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化》| 海上观澜
佛教与慈善：
王一亭晚年以佛施善活动考略
谢忠强 | 山西大学副教授
原文刊载于《上海文化》2019年第4期
内容摘要
近代上海慈善家王一亭笃信佛教，在其慈善活动中也体现出鲜明的佛教色彩。鉴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地震、水灾、旱灾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所造成的巨大灾难，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可能爆发而带来的战火威胁，王一亭以佛教徒身份组织、参与了一系列诸如超度亡灵、祈祷和平、息灾施医等慈善活动。此一系列慈善活动是佛教与慈善关系的一个鲜活注脚。
关 键 词 王一亭 慈善活动 佛教
王一亭（1867—1938年），浙江吴兴人。他不仅是近代上海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实业家、海派画家，更是著名的慈善家。他一生参与、举办慈善事业甚多，救人无算，因其虔诚向佛，故而其慈善救灾活动中具有典型的佛教色彩。本文主要以《申报》及其他史料的相互印证，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王一亭以佛施善的相关史实进行大致的考证，以期可以在梳理王一亭晚年慈善活动的同时亦对佛教与慈善的关系作一探讨。
一、通过佛教法事超度死难者亡灵
通过佛教法事对亡者的灵魂进行超度，使其早日荣登“极乐世界”，是佛教教义中教徒信仰追求的重要价值理念，也是佛教济世救人的方式之一。
1923年9月1日，日本关东地区发生了里氏7.9级的特大地震，该次地震“灾重区广”，导致“死者甚众”。[2] 地震发生后，消息传到国内，我国各界纷纷发扬国际人道主义精神，掀起了支援日本地震灾区的救援活动。王一亭等上海佛教界人士除积极筹款援救外，还联合日本佛教界，先后两次专门为关东大地震死难者召开追悼大会，希望可以通过佛教法事为地震死难者的亡灵进行超度。
如据《申报》记载，1923年10月6日下午5时，“王一亭、程德全、关炯之、狄楚青、马振宪、护军使代表陆达权等”，与“日本总领事、院寺僧众、侨商、新闻记者约为百余人”，在上海的玉佛寺“开追悼日本震灾幽魂祈祷大会”，到会者约六七百人，“首由寺僧鸣钟，齐集大殿，次由日本总领事及中国佛教代表程雪老及各团体代表拈香，全体普佛祈祷，再由程雪老嘱包承志代表致读祈祷书”。[3] 1923年10月19日，王一亭又与时任日本驻上海领事矢田联袂主持了以上海佛教团名义举办的“大追悼会”“前后会期四十九日”，[4] 再次超度日本关东大地震中死难者之亡灵。
王一亭等中国佛教界人士针对日本关东大地震死难者亡灵的超度善举不仅体现了佛教济世救人的宗旨，而且还赢得了日本方面的极大感激。据《申报》报道，在王一亭等组织第一次“追悼日本震灾幽灵祈祷大会”仪式结束后，时任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当即答词，称“蒙中国佛教诸君子为救敝国被灾幽魂祈祷，兼对于敝国人民一种精神上之安慰，鄙人谨当电达敝国五千万同胞，并谨代表敝国全国人民叩谢”。[5] 毫无疑问，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后王一亭组织的两次亡灵超度法事，不仅体现了佛教的仁爱精神，更促进了中日两国民众间的国际友谊。
除了对于日本关东大地震中死难者的亡灵进行法事超度外，王一亭还多次发起、参与了针对国内因战争灾难等而死难的同胞亡灵超拔活动。
自辛亥革命至民国建立后的护国战争、护法战争及一系列军阀内战，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普通民众死于战祸者不胜枚举。1923年11月，王一亭与“济难”“妙参”两位法师因“十数年来，战争不已，国内军民人等遇难者不可数计”而“悯其沉沦，无从超拔”，便“定于11月23日（阴历）起在上海麦根路玉佛寺起建念佛道场，七永日至二十九日圆满，拟仗佛力解其烦冤”，并向“海内同志及各寺院”发出呼吁，希望可以有更多的佛教人士加入其中。[6] 1925年5月，上海发生“五卅惨案”，许多爱国工人及青年学生被杀害。惨案发生后，社会各界在普遍感到震惊的同时，也对死难者表示了哀悼，并有热心人士力倡对死难者及其家属进行救济。1925年9月，王一亭与章太炎、关炯之、虞洽卿等发起“超度历劫兵灾及五卅惨案死亡孤魂大会”，该次法事大会“设筹备处于龙华寺，且征得戒严司令邢士廉、常之英同意加入赞成之列，并推定龙华寺主持僧元照建设道场，诵经百零八夜，以资超度”。[7]
