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以来都忽略了自己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身份，每次组织反腐、党性学习，感觉只是领导干部的事情，与自己无关。总认为自己不是干部，没有贪污腐败的机会，只要不干违法犯罪的事情就对得起党员的称号。
但是，此次延安之行使我重新认识了中国共产党党员这个称呼的深刻含义和“为人民服务”的内涵。正如童书记在《重读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所言，“为人民服务”这个理想表现在我们日常生活的各个具体方面。也就是说，“为人民服务”这个理想不仅告诉我们如何解决“生死”这样的大问题，而且告诉我们如何解决是非、荣辱、苦乐、群己这样一些日常问题。
我认为党员与普通群众的区别就在于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和视角――是从小我出发还是从大我出发。这里的“小我”和“大我”是相对而言的，个人相对于集体就是小我，群体相对于国家、民族就是小我，国家相对于整个人类就是小我。一个组织如果不为民族利益考虑是没有出路的，同样，如果一个国家不从整个人类的利益出发制定国策也注定是不长久的。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大国，口口声声为了全球治理和气候变化，要求全世界所有国家勒紧裤腰带减少传统能源的利用，发展可再生能源。这其中包含的是美国的阴谋，是国家之间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如果不响应西方国家的号召，就将戴上不道德的不负责任的千古罪名。但是，口口声声为了人类福祉，抢占新能源技术制高点的美国，却基本丧失了道德的制高点。中国政府目前所要做的、所能够做的不是在技术、贸易领域同美国、欧盟抢占制高点，而是应当学习当年毛泽东制定的策略，把敌人主动放弃的阵地占领，即占领道德的制高点，以德服人，以自己的传统文化优势宣传中国的国家战略和对人类的终极关怀理念。得民心者得天下，同样地，抛弃和失去了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深受气候变化之苦的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美国的主导国家地位也不会长久，美国争取气候治理主导权的企图也不会得逞。群己关系和代际关系在国际关系中主要体现在全球治理这样的议题当中。由于没有一个国际政府来管理国际事务，就需要群策群力、共同经营唯一的地球家园和国际社会。群己关系体现为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和每个国家的利益，代际关系体现为工业化国家和后工业化国家之间的关系。
正如毛泽东所言，前线打仗是要死人的，建设时期献出生命已经少有了，但牺牲个人利益是很普遍的。但是就是太多的人甚至连个人利益都毫不放松，更别谈献出生命了。就从个人利益说开去，说白了无非就是“钱权”二字。有些党员为了个人利益不惜造假，牺牲集体利益，甚至做一些损人利己的事情。“贫穷是穷人的墓铭志”，小恶也许可以换来自己的飞黄腾达、功成名就，如果不做这些小恶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出人头地，但是，以小恶换来的钱权是不会长久的，因为有小恶就会走向大恶。唐骏的“文凭门”事件就是例证。如果不是唐骏在学历上撒谎这点小恶，可能成就不了他“打工皇帝”的地位，但是，就是这些小恶换来了他登峰造极的地位，同时事实证明也注定是不会长久的。
在革命战争年代，共产党员都耐得住寂寞，吃得了苦，而且可以打持久战，最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反观当前，现代的年轻人有多少可以耐得住清贫和寂寞。买不上房子就急躁得要命，晚一年评上高级职称就要发脾气的大有人在。究其原因，还是个人境界不够高，当然也和整个社会的浮躁有关。毛泽东在枣园的窑洞里两年多的时间就写出了《论持久战》等50多篇论著。当年没有电脑、没有资料库，全是自己的观点创新，全凭个人的坚守和信念。而当前的年轻人有几个能在两年内写出那么多创新性著作，经历都浪费在房子、票子上了。也许有很多年轻人抱怨，没有稳定的大后方不能安心搞科研，想想当年艰苦的条件尚可以开荒南泥湾，实现自力更生，我们实在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中国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等“延安精神”都已经消失殆尽了，现在独生子女、富二代吃不得一点苦，即使那些还在为了未来奋斗的年轻一代，也似乎羞于向别人提及自己的窘境，似乎真的是见不得人的事情。家庭有困难并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也谈不上什么个人隐私，但是就是放不下那颗虚荣的心。有一次在一次会议上，主持人说年轻科研人员有什么困难可以提出来，组织会尽力给予帮助。但是当有人真正站出来提出问题的时候，主持人却又以保护个人隐私为由打断了谈话，说是可以私下提。弄得当事人更加感到难以启齿，好像见不得人似的，干脆不给组织添麻烦了，有问题有困难只能自己承担自己扛着了。
