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化》| 文化理论前沿
丧文化：一种对现代性的激烈反抗
意娜 |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原文刊载于《上海文化》2018年第12期
内容摘要
丧文化是一种会过时的潮流，但背后的集体焦虑并没有过时。当下这一轮丧文化与过去100年中的“迷惘的一代”“垮掉的一代”以及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迷惘现象产生的情势类似，新技术带来新社会行为的大量变化，引起社会关系的重新组织，反现代性的行为虽然不受主流倡导，却始终伴随着现代性的发展而存在。这一轮丧文化的发生也是处于社会发展变化时期，在社交媒体兴起之后，经过一系列类似导火索的现象铺垫，以破窗效应爆发的社会思潮。如今整个时代处于焦虑视野，每一轮的“丧”除了浪潮般的存在，也许能给我们更深层的启示。
关 键 词 丧文化 现代化 语境
用“丧文化”命名的这一波社会风潮渐渐降温，再提丧文化仿佛已经错过风口。不过，当媒体掌握了文化风潮的命名权，分担了研究者的很多工作，我们反而要更专注——研究越容易显得像跟风，就越具有重要的意义：互联网文化仿佛词汇爆发的台风过境，研究的意义是穿过鱼龙混杂、破坏力惊人的“外围大风区”和“漩涡风雨区”，进入晴朗的风眼，冷静观察。
媒体意义上的丧文化退潮了。由于进入的是眼球经济的大众文化视野，搭乘的又是没有印刷发行周期的互联网，流行和过时都变得极快。丧文化指的是通过网络表现出来的、流行在青年人群体中的带有颓废、绝望、悲观等情绪和色彩的语言、文字或图画，以“废柴”“葛优躺”等为代表，反映出当今青年的精神特质和集体焦虑。[2] 虽然丧文化这3个字已经逐渐不再流行，但“丧”还在，以“肥宅快乐水”等新的标签重新活跃在社交网站，为各种媒体贡献新的流量。所以本文继续沿用丧文化的叫法，但关注的是这一类的文化现象。
当“丧”频繁地以各种形式出现在我们当下视野，它从来就不只是一个符号或不断更新的符号库。虽然2016年“葛优瘫”在网络爆红是这一轮丧文化正式发端的公认标志，葛优扮演的角色躺在沙发上的经典场景却是创作于1994年的情景喜剧《我爱我家》，距离“葛优瘫”的流行有22年。这是中国社会快速发展、变革的时期，电视剧记录的是一个家庭的日常，但反映的却是国家的过往和对改革开放的积极展望。剧中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成长起来的老一代机关干部傅明不得不逐渐改变观念，接受市场经济；贾志国和贾志新则直接投身于市场大潮当中；和平女士作为一个京韵大鼓的演员代表着传统文化的衰落，连保姆小张也充满了意气风发的时代弄潮儿气息。[3] 在这个背景下，由葛优扮演的季春生，在贾家蹭吃蹭喝，邋遢、失败、懒惰，代表了时代积极潮流中令人不悦的“拖后腿”的人。“葛优瘫”在21世纪重新被发现时，对外形的解读仍是邋遢与懒惰，但已不是被厌弃的对象，而成为压力之下人群对于减压和躲避的向往。
这种从过去的形象中重新生发意义的现象并不鲜见，至少说明对符号的解读会随着语境的变化而有不同的阐释，或产生超越时代的共鸣。语境孕育了文化，阐释了文化，塑造了文化。
一、相似的语境与相似的“丧文化”
任何文化概念的产生都有相应的语境。我们很容易试图从一件小事去理解更为宏大的背景，也经常将“背景”作为一个模糊的底色，很少会注意到任何一种现象不仅被这种“背景”塑造。它们的表现、意义和影响都处在一种复杂的关系中，被其渗透和影响。而且这一关系从来不是一个被固定下来的“背景”，而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语境。在现实分析中，“语境”一词常被简化，或被视为具体、地域性和经验性的描述，如解释某词含义时常说的“具体语境”。站在如此微观的视角，一切都具备特殊和不可复制性。虽然不是每一种语境都是由其区位场域、地区辖域及本体论图解的综合考量，其复杂程度也不至于将每一事件变成孤例，不同的语境总会凝聚、汇总、综合成为一种情势，变成一种具有相似性的语境环境。[4]
这不是说要将我们的思路从以小见大的角度倒转，而是要理解在一种相似的语境下，一定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现象出现，而且它又会被变化了的语境重新塑造。不过这至少可以帮助我们解释，每当社会发生高度转型，人们被置身于“一个既不能充分占有也不能绝对离开的旧状态”[5] 和新状态之间时，年轻人中就会产生某种迷惘与失落，这便是丧文化诞生语境的一个方面。
