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化》| 海上观澜
重绘民国时期北京的文化地图
文学武 |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原文刊载于《上海文化》2019年第10期
内容摘要
近年来，中国现代都市研究成为学术界的热门领域，尤其以现代上海为中心的研究成就斐然。相对而言，人们对民国时期另一个城市北京的关注却少得多。事实上，民国时期的北京是一座名副其实的文化城，当地政府也致力于其文化中心地位的塑造。因此北京的文化事业在此期间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和活力，各个大学的学术水平迅速提升，报社、书局、沙龙、书肆、曲艺场所、电影院、琉璃厂、图书馆、公园等文化娱乐设施数量迅速增加。这些都表明，民国时期北京文化所呈现出的斑斓面貌理应得到充分的重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北京都市研究仍有着广阔的学术空间。
关 键 词 都市文化 民国 北京 大学 文化中心
近年来，随着城市史研究的兴起，中国现代都市研究同样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门领域。仅以现代都市文化研究而言，以现代上海都市文化为中心的研究更为突出，成果也更为丰硕。诸如李欧梵、彭小妍、陈建华、张英进、杨义、吴福辉、李今等先生在这方面的研究都曾经在学界引起较大的反响。特别是李欧梵的《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把上海作为新都市的范例，深入探究其作为都市和现代性的关系，重绘了上海的文化地图，为上海题材的怀旧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相对而言，人们对同一时期另一个城市北京的关注却少得多。陈平原多年前曾经感叹说：“国内外学界以上海为视角，探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努力，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相对来说，作为800年古都，北京的现代化进程更为艰难，从抵抗、挣扎到追随、突破，其步履蹒跚，更具代表性，也更有研究价值。可惜的是，大有发展潜力的‘北京学’，目前远不及‘上海学’辉煌。”[2]值得庆幸的是，在一些学者的呼吁下，以民国时期北京为研究对象的著作开始逐渐增加，一些极少为人们所关注的领域进入学者的视野。如海外学者董玥的《民国北京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借用“传统的回收”之概念，力图打破传统与现代的简单二元对立模式，综合考量了在北京这个古老帝都的转型和它被塑造成现代中国“文化城市”过程中各种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力量的交互作用。她更多关注了各色人等在城市中的生活，尤其是普通人的生活方式，在日常生活的呈现中展示现代城市现实与历史的动态关系。另外，她还对社会学、历史学和文学中呈现的北京面貌有详尽的描述。台湾学者许慧琦的《故都新貌：迁都后到抗战前的北平城市消费（1928—1937）》（台北学生书局2008年版）重点以消费视角研究迁都后至抗战前的北京历史，全面考察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多种因素的互动关系，进而探讨故都的城市发展与演变，诠释了故都所发生的新面貌。此外，美国学者史明正的《走向近代化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史谦德的《人力车时代的北京：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Strand，Rickshaw Beijing：City People and Politics in the 