发生过大洪水，将这次洪水治理与传说中的“鲧禹治水”联系起来，但却没能证明这场洪水就是由鲧禹父子所治理。此外，《依据》以灰嘴遗址的测年为二里头文化的起始年代的观点也有待商榷。本文将通过“四重证据法”方法论来补充吴庆龙团队在举证上的不足，并通过齐家文化与二里头文化在考古学上的年代先后及相似性来重新寻找大禹建立夏都的可能范围。
二、“第一重证据”：传世文献中的“鲧禹治水”
战国末至西汉的诸多文献中均记载有“共工怒触不周山”的神话。如《列子·汤问》云：
共工氏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折天柱，绝地维，故天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满东南，故百川水潦归焉。
《山海经·西山经》记不周山的位置在“崇吾之山”西北370里。《大荒西经》云“西北海外，大荒之隅，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离骚》“路不转以左转兮”，王逸注：“不周，山名，在昆仑西北。”神话中被共工撞断的不周山地理位置与现实中积石山同位于西北昆仑山脉附近，且两山都因强烈震动引发大洪水。如前所述，发生在公元前1920年的积石峡洪水不是因为黄河季节性泛滥，而是地震形成了巨大堰塞湖溃决，其威力及破坏性极其巨大。我们推测，先民们将此次史无前例的巨洪爆发用神话的方式进行加工，认为瞬间爆发的洪水是共工折断不周山引起的，并以口耳相传的方式延续到了文字时代。后世的许多文献也都明确指出大禹治理的洪水就是由共工引起，《山海经》中也明显将鲧禹父子与共工对立起来。所以这一神话提供了“鲧禹治水”与毁灭积石峡的地震联系起来的“第一重证据”。
《诗经·商颂·长发》是一篇商人在宗庙举行祭祀活动时演唱的颂诗。这首诗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商人与大禹关系的最为原始的“第一重证据”。其文曰：
濬哲维商，长发其祥。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外大国是疆，幅陨既长。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玄王桓拔，受小国是达，受大国是达。率履不越，遂视既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帝命不违，至于汤齐……九有有截，韦顾既伐，昆吾夏桀。
诗人首先回忆了大禹因治水有功建立了幅员辽阔的国家，然后转到对商人始祖契、相土的称颂。注释家们对“外大国是疆”的解释历来多有分歧。笔者认为此处“大国”应为商人的都城，“外大国是疆”意为“以我大国商作为大禹建立的国家的边邑”。这句话表明商人承认大禹建立政权的合法性，并且将自己的始祖契视为大禹的臣子。诗歌中还提到汤伐夏桀的事迹，说明此时由大禹建立的政治盟主权开始转移到了商汤手中。
据《逸周书·世俘》，周人克商后，在商都举行了持续5天的庆典仪式：
辛亥，荐俘殷王鼎。武王乃翼矢圭矢宪，告天宗、上帝。王不革服，格于庙，秉黄钺，语治庶国；籥人九终。王烈祖，自太王、太伯、王季、虞公、文王、邑考，以列升，维告殷罪。籥人造；王秉黄钺，正国伯。
壬子，王服衰衣，矢琰，格庙。籥人造；王秉黄钺，正邦君。
癸丑，荐俘殷王士百人。籥人造；王矢琰，秉黄钺，执戈。王入，奏庸；大享一终，王拜手稽首，王定，奏庸；大享三终。
甲寅，谒戎殷于牧野。王佩赤、白旂。籥人奏《武》。王入，进《万》，献《明明》三终。
乙卯，籥人奏《崇禹生开》三终。王定。[3]
《逸周书·世俘》记载，第一天辛亥举行的仪式中，武王首先虔诚地向天帝报告克殷的功绩，然后对6位近祖进行祭祀。第五天乙卯举行的庆典以籥人演奏“崇禹生启”三终结束。第一天的庆典中已经举行过对帝和祖先的祭祀，所以此处的“崇”“禹”“开”并非天帝或周人祖先，有可能是最早建立夏王朝的三代首领。周人在庆祝新政权成立的盛大典礼中以演奏具有追忆性质的《崇禹生开》作为结尾，联系《诗经·商颂·长发》和遂公铭文，笔者认为这是周人在向其他部族宣示自己已经从商人手中接管了在崇、禹、开时代形成的最高政治盟主权。[4]
通过以上“第一重证据”分析，我们可以将“鲧禹治水”与共工怒触不周山引发滔天洪水、毁灭积石峡的地震引发的洪水联系起来，证明神话中鲧禹治理的不周山洪水正是积石山地震引发的大洪水，积石山就是神话传说中的不周山。大禹治水成功后建立了第一代政治盟主权，其合法性也得到商、周部族的承认。
