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祥勤:延安道路或延安经验简谈(哲学所助理研究员)

发布者:人事处发布时间:2010-09-13浏览次数:1796

院里这次安排的暑期赴陕西延安的旅游考察,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作为中国红色革命教育的基地,延安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不论是在中共党史上还是在中国革命史上,延安时期都是值得深入研究和纪念的历史时期,正是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才真正在政治上成熟起来,从而领导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走向胜利,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为核心的陕甘宁边区形成的一系列经济、社会和政治创制,以及由此酝酿成熟的延安道路或延安经验,深深影响了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历史,甚至可以说,新中国在毛泽东时期开展的一系列经济、社会和政治运动都可以在延安时期找到历史的原型,以致中国学者何方曾经指出:“直到现在,我们国家的政治模式、领导体制、宣传教育,以及上层建筑其他方面,包括党史编纂学在内,都还是延安整风奠定的基础,不但源远流长,而且还会长期延续下去。”(何方:《党史笔记》,2004)。

作为一个整体性的运动或纲领,延安道路是集经济发展、社会改造和人民战争于一体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其中包括民众参与、简政放权、社区自治等政策措施。在政治和精神层面,延安道路所提供的经验就是对党开展了影响深远的整风运动,以实现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纯洁性,在经济和社会层面,延安经验是通过精兵简政、减租减息、屯垦生产和合作化运动,建立一种高度政治化和组织化的新型社会,以实现党对整个社会的改造。这种在战争和革命年代形成的延安社会在当时代表了共产党人对未来新中国社会的基本想象,即通过政治组织和政治运动,人们可以超越阶级、经验和意识形态的限制,创造一个崭新的中国。

延安道路或延安经验形成于战争与革命年代,在此期间形成的一系列组织化的政治和社会创制具有历史和现实的合理性。延安整风运动的核心就是将整个社会动员和组织起来,进行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造,以应对日本对中共抗日根据地的侵蚀与蚕食和国民党政权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所带来的经济、社会、政治乃至军事挑战。从1940年起,整风运动的主要社会任务便是改造每个村庄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组织,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政策措施:

一是精兵简政,减少机构和人员,目的是减少行政开支,降低军队和政府对边区社会的财政和税收压力,将权力向地方和社区转移,以培养适应人民战争的大众化的领导和工作作风;

二是“上山下乡”,将大量知识分子和干部送到乡村基层,起亲自参加一线劳动,同时充实偏僻乡村的干部半岛电竞官方网站首页下载安卓 ,这一运动旨在敉平精英阶层和普罗大众、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距和鸿沟;

三是“减租减息”,这一运动赢得了没有经历土地革命的农民的鼓舞和支持,在反对地主的权势与压迫的斗争中,农民积极参与领导层,改变了农村的社会政治权力结构;

四是合作化运动,这是中国共产党重新组织农村经济的重大举措,在经济上,合作化运动可以将农村分散的生产要素重新组织起来,以提高劳动生产力,在社会上,合作化运动重组了农村社会组织,对农村生活产生深远影响。

五是大生产运动,其核心就是“单位经济”或“机关经济”,这一经济的主旨就是提高政府和军队在经济和财政上的自给率,以增加生产,降低税赋负担,培养知识分子和干部对体力劳动的积极态度,消除精英与大众、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距;

六是大众教育运动,这种新型教育运动不仅扩大了教育范围,而且改变了教育的形式和内容,使得偏远乡村告别文盲,接受新型观念,对农村的社会文化和精神观念的转变产生了积极作用;

七是学习和整风运动,这场针对知识分子和领导干部的整风运动就是在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高度推动党的自我学习和自我改造,旨在讲共产党锻造成有着忠诚信仰和坚定信念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社会革命、社会改造和社会建设的中坚力量,以便领导人民进行经济、社会、政治乃至军事斗争。

在延安时期的斗争环境中,党逐渐认识到自上而下的革命永远不能使广大民众进入现代世界,永远不能打破农村社会在压迫与贫穷之间的循环,农村社会根本转变的动力是在农村内部,党的政策目标就是将这种内部因素调动出来、组织起来,以激发农村社会的创造力和生产力。在延安时期,虽然也存在着党、政府和军队组织的精英化取向,存在着理性化的等级秩序和集中性的组织体制,但是在这种理性化和精英体制并不是封闭的,而是以社会化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教育运动为基础性中介而组织起来的,换句话说,延安社会的党、政府和军队的官僚制和组织体制是以社会性的改造和政治运动为自身的合理性或正当性基础的,通过运动动员起来的普罗大众直接参与社会和政治组织的运行、改造和重组,同时又通过卷入这种经济、社会、政治乃至教育运动的精英组织领导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改造。

这种在战争与革命时期形成的延安道路在本质上是一种精英化的政治组织和大众化的社会运动高度结合的体制、模式或政治经验,在此期间形成的合作化的经济组织、机关性的单位经济对边区在经济社会层面的重组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高层与基层、干部和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之间以运动的方式结合起来的经济、社会、政治乃至文化改造活动避免了组织化社会的封闭性和僵化特征,使得人们始终至于一种政治性的社会环境之中,不断激发人们的社会和政治热情。对于在党、政府和军队的政治生活和组织生活中引入群众路线和运动方式,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期有着明确的肯定。中共中央政治局196361通过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决议,是对群众路线和群众运动最早的经典表述:“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的结合,一是领导和群众的结合,……在我们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是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2855页)。

在整风运动和生产运动中,形成了共产主义新人的新观念,这种理想的新人超越了职业与地位的界限,集劳动者、战士、领袖和学生于一身,极大地代表了共产党人的理想情结和精神境界,在战争与生产中,这个集组织化和运动化,敉平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社会精英和普罗大众于一体的社会组成一个集体化的社会或共同体,以战斗性的姿态应对经济社会、政治文化乃至军事等各个领域的挑战。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形成的这种新型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体制,极大地适应了战争与革命的大环境,从而使中国共产党在斗争环境中成长为能够领导全国人民争取民族民主革命胜利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同时也使延安道路或延安经验成为未来新中国的社会改造和社会建设的现实原型,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历史,如三大改造、三大改造、三反五反、反右、公社化和大跃进、四清运动乃至文革,等等,我们都可以看到延安时期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的影子,在某种程度上讲,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历史是延安道路和延安经验在全国范围内以更大的规模所展开的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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