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化》 海上观澜
政治文化转型下民初遗民的摇摆态度
及其价值观分析
薛超睿 盐城师范学院讲师
原文刊载于《上海文化》2018年第12期
内容摘要
辛亥鼎革后，由帝制迈入共和的遗民，面临时代遽变带来的冲击，陷入前所未有的尴尬：守旧趋新、华夷之辨、国体之争，纠缠着传统知识分子的现实出处，其文化立场和身份认同，是新旧交替群体研究的重要命题。本文通过民初著名文人樊增祥的诗文、图像、笔记及报载材料，考察一个非典型性遗民的政治抉择和价值取向，由此管窥社会转型对传统观念的解构。
关 键 词 非典型遗民 政治抉择 传统解构
辛亥革命胜利后，民国在政统上取代帝制，中国社会掀开新篇章，但民初的两次复辟及长期的军阀混战，说明民主共和之路漫长而曲折。在政治文化转型下，由清末进入民国的遗民，面临前所未有的尴尬，一方面传统意义上被颂扬的忠君，此时却被贬斥为守旧；他们所心念的是一个异族政权，于是抗拒民国意味着背离华夷之辨。另一方面，对旧有纲常伦理的坚持、调适，抑或吐故纳新，决定个人的政治抉择与身份认同，而在当时失范、混乱的状态下，传统价值观的解构，也不再受到普遍而单一的道德评判。
胡先骕曾将清季文人划为五类：一是泥古不化，反对一切新事业者；二是深知中国如欲立国于大地之上，必不能墨守故常，政法学术必须有所更张，然仍以颠覆清室为不道、辛亥革命为叛乱，不惜为清室尽忠者；三是有志于维新，对于清室初无仇视之心，亦未必以清室之覆、民国之兴为天维人纪坏灭之巨变，而必以流人遗老终其身者；四是奔走革命，誓覆清室者；五是借名士头衔，猎食名公巨卿间，恬不为耻，反发“诸夏无君出处轻”[2] 之谬论，甚或沉湎于声色，乃托词于醇酒妇人者，其中除第四类外，其余都可归为遗民。按照言论和行为的倾向性，遗民可分为政治型和文化型，前者如劳乃宣、郑孝胥，其行为和话语体系多少含有政治意图，敌视民国，鼓吹清室复辟，甚至追随建立伪满洲国；后者的代表如王国维不惜殉文化自尽，陈三立高不绝俗、遗世独立，以继往世之绝学、存历代之文献为己任，凸显自我价值的存在，并在学术由近代向现代的过渡中起到承前启后之作用。
80年代以后，学者重新考量民初遗民现象，[3] 提升了对这一群体的关注度，积累了一定成果，但这些研究往往仅顾及上文所述前三类，而对第五类缺乏同情与批判，遮蔽了皇纲解纽之际的这群非典型性遗民，本文即以其中之代表樊增祥为例，解读其晚年摇摆出处背后所隐含的政治态度及其价值取向。
樊增祥在民初是一个不能被忽视，却又一直被误读的角色，起初他与陈三立、沈曾植一道，隐沦沪上，结社酬唱，还一度被视为遗民的中坚；但终抵不过名利的诱惑，出仕民国，为此横遭白眼，饱受争议，旧人耻为同流，新人讥其余孽。以前论者往往仅凭《世载堂杂忆》之语，将其目为三朝元老，长乐冯道，加以彻底否定；笔者通过爬梳当时报章、时人日记、公私档案，认为樊氏媚合袁世凯是实，但在袁称帝前后却未表示公开的拥戴，亦未见其有过分不被遗民所容的“忤逆”之举，但他的进退失据，反映了在政治文化急剧转型时期，旧士人多样选择的一个路向，具有重要的政治史和文化史意义。
一、沪上与遗民的交往及与北洋政府的关系
辛亥年九月下旬，樊增祥由江宁布政使任上携印潜遁上海，未尽守土之责，这在忠清遗民眼中无疑是对清廷的背叛，所以从一开始，他就算不上纯粹的遗民，但他很快就以同好的身份融入遗民圈子，频繁参与集会，声气相求，如加入胡思敬组织的遗民团体“五角会”，[4] 主持迎接清末大儒、遗民表率王闿运，[5] 更在自己的樊园内与沈曾植、陈三立、瞿鸿等发起沪上影响最大的遗民诗社“超社”，一度被视为遗民中坚，但通过一些细节，透露出他的身份认同的摇摆与隐晦。
樊增祥67岁像（1913年摄）
一个是辫子去留问题，这是一个象征进入民国后政治立场的非常敏感的话题，留辫者或表示忠于前朝，或不赞同共和之意。樊氏好友易顺鼎入都后作《告剪发诗》，又作《不剪发诗》，当民国政府推行剪辫令时，他“甘违禁令逾半载，时时护惜深掩藏。有时欲作头陀服，有时欲改道士装”，又深恐别人笑他忠于一家一姓，于是“今朝决计便剪去”，表达一种进退维谷的彷徨。一石激起千层浪，此举挑动遗民神经，于式枚以回护口吻，特作诗四首补正其失，“易五此诗，但述遭际坎坷，及先后中外诸臣民误国害人罪状，曾无一语诋及本朝，心迹固可谅也”；陈三立评“喷薄出之，读之能令人笑，亦令人哭”；梁鼎芬评“光芒万丈”；叶昌炽评“贾生痛哭无此激切，祢衡掺挝亦无此淋漓痛快”；[6] 而樊增祥则以戏谑语气将“忠于清”的严肃命题调侃成“顺于妾”的私房话语，而首句“九鼎一发孰轻重，去留曾不关痒痛”[7] 的反问，将留发与社稷联系起来，实际表示认同遗民立场，但又故作荒诞不经，或许是有意消解主题的意味。更有意思的是，樊增祥从此将头发束成小髻，以示既不依民国，也不从前清。