1920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季剑青的《北平的大学教育与文学生产》（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重写旧京：民国北京书写中的历史与记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许纪霖主编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1895—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费冬梅的《沙龙：一种新都市文化与文学生产（1917—1937）》（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陈平原主编的《北京：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及颜浩的《北京的舆论环境与文人团体：1920—1928》（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等也都从不同的侧面论述了知识分子在城市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加深了人们对于北京作为“文化城”的印象。这些研究无疑昭示人们，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北京研究有着无穷的魅力和广阔的学术空间。
一
与上海的摩登比较起来，民国时期的北京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是比较沉闷和保守的，更多的是一种古都的情调：“疏落、空旷的建筑和街道布局，围墙多于店肆；低矮灰暗的四合院民居中，间或露出殿宇的红墙黄瓦或寺塔的身影……北京正是中国的古都和古城当之无愧的杰出代表。”[3]似乎和都市的现代性没有太大的关系，其实这样的看法并不完全准确。如美国学者史谦德就认为，民国北京的历史实际上具有多重层次。他说：“相比较而言，20世纪20年代的北京，作为一个人类和物质的实体，清晰地保留着过去，容纳着现在，并且孕育着众多可能的未来中的基本因素。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很少有城市看起来如此既非常传统和中国化，同时又蕴藏了现代和西方城市生活的内涵。”[4]民国时期的学者铢庵（瞿宣颖）在一篇文章中也认为，北京在1900年至1928年的近30年中“是一段在新与旧之间挣扎的时间。所有旧的事物仍旧拒绝完全投降，但不得不开始谨慎地接受一些新事物”。[5]事实上，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北京，传统和现代就是这样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汇聚出色彩斑斓的文化图景。
北京历史上曾经为元、明、清的都城，连续时间长达600余年，这不仅使北京成为一座历史名城，还孕育了其宏大的建筑格局和帝都气象，这种独特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既带动着城市商业和城市生活的繁荣，还使得市民的生活方式和审美情趣都呈现出别具一格的面貌。晚清时期的一个学者曾经这样来形容当时的北京：“京师最尚繁华，市廛铺户妆饰富甲天下。如大栅栏、琉璃厂之银楼缎号，以及茶叶铺、靴铺，皆雕梁画栋，金碧辉煌，令人目迷五色。至肉市、酒楼、饭馆，张灯列烛，猜拳行令，夜夜元宵，非他处所可及也。京师最肖应酬。外省之至，群相邀请、筵宴、听戏，往来馈送，以及挟优饮酒，聚众呼卢，虽有数万金，不足供其挥霍。”[6]这样的情形和当时人们描述上海的“华屋连苑，高厦入云，灯火辉煌，城开不夜”的情景颇有相似之处。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但北京仍然作为中华民国的首都，一直到1928年。这期间，北京作为全国政治中心的地位并没有受到挑战，各种公共领域的空间初步确立。比如以前的私有皇家园林和皇家庙宇陆续转变为公园，向市民开放。1914年10月10日，中央公园向公众开放，这是北京有史以来第一个近代公园，其后城南公园、天坛公园、京兆公园、北海公园等陆续开放，甚至著名的御花园、颐和园也面向公众开放。这些公园为市民的政治参与和公共活动提供了便利，特别是文人雅士大多把公园作为聚会、结社的场所，这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中国新文学的社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中国新文学影响最大、成立最早的文学社团之一的“文学研究会”，成立的地点就在北京的中央公园来今雨轩，“沉钟社”成立的地点则是北京北海公园。“从1917年到1926年，数百个官方批准的独立社会团体在中国的首都迅速成长。