上海社会科学院提高智库能力建设正需要新一代年轻科研人员，特别是具有终极关怀精神的年轻党员。但是，如果连他们的利益都不放在心上，又怎么能让他们放下包袱、安心科研呢？社科院的历史是很长久的，这是他的优势，但也有劣势。多年来积淀下来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有些问题是个别的，有些问题却是非常普遍的。比如，每个所都有那么几个“身在曹营心在汉”的神仙，开会过来溜一趟，年终考评只求通过，自己的院外事业搞得轰轰烈烈，社科院的工作只是副职，生活倒也有滋有味，真正干活的就那么几个年轻人。对于那些刚毕业入院的科研人员，一方面急于证明自己的科研能力，另一方面还要为生计奔波。在高房价、低收入的多重压力下，想要踏踏实实做学术还真是很难。因为几乎找不到可以安心做学术的条件和理由，以至于时常怀疑自己当初的选择。三天两头找房子搬家，办理孩子、家属的居住证或户口、蜗居在上海没有自己的家就没有归属感、不能给孩子创造好的条件，没有户口孩子入托难，这些都是大部分年轻科研人员需要面对的问题。与在美国留学的同学相比那叫一个凄惶，甚至都没法与在高校工作的同学相比。在大学工作有在大学工作的好处，一般高校都提供宿舍或者周转房，不至于居无定所，孩子入托入学也不用自己上蹿下跳地忙，都有附属幼儿园和小学、中学，根本不用跑这跑那地，这就省了很多精力了。但是，在社科院，没有宿舍，没有附属幼儿园，一些都得靠自己，领导对年轻人的个人生活一概不闻不问。但是，大部分年轻人都在隐忍，而且羞于向别人提及，因为这是一个笑贫不笑娼的年代。
如果一个组织不能实实在在为年轻人解决实际困难，即使不会人才流失，也不会充分发挥年轻人的潜力。做科研和学术研究不比别的工作，必须心无旁骛。试想，如果满脑子装的是家务事还能安心科研吗？都说人的欲望是无限的，但是，如果连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都没有，其他的要求根本提不到日程上来。有人可能会站出来反对，如果早早儿地让年轻科研人员评上副高职称，轻易买上房子，生活富足了，他可能就会安于现状，不会认真搞学术了。我想这是多虑了，既然走了这条路，心里必然有追求，有理想的，如果让他们三天不看书会是一种折磨，让他们去干别的可能是一种侮辱。为琐事所累，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徘徊那才是真正的痛苦，那才是真正耽误了他们的科研生命力。国外的学生基本都是边打工挣学费边学习，但是他们基本都是一段时间打工，一段时间学习，而且没有别的心理负担，很少是很狼狈地到了成家立业的年纪还为生计发愁的。当然这些都是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去解决。但是，在革命年代，党的领导人尚且过问普通战士的生活，一个小小的警卫团战士不幸牺牲了都要开追悼会，这是何等的对人民大众的关怀精神。今天，这些关怀都不存在了，感觉不到组织的温暖，集体的力量，感觉只是沦为干活的人。领导打电话不问你在忙什么，困惑什么，只问任务完成了没有。党组织、党的干部对普通群众，普通党员的人文关怀几乎不存在了，集体的凝聚力安在？在毛泽东那里，“为人民服务”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为人民服务”不是一种策略，而是体现了一种平等意识和人文关怀。现在，社科院的普通党员、普通群众确实没有真实地感受到。有时候也许一句嘘寒问暖的话语就足以感动一个人。记得在读博士期间，一个班的同学分属不同的导师，境遇也就各不相同。有的导师是长者型的，对学生关怀备至，学生放假回家就问火车票买了吗，叮嘱路上注意安全等。学生自然是感动至极，以致女学生产生误解对导师萌生情意。而有的导师则对学生不闻不问，只催促学生抓紧学业，给导师做课题，个人生活问题一概不管，导致学生抑郁自杀的也有。当然，嘘寒问暖也许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但是心里感受大不一样。得人心者得一切，像对待自己的孩子家人那样对待学生或者下属，彼此没有什么距离，关系融洽，总比陌生感太强的关系要容易处理得多，工作也更容易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