二是对于隆裕太后的去世，樊增祥与其他遗民的态度表现迥异。由于殡期与“超社”开社日期相撞，忠清士人认为事关君臣本分，应以礼服丧，不宜举行游宴诗会，而樊氏则不以为然，沈曾植曾记载：
子展（指王存善——引者注）于超社有违言，不欲语樊，再滋口舌，弟于樊山先有诤言，既已改期，不能不略为辩护，姑以报纸不可尽信为词，引挽歌辞，易“大行”字为“清”字作证（鄙诗由樊山钞去，然改字亦决樊山也），不意来书误会至此（可笑而不敢笑也），无从作答，亦不敢再着笔墨（此极无谓）。[8]
延期开社后，樊增祥极言“佳日佳境聚佳客，薄酒可敌禄万钟”，[9] 一派春和景明，而沈曾植却道“春寒切骨无饶容，酌酒正与浇愁胸”，[10] 一日之内，气候不齐，实乃个人心曲写照，樊氏并无半点哀戚之情，透露出对前朝政权象征的乖违。
三是频繁的空间位移暗含的政治意图。遗民圈作为夹在租界与民国间的异质空间，存在又超越了现实，遗民身在其中，一方面通过日常交往强化自我认同，另一方面在文学中虚拟了想象的遗民生活图景，使得真实空间相形之下更显得不真实。他们置园建楼，创造属于小圈子的完美的空间，以对抗现实纷乱的世界，[11] 所以他们刻意虚化或冷化真实的场景，以营造为国服丧、守庐明志的氛围，笃定的遗民多经年不出，或不在乎居住的舒适，那里不过是栖息灵魂的处所，越冷寂萧索反倒越能砥砺心志；反观樊增祥前后搬了4次家，越来越在意现实的享受，已然溢出安分守己的边际。
四是遗民话语的微妙变化。樊增祥诗中不免有缅怀前代、满目黍离之慨，但更多的是基于对旧有政治文化及依附其上的伦理纲纪的眷恋，而对清室覆灭、民国代兴并无剧痛，更不图谋复辟，可谓“有黍离之悲，无复辟之念”；唯故人多为遗民，在此语境下，他常以“逸民”自代，[12] 如其阐释发起“超社”的用意及社名时称“吾属海上寓公，殷墟黎老，因蹉跎而得寿，求自在以偷闲，此超然吟社所由立也”，[13] 着意凸显结社的消闲性，以淡化而非强调诗社的遗民性；径言“前朝宣统”，表明已承认改朝换代。总之，他的遗民话语更像在使用一种套语，“所在意的只是一种象征的身份，一种易代之际被格式化了的姿态，或者只是在政局未定的非常时刻选择的全身远祸的借口与手段”。[14]
与此同时，樊增祥与北洋政府暗送款曲，始终不绝，民国元年十月初三，樊增祥招饮杨士琦（杏城）、梁鼎芬、陈三立、易顺鼎、杨士晟（蔚霞）、杨钟羲等11人。杨士琦系北洋要员，而非遗民，樊氏邀其列席，是否有交通京城消息之用意，或是杨主动接近，一探各位遗老虚实，我们不得而知，但次年初，易氏即入士琦幕，并邀樊氏同就，就不得不怀疑此前的动机了。
公开资料显示，北洋政府一直征召樊增祥，如民国元年湖北议会公推樊增祥为湖北民政长，湖北都督黎元洪以“鄂省各司长皆新进少年，难餍众望，欲起用老成名宿，借资表率，以期全省民政之整饬”[15] 为名，遣使赴沪一再礼聘，《新语林》记“黎黄陂促樊云门赴鄂省长任，樊请宽限三月，黎再催曰‘微论九十春光，视荫不及，即此一日三秋，已不胜东山苍生之慕’”；[16] 敦促电文约有十数通，未果，遂恳请袁世凯下令委任：
樊君宏才卓识，海内同钦，值此政体初定，端赖英贤共担义务，谊关乡梓，可以坐镇，职极清华，尤资峻望，务希代致敦劝之忱挚，事维系情殷，想已玉载道。[17]
屡诵来电，词意坚确，自愧诚悃，未能回动名贤之意，然为国计，不能不望执事之翻□而起，军兴半载，民牧之权并于军吏，六朝方州、晚唐镇帅履霜有渐，水深火热几于万挽。黎副总统独见其大，首先倡导，徙薪曲突，固谢民政以属执事，此诚中国之福，执事学术，抑扬贾董，举世所钦，庚辛之间屡兴大谋，功在生灵而人莫识出其余绪，以治关中，即款集事，举民无劳怨，召杜韩范，盖曰一人。屈指当时，殆无俦对。陶侃督荆，必资温峤，允文参枢，特推张栻，鄂于全国实为中权，鄂民而安，区夏自理。玄束帛，敢渎再三，南望沪江，拳拳无已。为民造福，为国延期，执事之名，斯为不朽。[18]
但樊增祥始终以年老之由婉拒，内中有几重顾虑，一是遗民群体的反响；二是时局尚不明朗，“是时民党方用事，议会跋扈，官吏至不易为，宜其坚辞矣”。[19]
同年，袁世凯曾属意樊增祥出任国史馆长，据称原因是“樊本以文学见长，为袁大总统在军机时之旧识，近日樊又特上一书，于总统洋洋万言，颇自炫其史学，盖亦不着迹之运动也”，[20] 果若如此，则是樊氏媚和袁氏的又一证据。此职专为袁氏罗致耆宿所设，之前亦征询于王闿运，但未成行。