这些提倡道德、教育、男女平等、慈善、互助、宗教、运动、学术和文化机构都发现新近建立的公园为他们宣传其宗旨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地方……总之，北京的公园为思想的传播和市民的动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论坛。”[7]因此，这一时期北京的文化氛围也是空前活跃，许多报纸、期刊和大学的创办进一步强化了其作为文化中心的地位。如20世纪20年代前后，外国教会创办了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新青年》《每周评论》《晨报》《京报》《国民新报》《世界日报》《世界画报》《新潮》《少年中国》《现代评论》《语丝》等纷纷创刊；邵飘萍创办的《京报》最高的发行量达到6000多份，而《新青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贡献更为世人所公认。这一时期北京单是文学期刊的数量就相当多。沈从文1926年的一篇文章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当时北京文艺刊物的情况：“北京出版物之多且杂，在全国恐亦当首屈一指。即以文艺刊物论，近数年来，略一记之，亦不下五十余种。”[8]他列举出的重要文学刊物包括：《晨报副刊》《京报副刊》《国民新报副刊》《民报副刊》《文学旬刊》《艺林旬刊》《文学周报》《妇女周刊》《民众文艺》《莽原》《语丝》《沉钟》《现代评论》《猛进》《燕大周刊》《诗学半月刊》《清华文艺季刊》《狂飙》等。
1928年国民党政府完成北伐后正式定都南京，北京从此便失去了政治中心的地位。首都南迁后对北京的影响当然很大。“比及民国十七年，国都南迁后，北平失去政治之重心，一切达官贵人，日愈减少，全市繁荣，大受打击。”[9]但是，迁都对北京的影响并非全是负面的，有人就从另一个角度思考了北京去政治化所带来的益处，那就是物价相对低廉，生活悠闲，人们的自由度大大增加。这一时期，尽管北京不再是一座政治中心，但其文化中心的地位并没有动摇过，反而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强化。董玥就对1928年之后的北京城市功能和之前的功能做了比较：“在1928年之前的项目中，政府所关注的是建设和开放公园以推进教育和那些被认为是适合民国市民的各项活动；1928年之后，它开始转而致力于把这个城市建成为中国的‘文化中心’和旅游胜地，同时强调把这个城市遗留下的帝国转化为一种资本而不是完全抹去。”[10]甚至有学者说，北京失去中央政府的强力支持后，仍有多样的发展机缘，如随着大批中央机关及官僚政客的离开，北京文化、教育 的优势更加凸显，北京的学术空气更趋自由、浓重。其实，当国民政府决定首都南迁后，不少有识之士开始重新思考北京城市的功能定位，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充分利用北京的文化 ，把北京打造成一座“文化城”。如1928年10月，薛笃弼提出将北平建为“东方文化游览中心”，而当时很有影响的《大公报》发表文章指出：“北平之特色，即在文化之价值，故最宜于设为教育区。而首都南迁，北平去政治中心甚远，环境洁净，尤便于讲学。况其风俗质朴，人情敦厚，于青年之精神修养，复较南方之浮嚣隐糜为适宜。”[11]而官方对此也有积极的回应，时任北平市长的何其巩大力强调北京作为文化城的优越条件，诸如学校众多、学术 丰厚等。虽然囿于各方面的原因，将北京建成文化中心的设想大多停留在口号和主张上，实际上的举措并不多，但在很大程度上却强化了人们对这一时期北京文化城的认知。如有的学者就认为：“这些规划、建议以及相关讨论却在某种程度上打开了一个公共的话语空间，许多人选择从‘文化’角度立论，逐渐塑造了北平作为‘文化中心’的新形象，北平‘文化中心’的地位，成为多数人的共识。”[12]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北京这一时期的文化也迎来了空前的黄金时期，聚集起一大批优秀的学者和青年学生。邓云乡曾认为从1928年到1937年，北京凭借它独特的文化 而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文化古城”。