三、“第二重证据”：遂公铭文与“大禹治水”
西周金文中，对大禹因治水有功而建立政权的第一次概括性表述最早见于遂公铭文。遂公铭文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周人与大禹关系的“第二重证据”：
天命禹敷土，随山濬川，乃差地设征，降民监德，乃自作配享民，成父母。生我王，作臣，厥贵唯德。民好明德，顾在天下。用厥绍好，益干懿德，康亡不懋。孝友，明经齐，好祀无废。心好德，婚媾亦唯协。天厘用考，神复用祓禄，用御于氓。遂公曰：民唯克用兹德，亡侮。[5]
遂公铭文首先追忆大禹得到天命治理洪水，功成而称王（“自作配享民，成父母”），然后叙述周部族先王功绩。因为先王好“德”，作了大禹的臣（“生我王，作臣”）。从《诗经·大雅·生民》可知，周人视后稷为本族的始祖，所以这位“王”应指后稷。[6]遂公铭文从结构和内容两方面与《长发》形成对应关系。从结构上说，两者均先叙述大禹治水及建立政权的事迹，然后展开对本部族始祖的称颂。从内容上说，《长发》体现了典型的商文化特色，表现商人崇尚武力的观念；遂公铭文则凸显“德治”观念，称颂大禹和后稷“为政以德”的品质。《长发》中商人的始祖契是“帝”之子，而遂公铭文中的后稷则是“天”之子，体现了商人和周人在“帝”“天”崇拜上的不同。两者的相同点是商人和周人都视各自的始祖为大禹的臣。从《左传·哀公七年》云“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可以推测，因为大禹治水的功绩惠及各个部落，不仅商、周部族，万国诸侯都愿意承认大禹建立的政治盟主权。
通过对“第一重证据”和“第二重证据”的分析，我们得到以下几点结论。首先，商人和周人都认为大禹因治水有功建立了新的政权，这一政权同时也得到了其他部族的承认。其次，大禹建立政权后以“差地设征”的方式行使自己的最高盟主权。简言之，就是根据物产和土地优劣来规定各地的赋税。“禹贡”的观念就此诞生。再次，商人和周人都认为自己的始祖契、后稷曾以大禹臣子的身份服侍大禹，此后经过汤武革命，最高政治盟主权分别转移到了商人和周人手中。
这三点结论提示我们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商人和周人之所以将他们的始祖追溯到与大禹同时，是因为在大禹时代随着新型国家政权的出现，生活在黄河流域的众多部族开始由过去各自为政的局面向统一的、尊崇最高政治盟主权的集合体转变。在大禹建立政权之前部族之间必然存在侵伐吞并的事件，但武力的征伐并没有促成政权上的统一，反而使大禹因成功治理水患而得到了各部族的拥护。究其原因，在于由神话思维主导的先民坚信鲧禹父子成功治理水患是因为得到至上神“天”的命令。这也使我们相信，在此之前，黄河流域相互作用圈内存在着某种共同的宗教信仰，这种共同的信仰不但推进了作用圈内文化的交流，而且促进了思想的统一。张光直先生认为萨满教在促进中华文明兴起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7]叶舒宪先生则通过“玉教”理论提出了“玉文化先统一中国说”。[8]笔者认为，宗教信仰上的趋同为统一政权的建立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基础，而在大洪水来临时大禹团结黄河流域各部族共同应对灾情则是统一政权建立的现实条件。[9]
四、“第三、四重证据”：玄玉崇拜与禹都探源
自1959年徐旭生先生在河南偃师二里头发现大型青铜时代的遗址之后，[10]关于二里头遗址到底属于夏文化还是商文化的争论一直持续不断。产生争论的主要原因是，过去的考古学报告将二里头4期的年代定为公元前1900—前1500年，[11]与文献记载的夏朝（前2079—前1600年）部分重叠。2005年，在“中国·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仇士华、蔡莲珍、张雪莲纠正了1983年的测定数据，重新给出了二里头4期文化的绝对年代为公元前1750—前1520年，[12]较之前流行的二里头400年的积年缩小为200年。2014年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的5卷本考古报告《二里头1999—2006》，同样采纳以重新测定的公元前1750—前1520年为二里头遗址4期的确切年代。[13]这样一来，《依据》认为大禹治理水患后在二里头建立都城的说法就难以成立。但《依据》提供的两个坚实的证据却支持了关于夏文化由来的另一种假说，即齐家文化是夏文化的发源地。