在国务院提名内阁成员名单时，袁世凯曾拟樊增祥出任农林部长，最终，还是让樊增祥充当总统顾问：
樊云门前辞鄂民政长时曾有愿任顾问之说，兹闻袁大总统以樊氏老成持重，吏治尤擅专长，既愿备位咨询，自非甘老林下者所可比，意欲畀以要职，恐不乐俯就，昨特派秘书赴沪延聘顾问委任状，并面谒慰问病状如何，若以病痊，即邀与偕往京师商议要政，然后再授以职，俾免推辞云。[21]
袁世凯之所以一再拉拢樊增祥，除了看重其确有才能外，也意识到他并非甘于隐逸，又有一定的影响力，如果征召得手，或可起到示范效应。
民国2年，袁世凯在平息二次革命后，在政治上更加保守，下令组织中央政治会议取代参众两院；提名马良、李经羲、樊增祥等为总统代表，组成会议中央机关，[22] 樊增祥允为担任，但始终未从上海动身，并在数次敦促后仍虚与委蛇。[23]
民国3年，袁世凯组建参政院，实为备询机构，以“有行政之经验者”简任樊增祥参政之职；五月樊增祥应聘，引起遗民圈中一片哗然，叶昌炽忿言“旧人新官，从此一钱不值矣”，[24] 梁鼎芬登报绝交，沈曾植等以诗词讥之。但樊增祥又用拖延战术，以牙病为由乞假缓行，[25] 有意错过六月二十四日之开院礼，[26] 引起外界怀疑：“樊增祥氏去年入冬以后，颇上条陈，大抵皆樊樊山一流文意，其来否诚未可知矣”。袁世凯深悉原委，“今政府所行各制度，此辈诸公实多有贡献，特知之未深也耳”，[27] 料定其早晚会来。
樊增祥在诗中也或明或暗地表露了自己的心声：“欲举傅燮自有南阳之范津，倘拒安史自有睢阳之张巡”，[28] 将革命党人发起的二次革命视为叛乱，默认北洋政府的正统合法地位，并盼着能像傅燮遇到范津那样被人举荐；据说他还致信袁世凯，反对官吏自称曰“仆”，又谓民国宜有五等之爵。[29] 综合各种材料分析，樊增祥并不排斥民国，也不厌恶袁世凯，只是时机未到，他要以屡征不出的名声赢得海上遗民的信任，得以从容厕身其间。
二、出仕北洋及对袁氏称帝的态度
樊增祥一直盘桓至十月仍未离沪，直到十一月十日入京，“寓居打磨厂门外，以示不久留也”。[30] 叶昌炽讽云：“十二月一日樊山毅然入都供职，兼参议、顾问两官，又兼清史馆。其妇尼之，绝裾而行。寐叟填鹧鸪天一阕嘲之。”[31] 此愤懑语而多与事实相左，首先不听妇劝之说，似与王闿运轶闻张冠李戴，且类小说家言；其次樊增祥从未充任清史馆，记述《清史稿》成书过程的《清秘述闻》中详录清史馆成员名单，明确称樊增祥、沈曾植被提名总纂，但均来电回绝，[32] 樊增祥自言“绝胜竹垞趋史馆，斜街归去但骑驴”，以避“贰臣”之嫌。[33]
樊增祥进京虽晚，袁世凯呼其为老友，聘其兼任总统府高级政治顾问，授官少卿，[34] 礼遇优渥，他投书谢恩，欣感之忱，溢于言表，骈俪藻饰，极尽阿谀。
民国4年九十月间，袁世凯称帝之心渐炽，国务卿徐世昌亟劝，不听辄去，一时京中官吏多相率引退。在此出处大节问题上，刘成禺力诋樊增祥为“帝制文人”，成其一生最可议之污点，如瀛台献诗，推为祭酒，诗中用洪宪纪年，有“皇运重开”之语，[35] 然搜检樊氏诗词文稿，民国4年前后的篇什阙如，只能从他人记录中窥得只言片语，如“须知威凤翔千仞，莫作冥冥避弋鸿”[36] “洪宪初元第一春”，[37] 似默认袁氏称帝之实，但时人日记如《艺风老人日记》《荣庆日记》《许宝蘅日记》等，均以洪宪元年指代民国5年，而他们并不支持帝制，所以依此一证据，就判定樊氏拥袁称帝，恐难成立。
笔者遍查当时炮制的各色拥戴请愿书，均未见樊增祥姓名，至少说明他未曾公开鼓吹劝进，而报章中的评论，反而普遍认为他反对帝制，如《申报》曾刊文云“对帝制持反对意见阵营中，老名士如樊樊山、王壬秋等自不必论”；[38] 《新青年》亦评论道：“京师大僚中，若樊增祥、李经羲、段祺瑞、周学熙、汤化龙，均极端反对（帝制）。”[39]
再从缪荃孙《艺风堂友朋书札》中检出几则民国5年间樊增祥的赠诗及书信，吉光片羽，得见樊氏彼时的处境。如：
老健再临龙尾道，徘徊重赴鹿鸣筵。两翁心迹如鸥鸟，临水观鱼且信天。
商岭紫芝待唐隶，小山丛桂隐苏飞。白头未了青灯事，又带前朝史稿归。
若弟为家累所绊，若笼禽之望蜚鸿，愧何如也。时事无可言，馆事亦无可言。忍饥诵经，或偶与笏卿、石甫顾曲，生逢斯世，只可如此。[40]
诗中“龙尾道”“鹿鸣筵”都有入朝召见之意，指樊增祥出任参政。“商岭”用汉初商山四皓典故，暗示自己为袁顾问。“前朝史稿”句，则指缪荃孙出任清史总纂。樊虽在其位，不谋其政，摆出一副仕隐姿态。