继超度“五卅惨案”死难者亡灵之后，王一亭又组织了超度北伐战争期间死难者灵魂的法事。1926年至1928年国内北伐战争如火如荼，军民死伤惨重。为了“祈祷世界和平及超拔阵亡将士之水陆亡魂”，王一亭与施省之等人于1928年2月在“闸北新民路世界佛教居士林”发起超度亡灵的倡议活动，决定“自二十四日起至夏历四月初八止，启建长期大悲佛七，并敦请慈筏法师逐日登台主七”。[8] 为了扩大此次活动的社会影响，王一亭还专门为超度亡灵大会撰写了祷文，谓：“此南京龙潭寺所以发起启建道场以安幽魂，盖有鉴于长江一带国、联两军双方交绥，军民之死伤于炮火者数达三万以上，其残身段肉虽经慈善家掩埋，而冤厉之气未伸，以故天阴鬼哭，雨夜神嚎，因而有启建道场之议，并复发心普利全国被难冤魂，建水路无遮大会于上海留云寺，二月廿九日起，初五日圆满；世界佛教居士林于二月初四日起，虔诚祈祷普利持念观音圣号四十九天，一面通告江浙两省各寺院庵观，于二月十九日观音菩萨诞辰，一律虔诚念观世音菩萨圣号，其或发广大心，能自愿多日持名，或二日、或三日，乃至一七数七，且或诵经念咒者，尤深赞叹。”[9]
二、通过诵经消业以祈祷和平
为地震及战争冲突中的死难者做法超度亡灵，体现了王一亭居士以佛法行慈善中对亡者的关怀；而举办佛教法事，通过诵经消业的方式以祈祷国内、国际社会的和平，则体现的是其对生者的博爱。
1924年至1927年间，国内“南北战争，连年不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有膏锋镝而死亡者，有因流离而失所者，兵祸所至，南北皆然。即如南之龙潭、广州两役，北之山东、涿州两役，其大较也，满目疮痍，令人心恻。至于各处商埠，市面日行凋零，资本家无从兴其实业，劳动家无从谋其生涯，以致强梁者铤而走险，驱为盗贼，老弱者饥寒交迫，填于沟壑”。[10] 王一亭认为，“如此浩劫，民不聊生，为民请命，唯有仗佛力以挽回天心，借忏悔以消除孽障”，遂与佛教界人士积极组织佛事，祈祷国内和平，“所集福德，悉用回向法界，有情普愿一切众生同脱苦难，得生乐园”，并呼吁其他宗教团体广泛参与：“仰悉各界仁人善士同结胜缘，协力赞助，或施冥镪，或施经卷，或助念万德供名，或缘修放生戒杀种种功德。福不唐捐，消灾化劫，唯凭一念之转移，庶几阴超而阳泰，则可望南北早日息争，国家早日统一，生者得以适乐郊，死者得以归净土，世界幸甚，人民幸甚。”[11]
进入20世纪30年代，由于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国际局势动荡不定，世界和平也逐渐蒙上了战祸的阴影，因而王一亭组织、参与的以佛法祈祷和平的关注对象也从国内社会放大到整个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
1930年王一亭与黄函之、李云书、叶惠钧、徐乾霖等以上海慈善团联合会、红卍字会等组织之名义，“因年来各省多灾，民生困苦，非兴道德行善，不足以消灾弥劫”，特于“国历四月廿九日至五月五日”在新闸路清凉寺内“集各善团虔诚祈祷世界和平，超度阵亡将士，普利幽冥，务望各善士前往诚虔拈香，上干天和，同为功德”。[12]
1934年3月，王一亭加入世界观音卍缘会，“叠于上海、南洋、新加坡、槟榔屿、仰光以及长江上下游、黄河各省所组织之相关慈善活动，其目的在消弭国际战祸并以祈求世界和平为宗旨”。[13]
1935年3月，时任上海“祈祷世界和平会主任委员”的王一亭又携佛教界同仁“电请敦促北平段正元氏早日定期讲道”。王一亭说，“震等悚于世界列强竞造杀人利器，人类滔天浩劫即在眼前，爰本自救救人大愿，发起阐扬大同真义，祈祷世界和平大会，敦请仁者讲说经法，冀使世人咸闻大道，振发仁心，变戾气为祥和，化干戈为玉帛。薄海内外，靡不同情，函电赞成，逐日纷至，各地人士并妇女界，相继设立分会，先后电恳，足证举世希望和平及仰赖大德心理至为殷切。乃因盛德若虚，谦让至再，凡说法日期及地址迄未宣示。素稔师尊慈悲济世，有感斯通，数十年如一日，特用联合具名申请，慕恳师尊当仁不让，早定说法日期与地点”。[14]
