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与院里其他系所的青年骨干同志一起赴贵州进行国情考察，为期四天，颇为荣幸，也收获良多。这四天里，我们先后参观了息烽集中营、遵义会议会址，与贵州社会科学院的同志一起座谈，并在考察的第二天晚上观看了多彩贵州风少数民族大型歌舞表演。我是第一次来贵州，一切都觉得很新鲜，随着行程的逐渐深入，也体会了院里安排青年骨干国情考察团的良苦用心。我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谈谈此次国情考察我个人的感受：
1 社会科学院：学术与政治的交叉
社会科学院作为中国独有的一种学术机构，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决策咨询机构（譬如兰德公司等）颇为类似。近几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号召“构建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社会主义新智库”。因此，在这一口号下，社科院的科研人员要处理的首要问题便是如何平衡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这也成为了科研人员在申请上海市或者国家课题时面对的核心问题。两者不可偏废，既要保证在体制内对既有政策提出相关建议或前景规划，又需要保持自己学术思维的特质，从而形成学术与学科合力，将上海社会科学院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研究政治、经济、科技、社会与人文等各方面的综合性思想库与智囊团。
此次去贵州社会科学院，这一感受更为明显。除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地方性社科院系统与其所在的省份的地缘优势、政治与经济资本密切相关。由此我们才能解释为何上海社科院会成为中国最大的地方性社科院系统，也才能了解经济与城市为何会成为上海社科院的强势项目，这与上海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与发挥的功能是密不可分的，同时它也能保证文史哲以及新闻传播等人文社科得到充分的发展。这一点是贵州社会科学院（或者其他地方社科院）所没有的学术优势。
为了迎接我们的到来，贵州社科院特别安排西部开发研究所所长刘庆和研究员作了《贵州当前经济运行与“十二五”时期的增长潜力》的报告。虽然我不太懂经济，但是能深刻感受到贵州社科院在帮助设计贵州地方经济发展方面所发挥的核心功能，这恰恰是社科院作为地方政府智囊团的具体体现，在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今天，贵州社科院提升优势学科项目与响应国家西部大开发、与体制高层的政治互动之间的战略平衡。
这使我不得不想到我所在的系所――新闻所。新闻所是地方性社科院中为数不多的新闻所之一，历史也较为长久。它的成立与上海媒体的发展密切相关。关键是在上海经济以及媒体如此发达的地区，新闻与媒介研究是必须保留的学科项目，而且它并非单纯的新闻写作，而是涉及政治与社会的复杂构成。因此，新闻所更能体现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平衡关系。在保证根本的政治正确与立场底线不动摇的前提下，对当代大众媒介、新媒体使用及其背后的政治意识的研究，并向上海市政府提供必要的大众传媒与网络舆情分析报告与建议，应该才是我们新闻所今后发展的方向。
2 价值判断还是学术视野？
由于网络（新媒体）的介入，中国民意的表达显得更加多元，它也直接参与了中国某些政策制定的过程当中。当前网络文化有一个重要的特点――“解构”，这里的“解构”不是源自于法国或者美国的后结构主义的文本策略，而是指以所谓“还原事实或者真相”之名瓦解了毛泽东时期或者当前公共生活中的某些习以为常的常识，他们倾向于以自由主义为纲，极力打碎某些政治“神话”，这里便涉及到了一些基本的政治正确的原则底线的敏感问题。在众多网络“解构”对象当中，印象深刻的便包括了对重庆以及贵州的国民党集中营的史实的“还原”，网络意见普遍认为这些无非是传统的历史书写的“诡计”，遮蔽了“原本的事实”。
可是此次参观息烽集中营与遵义会址，却着实让我感受到网络这一解构行为背后的政治意识以及由此可能导致的虚无后果。息烽集中营曾是国民党军统关押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秘密监狱，与重庆望龙门看守所和白公馆监狱共为军统的三大集中营。当看到那一张张国民党实施政治迫害的照片、图片以及共产党人的日记、图书，黑暗不堪的牢狱、阴森的刑房时，特别在听闻小萝卜头的故事后，对烈士致以崇高的敬意与哀思的同时，也真实感受到了那段被网友恶意误读的历史，感受到那段“原本的事实”究竟是什么，也真实感受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复杂构成，不仅在民间，在网络，也在知识分子之间。
在参观遵义会址的时候，有一幕印象很深刻。一群老年人带着一批青年同志站在烈日之下，面对国旗庄严宣誓。现场有许多参观者纷纷加入宣誓队伍，也有不少窃窃私语或者捂嘴偷笑。这也让我想起自从中国提倡旅游经济以后，红色旅游在中国的兴起。一方面，“红色”已渐成一种符号性的常态，是一种渐行渐远的革命遗产与市场化交织的混合体时，同时，我们也看到民间有太多红色的经典行动，唱红歌，特别是重庆最近的唱红打黑。也许这才是当代中国意识形态论争与改革开放和政治的复杂历史图景的体现。
这里无法进一步详述历史以及相关理论，值得深思的是，为何网络会出现这样一大批有意“解构”国共两党历史的观点？背后的政治意识是什么？当我们被纷纷扣上“五毛党”或者其他名号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一种价值判断的先行之举？如何解释当前青少年的政治冷漠与不信任？大众媒体在这一过程中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政府议程、公众话语的表达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动态互动如何，以及他们各自如何利用不同形式的媒体？当前网络行动与新的网络语言层出不穷的今天，网民的政治意识（或者政治无意识）在多大程度上与主流意识形态相背离？背离的现实社会动因具体是什么？也许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在以后的学术研究中仔细考虑与研究的议题。
虽然这次考察只有短短四天，但行程紧凑，并能与其他所的科研骨干进行交流，获益匪浅，不仅让我扫除了某些认识论上的盲点或者误区，也加深了对我国国情、西部大开发等方面的认识。重点是，不同学科的交流使得这一行程变得更加有意义，也服膺了当前“问题导向”的跨学科研究路径。息烽集中营和遵义会址的红色记忆，少数民族的多元文化，对于我都是无法抹去的经历。谢谢社科院给予青年骨干这样一次宝贵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