又据《晚清四十家诗钞》，录得樊增祥《内宴观剧步石甫韵三首》云：
历用周正动管葭，酒行汉殿酌银槎。凫旌阴羽图王会，雉扇香炉记帝家（今怀仁堂即仪銮殿）。三部乐成初过锦，九天玉戏正飞花。蓬山宴罢归来晚，一道霜堤莹白沙。
大元帅府罢鸣銮，吹彻鹅笙未觉寒。玉桥通西掖路，苍龙阙会北门官（预宴多馆阁旧人）。旧伶亦有黄幡绰，藩将兼延受洛干（谓蒙古王公）。七日钧天趋帝所，耳明仙乐古来难。
雍门无复感田文，歌舞承平彩翠纷。天际乱飞疑玉雨，人间遥望但红云。淋铃休唱唐天宝，传玺全殊汉政君。昼接殿头呼老友（大总统呼余为老友），依然长揖大将军。[41]
内宴专指皇帝在宫中为臣下所设之宴会，前两首描绘的也完全是帝王气象，颁正朔，会诸侯，“清室与民国的两层政治映像，同时叠加在同一座宫殿里，无论是宾客，还是演员，皆是前朝旧臣，同时又是新朝人物”。[42] 第三首起笔以雍门与田文作比，暗喻自己的劝告已无法扭转袁世凯的野心；颈联以汉、唐兴衰易代为例，意指民国肇兴，是和平禅让的结果，袁自有成全之德，但若一旦称帝，则前功尽弃，终将背负王莽篡权的恶名，故“皆刺讥也，而皆以撇笔出之，令人不觉，是为笔妙”；[43] 尾联仍称大总统，仍以前朝官衔视之，更将袁的身份置于不伦不类的尴尬中，全诗充满了政治的荒谬与人生的无常，处处意在反讽，委曲表达自己的不满，亦不会同流合污。
再举陈衍所述一事，民国4年农历十一月朔，樊增祥70初度，袁世凯特颁匾额“幸帝制未成，仅题大总统袁颁某某，上不书赐，下不书臣”，[44] 樊欣然笑纳，未见称谢；他甚至还嘲笑那些对袁叩首称臣之人。[45]
总之，诸多证据表明，樊增祥未曾公开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但也没有辞官隐遁，对袁的倒行逆施敬而远之，其真实心态，或与曾任袁政府平政院长的旧友周树模近似：
前清变民国，予等皆清室旧臣，民国无君，以人民为君，予等无二姓之嫌，皆可厕身作官。今袁氏称帝，予等事之，弃旧君而事叛臣，何以自解？[46]
服官民国，于理可通，而再仕新朝，则于义不合，所以他们可以接受北洋的威权式共和，而不能承认袁某的立宪式帝制。前者是走向共和的过渡时代的产物，也是旧派中人对权力让渡的设计，如1914年12月28日通过的《修正大总统选举法》，规定大总统可以终身连选连任，但继位者不得以血缘决定，而应由现任总统推荐3人于选举会，将姓名亲书于嘉禾金简，钤盖国玺，尊藏金匮石室，最终袁世凯属意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为顺位人选，据顾颉刚称，这一建议就出自樊增祥。如果此说属实，则表明樊氏更倾向以权威型（charisma）加禅让制的模式解决权力更替问题。
民国5年，袁世凯病逝，洪宪帝国土崩瓦解；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后，宣告参政院取消，樊增祥赋闲。民国7年，徐世昌当选总统，再聘樊增祥为顾问，每月聘金1500元，唯伴食挂名尔。樊氏从此远离政治，把精力放在赏曲和游艺上，曾提携过梅兰芳、齐白石、徐枕亚等后来享誉天下的晚辈。晚年他穷困潦倒，鬻文售字以自活，终于民国20年正月二十六（1931年3月14日），享年86岁。
三、进退失据背后的传统观念解构
对于传统政治范畴下的“节义”，樊增祥曾在《国士桥》一诗中借豫让事迹专论过，[47] 豫让的逻辑是士为知己者死才算义，在这一大前提下，背弃不赏识自己的主子不算失节；[48] 樊氏则认为君臣之义已定，只有绝对的服从，不能因报施的不对等而事二姓，所以豫让不“义”。而在《题熊襄愍公狱中诗》[49] 中，他的观念悄然发生转变，认为熊廷弼因与巡抚王化贞战略不合，导致广宁失守而系狱，又在天启阉祸、廷议党争的倾轧中遭戮，死得冤枉，既然朝廷倒行逆施，那么“芳期已蓝尾，王者当揖让”，合乎天意，顺应大势；而处于急转中的士人，死尽臣节固然可歌可泣，而效仿张良襄助新政权，亦不应有违言，这里显然是有感于自己在江宁任上同情革命，而与上峰龃龉之事而发，也是他入民后一以贯之的言说策略。
樊增祥在为陈三立撰写的《陈考功六十寿序》中，进一步阐述对民国及遗老的体认：
万事万物，皆天主宰于上，而人适承之。今天下变数千年之局，一旦共和，清太后之让国，党人之得志，天也，非人也。或则水火干戈，死伤枕籍，或则白身而跻上位，赤手而获三十六炉之横财，而畴昔之巨富极贵者，适与之代嬗焉。得者非功，失者非罪，皆偶然也，皆天也。