1937年初，王一亭等“因鉴于世乱日亟，人类之攻夺残杀，死亡流离，纷然触于耳目，为实现我佛大乘救世之精神，挽此不可转之定业起见，爰特联名发起中国佛教徒护国和平会，联合国内佛教徒，弘扬我佛慈悲喜舍之教义，实行菩萨利他救苦之原行，维护国家民族之元气，保障世界人类之安宁，现已着手组织，积极进行”。[15]
1937年3月1日，王一亭又与“沪上中国佛教名人太虚及美国克乃生、英国密西思克乃生、日本小笠原彰真等、印度克伦比乔赛夫等”“根据佛说世界人生皆众缘成而无自性之原理，发大慈悲，广行方便，以谋现地球人类疯狂的阶级斗争及民族侵略之消弭，并说明如中国等弱小民族之建立现代统一国家，以求抵抗自卫，实为当务之急，而专注重和解阶级斗争及平息侵夺战争，以成国际和平之真正幸福”，集议筹设佛教徒国际平和会。[16]
三、通过佛教法事以祛除自然灾害
自然灾害是“自然规律异化表现所产生的破坏性后果”，[17] 但在佛教看来，自然灾害的发生是可以通过做法、诵经等活动而避免的。鉴于民国时期“无年不灾”“无灾不害”的现实困境，[18] 王一亭积极组织、参与了一系列的以佛法息灾活动。
1931年江淮大水，百年不遇，洪水所到之处，尽成泽国，饿殍遍地。灾区民众的苦难处境也引起了上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王一亭等上海佛教界慈善人士，“鉴于各处水灾弥重”，除了参与对广大灾区人民实施粮款及物资等的救助外，还于1931年8月14日，在“闸北新民路国庆路口世界佛教居士林”“举行地藏法会一月，恭请兴慈老法师宣讲地藏王菩萨本原经”，希望可以通过诵经祛除灾区苦难。整个诵经过程每日“自下午五时至七时”，其间“男女听者，日数百人”，他们“均和平庄严，同声念佛”，观者“见此一片干净土，不禁有所感而纷纷解囊捐助焉”。[19]
王一亭等上海佛教界慈善人士为1931年江淮水灾诵经息灾的活动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他们更以此为契机，经过两年左右的准备之后，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佛法息灾会”。
据《申报》记载，1933年5月5日，王一亭与“沪绅许世英、闻兰亭、黄函之、关炯之及朱子桥将军等鉴于内忧外患，苦难严重，故纠合佛教同仁，发起举行息灾法会，地点假定闸北交通路联义善会”“以西康活佛诺那呼图克图近适因公由平来京，故由朱子桥将军恭请来沪参加法会，经诺那活佛应允，于前晚由京来沪”，是故息灾会“除请太虚法师来沪参加外，并有朱子桥恭请西康活佛诺那来沪参加”。[20] 息灾会成立后，为扩大影响，王一亭等还专门设立佛学图书馆，利用文化事业宣传佛法，以加大佛法息灾之力度。1933年11月26日，“闸北新民路国庆路口佛教居士林之佛学图书馆”举行落成典礼，“是日上午八时至下午六时完全开放，欢迎各界参观”，同时“每日下午二时至四时恭请空静法师演讲佛遗教经全部，欢迎各界信男信女前往谛听”。[21]
息灾会成立后，经过一年多的息灾实践，不仅扩大了社会影响，其关注点也从注重佛教文化宣传转向了现实的救灾活动。如1934年夏天，全国大部分地区久旱不雨，“慈善家王一亭、徐冠南等会同释家太虚法师、清海和尚、却非方丈等发起全国抗旱成灾区祈雨消灾大会，自七月二十日起，迄二十二日止，在新闸北路清凉寺设坛”。[22] 1936年3月21日，王一亭与沪上名流朱子桥等发起“丙子息灾法会”“在赫德路觉园召集发起人会议”。“公推王一亭为主席，赵朴初记录。首由王一亭报告组织丙子息灾法会宗旨，略谓今年为国际局势最紧张之一年，故各国预言家有发生二次大战可能之警告，证之最近国际局势，又不期然而紧张。俯视国内，则更有万方多难之感，不发宏愿，安望息灾。此本会发起之宗旨，希望在座诸人同发原力，庶弥患于无形，将来法会，由蒙藏大法师荣增堪布及持松大师二人主持云云。”[23] 1936年11月，王一亭又会同沪上佛教界慈善人士“鉴于国难方殷、世变益亟”，特组“上海护国息灾法会”。[24]
四、以佛教徒身份举办施医及慈幼活动
“施医”，是对因贫困而无法就医之病者予以无私帮助的慈善行为；“慈幼”，是指国家或社会力量对那些失去监护人或因自然及人为因素监护人丧失抚养能力的儿童进行救济或收容的慈善行为。“施医”和“慈幼”作为我国传统的慈善行为，“在我国历代慈善事业中都很盛行”。[25]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随着租界的不断开辟，西学东渐之风日盛，中国传统慈善事业也因为受西方来华传教士在中国举办慈善医院和孤儿院的启发而开展，“施医”和“慈幼”在实现近代转型跨越的中国慈善事业体系中也逐渐发展为非常重要的慈善内容。[26]