就1928年至1937年间的北京来说，的确是文化的一个高潮期。由于物价低廉，政局相对稳定，北京的文化事业在此期间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和活力：各个大学的学术水平迅速提升，报社、书局、沙龙、书肆、曲艺场所、电影院、琉璃厂、图书馆、公园等文化娱乐设施数量增加，再加上其由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孕育的民主、自由的空气，因此吸引了大批的学者和文化人。可以想见，这种优雅、闲适、文化气息浓厚的氛围对人们的吸引力是很强烈的，不仅为学者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也为文人之间的公共交往提供了很好的平台，许多青年人为此走上了人生新的开端。钱穆在他的回忆中曾经多次记载了这样的生活：“余自民国十九年秋去北平，至二十六年冬离平南下，先后住北平又八年。先三年生活稍定，后五年乃一意购藏书籍，琉璃厂、隆福寺为余常至地，各书肆老板几无不相识。遇所欲书，两处各择一旧书市，通一电话，彼肆中无有，即向同街其他书肆代询，何家有此书，即派车送来……余前后五年，购书愈5万册，当在二十万卷左右。”[13]
显然，钱穆对此时北平的生活是极为满意的，除了物质上的便利，更主要的是由于北京浓厚的文化氛围为其学术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外在条件。其实，对于北京这种文化的吸引力，很多的文化人几乎都有同样的感受。那优雅、静谧的校园和参天的古木、红墙绿瓦的古典建筑、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僻静而充满诗情的公园等成了当时许多文人共同的记忆。卞之琳曾经回忆说，当年自己和朋友创办《水星》文学刊物就是源于在北海公园喝茶时产生的想法：“一个夏晚，我们不限于名为编委的几个人，到北海五龙亭喝茶……一壶两壶清茶之间，我们提出了一些刊物名字。因为不是月夜，对岸白塔不显，白石长桥栏杆间只偶现车灯的星火，面前星水微茫，不记得是谁提出了《水星》这个名字，虽然当时也不是见到这颗旧称‘晨星’的时候。”[14]而沈从文担任《大公报》文艺副刊主编期间，也大多是利用中山公园作为和青年作家聚谈、约稿的场所。稍后萧乾接手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仍然延续了沈从文的这种做法：“1935年我接手编《大公报·文艺》时，每个月必从天津来北京，到来今雨轩请一次茶会，由杨振声、沈从文二位主持。如果把与会者名单开列一下，每次三十至四十人，倒真像个京派文人俱乐部。”[15]对于居住在古都北京的文人来说，逛书肆、琉璃厂、听戏等也是他们精神生活的一部分，而北京在这方面的便利是无与伦比的。谭其骧1930年至1940年在故都北京生活了近10年，他很大的乐趣就是逛旧书店：“阴历新年里要逛几次厂甸，不用说了。平常日子隔一阵子要逛一次琉璃厂书铺，宣武门内西单商场书摊也逛，最经常逛的是东安市场内的书铺书肆。逛不一定买，为财力所限，买的不多……但逛本身是乐趣。虽不常买，几年下来也就不很少了。”[16]北平在这些方面独占鳌头，是其他城市所望尘莫及的，对文人也格外充满了诱惑力。蒋廷黻曾说：“任何一位学者，一旦到了北平，就会染上搜集旧书的癖好。这种癖好很有传染性。”[17]鲁迅、胡适、周作人、钱玄同、顾颉刚、吴宓、朱自清、郑振铎等多位在北京生活的学者的日记中也多次记载了这方面的活动情况，北京文化的独特地位是任何其他一座城市无法替代的。
二
除了上面的因素之外，当时北京的文化设施和学术 在全国也首屈一指。当时北京的图书馆数量众多，藏书非常丰富，堪称当时北京最为重要的文化 之一。国立北平图书馆是当年远东地区首屈一指的现代化图书馆，堪与美国国会图书馆相媲美。它由京师图书馆和北海图书馆合并而成，后又在文津街建设新馆，1931年国立北平图书馆新馆正式开馆。“建筑在北海西岸的这座国立北平图书馆大厦，是三十年代初北京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这座华丽而庞大的建筑物，即使在现在，也不失为一座十分讲究的建筑。”“其建筑布局之好，还在于它有极开阔的庭院。在大楼前面有一对汉白玉华表，极为典雅地立在左右两边，这是圆明园鸿慈永祜门前的旧物，大门外一对石狮，也是圆明园旧物……当时能够在这里读读书，真是三生有幸啊。”[18]除了国立北平图书馆，还有中山公园图书馆、头发胡同图书馆、松坡图书馆、慈航图书馆等。另外各大学的图书馆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等都非常著名。清华大学因为经费较为充足，因此其图书馆收藏的中外名贵图书很多，对人们有着强烈的吸引力。而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情形与此类似，书籍和报刊的数量相当丰富，许多求知欲很强的青年人把这里视为精神家园，有人回忆说：“在新图书馆的旁边，有一座较旧的屋宇的一角，那就是旧图书馆的一部分轮廓……在它的下面是黑压压挤满了一屋的充满着热烈的求知欲和爱知天下事的读报的青年们……在阅览室里面所读到的报纸，除了当天北平各大报——《世界日报》《北平晨报》《华北日报》《益世报》，法文的《政闻报》，英文的Peiping Chronicle，和小型版的《实报》而外，还有天津的《大公报》《益世报》《庸报》《华北明星日报》等，都可以当天看到，此外像上海、南京、汉口各大城市的报纸，也不过隔几天就可以寄来。”