自古易代之际，忠臣烈士，硕德魁儒，膏白刃诛波臣者，不知其几，然必有老成硕彦，声名寿考，炳耀当时，以为史册光者。若汉四皓，鲁两生，唐之文中子，宋之郑所南、谢皋羽，元之杨铁崖，以及明季诸遗老，皆易姓受命时之星凤也。以彼齿德声名，文章学术，与君相似而实不同，何也？从来嬴蹶刘兴，杨衰李盛，皆有事二姓之嫌，今则民国无君臣之可言，五族一家，清帝无恙，吾属偶际此时，虽有黍离之悲，而实无贰臣之耻，则历代忠义隐逸独行诸传中人，所不及也。[50]
这段话牵涉到樊增祥对清末民初政治制度、文化心态的变轨及对西方思想的迎拒，不宜以陈旧的君臣观简单评骘其选择。他认为走向共和是历史的必然，改朝换代，利益阶层重新洗牌，谁也阻挡不了，遗民“以旧人物入新世界，不自弃其旧学，而亦不取憎于新人，既无营求富贵、忮害民物之愆，则不当与殃民误国者同其罚”，[51] 所以得以苟活；而以共和制取代君主制，以民族国家取代封建朝廷，终结了王朝政治的循环，入民国者只有国民，没有臣民，更无所谓“贰臣”。
樊增祥最终出仕民国，还基于将民国代清归之于天命“禅让”[52] 的政统承继性，符合儒家理想的权力嬗递模式，也使得清朝的官员对担任民国官职感到心安理得，樊氏尝自言“昔韩致尧不扈天复之行，汪水云乃受合尊之饯。易代之事，从古难言。今天下虽分崩离析，而宫寝依然，侍从如故。凡属孤臣遗老，迥非前代所及者，是亦不幸中之幸矣”。[53]
但樊增祥在政治上摇摆和失据的根本原因在于，他未真正理解“共和”的实质，而以古之“周召共和”比附，与劳乃宣论调有异曲同工之处，[54] 只是不主张复辟罢了。他对大总统权力的肆意扩张并无异议，甚至进言内容和方式都是封建式的，所以当袁世凯欲登帝位时，他虽无明确拥立，却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专制主义的野心。在这一点上他实在没有郑孝胥清醒：“共和者，佳明美事，公理之至，矜而不争，群而不党之效也”，[55] 也没有陈三立通透：“洞察一姓难再兴之理，且以民主共和之政体，为中国数千年历史之创局，与历代君主易姓有殊”，[56] 但始终不奉民国正朔，不为袁氏所诱，对当世英杰有为之士不傲拒。
而樊氏晚年在道德上的两难处境，在于其对自我道德约束的弃守，最突出的就是义利观的解构。民国之后，随着作为实体的“皇纲”解纽，附着其上的三纲五常也面临重新审视，此时的“义”，在遗老们看来莫过于君臣大义；而樊增祥以“诸夏无君出处轻”的超然姿态回避这一问题，甚至放言“义无可取可无取”，无异于离经叛道；而在对“利”的取舍上，更是反复无常，当宦囊尚丰时，他可以高唱“君亦问我定何似，答云文官不爱钱”；一旦经济上有亏，他就不断嗟贫“一年祠禄无消息，十日春风得预支”“今年厄闰笑奇穷，祠禄艰难杼轴空”，[57] 同时旅京患贫如陈宝琛者，则言“欲苏重困剩岁稔，所忧不在臣朔米”，[58] 两相对比，前者全无“忧道不忧贫”的古道。[59] 所以有食俸时，他不惜折节屈迎，一旦失去依傍，他就靠自订润格鬻字，径称“万金不卖是呆痴”，[60] 利欲消解掉保留在自己身上的最后一点士人底色。
樊增祥的可议之处还在于，面对陵替的价值秩序，在新旧蜕嬗之际，选择了一条实用主义道路：
世以颓唐薄老手，良由浮靡亡根源。斯文坠地望提掇，我曹岂得职其难。君不见，姚许入元振坠绪，赉遗诸老宁非天。汉初诸儒饥欲死，求书久乃烦陈农。蒲轮安车走天下，所不能致惟二龚。君不辈来我南徙，待秋拟涉鸳湖水。床头屋漏检新诗，亭角斜阳寻野史。[61]
完全沦为巧诈的投机者，在道德风气纷乱变易之时，仍能富贵荣显，身泰名遂。他虽然也不满世风日下，却没有深挚的关切，甚至自身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破坏者，在价值取向上疏离并冲决着曾经赖以安身立命的纲常体系，所以他不可能产生沈曾植、陈三立那种真正的忧道意识，更不会像王国维、梁济因自己所心系的文化的衰落而殉难。
樊增祥在1906年时曾写下“冷笑当年投阁者，万言难解美新嘲”，[62] 孰料仅仅过了10年，他也变成了自己曾经厌弃的那种人，“往往今日责人，明日辄自蹈之”，[63] 沦为典型的犬儒，这是一种比道德缺失更可怕的自我退化。他已经从卫道的保守主义者沦为世故的利己主义者，从庙堂清流蜕变为江湖清客，堕入沉湎声色、恬不为耻的魔障中，这不仅是他的彻骨悲哀，也是传统士大夫在激荡变革中沉重转身的缩影。
[1] 作者简介：
薛超睿，男，1985年生，山东济南人。文学博士，盐城师范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