王一亭作为近代沪上的慈善家不仅亲身经历了中国慈善事业的新旧转型，更多次以佛教徒的身份参与、组织了“施医”和“慈幼”的善举。
据1933年9月4日《申报》报道，“鉴于沪南一带，工厂林立，居民日繁，而附近之处，尚无相当施诊给药所之设立，致一般工人及贫民之患病求治者，殊感不便”，王一亭与沪上佛教界慈善人士一起，在“斜桥局门路、丽园路口择地建筑法藏寺施诊所一家。规模宏大，并挽请海上名医夏应堂先生代聘医士两人。一为内科兼外科马心厚君，是孟河马培之征君之后裔。一为内科医士秦六安君，是本市名医秦伯未君之胞弟。马、秦两医师均家学渊源，富有经验，而该所选择医士，堪称允当。自上月三十日开诊以来，赴诊求治者日见增多，第一日为四十五号，第二日为五十六号，第三日即达七十三号，将来之发展，当不让仁济、位中诸堂。并闻该所拟再添辟西医一室，刻正规划一切，不日即实现”。[27] 再如，1937年1月20日上午，“佛教名流发起组织中华黄十字会，筹备业已就绪”，并“在北山西路一四零号自建会所，举行升旗礼”，王一亭为名誉会长，“并悉该会附设之施诊部已于昨日起开始施诊给药，贫病就医者甚为拥挤云”。[28]
除了对贫困无力就医者实施医药救济外，王一亭还参与了旨在进行未来战场救护的“世界红佛字会”的筹建工作。据《申报》1936年3月3日报道：“中国佛教僧尼，近年尚无确切统计，约数当有四五十万之多，因限于旧习，颇缺乏社团组织，近数年虽有中国佛教会组织，但因整顿教规，尚未就轨，故对于社会事业、民间服务无暇顾及。”“上海佛教居士林王一亭居士”与“宏明和尚”等人“鉴于以上情形，及世界战极迫在眉睫，佛教徒本我佛慈悲救世之旨，对于人群亦应有所表示，爰发起组织‘世界红佛字会’，与红十字会、红卍字会相比肩，集中僧尼力量，训练医药救护工作，平时虔诵经咒，祈祷和平，一旦战事发生，即全体分赴前方，不分敌我，担任救护掩埋及救援战区被难灾民等工作”。[29]
与上述重视对贫困者和战争伤者的施医救济工作一样，王一亭也非常重视对于苦难儿童的慈善救助。在王一亭看来，“关心苦难儿童，培育国家未来”是慈善事业的重要责任，[30] 故而很早即以佛教徒的身份专门组织成立了一些旨在救济儿童的慈幼院。如王一亭从民国初年即以佛教徒身份与其他上海慈善人士组织成立了旨在“打击拐卖儿童犯罪行为”和“收容苦难儿童并授以一技之长”的中国救济妇孺。[31] 1933年王一亭又与关炯之、闻兰亭、黄函之、杜月笙等在“闸北共和新路、中兴路北首上海市佛教会创办慈幼院”“专收贫苦孤儿，衣食等费完全由院方供给，所聘职教员，对于园中孤儿，莫不爱护如子”。[32]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在上述王一亭以佛教徒身份举办的慈幼院中，除了对所收容的苦难儿童进行正常的教育普及外，还适当加入了一些有关佛文化教育的内容，以引导和教化所有苦难儿童养成向善之心，希望他们在长大成人之后可以成为一个善良而懂得感恩的人。[33]
五、结语
“慈悲观”是佛教教义的核心，因而“佛教慈善思想既是在道德价值层面上规范人们心理动机和行为倾向的伦理革命，更是对中国社会固有慈善理论体系的重要补充”。[34] 客观地评价，佛教慈善无论是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整合辅助，还是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起到的减震作用，都有着相当的社会意义。王一亭作为近代沪上著名的画家、社会活动家、慈善家，因其佛教徒身份，其慈善活动中也体现出了较为鲜明的宗教色彩。揆诸史实，王一亭晚年的一系列以佛施善的慈善活动在为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减震的同时，更是成为佛教与慈善关系的一个鲜活的历史注脚。
[1] 作者简介：
谢忠强，男，1980年生，山东沂水人。历史学博士、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后，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