[19]著名城市史专家刘易斯·芒福德曾经多次强调城市的文化功能作用，他认为大都市错综复杂，它的文化包罗万象，这体现了整个世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为此他特别提到了诸如博物馆、图书馆、大学等有形设施的作用，它们在总体上又使都市成为一个文化记忆的宝库。“城市通过它的许多储存设施（建筑物、保管库、档案、纪念性建筑、石碑、书籍），能够把它复杂的文化一代一代地往下传，因为它不但集中了传递和扩大这一遗产所需的物质手段，而且也集中了人的智慧和力量。”[20]民国时期北京众多的图书馆无疑也是扮演了这样的角色，它使整个城市的文化优越性展露无遗，在无形中也孕育了城市的文化品格和个性。此时的北京不仅图书馆的事业取得长足进步，它的出版业同样也引人注目。尽管人们在谈论中国近现代出版时总是把其与上海联系在一起，上海成为公认的全国出版中心，这当然没有问题。李欧梵先生认为，上海的出版业为传播现代性观念提供了独特的 ：“上海则无疑是创制这种具现代性观念的‘文化产品’的中心，一个集中了中国最大多数报纸和出版社的城市——事实上，这些报社、出版社都集中在福州路一带不大的地方。”[21]但同样应该给予关注的是，北京也是民国时期全国的出版中心之一，尤其是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它也留下了很多精神遗产，其中就包括各种出版机构。诸如20世纪20年代的北新书局、平民书局、文化学社、新社、平社、未名社等。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版机构的数量有了很大的增加。新增的书局包括世界编译馆、震东印书馆、传信印书局、海音书店、立达书局、良友书局、人文书店、好望书店、著者书店、文殿阁书庄、平民书局等，另外很多著名高校和学术机构也纷纷成立了自己的出版机构，如哈佛燕京学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地质学会、禹贡学会等。与此同时，北京的不少报刊在全国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大公报》虽然在天津创刊，但它所依托的主要知识分子阵营则大多都住在北京，因此和北京的关系极为密切，其主编经常到北京参与各种编务活动，邀请名人提供稿件。如1933年年底，《大公报》的主笔张季鸾与胡政之一起到北京的东兴楼庄宴请北京文化教育界人士数十人，其主要目的在于为即将出刊的“星期论文”约稿，而主要的撰稿人很多都在北京各文化教育机构任职。而《大公报》著名的文艺副刊刚刚创立时，其主编杨振声和沈从文也主要在北京参与编辑工作。而稍早吴宓在主编《大公报·文学》副刊的时候，其编辑部就设在吴宓任教的清华大学，而撰稿成员中的赵万里、张荫麟、浦江清、朱自清等也都在清华。得益于北京知识界的鼎力支持，《大公报》也迅速在全国赢得了声誉。陶希圣回忆说：“《大公报》在张季鸾先生的主持下，不但提供园地供平津学界发表东西，而季鸾先生对于学界的人，周旋交往，亲切诚实……他对于高阶层的政情通达，对于北方学术界的情形他也通达，他和《大公报》站在两方面的中间，尽力联系，这是他所以成功的原因。”[22]但不应忽视的是，平津两地的知识分子群体在这中间的角色是极为关键的，离开了这些文化 ，《大公报》也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就文学期刊而言，北京这一时期的文学期刊数量也多达数十种。包括《骆驼草》《文学季刊》《水星》《学文》《文学杂志》《大学艺文》《小雅》《无名作家月刊》《今日文学》《风雨》《文艺之家》《文艺月报》《文艺旬刊》《文风》《文学月刊》《文学导报》等。这里面的大多数期刊虽然存在的时间较短，影响也不大，但也成为当时北京文化繁荣的见证者。而像《文学季刊》《文学杂志》《水星》等著名刊物则在全国的文学界都有较高的地位。《文学季刊》是巴金、郑振铎、靳以等主办的大型文学刊物，它把“新文学的建设”作为刊物的职责，它声称：“我们不再被囚禁于传统文学的‘狭的笼’之中，我们不再以游戏的态度去写作什么无聊的文字。”“在这大时代里，我们也将要尽我们的心力，以更健壮勇猛的精神，从事于新文学的建设。”“以忠实恳挚的态度为新文学的建设而努力着。”[23]《文学季刊》在当时的北京存在了整整两年的时间，发表了许多重要文学作品，其中最为人们所称道的就是它发表曹禺的成名作《雷雨》。巴金读到《雷雨》后决定把这个四幕剧一次刊登在《文学季刊》上，而曹禺从此顺利走上了文学的道路。这些文学期刊为很多文学青年提供了宝贵的阵地，极大改变了20世纪30年代北京文坛的面貌，也使北京成为北方乃至全国文学的重镇。