齐家文化主要分布在以渭河上游、洮河中游和湟水中下游为中心的大片区域，向东西覆盖700公里、南北覆盖600公里，包括今陕西西部、甘肃、宁夏、青海东部和内蒙古中南部，年代范围为公元前2200—前1600年。[14]《依据》证实了发生在公元前1920年的大洪水源头在积石山，从时间和地域来说都在齐家文化范围内。顾颉刚先生早年指出，自古以来，齐家文化区域就出现了许多以“夏”命名的地方，如甘肃省有临夏州、夏河县，夏河县西北有大夏古城，相传即为土货逻，后来迁徙到了中亚细亚。宁夏回族自治区与甘肃接壤，是历史上李元昊建立西夏的地方。陕西韩城又名夏阳，或称大夏，相传为禹都。[15]这些地名为大禹在齐家文化建立政权提供了“第三重证据”。
传世文献将大禹与一种被称为“玄圭”的玉石器联系起来，《禹贡》曰“禹赐玄圭，告厥成功”。《北堂书钞》卷129引《帝王世纪》曰“禹治水毕，天赐玄圭”。《水经注·洮水》有“禹治洪水西至洮水之上，受黑玉，书于斯水上”的记载。其实“玄”在先民的观念中不仅有“黑”的意思，还有“变”的意思，由此又引申出“神秘”之意。《道德经》第1章曰：“玄之又玄，众妙之门。”2014年7月至2017年9月，文学人类学研究会组织“玉帛之路”考察团对我国西部出产玉石的地方先后进行了13次考察活动，在天水武山县和镇原县发现墨色玉石和玉器，并证实这种玉石就是常山下层文化和齐家文化中墨绿色蛇纹玉器所用玉料。[16]这种墨玉初看呈黑色，在强光照射下会变成墨绿或翠绿色，这就为“玄”字兼有“黑色”和“变化”二意提供了实物原型。由神话思维主导的先民被这种神秘的玉石所吸引，就地取材用这种墨玉制造了大量的璧、钺、璋、刀等玉礼器。所以“玄玉”普遍见于我国中原和西部自仰韶文化中期至龙山文化和齐家文化的大片区域，在白玉登场以前昭示了一个持续2000多年的“玄玉时代”。[17]
将以上“第四重证据”与传世文献中有关大禹和“玄玉”的记载综合起来考察，可以得知：公元前1920年黄河在积石峡溃决之后，齐家文化部族的生存受到极大的威胁，大禹能够团结各部族共同治理洪水，除了基于恢复耕种的现实关切外，还与常山下层文化、齐家文化所共同继承自仰韶文化庙底沟期的“玄玉崇拜”意识形态大传统有关。治水成功后，大禹成为各个部族共同尊崇的首领，他以“差地设征”的方式向其他部族宣示最高盟主权的权威，其他部族首领则以“执玉帛”的方式向大禹的盟主政权表示臣服。
从考古角度来看，齐家文化和二里头文化年代相近，文化要素也存在某些相似，可以推测两种文化之间存在某种联系。由考古学提供的“第四重证据”证明，二里头文化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受齐家文化的影响。[18]首先，最新的考古学测年显示齐家文化的上限要比二里头文化早450年，两种文化年代上重叠部分只有公元前1750—前1600年。其次，二里头出土的青铜器中只有戈属于中原器型，其他青铜器物表现出与齐家文化的同源性，完全没有任何中原的特点。[19]比如二里头出土的镶嵌绿松石铜牌与天水齐家文化出土的铜牌在形制上非常相似。[20]二里头的带柄环首刀与齐家文化杏林遗址出土的带柄环首刀都体现出典型的塞伊尔—图尔比诺风格；青海贵南尕马台齐家文化遗址出土的青铜镜与二里头3期出土的青铜镜在风格上都呈现出巴克特里亚文化的风格。[21]再次，齐家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中发现的多孔大玉刀为二里头文化受齐家文化影响提供了直接证据。喇家遗址曾出土过一件三孔大玉刀，复原后长达66厘米，是目前考古发掘出土的最大玉刀，被学者们称为礼器中的“王者之器”。[22]甘肃古浪县、陕西芦山峁遗址、青海大通上孙家寨等地也出土了齐家文化多孔玉刀，其形制上的共同特点是长而薄。二里头2期到4期出土的玉刀至少有5件，在形制上呈现出与齐家文化一脉相承的特点。
五、余论