[2] 胡先骕：《评俞恪士〈觚庵诗存〉》，俞明震：《觚庵诗存》，马亚中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 316-317页。
[3] 如罗志田呼吁研究遗民在新旧之间的“失语”现象（《新旧之间：近代中国的多个世界及“失语”群体》，《四川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熊月之从实证层面关注避居上海、青岛、天津租界中遗民的生活状态，指出其与近代社会变迁之间的密切关联（《辛亥鼎革与租界遗老》，《学术月刊》2001年第9期）；王标、陈丹丹围绕“空间”与“心态”，强调遗民在都市中聚合为异质空间，形成独特都市遗民想象（王标：《空间的想象和经验——民初上海租界中的逊清遗民》，《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陈丹丹：《从山林到城市：民初清遗民之心态与上海书写》，《汉语言文学研究》2015年第1期）；林志宏从书写、身体、出处等方面探讨清遗民的政治认同（《民国乃敌国也——政治文化转型下的清遗民》，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
[4] 五角会的来历，一说如胡思敬谓“旅沪诸同志岁暮无聊，尝间月一聚，或一月再聚，每聚各赉番银五角，充醵饮赀”（胡思敬：《退庐全集》，沈文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初编》第45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第218页），故称为五角会；另有“五角”取自“五角六张”之说，喻生不逢时，诸事不顺。两意一实一虚，相得益彰。
[5] 王氏的遗民立场同样值得商榷，据其《湘绮楼日记》自述，民国元年十一月，谭延闿遣秘书官送公文，谓袁世凯请其入掌国史馆，将在北京亲迎之，以示优礼，王并未谢绝，而以“正欲送女北行，怯于盘缠”之由欣然应之。但当听闻有人为阻其北上而欲以炸弹恐吓，亦有人投诗以莽大夫相规时，他又有所犹豫；宋教仁来访后，他的态度由“决计北上”转向“南北未决”。马积高先生分析“宋及其党人虽尚拥袁，然正积极活动，策划责任内阁，限制袁之权力，疑其来见湘绮，除谈史事外，亦于北京政治形势略有暗示”。见王闿运：《湘绮楼未刻诗》，《湘绮楼诗文集》第4册，马积高笺注，长沙：岳麓书社，2008年，第606页。
[6] 易顺鼎诗及各家评说，见易顺鼎：《琴志楼诗集》，王飙校点，2004年，第1206页；范志鹏：《易顺鼎年谱长编》，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3年，第320页。
[7] 樊增祥：《樊樊山诗集》，涂小马、陈宇俊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778页。
[8] 参见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第363页。
[9] 樊增祥：《樊樊山诗集》，涂小马、陈宇俊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785页。
[10] 《沈曾植集校注》，钱仲联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553页。
[11] 王标的《空间的想象和经验——民初上海租界中的逊清遗民》（《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利用福柯的异质空间解读遗民生存，陈丹丹的《十里洋场与独上高楼——民初上海遗民的“都市遗民想象”》（《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2006年第2期，第56-66页）进一步从“楼”的空间隐喻展开分析。
[12] 关于“遗”与“逸”之辨，赵园先生曾有明确界说，要之“遗民”是在兴废之际，自视为前朝之所遗者；“逸民”则是怀抱道德，不同于世者，换言之，“逸民”不以易代为限，详细申说见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57-269页。