三
毋庸置疑，北京厚重的文化 对知识分子的生态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在闲适、淡然而文化风味却很浓重的环境熏染下，一些大学的教授纷纷自发创办了各种文艺社团，利用业余时间投身其中，进一步活跃了古都的文化气氛。如清华大学的一些爱好昆曲的教授就创办了“谷音社”，由俞平伯牵头成立，还特别聘请著名古典戏曲家、表演家溥侗担任指导教师，对于“谷音社”的活动，浦江清在其日记中记载甚详：
（1936年1月5日）下午其笛师陈延甫进城至东四牌楼后拐棒胡同一号华宅赴曲集，唱《望乡》二支……谷音社同人到者有俞平伯、许宝、汪健君、陈盛可、陶光共主人及余而七。
（1月8日）晚间俞平伯来邀往商议关于谷音社及城内言咏社联合曲会事。与汪健君同往。汪君吹箫，许宝唱《题曲》，依《纳书楹谱》、声韵凄绝。胜于今伶工谱也。
（1月18日）晚间许闲若、俞平伯夫妇至东安市场吉祥戏院听戏，戏目有《打子》《借扇》《嫁妹》《夜奔》；《金雀记》之《庵会》《乔醋》《醉圆》。韩世昌之《金雀记》尚可听，候益隆之《嫁妹》工夫好。
（1月22日）下午整理书桌，陈延甫来，理《北樵》，续拍《女弹》……今《弹词》俗唱均略，《女弹》有之，声音甚美。《女弹》一曲，今习者已鲜，陈公此谱，从黄稼寿处抄来。黄昆曲老辈也。[24]
而当时的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等亦有类似的情形。至于以周作人、金岳霖、林徽因、朱光潜、沈从文、萧乾等为中心而定期举行的各种活动已经和西方现代社会的沙龙形式相当接近，其意义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注意，并产生了相当一批学术成果。有学者在谈到林徽因“太太的客厅”时认为这种沙龙带有公共空间的性质，对城市的人文精神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在1930年代的北平，林徽因家所在的东城总布胡同是一个富有吸引力的‘公共空间’，聚集了当时北平一大批对文学、艺术和学术有兴趣的文人、学者，其‘太太的客厅’也成为现代文学史的经典记忆，在时人与历史书写、记忆中洋溢着诙谐、机智、博学与感性的神性光泽，也灌注着那个时代的最高贵的灵魂碰撞出的灵感与情趣。”[25]这种沙龙的出现是和宽松、自由以及浓郁的文化氛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后来中国文坛再没有出现类似的沙龙，也从反面证明了当时北京在文化上所达到的繁盛程度是无法复制的。
当然，在诸多的文化要素之中，当时北京所拥有的高等教育 和学术 或许是最重要的，无论就其数量还是学术水准而言是当时中国任何一座城市都无法相比的。如1931年，当时北京的高等学校26所，几乎占了全国的一半；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和协和大学等都是全国著名学府。这些大学和学术机构对吸引知识分子、建构城市精英文化气质都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从事城市文化研究的学者杨东平说：“形成北京有别于上海，成为精英文化大本营的最主要的因素，一是高级学术机构……其中最重要的，是优秀的文理科综合性大学。”他认为上海在这方面和北京相比就差距很大：“上海有别于北京之处在于，它最有影响的综合性大学多为教会大学……在总体上难以担当为变革中的中国提供具有革命性的新思想新文化的功能。”[26]而研究民国大学教育的叶文心把民国时期的大学分成了几类，只有北京的几所大学属于全国性的精英学校，其影响力超过任何一所外地的大学。他说：“有人可能会提到，民国的高等院校彼此之间在质量上和名望上无疑存在水平上的差异，这区分了全国性和地区性高校，也区分了地区性和纯粹省级高校。北方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属于全国性精英学校，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学生。”[27]除了这些高等学府，当时北京还拥有一流的学术研究机构，诸如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北平研究院、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中国营造学社、北平社会调查研究所、北平地质研究所、中国地理学会、中国生理学会等。