丧文化的出现并非空前绝后的一枚孤例，“丧文化”可能是一个新词，但仅在过去100年里，它早已频繁地以其他面目出现了。
将近100年前，海明威在散文里引用了格特鲁德·斯坦因“迷惘的一代”（the Lost Generation）一词，后来这个词在1926年成为他著名小说《太阳照常升起》的题记，成为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不尊重一切”“醉生梦死”的美国作家的总结，他们在作品中表现出对美国社会失望和不满的情绪。他们被传统价值观塑造，但却与战后世界的新现实格格不入，又迟迟找不到新的生活准则，于是只能按照本能和感官来反叛过去的理想和价值观。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社会再一次出现了类似的青年，他们被称为“垮掉的一代”。他们抵制主流文化，试图建立新的文化秩序，挑战传统价值。他们生活简单，厌恶工作学习，拒绝承担社会义务，讨厌机器文明，寻求绝对自由、纵欲和沉沦。
进入20世纪60年代，从“垮掉的一代”中又生发出了“嬉皮士”（Hippy）。与前两种代际人生不同，嬉皮士出现在相对和平的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迅速发展，出现了许多富裕家庭，他们的孩子中有许多人抛弃富裕，赞美和感受贫穷、简单和随意的生活。嬉皮士的出现还得益于另一种社会现实，即大众传媒的勃兴。这些主要集中在文学领域的流派是由媒介造成的。在大众传播媒介主要依靠书籍和报纸的年代，掌握了话语权的作家和记者成为各种思潮的引领者。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家庭电视机的普及率从1950年的9%发展到1959年的88%。大众传媒赋予了普通民众和玩音乐的人引领某种思潮的机会，比如与嬉皮士同时表现在音乐领域的，就是摇滚乐的诞生。
对于身处这些时代的人来说，每一代人都认为自己生活在巨大的危机之中，经历着巨大的变革。转型时代的直观感受是从物质和生活现实来看，世界并非它应该呈现的方式，这其实是一场现代性危机。这一看似囫囵吞枣的论断有意模糊了各个国家和地区在16世纪以来呈现出的表现形式各有特征甚至明显迥异的危机表象，旨在克服传统研究视域中强调具体文本的特殊性并将文化现象碎片化的处理方式，意在强调这些社会现象的出现并不是在单一语境下发生的，而是在多种复杂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孕育的。
二、丧文化细读
这一轮丧文化的发生也是处于社会发展变化时期，在社交媒体兴起之后，经过一系列类似导火索的现象铺垫，以破窗效应爆发的社会思潮。除了社会发展变化这一老生常谈的社会背景之外，还有几个关键词值得注意：社交媒体、导火索、破窗效应。这些因素与社会变革的角力与共同作用，汇成了被人称为丧文化的文化现象。
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引进了在欧美已经大火的“心灵鸡汤”，开始在国内出版中文版。这种以积极向上、激励人心为主的语言，将通往成功和幸福的路径删繁就简地变身为由主观心态可以获得的捷径，鼓励人们不断努力以达到自己的目标。在社会经济繁荣发展的势头中，鸡汤类的励志文本鼓励普通人投入到经济发展的洪流中，鼓励人们从自身角度向成功的标本看齐，暗示处于失败后的难过、自卑、孤独和不自信状态中的人们，可以通过努力取得真正的成功，可以调整心态并发现生活中的美好，可以发现自己并不是一个人，并实现终极人生价值，成为更好的自己。这一轮“心灵鸡汤”热随着2008年经济状况的下行而开始受到质疑，人们发现成功、快乐和社会认可与心灵鸡汤里写的那些简单因果并不相同，开始广泛调侃“反式鸡汤”和“毒鸡汤”。由于此时社交网络还处于发展初期，这些对于心灵鸡汤的反抗只存在于相应的社交圈子里，比如微博、博客和有固定群体的年轻人媒体上，属于民间同道中人交流调侃的话题。
虽然2011年推出的即时聊天工具微信与之前已经称霸数年的QQ非常相似，但却实际上标志着社交媒体的一种巨大变化。第一，微信继承了QQ的庞大用户群，精简了QQ的复杂界面和功能，很大程度上脱去了QQ迎合青少年用户的特征，功能更集中和明确；第二，微信发端于移动互联网，通过手机号码的绑定，增加了用户的真实性，替代了手机短信的功能；第三，语音消息的普及降低了使用的门槛，儿童和老人都可以无障碍使用；第四，充分发挥了熟人关系链，以及朋友圈、在线的隐私性，让用户感觉更舒适。这些变化实际上重构了中国网络社交媒体的用户群体，更多普通民众得以接触社交媒体，并成为社会舆论的一部分。不同地域和文化水平、生活态度的人通过朋友圈和微信群，依靠熟人社会打破了边界，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扁平舆论场。