通过以上举证，笔者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考古学资料显示，公元前2000年的黄河流域生活着众多部族。人类学资料则证明这些部族之间存在共同的萨满教信仰和“玉教”信仰，这从意识形态方面为最高政治盟主权的诞生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二，传世文献《世俘》《长发》证明，由崇、禹、开领导的夏部族在团结其他部族成功治理洪水后在黄河流域建立了最早的政治盟主权。汤武革命之后，这一政治盟主权分别转移到了商人和周人手中。政治盟主权的方式之一是“差地设征”，这是新型政权出现的标志，也是商人和周人从经济利益角度角逐这一权力的原因。
第三，《依据》证明公元前1920年积石峡发生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洪水。此次洪水与黄河周期性泛滥不同，它是由毁灭喇家遗址的大地震引起的。传世文献将大禹治理的洪水与共工怒触不周山引发滔天洪水联系起来，正好印证了积石峡大洪水与地震的关系，积石山就是神话传说中的不周山。
第四，地震、洪水发生的时间和地点与大禹治水的时间地点完全契合。传说中大禹治水成功后从天帝那里接受了“玄圭”。人类学资料显示齐家文化出土大量玉璧、玉琮、玉钺、玉圭等玉器多呈“玄色”，这些玉器取材于天水武山县的墨玉矿，证明大禹治水区域在齐家文化范围。西北之地多称“夏”的事实证明大禹在齐家文化建立过政权。
第五，人类学资料显示齐家文化是向中原地区输送青铜技术和西部优质透闪石玉料（包括和田白玉）的中转站。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发掘出大量与齐家文化同类型的考古遗物表明二里头文化与齐家文化存在紧密联系。齐家文化衰落时期正是二里头文化兴起的时期。二里头文化1期遗址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如此快速的人口集中只能解释为人口迁徙。[23]综合以上可以证明，夏王朝政权最初建立在齐家文化范围内，时值齐家文化后期；夏王朝中后期政权开始向中原地区迁徙，以二里头4期的年代考之，二里头当为夏王朝中后期所都之地。[24]
[1] 作者简介：
柴克东，男，1985年生，甘肃永登人。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学人类学。
[2]Qinglong Wu, Zhijun Zhao, Li Liu, Darryl E. Granger, Hui Wang, David J. Cohen, Xiaohong Wu, Maolin Ye, Ofer Bar-Yosef, Bin Lu, Jin Zhang, Peizhen Zhang, Daoyang Yuan, Wuyun Qi, Linhai Cai, Shibiao Bai, Outburst Flood at 1920BCE Supports Historicity of China’s Great Flood and the Xia Dynasty, Science Magazine, 2016, 8, pp.579-582. 中译稿见《中国水利》2017年第3期。
[3] 顾颉刚：《〈逸周书·世俘篇〉校注写定与评论》，《文史》第2辑，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3页。
[4] 张光直指出，公元前3000年和公元前2000年的考古资料显示，当时的黄河流域存在着许多并行的部落，这些部落之间互通往来，从而形成了一个相互影响的文化圈。因此，所谓的夏商周“三代”，其实是一个并行的相互联系的地域性发展体系，在其发展过程中伴随着最高政治盟主权的转移。参见张光直：《古代中国考古学》，印群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425页。
[5] 李学勤：《论遂公及其重要意义》，《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第6期。
[6] 诸家对于“降民监德，乃自作配享民，成父母。生我王，作臣”一句的断句分歧很大。陈英杰先生综合诸家之说，断为“降民监德，乃自作配享，民成父母，生我王，作臣”，并解释这一句的主语是“天”，“我王”指大禹。见陈英杰：《豳公铭文再考》，《语言科学》2008年第1期。笔者认为这一解读是错误的。铭文上句即言大禹接受天命治水，功成而成民父母，下句即言天生“我王”作大禹的“臣”，这一结构与《诗经·商颂·长发》如出一辙。所以这里的“我王”是指周人的始祖后稷，而非大禹。