北平研究院是现代中国重要的学术机构，其成立于1929年，初期设有物理、化学、生物、动物、植物、地质等6个研究所，后又增设镭学与药物学两个研究所，为现代中国培养了大批人才。而梁思成所主持的中国营造学社则在中国建筑的研究上成就斐然，产生了一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学术成果。由此可见，尽管国民政府首都南迁，但北京在高等教育和学术上的地位则几乎没有受到影响。相反，它凭借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吸引着更多的学者和学生聚集于此。如胡适、梁思成、林徽因、金岳霖、叶公超、朱光潜、李健吾、梁宗岱、闻一多、冯友兰、陈寅恪、梁实秋、朱自清、杨振声、沈从文等大批学者纷纷从外地甚至国外来到北京，这里面有不少一度因为各种原因南下的学者也纷纷再次回到故都。如闻一多、梁实秋、杨振声、沈从文等当时曾一度在青岛大学任教，但很快他们就离开了青岛来到北京，主要的原因就是北京的文化和学术的吸引力。梁实秋说：“青岛虽然是一个摩登都市，究竟是个海陬小邑，这里没有南京的夫子庙，更没有北京的琉璃厂，一多形容之为‘没有文化’。”[28]蒋廷黻说：“对我个人来说，北平还有一个吸引我的地方：故宫博物院有数以吨计的历史文物，大部分都是清代资料，也有明代的。”[29]李长之也有类似的看法：“其次叫人高兴的，是这个地方有文化，而且是偏于艺术，而不偏于工业或者技术的文化。假如用尼采的说法，这里确是阿波罗式的文化，而不是地奥尼细斯式的。假若用施贲格勒的说法，这里所有的确乎是‘文化’而不是‘文明’。”[30]可见真正吸引文人的并不是青山秀水，而是文化和学术的风景。1933年傅斯年在致丁文江的信中说：“‘北平为中国文化中心’一说，是非且不论，北平之有学术空气，他处无之，乃是实在。”[31]而鲁迅在一些文章中也以仰慕的心情谈到北京在文化和学术上的吸引力：“北平毕竟还有古物，还有古书，且有古都的人民。在北平的学者文人们，又大抵有着讲师或教授的本业，论理，研究或创作的环境，实在是比‘海派’来得优越的，我希望能看到学术上的，或文艺上的大著作。”[32]他在给郑振铎的信中也说：“先生如离开北京，亦大可惜，因北平究为文化旧都，继古开今之事，尚大有可为者在也。”[33]而与此同时他却对同一时期上海的文化学术生态提出严厉的批评：“上海所谓‘文人’之堕落无赖，他处似乎未见相比，喜造谣者，此地亦称为‘文人’；而且自署是‘文探’，不觉可耻，真奇。《季刊》中多有关于旧文学之论文，亦很好，此种论文，上海是不会有的，因为非读书之地。我居此五年，亦自觉心粗气浮，颇难救药。”[34]民国时期北京在文化上和学术上所保持的中心地位一直延续到1937年抗战爆发。
城市之所以能够成为现代社会的中心和人们聚集之地，很大程度上在于其各种功能的完备，为社会的协作、交往、管理等提供便捷的条件。而这其中，文化功能又是格外突出，正是城市凝聚和辐射文化的功能使人们的交往和交流变得频繁而紧密，促成了不同层级人们之间的对话和沟通：“对话是城市生活的最高表现形式之一，是长久的青藤上的一朵花。城市这个演戏场内包括的人物的多样性使对话成为可能。”[35]而故都北京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所展示的文化魅力为这段话做了精彩而准确的注释。
[1] 作者简介：
文学武，男，1968年生，河南潢川人。文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京派文学与中国现代都市文化空间关系研究”（项目号：13BZW110）的阶段性成果。
[2] 陈平原：《北京记忆与记忆北京》，陈平原、王德威编：《北京：都市想像与文化记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2页。
[3] 杨东平：《城市季风》，北京：东方出版社，1994年，第5页。
[4] 董玥：《民国北京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24页。
[5] 铢庵：《北游录话》，《宇宙风》1936年第26期。
[6] 李若虹：《都市丛载》，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69页。
[7] 史明正：《从御花园到公园：20世纪初北京城市空间的变迁》，黄兴涛、陈鹏主编：《民国北京研究精粹》，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21页。