过去不接触网络的中老年用户和小城镇、乡村用户成为网络的主力，这一点在其他文化行业已经很明显，比如在中国电影市场，三四线城市和县级市的年轻电影观众，被视为中国电影票房的未来。从2014年至2015年，中国三四线城市的票房占比就从25%跃升到55%。他们虽然不都是内容的原创者，但对其他用户的原创以“10W+”（10万以上的转发量）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态度。与此同步的，是2014年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正式提出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由此带动全国大众创业的热潮，激发了经济发展的活力，迎来了热火朝天、积极进取的场面。
在这样的语境中，过去没有接触过“心灵鸡汤”的人群有了更多机会看到各种励志的文字、图片和视频，处于事业各种阶段的人也需要这类故事感人、配图精美、理论“靠谱”的励志文学，长辈也有了比自己的说教更完整、有理又可以“一键转发”的“教材”和例证。再加上社会一直倡导的“正念”“正面思考”“态度积极”的价值观，经各种力量促成，“鸡汤文”再一次达到高潮。
而同时，这一轮“丧文化”却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在中国这样的传统社会里迅速发酵，其直接原因也是显而易见的：第一，传统的家长说教被延伸到了年轻人的“自有领土”网络上，本身这个年龄段就有的叛逆心理被放大，加速了反叛思维；第二，经过2015年创业潮的风起云涌，市场对第一批创业企业进行了大浪淘沙，大部分失败的创业者退出市场，留存下来的慢慢发展，带动后来新一轮的创业潮。随着第一波创业热的退潮，媒体甚至发出了“中关村创业大街的咖啡凉了”这样的感叹。很多“正能量”的拥趸发现，励志文学太容易把现实中的问题简单化，让人虚幻地以为只要做到了简单的几件事就一定可以成功。于是“反鸡汤”的情绪再一次顺势成为一个发展小高峰，并且从“葛优瘫”之后，在破窗效应的层叠融汇之下形成以马男波杰克、悲伤蛙Pepe、懒蛋蛋和有四肢的咸鱼等为表现形式的丧情绪符号系统，指示着丧文化的四大核心：废柴、消极、懒惰、没有梦想，变成一股正儿八经的丧文化潮流。
不过如果仅仅把丧文化当作破坏社会情绪、消弭青年本应具有的积极向上能量、缺乏担当意识的情绪宣泄，恐怕太过武断。在如今的时代，在整个文化研究界都忍不住将一切归因到经济的粗暴逻辑下，再将文化现象的分析局限于社会意义，就足以理解其背后的强大推动力了。这一轮丧文化相比过去“迷惘的一代”和“垮掉的一代”，具有了新的特征。
与过去思潮有很大不同，当年美国的“心灵鸡汤”就是一个成功的商业品牌。这本自第一辑出版就成为各大畅销榜第一位的图书至今已经出版了250辑之多。除了图书，公司50%的收益都来自周边衍生产品，包括狗粮、食品、杂货、美容健康产品、睡衣、拼字游戏、电影、电视剧等产品和网络团体，其利润在开发3年之后增长了100倍。
而丧文化在出现以后很快成为一种营销方式，商业产品已经借助丧文化产生了一些有影响的营销案例，如负能量文案的UCC咖啡和线下快闪营销活动“丧茶”，还有“爱无能小酒馆”“没希望奶茶”“消极杯”等。但丧文化不仅限于负能量，其本质是揭示生活的真相，给焦虑中的年轻人一种安全感。这种真相除了令人失望，还有一种将生活的底牌和盘托出，鼓励人们勇于面对失败、失望、失落，甚至敢于自我调侃的力量。虽然如今对于丧文化的关注点还是在营销上，但除了关注受众，我们还应该看到那些“脑洞大开”、站在“丧”的风口积极进取的年轻人，我们能看到“没希望”“爱无能”，更应该能看到背后策划这个概念的青年创业团队。佛系也好，“丧”也好，他们的商业推动者很多都是年轻人自己。因此，相对于过去纯粹在社会思潮上的颓废，丧文化将颓废与积极进取都发展到过去不曾有过的高度。
三、“害怕的世纪”：现代性的反叛