本文为2018年度山西省晋商文化研究专项课题项目“明清至民国时期晋商慈善活动研究”（项目号: JSKTY201808）的阶段性成果。
[2] 《中国协济会日灾义赈会成立通告》，《申报》1923年9月8日。
[3] 《玉佛寺祈祷会志盛》，《时报》1923年10月7日。
[4] 《日本震灾追悼会定期举行》，《申报》1923年10月11日。
[5] 《玉佛寺祈祷会志盛》，《时报》1923年10月7日。
[6] 《超度兵兴以来遇难军民人等念佛道场》，《时报》1923年11月29日。
[7] 《发起超度大会》，《申报》1925年9月20日。
[8] 《佛教林长期祈祷》，《时报》1928年2月23日。
[9] 王中秀：《王一亭年谱》，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0年，第428页。
[10] 王中秀：《王一亭年谱》，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0年，第428页。
[11] 王中秀：《王一亭年谱》，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0年，第427页。
[12] 《祈祷大会》，《申报》1930年5月5日。
[13] 《世界观音卍缘会之筹备》，《申报》1934年3月20日。
[14] 《王一亭电请段正元演讲》，《申报》1935年3月28日。
[15] 《佛教名流发起佛教徒护国和平会》，《申报》1937年1月19日。
[16] 《佛教徒筹设国际和平会》，《申报》1937年3月2日。
[17] 谢忠强：《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太行革命根据地救济灾荒工作述略》，《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18] 谢忠强：《“官赈”“商赈”与“教赈”：近代救灾主体的力量合流》，《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19] 《佛教居士林举行地藏法会》，《申报》1931年8月16日。
[20] 《西康活佛抵沪参加息灾法会》，《申报》1933年5月6日。
[21] 《佛教居士林发起全国和平祈祷会》，《申报》1933年11月22日。
[22] 《全国祈雨消灾大会昨日发符祈祷》，《申报》1934年7月21日。
[23] 《丙子息灾法会昨开发起人会》，《申报》1936年3月22日。
[24] 《王震等发起护国息灾法会》，《申报》1936年11月3日。
[25] 谢忠强：《民国时期沪上慈善组织的经费考察——以中国救济妇孺会为例》，《暨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年第5期。
[26] 谢忠强：《民初沪上慈善事业兴盛原因初探》，《船山学刊》2006年第4期。
[27] 《两禅师在沪南设施诊所嘉惠贫病非浅》，《申报》1933年9月4日。
[28] 《佛教名流发起黄十字会成立》，《申报》1937年1月21日。
[29] 《佛教徒新组世界红佛字会》，《申报》1936年3月3日。
[30] 谢忠强：《民众、社团与国家：关系语境下慈善组织的社会定位—— 以中国救济妇孺会为中心的文本梳理》，《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31] 谢忠强：《中国救济妇孺会慈善工作述评（1912—1937） 》，《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32] 《市佛教会慈幼院将举行落成典礼》，《申报》1934年9月7日。
[33] 谢忠强：《民国时期沪上慈善组织的现代性特征初探——以中国救济妇孺会为例》，《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34] 谢忠强：《中国古代慈善事业的发展特点》，《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责任编辑：沈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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