[13] 樊增祥：《樊樊山诗集》，第1982页。
[14] 王标：《空间的想象和经验——民初上海租界中的逊清遗民》，《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15] 《樊云门可以出而仕矣》，《申报》1921年4月6日。
[16] 陈赣一：《新语林》卷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第19页。
[17] 《鄂省内务、教育两司之得人》，《申报》1912年4月17日。
[18] 陆纯编：《袁大总统书牍汇编》，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第245页。
[19] 王森然：《近代名家评传（二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3页。
[20] 《樊山将充国史馆长》，《申报》1912年6月13日。
[21] 《大总统慰问樊山》，《申报》1913年9月18日。
[22] 《组织中央行政会议之消息》，《申报》1913年11月15日。
[23] 《樊云门去留问题》，《申报》1913年12月12日。
[24]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7320页。
[25] 《天琴以左车痛电告总统乞假缓行电生误左车为左足戏简一首》，易顺鼎：《琴志楼诗集》，第1362页。
[26] 《湘绮楼日记》称“当日到者不及半，亦无同年者，亦是一缺典”。
[27] 《崇德酬庸之美典》，《申报》1914年6月5日。
[28] 樊增祥：《樊樊山诗集》，第1786页。
[29] （台北）中华书局编辑部编：《袁世凯窃国记》，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年，第152页。
[30]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第7325页。
[31] 转引自《沈曾植诗集校注》，第820页。
[32] 朱师辙：《清史述闻》，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28页。
[33] 关于清史馆臣出处心态及其中蕴涵的胜朝记忆，可参考伏传伟：《新朝与旧主的抉择——清史馆设置缘起与赵尔巽的就任》，《学术研究》2006年第5期；林志宏：《民国乃敌国也：清遗民与近代中国政治文化的转变》，台湾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第95-102页。
[34] 1914年7月28日，袁世凯公布《文官官秩令》，分卿、大夫、士，以上、中、下列为九秩，1915年元旦正式颁布。
[35] 刘成禺、张伯驹：《洪宪纪事诗三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19-223页。
[36] 许宝蘅：《许宝蘅日记》，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551页。
[37] 姚鹓雏：《姚鹓雏剩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66页。
[38] 《筹安会之分派观》，《申报》1915年9月6日。
[39] 《国体问题》，《新青年》第1卷第1号。
[40] 缪荃孙：《艺风堂友朋书札》，顾廷龙校阅，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16-117页。
[41] 吴闿生评选：《晚清四十家诗钞》，寒碧点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18页。
[42] 吴闿生评选：《晚清四十家诗钞》，寒碧点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19页。
[43] 闵定庆：《桐城诗学的一记绝唱——论〈晚清四十家诗钞〉的宗杜取向》，《南昌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然先生对樊氏政治倾向的解读值得商榷：樊增祥出仕北洋政府，对共和政体并无违言，也未抗拒民国法统，他在结尾嬉戏和解构的是作为“洪宪皇帝”的权威和神圣，而非针对“民国大总统”。