[8] 沈从文：《北京之文艺刊物及作者》，《沈从文全集》第17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页。
[9] 《北平市况：南城的繁荣已被西城所夺》，天津《大公报》1933年3月2日。
[10] 董玥：《民国北京城》，第28页。
[11] 《今日之北平》，《大公报》1928年7月31日。
[12] 季剑青：《重写旧京：民国北京书写中的历史与记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第28页。
[13] 钱穆：《师友杂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72、187页。
[14] 卞之琳：《星水微茫忆〈水星〉》，《卞之琳文集》中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76页。
[15] 萧乾：《致严家炎》，《萧乾文集》第10卷，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406页。
[16] 谭其骧：《〈文化古城旧事〉代序》，邓云乡：《文化古城旧事》，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5页。
[17] 《蒋廷黻回忆录》，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70页。
[18] 邓云乡：《文化古城旧事》，第184、185页。
[19] 柳存仁：《记北京大学的图书馆》，陈平原、夏晓虹主编：《北大旧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82、383页。
[20] 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宋俊岭、倪文彦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第580页。
[21] 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毛尖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55页。
[22] 陶希圣：《遨游于公卿之间的张季鸾先生》，台北《传记文学》1977年第30卷第6期。
[23] 《〈文学季刊〉发刊词》，《文学季刊》第1卷第1期，1934年1月1日。
[24] 浦江清：《清华园日记 西行日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129、130、131、132-133页。
[25] 许纪霖等：《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1895—1949》，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19页。
[26] 杨东平：《城市季风》，第143、144页。
[27] 叶文心：《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1919—1937·导言》，冯夏根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页。
[28] 梁实秋：《谈闻一多》，《梁实秋文集》第2卷，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年，第549页。
[29] 《蒋廷黻回忆录》，第141页。
[30] 李长之：《北平风光》，《世纪评论》1947年第2期。
[31] 转引自桑兵：《抗战时期国民党对北平文教界的组织活动》，《中国文化》第24期。
[32] 鲁迅：《“京派”与“海派”》，《申报·自由谈》1934年2月3日。
[33] 鲁迅：《致郑振铎信，1935年1月9日》，《鲁迅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3页。
[34] 鲁迅：《致郑振铎信，1933年10月27日》，《鲁迅全集》第12卷，第247页。
[35] 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第123-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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