阿尔贝·加缪在1948年的《时事：政治文论》里说：“17世纪是数学的世纪，18世纪是物理学的世纪，19世纪是生物学的世纪，而我们20世纪则是害怕的世纪。”[6] 关于“现代”，在过去的400年间都未有定论。与“文化”等词一样，越常见，越难有统一的认识。大致的共识是，在本质之外，现代在表现形式上包括主要3个特性：其一为印刷、通信等传播技术的发展，便是本文所着重梳理的媒介发展对于文化现象在创造、传播等方面的变化；其二是军事技术的发展；其三是政治、经济与文化等方面的制度表现，这一点通常是我们对文化现象考察的核心。新的技术带来新的社会行为，行为的大量变化引起社会关系的重新组织，这便是一般意义上现代性对社会的影响。正因为其影响之巨，反现代性的行为虽然不受主流倡导，却始终伴随着现代性的发展而存在。
关于社会发展，人们的共识是感觉时间越来越被压缩了。工业化进一步加快了社会变迁，尤其是20世纪以后，人类社会的发展速度变得飞快。大众媒体在数字化背景下更是飞速发展。梅洛-庞蒂曾说，“在这个以否定和忧郁情感去替代确信的世界中，人们尤其不会去尝试着面对事物”，世界处于一种集体焦虑的期待视野，“人们在一种神经质的状态下竭力等待意外，这种状态会约束任何的主体间活力”。[7]
媒介发展既提供了更多舒缓神经的娱乐工具，也进一步刺激了焦虑的发生。屏幕给我们带来了“远程客观性”，虽然可以通过视频、直播等手段实现身临其境的效果，我们的双眼反而因此闭上了，不再观察四周，只观察屏幕里的东西。而屏幕里的东西最初是以耸人听闻来吸引眼球，如今则走向不同极端：一方面将奇异发展到极致，如电影将感官刺激登峰造极，网络直播吞食异物甚至自残伤人；另一方面吃饭、睡觉，甚至长达若干小时空无一人的街道监控镜头都能成为直播内容，吸引数以万计的人在线观看。人们很难再被真正地触动，对周遭的事物失去了真实的兴趣，即时通信抹去了一切。如同法国另一位哲学家莫里斯·布朗肖所说，“封闭外部，在内部用等待和排除来构成外部”。用维利里奥的观点来看，“这是一种反常的等待，由贪婪和焦虑共同构成的等待，而我们关于可见与不可见的哲学将其命名为恐慌”。[8]
有理论认为现代性理论的文化逻辑其实从来没有被完全实现过，且从不同程度上来说都是失败的课题，如福柯所言，问题化是由话语和非话语构成的整体性实践，这种实践有正确与错误之分，并且构成了值得思考的客体。[9]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们所处的现代性，决定了我们对于现代性可能性的想象边界。不管多么剧烈地反对现代性，人们只能从内部来评价，这也决定了所有反现代性的行为，肯定并且始终带有自己所反对的现代性特征。于是，过往这些丧文化容易被看作孤立的个体和碎片，单个的文化思潮都只是一阵涟漪，更容易被解读为文人的无病呻吟和年轻人的天然叛逆。“丧文化”所具有的先锋性和深刻性都被颓废和幼稚的表象所遮蔽，注定只能成为浪潮，一波一波地融化在平静的大海中。
[1] 作者简介：
意娜，女，1982年生，四川康定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研究、藏族艺术史、文化创意产业。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文化产业伦理”（项目号：14ZDB169）的阶段性成果。
[2] 萧子扬、常进锋、孙健：《从“废柴”到“葛优躺”：社会心理学视野下的网络青年“丧文化”研究》，《青少年学刊》2017年第3期。
[3] 汪冲：《为什么好看的国产情景喜剧“绝种”了？》，《Vista看天下》杂志微信公众号，2018年3月25日，http：//www.sohu.com/a/226340864_220034。
[4] 劳伦斯·格罗斯伯格：《文化研究的未来》，庄鹏涛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8-38页。
[5] Stuart Hall, Not a Postmodern Nomad: A Conversation with Stuart Hall, Arena, 5, pp.51-71.
[6] 保罗·维利里奥：《无边的艺术》，张新木、李露露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页。
[7] 保罗·维利里奥：《无边的艺术》，张新木、李露露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5页。
[8] 保罗·维利里奥：《无边的艺术》，第6、18页。
[9] 参见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
责任编辑：孙页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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