[7] 张光直：《古代中国考古学》，第431页。
[8] 叶舒宪：《玉文化先统一中国说：石峁玉器新发现及其文明史意义》，《民族艺术》2014年第4期。
[9] 叶舒宪曾指出，史前中国最大的政治就是治水，请参看《洪水神话与生态政治》一文中对“治”的语源学分析。见《天涯》1999年1期。
[10] 徐旭生：《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考古》1959年第11期。
[11] 仇士华、菜莲珍、冼自强、薄官成：《有关所谓“夏文化”的碳十四年代测定的初步报告》，《考古》1983年第10期。
[12] 仇士华、蔡莲珍、张雪莲：《关于二里头文化的年代问题》，《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中国·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321-332页。另见张雪莲、仇士华、菜莲珍、薄官成、王金霞、钟建：《新砦—二里头—二里岗文化考古年代序列的建立与完善》一文。《考古》2007年第8期。
[1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二里头1999—2006》第3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年，第1236页。
[14] 刘莉、陈星灿：《中国考古学》，陈洪波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第344页。
[15] 顾颉刚：《顾颉刚读书笔记》第4卷，台北：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0年，第2026-2027页。
[16] 叶舒宪：《武山鸳鸯玉的前世今生：第十次玉帛之路渭河道考察札记》，《百色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
[17] 叶舒宪：《认识玄玉时代》，《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5月25日。
[18] 一些学者认为齐家文化中出现的二里头因素是齐家文化受二里头文化影响的产物。见刘莉、陈星灿：《中国考古学》，第345页。这一立论是以旧的二里头年代为基础。在齐家文化中出现如镶嵌绿松石铜牌这样彰显“王者之气”的礼器到底是不是从二里头传播而来，直接关系到夏都的建立是在齐家还是在二里头，在新的二里头年代公布之后，这一问题值得重新研究。
[19] 胡博：《齐家与二里头：远距离文化互动的讨论》，李永迪译，夏含夷编：《远方的时习：〈古代中国〉精选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0页。
[20] 李水城：《西北与中原早期冶铜业的区域特征及交互作用》，《考古学报》2005年第3期。
[21] 胡博：《齐家与二里头：远距离文化互动的讨论》，夏含夷编：《远方的时习：〈古代中国〉精选集》，第38-39页。
[22] 叶舒宪：《齐家文化与玉器时代》，《西北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另见易华：《齐家玉器与夏文化》，《百色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
[23] 刘莉、陈星灿：《中国考古学》，第278页。
[24] 美国汉学家倪德卫教授结合考古学、天文学、文献学等跨学科资料得出的夏代积年和商代积年是值得我们重视的。倪德卫推算夏朝始年是在公元前1914年，商朝始年是在公元前1558年。见倪德卫：《〈竹书纪年〉解谜》，魏可钦、解芳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69-79页。这正好可以解释大禹在齐家文化建立夏王朝的时间是在公元前1920年的水患得到治理之后，而夏朝政权向二里头的迁徙形成了二里头1期文化，时间约在公元前1750年左右，二里头4期文化不晚于公元前1550年，与倪德卫推算的商朝始年契合。说明二里头4期文化都是夏文化，只不过是夏文化的后半期。
责任编辑：沈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