[44] 陈衍：《陈石遗集》，陈步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024页。
[45] 如拟联称王式通“面受二八旦，口称六十臣”，盖言帝制取消后，王式通与张一麐拜见袁世凯，王行跪拜礼，口必称臣，张讥之有臣癖；奉军入京，捕徐树铮，误获王式通，被大骂王八旦。这种段子不足为信，聊备一说，见刘成禺、张伯驹：《洪宪纪事诗三种》，第52页。
[46] 刘成禺、张伯驹：《洪宪纪事诗三种》，第186页。
[47] 樊增祥：《樊樊山诗集》，第737页。
[48] 《淮南子·主术训》肯定了择主而从是“人之恩泽使之然也”；胡适《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进一步引申，认为《淮南子》中的思想符合近代民治主义观点，并借用孟子“君之视民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的话，说明先贤承认人民有反抗暴君的权利。见胡适：《胡适全集》第6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54页。
[49] 樊增祥：《近著樊山诗词文稿》，上海：广益书局，1926年。
[50] 樊增祥：《樊樊山诗集》，第1966-1968页。
[51] 樊增祥：《樊樊山诗集》，第1967页。
[52] 清帝退位诏云“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立宪共和国体，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政府”，字面意义可理解为逊清禅位于民国，对变更国体多义模糊的表达，为遗民出处提供了富有弹性的空间，见孙明：《由禅让而共和——梁济与民初政治思想史一页》，《史林》2011年第2期。
[53] 雷恩海：《樊增祥诗文四篇补遗》，《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
[54] 劳乃宣倡言“共和一语，其本义为君幼不能行政，公卿相与和而修政事，故曰共和，乃君主政体，非民主政体也”，一方面承认袁世凯的合法性，但强调其“总统”威权应为“君主立宪”的变体，当任期届满后，须还政于溥仪，实现所谓“以今世共和之名，行古代共和之实，外无更张之显迹，内有默运之微机”，分见劳乃宣：《共和正解》《续共和正解》，《桐乡劳先生遗稿》，台北：艺文印书馆，1964年，第141-142、38-40、44页。
[55] 郑孝胥：《郑孝胥日记》，劳祖德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1358、1356页。
[56] 吴宗慈：《陈三立传略》，陈三立：《散原精舍诗文集》，李开军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197页。
[57] 本段所引樊增祥诗文，均出自其著：《近著樊山诗词文稿》。
[58] 陈宝琛：《沧趣楼诗文集》，刘永翔、许全胜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71页。
[59] 梁济记樊氏诗云“黄金散尽还北走，坐使笼鸟惭冥鸿。大夫七十当致仕，我犹乞食颜为红。出山徒为孺子牛，入世非复老子龙”，斥之曰“其宦囊久富，人所共知，何至遽尽？鼠河满腹，七尺夜眠，何至饿死？况饿亦寻常，徒作强词自解，试问品节与饿孰重？明明贪图富贵，到无可解处，则借出山等字作自惭语”。见梁济：《梁巨川遗书》，黄曙辉编校，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05页。
[60] 本段所引樊增祥诗文，均出自其著：《近著樊山诗词文稿》。
[61] 梁济：《梁巨川遗书》，第206页。
[62] 樊增祥：《樊樊山诗集》，第1411页。
[63] 王森然：《近代名家评传（二集）》，第129页。
责任编辑：沈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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